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ublic of Tian'anmen
共和天安门简史
·马悲鸣·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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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开希目击记·1989年4月20日】
吾尔开希：“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往后靠一靠！（众人：别挤，别挤！）
“我是、我是今天凌晨，四·二零惨案的目击者、组织者、还有一些其他情况的知情者。我们在那里静坐一直坚持到了早上五点！（众人：好！）
“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动了近千名军警，野蛮地冲击我们的队伍，野蛮地殴打学生，还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的朋友。打伤人数可以说不计其数！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女同学进行了猥亵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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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笠论绝食·1989年4月26日】
柴玲转述：「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有绝食的主意，同张伯笠聊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历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绝食，连古代皇帝也受不了这一套，别说外国了。你们要绝食，我们在校园里也绝食，拉起一个棚子来，网些白布，都围起来。当然我们回来，可以到宿舍里，厕所里偷偷吃一点，然后再出去。大学校长一看见你们绝食，你们这些祖国的宠儿宝贝，一看见你们绝食，还不得赶紧抱…你们，把你们送回来。”当时我们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那是四月二十六日在作家班的事。」
--摘自1991年7月17日至24日在巴黎《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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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首倡绝食·「等待审判」·《北京之春》第18期，199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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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张伯笠等首次建议在不得已时可发起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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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朋友指出：知识份子推波逐澜、出谋划策者，“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我很感谢他们没有点名。作为绝食的始作俑者，我该再“说清楚”一次了。（顺便说明一句，绝食的发明权不在文革。）
据张伯笠回忆：“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指对学生们提出的七条要求。--郑义注）。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柜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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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宣言》·白梦·1989年5月13日】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①
“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
“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著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拍拍民族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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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革初期红卫兵引以壮威的毛泽东《湘江评论》时代的语录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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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与学生代表在人大会堂的对话·1989年5月18日】
李鹏：“当然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很关心。我们是理解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如果我们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是好像有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那麽我们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问题在於怎麽去让他们去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拔掉氧气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离开这里的条件，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客观事实！我们如果广场上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剩下的几千人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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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在党政军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5月19日】
李鹏：“种种情况表明，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就面临著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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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1989年5月28日】
柴玲：“我们这次绝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人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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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1989年5月28日】
柴玲：“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
“我悲哀的是什麽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麽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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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1989年5月28日】
柴玲：“同学们总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麽？我们能达到什麽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麽上层人士，有一些什麽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达到个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拼命的在做这个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所以，我们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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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1989年5月28日】
柴玲：“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侯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的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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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1989年5月28日】
柴玲：“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我们再失掉这个阵地的话，那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记者：“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为什麽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什麽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著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个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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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1989年5月31日】
记者：“请柴玲同学，请你说一说你对这一次绑架的原因，你怀疑是什麽人？”
柴玲：“我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种种迹象表明，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买学生中的一些变节分子，主要他们想大力地扭转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整个葬送我们这场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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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见证屠杀·1989年6月8日】
柴玲：“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著。自六月二号到六月四号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
柴玲：“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我们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对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把大家强行地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哭）。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柴玲：“市民告诉我们，这些士兵是真杀啊！对着市民区发火箭炮”。
柴玲：“越是法西斯丧心病狂地镇压的时候，那麽，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国也就要诞生了！民主存亡，最后的关头已经到来了！同胞们，觉醒起来吧！打倒法西斯！打倒军人统治！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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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开希见证屠杀·原载1989年6月28日《中国时报》】
吾尔开希：“我想简单地说，六月四号，共和国的一个最黑暗的日子，我们的中国病了，在天安门广场，以李鹏、杨尚昆为首的，为导演的，以邓小平为总幕后策划的反动军阀，反动政府，法西斯军队，在六月四号的凌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狰狞的法西斯面目，向数以万计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开了枪，应该告诉大家，我当然现在也没有办法具体地说，到底有多少伤亡，可是至少可以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数以千计，整个这次血腥镇压中，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来说，也丝毫不过份，我想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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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省思：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青年民主运动》·柴玲等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出版】
一清华学生说：“当（纪念碑）第三层的学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时候，机枪响了。有的士兵是跪著端起机枪扫射，这些子弹是从头上顶上擦过，趴在地上扫射的，子弹全部打在同学的胸膛和头上了。我没想到同学们是这样勇敢的，我们一批人上去推装甲车，这批人给子弹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著前面的尸体又冲上去。终于将一辆装甲车推开了一个口，我和三千个同学就是在枪弹中冲了出去，冲到了历史博物馆门口。冲到这里，这一批人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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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中旬电视】
邓小平：“他们要是成功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要上断头台的。你、你、你，还有你…（指在座者）”
邓小平：“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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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井》作者郑义《论“吃人血馒头”》·1994年《新闻自由导报》】
最近更有著名人士宣称某某等学生领袖与杀人者一样，“都有罪”。屠杀者尚无一受到审判，死难者尚无一昭雪，幸存者也成了等待法办的待罪之身。真是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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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之一的见证·电影《天安门》】
侯德建：“很多人说，广场上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碾轧学生撤退的人群，等等。
“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是在哪里看见的，我是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看见。
“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倒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使用了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的泄恨，发泄的需要而已。这个事情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没有力量去打击你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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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p303·1991·巴黎·法兰西】
广场副总指挥李禄∶“如果我们撤离广场，之间的区别是这个镇压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时认为秘密的屠杀比镇压可能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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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为了历史的见证》·1998年6月1日《枫华园》】
然而，（卡玛导演的电影）《天安门》的警钟敲响，柴玲身临危难。我於是找到那位战友，准备一道澄清，一道承担。这时我才发现，他是那麽惶恐，与当年的侠义勇猛已判若两人。一步不能让，他说，否则不光断送政治生命，以后还有断头台。闻言惊心，当年中共寡头不是也说：再退，就是全线崩溃。怅然之余，更加相信政治对人的异化。“战友”看著同伴在前面挡箭，却不敢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而在报端却有这样的答问：“当年吗，谁也不代表谁”。这样轻描淡写，是友情的幻灭，还是本来即空？无论如何，我却得到了解脱--在史实与友情之间，我曾那麽徘徊。但心还是隐隐作痛，我知道失去了甚麽，我为此而深深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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