格拉斯的人权活动及其理念
傅正明
◎一、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爱“管闲事”，是人权活动家的当行本色。女作家、“和平王后”贝莎•冯•苏特纳、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戏剧家达里欧•福、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萨哈洛夫，这些非职业政治家、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和平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以及红十字会、大赦国际、国际扫雷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等人权、反战和人道组织，这些高尚的“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哪一个不喜欢“管闲事”？在他们眼里，关注那些悠关人们的基本生存权的事情，甚至“人命关天”的事情，这才是他们的“正事”、“正业”。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就是这样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他为犹太人喊冤叫屈，为吉普赛人抱打不平，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伸张正义，他关注中国问题和第三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足迹遍及德国和世界各地。
六十年代，作为一位有强烈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格拉斯为社会民主党和勃朗特竞选，风雨奔波，以求促进德国的民主和人权。从那时起，格拉斯的人权活动及其理念，在德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他随勃朗特总统先后访问波兰和以色列，他还出访过日本、印尼、泰国、印度、肯尼亚、香港和中国大陆，对中东问题、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纷争也极为关注。他曾在尼加拉瓜考察一所监狱对良心犯的非人虐待和拷问。每到一地，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格拉斯都要“管闲事”，都要对那里的人权状况发言。
格拉斯在世界各地发表了大量演讲。他的部分文论和演说词的英译，收录在《论写作和政治》（On Writing and Politics，1967 －1983）一书中。
这些精彩的文字，娓娓倾诉作者为追求真理而写作的心声，剖露他的政治思想和人权理念，记录了一个自由战士为人权而四处奔走呼号的足迹。
◎二、为犹太人喊冤叫屈
在当年波德交界的但泽故园，在那片受尽纳粹蹂躏的土地上，格拉斯从小就是犹太人的近邻。他的著名小说《铁皮鼓》，借助儿童的童心和反叛思想来抨击纳粹德国，对遭受历史浩劫的犹太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其中一个片段，格拉斯以主人公奥斯卡的视觉来观察一伙纳粹流氓如何捣毁犹太人所开的一家玩具店：“其中的一个拔出刺刀，割破木偶。可是，从木偶身体和四肢流出来的全是木屑。没刺进一刀，似乎只会使他失望。”他让我们看到人性之恶和纳粹嗜血的本性。瑞典文学院的诺奖新闻公报指出：“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格拉斯再现了他的创造力从中发源的那个失去了的世界，他的故乡但泽，他记起了战争浩劫之前的摇篮岁月。他重新唤起那些被抵赖被忘却的东西：牺牲品和失败者，以及人们一度相信因此希望忘却的谎言，从而紧扣了评论当代历史的巨大使命。”
《蜗牛日记》是格拉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对孩子们讲述的六十年代德国竞选的故事，与几十年前但泽犹太社区的惨象，或平行发展，或交叉进行，这种构思为的是揭开被捂住的历史伤口，在德国的“道德真空”中注入些许珍视一切生命的情爱和同情。
格拉斯对于无意悔罪的德国人的抨击是无情的。他的《头脑的胚胎和德国人死光》（1980），光凭书名，就是对德国人的一种诅咒，一种道德谴责，大有为犹太人屈死的冤魂伸冤雪恨的意味。
今天的德国，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并未划上句号。格拉斯在他近年的《为什么称为罗马人？》（Why the Roma？）的演说中提到，几年前，当德国的的某些人讨论在柏林竖立一座种族主义的牺牲品的纪念碑时，最后，与会者决定应当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对此，格拉斯压抑不住满腔愤怒。作为一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的作家，格拉斯在与美国作家奥茨的对话中谈到：“我没法解释为什么德国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我只能不断写作，我相信我有责任要介入政治。”格拉斯的这种介入政治和人权问题的使命感促使他死死纠缠德国的历史罪恶，纪念这些受难者，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三、为吉普赛的人抱打不平
罗马人即吉普赛人，这一“游牧民族”的分支发祥于印度北部，它遭受的历史劫难，也许仅仅次于犹太人。从公元十世纪左右开始外迁之后，吉普赛人浪迹世界各地，在欧洲一直遭到歧视和迫害，却无法扼杀他们强烈的民族认同。1934年，来自欧洲的一千多名吉普赛人代表在波兰的罗兹集会，推选他们的没有国土没有皇宫的吉普赛国王。可是，这一长于占卜的民族并不能预见本民族迫在眉睫的更大的灾难。
二战爆发后，吉普赛人像犹太人一样成了纳粹的种族清洗的牺牲品。他们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索比波（Sobibor）、特列布林卡（Treblinka）等地的集中营，被视为“不适合继续生存的吉普赛人”。
在德国，对吉普赛人的歧视同样持续未断。即使成了德国公民，吉普赛人也生活在隔离状态。犹太人今天有了以色列，可吉普赛始终没有祖国。在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吉普赛人的处境也十分难堪。1994年，格拉斯到布拉格参加世界笔会代表大会，就在格拉斯到捷克的前一年，捷克选美活动千挑万选的金发碧眼的“1993年度捷克小姐”，竟然针对吉普赛人和有色人种发难，这位大美人的公开言论语出惊人，她说：她的最大雄心是“在捷克各个城市清除黑皮肤居民”。
格拉斯刚踏上捷克的土地，就在媒体上提出了境内吉普赛人的人权问题。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后，吉普赛人成了双方都不愿接纳的推来推去的皮球。根据捷克国藉法，凡父母出生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吉普赛不准入籍。不少吉普赛人因此流浪到德国，可德国又把他们遣返回去。在布拉格，不少迪斯科舞厅和餐馆禁止吉普赛人入内。在“光头帮”新纳粹分子的恐怖活动中，主要受害者就是吉普赛人，他们被杀害，遭毒打，而警察却以种种借口破案不力或不予立案。
除了借媒体呼吁以外，格拉斯还利用在捷克的机会与哈维尔总统取得联系。在一家咖啡馆，格拉斯与哈维尔会见后，他发现此时的哈维尔已经不是“七七宪章”运动的那个剧作家哈维尔了，书生气的哈维尔在政坛实际上近乎别人利用的工具，而哈维尔本人则毫无对策。
格拉斯对吉普赛人的人权的关注没有得到捷克方面的任何积极的反映。在某些人的眼里，格拉斯是令人讨厌的“管闲事”的人，捷克内政，干卿底事？
这个爱“管闲事”的人，甚至越俎代庖，亲自参与筹备，创立了“吉普赛基金会”，以求弘扬吉普赛文化，唤起他们自己的人权意识。
基金会首次颁奖给吉普赛的一位设计师和艺术家：奥托•潘科克（OttoPankok），因为潘科克的木版画展现了吉普赛人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不屈的反叛。在颁奖典礼上，格拉斯发表了《为什么称为罗马人？》的演说，他指出：“的确，我们吸取了这些浪漫主义者的‘波西尼亚生活方式’……但是，当这些没有祖国而寻找一片栖息之地的人，……希望在我们中间定居下来时，‘波西尼亚生活’似乎再也没有吸引力了。这些‘流浪者’已经很难找到落脚的地方。我们甚至发现别的外国人，他们自己在我们中间也是很难被宽容的，可是，当吉普赛人在视线上出现时，他们却表达了自己的不宽容。”的确，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常见，如果说黄种人被白人歧视，那么，请问，有多少黄种人不歧视黑人？汉族歧视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司空见惯的。我们需要的人权绝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权，而是普遍平等的人权。
由于不满社会民主党在难民政策上与执政党妥协，损害了难民的利益，格拉斯于1992 年公开宣布退党。1997年，格拉斯进一步抨击德国右派政府的政治避难政策和严格限制移民入籍的国藉法，斥之为“批着民主外衣的野蛮主义”。
◎四、为库尔德人伸张正义
德国与土耳其的类似之处在于，德国曾经残酷地屠杀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而土耳其也正在对库尔德进行种族清洗，而且牺牲品大都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土耳其，库尔德人权活动家雅萨•克马尔（YasarKemal），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最著名的作家，据说多年来都是诺奖热门候选人。克马尔五岁那年曾目击亲生父亲惨遭杀害，他自己也被夺去一只眼睛。从此克马尔立志为人的尊严和人权而奋斗，因而成为多次羁狱的良心犯。他的小说充满对被侮辱的人们的同情。格拉斯认为自己像克马尔一样，因为格拉斯有他母亲的卡苏比亚人（Kashubian）的血统，属于波兰的少数民族。作为作家，他们都责无旁贷，都在为少数民族的人权而抗争。
由于土耳其的残酷的种族清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西方找到援手，克马尔在1995年发表在德国《镜报》上的《一场说谎运动》一文中指出：
“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任何人，任何种族的人权都不容剥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人权。……土耳其共和国在步入二十一世纪时，不应以其战争的追捕而成为一个充满诅咒的国家。人性的良知将帮助土耳其人民结束这场非人道的战争。尤其是那些把武器销售给土耳其的国家的人民必须促进战争的终结。”
1998年，当克马尔获得德国图书贸易协会颁发的和平奖时，格拉斯应邀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雅萨•克马尔礼赞》的演说。在演说中，格拉斯引用了克马尔的这段话后，明确指出，克马尔的这番话也是说给德国人听的，因为德国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多少年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向土耳其共和国提供武器一事已不予追究，而这个接受武器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它自己的人民的歼灭战。1990年之后，当一个顺利时机带来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时，坦克和装甲车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的武库里取出来转让给这个被战争撕裂的国家。我们已经成了同谋犯，并且在继续充当帮凶。我们纵容了这种肮脏的投机交易。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我的国家已经堕落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实体，其政府竟然容许死亡随之而来的贸易，更有甚者，它驳回了被迫害的库尔德人要求得到庇护的权利。”
◎五、为思想的自由鼓噪呼吁
克马尔因为发表《一场说谎运动》一文而受到土耳其官方的指控，结果激怒了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他们群起为克马尔的言论自由而抗争，99 名作家共同担任编辑编纂了《思想的自由》一书，收录了克马尔的文章。克马尔因此再度受到起诉，被判处20 个月的缓期徒刑。其他作家也分别受到土耳其官方的指控，其中一位著名作家不幸逝世，但剩下的98 人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抗争团体。他们的人权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6年5月，国际笔会美国中心起草了一份“团结通讯”（a message of solidary），声援土耳其的98 位作家，并且以同样人数的数目寄发给全球包括格拉斯在内的98 位著名作家，这些作家一致在通讯上签名，声援土耳其知识分子，呼吁土耳其官方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始终是格拉斯极为关注的人权问题。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说：“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格拉斯就是这样的执鞭人。
早在1973 年，欧洲联合体及其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研讨会，讨论艺术家的状况和自由表达问题，格拉斯就应邀出席，并且发表了题为《我们社会的艺术家的言论自由》的演说。他为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表达自由遭到压制甚至被投入监狱的艺术家充当了代言人。他说，当时不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缺乏言论自由，例如苏联对索尔仁尼琴的抨击，东德对讽刺诗人和歌唱家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驱逐，而且在西方民主国家，在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障的地方，实际上也存在着侵犯创作自由的情况，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在英国的出版就曾遭受压制。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当时都处在专制制度下，都是格拉斯鞭挞的对象。
在格拉斯看来：文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抗检查制度的历史。就作家的文学生命而言，毫无疑问，像布莱希特和德布林（Doblin）等德国作家比法西斯主义活得更为长久一样，伊萨克•巴别尔、曼德斯塔姆等苏联作家比斯大林主义活得更为长久，尽管某些作家被残酷地杀害了（《论写作与政治》，第138页）。
在格拉斯的诺奖获奖演说中，他历数人类历史上雅典政府处死苏格拉底以来权势者对作家的从未间断的迫害。拉斯痛心地注意到，对作家的迫害、威胁和暗杀，在全球都有上升趋势，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日益习惯于这种恐怖。例如，就在克马尔遭到迫害的1995年，尼日利亚作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及其支持者，由于反对大力开采石油造成的环境污染，当权者担心损害经济利益，竟然判处这位作家以死刑。格拉斯和西方不少作家都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但尼日利亚政府网顾人权，仍然处死了作家。对于这种野蛮的侵犯人权的案例，格拉斯在诺奖获奖演说中仍然进行猛烈抨击。
1989年，在英藉印度作家塞尔玛•卢什迪由于《撒旦诗篇》而被伊朗政府悬赏追杀的案件中，格拉斯也扮演了重要的抗议角色。格拉斯与卢什迪曾有过交往，卢什迪事件一出，当时任柏林艺术学院院长的格拉斯立即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抗议。在中东恐怖活动的阴影下，该学院怕惹麻烦拒绝为卢什迪呼吁，格拉斯愤而辞去院长职务，并且将为卢什迪呼吁的大会改到一家啤酒厂举行。卢什迪东躲西藏三年后，即1992年，格拉斯又发表了致卢什迪公开信。在这封信中，格拉斯重温与卢什迪的旧情，谴责伊朗官方的野蛮行径。他提到卢什迪的《撒旦诗篇》在德国法朗克福的一次书展上出现时，遭到伊朗出版社的抵制。可德国官方却有意回避这一事件，没有出面保护一位作家的出版自由，格拉斯对此表示遗憾，他写道：“亲爱的塞尔玛，你并不是孤立的，这封信，以及别的更多的信，都会尝试在你的流亡中，在你的象征性的太空船中，给你以鼓励。此外，如果你允许我在一段时间做你的客人，做你的旅途中伙伴的话，那我是会很乐意的。”
的确，卢什迪以及一切遭受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的人，都不会孤 立，因为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毕竟还有像格拉斯一样的热心肠的人，富于正义感的人。今天，追杀卢什迪的命令已经被伊朗官方取消，这与世界各地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之声不无关系。
◎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西方是经常谈论的话题。格拉斯对中国问题一直保持关注的目光。在《与乌托邦竞争》（1978）一文中，格拉斯谈到，印尼华人由于在当地善于经商或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在1966 年苏加诺倒台后的恐怖的大扫荡中，有两千至四千人被杀害，其中大都是被怀疑为亲共的华人。因此，在印尼遭受歧视、迫害乃至杀戮的华人，扮演了欧洲的犹太人的角色。格拉斯强烈谴责印尼官方的腐败及其纵容的屠杀华人的暴行：“你们需要他们，因为，如果保持适当的压力，他们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你们杀害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内部的敌人；但是，由于你们没有这种内部的敌人就无法管理，你们饶恕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残渣余孽’。”（《论写作和政治》第59 页）对于包括印尼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少数社群的人权问题，格拉斯在不少文章中表示了同情和忧虑。
一个国家政府，不但对本国人民的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也应当顾及他国人民的人权。人权无国界，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1972 年的《反对习惯势力的一个警号》一文中，格拉斯就曾就越南人民的和平权而抨击中国政府对尼克松访华的欢迎活动。他尖刻地指出：“当美国总统里查德•尼克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正在文雅地互相吹捧时，当中国芭蕾舞正在一批欣赏的观众面前表演革命的跃进时，当尼克松夫人发现中国学童在免费地逗人喜爱地列队表演以欢迎来自美国的客人时，北越每天都在遭受狂轰烂炸，无数的妇女和儿童正在死亡。”周恩来的二重人格及其扮演的政治角色，今天已日益被人们认识到了。而格拉斯由于他的特殊的人权角度，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更为敏锐的眼光。他将尼克松访华作为政治罪犯重新获得社会尊重、玩弄政治权力的犬儒主义（Cynicism）的一个例证，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政府曾经支持北越抵抗美国入侵，但由于一切都是出于政治权谋，一旦尼克松来华，由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支持了美国不义的越战。格拉斯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与1936年掌权后的希特勒与欧洲权贵在柏林的蜜月期颇有类似之处，因为这一年，八方权贵云集柏林，同赏正在这里举行的奥运会，这就无异于欧洲权贵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捧场。而与此同时，柏林附近的集中营正在拷打、杀害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囚徒，权贵们对于这些惨无人道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当然会置若罔闻甚至充当帮凶。因此，格拉斯辛辣地讽刺道：人们“已经痛苦地意识到这种政治权力的犬儒主义，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而且在共产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也或公开或秘密地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论写作与政治》第124－125 页）格拉斯在这里所抨击的犬儒主义，指政治家或专制者口头上奉行一套理论原则，实际上却将其作为玩弄权术的借口。这是一种变色龙式的政治交易手腕，是一种牺牲弱者的利益、网顾人权的政治冷感和政治欺骗。
《头脑的胚胎和德国人死光》一书是格拉斯访华归来之后写的。他在这本书中讨论过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妇女和儿童的人权问题。七十年代中国文坛艺苑仅有的八个“样板戏”，也使格拉斯领略到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相对于七十年代而言，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诺奖获奖演说中，格拉斯尖锐质疑道：“今天，在诸如中国、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
◎七、继承启蒙思想的人权理念
格拉斯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人权理念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在霍布斯、洛克眼里，人权是上帝赐予的“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但在格拉斯眼里，人权来之不易。在诺奖获奖演说中，格拉斯幽默地说，他不信神，但他仍然崇拜一个圣徒，仍然要跪在一个圣徒面前祈祷那就是希腊神话的中西西弗斯，经过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改造过的这个不断推石上山的悲剧英雄。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格拉斯的这种姿态无异于说，人权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要靠人们自身的奋斗，尽管这种奋斗会遭遇历史的荒谬进程的反讽，但是，只有不断奋斗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格拉斯的人权理念主要受惠于欧洲启蒙运动。在启蒙思想家中，康德是格拉斯推崇的伟大人物之一。康德在精神领域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可以说是在人权理论方面所作的最杰出的贡献，因为在他提出的哲学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在伦理学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人的“道德律令”。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康德指出：“你应该这样来行动：在任何时候，你，不但你本人，而且还有其他一切人，都应该把人类同时也当作目的来使用，而不是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康德的这一观念，把人视为一个价值的主体，弘扬了人本身的道德价值和尊严。根据这一思想，人权就是用来保护这种价值和尊严的，因此，诸如政党、民族和国家都不能不成为目的而只是保护人权的手段。此外，康德还是最早明确提出“和平权”的哲学家之一，他肯定了多个国家结成联盟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权利。康德的思想，对现代人权理论和国际法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也对格拉斯的人权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格拉斯认为，标榜为启蒙运动的后继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都背叛了启蒙运动的初衷及其宽容的传统，他们玷污了启蒙的语言，因此，“无论是法国革命用断头台为进步和‘革命美德’服务时，还是当今苏联把不受欢迎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关进精神病院堵住嘴巴时，这种‘启蒙的语言’，通过许诺以未来的完美正义而撕毁了人权的契约，剥夺了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每天都需要的人权，散播了非正义并且长久地维持这种非正义。”（《论写作和政治》第131－132页）因此，格拉斯认为在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工具来修复资本主义和和共产主义的废墟时，我们仍然只好借用启蒙的工具，弘扬启蒙运动的人类解放和宽容的传统。
格拉斯在诺奖获奖演说中指出，启蒙运动弘扬的理性已经被转化为一道冷酷的理性之光，权势者把牟取其自身的利益作为目的，网顾他人的人权。实际上，这等于说，在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争中，活生生的人成了实验的手段。格拉斯的寓言小说《雌鼠》，就是描绘实验室的雌鼠如何被人类当作手段来使用，用以影射人类的被压迫被凌辱的弱者如何被当作强者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把自己的获奖，俏皮的称为他的这部小说中的一只雌鼠的得奖。他说：“这只雌鼠已经被授予诺贝尔奖。你也许会说，她终于获奖了。她多年就已经在候选人名单录上，甚至进入了前几名。作为被实验的数百万动物从天竺鼠到罗猴的代表，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小说中拟人化的雌鼠，即表明格拉斯的生命之爱，延及动物，也可以视为被权势者剥夺了价值和尊严的人的象征，而这些人，其本身就应当是目的。也就是说，格拉斯把自己的获奖视为觉醒的被实验者的获奖，为了使其自身成为目的而进行了不屈的反叛的人的获奖。
写于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