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诺贝尔奖
作者 Trisha Gura
碧声译自NATURE杂志
Vol 413, No 6856, 2001.10.11
NOBEL MEDAL
今年是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周年。其声望是勿庸置疑的，但其挑选获奖者
的方式，是否考虑了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的方式呢？
每年的十月总有几天，原本只在狭窄的前沿领域里知名的人，忽然
被誉为拓展人类知识疆域的英雄先驱。平时要费力吸引媒体注意的研究
领域，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这就是三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声望。今年宣布获奖者的通告，标
志着颁奖百年纪念——这是一个反省这些奖项如何获得今天的地位的好
时机，也是询问其评选过程是否与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合拍的好时机。
对科学研究——至少是诺贝尔奖所涵盖的有关学科——而言，诺贝
尔奖起着重要的公关作用。它们描绘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图景：孤独的先
驱者终于因其个人才华获得了崇高声望。但现在，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合
作时代，研究项目可能花费数十亿美元，需要千万名科学家参与。在这
种状况下，上述图景是否合适呢？每年那几位重要的获奖人物是如何被
挑选出来的？对于每一奖项，评委会的商讨细节须到颁奖之后五十年才
能公布，因此个中细节仍然十分神秘。不过当科学史家们在更早的文献
中搜索时，发现选择的过程有时候是挺古怪的。
胜利的分界线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写下遗嘱时，并不知道
它将导致什么结果。他因发明炸药积累了巨大财
富，决定把大部分财产用来设立五个奖项，奖励
那些在化学、物理、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推动
和平方面“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指定４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机构来
选择获奖者，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物理奖和化学
奖，瑞典文学院负责文学奖，瑞典权威医学院卡
罗林斯卡研究所负责生理学和化学奖，挪威议委
任命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和平奖。经济学奖是一个
现代版本，由瑞典银行设立，1969年首次颁奖。
奖励的金钱价值是空前的。1901年即诺贝尔
去世五年后首次颁奖时，一份奖金是一位大学教
授年薪的30倍。现在，如有人独获一项奖，可得
到1000万瑞典克朗，折合94万美元。
诺贝尔奖100年
巨额的金钱无疑为诺贝尔传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金钱不能完
全解释诺贝尔奖的独特地位。一些其它类型的科学奖（有些是为那些诺
贝尔奖所不涵盖的学科领域而设立的）也付出高额奖金，但没有一项能
够达到同样高的声望—— Crafoord奖的获得者你能说得出几个？
科学史家认为，诺贝尔奖的声望部分得益于它设立时的地缘政治气
候，以及一些早期获奖者的才华与人品。诺贝尔希望这些奖项是完全国
际化的，这与十九世纪末激烈但和平的国家竞争环境有关。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也是那时候设立的，世界性的活动正是时尚。在颁奖的头五年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Ｘ射线发现者伦琴、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居里夫妇
（他们因对放射性的研究与贝克勒耳分享奖金）。
现在，获奖者能得到的好处又要多得多了。除了奖金，其所在的实
验室还可望立即获得大量的公共及私人资金，四处旅行的机会也空前地
增加。那些乐于享受名望的人，还可以签订写书合约及在电视上露面。
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Celera遗传公司的Hamilton Smith（因发现DNA
限制酶而于1978年分享生理学奖。他说：“在你得奖之后的头几年，研
究资金大概会偏爱你。”
瑞典德堡大学的Arvid Carlsson是2000年生理学奖获得者之一，因对
神经信号传递物质多巴胺的研究而获奖。他曾想创办一个衍生公司，生
产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但遇到了许多阻碍。得奖之后，诸如资金和
校园内的场地之类的障碍突然全消失了，“许多问题完全解决了。”
名望
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可以成为公众人物，当权者急于要征求他们的意
见。例如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工作的Peter Doherty，
因研究细胞介导免疫系统而于1996年分享生理学奖，成为1975年以来首
次获奖的澳大利亚人。他说：“我时常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公众舞台上。”
他被设定成为科学方面的发言人，并可以与国家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接触。
他开玩笑说，得到一种这样的名声，感觉就像“一个小人物来到了咖啡
节”。
毫无疑问，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对选择奖者的过程很感兴趣。这些过
程是人们在诺贝尔死后非常费力地制订出来的，因为他并未留下明确的
指示。创立者事先并未向他指定的任何机构咨询过，也没有向他的两位
执行人说明。这两位执行人是他的个人助理Ragnar Sohlman， 及工程师
Rudolf Lilljequist，后者从前根本就没有与诺贝尔接触过。
当执行人、学术机构、瑞典政府及分得了极少部分遗产的家人坐下
来制定一个合法的规章时，产生了许多争论。争论各方最终就自然科学
奖达成一致，拟定了一个在一百年内基本未作改变的方案。诺贝尔关于
把奖授给在颁奖前一年内作出贡献的人的意愿立即被抛弃了，原因很简
单：这样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评价一个发现的影响。此外还加入了一
条原则，即如果有两位发现者都对同一成果有贡献，则必须分享奖金。
要成为合格的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提名者来自六个方面：颁奖
机构成员；每一奖项的评选委员会委员；前任获奖者；瑞典及其它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在1900年已经成立的大学及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及医学
教授；颁奖机构选择的其它六所大学相关系科的教授；受到特别邀请的
科学家。
各奖项的评委会通常由3至5人组成，是决策过程的核心。成员的国
籍不限，但历史上通常是瑞典人。评委会成员由颁奖机构选择，任期不
得超过9年。许多决定委员会工作方式的规矩是不成文的。CERN（欧洲
粒子物理研究所）的Cecilia Jarlskog在1999年前曾担任物理奖评委会负责
人，她说：“学会这些规则要花很长时间。”
通常，委员会的意见即为最终决定。但委员会必须接受颁奖机构监
督，后者偶尔会干预一下。例如，19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就驳回了评
委员将化学奖以发现元素周期表为由授给门捷列夫的大多数决定。这次
干预是瑞典科学家阿累尼乌斯（因1903年发现电离效应而得奖）强力干
涉的结果——门捷列夫是他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次年门捷列夫去世，永
远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选择获奖者
与20世纪初一样，提名邀请现在仍于每年9月发出， 提名截止期限
为次年2月。在夏季，评委会成员必须埋头阅读大量的评价文章和文献。
在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公众对选择过程的了解仅此而已。但在
1975年，诺贝尔基金会决定公开那些颁奖时间已经超过50年的文献。自
那以来，科学史家仔细研究了那些早期奖项的提名细节及委员会成员意
见。文献表明，从一开始，评奖规章就存在许多混乱与争论。提名者对
如何理解“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有分歧，甚至对如何定义物理与化学
也意见不一。
例如，1923年，太阳天体物理学家赫尔（George Ellery Hale） 和德
朗达尔（Henri Deslandres）在物理奖评委会的早期讨论中是主要候选人。
但根据奥斯陆大学的历史学家Robert Marc Friedman的说法（《卓越的政
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背后》一书作者，Henry Holt公司出版，纽约，
2001），委员会的新成员裁定，天体物理学是天文学的一项分支，而不
是物理的分支，因此不合格。
Friedman说，战略考虑与个人偏见在早期的许多评委会里普遍存在。
“所宣扬的崇高理想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比我想象的更为显著。”
物理学家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获奖的延迟，
表现了一次有代表性的斗争。根据Friedman
及其它史学家的说法， 这主要是因为二十世
纪早期的瑞典科学界注重实验物理，而将理
论轻视为纯粹的猜想。直至1921年，瑞典皇
家科学院院士、物理奖评委会成员 Bernhard
Hasselberg还从病床上提出抗议，反对因相对
论而授奖给爱因斯坦。他写道：“将猜想放
在授奖对象考虑之列，是极不可能的。”
爱因斯坦
面对僵局，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迟颁布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次年，
评委会成员之一、乌普萨拉大学的Carl Wilhelm Oseen找到了一个解决办
法，提议以光电效应的名义给爱因斯坦授奖。但Oseen 很小心地没有详
述这一效应如何从经验上证明了量子论的理念——光既有粒子性，也有
波动性。
谣言制造机
评奖委员会及颁奖机构之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类争执如今是否
还在发生，有关细节仍然是深藏的秘密。在这个信息的真空里，充满了
候选人及其伙伴、所在机构为使之获奖而多方游说的谣言。Carlsson说：
“我听说，有许多科学家和他们身边的人与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有着正常
提名渠道之外的接触。”日本科学促进会要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建一个
信息办公室的决定，也被视作此等行为。
一些观察家说，公然的游说不太可能奏效，甚至可能会起反作用。
Doherty认为，“委员会并不天真。” Jarlskog 强调说，关于某个人的大
量提名涌入评委会办公室，是没什么用处的，最终评奖并不是靠清点提
名的数量。
有些科学家说，整个评奖过程应当接受公众监督。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批评者说：“我认为这是与当前科学形象完全不协调的。如果诺贝
尔奖想像过去一样拥有改写历史的能力，这一系统必须负担某些责任。”
但其他人说，一个更透明的过程只会挑起大量纷争。Carlsson 说：“我
可不想看到候选人知道是谁提名了自己。”
Jarlskog 说，真正有资格获奖的人会年复一年地被提名，直到选上
为止。“我们觉得，延迟总比犯错误要好些。”但由于不可给已故人士
颁奖的规则，有些人虽然在生前被提名，但等待证明的过程实在太久了。
Carlsson说：“这中间有很多运气因素。对我来说，就是幸运地活得比较
久。”
三人规则
但招致最多议论的，是“三人规则”。这是评奖规章1968年修正案
中的一条：“不可以有三个以上的人同时获一项奖。”
三年前，这一规则引发了极为激烈的争议。当年医学奖的颁奖理由
是发现一氧化氮是心血管系统的一种信号分子，得主为美国得克萨斯医
学院的Ferid Murad，纽约州立大学的Robert Furchgott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Louis Ignarro。使许多科学家发怒的是，伦敦大学学院Wolfson 生
物医学研究所所长Salvador Moncada未被包括在其中。
没有人怀疑获奖者们的贡献，然而由剑桥分子生物实验室的 Cesar
Milstein（1984年因发现单克隆抗体获奖）为首的一些前任诺贝尔奖得主
认为，Moncada在这项研究中起到了与获奖者们同等重要的作用。现在
的Moncada不愿描述他极度失望的心情。不过Murad 说，还有“一到两
个人”排在Moncada前面，他对反对意见导致的负面宣传感到很失望。
关于这件事，争议也许永远也不会完全平息。但它突出显示了三人
规则的局限。在许多领域，找出对某一发现做出特殊贡献的三个及以下
的人，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高能物理及基因组学等方面，这更是不可
能任务。CERN对撞机研究项目负责人 Roger Cashmore 说：“随着合作
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在不容易分辨谁是主要贡献者。”
分享声望
Cashmore建议，在这些情况下，奖项可授予某一机构，就像和平奖
有时候采取的方法那样，比如1999年和平奖授给“无国界医生”组织。
他认为，“这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却可以使机构得到巨大的关注与奖赏。”
但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奖颁奖机构仍不接受设立机构奖的想法。
尽管这样的奖项可以缓解由三人规则在高能物理等领域造成的困扰，
但三人规则本身可能产生的武断并未得到解决。Friedman 提出：“我们
必须找到某些东西，触及科学真正的中心。”
但对每一种要求放松三人规则的呼吁，总有要求维持传统的反对意
见。Murad 说：“如果三人规则放松了，那么四个、十个、二十个又如
何？到什么程度为止？”
还有人说，放松三人规则会让诺贝尔奖失去神秘感，而正是这种神
秘感使获奖者们成为有影响的科学发言人。Doherty说：“这是一种制造
明星的系统。如果把奖发给几百个人，明星效应很快就没有了。”
Jarlskog对此说法表示同意：“必须非常谨慎。”但她相信，颁奖机
构必须重新研究规章，考虑它们是否应当随着科研方式的改变而变化。
“他们非得这么做不可，最后也肯定要做。”
同时，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了一个法子，认为这可以把有关争
论一股脑儿地解决：干脆就废止诺贝尔奖。CERN的Jack Steinberger（因
为制造出致密高能中微子束并发现μ型中微子而分享1988年物理奖）说：
“没有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仍旧是爱因斯坦。”
或许如此罢，然而，若没有诺贝尔奖，是否Jack Stenberger仍是Jack
Stenberger、Perter Doherty仍是Peter Doherty、Hamilton Smith仍是Hamilton
Smith？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但诺贝尔奖的确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声望。
此外，爱因斯坦是个特例——他是一位独一无二超凡出众的天才，根本
就不需要物理奖评委会的认可。
对那些只能孜孜以求达到更高的普通卓越程度的科学家来说，诺贝
尔奖代表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能够把他们喜爱的研究工作推到公众
舞台上，并可能利用他们新获得的名望来为科学做贡献。出于这样或那
样的原因，可以打包票，未来几十年里的每个十月，全世界的杰出科学
家仍要梦想着接到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改变一生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