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说六四
马悲鸣
【按∶此文写成于王军涛出国之前。有些看法还显得幼稚。】
一、开场白
「六四」是一个大题目，很不好写。目前至少有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在给「六四」正名。一派说「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另一派说「六四」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其实本世纪以前中国根本就不曾有过“爱国民主运动”。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实际上在说「六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一己之见。前一派是主持镇压的人。他们焉能不说「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否则他们就师出无名了。后一派是率先割据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焉能不说「六四」是“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他们也师出无名了。这两派观点以中国的国境线为界。国境线之内是“反革命暴乱”派的地盘。任何胆敢说「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乱”的人都将面临着自由与人权的被剥夺。国境线之外是“爱国民主运动”派的地盘。任何胆敢说「六四」不是“伟大爱国民主运动”的人同样将面临着群起而攻之和被逼道歉的厄运。
除了对「六四」的这两个极端评价之争，“民运骨干”们还曾不止一次，不止一处讲过，要认真总结「六四」的经验教训。但恕在下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到一篇漂亮的总结文章。笔者因置身事外，本无越俎代庖的义务，对如何“正名”也毫无兴趣:管它是“反革命暴乱”还是“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呢！但作为局外人，倒愿意谈一谈这场运动“正名”之外的一些策略琐事上的得失成败。本文旨在论事，但论事时难免论及事中的人。如果文中对某些当事人有所言语不敬的话，还望海涵。笔者在此先行道歉。
二、马后炮
「六四」的惨败是因为共产党抄家伙开枪了。除了学生事先撤退，不让它开枪看来不可能。而学生已经发誓“绝不后退半步”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招术呢？
事后诸葛亮先生设想一个方案:戒严令下达之后，方励之先生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话。第一先给学生戴高帽子，赞扬他们反腐败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反腐败和爱国主义跟本就不是一回事;然后指出:“群众随时撤换他们认为不合适的领导”是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也因此是共产党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极不实际，没有效率，也没有办法工作，必将导致无休止的内讧，无穷的内乱，故学生不应该采用。请学生们深思。然后请他们集体表决:选举产生的总指挥一周之内不得罢免。总指挥的命令必须服从，不容挑战。
待到广场学生通过此项决议之后，方励之提出在新的章法之下，重新选举总指挥，然后自报奋勇竞选正总指挥。以方励之当时的名望，选战获胜是不成问题的。待到他就任总指挥时就可以发表就职演说，宣布私占公共场地虽然是非暴力的，但也不是合法行为。就职后他就可以下达第一道命令:“撤退！”
因为是全师而退的，实力和组织都没有被打掉，一旦政府大规模秋后算帐，还可以重新号召起力量抵制，而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如果当时方励之尽全力撤退学生，万一成功，那么收放自如的反对派力量就算初具雏形。假设方励之这样做了，而又没有奏效，那么开枪之后他就有胆量不避祸美国使馆。方励之没有这样做，显示出他在估计局势时并不深沉。
胡平先生曾言“见好就收。”他人反驳说:“见好没法收。”方励之说他自己没有这份影响力。实际上尽管分量不足，方励之仍然得算对广场学生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个马后炮方案虽然不见得能起作用，但如果当时方励之试一下的话，估计能有百分之十成功的希望。可惜在“见好”时我们只在电视镜头前看到方励之的忘乎所以，而没有孤注一掷地试一下这个“就收”方案。形势逆转后大家只有干等着挨枪子儿了。
老实说，学生拒撤的心理依托相当一部分来自方老师的沉默。这沉默被认为是暗中支持。特别是方太太李淑贤老师和王丹通的电话被传到广场上，更增强了这种信念:“方老师何等英明。他的判断绝对没错！”因此，只要方励之出面劝学生撤退，就等于去掉了学生拒撤的心理倚仗。这种场面的出现必会刺激相当数量的学生冷静下来认真考虑后果。安全和平地撤退并非不可思议。
三、共产党志在必得
一定要打掉有组织的民间实力！这一点，共产党志在必得。“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们正是在这关键的一点响应和成全了共产党。
如果我们把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运动从民间方面协助邓小平扳倒“凡是派”类比做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北伐的话;那么查封民主墙，重判魏京生就相当于“4.12”。“4.12”后国民党主政时曾有过十年经济建设大发展时期。中共称这个时期是“十年红军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历过五次围剿。
在中共封杀了民主墙后的改革十年中，国内民间力量在狭缝中求生存，暗中积蓄力量，虽有“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对民间力量的“围剿”，但民间实力未受重大挫折。
《毛泽东兵法》云“敌进我退”、“打不赢就走”、“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消灭敌人是第二位的…）见《论持久战》）”直说了就是保存和发展实力比仓促进攻更重要。谁料莫斯科来了一帮留学生，非要和国民党拼实力。结果从反面成全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的胜利。红军被迫长征。从第四次围剿开始，到长征结束，国民党方面取得百分之九十的胜利，共产党方面取得百分之十的胜利。从军事实力上说，红军总兵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由三十万锐减到三万。彭德怀因此大骂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不论是非，只计成败，中共重判陈子明、王军涛不是没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北京之春”的“残余分子”在改革十年中积聚了令共产党头疼的实力。不仅有钱财和资本的积蓄，而且有人，特别是在人群中的声望。他们办的研究所正在为改革开放大批培养和检测合格的企管人才，以求中国能高效率公平发展。
陈子明、王军涛从来不提激进口号，不想和共产党拼实力。陈子明最近出版的《十年改革的反思》中讲到:“改革服从发展”。即使改革和发展之间出现冲突，也宁可成全发展。他们并无“进攻”的意思。
在八九民运之前，因为陈子明、王军涛办的事业有和教委竞争的味道。因此使曾经身为教委主任的李鹏深感不满，几次要拿人，想砸了他们的摊子;但终因理由不充分而无法下手。这是不公平竞争问题。
谁料胡耀帮一死却又冒出了一帮大学生，非要和共产党拼实力，发誓“绝不后退半步！”，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陈子明、王军涛二人的出面斡旋，让李鹏拿了个正着。这就是为什么打架的王丹只判四年，而劝架的陈子明、王军涛却各判十三年的原因。这叫什么世道？！
若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赌掉的只是自己的积蓄倒也罢了。她们赌光的实际上是民间整整十年惨淡经营积聚起来的一点点可怜本钱。和当年国民党就怕红军不和它拼实力一样，如今共产党就怕民间力量不和它拼实力。陈子明、王军涛等力主撤退的初衷，明说了就是不拼实力。
四、“崽卖爷田不心疼”
广场总指挥逃出国境后回答别人的责问时竟说:“我就是要逼共产党开枪，这样才能唤醒人民对它的幻想。”
如果你们总指挥自己血洒长安街头，“醉卧广场君莫笑”，历史还能把你们比做陈天华一流。你们逼共产党开枪杀的是你们的部下，是拥戴你们的京城父老。打掉的是那些“三朝元老”们十年积聚起来的民间实力。你们自己脚底抹油，跑得比兔子还快。难怪王军涛要感叹:“这么大一场运动过后，竟然只有这么少的人敢于面对审判。”
如今共产党已经把从示威初起层层设防，节节警告，直到开枪的“逐步升级”镇压战略制定成“防暴战斗程序”公开发布到武装部队指挥员的训练手册上。今后大陆民间活动的空间必将比八九民运以前更其狭窄和更其艰难。逼共产党开枪，拼光实力的结果，几乎绝了民运成功的望。这就是广场总指挥们“奋斗”出来的客观后果。
八九民运搞的是某种类似王明路线的东西。姑妄称之为“民运王明路线”。说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是不为过的。广场上的总指挥们和坚决反对撤退，反对妥协的知识界名流就类似民运的“王明分子”。他们明白，只要从广场上一撤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运领导人都将是秋后算帐的重点对象。虽然有可能重新号召起力量抵制，不见得百分之百危险，但显然更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而开枪的结果，倒霉的却是他们的部下和市民。于是他们“不惜拿广大同学的生命作民主运动的赌注，把学生们的血肉之躯推向了坦克车底下。”*
「六四」牺牲的人数大约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但中国民间力量却损失了陈子明、王军涛这样的重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高新先生曾撰文，乐观地估计“谁能相信他们）陈子明、王军涛）能坐满十三年的刑期呢？”不管高新等人相信不相信，反正本人相信。共产党必定要让这两位懂得积聚实力并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分子坐满十三年刑期，然后再驱逐出境。
如今中共已经放方励之、王若望等民间分子出国。这说明他们对开枪后索性拉下脸皮，公开制定开枪镇压程序的做法和手段信心十足。如果民运精英们没有对过去导致民间力量屡战屡北的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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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姚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