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和他的时代
傅正明
2001年是厄内斯特•海明威（Ｅｒｎｅｓ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１８９９－１９６１）冥诞一百周年。海明威以小说闻名于世，他的诗名不扬。但他为数不多的诗歌，却像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一样凝练、简洁、深刻。《时代的要求》这首小诗即是其鲜明的一例：
时代要求我们唱歌，
然后割掉我们的舌头。
时代要求我们流血，
然后锤打我们的伤口。
时代要求我们跳舞，
然后缚住我们的双手。
时代终于亮出了伪装，
这就是时代的要求。
这首绝妙诗作可以说是海明威全部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的象征性微型景观。作者摄取几个精彩的镜头，高度概括了他所处的从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个充满骚乱和战争的时代的特征：我们是时代的儿子，原本是听话的，他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他的召唤，服从他的安排，可这个时代父亲却像个喜剧小丑一样反复无常，像个专制君主一样暴戾无情。在他的阴影笼罩下，我们完全失落了个性的光斑，人性的尊严，在现代政治的漂亮皮囊下包裹着污秽的骷髅。
在这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已经悄然消遁。美国虽然在一战中获利于战争工业，可国力的膨胀并未给年轻人带来玫瑰色的黎明，极端的拜金主义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三十年代整个西方的经济大萧条再度把人们推向绝望的低谷。社会正义的希望日益化为泡影，一切信仰都已从根本上动摇。这就是社会的异化，存在的荒诞，时代的悖论，历史的反讽。
在这里，有嘲弄，也有自嘲，有犬儒主义的幽默也有微笑中的眼泪，有反叛，也有怀疑，是悲剧，也是喜剧。
⊙ 比“迷惘的一代”更迷惘的
这就是欧洲和美国在一战后所谓的“迷惘的一代”（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和二战后的“垮掉的一代”（ｔｈｅ Ｂ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所共有的典型心态。海明威的诗是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异化感到幻灭，却又找不到认同的对象，找不到新的出路的那种失落感的绝妙写照。
他们踯躅在巴黎街头，也在纽约街头，“他们举足不定地站在茫茫天空下，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物都溺死了。往哪里去？做什么？为什么而做？睡吧。可这傻乎乎的一群正在转身向前走去。”——“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嘉克•克罗亚克（Ｊａｃｋ Ｋｅｒｏｕａｃ）的小说《在路上》（１９５７）中的人物的这种心态，这种茫然若失，是与海明威相呼应的。这本书或多或少像一本旅游指南，当然无法指出精神的出路。
他们究竟去做什么呢？代替战场上的冲锋陷阵的是竞技场的斗牛，体育场的拳击；代替爱的价值的是弗洛伊德风行时的性的泛滥，酒的沉迷；代替庄严的歌声的是咖啡厅的近乎疯狂的爵士乐；代替欢乐的舞蹈的是挣脱被束缚的双手之后的尽情宣泄的脱衣舞。而在“清教徒主义”早已被宣告“死亡”之后，代替基督教圣经以抚慰人的心灵的，则是以海明威、克罗亚克为代表的小说的画廊，是伊兹拉•庞德、 Ｗ•Ｃ•威廉斯、 Ｔ•Ｓ•艾略特、艾伦•金斯堡的诗歌：庞德笔下千万人相信老人的谎言而枉死之后的打补丁的文明（《休•赛尔温•毛伯利》），威廉斯笔下的希腊英雄坠落之后的麻木的风景（《伊卡洛斯的坠落》），艾略特的《荒原》，金斯堡的《嚎叫》……戏剧家欧根•奥尼尔更直言不讳的宣称：“戏剧，应当给人以教堂再也不能给我们的东西——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在他的《毛猿》（１９２２）中找到了最好的脚注：一只被人从动物园里放出来的毛猿，反过来攻击放它的人并将他压死。
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的潘普洛纳，不少羁留未归的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他们国内的同胞，成了放荡不羁主张“表现自我”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对英美主流社会流行的道德标准和商业消费文化的一种反拨。如果要为一种未来的虚幻的理想而生活，就难免被人愚弄，那就会失去自由。因此，更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理，活在当下！
更微妙的是，《时代的要求》这首诗所概括的人生舞台的辛酸场面，几乎浓缩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悖论。
从远处眺望，我们可以遥想古希腊的悲剧，可以聆听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白的那句著名台词：“这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噪音和狂怒，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从近处着眼，笔者想到加拿大的中国文学教授梁丽芳女士的《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这是作者采访二十六位中国知青作家的笔录，虽然该书的中文书名副题为“觉醒一代的声音”，但１９９４年再版的英文版却题为：《朝阳：采访“迷惘的一代”中国作家》（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的确，要传达作者对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哲学沉思，在英文中很难找到比“迷惘的一代”更贴切的表达法。
而海明威的《时代的要求》，仿佛也是为了这些晚他半个世纪的、比当年的欧美青年更为不幸的中国人而写的。
⊙ “崇高”之后的春梦
像这首小诗一样，海明威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１９２５），也是理解海明威后来的作品的一把钥匙。美国人青春期的躁动和失恋、政治的暴力、战争的烽烟、社会的动荡、工业的争霸、经济的衰落，以及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中的愤懑、悲哀、沮丧、恐惧和无可奈何等各种复杂的情绪，无一不可以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找到折射和回响。流落巴黎的美国人，像加缪的“局外人”一样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一篇题为《战士之家》的小说中，主人公从前线回到美国家园，可他得不到英雄的礼遇，他的战斗故事、他的爱国热情，在充满厌战情绪的熟识面前，激不起任何聆听和关注的兴趣，甚至成了不光彩的故事。好几篇作品都出现过的涅克•阿丹姆斯这个少年，他所观察到的一系列人类事件都在记载着人的愚蠢和暴力的肮脏。
在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１９２６）中，时代要求我们跳的舞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之舞”。小说中的旅欧美国人杰克在战争中受伤并从此丧失了性能力，流落他乡。据海明威自述，小说的缘起是因为他自己在意大利前线受伤后，住进米兰医院，阴囊又被羊毛裤感染了。他开始观注那些在战场上生殖器受伤甚至不得不动手术去势的病友，他想像他们的性的“力比多”（ｌｉｂｉｄｏ）还在躁动，倘若被姑娘爱上了，将会多么尴尬！（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ｅｙｅｒｓ：《海明威传》第１９０页）因此，如果让笔者在《时代的要求》一诗中狗尾续貂，那就是：
时代要我们做爱，
然后割去我们的阳具。
可是，外部世界，永恒的大自然，地球依然转动，太阳照常升起！
小说《永别了武器》（１９２９），或译《战地春梦》，直译意译，各有所长，后者的战地与春梦构成一种反讽的对比：战地是沉重血腥的，春梦是飘渺空灵的，可是一觉醒来，仿佛啼春的鸟雀把梦含去，了无痕迹。
小说主人公美军亨利中尉身在意大利战场，负伤后心系照顾他的凯丝琳，他被调回前线，竟然因为脱队而被判处死刑。尽管这一对情侣好不容易逃亡瑞士，可凯丝琳她却因难产而离开人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幸存的亨利，从此陷入更深一层的迷惘。他感到自己被自己的无能伤害了，其实，他是被他所属的时代伤害了，他发现，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的词语，与村庄、河流的名称、道路的数码等具体的词语并置在一起时，那些貌似庄严的词语仿佛是“淫秽的”（ｏｂｓｃｅｎｅ）。在这里，对伪崇高的调侃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亨利并没有因此绝望，他发现人生的痛苦和孤独，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的唯一的方式是以人的尊严、力量、知识和忍耐力来面对时代的现实，他仍然要从平原出发去寻觅高山、发现高山，因此，一个情种才能成为海明威式的英雄！而海明威的小说也就成了人们在精神上重整旗鼓的振奋剂。
在《丧钟为谁而鸣》（１９４０）中，如小说卷首引用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人是完全自成一体的岛屿”，我们每个人与其时代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必然会对我们提出它的要求，时代的要求与人自身的要求，有时也许会达成一致或默契，有时却是时代对人的一种强迫性命令。
小说主人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战士乔丹是为了“人的尊严”而战，可是卷入政治冲突的双方，即共产党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及其支持者的壁垒分明的营垒，在海明威的笔下，大都是愚蠢、多疑的，甚至连那个游击队队长也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生与死的真谛，乔丹不是献身事业而能领悟到的，道理很简单，他被这个时代玩弄了。而只有他对玛丽娅的爱恋，才能使他若有所悟。这就或多或少否定了乔丹所接受的炸桥的任务，以及他为之牺牲生命的直接的社会意义。
海明威这个曾经尖锐揭发、抨击法西斯主义的谎言的真理的喉舌，莫非进一步发现了共产主义的谎言？
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读到这种对“时代的要求”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心态，以及许多既勇敢又怯懦的人物性格，作者最后从早期的失落、虚无达到了对人生的肯定，他笔下的不少人物，就像海明威自己的一生一样，哪怕被时代欺骗了，自己的伤口也得自己医治，只要曾经真诚地生活过，就是无悔的一生。
海明威之所以获得１９５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以《老人与海》（１９５２）为代表的精湛的小说叙事艺术。
老人与海的关系，是人与时代的关系的一种隐喻。
小说中的古巴老渔夫与他要捕获的硕大无朋的马林鱼在大西洋面上的拼斗、搏击，发生在进化论流行的时代。老人固然制服了大鱼，可胜利给他带来的是自身被几乎同样顽强的大鱼咬得血肉模糊的双手，而他的战利品，他并不能占有——它已经被成群的鲨鱼轮番噬咬得只剩一幅骨架了。
“但是，人并不是为失败而创造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击败。”在这里，固然高扬了人类的不甘屈服的史诗般的崇高精神，但是，如果说“人定胜天”或“征服自然”曾经是时代的强音，那么，在这严酷的生存竞争的海域里，大自然的报复已经给时代的要求以令人无比辛酸的一击。这一点，在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１８５１）中，在那个为了向白鲸莫比•狄克复仇而导致的船毁人亡的悲剧中，早就隐约透出了一点信息。因此，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关于人究竟应当怎样生存怎样斗争的简单的结论。也许，纷繁难解的人生本来就充满悖论。悲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就是存在的既荒诞又残酷的本质——人们有时需要用自我毁灭来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 时代结束了，海明威却依然年轻
海明威是第五位获得诺奖的美国作家。在他之前，辛格尔•刘易斯、欧根•奥尼尔、赛珍珠和威廉•福克纳先后获奖。这些小说家或剧作家，都是他们的时代的产儿。瑞典文学院院士奥斯特林在给海明威的颁奖词中说：“在我们的时代，美国作家一次比一次更为强力地在文学的总体景观上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在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尤其被视为一种文学趣味的重新定向，这种定向所暗示的不仅仅只是文学市场的一次临时应变，而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心灵的地平线的变化，其带来的种种后果具有辽阔的覆盖面。所有这些从美国迅速崛起的新作家，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被看作富于刺激性的信号，而其共同的特征在于：他们充分占了养育他们的美国方式的便利。欧洲大众热情地欢迎他们，美国人应当作为美国人来写作的就是种种普遍的意志，从而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中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奥斯特林认为，把诺奖颁发给海明威时，作为文学先驱之一的这位小说大师早已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明威比其他的美国作家更加以准确的表达方式使我们遭遇了一个仍然年轻的国家。
奥斯特林讲了这番话后，差不多又过了半个世纪。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调整了政治制度，摆脱了经济危机，同时也在不断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它仍然是一个没有衰老的民族，仍然充满活力。而海明威的创作不但把握了美国的时代的脉络，民族的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其特有的深度和力度把握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和现实的普遍状况。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人类的心灵，剖析了深层的人性，解开了人们的心结。
强悍的海明威，是时代的弄潮儿，他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在以斗牛为题材的纪实作品《午后之死》（１９３２）中，海明威通过一个人物之口说：斗牛士的艺术是唯一的玩命的艺术，其表演的精彩会留给斗牛士以无上的荣光。海明威不但出现在现实的斗牛场上，而且更勇敢地在社会的斗牛场上玩命，在文学的斗牛场上拼搏，他是一位活得精彩的战士和作家。
青年时代，海明威在一战中作为红十字会救护车驾驶出没在意大利前线，后来参与西班牙内战，以中日特派员员身份前往中国考察抗日战争的战况，在古巴充当间谍组织队伍搜索德军潜艇，在法国作为战地记者参加攻占巴黎的战斗，这一切经历既是他自己的自愿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战争在海明威身上留下了两百多块弹片和十几次手术的痛苦，同时，也留下了无可名状的精神创伤。
在海明威的笔端所凝聚的，就是这种他曾经有过切肤之痛的人生悲剧感。海明威在情场上的罗曼蒂克，也给他提供了灵感，但相比之下，海明威身经百战的伤口也许更有意义，对于他的创作是无价的宝库，就像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经历为宏伟史诗《战争与和平》提供了第一手创作素材。
在海明威生命的最后弥留之际，这个坚强的硬汉子究竟是猎枪走火还是自杀身亡，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透的哑谜。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弄潮儿也伴着潮起潮落的喧闹而悲壮地结束了。海明威冥诞一百周年，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位伟大作家成为美国的焦点，伟大的文学在不断延续伟大作家的艺术生命。诸如诺奖得主戈迪默、索尔•贝娄等不少作家和学者均参加了海明威文学座谈会，讨论内容包括海明威的创作和传记、战争问题、精神危机、“丑陋的美国人”等各方面的论题。
海明威诞生地伊利诺州的橡树园故居，阿肯色州的海明威故居和博物馆，密歇根州瓦农湖畔海明威的消夏屋，他经常打猎、垂钓、斗牛、拳击、写作的地方都已成为旅游圣地，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在这里寻找他的足迹——不止于此，人们寻找的，是整个时代的伤痕和印迹。
美国的海明威热同时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第三届国际海明威节的各种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戏剧节目丰富多采，模仿海明威的比赛有声有色。尤为有趣的是，美国空军学院将在节日期间举行海明威和百年战争会议。
是的，海明威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对战争的绝妙描写仍然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我们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时而爆发小规模战争并且潜伏着更大的战争危险的时代，时代还会对我们提出它的各种要求，诸如国家主权、祖国统一、民族独立、民主政治的要求都有可能诉诸战争，都需要普通人的流汗流血乃至生命的付出，而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要求，人类的和平生活的要求往往被专制暴君和好战尚武的人们抛诸脑后。时代的某些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之后，海明威诗中所说的“时代的伪装”就会暴露无遗，而那些为时代而奋斗甚至流血的实在的伤口，是否会像历史经常搬演的那样受到时代的“捶打”，那些为时代而献身的祭品，是否会是一种并无意义的牺牲呢？
写于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