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的故事
──“六．四”七周年小忆


我有一个俗气的名字，姓“莫”名“莉花”。按我本人的气质性格，恐怕叫什么“草”啊、“树”啊、“刺”啊更恰当些。但是父命难违，当我还在母腹中睡大觉，已有两个男孩的父亲早已取好名字等待我这朵“花”了。


§§名字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小时候据说长得还算清秀，所以好象没有什么人对我的名字提出什么异议。到文革时便有造反派提出说，我的名字娇里娇气，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没等我来得及改个名字，诸如“向阳”、“卫东”什么的，父母就成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我不但混不进“红小兵”，还得乖乖地跟着父母滚到乡下去。

在乡下一滚就滚了好多年，我长成没有半点娇气、并能挣妇女最高工分的“铁姑娘”。此时我的名字和我本人的形象便产生了不相称的矛盾。记得刚当民办教师时，一个自命风雅的中年男公办教师气愤地对我说：“你怎么配叫这个名字？自己照照镜子看，皮肤又黑又粗。”我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自认自己的形象与那种既芬芳又娇美的小白花风马牛不相及，便私下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改个名字。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终生难忘。

象所有爱拖延的中国人一样，我的“誓言”一拖就拖了好多年。好在普普通通小教师一个，名字再俗也无伤大雅。直到我成为湖南邵阳教育界最大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犯”，在法院公告和电视报纸上出现的名字还是那个我父亲指腹为名、名不符实的“莫莉花”。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盗用那朵小白花的名字的愧疚感也越发沉重，但这个名字还是和“反革命”的称号联合起来不胫而走，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致当我儿子读书的小学校老师奉命宣读中共中央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文件时，她刚读出“反革命”三个字，讲台下马上就有小学生对出下联来：“莫──莉──花！”。


§§中外民歌因我受牵连

几年后我出狱，听那位善良的女教师讲述这段往事。她说到当时我儿子怎样眼泪汪汪地低下头时，我也禁不住为我受委屈的儿子眼泪汪汪。但我们都知道，那个不知情的小学生只是在重复电视上的政治“广告词”而已。

从学生和朋友那里得知不少人们口耳相传的关于我这个名字的故事。我自己在出狱后，有时坐在巴士上，无意中也听到别人议论我的名字。我觉得他们象是在谈论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不但是勇敢、聪明的，而且还象那朵小白花一样美丽、高雅。除了当过“反革命”、坐过牢之外，人们口中的那个叫“莫莉花”的女人与本人我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我当然明白人民出于他们的内心的正义感，用艺术加工手法塑造了另一个与我同名的女人形象。我的名字也帮助他们展开想象力，去创作对抗官方的民间文学。

没想到的是，与我同名的一首江苏民歌《好一朵茉莉花》，也因我的入狱遭受株连之祸。我是1989年12月24号被公审判刑的。那之后，有一些家乡人花钱去电视电台点播那首江苏民歌，使得有关方面忍无可忍。在一次正在播音时，有关方面下令停播，那首优美的歌曲刚唱到一半就嘎然中止，令听众莫名其妙。

后来听说我的一个学生不服气，拿着小提琴跑到关押我的看守所旁，在高墙电网下演奏《好一朵茉莉花》给我听。可惜看守所臭烘烘、闹嚷嚷，我没有能够享受到那美妙琴韵。而那个学生毕业后却被发配去了偏远山区。

受我的名字株连的不仅有中国民歌，一首外国民歌也因“6．4”镇压反革命暴乱被加上无辜的罪名。那首叫做《你含苞欲放的花》的外国民歌，原是我先生在谈恋爱时常对我唱的。

就在我入狱的第一个新年将临之际，邵阳师专的师生照例举行元旦文艺晚会。那时我先生傅正明已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人物。每当他走到一个教室门口，总会有热烈的掌声迎接他。谁都知道掌声为何而鸣。更奇怪的是，他竞在自己未报名的情况下在本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获得高票。搞得学校当局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后来中共邵阳师专党委决定推翻选举结果。他们端着选举箱一个一个教室强迫学生重选，各个击破以达到目的。

在这次文艺晚会上，这位老婆陷狱的热门人物倒是认真地唱了一曲原装的《你含苞欲放的花》。稍有音乐常识和听力没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首歌唱玫瑰花的外国歌曲。但是，却有人借此向邵阳市市委书记打小报告，一口咬定傅正明在文艺晚会上唱的是“茉莉花”，以此为他的“反革命老婆”鸣冤叫屈。出人意外的是，这位故意张冠李戴向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告密的历史系讲师并不是中共党员，而是某个“民主党派”的党员。

在我系狱的几年中，我和先生纳闷地看到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比中共党员“镇压反革命”的兴趣更大。我好不容易才明白过来，他们原来是混不进中共，才另辟蹊径入“民主党派”寻求晋升之途的。

但是很遗憾，当时的那位中共邵阳市市委书记对我先生唱什么歌曲并不大介意。也许书记先生宽宏大量地想，仅仅是因为在追悼会上发表谴责李鹏政府屠杀北京人民罪行的演讲，这个叫莫莉花的女人被判三年已经够她受了，而她的丈夫也因要求退党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至于他爱唱什么“花”，这无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她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名字

一去七年，恍若隔世，我的名字魔术般地从方块的汉字，变成瑞典护照上的拼音字母。当一直烦扰我的名字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关于名字的故事仍然令人难以忘怀。不久前因为中共在台湾海峡演习飞弹，我接受本市报纸采访。到最后，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好奇地追问我的中文名字怎么写。我顺便告诉他，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意为“Jasmine”（茉莉花）；在中国，这也是一首流行民歌的歌名，1989年“6．4”后，这首歌在我的家乡城市被禁播。

没想到两天之后，关于名字的故事和我的照片一起出现在报纸上。

“嘿！请问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那天当我匆匆从邮局出来，一个中年的瑞典妇女拦住我，她和我平时偶然碰面时只是笑笑点头招呼。此时，她诚挚地望着我的眼睛：

“现在我知道了，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我相信她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名字。

（写于1996年“6．4”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