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在两翼间的使命
傅正明
“全球化”似乎是一股新潮，其实不然。西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中国的“四海为家”或“天下大同”的思维，就是全球化的早期形式。不过，古人所知的“世界”或“天下”，均不如现在的全球之大，同时“天下”往往用作文化概念。
十九世纪兴起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现代表述形式。利奥塔 (Lyotard )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为可以告别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但全球化的诉求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宏大叙事”。人类要实现一体化的梦想，单靠经济全球化不能奏效，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诉诸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很可能继续招致“历史的反讽”。但是，无论是阻止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还是在遍地干柴烈火的极权国家“告别革命”，均非轻而易举。不断矫正左右两翼的偏差，因势利导，寻求一条引领世界稳步走向一体化的途径，从而使全球化成为人类的福音，是文化全球化肩负的使命。
广义的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于一炉、分化为左、中、右三翼的概念。
作为右翼的经济全球化，是带着铜臭味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其代表性口号是“资本无国界”。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作为全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霸权集团“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出现，他们今天已经有了呼风唤雨的气派。
右翼全球化假如不能加以适当的节制，就很可能成为新的商品拜物教。因为资本家大多是不人道的冷血动物。
全球化的左翼是我们早已领教了的充满血腥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其代表性口号是“工人无祖国”。但是，比较起来，左翼的在朝与在野，垄断权力还是分享权力，往往大异其趣，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今天，广义的左翼，如西方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具有不以革命修辞与经济自由主义进行对话的能力。他们对平等、自由、人权和福利国家的追求始终是正义的。
作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产物，一个跨国无产阶级正在形成，西方的反全球化 (anti-globlization)倾向同时兴起。反全球化的行动者经常在一些全球会议召开时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1999年底西雅图各国财长会议期间的示威活动，2000年9月在捷克的布拉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年会时，今年6月在瑞典哥特堡抗议欧盟峰会时，均发生了激进的暴力抗议。
与上述左右两翼不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各国均有一股“中左翼”政治势力上台，他们选择“第三条道路”，力求协调新的劳资、国资的矛盾，要求劳工与中产阶级为“竞争力”作出最大让步，以确立二十一世纪的新政治秩序。
所谓“中左翼”，比较接近全球化中庸的一翼，即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应当以“人权无国界”的代表性口号，致力于对平等、自由的追求。文化全球化将与全球化的左右两翼发生经常性的互动关系：它既要遏止左翼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倾向，又要防止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帝国主义化， 尽力引导全球化朝着为全人类造福的方向发展。
1992年底成立的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重新考虑文化概念本身，深化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理查德·维尔克把“差别的普及性”视为文化全球化的辩证法。不少西方理论家都认为，文化全球化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而是世界社会的巴比伦式的心脏在语言的认同感的混乱中的跳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语言和形式的差别不是要缩小，相反，甚至可以越来越扩大，但同时统一在某种本质构成中。
用一句中国古语来说，文化全球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和而不同”。其“不同”的部分，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习俗或风格，完全可以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一方面，口之于味，人各有爱，但另一方面，“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文化也是如此，其“同嗜” 或“和”的部分，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的价值标准，如民主主义、人权理念、和平主义、 平等自由、道德良知、环保意识，等等。因此，文化全球化肩负着下述使命：
一 以伦理全球化为基本诉求
政治文化是文化中最有活力的因素。在民族国家，政治文化是该民族长期形成的系统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对政治制度的确定、政治行为的认同具有重要的强制作用。这个世界业已创造的民主的政治文化无疑优于专制的政治文化。丰富、完善民主的政治文化并且把它推向全球，就是伦理全球化。
在这里，作为政治概念的民主之所以与伦理相关，是因为政治是伦理在社会关系中一种延伸。伦理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决定你如何立身处世的道德原则。而政治则关涉到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个人行为。从逻辑上说，政治依附于伦理，即使是极权政治或官僚政治，也得摆出伪善的面孔，打着伦理的幌子。因此，文化全球化以伦理全球化为基本诉求。各国政府，扮演着独立角色的跨国公司，必须参与推行一种全球伦理原则。
前智利独裁者皮罗彻特几年前一度在英国被拘留，被某些西方学者视为伦理全球化的象征性开端。按照伦理全球化的思维，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基于人类的良知建立跨国的道德法庭乃至正式国际刑事法庭采取正义的行动，是伦理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在南联进行种族清洗的米洛索维奇被送交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就是伦理全球化的一大胜利。
专制制度的种种恶果，导致了最近二十多年来韩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在这次浪潮中，摆脱了极权制度的国家，就曾吸取了他们本民族文化中的民主因素，例如基督教的民主精神。只有中国大陆和印尼抵抗了这次民主浪潮，在亚洲与北韩、北越、老挝、文莱、缅甸等国结为极权政体的阵营。在军事统治已经有所松动的缅甸，昂山淑姬正在从佛教文化中吸取民主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的忠君观念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曾经是一种相当稳定的政治文化。中国革命颠覆了这种政治文化，却代之以“忠于伟大领袖”或忠于执政党的变相形式，在现代中国危害之烈，有目共睹。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度，政治文化达成的共识，是对权力垄断的反对和对权力的监督。
尽管中国有“民贵君轻”的古训，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十分薄弱，并且面临着“失语”的危机，或者说了等于白说。由于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面腐败，中国需要西方的“民主十字军东征”。当然，这种“东征”，既非昔日战神的东征，也非纯粹财神的东征，而是西方的民主文化的东征，民主女神的东征，自由女神的东征。香港民主文化在捍卫其建设性成果的同时开展主动北伐，台湾民主试验的成功进展，都将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总之，自由世界将半是逼迫半是引导把中国带入民主社会。
西方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驯化资本主义”的手段，同时也“驯化”了崇尚暴力的无产阶级。但是，第三次民主浪潮过后，民主政体并未高枕无忧，反而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它遭遇了跨国资本家的不民主倾向的挑战；其次，它遭遇了新纳粹主义、新的恐怖主义的威胁；第三，中国政府已经成为顽固拒斥民主政体的最后一个最大的堡垒。如果民主不能走出困境，市场利润的分配就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方，恐怖主义就会扮演英雄的角色，极权国家就更容易拒斥西方式民主。可见，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民主化，也要靠人们不断维护和争取。
二 为保障人权发出良知的呼吁
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有效保障人权。人权既是伦理范畴，也是法律范畴。人权的普世性标准的确立，以 1948年 <<世界人权宣言>> 的诞生为标志。
在世界竞争中，失败者总是穷人。如何保障穷人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球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应当为之发出人类良知的呼吁。今天，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才是合格的政治家。
当今世界，商品日益丰富，地球生产了足以养活全人类的食物，可是，据一项统计资料，全世界每年有三千万人口死于饥饿，八亿人口经常饿肚子。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正在不断增加。1998年苏丹的饥荒过后，德国作家格拉斯在诺奖获奖演说中曾调侃诺贝尔基金会从来没有为一项根治饥饿的工程颁奖，他还讽刺说：如果在下一次经济高峰会议上，在国家元首的餐桌上可以听到来自巴西或南苏丹的喷香的街童的呻吟时，那么，斯威夫特关于减轻饥荒的幽默建议－－吃人肉，也许可以提到议事日程。北韩的饥荒，导致饥饿的平民吃人肉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可是北韩官方却将国外无偿援助的粮食转手贩卖用来制造武器，因此给国际社会的援助带来更棘手的难题。
第三世界的贫困有其历史的原因，殖民掠夺难辞其咎。但某些后殖民地本族统治数十年的残酷和贪欲，对穷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国人有“救急不救穷”、“笑贫不笑娼”的民谚，政治腐败和社会全面的道德腐败，使得“救穷”的“扶贫款”大批落入贪官的腰包，“救急”也得先付钱，否则即使血流如注，医院也可以见死不救，人民的生命权无法得到保障，责任当然在中国政府。如果不给人活路， 仍然会把穷人逼上革命的道路。
经济全球化应当首先负起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存权的责任。法国农民联盟的<<世贸组织如何面对基本人权>>一文就此提出了种种建议。该文谈到，十年前，印度订立了一项食油自给自足的计划。可是近年开放进口的廉价大豆导致国内大豆价格暴跌13％到30％，本国大豆的生产者和运输者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是倾销给印度的大豆竟然是在欧洲已经被禁止销售近乎变质的产品！因此，该文指出，在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反饥饿斗争的有效方式是保护国内市场和必要的食品储备。无论在哪个国家，适度的进口保护政策都是绝对必要的。2 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是必要的，这一任务，也就部分地落在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身上。除了必要的保护政策以外，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全球商业道德，探讨惩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的对策。这也可以视为伦理全球化的一部分。
此外，社会福利政策和医疗制度就是要缩小在市场竞争中输家和赢家的差距，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的生活来源，使那些孤儿和老弱病残者以及遭遇意外天灾人祸的人们，能得到起码的生活保障和人道援助。老子早有古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某些非政府组织，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 OXFAM )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幼幼的人道工作。
但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则力求废除老式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和发展计划，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世界市场自由化，使得全球化有加深贫富鸿沟之虞。某些左翼理论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某些错误政策带来负面作用，例如导致第三世界的大量债务，并非全无道理。因此，随着跨国资本的输入，资本家既要承担所在国保障基本人权的责任，又要与本土统治者开展人权对话，敦促他们保障人权。
文化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催化剂和得力助手就是电脑网络，其传播之神速如风呼海啸，蕴含着巨大潜力，超越了一切限制，打破了一切距离感，压缩了地球的时空。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自由信息的恐惧，设置网警堵截异议人士的私人网络信件，查禁网址，以“煽动颠复国家罪”对某些网主起诉判刑的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的信息自由的基本人权。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有句台词说，“整个世界是座大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今天，丹麦的监狱已经如同旅馆。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世界监狱中的最坏的几间无疑是那些人权状况最糟的国家，尤其是依然存在着政治犯和使用酷刑的国家，中国当然是其中的一间。
可是，一些人权状况最糟的国家，却在1993年<<曼谷宣言>>中，强调所谓“亚洲价值观”，以确保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为借口，顽强地拒斥人权的普世性标准。“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权力的修辞和拒绝保障基本人权的托辞。
中国已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实际上不但没有受到它的约束，反而变本加厉侵犯人权。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国无信，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的国际条约的签订，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是经济条约。如何使人权条约具有实际的约束力，是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
在人权问题上，西方世界将“凭借世界自由贸易和人权的极端双刃剑，为更新其独特的自身合法性而格斗”3。自认为国际主义者的陈独秀早就说说过：“欲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今天，西方民主国家与中国的外贸关系与人权外交，应当同步进行。 经济关系愈紧密，开展人权对话的机会就会愈多，这就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性。
三 推动世界和平运动
人民的和平权早已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项普遍人权。西方的和平主义思想根植于基督教“铸剑为犁，铸矛为镰”的伦理学。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和平运动虽然没有阻止一战的爆发，却传播了和平理念。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事业。二战以后，1946年联合国和欧洲议会设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把违反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战犯送上了世界审判台。冷战期间核武器对整个人类的威胁，使得和平主义的理念日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
中国文化同样有悠久的和平主义思想，如墨子的“非攻”主张。近代中国由于国力衰弱，受尽了列强的欺凌，做了许多强国梦。但是，李大钊在北洋军阀鼓吹强国主义时，就敏锐地警觉到：“这恐怕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种子。”这些保护人民的财产和尊重生命的反战思想，依然是文化全球化的丰富的思想资源。 从古代战争到现代战争，整个世界是个屠宰场。衣食之源的争夺，无法餍足的贪欲，跨国市场的失衡，一句话，经济利益始终是战争爆发的主因。十九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都是出于贸易关系和争夺土地。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参战国在商品贸易中过于依赖商品输出而导致经济崩溃。英国两度卷入世界大战，都是与德国交手，而德国实际上是英国最密切的工业贸易伙伴。
今天，即使是全球资本家阶级中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管制派”(relgulationists)，也主张创立更广泛的全球规章管理机构以稳定金融体系，缓解全球化中的某些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利于保障制度的政治稳定。换言之，资本家已经不想打战，他们要力求避免来自下层的暴力威胁。但是，如果经济全球化有帝国主义化的倾向，那么，帝国主义的好战的本质仍然可能被诱发出来，而穷怕了的无产者绝不会害怕战争，因此，局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衰落>>一书中，甚至推测说，漫长的稳定时代造成僵化，也许需要战争或灾难才能把僵化的人们从睡梦中唤醒。4 二十世纪的战争，只有北约轰炸南联，较少直接的经济考量而带有人道干涉的性质。德国左翼思想家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和平主义”的新概念 5，也就是说，当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了诸如种族清洗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时，国际社会除了道义谴责之外，还应当付诸行动，甚至以战争形式进行干预。因此，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战争，如何捍卫人民的和平权，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使命。爱好和平的人们所能做的，首先是晓谕人民核战争之毁灭人类的危险，呼吁核裁军，呼吁以和平途径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四 倡导宗教宽容并建设一种普遍性宗教
除了直接的经济原因以外，宗教的纷争和冲突，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导致无数次“圣战”和残酷的宗教迫害的诱因。但是，早在希腊化时期，亚力山大港和佩尔加姆等国际都市就出现了宗教一体化(syncretism)的倾向。自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立为正宗后来又分立出天主教以来，由罗马天主教来统治一大区域甚至统一全球，一直是教皇们的梦想，并且促使他们以残酷的方式打压异教。中世纪的欧洲异教，大都发端于古波斯的摩尼教。摩尼教揉祆教、基督教和佛教于一体，激发了原始的互助公社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如果推广开来，就是一种甘贫乐道的全球化。
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耶教教义传遍了非洲、拉美和亚洲殖民地。尽管某些殖民者假宗教之名进行掠夺，但基督的博爱精神是不可否定的。秘鲁小说家诺莎 ( M. V. Llosa )在 <<解放的文化>>6一文中谈到秘鲁一位历史学家否定耶教，甚至主张教堂、修道院等殖民主义的建筑遗产都应当被焚毁，因为它们代表着“反秘鲁”的文化。只有秘鲁的土著文化才能界定质朴的美洲认同。诺莎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宗派主义观点。拉美文化的多样性已经不可能套进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紧身衣。非洲和亚洲文化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在接受、保留殖民主义宗教遗产的同时，并不排斥本土和地方文化的复兴和重构。
此外，在某些文化中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也不能一概视为反全球化倾向的宗教现象。埃及作家、诺奖得主马尔福兹(Mahfouz)就曾认为，在伊斯兰教中同样有左、中、右三翼。左翼苏菲主义(Sufism)拒绝生活，右翼极端分子主张摧毁一切，中庸的伊斯兰教对一切文化均采取自由讨论的开放态度。7在<<古兰经>>中，同样可以看到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德国哲学家、诺奖得主尤根(RudolfC.Eucken)曾经对“特殊的宗教”和“普遍的宗教”作了有意义的区别。在他看来，前者是在历史上和信仰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宗教派别，后者是人类一切信仰共有的永恒的精神基础。诸如怜悯、行善、施舍、救助、世界大同的理想，在许多宗教派别中均可发现其特殊的表述形式。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把上帝的本质说成“爱和被爱”，中国墨子的“兼爱”理想，可以说，道出了“普遍的宗教”的最本质的特征。
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不但不同的宗教教派可以共存，无神论和有神论也可以共存。普遍的宗教所遵循的伦理原则，是净化人类灵魂的解毒剂，应当成为一切善良人们的共同追求。中国官方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就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最无耻的践踏。
“上帝欲使人毁灭，必先让他发疯”。人类如果完全抛弃这种普遍的宗教原则，整个世界就会变为一座疯人院。因此，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建立一种普遍的宗教和提倡宗教宽容，在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对于文化全球化来说，乃是当务之急。
五 文化全球化有赖于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
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各国都在进行一场教育改革。社会是个大学校，但一个疯狂的病态的社会，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染缸。
对于穷国来说，首先是普及教育的问题。据联合国统计，非洲仍然有40％成年人属于不能读书识字的文盲。全球有一半人没有听过电话。
在中国，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同样在贫困地区继续制造大批新的文盲。这些文盲无产者很容易变为流氓无产者，一旦把他们的身上蕴含的原始的侵犯欲释放出来，将是整个社会不堪承受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质量也严重滑坡，尤其是国民素质的下滑。所谓“疯狂英语”(CrazyEnglish)的创始人李杨在他走遍中国的英语教学中，喊出了几句响亮的口号：一是“ make more money”( 赚更多的钱 )；二是“Never let China get down " ( 绝不能让中国倒下)；三是学英语要“以江泽民为榜样”。这三句话象征性的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危机和问题：一是教育人们一切向钱看；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以爱国主义作为专制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三是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奴化教育。
在发达国家，教育问题也不少。
中国固然是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美国也是个病态社会。著名诗人 T. S. 艾略特早就在他的 << 四个四重奏·东科克>> 中写道：“ 整个大地是我们的医院”。杰里米·西布鲁克 ( JeremySeabrook ) 在 << 国际主义对全球化 >> 一文中不无讽刺地写道：
“[全球化]这一修辞已经越来越成为最后一招：我们必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竞争。我们必须教育和训练我们的人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与亚洲虎较量，并且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当然，这原本是我们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打我们时，我们感到仓皇失措。更有甚者，它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搏斗，尤其是对于那些失败者，那些国家中过早地被工作熬干了血汗的人们，那些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垂危的儿童来说，它是一场是生死存亡的搏斗。”8 教育的目的并非仅仅教育人们如何竞争，如何弱肉强食。物质上的富有并不等于精神上的富有。学电脑、学科技，学外语，固然非常重要，但净化灵魂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同样不可忽视。换言之，全球化不应当把人训练成为纯粹的赚钱工具。
全球化如果只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发展，人的精神反而退化了，就绝不是人类的出路。人们就会诘问：进步和文明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作为天生有病的动物，还有疗救的可能吗？ 全球化时代的正确的教育方针，应当是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拉斯东·索尔 (John RalstonSaul)在<<民主和全球化>>9一文中所指出的：“公民应当尽快把他们教育成为基于最高可能性的公共教育体制的平等主义者。”由此可见，面对全球化的教育改革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这也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文化全球化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教育改革，有赖于每个人都能通过良好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而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
六 世界文学在文化全球化中负有审美教育使命
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历史、伦理学和宗教学著作在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纯文学也负有审美教育的使命，这就是世界文学在文化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早在十九世纪，歌德就密切注意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出了“世界文学”的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预言了这种伴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来的“世界文学”的诞生。诺贝尔奖的设立，规定了文学奖的国际性。诺贝尔基金会根据遗嘱，确立他的理想精神是“人类精神应当超越国籍而具备国际性的共同理想。”无论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的理想，还是诺奖的国际精神，都不是要抹杀掉各国文学的民族性。即使世界具有更多的民族、语言、气质，也不会影响全人类的共同的理想，而只会给这个世界增添异彩。因此，世界文学也得“和而不同”，因为，文学语言就是 一种无法趋同的现象。
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文学，具有全球意识的杰出作家已经创作出具有他们本民族文学特色的世界文学作品，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的丰富的精神产品。
像中国某些官方学者那样，把美国输入其他国家的大量书籍、影视、音乐等精神文化产品一概斥为“文化帝国主义”，显然是一种极为简单无知的批评。
不少美国作家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中的创作成就堪使中国作家汗颜，如东德里罗 ( Don Dellilo)描写一次国际救援活动的<<毛泽东二世>>，充满了反对恐怖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承担责任的世界公民意识。今年逝世不久的“好莱坞的良心” 斯坦利·克雷默 ( Stanley Kramer)所制片、执导的影片，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反纳粹主义、核战争的威胁等政治问题。美国著名犹太裔歌手波布·迪兰(BobDylan)，原本就是左翼革命歌手，他的摇滚乐充满同情下层人民的草根意识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些作品的审美教育功能是不可低估的。
新一波全球化的浪潮的来势，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在某一特定阶段和局部范围内，历史的发展仍然是曲折的甚至是或然的，选择机遇很多。全球化应当是东西两半球、南北两个世界的相对平等、均富的宏大叙事。为达此目的，文化全球化将在左右两翼之间求得平衡，协调梗结与矛盾。换言之，文化全球化的真正使命，是要增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道义责任感，提高人们的民主素质和人权意识，弱化人的唯利是图的贪欲，驯化人的原始兽性，不但引人向上，而且引人向善。
只有当宇航员从别的星球上回眸“地球村”，他发现这个绿色的球体不但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片乐土时，才是全球化的实现之日。
注释：
1 参见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 15，62－65页。巴比伦之喻典出<<旧约.创世纪>>：上帝担心人类语言相同而建造通天塔，遂变乱其语言使其无法沟通。
2 Confederation paysanne:“How to Subject WTO to Basic Human Rights”( OnlineEdition ).
3 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 << 全球化与政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 42页。
4 参见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 << 全球化与政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 204页。
5 参见徐友渔 << 哈贝马斯在中国 >>，载 << 开放 >> 杂志 2001年 6月号。
6 M. V. Llosa:“The Culture of Liberty ", The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Jan-Feb,2001.
7 <<获奖是一种幸运>>，见裴善明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8 Jeremy Seabrook:“Internationalism versus Globalization”( Online Edition ).
9 John Ralston Saul: " Democracy and Globalisation " ( Online Edition ).
(本文为作者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及两岸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