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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的人质与总指挥部的肉盾

送交者: 马悲鸣2004/03/13 4:27:57 [矛盾江湖]


王丹的人质与总指挥部的肉盾

马悲鸣

王丹在去年「六四」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八九民运辩护。他呼吁世人反思「六四」必须坚持两个道义底线:即坚持正面评价八九民运和不能遗忘「六四」。

许英良曾说王丹概念不清,有阅读障碍。「北大一学生」说王丹“每次发言都事先准备的。没有准备时就显得语无伦次了。”

大概这次王丹接受记者采访就没做准备,才把“即坚持正面评价八九民运”和“不能遗忘「六四」”给当成两项坚持了。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王丹概念不清,语无伦次。

中共有个「四项坚持」,王丹就给来段「两项坚持」。与共产党何异之有?如果给反思定下了底线,那还何必要反思?记得当年项小吉在和白梦等人在《北京之春》辩论时曾言,“对八九民运的讨论没有禁区”。当时白梦等人就设禁区,不许讨论八九民运的非正义。所以项小吉才有此言。谁知多年过去,王丹又跑出来设置底线禁区。

反正“莫索里尼,总是有理”,王丹的意思就是要求别人都给他戴高帽子。只是不便说得太露骨。王丹只是手中无权而已,它日若得当权,必效中共搞言论限制无疑。

王丹强调:“如果因此认定八九民运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是要颠覆政府,或认为政府应当开枪,这种反思已超越基本的道义底线”。你们的总指挥五月二十八日就宣布∶“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这有康宁祥的录像带为证,比政府武装驱逐的六月四日早了一周。是你们先要推翻政府,然后政府才武装驱逐的。「推翻」和「颠覆」有什么两样?更何况连刘宾雁先生都在美国的电视上当众预言,李鹏政府会在十小时到三天之内垮台。

王丹气急败坏地宣布:「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思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这在一般的正常人看来,王丹让人绝食就是「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以绝食为名割据广场就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王丹在「六四」十周年和戴晴辩论时仍坚持声称∶“政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修改「四二六」社论和直接对话,我们当然不能撤了!”以绝食相讹诈,以割据相要挟,只为了迫使报纸修改言社论和直接对话这么点政治目的,竟致如此不择手段。而政府是在屡屡折节相让,尝试了所有和平手段都证明无效。这怎么能叫“不择手段”?

更何况你们那头还有希图迫使政府血洗天安门广场以便激起大革命的总指挥。不过政府到底没上你们这个当。天安门广场上至今没报导出一个人死亡,更谈不上血洗。

王丹歇斯底里地声称:「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

王丹等学生头们所犯下的绝不是什么策略上的错误,而是“非法割据公共场地”和“阻拦国家军事行动”的双重刑事罪行。政府尝试了所有可能的非暴力手段劝学生和平离开而无效,在惨遭袭警之后,才被迫采取谨慎的武装驱逐。

如果两个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的话,先发生的是原因,后发生的是结果。学生割据在前是原因,戒严在后是结果。学生阻拦国家军事行动在前。政府武装驱逐在后。学生非法在前,政府执法在后。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判断因果是非的根本原则不容混淆!

王丹拿绝食学生当人质来讹诈政府。广场指挥部的各位老总拿广大市民当肉盾,硬顶着不撤,蓄意迫使政府开枪。他们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至今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坚决唾弃八九民运和坚持不能遗忘「六四」时王丹等广场总指挥们的恶言恶行,这才是反思「六四」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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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反思六四坚持两个底线

 (纽约记者曾慧燕/四月纽约--波士顿电话访问)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四日晚为八九民运辩护。他呼吁世人反思「六四」必须坚持两个道义底线:即坚持正面评价八九民运和不能遗忘「六四」。

  王丹在接受联合报电话访问时指出,今年美国各地纪念「六四」的民众未减,说明人们并没有忘记「六四」。他针对一些「诋毁」八九民运的舆论说,「六四」已经过去十一年,当年席卷全球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已平息,以八九民运为原始推动力的海外民运陷入低潮;近年由于某些原因,另一股以反思为名的思潮开始暗潮汹涌,出现诋毁「六四」和混淆视听的情形。

  王丹指出,他一向主张对「六四」进行深刻反省,但必须坚持两个最基本的道义底线,否则将产生负面意义。第一要坚持的道义底线,对八九民运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他不讳言,在当年八九民运中,包括他在内的学运领导人有各种各样策略上的错误,诸如是否应当发起绝食,是否应当早日撤出广场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

  不过,王丹强调,如果因此认定八九民运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是要颠覆政府,或认为政府应当开枪,这种反思已超越基本的道义底线,「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思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他强调,八九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绝不是几个所谓「学生领袖」可以代表的,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抹杀广大学生参与运动的正义性;更不能因为反思学生运动的得失,而掩盖政府犯下的屠杀罪行。「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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