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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古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接着他又解释道：“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老人家说话时行将就木，快走到人生尽头，故说出来的话当属其平生经验。另外，老人家说话对象是其女服务员，一是在地位上与心智上低他许多而不对他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二是与他朝夕相处而亲近随和，故使他谈起话来少有顾忌且多显真情。

毛说话不多，三言两语，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观说出个大概来，其见解其语气都颇合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个性。

“五·四”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知识份子，能言善辩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实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换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陈词者走上北平市街头；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运动参与者因建功立业而登上天安门城楼。

究其原因，还正应了老人家说的那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要唤起民众，却不愿深入工农；说是要反对暴政，却不愿拿起枪杆；结社议政，略有起色，纷争即起；组团参政，稍有进展，内讧又生。

不止是党外有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也有这种情况。要说读中国书，谈文化理论，陈独秀先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要说读外国书，背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可是，两者都是言论有余，实干不足。结果，一个对中共蒙受“一战”失败（四分实力去其三）负主要责任，另一个对中共遭受“二战”失败（八分实力去其七）负重要责任。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八九民运”，似也有着内讧过多的问题，似也应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说的那番话。

当然，毛不会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许多同事也是“秀才”。不过，他们这些“秀才”不同于传统的“秀才”，不同于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们说得多，做得也多，既动嘴，也动手，脱去长衫穿草鞋，扔掉斯文进绿林，用毛的话说，为了挽救革命，不惜“担任土匪工作。”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农家生活，曾千方百计要离开韶山冲到大地方去；但他为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愿地重返农村，并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玩枪弄炮，曾当了五个月大兵就退出军队；但他为了生存需要，竟兴趣昂然地搞起武装斗争，并颇有心得地写出多篇军事大作。

尽管毛泽东的党也有许多私斗与内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尽可能地强调组织纪律性，尽可能地设法将私斗控制在公斗之下，将内讧控制在不致于造成组织破裂的限度之内，并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几十年下来，那些儒雅秀才与这些绿林秀才各有什么结局呢？

四十年代末，国统区里搞民主运动的知识份子打出一幅非常醒目且朗朗上口的标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标语虽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党派及其知识份子的现实境况与真实心态：其内容是合乎事实的，他们越要争民主越争不到民主，越想吃饱饭越吃不到饱饭；其语气是不胜悲哀的，他们发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种喊疼叫痛的号啕声，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种牢骚满腹的抱怨声。

就在这同时，山那边的秀才们正高唱着他们的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统领着自己的队伍，锐不可挡地从高山峻岭之上冲下来，从穷乡僻壤之中杀出来，越冲越猛，越杀越强，渐成铺天盖地、倒海翻江之势。

此刻的毛泽东，正晃晃悠悠地骑在马上，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陕北的小米好养人罗。

很难想像，这位马背君主会嫉妒那些于“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识份子。同时不难想像，这位政治老人在谈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时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