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纪念碑”前的沉思


傅正明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他身后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诺奖颁
发一百年以来 ( 1901－2001 )，它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人类文明成就的纪念
碑。

在诺奖百年的庆祝活动中，诺贝尔基金会已经奠基兴建一座诺贝尔博
物馆，预计 2004年竣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将成为一座具象的“诺贝尔纪
念碑”。 现有的一座诺贝尔纪念碑，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那是一株“
炸毁树”( Blown up Tree )，是当年诺贝尔在这里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爆炸实验
之后树立起来的。

2004年诺贝尔博物馆落成之前，许多珍贵的收藏品均在一个临时的诺贝
尔博物馆展出，以“创造性的文化：诺奖百年展览”为题。在这里参观，可
以看到诺贝尔的工业发明产品和遗著，多种诺贝尔传记 以及与诺奖有关的
研究著作，历届诺奖得主的科研成果和作家捐献的手稿和作品样本。

百年庆典从 12月初就开始在瑞典和挪威隆重举行。健在的历届诺奖得主
将近两百人应邀分别到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参加庆典。从颁奖、音乐会到
演讲会、座谈会，从宴会、舞会到火炬游行，从广播、电视到报刊、杂志，大
大热闹了一番，给寒冷的北欧增添了暖意。

一 诺贝尔科学奖项：给世界带来美丽的图景？

诺贝尔设立的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或生理学奖属于科学奖项。在化学
奖前评委主席马尔姆斯崔姆 ( Bo G. Malmstrom )和安德松 ( Bertil Andersson )的
《诺贝尔化学奖：现代化学的发展 》一文中，作者写道：“第一个世纪的诺
贝尔化学奖给现代化学的发展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这一奖项覆盖了
基础化学的全部光谱，从理论化学到生物化学，以及若干应用化学的贡献，
无所不包。”这种科学的乐观主义与十九世纪诺贝尔设奖时的乐观信念是
十分合拍的。

幸好，两位作者的措辞是有分寸的，他们并没有说，化学奖给世界带
来了同样美丽的图景。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究竟有没有给世界带来美丽的
图景。正确的回答也许既是“yes”又是“no "。

先让我们看看庆祝活动的一个颇有趣的节目。在电视荧屏上，瑞典观
众可以看到，一位节目主持人访谈了科学奖项和文学奖的评委主席，请他
们评议百年来的“最佳得主”和被视为“失误”的“最差得主”，每项挑选
出两至三名。有意味的是，1918年化学奖得主哈伯 ( Fritz Haber )，既是最佳得
主又是最差得主之一，因为他完成的氨合成法，为化肥生产奠定了基础，当
年就曾使百多万人免于饥荒；但是，在一战期间，他却主持了炸药和毒瓦斯
的生产。在化学奖的最差得主中，还有奥托·汉 ( Otto Hahn )，因为他参与研
制的原子弹在广岛升起了蘑菇云。

在医学奖的最佳得主中，1983年的麦克林多克 ( Barbara McClintock )的成
就，在于她发现了变异的遗传基因。其次是几十年 DNA (脱氧核糖核酸 )的研
究成就最大的两位医学家沃森 ( James Watson )和克里克 ( Francis Crick
)，1962年获奖。他们的研究显示了
DNA在进化的变异过程的结构和作用。但是，不应当忘记的是，早在
1944年，埃弗里 ( Oswald T. Avery )就发现人类的遗传基因是由 DNA构成的，但
某些科学家却不敢置信。等到这一发现被接受时， 多次被提名的埃弗里已
经谢世。在象征意义上，可以说， DNA分子结构的共同语言的破解，进一步
揭示了人类携带的兽性。在医学奖中的最差得主中有 1949年的莫尼兹 ( Moniz
)，他发明的脑白质切除术 ( lobotomy )，虽然解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但同
时切除了患者的“感情腺”，其副作用的不人道的一面引起了质疑。这正好
表明，在医学领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乃是这一高尚职业的基础。

物理学的发展的确为科技文明打开了全新的领域。 光电效应的发
现，晶体管的发明导致的电子工业革命，微波激射和激光，微粒加速器的发
明，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光学仪器的革新，彩照彩电、显微技术、全息
摄影术、广播通讯的应用，集成电路促进的电器尤其是计算机的微型化和
大批生产，原子和粒子物理学的长足进步，凡此种种，给人们带来了美声
美色，展示了丰富多采的现代社会的图景。对这些科技成果有所贡献的物
理学家，均先后获得诺奖。但是，针对科学福音背后的丑陋图画，美国诗人
拉夫特 ( Drake Raft )在一首写给爱因斯坦的科学十四行诗中写道：

啊，爱因斯坦，你探索终极秩序时
难道没有看到悲剧？
从希特勒的完美中腥红血海绽开花朵时
你能告诉我们真空边缘的物质？
............
爱因斯坦啊，没什么新东西，定量的流动：
人类纪念碑的底座没有奠基。

物理学奖挑选的最佳得主，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因为他对物理学带
来的革命性影响。诗人对爱因斯坦的提问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他应当
知道，爱因斯坦早就对这类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
崎惊爆之后，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此刻的心情也许与诺贝尔相似。他认为
这位“炸药大王”之所以设立诺奖，乃是他自己的“良心”不安的结果。

当然，世界丑陋的图景，不能直接归咎于科学家。但今天有责任感的
科学家比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前来瑞典参加
庆典的科学家的盛会，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主义的一次对话。从他们发表
的论文和演讲稿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例如，1995年和平奖得主、著名科
学家罗特布拉特 ( Joseph Rotblat ) 的 《二十世纪的科学与人性 》一文，坚
决反对科学中立的观点而强调科学家的道德关怀。1986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波
拉尼 ( John C. Polanyi )在 《怎样做一个科学家之我见 》一文中认为，这个问题
回答，首先是科学家怎样做一个公民的问题。“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科学
家日益意识到他们自己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我认为，这种非政府
组织的基础，主要不是奠定在它的专门技能上，而是奠定在道德信念上。”

只有这种奠基于道德信念基础上的科学家的丰碑，才是真正的纪念碑。


二 诺贝尔和平奖：为挪威增光？

和平奖同样以道德信念为基础。

1895年，诺贝尔立遗嘱决定将和平奖颁发的使命委托给挪威时，挪威还
是瑞典－挪威联盟中的一员，没有享受完全的独立地位。但是，挪威独立
运动已经兴起，战争一触即发。由于瑞典和挪威双方的和平主义者的努
力，1905年，挪威终于和平地从联盟中分离出来。诺贝尔为什么挑选挪威评
选和平奖，他本人从来没有说明。也许他已经预感到挪威终将独立。而今
天，由两地分别颁发的诺奖，每年都在昭示瑞典与挪威友好相处的兄弟情
谊。

地处北欧一隅的挪威，由国会委任的五人诺贝尔委员会，当年非常乐
于接受这一使命。其中一个不难想象的原因，就是如许多挪威人所认为的
那样，和平奖可以给挪威增光，扩大挪威的国际影响。因此，在和平奖颁奖
历史上，政治家经常是和平奖光顾的对象。导致最大争议的一次颁奖，是
1996年的诺奖颁发给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罗斯福虽然在调停 1905年日俄战
争方面有所贡献，但是，1898西班牙与美国交战时，罗斯福曾率领美国骑兵
团入侵古巴。就在获奖的同一年，罗斯福还在采取强硬手段对加勒比海用
兵。其次是 1973年，颁奖给对越战应当负责任的两位政治家，即美国的基辛
格和越南的黎德寿 (后者拒绝领奖 )，曾经引发欧洲左翼人士的激烈批评。

和平奖虽然没有挑选最佳得主和最差得主，但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常务秘书隆德斯塔 ( Geir Lundestad )在 《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年 》中指
出：1936年颁奖给德国记者
奥西埃茨基 ( Carl von Ossietzky )，是和平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颁奖，当时却
是备受争议的一次颁奖。奥西埃茨基由于反对德国军备成了希特勒的阶下
囚。颁奖给一位良心犯，既开创了“干涉内政”的先例，又使得和平奖带有
更浓厚的为保护人权而抗争的色彩。用 1971年和平奖得主、德国总理勃兰
特的话来说，颁奖给奥西埃茨基，“是对掌权的野蛮主义的道义上的战
胜”。

无可摆脱政治色彩的和平奖，在相当程度上坚持了欧洲的人道主义传
统，如先后颁奖给人道组织红十字会、国际特赦、国际扫雷组织、无疆界医
生和一大批人道主义者，今年颁奖给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安南，都是这一传
统的继续。

和平奖的最大疏漏，是没有颁奖给印度的甘地。尽管从 1937年起，甘地
曾连续三年被提名，1947年再度被提名，但是，评委却很可能碍于挪威与英
国的友好关系而 加以排斥。1948年甘地遇刺后，评委一度考虑死后颁奖，但
终于有所顾忌而成为永远的遗憾。今天，甘地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二十世
纪非暴力抗争的最有力的象征。

从颁发诺奖“为挪威增光”的喜悦，到正确理解诺贝尔遗嘱以及他的
心目中和平的概念，挪威人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和平奖不但给挪威增
添了色彩，也给血腥的二十世纪不少人类良知的启迪。

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诺贝尔的遗嘱精神与启蒙思想家康德的和平主义
思想具有某种道德纬度的联系。“我们头上的繁星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原
则”，这是康德为自己的撰写的墓志铭。至于诺贝尔的“道德原则”，和平
奖评委主席塞耶斯提德 ( Frabncis Sejersted )在 《诺贝尔和平奖：从和平磋商
到人权 》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分析，他指出：“要点在于，诺贝尔的遗嘱和诺
贝尔委员会的实践所奠定的和平概念，均是一种道德概念。被授以荣誉的
和平是根植于人类心灵中的和平；值得信赖的工作
是提倡兄弟情谊、宽容、信任和理解的工作。但这也包括这样一种努力，即
建立社会环境以促进人们实现其更佳的自我，或者，回到康德的归纳，就
是‘抗衡其自身的邪恶原则’。获奖者必须不仅仅是巧妙的外交家，同样重
要的是，要能够成为善意的象征。只有这样，和平奖才能有所贡献，用 [
1986年 ]获奖者伊利韦塞尔 ( Elie Wiesel ) 的话来说，就是有助于‘把历史转化
为一股道德力量’。”

可以说，这种观点也是来到奥斯陆参加庆典的历届和平奖得主的共
识。他们一致认为，贫穷、不平等和绝望心态对全球和平构成了威胁，反对
恐怖主义的斗争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务必解决这些问题。

本届和平奖得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奥斯陆领奖之前对记者说：在世
界很多地方还战火纷飞得时候来领取和平奖，在他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
”，是受之有愧的；值得他效法的道德典范，是 1961年和平奖得主哈马绍 (
Dag Hammarskjold )。哈马绍是瑞典政治经济学家，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
他也是瑞典学院最有国际声誉的一位院士。

三 诺贝尔文学奖：给十八个人带来巨大声誉？

当年，瑞典学院在接受文学奖评选的使命时，常务秘书维尔森 ( Carl
David af Wirsen )曾极为兴奋地表示：“这将给十八个人 (十八名院士 )带来极
大声誉”。

一百年过去了，曾经先后入选瑞典学院院士的学者和作家不下于七十
多名。他们是否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像维尔森所预期
的那样，赢得“极大声誉”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在院士作家中，先后获得
文学奖的共有五位作家，有的是获奖后入选为院士的。他们在瑞典文坛无
疑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并且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其文学成就，放在世界
文学的范围内就难免逊色。

瑞典学院的诗人福塞尔 ( Lars Forssell )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一位院
士。2000年，即瑞典学院创立两百二十五周年之际，福塞尔写了一首纪念性
的 《古风颂歌 》。这首长诗回顾了学院的历史功绩，同时总结了它的经验
教训。长诗第四节，诗人例举了学院历史上“漏选”为院士的七位瑞典作家
和人文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特林堡。这位被奥尼尔誉为“当今舞台
一切现代性的先驱”的戏剧家，同样被排斥在诺奖大门之外。福塞尔愧疚
地写道：

也许你们可以不朽地长眠
比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平庸者更为安宁 ----
你们依然活着！
学院的诽谤者们愈来愈多地谈论
那些不曾在此占有一把交椅的人
而不大谈论正稳坐交椅的院士。

当诽谤者骄傲地拱起屁股朝着这个小圈子
他们往往是正确的......

一百年来，这个“小圈子”在不断阐释诺贝尔的一道语焉不详的遗嘱
时，已经基本上正确地把诺贝尔所要求的“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
神和世界文学的眼光。 从评委主席埃斯普马克 ( Kjell Espmark )的专著 《文学
奖：肩负诺贝尔使命的一百年 》来看，一方面，学院内部早就设定了一个
评奖的“道德价值参照系”，另一方面，有些评委又过于青睐“实验性艺
术”；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固
守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直到八十年代，才把诺奖的覆盖面真正扩大到非
欧美国家。

但愿瑞典学院在评选新世纪的文学奖时，首先不是考虑自身的声誉问
题，而是人类的福祉问题。

要想在文坛享有极大声誉，靠的是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次
被瑞典学院选为最佳得主的，首先是美国作家福克纳，“因为他改变了整
个西方世界的小说观”，其次是德国的托马斯·曼和爱尔兰的贝克特。最差
得主，是 1908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尤根 ( Rudolf Eucken )，理由是无论是在他
获奖之前还是获奖之后，几乎都没有人谈论他。其次是第一届获奖的法国
诗人普鲁道姆 ( Sully Prudhomme )。今天，在不少世界文学史著作中，对普鲁
道姆只字不提。瑞典学院主要是根据评论家和读者大众的“ 口碑”来评议
的。

的确，像托尔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这些伟大作家，虽然未获诺奖，
却毫不影响他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届得主奈保尔在获奖演说
《两个世界 》中谈到，他在青少年时代最爱读的是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
言，“它们超越了时空，不会被人遗忘，更不会被人拒绝接受”。正如莎士
比亚十四行诗 (第 55首 )所写道的：“王侯的纪念碑，无论是大理石还是黄金
造就 /都无法与这有力的诗歌比寿”。欲假诺贝尔光环 (候选人也可以用来
贴金 )的作家，如果没有真正的杰作问世，毕竟是昙花一现。

在庆祝活动中的一次文学家座谈会上，近年得主戈迪默、席慕．西
尼、格拉斯和奈保尔等人在讨论作家与世界的关系时，九一一恐怖袭击是
他们无法绕开的话题。 不管如何，这一事件再一次警醒我们认识到西方文
明的奠基问题，人类纪念碑的奠基问题。作家对此不能推卸自己的社会责
任。

四 经济学奖：瑞典中央银行向诺贝尔借光？

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在 1968年年建行三百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
而出资设立的，其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
·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当时，瑞典经济繁荣，银行财源滚滚，他们不想把
过多的钱交税给国家，于是，设立了一项经济奖，期待从世界一流的经济
学家那里得到最佳的业务咨询。由于奖金额及评选、颁发程序都与其他五
项诺奖完全一样，人们往往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许正是瑞典中
央银行的良苦用心。

在电视上回顾经济学奖的三十多年历史的文献片中，主要介绍了两次
颁奖的情形。一是 1976年颁奖给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二是 1998年颁奖给印度经济学家阿马特亚·森 ( Amartaya Sen )。

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中，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芝加哥学
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货币是政府决策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商业循环
和通货膨胀的一个决定因素。在 《资本主义与自由 》 ( 1962 )等著作中，他
强调个人自由的保护和拓展。由于他及其几个智利学生将其理论在智利推
广，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分化，弗里德曼获奖的消息一公布，就引发
了强烈的抗议活动。瑞典的抗议者主要是从智利逃亡来的政治难民。他们
走上街头，集合在评奖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门前，高呼“不要颁奖给弗里
德曼！”。一位抗议者有幸弄到诺贝尔颁奖典礼的一张入场卷，他当场愤怒
高呼“弗里德曼滚出去！”，打断了颁奖词的宣读，使得满座皆惊。幸亏宣
读颁奖词的评委主席看到有人在制止抗议时，笑着解嘲说：“还算好，没有
更糟糕的事情。”他的幽默引得满堂大笑，化解了尴尬局面。在文献片
中，那位抗议者当年的镜头和今天接受采访的镜头不断出现。他已经成为
瑞典左派的一大英雄。

阿马泰亚·森 是由于他对福利经济的重要贡献而获奖的，可以推选为
经济奖的最佳得主。在他之前，少有经济学家深入研究过这一课题。 他所
强调的，是经济学领域中对穷人的人道关怀。这与诺贝尔精神是一致的，
因为富有的诺贝尔也是一个慈善家，在他创办的工厂和巴库油田，善待员
工，早就有了某些福利措施。

由于经济学奖没有奠定坚实的基石，今天，诺贝尔的四位曾侄孙 (均为
学者 )在
《瑞典日报 》 ( 11月 21日 )撰文指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以诺贝尔的名义
设立经济学奖都违背了诺贝尔的意愿。首先，诺贝尔遗嘱毫无设立经济学
奖之意；其次，诺贝尔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在经济方面取得了
很大成功，但他对经济事务一直抱着消极怀疑的态度。诺贝尔的这四位亲
属要求撤除这座小小的“诺贝尔纪念碑”，要求这项经济学奖更名为“瑞典
中央银行奖”以正视听。

在诺贝尔博物馆参观时， 最能引起笔者沉思的是博物馆里放映的文献
片中索 因卡 ( 1986年文学奖得主 )的一段谈话。这位杰出的黑人作家谈到，
在哺育了他的原始的约鲁巴 ( Yoruba )文化中，奥贡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
灭之神， 他是人类本性中二元对立的自我冲突的绝妙象征。

有意味的是，神话中的奥贡颇像现有的诺贝尔纪念碑，即涅瓦河畔的
那株“炸毁树”－－它既可以看作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看作人类的创造
性的一种象征；又可以看作一株恐怖的死亡之树，看作对人类的破坏性的
一种警示。

人类纪念碑的底座同样包含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它可以说是由遗传基
因 DNA构成的。它没有奠定或至少没有稳固地奠定一块道德的基石，相反
却塞进了太多的兽性。因此，人类纪念碑建得愈高，就可能愈不稳固。诺奖
所代表的“创造性的文化“，不仅仅是要给世界增添外在的“美丽的图
景”，也不是要给诺奖评委带来声誉，给挪威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增光，
更不是仅仅为了让世界多创造一些以货币来衡量的物质财富。

无可置疑，百年诺奖，在这一高尚家族中绝大多数科学家、文学家、政
治活动家或和平主义者充分发挥了人类的创造性，约束了人类的破坏性。
我想，诺贝尔基金会为新建的诺贝尔博物馆的奠基应当是稳固的。新世纪
的诺奖的一大使命，就是继续为人类纪念碑作亡羊补牢的奠基工作－－那
就是尽可能从人类纪念碑底座下面 多掏出一点人的兽性，不断输入人类的
博爱精神。这也许正是诺贝尔遗嘱中要求所有的奖都应当“给人类带来福
祉”的真正含义。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