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童话世界招魂
－－－读张郎郎《大雅宝旧事》


茉莉


我们都喜欢读童年故事，原因无他，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愿意长大。事实上，在我们成熟甚至沧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点童稚的心愿，谁不愿意无忧无虑、享受被人呵护和疼爱的特权呢？

怀着好奇之心，我读了张郎郎的童年回忆－－《大雅宝旧事》。这是郎郎的北京胡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绘的是1949年以后，郎郎一家居住过的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艺术家们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认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顽童式的神奇语言，为我们叫开了那座四合院的记忆之门，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返他的童年时期。透过他诗一般的温情笔触，那段逝去了的甜美岁月，那个不平凡的人间乐园，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画卷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话”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历史评传。对于文学，昆德拉有这样的看法：“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郎郎的《大雅宝旧事》超越了我们通常读到的童年回忆，进入了一种深入探询历史的境界。作者追忆“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的生活经历，细腻而具体地写出大雅宝胡同奇异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细节与坎坷命运。

想要写出大雅宝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个人，早就有被郎郎称为“黄妈妈”的黄永玉夫人，说她要写一本小说，就讲大雅宝孩子们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画家黄永玉就满怀深情地说：“大雅宝胡同二号，不是一个画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然而，最终以当年这个院子里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大雅宝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却是当时人们认为比较迟钝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说法，他是要和那些说新中国只有苦难家史的人“较劲”，要讲一个绝对的“孤本童话”。虽然郎郎一不小心掉进童话世界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湖南乡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轻的本人，却有一个苦涩而半饥饿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丽的孤本童话，正是由众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垫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建国初期，在严酷镇压如我家父辈之类的国民党人之后，给愿意忠诚于新政权的文化人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无产阶级铁拳”尚未对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狰狞，暂时地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受过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或留过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较为优厚，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因此，他们就在京城的一个胡同里，享受着一种被郎郎视之为“童话”的艺术生活。

如果我们了解郎郎家后来在政治运动中的苦难命运，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并押解刑场“陪斩”的经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异国他乡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写出这个孤本童话。传记往往是人们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顾童年，才能把这一生认识清楚：自己之所以压根糊涂了几十年，原来是心理上一直没有从幼年的童话里走出来。他小时候老以为自己是别的星球上的一个王子，被送到地球上来经受磨练。

正因为有那么多童话故事做心理底子，后来这孩子经历了现实的九劫八十一难，尽管他没有力量去对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总有办法苦中取乐。他坚信厄运只是一场游戏，噩梦是暂时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就如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仿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书中，郎郎不但为他那无限珍贵的童年存档，同时，也为时代和历史存了档。


“最后贵族”的优雅与风华


今天已经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种令人们惊讶的文化气质，真诚而聪颖，善良而幽默。读了《大雅宝旧事》，我们才知道，这种气质，来自那个胡同优雅氛围的熏陶。在物质发达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废墟上只剩下钱币的气味和喧嚣，郎郎笔下的那种雅韵，是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此书所追忆的人与事，时间多在中共建国的头几年，书中的人物，大都是当年投奔中共的热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随新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他们觉得当时的新中国除旧更新，一切都欣欣向荣，进入社会主义理想境界了，于是，他们意气风发，忙着为新中国做贡献，设计国旗、国徽。配合毛泽东的前进步伐，这些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立志创造“启发人民政治觉悟”的新中国美术。

这些追求革命的艺术家们，尚未预料到革命将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虽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领教过共产党“肃反”的残酷，但善良的人们以为，那只是我党一时的错误，只要纠正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建国后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们又重新做起艺术之梦来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岂是一个“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说得有趣，写得活灵活现。于是我们看到那一代著名艺术家的日常风采。

每天清晨上学，郎郎会看到画家李可染等人的画室里还亮着灯，那是艺术家们趁夜深人静潜心作画的时候。中秋晚会时，李可染会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们会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歌。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上，孩子们看到，老舍朗诵诗作歌颂北京的春天，郁风阿姨翩翩起舞，赵树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禅虎虎生风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亲张仃，更是一个艺术大儿童。他在延安时就热爱毕加索，因此被指责为“传播现代派歪风”。后来听说毕加索也是共产党员，张仃就把毕加索的油画挂在窑洞里，因此被华君武取了一个“城隍庙加毕加索”的外号。后来，他终于有机会，代表“新中国”的画家，在法国拜会了毕加索。

当时，这些想在新中国里大展宏图的艺术家，最感兴奋的一件事情，是筹备恢复三十年代上海摩登杂志《万象》，想把它办成一个图文并茂的文艺杂志，他们相信自己会办得比官方杂志好得多。他们希望献身艺术，干干净净、不卑不亢，以画画、写文章来养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个以吴祖光为首的十人筹委会成立，办起了《创刊号》。

这个风雅也太大了一点，大得超过了我们湖南农家出身的领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闲适的《万象》杂志尚未问世，反右派运动就已开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党右派”，这些尚在梦游的天真艺术家，终于尝到了共产党“绞肉机”的厉害。一代优雅风华，从此夭折陨落。他们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精神贵族”。


四合院里的人情与童趣


《大雅宝旧事》除了让我们一睹昔日艺术大师的迷人风采之外，还让我们重温了过去时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笔下，那个大院里的艺术家个个真淳厚朴。他们共聚一处，既给生活注入艺术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对比今天人们的自私、孤独和冷漠，人际关系的功利与险恶，那个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国土地上的一块温馨飞地。

郎郎在书里，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那时的人情味多浓啊，人们随意串门子，自己画的画儿，朋友来了说声喜欢就可卷走。有什么新鲜菜，东家给西家送，西家给东家拿。就连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爷爷，到了春节，也给院里的孩子发压岁钱。这家的孩子，搬个板凳就到那家窗户下听音乐，那家的孩子，被这家的叔叔带着去吹笛划船，－－－。

那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郎郎几乎回忆了大雅宝胡同所有的逗事儿，坦白交代了孩提时代的恶作剧。对于这些小土匪，弹球儿、拍洋画儿、逮佬儿赢三角什么的，只是游戏小儿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顶上去偷枣子，和国际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们最重要的活动还有斗蛐蛐儿。兵多将广的他们，雄赳赳地带着蛐蛐儿，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儿童黄永玉的蛐蛐斗，最后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黄叔叔门下。春节的狮子队里，郎郎参加伴奏，他以为自己是“会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乐不可支。

在那种良好的环境下，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艺术熏陶，自我成长起来。例如，他们自作主张办壁报，画漫画，用透明的硫酸纸临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们从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胶泥，学着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安静收声，聚精会神地观看。胡同里经常有小蘑菇、面人汤一类的民间艺人出现，孩子们向民间艺人买手工艺品，也和他们交上朋友。

这些故事经有说书天赋的郎郎一描绘，立刻趣味无穷。大雅宝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儿童那样被“催熟”。他们的家长自己喜欢自由，因此不强迫孩子们去适应社会，也不去逼他们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复性练习，他们的活蹦乱跳的个性被家长尊重，因而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仅从书本获得知识，更是从玩得发疯的游戏中，获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创造性。

据说从大雅宝出来的孩子，长大后个个都很精彩。这一点我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信奉的一个“绝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儿的事情，当正经事来办，一定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正经的事，要和玩儿一样，一定不会伤了身子骨。”看起来耽于玩乐的郎郎，把童稚时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其中的乐趣所在。我想，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已经患病的郎郎，在执笔撰写这一切时，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泪里伴着响亮的欢笑，充满了对童年岁月的感谢之情。


像月亮一样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不管大雅宝的家长们是如何呵护孩子们纯洁幼小的心灵，他们童年时看到的那些唱着歌飞过胡同上空的鸟，是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天公妒人美。继孩子们欢乐的童年故事之后，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续集。要完全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这本《大雅宝旧事》里，他已经在对胡同生活的描写中，预告了这批文化人日后的悲惨命运，一叶知秋，光是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历史真相，就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

首先是延安时期中共对自己人的残酷。在延安窑洞出生，坐在马背上进入北京城的郎郎，从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窃窃私语中，听到了不少令孩子惊恐的事情：不少当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遭到严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术学院的石泊夫，被指为“国民党奸细”而抓走，他的太太拉着两个孩子，在窑洞里自杀。

郎郎的父亲张仃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关押审讯，生孩子后缺少营养的母亲几乎完全失明。父亲的问题更连累了一位仗义执言的朋友。因为为张仃鸣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来。一气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杀，幸亏只伤了皮肉。

对那些真心追随中共、帮助中共的知识分子，中共强行给他们“洗澡”，可以说负心负义到了极点。例如，著名政治学家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运动”中，第一个被以“间谍罪”拖出去，文革后死于秦城监狱。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李宗恩，曾拒绝胡适等人去台湾的邀请，诚心留在国内奉献，后来被打成右派，死在发配地云南。从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被批判时，被逼着顶铁锨跪在舞台上。有恩于新政权的黄绍竑先生被迫在反右运动风暴中自我了断，虽然那次被抢救过来了，可是他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拂袖而去

当然，中共在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比起后来的反右和文革，还是小巫见大巫。在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时，小郎郎也吃惊地发现北京平民的赤贫生活。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去一个瘸子家，发现那里家徒四壁，那家人饿得面黄肌瘦，女孩子甚至穷得一丝不挂。

《大雅宝旧事》一书结束在一片大字报和反右派的批斗声中。大雅宝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绳，麻绳上挂满了恶狠狠的大字报和漫画。孩子们的天真小脸开始发白，巨大的困惑和震惊压住了他们。这个曾有过无穷乐趣的大雅宝胡同，现在不好玩了。

一帮曾经在胡同里快乐呼啸的小土匪，一个总是在幻想中梦游的小小男孩，他们稚嫩的心，是怎样面对后来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凶狠的政治运动呢？在没有看到郎郎的续集之前，我们只知道，灾难并没有因为他们可爱而放过他们，那原本像月亮一样明亮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以文字魔力为大雅宝招魂


在文革期间，大雅宝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兴坼胡同之风的今天，据说大雅宝胡同已经缺头去尾了，原来的那个院子是否还安然无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筑还保留了原状，恐怕也是远离了当年的优美和风雅。后来听郎郎说：那个院子还在，可是找不到当年的丝毫痕迹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国。历史总是在和人们开玩笑。那些曾经被人强行抛弃的东西，今天却令人无比缅怀。但在一个迅速粗鄙化、野蛮化的社会，无论怎样的怀念和嗟叹，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几十年过去，共产党制度损毁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个会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却在遥远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为一个质朴、温暖的大院招来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来，不带一丝火气，于从容宁静之中尽显功力。大雅宝那短暂而美丽的时光，因这样的文字，定格为一个个永恒闪烁的、韵味无穷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书，一场完美的道别，一部精致而怀旧的蒙太奇电影，一朵由眼泪和微笑浇灌的奇花。对于那个非同寻常的时代，这本传记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证词。来自一个孩子的纯真记忆，此书不但具有审美的文学性，更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我们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愉悦和历史沉思。它正是胡适所鼓励的一种传记：“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

注：《大雅宝旧事》由未来书城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湾出版。

(此文原载《民主中国》)

03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