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专稿：谈宋彬彬的改名之谜──看《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三之1）



胡平专稿／宋彬彬对“改名”一事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因为它关系到对当年政治文化氛围的正确把握，关系到对当年一代人、尤其是干部子弟这一群体的思想感情的正确把握。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围的同学身上，我们都会受宠若惊的。


1、关于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接受采访时说，她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后，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说她改名宋要武，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她自己写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在未徵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义宣布改名字登在报上，是媒体强加给她的。

宋彬彬这段话很令人惊讶。不错，在当年，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笔下生花，想当然地“拔高”。那时的报纸常常登出老贫农张大爷说什么什么，老工人李师傅说什么什么，其实那些话并非真正出自张大爷或李师傅之口，而只是记者的编造，或者是记者“来料加工”的产物。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宋彬彬的解释存有疑惑：当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写的吗？如果真是记者捉刀代笔，发表前难道没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徵得她的同意吗？这样一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无比光荣的大好事，何苦要背着瞒着当事人呢？可惜，影片的编导没有对此事进行查证。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调查。这种调查想来并不困难。只怕现在不查证，以后就无从查证了。

依我的推测，把毛随口说出的两个字就当作御赐新名这个“灵感”，或许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记者或报社领导人。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御赐的新名字会是什么态度呢？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我们知道，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给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首先是红五类红卫兵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的。很难想像偏偏是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会感到不高兴。所谓“被媒体利用”一说，我以为只能是后来的感觉。到后来，革命小将，不论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红卫兵，很多人都感到自己被利用；然而在当初，尤其是在获得伟大领袖支持之初，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宋彬彬对改名一事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因为它关系到对当年政治文化氛围的正确把握，关系到对当年一代人、尤其是干部子弟这一群体的思想感情的正确把握。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围的同学身上，我们都会受宠若惊的。

“八一八”之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都用的是宋要武这三个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里写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几批北京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卜大华和8月18日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带领，离京奔赴武汉。卜和宋当时都是全国出名的红卫兵，他们的使命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的政要们把他们视为救兵并给与了特殊的礼遇。这些新来武汉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的身份赞扬了武汉的领导层，因而他们在反击其他北京学生的同时帮助巩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地位。”（p65）

武汉地区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鲁礼安也讲到过，在当时，署名宋要武的铅印传单（内容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以及谴责“南下一小撮”即来自北京的煽风点火炮打省市委的造反红卫兵）夹在《长江日报》和《武汉日报》（这两份报纸印数多达几十万份）中在武汉地区广为散发。

不错，宋彬彬后来又给自己改了名字，对外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因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以她又改了一个名字，叫宋岩。不过从情理上推测，那应该是他们这批老红卫兵被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抛弃，其名声由“香”变“臭”之后的事情。

2、也谈《点滴思忆话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忆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由于是回忆文集，作者几乎都是真名实姓，篇末还详细注明当年所在公社名称或兵团番号。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不久前有热心人把它贴上网）。这篇文章却很是与众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鲁陶斯”，既不像汉族人名，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应是北京的知识青年。文中有一处写到司机叫“我”问路，把“我”称为“你这个蒙古通”。如此说来，作者并非蒙族人。

第二、别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详细注明作者原来所在地名，什么盟什么旗什么公社或生产建设兵团几师几团，这篇文章后面只写了个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

第三、别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回忆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别人（如同学或插友），这篇文章却是拐弯抹角地写一个作者没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认，“其实我只在那幅全国闻名的新闻照片上见过宋彬彬”）。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在一次迷路问路时，偶然走进了一个蒙古包，和包主人闲聊，无意中知道了这里原来是宋彬彬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正是从包主人那里，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这位包主人之口讲述了很多有关宋彬彬的优秀事迹，其中特地澄清了宋彬彬搞打砸抢的传言。文章转述了宋岩对别的知青讲的一句话：“有人把我说成是个青面獠牙的武斗狂，其实别说打人了，就连看到别人打马我都心颤。”

众所周知，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所以，写回忆文章要求作者尽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地址、单位等），并且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这篇“点滴思忆话宋岩”，讲的是一个名人，因此格外需要向读者展示一种权威性，然而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份暧昧不清，而且又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话语，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越是细读越是觉得它不像回忆录，它更像是一篇特地为宋彬彬而写的辩护词。

当然，为宋彬彬辩护澄清也无可非议。宋彬彬既是名人，想来也深受名气之累。成为名人，就是成为符号，成为代表，成为箭靶子。凡是和这个符号有关的事情，不论好坏，不论真假，都可能挂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于是往往以讹传讹。当这个符号是正面意义的时候，你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沾了别人很多光；当这个符号是负面意义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