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六四
马悲鸣
一、学运毁在最高潮
经历过“六四”的中年人直觉到，八九民运的组织者们似乎吸取了中共统治下四十年来学生运动失败的教训。民运一开始组织得还算有水平。中共保安部门曾感慨地说，民运每一步都走在了共产党保安对策的前头。当保安部门欲图祭起“反党”大帽子压人之际，民运已经适时地打起了拥护中共改革的标语口号。再加上小偷罢偷，刑事犯罪率下降到几乎为零。这些都使中共撕不开一条寻衅的口子。
当此之时也，中共强硬派最需要的并非民运自行平息，而是急需一些事件来提供一个撕开缺口的把柄。终于，民运经历过理性节制的初期，招术已经用尽，而迟迟没来的镇压逐渐惯出了学运的非理性。对话的失败提供了第一条裂痕。绝食和由此而来的割据天安门广场则制造了一个绝大的把柄。
老实说，在中共治下的四十年间，历届民运，包括红卫兵运动，从来没有走到过“对话”这一步。所以从来没有这一步以后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共迟来的镇压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学运方面用完了历史经验，然后听其自乱。对话失败只是显示出民运失去控制，而由绝食引发的占领天安门广场才真正使学潮走上了中共强硬派企盼的方向。
平心而论，八九民运的最高期望不可能是结束中共的专制和进入民主。四百万解放军实力和五千万螺丝钉党员牢牢拧紧的中共统治结构远远没有根本的松动。十一亿人民，包括大学生，实际上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学潮的最高期望只可能是显示一下实力，吓唬吓唬它，使中共日后的行为有所顾忌而已。因此学运的最大斩获至多是到对话为止。而且中共是谈判桌上的老手，对话也不可能企望有任何结果。最大的结果只是对话本身。只要对话的口子一开，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中共是绝不情愿开此先例的。学潮恰恰在这最高潮到来的尝试对话时，被一群高喊著“不许出卖我们！”的激进分子所冲毁，从此失去控制。
二、杨志卖刀
对话失败之后，学运已失去方向。到底要求些什么和怎么个要求法都不曾谋划得当。而亢奋的群情因为没有见到预期的镇压而始终理智不下来。该怎么办？《救国》杂志第二期里提到有个“王高参”给学生出了绝食的主意。此公说：“运动不能就这样死下来，只有开到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地绝食，才能掀起新的高潮。”“事情闹大，中央会有人好说话。”不管如何，这冲毁对话和绝食的做法正中了中共强硬派的下怀。因为只要绝食，民运就更不可能停在这一步。非法割据天安门广场正是其逻辑的必然。等待和引导对手犯错误乃是上乘的为将之道。
据《中国之春》101期载，广场学运领袖们逃到国外以后，为《绝食宣言》的发明权争得不可开交。这个《宣言》说：“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拍拍民族的良心。”这个排比句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的“杨志卖刀”。
没毛大虫牛二把脖子伸到杨志的宝刀下说：“在生与死之间，我想试试刀刃的锋利。”泼皮牛二很难谈得上什么理性。这个《绝食宣言》不过是煽情的儿戏之作。
谁让你去死的？
还不是你自己！
救你是义务，不救是本份！
你没毛大虫不是说：“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以死明志的权力”吗？
那么说，杨志就是成全你喽？！
说实话，不吃饭是儿女向母亲撒赖的招术。这种办法难免不给人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之感，只不过吃了枪子儿以后没人肯承认罢了。高人就指点出这等“望乡台上唱山歌”式的“高招儿”。哪来的丝毫自由派气息？
三、最后机会的丧失
还有一次可以挽回的机会是李鹏在人大会堂会见学生领袖，要求绝食者恢复进食和撤退。如果学生到此为止，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当局对话了(不管对的是什么话)。全世界都已经通过电视转播看到我们和政府总理当面对话的实况了。因此我们已经胜利，可以凯旋返校了。”要是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则保存下有组织的反对派实力还有希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台湾的李敖先生在电视上看到吾尔开希当众给李鹏难堪，并逼他到广场上去，而遭李鹏拒绝时感叹道∶“完了！只有等著镇压了。”
由绝食开始的私占公共场地运动已经无法理喻。这时唯一能挽救学潮不遭彻底失败的办法只有方励之出面劝学生撤退。但方励之却不肯出头。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过这样一个事实：八九民运最开始是以反官倒为号召。而赵紫阳就是纵容官倒的总书记，民谣曰∶“…，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即他的公子也是“底儿潮”的。而不管李鹏是否无能，他那时却和官倒无缘。“六四”的最后结果变成了同情赵紫阳和痛恨李鹏，已经大违初衷。这是怎么回事？！
四、决斗是因为下不来台了
“六四”开枪的原因是双方都下不来台了。共产党，不仅仅是其中的强硬派，如果下得来台，它犯不著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枪。广场上的学生头子如果下得来台，也不至于往极端上煽情而绝不后退半步。既然双方都下不来台了，只有决斗一条路可走。就象欧洲中世纪骑士甩手套挑战，当众给对方以难堪，迫使其决斗那样。广场学生头子们当著电视摄象机镜头的面给共产党领导人以难堪和拒不撤退，也就绝了自己后路，无法下台了。
笔者曾遇一个广场下来的留学生。他也是在看到广场出事以后才回国，镇压以后又跑出来的。我问他∶“如果不开枪，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没有？”他回答说∶“我是在广场上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不开枪真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
广场最后冒出来的所谓“四君子”若非投机分子，至少也是不识时务之辈。他们除了火上浇油，给已经再衰、三竭的士气来一点最后的刺激之外，于时局毫无补益，徒坚学生拒撤之心。
据这四个人自己说他们对最后和平撤退，导致广场上没死一个人是有贡献的。但那不过是歪打正著。焉知如果他们不强抢出风头的话，广场还能继续割据得下去？！而如果割据不下去，又何至于开枪？！
他们这“四君子”在六四的第二天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说“血染北京城这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都没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话很对，也符合历史事实。但同时，割据天安门广场达一个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没干，五卅没干，三一八没干，一二九没干，“反饥饿、反内战”也没干。这次却由八九民运干了。呼吁书说，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不知出自谁家的宪法？*
国民党割据广东，共产党割据边区，中国现代史上却从来没有哪一家割据首都市中心广场的。而且他们的割据也都同样遭到了当政者的大军压境和围剿。
五、关键是左兵右将
很多人问，为什么如此高密度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参与的频繁运动全部都以失败告终，而湖南师范生毛泽东当年却能得胜。原因何在？！
当年伟大统帅毛主席战场取胜的关键一招是“左兵右将”。士兵不惮其左，将校不惮其右。他搞的“延安整风”不管多么无理和残酷无情，但整掉王明等左倾轻狂浮躁分子实在是要将校(干部)们右一点，以便能听得懂战略战术的安排，便于指挥。他搞的“两忆三查”当然是要士兵左一点，以便于冲锋陷阵时能不怕死。共产党进城前打三大战役时表现出的灵活机动和骁勇善战就端赖“左兵右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收放自如。我这里不管他讲理不讲理，只管他仗打得漂亮不漂亮。“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带兵基础实肇于此。
八九民运最差劲的地方就是领导者太左，轻狂浮躁；以至于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还听不进过来人的意见。一再叫嚷不被别人利用，而实际上只能被别人利用。
老实说，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只争个来早与来迟。但随后而来的民运激进分子的矜功自傲说不定更难对付。两者的不可理喻如出一辙，都是同一堂政治课上教出来的。
六、新一集连续剧
从来就没有万年王朝，中共只是历史进程上最近的一个王朝而已。和以前所有王朝一样，它虽然一厢情愿地妄图江山永固，而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共产党治国无术，却凭借著现代化技术以塞天下之口。其结果是朝野双方都不明白真相，都在那里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六四”的枪声无论如何是把双方都给吓住了。
中共说“六四”取得了“镇暴胜利”。但坦克的履带却碾碎了人心的自我克制。占领广场的学生也同样不承认失败，而实际上双方都没有胜利。大家全是失败者。这只是古老中华民族反复上演的历史重复连续剧里最新的一集而已。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六四”的评价是∶“一位流亡的作家说，‘六四’运动使世界对中国人尊敬，塑造出中国人的新的形象。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六四’恰巧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所谓的‘六四’英雄是出产在这种国土上的。如果形势倒转过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排解纠纷，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则，一群引起别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会使中国人面上无光。”
笔者曾问美国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学生stupid(愚蠢)，政府crazy(疯了)。”这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在外人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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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第三章第三节“避难在外交公寓”，《北京之春》第三期，1993年8月号，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