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学奖”还是“人学奖”？
-- 为“ 诺贝尔文学奖 ” 正名

傅正明

二十世纪初叶，瑞典学院曾询问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哪位中国作家可以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高本汉回答说：大概是胡适和章太炎。他没有提到写小说的鲁迅等人。其实，这并不能作为当时的瑞典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无知的笑柄。因为，按照瑞典人的“文学”观，哲学和历史原本就包括在文学之内。

瑞典文的“文学”( litteratur )一词，与德文的 literatur，法文的
littérature，英文的 literature，均来自拉丁文的 litteratüra，这一词具有书籍、语言艺术、文字书写等多种含义。权威的瑞典文 《 小百科全书 》在这一条目中解释如下：

“文学这一概念经常用来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全部手书或印刷的文化著作； 属于古瑞典文的文学，人们通常不仅指诗作，而且指法律的、 文献性的和思想性的著作。文学甚至包括 某些尚未写定的 ( 如民间谣谚 )作品。文学习惯于囊括一切书写品和印刷品……。”

专指与艺术并称的文学，瑞典文有 skönlitteratur 一词，这个合成词的前半部分 skön，意为“美”，所谓“美文学”，一般的瑞英词典解释为fiction , 即虚构文体或小说，同时借法文词 belles-lettres来释义。这一法文词一般译为“纯文学”，但是，它不是英文所讲的“纯文学”(pure literature )或“纯诗”( pure poetry )那种意义上的纯文学。这种凭借形象思维纵横驰骋的虚构的美文学，相当于英语所说的“雅文学”( polite literature )、“想像性文学”( imaginative literature )或“创造性文学”( creative literature)。与美文学相对的，瑞典人称为 “ 知识性著作 ”（facklitteratur ），包括新闻报道和一切学术著作。

根据诺贝尔遗嘱的措辞和后来订立的诺贝尔章程，“文学”应当不仅指美文学，“而且必须包括那些在其形式和表现方面具有文学和学术价值的作品”。

1901年第一次颁奖给法国诗人普鲁道姆时，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维尔森在颁奖词中指出：文学是文明之花 的极品，它也许是最精美的，它生根、开化在现实的坚实基础上。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提出了它自身的问题。‘文学’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术语，诺贝尔基金会的显要人物正确地表明：这场角逐不仅包括美文学，而且必须包括那些在其形式和表现方面具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因此，这一领域已经延伸了， 难度也就复杂了。假如被提名的作者，其价值或优点不相上下，那么，就很难决定究竟应当颁奖给一位抒情诗人、叙事诗人还是戏剧诗人。如果要在杰出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与天才诗人之间作出选择，这项任务就更复杂了。” 在 1902年给德国历史家学忒奥多·蒙森的颁奖词中，维尔森进一步指出，文学奖评选对象包括哲学家、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获奖要求是“他们的作品具有艺术上的杰出表达和内容上的高贵价值”。 这里所说的科学家，是指以文学手法撰写科普读物的科学家。实际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科学家获得文学奖。

2001年，诺奖颁发一百年之际，瑞典学院将本届诺奖颁发给奈保尔。现任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 ( 《 每日新闻 》2001年10月13日)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在好几个场合透露说，未来的这项奖将不仅给美文学作家，后来，维斯特伯 (院士 )也特别关注，要把奈保尔提升为伟大的旅行纪实作家和报导的革新者。将来也会这样做吗？

答：在一个有十五个人 ( 瑞典学院原有十八名院士，后退出四名增补一名 )的学院里，这是很难预知的。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 趋向。在虚构作品和知识性著作之间加以区分的意义已经愈来愈小。因此，我认为，今后会多次看到这类颁奖。这项奖必须追随文学的发展。

恩格道尔在颁奖之前不久曾透露，这项奖今后应当多给历史学家、散文随笔作家和旅行纪实作家。今天看来，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奈保尔将获奖。尽管在诺奖新闻公报中主要表彰奈保尔的小说《 抵达之谜 》，但实际上，至少在一部分评委中，更看重的是奈保尔批评穆斯林的两部政治色彩浓厚的旅行纪实作品：《 在信徒中间 》和《 难以置信 》。在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瑞典学院讳言政治是情有可原的，但实际上他们奖掖了许多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作家，只是在理论上有所顾忌而不敢承认颁奖的政治色彩而已。因此，要奖给纯粹的政治学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启示就是，缺乏社会关怀的作家忌讳政治，尤其是谈到诺奖时讳言政治，实际上是浅薄、无知而可笑的。

在中国，两汉以前，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的界线并不明显， 秦汉时期的“文学”，含义甚广。孔子所说的“文”，是包括 “文章”在内的文化学术的总称。“文”者，“纹”也，作文即创造文字之美。“章”， 即讲究章法，作文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孔子讲的“诗”，指“诗三百”，才是创造性的美文学作品。魏晋以降，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开始畛域分明，诗也日渐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狭义的“文学”，终于与广义的文学即文化学术区别开来。

现代汉语的“文学”一词一般限于其狭义。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 新华词典》中，“文学”的释义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 可见，中国人所说的“文学”，仅仅相当于瑞典人所说的“美文学”。因此，瑞典文的 litteratur 一词，不宜狭义地译为“文学”。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著名论文，他借鉴高尔基的观点，深刻地指出：“文学是一种人学 ”。这里所说的 “人学 ”，与西方人所说的“ 人文学科 ”甚为接近，与瑞典文的 litteratur 的概念也比较接近。因此，诺贝尔所设立的这项奖，宜译为“诺贝尔人学奖”。它仍然可以以美文学为重点，但它应当囊括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中文媒体上，要矫正这一译名殊属不易，但那些想对这项诺奖评头品足的人，至少应当弄清楚人家的概念。比如说，当你批评人家有政治色彩时，瑞典学院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政治著作原本就属于人学范畴。这样一来，那种批评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回顾百年诺奖，瑞典学院早就一再表明，评奖应当“回到遗嘱”，即力求阐明诺贝尔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所要求的“理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 要“回到遗嘱”， 还得回到诺贝尔章程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和阐释。

回顾二十世纪的文学和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并不缺乏伟大的人文学科的思想家，而是缺乏诺奖评选的眼光。瑞典批评家赫尔梅·龙格在 《诺贝尔文学奖 》 ( 1984年 ) 一书为最初十年逐年列出了多位更值得奖掖的作家和学者，并给出了颁奖理由，其中1907年的人选为：

弗洛伊德 ( 奥地利 )，克罗齐 ( 意大利 )，柏格森 ( 法国 )，杰出的人文学者，由于他们通过艺术性的晓畅的理论给同时代的文学以重要的影响。

在龙格列出的这三位人文学者中，弗洛伊德是跨世纪的伟大心理学家，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大都是用美文学的语言来描述的。他是百年诺奖最大的疏漏之一。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曾经被正式提名，但没有引起瑞典学院的重视。柏格森后来于 1927年获奖。在百年历史上，作为人文学者获奖的，除了柏格森和上文提到的蒙森之外，还有德国哲学家鲁道夫·C. 尤根 ( 1908年 )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 1950年 )。此外，1953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可以说主要是作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获奖的；1964年拒绝诺奖的萨特，可以说主要是作为哲学家入选的。 如果在百年诺奖名单录上，挤掉一大批平庸的作家，而列上许多杰出思想家的伟大名字，例如马克斯·韦伯、荣格、卢卡契、阿多尔诺，本杰明、弗罗姆、鲁迅……，“诺贝尔人学奖 ”才能名副其实。

在新世纪，瑞典学院应当拓宽视野和胸怀，把眼光略多地转向具有“理想倾向”的人文学者，应当主动向全世界各国的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向那些具有推荐资格的人征集杰出的人文学者的提名。优秀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
学、 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著作，较之平庸的文学，更能如诺贝尔遗嘱所要
求的那样，“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

（ 2001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