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

中国民运反思

胡平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香港鲗鱼涌糖厂街和域大厦十八楼
ISBNo195857666

目 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第四章 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
第五章 关于新权威主义
第六章 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第七章 「重头再来」

第二部分历史透视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大悲剧辛亥八十秋：1911一1991

序 言

从一九七九年我在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一文算起，十几年来，我围绕着中国的自由民主这一主题已经写下了超过百万字的文章。大体上说，我的立场观点是前后一贯的。这裹，我不妨对自己的基本思路作一番简要的交代。

牛顿由于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想必是妇孺皆知。许多共产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叙过自己的心路历程时，也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些各自不同的「苹果的故事」。

有人说，他是在下放农村时目睹到中国社会的惊人贫困，由此而萌生了反体制的意识：有人说，他是在某次重大事件时发现了「伟大领袖」公然撒谎，从此便失去了对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任。诸如此类。这些故事很有教益。不过我以为它们多半只不过是寓言。牛顿从生下来那天起，天天都会看到物体落地。何以早不发现引力定律？同样地，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社会的贫穷绝不是甚么新鲜的秘密，无须乎下乡后才能发现它。至于说当局的谎言，无时无日无有之，略有阅历者都不难觉察。问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连续的过程。在专制社会中形成明确的反抗思想尤其如此。不一定那么有故事性或戏剧性。不错。在这种复杂而连续的思想变化过程之中，常常会有某一件事、某一个印象，最终促成了我们反抗思想的明确成形。但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未必是最重的一根草：那个最终促成我们反抗思想明确成形的事件或印象，在我们的整个漫长而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也未必是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我不打算再讲甚么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当地讲出那些最重要的因素。

三

应该说，在我形成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我对于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一个是我对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

简单说来就是，当我还相信共产党的学说、拥护共产党的制度时，我对于那种名为「教育」「改造」、实为政治迫害的行为从理论上虽然仍是赞同的：然而这种迫害的极端残酷性却不能不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厌恶。尤其是因为这种迫害所施加的绝大部分对象仅仅是由于发表了某种不同的意见，所以那种残酷就更难让人接受。我发现，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实行政治迫害，那是因为他们坚信唯有自己才掌握了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造就和我在追求知识时的审慎态度和自我怀疑态度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由此，我开始领悟到容忍异议的必要，逐渐形成了言论自由的概念。

不错，我并不是从抽象的自然法理论或人权理论出发获得言论自由概念的。相反，我是在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概念之后，才回过头去发现那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和人权理论的。这不足为奇。既然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裹获得这一精神资源。因此，我们的自由观念便只能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

「文化革命」从反面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发展，一方面，作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迫害，它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们对残酷的政治迫害产生了深切的痛恨：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多次反覆，又消解了一般人对「绝对真理」的狂热迷信。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通的宽容气氛。「文革」导致的反弹是如此强烈，以致于连中共当局自己也要当众发誓从今往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然而，对于共产专制制度而言，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也就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乃是维持那架机器得以运转的基本动力。政治迫害的终止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确立，从而也就意味着共产专制制度本身的完结。中共当局很快地就感觉到这种威胁，于是它又发动了持续的反自由化运动。但是，由于广大民众再不愿意参与彼此迫害，「群众专政」的老办法已经失灵。

在党内党外的共同抵制下， 「反自由化运动」一次又一次流产。直至六四，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亲自下令、直接使用军队的力量开枪杀人。「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弥天大谎终于完全破灭，甚至于连[共产党专政」一说也明显的名不符实。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只是一小批统治者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对党内党外广大人民实行野蛮镇压而已。

四

在我看来，上面提到的两点——对残酷行为的反感态度和对理性知识的怀疑精神——对于消解共产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在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近来，国内有少数知识分子提出所谓「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声称以自由民主为目标。「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现阶段，必须继续维护「四个坚持」的禁忌体系，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改革，使中国稳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由于在今天，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因而在为现存制度作辩护这一点上，「新保守主义」也许是最后一种略有影响力的思想。

我给「新保守主义」打上引号。因为，第一，这套理论粗疏简陋、矛盾百出，根本不足以「主义」名之。第二，这套理论大有欺世盗名之嫌。固然，名词没有专利，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屡屡援引哈耶克（F.A.von Hayek）、 波普（K.R. Popper）、梁启超、严复为同道，而他们的观点与后者显然迥异其趣。所以我不得不为之「正名」。

「新保守主义」充满谬误。一个公开拒绝自由民主理念并残酷镇压自由民主运动的政权，如何能想象它会主动地为自由民主制度催生？不论它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何等成就，仅仅是它不断积累的庞大政治负债，其本身便构成了它自己向自由民主转化的最大障碍。除非是迫于民主派、民主运动的巨大压力。

然而「新保守主义者」又是反对民主派、反对民主运动的。因此，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裹，「过程」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道断裂。就连「新保守主义者」自己，我们也很难想象出他们如何能找到这样一种时机，跨过从「不容忍」到「容忍」的鸿沟。

[新保守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延续。众所周知，「新权威主义者」在六四前后经历了一场大分化。造成分化的原因。

并不如「新保守主义者」所说是出于所谓「北派」与「南派」的理论分歧。一大批「新权威主义者」之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成为中共强硬派的镇压对象，依我之见，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如何地支持民运——事实上，他们对那场民运本身的态度是有若干保留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能赞成屠杀。另一批「新权威主义者」、亦即今日之「新保守主义者」与他们昔日盟友的区别在于，这些人具有真正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而在此铁石心肠背后，照例又是那种自以为精谙国情、掌握了唯一科学的真理的极度狂妄。「新保守主义者」为了答复别人从道义上的谴责，反复强调他们发表这些理论是出自「学术真诚」。但真正的学术真诚，要求学者必须同意对自己的理论保持起码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精神：必须容忍并努力捍卫不同意见者的同等学术自由的权利。换句话，他必须维护言论自由一类原则。如果我们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拒绝维护普遍的言论自由，他们就根本谈不上甚么「学术真诚」：可是如果他们表示愿意维护言论自由，那差不多又等于是放弃了他们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本身。人性中之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知识分子可能犯下的最大罪过，莫过于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知识狂妄。

我愿意再一次明示这两点。

五

在共产制度下的中国，重新发现自由主义理论是艰难的。

把它付诸实践则更为艰难。

林毓生教授在分析胡适等早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时指出，由于深受儒家传统「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影响，胡适等人片面强调思想转变和态度转变的意义，错把自由民主的理念——那本来是西方国家民主经验的结果——当成了中国民主的造因。不过依我之见，在先进的国家中，我们可以说是实践启发了理论：然而在后进的国家中，确实常常是理论激发了实践。中国百余年来的自由民主运动，本来就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纯粹自发演变的产物。它恰恰是在西方观念的刺激下发生的。「思想先行」是后进国家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既有其特殊的便利，又有它特殊的困难。由于共产制度比传统制度更为严重地阻碍了那些促成民主制度建立的各种社会因素的自发生长，因此我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首先从思想观念问题人手，那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

一旦我们发现了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势必就要追问自己：为甚么在中国没能实现这些价值？

最初，这个问题是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甚么长期延续」

这一形式提出的。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提问方式。因为我发现这一提问本身就暗含了一系列有待批判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经由共同的发展阶段的假定，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假定。我们不能够根据毛毛虫变成蝴蝶就去追问为甚么蚯蚓还不变成蝴蝶。进一步的思考又使我意识到，像传统的中国文明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变倒不一定是很奇怪的，因为大部分种类的文明都是内在保守的、相对稳定不变的。真正值得探究的却是所谓西方文明何以会演化出近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比其它种类的非西方的传统文化格外地与自由民主相冲突。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就发生了颇有声势的变法运动：在本世纪初，中国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传统抱过分否定的态度。尽管人们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局有很多批评，不过我相信，倘若没有后来的共产党革命的中断，中国的自由民主完全有可能取得相当可观的进步。

谈到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人断言共产党的那一套和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另一派人认为共产党的那一套和中国传统具有深层的同构型。我则认为，对于「未来」的发展变化，「过去」提供了不止一种可能性。是人们的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而不是纯粹（的传统自身，在促成某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假如中国的共产党也像其它一些文明古国的共产党那样没能夺得政权，人们便会相信中国的传统对共产党理念的排斥性：但既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夺权的成功，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共产党理念的一致性。这两种看法可能都低估了政治一军事行为的意义。类似的偏向也反映在对诸如八九民运的评价上。

当八九民运爆发时，有人提出问题：为甚么偏偏是中国发生了如此规模的民主运动？为甚么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许要除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论者罗列出一大堆因素，用以证明中国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如何如何的优势。然而等到八九民运失败，等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东德、蒙古，乃至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取得民主运动的胜利，又有人间道为甚么偏偏中国的民运未能成功。论者又举出一系列理由，用以证明我们具有如何如何的劣势。孤立地看，上述两类原因也许都是确实的。但它们却分别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可见这种解释是靠不住的。换句话，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不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包括了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决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变化的不确定性。其中，参与者，尤其是领导人物的个性、见识、观念和谋略，对于事变的最终结局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几乎每一个人在现实中都有强烈的体会。然而一到了研究者的笔下却又常常被忽略或被低估。不少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毛病。他们以为，如果他们能把某件历史事件越是归结到那些一般性的因素上，他们的解释就越是深刻、越是「科学」、越是正确。我不赞成这种偏向。我相信，历史是不确定的。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更关心的是，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可能做出哪些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引出哪些不同的结果。我以为。这种思考角度，起码是在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帮助人们今后的行动上更有意义。

七

前面说过，后进国家有它特殊的便利。因为它们可以从先行者那裹获得清晰的理念、成功的榜样、明确的方向和对前景的乐观预期。但后进国家也有它特殊的困难。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自由民主，在先进国家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各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预见到后来的一切。而在后来者那裹，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个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次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

的敏感。这就可能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导致「不全则无」的结果。尤其是在共产专制的国家，统治者一般对自由民主运动都采取更严厉的压制。自由民主的渐进发展因此便更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方面就必须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

八

综合上述各节的讨论可以看出，我思考中国的自由民主问题的基本特点是：相对于非民主的传统，我注意发掘其中有利于向民主转化的那些因素：相对于各种给定的历史条件，我更重视参与者的选择和行为：相对于整个自由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我强调它的最基础的原则和精神：相对于自由民主运动的目标与方向，我更致力于研究它的步骤与策略。

九

今日中国政治正处于僵局。

中共当局一方面压制自由民主，一方面推动经济改革。这表明了他们试图用改变共产制度的办法来挽救共产制度，也就是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共产化的共产党专制国家。「新保守主义」借用非共产主义理论的概念来为现存的共产专制辩护。

这些都凸现了统治者方面的极大困窘。民间的和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增长，其目标、方向也更加明确，然而又苦于一时间难以展开积极有效的行动。没有人相信眼下这种僵局能够长期维持。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沿着中共当局目前的方针继续下去便会自动地转入自由民主。新的抗争、新的冲突，既是必要的，又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理论探讨就格外具有意义。逭也是我发表这几篇论文的用意所在。仅仅是说在人生舞台上，我们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恐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观察以及思考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参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最巨大的，至少也常常是最关键的。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能够决定河流的未来走向。不错，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它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然而，如果我们在舍弃自由的前提下建立秩序，那其实不是回答、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自由的基础上确立秩序。许多人都羡慕英国光荣革命的伟大成功，但我们不应忘记，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历史充满了专制、内战与无政府的相互交替。正是在那些痛苦的经验之上，人们才学会了彼此宽容，建立起有自由的秩序。经验是位严峻的教师，他总是先考试，后讲解。饱经忧患的中国人，难道就不可以从过去汲取教益开创出美好的未来吗？毕竟，事在人为。

本书收入的五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五篇论文先后都在《中国之春》杂志上发表过。关于民主墙的一篇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八九民运反思》和《社会主义大悲剧》发表于一九九O年，其余两篇发表于一九九一年。在结集出版前，我把这五篇论文又重新检读了一遍，纠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错误，对文章内容未作修改。

本书承蒙牛津大学出版社惠允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1992年4月15曰于纽约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甚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甚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甚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甚么真正有分量的论著。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

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甚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有人说，八九民运过于温和，比不上当年孙中山搞的民主运动。也有人把海峡两岸的民主运动作比较，断言大陆民主运动的水平偏低，因而认定不宜高估八九民运的意义。

这种比较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忽略了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共产制度下这一严峻的事实。学者早就对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作过区分，可惜的是那些未曾体验过前一种统治的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两种制度都差不多。我们知道，最近，波兰出现了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如果有人低估这一事变的意义，理由是五十年前波兰早就有过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恐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表示赞同。要说距离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大陆确实要比台湾远得多，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水平也就低得多，因为两者是处在很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越南南方有过一批并非不出色的民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当年在吴廷艳、阮文绍统治之下，他们也曾发动过不止一次的有声有色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南方被共产党统一后的这十来年中，我们除了看到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外出逃离外，几曾见到过那裹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究竟是因为那同一批民运人士的水平神奇般地降低了呢，抑或是因为它们面临到了一个远比吴、阮统治（那当然也不是民主统治）严厉百倍的另一种专制而无从施展了？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我决无意贬低孙中山的伟大和台湾民主人士的勇气和智慧，我只是说，那种认为大陆民运人士、民主运动低于孙中山当年搞民主运动的水平和低于现今台湾民主运动的水平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大陆的民运人士确实需要认真学习前人和他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运动，由于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非暴力的路线，所以尤其值得借鉴。我注意到，对于八九民运，海外一些人士（包括一些台湾朋友）提出过一些特殊的意见。当然，这些朋友在表达他们对大陆民运的看法上，大都较为含蓄，其中也不是没有隔膜之处，但许多观点仍是富于启发。一般来说，海外关心民主政治的学者和活动家，对于从事民主运动应掌握妥协的艺术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六、八九民运真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有人提出疑问：八九民运真的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民主运动吗？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真的都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的目标吗？这些人进一步指出，尽管许多参与者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但仔细考察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实际上很多是和民主不相干的。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譬如说「惩治官倒」、「清除腐败」，那与其说是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如说是反对一个坏的政府。像「反对涨价」、「增加教育经费」一类口号，事实上是在要求国家干预，它本身与自由自治的要求正好背道而驰。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悼念胡耀邦，那只是表明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更和自由民主无关。如此等等。

上述疑问，当然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过，我们要指出：

1.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其间都夹杂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要求，但只要参与者大体上能认同一些共同的基本目标，则这些五花八门的其它口号与要求便不致影响该运动的总体性质。

2，在民主运动中出现这种纷乱杂陈的现象尤不为怪。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民主运动理应多元化，所以它必然也应该包含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口号（事实上，我以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多元化」已经是个被滥用、被误用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我将留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本身常常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其一是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其二则是表达某些特殊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运动的参与者在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共同主张（这属于前一层次的问题）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许多互不相同，乃至互相冲突的具体主张和具体要求（这属于后一层次的问题），那不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在西方的民主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许多工人都积极投入，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确实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3.不错，如果人们只知道就事论事，仅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那的确可能和自由民主无关。老百姓要求清官、要求好政府，那还不等于他们要求自由民主。但是，假若他们能把自己的这些具体要求，结合到、提升到对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参与对政府和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一普遍性层次，那么他们正好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在八九民运中，广大民众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下。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

（此处也就顺便剖析丁所谓中国老百姓只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不要求甚么自由民主这一流行的极易引起混乱的观点。）

像「反对涨价」，「提高教育经费」一类要求，当然是在要求国家（政府）干预，因而他们也确实是要求对某一方面的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除非我们赞同诺锡克（R.N0ziCk）所谓「最小国家」的主张，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制在「守夜人」这一角色，否则。我们总得同意，作为调节社会各种利益的机构，国家是可以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只要这种干预是经由民主的程序），至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运动初期人民要求悼念胡耀邦一事，显然只是八九民运的诱因，故而不足以表明整个八九民运的性质。

七、不应把八九民运过分理想化

从整个运动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上看，八九民运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民众自身的一切举动都十足地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

事实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其自身的民主修养和民主实践的能力还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据我们所知，在运动后期，广场已出现了相当的混乱，部分学生领袖已有某种滥权的倾向（有人把此种情况戏称为「未曾军管，先已学管」）。有的外国记者评论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自己建立起的制度，和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一套十分相像。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刘晓波尖锐地指出：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如此等等。

这些批评是否都很准确，我们尚不易轻下判断。但仅就目前所知，上述批评肯定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并不打算责备这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我们自己又比他们高明多少），不过，我们不应放过我们自己的缺失。在充分肯定了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把这场运动过于理想化。

八、关于八九民运后期的独立性问题

有人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党内斗争的工具。

关于党内斗争与运动的联系，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很充分。不过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五一七后，整个运动确有转入「拥赵反邓」的趋势。此后的几场大游行，据说都有「上面」的人在组织联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于五月二十日举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游行集会，而这场游行集会是由具官方背景的全美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发起的。最近侯德健发表文章，谈到在六四凌晨，他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曾对他说，赵紫阳、阎明复传话来，让我们坚持到天亮。这一情况的确实性固然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是在八九民运后期，党内势力有很深的介入，那恐怕是不成疑问的。

尽管如此，我以为我们若是断言后期的运动已经失去独立性仍是不妥的。问题在于，处于运动中心的群众（主要是学生）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到这些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的影响，但是，与「文革」中红卫兵不同的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及民群，主观上从没有作出过要服从某一方面指令的任何承诺，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整个民主运动的大局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整个运动就依旧是独立的。这就好比一个自由地、独立地选择职业的年轻人，他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周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学同事和广告宣传的影响，而这些力图对他施加影响的人，有些肯定抱有特殊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年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那和一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或父母意愿的情况毕竟根本不同。即使说民众曾经采纳了某些别有他图者提出的于他们自身、于整个运动不利的建议，那不过说明了民众在政治判断力上的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独立性的丧失。

九、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前述几节，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八九民运评价偏低的观点。

另外有些对八九民运作出不准确的褒奖的观点，也有必要略加澄清。譬如，有人说，八九民运是大陆人民四十年来第一次自觉的民主运动，认为此次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公开论政的「自主性公共空间」。这裹的「第一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公共空间」，至少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及八六年大学生游行运动中就出现了。我强调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在于它的巨大规模。这一区别的意义极其重大。要知道，对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目标确定不变的前提下，参与者数量的多寡便是决定其意义大小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条真理，并不因为其信奉者的增加而增加其自身的价值：然而，一场政治运动，绝对地会因为其参与者的增加而增加它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参与者数量的发展。因此，我强调八九民运主要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意义，恰恰是对它的伟大意义的最充分，也是最准确的评价。

第二章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

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

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甚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 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

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

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甚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

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

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

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

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遣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

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简言之，那种认为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的彻底垮台、因而反而更成功的观点是缺乏脱服力的。毫无疑问，对于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力争从坏事中引出新的好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实际结果确实是不幸的。

三、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

我在这裹之所以要反复证明八九民运的结局是失败而不成功，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找出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我希望借此来检讨一下在我们民运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那种过度的浪漫主义情调：当许多人在为一种他们坚信是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奋斗时，他们常常有一种不关心成败、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成败的倾向。这种心理在道德上也许是很伟大、很动人，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是很合适的。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投入一场现实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证明自己的良心、实现真正的自我，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让全世界向我们致敬，让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让后人感佩我们的精神。更重要的，我们是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是为了改进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

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

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

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

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甚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甚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甚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甚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遣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

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甚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逭一点上不会有甚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

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甚么中共当局最初没有作出开枪镇压的决定呢？

一般人的回答是：因为当局希望不开枪而能解决问题。

这个答案也许不错，但显然还不够深入。如果说中共希望不开枪能解决问题，那究竟是因为他们相信开枪也能解决问题，但两相比较。以不开枪而解决问题更好？抑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下令开枪反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此其一。第二，中共希望不开枪而解决问题，但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不开枪很可能阻止不住学生，倘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取得游行的成功，他们又将如何对付？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前面说过，本来。中共上层都是反对学运的，包括赵紫阳一派也不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八九民运的最初爆发是受到了党内高层某一派人的支使或鼓励。如果说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民运力量不善于同赵紫阳一派合作，那么，这一失误除了说明民运力量自身在策略上不成熟外，也有其客观的原因。由于赵紫阳一派在以前并未表示过支持民运的倾向。所以民运力量对赵派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点我在以后还要论及。

在我看来，中共之所以希望不开枪解决问题，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都是起作用的。一方面，纵然是那些相信开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也认为，如果不必开枪而能乎息反抗，那就更可取。毕竟，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使自己和人民处于公然的对抗地位。屠杀和平居民只会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暴力始终是中共手中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中共知道这一点。中共也让人民知道这一点。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反对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畏惧中共的暴力镇压。没有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老农，对这一点有甚么误会：似乎他之不公开反对共产党，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共产党真诚的信赖。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裹，但是它的公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一一都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服装。这种服装的精巧性在于它既要掩饰自己又要凸现自己，有如那些精巧的亵衣。

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服。换言之，正如暴政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这意味着，当暴力以隐蔽的方式显现自身，也就是说，当暴力以掩饰的方式凸现自己时，它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反之，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假如这种屈辱既严重又普遍，由此引起的反抗就可能十分强大。因此，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开枪杀人，恐怕非但不足以平息事态，反而有可能扩大事态。

后面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说，晚开枪不如早开枪。不少人也认为。假如中共当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就杀人。人不致于死那么多，而以后的更大风潮也就无从发生了。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实际，现已无法从事实上去加以验证。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历史不可能严格地自我重复。这就使得一切关于「如果当初不如何如何，后果便会另成别样」的论断都不可能得到确证或否证。历史只记录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只记录那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研究历史却要求我们也要去注意那些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我们要去研究那些没有进入现实的诸种可能性，哪些是真正的可能性，哪些是虚妄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越深刻，则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就越多。

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

我们说，中共掌握着枪杆子。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它和张三手裹握着一支枪的含义并不等同。张三手裹握一支枪，那意味着这支枪完全受张三意志的支配，包括张三一时发疯时的怪诞意志的支配。譬如说，张三可以用枪打死他的母亲，只要张三头脑中确实产生了这个离奇的意志的话。但是不论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共政治局，绝对不可能让人民解放军去集体枪杀军人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说，掌权者要使自己的命令生效，他必须考虑到执行者的可接受程度，换言之，他必须限制自己命令的内容。说到掌权者，我们也要记住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永远充满了明争暗斗，每个人都在希望着别人栽跟斗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一句话，现实的政治远远比我们许多朋友的贫乏概念、武断推理和简单化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普通语义学派的哲学家指出，事物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特征，语词、概念不可避免地要省略掉许多特征。因此，正如地图不是版图，词并不是事物。然而，我们的思考又势必借助于语词或概念，这裹就存在着使我们的思考脱离实际歪曲现实的危险，倘若我们还不注意明确概念的准确内涵，热衷于用粗陋的、比喻式的语言进行思考，则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

回到刚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四。二七时中共当局为何不下令开枪？首先，在当时，强硬派自己就不会统一行动。纵然强硬分子内心深处也许个个都主张杀，但谁都希望由别人出头干这件坏事，自己袖手旁观，以收渔翁之利。结果便是无人出头，公开地直接地下达屠杀令。强硬派至少有四怕：一怕成千古罪人，二怕同僚反对，三怕士兵执行时出乱子，四怕民众强烈反弹。有了这四怕，就产生了第五怕：怕自己出头当个恶人，到头来反被别人出面做好人卖掉自己。

从民众方面看，四。二七前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但却是憋足了劲，其势正盛（这和六四前夕民众方面由盛而衰正处于两个相反的阶段）。几百名学生留下遗书，确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倘若当局下令开枪，断不是死几十个人可以吓得退的。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目标又相当低调，这比后来的「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一类口号温和得多，因此显然更易博得同情。注意，唤起热情和博得同情不是一回事，要唤起热情，使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般需要有比较抓到痒处的口号，而要博得同情，则口号是越温和越好。四。二七学生游行的口号极温和。因此也许激不起多少人去忘我投入，但倘若遭受血腥屠杀则势必造成极为广泛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四。二七游行的挑战性不仅在于它提出的口号，更在于游行行为本身。

如果是当局在四。二七便开枪，那很容易在全社会、包括在中共党政军内部造成过于突然的强烈震撼。这种震撼的强烈性和突然性（等到六四，突然性已大为降低）很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加上强硬派自身的不统一，加上开明派还没有受清洗，因而确有可能出现杀人者立即受孤立、被抛出来收抚人心的结局。

抛开上面的分析不谈。即使我们认为，中共当局有能力在四。二七就下令开枪，那么他们之所以未作此决定仍然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么做不上算。任何人做事都要考虑成本。如果你手裹只有一张大王，那并不能担保你在牌局中稳操胜算，除非对方想用揠底的办法赢你，你可以把这张大王用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如果对方总是五分十分地吃，你就会很为难。为区区五分十分就甩出大王吧，未免不上算，结果便是，你只有眼睁睁地让对方一分一分地赢过去。美国有了原子弹后，有些美国人说，从此我们不必发展常规武装了，反正我们有原子弹，足够消灭对方的。可是这种主张在实际上马上遇到麻烦，别人一点一点地打击你，你要么没东西去还击，去防止，要么只有扔原子弹。当对方的进攻看起来（注意，是看起来）不那么具有颠覆性，你要用原子弹就很难，不但要背上万世罪名，而且内部就未必通得过，内部就造成危机。结果别人还是可以占便宜。鲸吞固然做不到，蚕食却总是行得通的。这样下去，日积月累，力量对比就会改变，而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统治者关于合算不合算的标准也不断下移，因为他们手中的本钱越来越少。开始，他们对于老百姓在私底下的批评攻击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到最后，即使要他们交出全部权力，只要能保住自身的安全，他们也会觉得是上算的了。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共发表四。二六社论，下达邓小平讲话，以及布置层层的军警封锁，试图吓退学生。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办法可能没有效力，接下来怎么办？

据陈一谘后来讲起，当四。二七后赵紫阳回到北京。邓小平曾问过他解决学运的办法。赵紫阳说有两种办法，软办法和硬办法，硬办法又分两种，空硬和实硬。所谓空硬，大概就是像四。二七之前的作法：严辞威胁，军警封锁。实硬，自然是指真刀真枪、流血杀人。软办法则是避免刺激学生反感，用安抚的手段让运动退潮，然后再对「一小撮」加以追惩。

有人怀疑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其实那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包括前面引述的在四。二七前夕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是否准确，也不妨碍我们此间的讨论。因为从中共的公开表态和做法上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四。二七前，他们用的是硬办法，是空硬而非实硬。四。二七之后一段时间则用的是软办法。空硬和软办法都是要打击「一小撮」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空硬主张用虚声恫吓把群众运动吓退，软办法则主张避开锋芒，用缓和的办法把群众运动拖化。

四。二七大游行的辉煌胜利宣告了空硬计划的彻底破产，以后中共转而采用了软办法。

赵紫阳的软办法和过去胡耀邦说的冷处理有类似之处。其主旨是不赞成流血杀人，避免当局与民众之间公开的强烈对抗。这意味着，如果民主运动具有相当声势，当局就要作出某种缓和的姿态。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在政治上，姿态即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人民一旦发现，只要他们能善用天时地利，造成颇具规模的群众运动。政府就对他们无可奈何，那无疑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力量感和自信心。这种力量感和自信心乃是人民进行和平反抗运动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应该说，中共在四。二七前作出了不开枪的决定，固然是抱有以空硬的办法吓退学生的侥幸预期，但同时也作好了万一空硬办法不灵，接受以后局面的思想准备。因此，要说中共上层、甚至邓小平一开始就下定了屠杀的决心，并不严格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空硬」办法的决定，既不是背着邓小平、李鹏等人由温和派不顾政治局议事常规所单方面作出的，也不是通过激烈争辩否定强硬派主张后作出的。注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强硬派一开始便有开枪镇压的意图。我只是说，在当时，强硬派并没有明确提出开枪的主张。必须懂得，在任何由两人以上作决策的过程中，表明一种意图、一种倾向是一回事，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一种主张是另一回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着面临棘手的难题，万一解决不好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的时候，那些内心赞成采用极端办法的人，出于对可能引出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一般不会十分主动、十分明确、十分坚决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执意坚持使之成为最终决策，他们往往只是用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对温和办法的不信任。他们的算盘是：如果别人接受了自己提出的这种意向而作出极端的决策，成了，功在自己。至少是包括自己——决定毕竟是人家作出的：败了，罪在别人， 自己可以相对地推掉责任——自己终究没有直接下令。假如别人没有理会自己的暗示或提示，作出了温和的决策，成了，自己毫不吃亏，提醒告诫总不为错吧，既然自己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败了，正好以先知的姿态出现，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由于那些内心赞同极端办法的人一般都具有上述心态，所以，毫不奇怪，在最初的决策过程中，较温和的主张，也就是留有余地的主张往往获胜。

每一个研究或从事现实政治的人都应该懂得：任何政权，包括那些相当专制独裁的政权，其重大决策过程也都是很复杂的。不去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及其在付诸实施后所引起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满足于用一两句粗糙简单的武断结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轻率的，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危险的。我之所以要写下这篇冗长的文章，正如当年我要为言论自由作出冗长的论证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怀抱一种更清醒、更理智、更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力图较严谨较细密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或许是题外之话，但确实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四。二七游行是一个大胜利。虽然经过调整后的游行口号较前更低调了一些。但它的胜利却决不是阿Q式的胜利，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胜利。它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澜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中共的权威、包括邓小平个人的权威，一日之间下落千丈。四。二七的确是历史性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专制者对于人民的心理优势崩溃了，人民对于专制者的心理劣势扭转了。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如前所说，当中共在四。二七前夕作出不开枪的决定时，事实上已经有了接受这一局面的某种思想准备，但四。二七的震撼还是比他们事先预想的更加强烈。中共原先已考虑到如果威胁封锁无效，便作出退让。如今，他们不得不退让，而且不得不作出较多的退让。

注意，当我们说中共当局作出退让，并不是说他们甘愿作这种退让。中共强硬派当然怀有避过浪头、伺机反扑的报复心理。但是，不甘失败、有意报复是一回事，遭受挫败、不得不退让是另一回事。四。二七后中共的退让是真正的退让，也就是说，是抵挡不住民主洪流的一种溃退，决非当年毛泽东玩「阳谋」式的诱敌深入的佯败。作出这种区分很重要。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有些朋友把现在他们的悲观或愤慨情绪投射到过去的事件，因而对八九民运的过程，作出了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态，也不符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主观心态的描述。

这些人声称，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中共从未作过退让。（针对我提出的民运应「见好就收」，他们反驳道，八九民运中并没有出现过「好」。）这些朋友大概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否认中共作出过退让时——这种观点看来很激进——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民运曾经取得过胜利，因而其实是相当悲观的。

最近，苏绍智先生撰文《东欧改革的类型分析》，文中指出，当民间的力量不够强大，当局的态度就会比较强硬，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就较小，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就较大。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失之笼统。因为如前所说，它脱离了对具体事态和情境的分析。必须看到，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政治斗争，是和在非常条件下从事军事斗争不相同的。军事斗争的一般特点是，双方壁垒分明，每一方力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确定的（我说「基本上」，因为这裹仍有可变的一面）。政治斗争则不然。政治斗争的特点是不存在壁垒分明、相对确定的两支充分自觉对抗的队伍。因此，在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阗的功夫就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在美国国会中，民主党的人数超过共和党，但那并不意味着共和党提出的任何提案在国会中都毫无成功的希望。那还要取决于他们究竟提出甚么样的提案。从事和平的民主运动，我们就要善于提出这样的主张，这些主张能够赢得较多的人们参与、支持或同情，使得反对者的力量相对较小，尤其是使得那些力图用暴力镇压的人相对孤立。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八九民运受挫，当然是由于敌强我弱，但从我方检讨，这种力量格局的恶性变化又是由于我们的抗争目标升级所致。在当时条件下，民运无必胜之理，亦无必败之理，端视我方策略目标是否得当。

第四章

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

一、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意义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说明了两点：1.八九民运遭到了失败：2.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这两个观点对我们在下面要展开的对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很重要的。如果八九民运并没有失败，总结经验教训就显得不那么必要：如果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总结教训就是不可能——因为要寻找出一件不可避免之事情的如何避免之道，这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谓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意味着我们要找出我们民运力量自身在这场运动中有何失策之处。因此，有些关于八九民运失败原因的分析解释和我们此处要讨论的主题并不相干。

二、总结教训要避免「文不对题」

比如，有的朋友试图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诸如政治上的极权、经济上的公有制等等）来解释八九民运的失败。这种解释应该说是和总结教训无关。因为我们意欲回答的问题恰恰是，在具有如此这般的一些结构特点的现阶段中国社会，民主斗争应当如何开展以及如何获胜？如果你的答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之所以难以开展和未能获胜，是因为现在社会具有如此这般的一些结构特点。那么，你其实并没有给问题作出任何答案，你只不过是用陈述句的形式重复了一遍问题（疑问句）本身而已。

把八九民运的失败归因于中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解释，正好是上述「文不对题」的答案的一个典型。关于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此处暂不论及。问题在于：假如在现阶段的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既是一个给定的事实，又假如我们在现阶段就希望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如果你甘愿把此一追求延迟到强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之后，那自当别论），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便是：我们应该怎样在一个缺少中产阶级的社会中推动民主运动？因此，你当然就不能把民主运动的失败再反过来归结于缺少中产阶级这一给定的前提本身。基于同理，把八九民运的失败归咎于中国文盲太多、缺少自由民主传统等因素，对于总结八九民运教训而言也是文不对题的。

三、不论是失于知彼，还是失于知己，都是失误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广大学生和民众表现得极其出色。运动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甚么错误，而是由于邓李杨太凶残，或者是由于赵紫阳的太软弱。这种观点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却依然是误解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意思是说要从我们民运力量的主观方面找出问题。因此，一切把原因归结到民运力量之外的其它客观因素的说明便都是与主题无关的。

其次，假若邓李杨不是那么凶残，赵紫阳不是那么软弱，八九民运当然就不会失败。但是问题在于，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领袖，事先对此是否有准确的判断呢？如果我们原先以为邓李杨不至于那般凶残或是赵紫阳不是那般软弱，并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拟定了我们的方针策略，那我们已然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原先就清醒地估计到邓李杨可能的凶残和赵紫阳可能的软弱，那我们的求胜计划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对运动结局的消极作用，既然我们后来未能成功，可见我们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或是高估了我们自己克服这些消极作用的力量。因而也是犯了错误。不论是失于「知彼」，还是失放「知己」，我们都应看到自己的失误。如果你硬是争辩说，我们早就知己知彼，并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所以终不免于受挫。显然，这种观点事实上又回到失败必然论上去了。

从敌强我弱的事实，并不能得出民运必败的结论。敌强我弱，充其量表明民主力量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面胜利，但那决不等于说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有限战争」。渐进改革的战略，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假如我们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急于进行决战，失败当然不可避免，可是在这裹难道不正是我们自己首先犯了仓促决战的错误吗？

四、总结教训不可脱离实际

如前所说，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就是要找出民运力量自身有何失策之处，确切地说，就是要找出我们有哪些本来可以做好，但实际上没做好的地方。因此，某些原来做不到的缺失之处，就无需乎去检讨。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比如，有不少人说，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没能形成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派组织。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是说今后我们应致力于建设一个这种组织，那自然不错：但若是批评当时应该有这种组织，则显然是脱离实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觉悟和勇气都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我们看到，在当时，像北高联这种温和的学生自治组织尚处于争取生存的艰难过程之中，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种比北高联激烈得多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反而在当时会有更多的成功希望呢？中国民联能够存在是因为它身在海外。如果说民联曾经对运动发生过一些有益作用的话，那也在于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能够适应当时广场上民众的觉悟程度和勇敢程度。政治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从政治上着眼，我们不但要考虑一件事情是否正义或是否必要，而且还要考虑它是否可能。

五、重视对民运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工作

我强调，我们应该、我们必须从主观方面认真总结我们在此次民运中的失策之处。这一类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也是长期以来不幸被忽视的。中国的民主运动，远的不说，单从民主墙运动算起，至今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十年以来，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方面下过深入细致的功夫，有多少人注意过这一工作呢？就拿民主墙运动来说吧，它为甚么能够破土而出，为甚么能存在一年左右，又为甚么最后被封杀？我对此写过一些文章（主要的一篇是《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但几乎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多年来广为流行的解释是，起先，邓小平想利用民主墙打倒「凡是派」，「凡是派」打倒后，邓小平于是就认为民主墙不再有利用价值，故而下令封闭，于是民主墙运动便遭到失败。这种把民主运动的盛衰仅仅归结于最高执政者意愿的解释是十分幼稚肤浅的。像这样幼稚肤浅的解释居然能够长期流行，许多自认是民运人士者竟然能够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答案而对更深刻的研究毫无兴趣，那难道不突出地反映出我们在理论反思方面的不可原谅的贫乏与懒惰吗？时至今日，在民运付出了血的代价后，如果我们还不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就是严重的不负责任。

六、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

以下，我将对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之处加以分析。所谓「主要失策之处」，就是指直接导致失败的那一个失策。在政治上，如同在战争中，双方都会犯下一大堆错误。斗争的胜负与其说取决于谁个不犯错误，不如说取决于谁个少犯错误，或者说谁个不犯大错误，不犯关键性的错误。依我之见，在这次运动中，民运人士（此处主要是指学生）的主要失策之处就在于他们未能「见好就收」。

有人会说：既然当局一直拒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学生无功而还，岂不意味着失败？

这裹有两个问题。

第一，应当承认，曾经一度，在学生绝食抗议及各界人士同情声援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事实上已作出了若干让步。这包括：1.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李鹏在和学生代表对话时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所谓[从来没有说过」云云，显见是强词夺理：另外，在「广大同学」这个词的背后，还留着「抓一小撮」和「抓背后长胡子的人」的一条大尾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李鹏这句话是对着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公开讲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论而言确属一种退让。其它一些温和派领导人的讲话则更明确一些。2.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3.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

第二，在任何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特点，即事实先于名义。很多新生事物，首先是作为一个公开的事实顽强地存在了，过一段时期后才能取得官方的正式承认。譬如承包制私人企业，先是人民自发地搞起来了。当局最初表示反对，然后不再表示反对而不置可否，最后才是公开表态认可。在台湾，民进党是在成立了一年之后才获得法律上的明确承认的。苏联最近宣布放弃一党专制，但在此前很久，不少民间的政治组织就已经活动多时了。

应该说，这种「反对——默认-一承认」的三段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是一种很自然的正常现象。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指望当局对这些具有重大挑战意义的事物一下子采取肯定态度。从负数过渡到正数，一般都要经过零这个点。这未必都是坏事，因为新事物往往需要这样一种自然的、充分自发自生的发展过程。凡是经由了逭一过程而巩固存留下来的东西，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我当然理解学生执意要求当局立即承认北高联合法性的心情。既然当局一开始就公开指斥其为非法，而后又拒绝公开纠正先前的错误，拒绝公开承认其合法，那固然表示了一种退让，但是这种退让明显是出于心不甘，情不愿。在默认的背后无疑隐藏着巨大的敌意。和民主社会不同，在民主社会中，凡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便都是许可的。在专制社会中，凡不是当局明确肯定的事，几乎都是不许可的，至少是当局随时可以禁止的。因此，就像「文革」中群众开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时，总是要求着被他们反对的这个当权派自己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同样的，学生也总是要求当局立即表态肯定其组织的合法性，以期去掉他们的不安全感。当局愈是拖延着、回避着正面答复，愈是表明他们内心深处的反感，故而愈是令人不安。这的确不只是个所谓面子放不放得下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学生不必执意要求当局的即刻承认。固然，那将使得我们到手的胜利变得不可靠。但是，凡是要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人。他必须满足于这种不可靠的胜利。好比打仗，你把侵略者逐出国门之外，照说你就胜利了。

可是，既然败退的敌军「人还在，心不死」，那就总是存在着卷土重来的危险。如果你要求个彻底心安，除非你直捣黄龙府，打得他们彻底投降。于是，有限战争就变成了全面战争。

所以，你得学会满足于那种强敌在侧的不可靠的胜利，保持戒备，随时准备回击敢于再次入侵之敌。回到八九民运这个问题上来，学生完全可以满足于（当然是暂时满足于）当局的对北高联的默认态度，充分利用这种默认所留下的时间和空间巩固自己，发展自己，然后再作新的进发。事实上，阎明复已经把这层意思讲得很明白。他向学生解释了政府不可能公开认错，并保证不会秋后算账，同时相当坦率地告诉学生要给改革派时间。应该说这些话既是诚恳的，也是合乎实际的。

七、关于「秋后算账」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局是否可能「秋后算账」

的问题了。

有些朋友断言，不论广场上的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收兵，当局都会对民运分子「秋后算账」。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他们相信，中共强硬派在内心深处早就打定了镇压的主意，随着广场上运动的结束，百万民众化整为零，正好让当局各个击破：外界舆论一旦失去了集中关注的焦点，便很难对事变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失去百万民众的坚强后盾后，必然成孤零零的靶子，中共当局一定会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杀一儆百。人们都注意到，当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学生就无法在以后遇到某种事变时迅速地发起统一的后援行动。如此等等。

应该说，人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

首先，在这次运动中，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若干强硬派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秋后算账的承诺。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你以为他们的承诺是有用的吗？

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甚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甚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甚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甚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的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之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总账？

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深入一些。

粗浅地说，我们应该懂得：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好。苏索不及钢索束缚力强，但总胜过没有绳索。作出承诺而后又违反承诺，且不说在道义信誉上丢分，而且它本身会构成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从而客观上会起到动员民众一齐起来反对的作用。

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和诺言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权力是受制于它的公开承诺的。因为正是这种公开的承诺确定了发布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也就规定了掌权者（即发布命令者）的实际控制能力。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像五七年毛泽东的「阳谋」，先是欢迎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又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

原来，共产党的承诺一向有个含糊其词的特点，这就给了他们以相当的灵活余地。四月三十日，李锡铭、陈希同向学生代表保证。为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学生将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李、陈事后要搞秋后算账，他们只消说那「一小撮」被抓捕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了。毛泽东的阴谋也是阳谋，正是出于同一个手法。

但是，李、陈的承诺还是要硬性一些。因为他们的承诺毕竟是对学生的这一次游行示威而作出的。这也就是为甚么学生们一再要求当局具体地、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一次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学生——即使不是从上述理论层次上，至少是从经验直觉中——意识到，当局的承诺愈具体明确，其有效性便愈大。因为一旦给予了某一承诺以明确的界定。那多半就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一种限定。我们知道，到了五月份，有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公开作出不秋后算账的承诺，其中，例如阎明复的承诺应当说是相当明确的。

大致上说，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承诺的公开性。

2.承诺的确定性。这两点的意思较明确，兹不详论。

3.承诺的被动性。假如统治者的承诺是在统治者的基础尚很巩固、统治者的气势犹处上风的条件下主动作出的，则承诺的效力就比较小。恩赐的权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统治者的基础业已动摇，统治者是在民众的沉重压力下被迫作出承诺，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因为监督这个承诺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统治者意识到，一旦违背承诺，只会激起人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到头来必然失去得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诺。我们注意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

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是比较确定的（但仍不十分确定）：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动作出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效力。

假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民众，在充分显示了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理性态度，并赢得了广泛的团结与支持后胜利撤退，当局报复的可能性实际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当局若要报复，只能采取以下三种较间接的方式：1.对投身运动而又从事过比较广场上的人群主体更激进的活动的那些人，扣上诸如「借学生运动之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或「与反动组织或反动势力秘密勾结」一类罪名加以监禁。

2.对参加过运动的某些活跃分子，抓住他们在与运动本身无关的其它方面的过失进行惩罚。

3.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从组织或行政而非专政的角度制造困扰。

对于这三种形式的报复，民运力量完全有能力进行防止与反击。因为我们拥有若干有利条件。

第一。由于上一次运动的凯旋而归，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觉悟、斗争勇气和成功的自信。

第二，凭借着在上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络渠道和协调行动机制，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第三，新的行动仅仅是针对着当局中强硬派的秋后算账，背信弃义，因此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且顺理成章。不但「有理」，而且「有节」，其诉求目标并未升级，这就使得当局比第一次时还更难于下手镇压。

第四，上次运动的「见好就收」，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上层的权力格局，强硬派地位会有所下降，温和派力量会相对上升，造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动的成功率。

第五，上次运动的结果，还会对整个朝野双方的互动带来一种深刻的变化。当代政治学者提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虽然并非规律，但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政治行为特征。

倘若整个八九民运是以「见坏就上」（反四。二六社论为开始，以「见好就收」为结局的话，那很可能从此开启了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后来的互动沿着类似的规则前进。换句话，假如中共当局通过上一次运动发现，如果他们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恶劣打击的态度，那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如果他们采取对话和解的立场，则可能使事态较好地解决，那么在今后的冲突中，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对话的态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强硬态度的人也会转而采用温和的办法。

八、中共当局是理性的吗？关于「理性」的歧义性

也许有人会说，你上面的分析，特别是最后一条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中共当局是理性的行为者这一假定之上的。因而站不住脚。我以为并非如此。

理性一词含义很多，在有关眼下讨论的问题上。理性一词便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义。当我们说某一政治集团是理性的，我们的意思可能是说它是讲道理的。然而争执的双方倘能彼此认为某方讲道理，那往往又意味着他们共同赞成某些前提。因此，当甲方指责乙方不讲道理或不理性时，常常是由于乙方立论的前提大不相同之故。你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在民意之上，对方却认为打天下坐天下。你说对方不讲理。实际是他的理不同于你的理。在姚雪垠的《李白成》一书中，李自成赴土城邀张献忠举义，张表示同意后问李：等到朱家的江山垮台后，天无二日，你我二人该怎么办？李答曰：到那时，你我二人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打一场。张点头称是。在这里，李、张二人都是讲道理的，而且讲得很坦率。但这个理在我们今人这裹就通不过。王震说：共产党的江山是死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谁想夺了去，他也要花上同样的代价。我们都说王震不讲理，不过倘若李自成、张献忠听到这话倒是会认为王震是讲道理的。不错，你可以说「打天下坐天下」的理不合理。也就是说，双方可以再就彼此不同的立论前提进行争论，然而这种争论又势必离不开更深一层的立论前提。于是我们只好不断地上溯倒推。

到头来我们要么是发现有一个一切人公认的客观理性，从那个绝对大前提出发，经过一连串的三段论推演。一直可以推出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以及我们现今尚不得而知，后世将发现为合理的一切绪论。要么我们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一种普遍之理，有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同的假定，区别仅在于有些假定我们认为是善的，而另一些我们认为是恶的。到那时，两种理要分个胜负，恐怕就无法再通过讲道理来解决了。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指责中共当局不讲理，因为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思想原本都还是承认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这个大前提的。我们便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谴责他们不讲理。但是倘若我们意识到，中共强硬派骨子裹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理，而这个理与主权在民的理之间孰是孰非又未必找得出一种靠逻辑推论能够作出最终裁决的办法，我们就不好说他们不讲理，而只是他们的理不被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赞同罢了。

许多人指出。中共当局是只顾自己利益罔顾其它。这种说法倒和某些经济学或政治学中关于人是理性行为者的定义相当接近。按照某些经济学、政治学的假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依归，由此而把人定义为理性的行为者（顺便一提，这种定义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引入的一个抽象的假设，它并不表明现实中每个人都必然如此。否则，这个世界上将没有高尚邪恶之分而只有狡猾愚蠢之分了。不少朋友对此点常有误解，引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论）。我们知道，前面提到过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乃是当代学者在研究囚犯难题中提出来的。它正好表明，在双方存在着利害冲突并且互不信任的前提下，一方通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的策略，会诱导对方作出同样的反应，从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并不要求对方是君子，只要求对方不是白痴或疯子，因为白痴和疯子不知好歹，不知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中共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白痴是疯子，但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说并不是毫无理性的。假如民运力量在展示了巨大压力之后见好就收，完全可能诱导（或曰迫使）中共也走上与我们良性互动的轨道上来。反过来。如果我们见好不收，对方就会觉得让比不让更吃亏，就会回过头来作困兽之斗：又如果我们当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服这种狂兽反扑，我们就会遭受失败。

九、续前

注意，上述分析决不等于说，八九民运的不幸结局，过错竟在学生而不在当局，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裹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道义上的是非，一是策略上的得失。在道义上，当然是学生对，当局错。学生的缺失是在策略上。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必须要分清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如前所说，我们确实应把中共当局视为一理性的行为者。当我们说中共不讲理、丧失理性、不按牌理出牌，其实都是指他们的行为逻辑与我们不一样，但并不是他们的行为本身没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是坏蛋，但并不是疯子或傻瓜。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否则，我们又如何能理性地分析其行为、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合理地推测其未来的走向呢？假如我们的对手不是理性的行为者，则我们搞政治就不需要勇气、不需要智谋，而只能靠纯粹的撞大运了。那些断言中共不是理性行为者的朋友都相信，这批屠城元凶决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忽然心血来潮，完全主动自愿地。甚而是满心欢喜地放弃各种压制手段，带头实行民主，兴高采烈地等着别人审判自己。因为那样做违反他们的利益，那也就是违反其行为的固有逻辑，也就是不合情理。可见，包括那些否认中共当局是理性行为者的朋友，实际上都仍然是把中共视为理性行为者（注意此一概念的含义）。既然如此，那么我前面的第五条分析就是站得住脚的。

以上这番说明虽然冗长，但却必要。因为许多人在讨论问题时，不去注意「理性」、「非理性」等词的歧义性，已经使讨论陷入混乱。所以需要加以澄清。

十、「进两步，退一步」就是成功

根据前述五条分析，我以为民运「见好就收」，当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强硬派的「秋后算账」。退而言之，即使当局仍在某些方面进行了间接的报复，那么，这种报复的程度必定是相当有限的。在整个民运行情大涨的背景下，少数被捕入狱者，大致都不会受到很严酷的刑罚。至于「穿小鞋」，严格说来属于政治歧视而非政治迫害，更没有甚么了不起。它们一般均不足以对民运人士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有时倒会提高他们的道义形象及加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慷慨悲歌之士非但不会躲避这种惩罚，反而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以此为荣。与此同时，这种「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半途而废的惩罚也不可能起到威慑吓阻作用，倒适足以激发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故而不值得过分顾虑。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场群众运动，只要它还不是「一次到位」，那么当它中止下来之后，通常总会出现某种「缩水效应」。进两步、退一步或退半步都仍属正常。但那无碍大局（古语说：杀敌三千，自伤八百。也是同一意思）。从整个运动着眼，民运就是实实在在地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假定八九民运是这样一种结局，再有了尔后东欧及苏联演变的巨大鼓舞，新的一场民主运动必然以更大的优势地位、更强的乐观与自信、更扎实更成熟的姿态又一次爆发在天安门前，它很可能会一举而宣告中共一党专政历史的最后终结。今天中国大陆，早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怎能不为八九民运功亏一篑而扼腕痛惜。

十一、群众运动为甚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有位美国朋友曾经问我：为甚么你们中国的群众运动，每一次都以失败为结束？我回答说：因为它不失败就不结束。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其间包含了大量冷峻的真实。历来群众运动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控制，有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除非遇到它冲不过的障碍，很难自行停止。在这期间，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试图让它见好就收，但终究未能奏效。

为甚么运动做不到见好就收，这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讨。

首先。整个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这可说是使运动在后期成为脱缰野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此次民运中，民众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种组织的力量，天安门运动才能发展到如此惊人的规模和取得过不止一次的辉煌胜利。但是严格说来，广场上的组织自身都很不健全，在关键时刻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能力，也缺乏有足够威信的领导核心。普遍的情况是，组织约束不住自己的成员。领袖指挥不动下面的群众。这就使得广场上的组织难以胜任组织应有的功能。

其次，广场上组织太多，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这无疑给本来就不够十分坚强的组织又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外部困难。

我们都知道，有组织而不能在必要时统一行动固然等于无组织：同样地，组织太多且各行其是，从宏观上看其效果也差不多等于无组织。

再者，运动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此次民运涌现出一大批很优秀的领袖人才，尤其是学生领袖。不过，除王丹在学运前即有些民运经验及知名度外，大部分领袖都是在民运过程中才脱颖而出的。而凡是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大多数是由于他们敢于带头冲闯。后起的领袖，正如后起的组织一样，要能够崭露头角，通常是由于他们比旧领袖或旧组织更敢冲敢闯。这就形成一种越往后来激进派越占上风的趋势。要克服这种趋势，那些具有正确策略眼光的人们就必须作出十分坚决而顽强的努力。可惜的是，他们差不多都没有这么做。不少人都及时地提出了撤的主张。那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在形势正好、士气正旺的时候，提出「收」

与提出「上」相比，不仅需要更多的见识，而且常常也需要更多的勇气（要不怕内部激进派骂「叛卖」）。可是，他们一般都没有十分坚决、十分顽强地去推行自己的正确主张。这和共产党内部很长一段时期内，反起右来很坚决，反起左来很软弱是一个毛病。

上述几种缺失大概都是事实。不过严格说来，这些缺失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以组织方面的缺失为例，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运动期间才仓促成军的组织能够那么统一、那么有效率呢？民联成立了六、七年，海外其它的民运组织也差不多都成立了半年以上，我们在组织的统一性和效率性上又做得怎么样呢？前面说过，我们要找出八九民运中民运力量自身的缺失教训，说到底，是要找出那些本来可以做好、但实际上没做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去责备人家犯了一些原本就很难避免的错误，那并不合适。 .但是，有一种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说，群众运动嘛，你怎么能要求它收放自如？问题在于，假定群众运动真的是注定了做不到自我控制：而且你又并非不知，一个脱僵野马式的群众运动很容易遭到悲剧结局，那你为甚么还要支持、鼓励它的发生和发展呢？我们不准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自己控制不了火势，到头来很容易烧坏自己。如果我们相信运动可以自我控制并且致力于此但终未成功，那说明我们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本来就不相信运动可以自我控制但又要去鼓动风潮，结果酿成不幸，或者是主观上不去做任何努力使运动自我控制，从而导致失控的悲剧，那表明我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责任感无疑是一个更大的过错。

说到责任感，我当然不是说，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责任应该由民运人士来负。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的全部罪责都在中共当局。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共说，我们让了步，但学生得寸进尺，越闹越大，北京城已经陷入动乱，所以我们必须军管。

这话看来也有些道理。广场后期运动的失控和混乱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当时，不少民运人士都对此表示忧虑和无能为力。戴晴在六月四日说：直到六月二日之前，她都是支持戒严的，认为天安门应该军管。据我所知，持此看法的民运人士远不止戴晴一个（顺便一提，连戴晴等民运人士到后来都赞成戒严，其他那些由原先反对戒严而后转为支持戒严的人一定就更多，这是戒严令终于能够实施的基本原因。这证明了强硬派压制民运的主观意志，只有在得到相当一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条件下，才真正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压制行动。这再次向我们揭示出权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再次证明了那种认为只要邓李杨下定了压制的决心，压制就必然发生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戴晴说，她实在没想到所谓戒严会搞得那么残酷（事实上，所谓戒严比戴晴在六月四日所意识到的还要残酷，当时她认为自己是不会被捕的，她说，如果连她都抓，「夫复何言！」可是，她很快就被补了）。相信这也是许多一度支持戒严的人们的共同感受。然而，如果戴晴等人事先能够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她们本来是应该料到这种结局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共真的只是为了恢复秩序，那么，为了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混乱，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立即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条件。不错，我承认，假定中共作此宣布，民众还可能得寸进丈，受到胜利鼓舞和相信自己力量无敌的人们很可能立即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由于中共这一宣布，人民对当局不再有任何恐惧，因此很可能有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地方会发生更强大的民主运动。不过，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只说明中共的此一退让已经作出得太迟。为了克服这一情况，中共当局大概就必须一下又作出比示威者提出的要求更多一些的让步。一九八七年春天南朝鲜爆发学生示威，也大有无休止之势。光州屠城事件的元凶、当时的总统全斗焕最初打算再开杀戒，遭到党内强烈反对。以后，由执政党总裁卢泰愚出面，一下子作出了比学生的基本要求更多的让步，遂使形势得以缓和。

当民众向政府举行巨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那表明政府的权威本身已经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出令大部分民众满意的让步，要么实行严酷的镇压。前者是用赢得人民的信任的办法重建权威，后者是用使人民陷于恐惧的办法来重建权威。一个人民既不信任又不恐惧的政府是无法立足的。中共既然拒绝作出令人满意的让步，它就必然要采取严酷的镇压。所以，它的所谓戒严，其目的决不在于仅仅是恢复广场的秩序。它必须要恢复的是人民对它的恐惧。由于人民的勇气已经通过民运而空前提高，因此它就必须采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六四屠杀的滔天罪责完全在于中共。这点毋需再论。不过，从民运方面来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本来可以获胜的斗争，我们应当负另外一种责任。

如前所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自我控制，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误。然而我们又承认，我们几乎不可能要求这场运动具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很难企求它会有享有足够威信的智勇兼具的领袖的指挥。那又该如何看待这个责任问题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回头去考察这场运动。

十二、缺乏足够共识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

事实上，作为一场有上百万人投入的、持续近五十天的群众运动，我们必须说，它的自我控制已经相当出色了。在很长一段时期，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相当明确、统一的，运动的组织纪律都是相当令人赞叹的。这靠的是甚么？靠的是共识，是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坚强共识。正是靠着这种坚强的共识，才使得本来很不坚强的组织一度表现出极为坚强的整体行动力量，才使得本来缺乏足够威信的年轻领袖一度表现出相当的具有权威。构成这种共识的观念来自何处？来自在此之前众多的民运人士的长期的、大量的努力。一大群来自四面八方、以前素不相识、更不曾共同排练过的演奏员，在没有一个公认的高明指挥的情况下，竟然成功地合奏出一支支高度和谐的乐曲，那是因为每一个演奏员早在集中之前就各自独立地把乐谱烂熟于心了。因此，只要有人起了音，一切就像预先统一准备好似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如果说这场起先是近乎天衣无缝的演奏后来乱了套，那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轮到后面这几段，各人原先的乐谱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说一场成功的群众运动需要有十条共识，那我们已经有了九个。所以它取得了那么惊人的进展。所以它功亏一篑。八九民运未能做到见好就收，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参与者本来就缺乏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的明确观念。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民运人士在研究和阐扬民主理念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对民主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民主化的研究：只注重了对目标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过程的研究。我们热心于推展群众运动，我们对在现阶段适宜提甚么口号、采用甚么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天时地利等等都有过很不错的洞见，但是我们却相对地忽视了对运动过程之中的进退动止，对于群众运动的各种政治行为特征以及如何使运动不失去必要的控制等问题进行仔细的研讨和广泛的传播。「行成于思毁于随」。思考上的懒惰招致行动上的报复。甚么是运动？运动就是观念掌握了群众。运动的失误反映了观念的不完整。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们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并以推动中国民主为奋斗目标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后来因诸事缠身，时写时缀，终未能竟。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为时晚矣。我并不能肯定，我要是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把我对此类问题的系统观点公诸于世并努力使之能让国内的民运人士见到，到底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没有及时地做好我能够做好的份内之事，这不能不使我十分痛心。

十三、对「见好就收」的几点说明

对于「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有人提出一个很实际的疑问。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八九民运。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运动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赴广场谈话后撤离，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发表书面讲话后撤离，当是最佳时机。

但是这个最佳时机在当时怎么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呢？四。二七游行后的形势就是「好」了，可是后来的事态证明，在四。二七后不是「收」而是继续「上」，完全可能得到更大的一个「好」。因而运动若是在四。二七后便「收」未免就不合算了。

问题是，等到五。一六或五。一七时，谁个又能断定那已到达最好？谁个又能肯定再上一步就必坏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五。四之后，北高联负责人周勇军等认为应见好就收，遂宣告五。四后复课。结果遭到很多学生反对，被撤掉主席职务。五月十二日，一批更激进的学生开始准备绝食。绝食行动的发起。迅速地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五。一七、五。一八。又有不少学生领袖（包括吾尔开希）

主张收兵，又遭到否定。五。一九中共颁布戒严令。但在此后的几天之中，民运形势不但未见衰减，反而呈现出更为壮观的形势。可惜这种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形势未能持久。

那时候多数人才终于发现，最佳时点已经过去了。这样看来，只是懂得「见好就收」的原则还是没甚么用处的，因为这条抽象的原则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何时是「最佳时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从四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大多数策略原则。本身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们正确地应用于实际。这就离不开经验和直觉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二，这些抽象原则毕竟还是十分重要的。八九民运之所以未能见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还不是因为人们对何时为最佳点有争论，而是因为有相当一些人头脑中本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概念，而是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如果广大民运人士都对「见好就收」的原则有明确的共识，八九民运的结局断然不致如此。另外，第三，西谚云：「更好是好的敌人。」人们常常是贪图「更好」或「最好」而不重视已经到手的「好」，结果反而得到了「坏」。中谚云：「过犹不及」，是说事情做过了头和没做够都是不好的。但相比之下，「不及」者尚可增补，「过」了很难倒退，因此我们要宁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过」。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即使学生在五。四之后就复课，其后果也肯定要比在五。一八之后仍不撤离好得多。最后，第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锤子买卖。

「见好就收」的意义不仅在于得到了「好」，更在于它有助于开启一种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见好就收」并不是「见最好就收」，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赢得了「最好」后才收。因为这裹的「收」并不是永远的停止，而只是一个轮次的结束。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另一套不同的行为规范。「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真正价值在于建立新规范。逭才是至关重要的。

十四、战斗打响后我们发现：武器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未能在八九民运之前对有关民主化过程、有关运动的进退动止、有关群体心理与行为特征、有关非暴力方式的各种技巧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阐扬。这是我们真正的失误。之所以是真正的失误，乃是因为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有条件去做的。海外自不必言（不要低估海外民运、海外舆论对大陆内部的影响）。即使在国内，这种条件也是存在的。众所周知，在前两年，国内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不少很「反动」的书籍都有可能公开出版或是以「内部读物」之名流行（例如《古拉格群岛》、《一九八四年》等）。至于各种大小讨论会、民间沙龙，言论几乎是百无禁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我们早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老实说，我们也是这场风暴本身的制造者之一），它果然来了，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猛烈。我们终于等到了用武的大好机会，然而就在逭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没有把武器准备好……。

十五、关于[见坏就上」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一组配套的策略。现在海外有一批激进的朋友，他们不赞成「见好就收」却很同意「见壤就上」。他们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误不在于没有「见好就收」，而在于没有[见坏没上」。其实，这种批评我早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过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我当时就相信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决不仅仅是「清场」、「恢复秩序」而已）。既然我们没能在此前形势有利时收兵，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后来民众一度表现出很有力的反抗，可惜未能持续。由于后劲不足或者说是人乏马困，广场上的声势明显地由盛而衰。然而，我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接力绝食，感到振奋。但是我很快就获悉他们的逭一行动并末挽回广场上已出现的颓势。大多数人在逐渐退避，或出于疲乏，或出于恐惧，或出于对未来事变的残酷性的低估。柴玲是运动中的强硬派，在此前数次有利形势下其它领袖主张撤离时，她的极力抵制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她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到了最后阶段，我认为她和其它坚决留在广场的人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事已至此，不得不拚死坚持。

据后来侯德健说，他在六四凌晨劝说柴玲等撤离时，柴玲告诉他，赵紫阳、阎明复派人传话来叫坚持到天亮。我不知道此事是否确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裹求生，转败为胜。

对于这后一点，我需要多说几句。

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

中共强硬派之所以选择在黑夜屠杀，而且不惜采用现代化重型武器，那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二，它力图借用夜色的掩护以较顺利地进行屠杀。古人说，月黑风高，杀人放火。黑夜模糊了人的双眼，也模糊了人的良心。黑夜能减少人作恶时的犯罪感。第二，采用重型武器是为了速战速决，争取在天亮前解决问题。

起先，强硬派借口对话政策已经失败，下令戒严。但由于民众顽强抵制，致使戒严令在十余天裹根本无法贯彻。可以想见，这必然再度引发党内的尖锐斗争。强硬派深知，除非他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快地造成既成事实，否则他们公然屠杀和平市民的作法必定会招致内部的强烈反对，从而使自己陷于内外夹击的困境之中。在这裹，最关键的一点是，强硬派必须在上层其它人士来不及作出强烈反应之前便造成既成事实。在政治上，既成事实一向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一下子就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余地。「事实」是「可能」的克星：一旦「事实」铸成。很多「可能」就不存在了。毕竟，党内上层中。除去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两个极端外，大部分人的态度是犹豫的、矛盾的。他们既不愿意接受民众的要求，又不愿意屠杀和平的民众。假如在不作出较多让步的前提下，对话政策能够平息事态，他们就会支持对话的政策：假如戒严令能够在流血不多的情况下贯彻成功。他们就会支持戒严。由于对话政策未获成功，这些人转而赞成戒严，但是倘若戒严令无法实施，他们就可能会回过头去重新考虑对话（再度对话必然要作出更多的让步，这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假如所谓「清场」工作直到六四白天都迟迟不能完成，天安门一带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的现状令人无法避而不见，那就很可能会迫使着这些人再一次改变立场转而反对强硬派。到那时，党内、军内的分裂将公开化并白热化。大局出现转机便绝非没有可能。强硬派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借用夜色的掩护，让这批中间派「眼不见、心不烦」地能够躲避艰难的选择，同时更用速战速决的办法造成既成事实。这样一来，中间派人士既可以用「清场没有死人」的谎言自欺（将来也可以用「不了解清场真相」为词推卸历史责任），同时又感到木已成舟，反对也来不及。既然这些人原先并没有做好公开反叛的思想准备。那么此时也只好接受既成事实了。在温和派一面，他们当然希望「清场」工作进行不下去并引发更大的动乱，此时他们才有机会指控对方的错误而东山再起。一旦「清场」工作迅速地完成，那么不管它有多么残酷，他们也很难再作反攻了。简言之，假如屠杀不能速战速决，假如民众的抵抗能再持续一段时间，整个局势的改观确实有可能。套用一句样板戏《沙家滨》中郭建光引毛泽东的话：有时，战争的胜负即取决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虽然整个运动未能在最后时刻再一次「见坏就上」，但仍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表现出极大的英勇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些牺牲都不是无谓的。无论如何，经过拚死奋战而失败要绝对地胜过不战而溃。因为它保留了一股气势，保留了一种精神，保留了一种追求。

十六、关于「打不赢就跑」

有人问，假如在六四之前，民众便撤离广场，后果又将如何呢？我们知道，在五月下旬就有人建议，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然后宣布凯旋收兵。

我认为，在戒严令之后再撤离，其后果必定要比在此之前的撤退差。因为它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很难避免别人产生「敬酒不吃吃罚酒」、「劝是劝不动的，一吓就吓回去了」

这种印象。其大致后果恐怕和八六年-八七年那次民运的结果相类似。搞一个「凯旋在子夜」固然能争得几分主动，但终究不能改变整体上的被动。八六-八七年那次学潮的最后一仗，是北大学生冲破军警封锁深夜进军天安门，终于夺回了白天游行被捕的同学，应该说也赢得了部分主动。但总体上讲它仍是失败了。在戒严令之后再撤退，如果搞得漂亮，民运方面的有生力量的损失也许不会太大，但士气影响肯定不会小。「秋后算账」一定会发生，上层温和派的倒台也不可避免。如果搞得不漂亮，给人的感觉是「共产党不动真格，大家就闹个没完没了：共产党一要动真了，个个都打退堂鼓」，那么也许更糟糕。

有人或许会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有甚么不好呢？张郎郎的一篇《逃跑学》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他的观点，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先说同，后说异。

我不认为搞民主就非得遭受重大牺牲不可。政治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业。勇敢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更确切说，我们要为「勇敢」正名。匹夫之勇并不是最了不起的。我们欣赏的勇敢，应该包含两个条件。其一是目标的正义性：其二是知道如何最能获得成功。如果不问目标及手段的高尚或卑劣，「以成败论英雄」，便是一个大谬论，如果顾及到目标及手段的正当性，「以成败论英雄」便是大真理。一个民族倘若总是最敬服那些悲剧英雄，那本身就是个大悲剧。它绝对是个不祥之兆。

一个悲剧的民族才会有那么多悲剧的英雄，而一个民族愈是片面地敬服悲剧英雄，它的前途也就一定会充满悲剧。

少时读史，对汉之清流与明之东林的一批儒生甚为敬服。

成年之后，敬依然敬，服却是不那么服了。想想看，这批儒生一度都很有力量，权奸阉宦无不畏避三分，到头来却搞得家破人亡，让敌人几乎全盘赢了去。这等政治才能怎么能让人服？

如果一批忠贞之士把很有希望的事业给搞败了，即使他们个个都成仁取义，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一味赞颂。那和一个输掉了可胜之仗并英勇阵亡的将军并没有甚么两样。因此，离开了事业本身的成败去孤立地歌颂冒险牺牲，使人们浪漫有余而理智不足，这并不是甚么好事。

但是，「打不赢就跑」是有条件的。那要看你对失败是否负有直接的责任。如果是因你的指挥、你的命令，才使队伍陷入败局。见势不妙，你就开跑，还自认为是很正确、很恰当，那总是说不过去的。你至少需要引咎自责。我所以认为搞民主不一定非流血牺牲不可，是因为我相信一种高明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基本上可以使对方无从使用其暴力工具（此观点的根据，前文已论，后面还会补充。这裹姑且置之不论）。假如出于种种原因，当局已经动手镇压，我们民运人士该怎么办？

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政治不同于军事。在战争中，敌我分明，你死我活。在寡众不敌时，跑似乎并无不当。如果我们的每支军队在明明打不赢的情况下都硬要全体拚死沙场，那么我们的实力会迅速地在几次挫败中丧失殆尽，那当然是愚蠢的。然而，要是我们的每支军队、乃至每个官兵都抱定了「打不赢就跑」的心理，那么我们就根本打不起任何硬仗，从而注定没有赢得胜利的可能。一支军队之不同于一群手执兵器的乌合之众，区别在于前者有统一的指挥号令，有军法军纪。「打不赢就跑」的原则只是对于整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军官而言，决不是对每个下属官兵普遍适用的。都说美国佬允许军人保命投降，但那显然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否则你很难想象美国人还有打胜仗的时候。

搞民主运动不同于打仗。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运组织不同于参军，后者无异于立下生死状。民运组织的纪律再严，绝少能有权力要求其成员去坐牢杀头的，更不用说无组织的群众了。因此，民主运动一旦遇到很大的风险，我们几乎只有听其自然。跑掉的你无权谴责其怯懦，不跑的你不能责备其愚蠢。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出逃，谭嗣同可走而不走。诗曰「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肯定了去者的意义——当然也有前提，那就是「去者」必不当负众望，务必要将事业进行到底。谭嗣同本人留下来从容赴义。虽然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而谭的死难并没能使变法成功，但他的死难激励了多少后来者的奋斗，那是无庸置疑的。后人也有批评谭不该赴死的。为甚么要去死呢？为君吗？这个观念太陈旧，不值得：为维新事业吗？据说谭嗣同早就更倾向于革命而未必信赖改良。所以有人叹息，如果谭嗣同能逃出来直接投入革命，岂不更好。有趣的是，似乎没有人去批评出逃的康、梁的。莫非他们真的都相信谭氏所举程婴、杵白的故事，以为死更容易活更难吗？

在军事上，「打不赢就跑」的意思是保存实力。保存实力和单纯的保住性命显然不是一回事。保存实力意味着你必须依旧具有和原先差不多的战斗能力。一支军队必须依然还是一支军队。如果一支军队丢掉了武器、其成员又星落四散转为表面上的顺民——只有心不死，那应叫做溃败，和此处的「跑」即转移完全不相干了。民主运动「打不赢就跑」又是甚么意思呢？除了极少量人跑到海外共产党权力之外的地方尚可坚持抗争——但已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人又将如何呢？假如大家除了心不死外，失去了以前曾经拥有的一切——组织、公开发言的场地、相互之间的广泛而公开的联络渠道和抗争方式，等等，这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叫做是保住了实力呢？再假如其中不少人变得比过去更少勇气、更少自信，更多消沉和更多恐惧，那还能算是「打不赢就跑」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裹。

考虑到这一点，你就能理解民运在高压面前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了。和两方打仗不同。当一方将士宁死不逃、全部捐躯沙场时，对方会为之震撼。对方会对你方更尊重，但他们仍然会把你们枧为敌人——因为这是战争。然而，当一个政府派兵镇压民众时，如果这些被称为「暴徒」、「罪犯」、「野心家」

的人们竟然不肯逃散，甘愿以和平的态度去迎接一切袭来的横逆，那么它将产生的是另一种震撼：这种震撼足以使相当一批政府官员和相当一批军人武警，深刻地怀疑镇压的正义性，深刻地怀疑执政者的合法性：乃至于拒绝镇压甚而掉转枪口。其结果决不是使镇压变得更容易（假如大家都不跑的话），而只会使镇压变得更艰难——因为这是政治。前面说过，独裁者的力量在于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自觉地服从他们，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不是天良丧尽，充其量是有若干麻木。我们不能去感化独裁者，但我们可以也必须去感化这成千上万的人。否则我们休想胜利。奉行「打不赢就跑」的原则，一方面不能免于严重地丧失战斗力，另方面又失去了感化对方（不是指一小批独裁者）的力量。所以可能造成更不幸的结果。

十七、两种激进派

在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民运未能坚持着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但是，严格说来，我认为八九民运只有一大失误，那便是前一个失误。因为，要求广大民众在巨大的危险面前长盛不衰、屹立不动，那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过分要求。我批评柴玲的错误，决不是怀疑她的人格、她的信念，而是说她未能准确地把握群众的承受风险的能力。柴玲可算是广场上的激进派，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有两种激进派：主张非暴力的激进派和主张暴力的激进派。现在海外开始出现后一种激进派，他们最不能同意的莫过于像「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一类口号了。这深刻地揭示出两种激进派的原则区别。前者的特点是对人们的献身精神以及感化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后者则对这些估计过低。

十八、民主运动不仅仅是道德运动，且是政治运动是的，当我们为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深表遗憾时，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采取冒进主张的民运领袖提出策略上的批评。我深信这种批评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回顾以往的大多数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越到后期冒进的思潮越占上风。伴随着运动声势与热情的增长，差不多总会导致人们思考水平和策略水平的下降。运动演化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更冒进的新领袖取代较谨慎的老领袖的过程。在民运队内部的争执中，冒进的一派常常具有一种在气势上的优势。我们知道，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不止一次，不少人（包括一些被以往的事实业已证明为有胆识的民运领袖）及时地提出了收兵的建议，而他们立即被对方扣上「学贼」、「出卖」一类帽子。这无疑是不公正的。与此相对照的是，即使到了运动结束。那些导致运动受挫的冒进思想也很少得到批评和反省。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相反，由于激进派在道义上、勇气上和信念上都容易显得突出，再加上这些人事后总是受到专制者更恶毒的咒骂和更严酷的迫害，因而在众人心目中是殉道的英烈，所以对他们策略上的失误的批评就有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伟大人格的某种不够尊敬。这自然就妨碍了人们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此，我要提出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我们必须学会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的评价区分开来。我们必须把对这件事的评价和对那件事的评价区分开来。

第二，我们必须强化政治意识。民主运动不仅是一个道德运动，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运动。从事民主运动者，不但需要秉持坚定正确的民主理念和道义原则，同时还需要具有强烈的求胜意识或曰成功意识。我们不但要追求正义，而且还要追求成功。民主运动，从道德的角度讲，我们需要提升每一个人的精神素质与境界，我们需要把不完美的人变得完美些：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则应着眼于如何使不完美的人做出比较完美的事：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们的素质基础上，如何达到我们的理想的具体政治目标。当运动后期柴玲抱怨起中国人的素质太差时，这种错误就已然明朗化了。或许她对中国人素质差的批评全部正确的，但那对于批评家或道德家而言才是正确的，而对一个政治家而言便是错误的。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的时期中分别担任批评家、道德家或政治家，但他（她）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问题上兼具这两种功能。

十九、持不同政见者与民主运动政治家的区别

对社会不同角色的不同功能不作区分，也许是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普遍的毛病。这裹，我顺便要谈一谈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民主运动领袖的区别。因为有许多人似乎不明白这二者的区别。他们往往把一个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径直地等同于一个民运政治家。波兰团号工会顾问米奇尼克说得好：持不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是需要妥协。对于政治家而言，如米奇尼克所说，「要取胜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搞政治，你必须学会赢得人心，赢得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对方营垒中尽可能多的人的同情与支持。你必须学会寻找同盟者，也就是设法让那些和你有不同的目的与利益的人在目前这一阶段斗争中站在你这一边。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应当不怕孤立，「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要有群众，他必须把敌人限制在最必要的和最少量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

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应当有勇气坚持正确的主张而敢于反对流行的错误意见。但是，这裹所说的正确，不唯是指道义上的正确，更是指政治上的正确。这又是一个人们常常不加区分的重要区别。八九民运中，那些及时提出收兵主张的领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与之对立的一派人在政治上则是错误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谈谈民主墙运动。自一九八九年一月国内知识界发起签名信呼吁释放魏京生以来，我们欣慰地看到，作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英勇先驱之一的魏京生，终于赢得了世人的肯定与赞扬。可是我们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把魏京生的观点视为民主墙运动中最正确的主张。这就把发表不同政见和从事政治活动混为一谈。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地知道，当魏京生直接批评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所接触到的民主墙人士几乎都感到不安。我们并非否认其观点在道义上的正确性。民主墙人士真正信赖邓小平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的。即使是对邓怀有某种好感者，至少也不认为人民无权批评邓小平。使我们不安之处恰恰在于：正因为我们不相信邓小平是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所以这张大字报才很有可能招致报复，并由此而招致对民主墙这块尚未巩固的自由阵地的封杀。不错，我们修筑民主墙的目的是为了抗击一切专制，但是，你不能指望一面刚刚筑上一部分的还很不完整、很不坚固的墙立刻去承受最强大的打击。正如你不能把刚刚破土的树苗立即置于风暴的中心一样。否则你永远得不到参天挺拔的防风大树。政治的艺术就是下棋的艺术，关键不在于你要说甚么、做甚么，而是先说甚么、先做甚么。

那些不急于「捉将」而妥善布局造势者，往往才是更高明的棋手。「四五论坛」的朋友赶快写了一张反驳魏京生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要点有二：一是为邓作正面肯定，二是强调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凡是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旨在保护魏京生、保护民主墙的良苦用心。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明此理。有道义感的人在投入政治时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在其中只看到道义而没看到政治。这大概是从古代的清流、东林党直到当代的若干民运人士的共同悲剧。我希望，我的逭番批评，不致招来一些性急者从道义上的匆匆谴责，而有助推动大家从政治上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基于同理，我们在对八九民运的领袖给予同样的道义上的高度评价之外，还需要认真细致地对其中各种主张在政治上的或高明或不高明作出恰当的判断。比如对高校对话团的领袖（项小吉等），他们的主张较成熟、较正确，由于他们不那么激烈，由于他们在后期被错误地排斥出学运中心（那正是这次学运悲剧之所在）。反而被人们、包括舆论界所冷落和漠视。这不仅有失于公正，更重要的，它不利于在我们这个本来就政治智慧不足的队伍中小心翼翼地培养出一种成熟的智慧之风，从而对我们的未来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

这裹要纠正一个普遍的误解。不少人以为，谁个在策略上愈激进，就表明谁的斗争目标愈彻底，其实不然。我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见好不收的人事先都没有料到过中共会血腥屠杀，那恰恰表明他们本来对中共抱有过多幻想。我们必须懂得：目标彻底不彻底是一回事，策略的激进不激进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坚决彻底的斗争目标，必须通过温和节制的策略才能实现。这一层并不深奥的道理，务必请热衷于激进策略的朋友深长思之。

二十、关于五。一七宣言

在八九民运中，民运方面还有一些次要的失策。一批知识分子联署的直指末代皇帝的五。一七宣言，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在当时情况下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宣言的出现是和赵紫阳五。一六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一段讲话分不开的。据当时在北京现场收看到这一讲话的不少民运人士说。他们都感到赵紫阳的这一举动极不寻常。不少人相信这是赵向邓公开摊牌的信号。那又使他们猜想赵一定会有后续动作或曰手中别有王牌。

「邓小平完了」，这是至少一部分人在联署五。一七宣言时的一个念头。

根据以上情况，有人认为，五。一七宣言是试图把学运纳入党内权力斗争的轨道。这种批评并不准确。因为宣言的签署者并不是先就打定了拥赵的立场，然后根据赵的暗示，发动民众去倒邓。正相反，他们是从民运的立场认定邓是改革的阻力，认为对学运表示容忍的赵可以接受，从而愿意和赵配合一起逼退邓小平。五。一七宣言的不智之处在于它给民运不必要地增加了敌人：它使得一些原先可能中立的人（不是指邓本人）对民运反感，又使得另一些原先就反对民运的人对民运更加敌视。它的积极作用在于强化了一批民运积极分子的反抗热情，但遗憾的是它同时也助长了大家的轻敌情绪。它显然不可能起到进一步扩大民运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运动过程中，保持原有目标，强化抗争方式，往往可以起到增加压力的效果：直接提升抗争目标却常常会起到减低压力的效果——这一下子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你会听到同样高昂乃至更为高昂的呼声，但仔细辨认便可发现，那并非喊口号的人在数量上增加了，而是他们在音量上增加了，数量也许倒在减少。

这是对民运力量方面而言。至于它在增加敌人的数量和强度上的消极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故而此举得不偿失。

赵紫阳为甚么要在五。一六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领袖这番话？其间是否别有深意？部分民运人士和强硬派都认为此话寓意深长。不过，按照陈一谘的解释却并非如此。据他讲，五。一六上午戈氏与邓会谈，晚间与赵会谈。在与赵会谈时，戈氏说：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最高首脑的会谈。赵紫阳则说，事实上我们的最高首脑是邓。如此而已。

赵紫阳说这番话的真实动机如何，外人只能作出种种推测。依我之见，它很难说是一种成竹在胸的摊牌讯号。不如说是一种公开的自我表白。由此，民运人士应该了解到赵实际上同情民运但尚无力左右中共决策的困境。这既给我们一个有利的消息——总书记是在这一边的， 又给我们一个提醒——在中央，强硬派意见仍占上风。因此，民运人士除了应该更坚决外，尤其要更清醒、更谨慎。当然，你可以说赵紫阳应该更明朗、更果断些，或者，他根本不该讲这番话。不过那是对赵而言。对民运人士来说，我们由此而更激烈，那总不是明智的。

谈到赵紫阳在运动中的各次表态，有一件似不应忽视，那就是他在五月十七日对绝食同学的一次书面发言（刊于次日《人民日报》）。把这次讲话与赵在五。四亚银年会上的发言相比，立场显然更要温和。意味深长的是，强硬派后来对赵的五。四发言大加攻击，却根本没有提及这个书面发言。当然，赵的五。一七书面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提到「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这不可能是撒谎。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甚么李鹏、姚依林等在五月十七曰还会赞同这样一个低调的讲话呢？难道不就是在这同一时刻，强硬派的镇压方针几乎已成定局了吗？

这就又回到我此前多次指出的问题上来了。从这篇讲话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出：在五月十七、十八这几天，上层的力量对比正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两派意见都已十分明白：是「实软」还是「实硬」？双方暂定的共同前提是必须尽快让学运退潮，一派力称采用更正面的、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另一派则断言非镇压不可。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只有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能先试硬办法）。基于「先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以政治局常委集体的名义发表这个讲话。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倘此举成功。温和意见也就获胜：倘此举失败，强硬主张便会决付实行。我们看到，在上层人事布局给定的前提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走向，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

二十一、关于五。一八对话

这裹，我们再谈一谈五。一八学生领袖与李鹏等人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学生领袖的第一个失误之处在于，他们未能努力使已经争取到手的对话机会保持下去。应当看到，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民运人士必须始终要求和当局对话。我们要求对话，表明我们的理性和自信，表明我们不希望暴力，追求和平。一旦当局同意对话，那本身就是民运力量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意味着当局对民运力量的某种认可，意味着当局中主张暴力镇压的思潮退居下风，它使得斗争转移到对民主最有利的领域里进行。因此，对民运人士来说，一旦我们赢得了对话的机会，我们就务必要把这种机会保持下去。如果对话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也不应放弃对话，而必须继续坚持对话。在这裹，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形式重于内容。一次谈不好，我们就约好和他们下一次再谈：下一次谈不好，我们就约好下一次再谈。关键是，我们要让对方接受用对话解决问题这种形式。因为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对方使用暴力。

具体谈到五。一八这场对话，我们尤其要懂得，这一对话的举行，本身就已经宣告了民运力量的胜利。因此，学生领袖本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争取到手边的胜利确认下来。按照王丹的说法，绝食学生提了两条要求，一是肯定学运是爱国不是动乱，二是对话、现场直播。第一点要求，可以说在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赵紫阳书面讲话（此讲话明言是代表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得到肯定：而李鹏等人前来与学生领袖会谈并现场直播。也等于实际上满足了第二点要求。换句话，李鹏的到来，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胜利往往会披上——件难以识别的外衣。因为失败者总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失败。倘若你没有把它认出来，不去及时地把它抓住。你可能就会失去它。你不能指望李鹏一上场就说：「同学们，赵紫阳已经代表中央肯定了你们是爱国的，现在我又来和你们对话并让现场直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的两个条件，你们可以撤退了吧？」如果李鹏这么说了，很可能学生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的胜利，那场对话恐怕一开始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无法指望中共当局在自己不得不接受失败的时刻还肯公开地宣布自己的失败。迫不得已前来对话的李鹏一开口就提出：「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用主动要求学生撤退的说词掩饰自己被迫接受学生要求的尴尬。这就迷惑了学生。学生发现，如果他们同意撤退，那好像是他们接受了政府的要求而不像是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倒显得被动了。出于这种感觉，学生未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凯旋收兵。

为了表现主动，他们只好在对话中坚持强硬态度。作为这次对话的主角之一的吾尔开希，更提出了两点进一步的要求：l.要求赵紫阳或李鹏亲临广场与同学直接讲话：2.要求《人民日报》发社论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吾尔开希说，做到了这两点，学生才可能将绝食改为静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吾尔开希的这一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很可能代表了广场上许多学生的意愿，但是与此同时，它显然会使得某些原先中立的人们转而对学生的得寸进尺感到不满，并且刺激党内保守势力完全放弃对话手段而支持戒严。此外，一些学生代表在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年轻气盛，无疑也减少了一些人对学运的同情与支持。

不错，吾尔开希在对话中的锋芒毕露，强化了他个人作为少年英雄的形象，但反过来那却影响了整个对话的政治效果。台湾的李敖向以言词尖刻、笑傲王侯著称，连他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表现有失风度。他举出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蒋介石的温文有礼为例。说明学生代表欠缺成熟。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本来，在五。一八对话中，学生的地位是很主动的。这一来是因为五。一八对话的进行，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二来是因为学生代表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天然地具有一种极大的灵活性。学生领袖是作为群众性民主组织的代表、作为群众运动的代表去谈判的，这种身份其实给了他们一种极大的便利。当对方的答复令人满意时，代表自然可以一口应承，得胜而归。倘若对方的答复不令人满意，代表在略加反驳的同时，大可不必把话说死。代表可以表明：作为民主组织的代表，我们只能应承大家预先表示过赞同的东西，如果政府方面的意见既然和大家原来的要求有距离，那就需要大家民主讨论之后才能作决定。学生代表应用强调民主程序、民主原则的办法避免对政府的意见直接地、毫无商量余地的表示拒绝，以免让亲政府的一方得出谈判破裂的责任在学生代表的不利印象。这种办法，既在事实上否定了政府的意见，同时又赢得了进一步回旋的时间，既保留了继续施加压力的手段，同时又保留了进一步对话的机会。我们还记得，最初，政府只派出较低级的官员出面与学生对话，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尽量压低学生组织的地位：其二就是为了使政府本身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低级官员与学生对话时，如果学生的要求不高，他们便可答应下来：如果学生的要求较高，他们则可表示「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汇报，研究研究」，以避免直接触怒士气正盛的群众运动。等到后来，政府高级负责人不得不直接与学生对话，政府就失去了这种便利。由此看来，政府是很懂得运用这种便利的，而天然具有此种便利的学生却不知善用。这就使得学生不能有效地把对话这种大好方式保持下去。当吾尔开希说广场是多数服从少数时，那明显是个失误，它不仅不合于民主，而且显得不近情理，似乎是只要有一个人任性执意而为，所有人都必须为之让路。不管这少数人的主张多么正确，也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知道，早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来广场时，吾尔开希就主张撤，由此可以推断他在五。一八对话中的强硬立场，并非出于他个人意愿，而是为了代表广场上一些同学的要求。所谓「多数服从少数」之说，说明了在广场上许多同学之所以坚持不撤，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迁就更激烈的少数同学。沈彤曾经谈到民运领袖的「从众性」，也就是遇事不是去引导群众，而是让群众推着走的特性。事实上，这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领袖追随群众，另一个是群众追随少数激烈分子。这就造成了运动中少数激烈分子主导局势的结果。由此我们应当引出一条重要的教训。那便是，在群众运动中，民运人士、尤其是领袖人物，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不仅要敢于反对权势，而且也要敢于反对内部的错误主张，尤其是要敢于反对那种以遇激姿态出现的错误主张。民运队伍内部。同样需要纠正「宁左勿右」的危险偏向。逭一教训，人们切切不可忘记。

二十二、关于六四屠杀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六四屠杀。我们知道，直到屠杀前夕，绝大多数人都未曾料到中共当局会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镇压民众。这无疑表明了大多数人们对中共当局的心理与行为逻辑的认识不清，从这裹，我们又该引出甚么教训呢？一方面，我们似乎可以批评说，人们应该事先便对中共政权的凶残本性有清醒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假若人们果然都早就预见到了中共政权的凶残，他们究竟还会不会投入这场运动？这看来是一个矛盾。要知道，八九民运之所以能够爆发、能够发展到如此惊人的规模，那是和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他们悍然血腥屠杀这一信念分不开的。你可以批评这种信念是天真的幻想。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人们就不会去投入非暴力的抗争。你可以说，对付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斗争本来就是无效的。但是我们要问：那你为甚么不从一开始就告诫人们不是去从事这种徒劳无益、白白牺牲的斗争呢？你或许会说，非暴力斗争尽管是无效的，但却是必需的：非暴力斗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非暴力斗争必然失败，它的失败会进一步唤醒人心，教育人们放弃非暴力手段转而从事暴力的反抗。显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八九民运必败论。有关这一观点之反驳，我在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们对六四屠杀深感意外，那确实表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残忍一面缺乏清醒的估计，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事非暴力反抗徒劳无益，它只是说明了我们在进行非暴力的反抗时务必要更加巧妙和谨慎。在军事上，对手越强大，你越需要注重战术：在政治上，对手越凶残，你越需要讲求策略。不少人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总爱批评国人的懦弱。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它国家的人更懦弱，我也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懦弱究竟是中国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原因抑或是它的结果。从现实政治出发，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所谓的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在给定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致力于推进政治环境的转变。固然，自由的秘诀在勇敢，但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人人都勇敢。现在人们都已懂得，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基于同理，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我们也不应指望民众都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而应注重于恰当的战略和策略。倘若人人都勇敢。民主运动大概就用不着考虑策略：正因为并非人人都勇敢，所以策略问题才变得十分重要。归根到底，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人性改造或人们的品质提升的历史，而是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甚么我总是强调政治智慧舆民运策略的原因。一九八五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宣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团结工会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瓦文萨则说：不。我们会赢的。但是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得更聪明、更巧妙。在八九民运遭到镇压、中国民运陷于低潮的今天，我们也应抱持这样的态度。

二十三、必须强化责任观念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具备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其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民运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感：运动成功了，大家都夸我们：运动失败了，大家都骂政府。结果便是，无论运动是成是败，我们民运人士都感觉不到自己有甚么责任要负。

也许，不少人倒是从失败而能获得更多的声望。这种偏向在公众感情上有着很自然的土壤。然而政治不能没有脑而只有心。

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工作。毕竟，我们这裹的讨论是对事而不是对人。至于谈到责任，那当然不在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学生身上。是我们这些年龄较长、阅历较多的民主运动的理论与策略的研究者和阐扬者，应当深刻的自省。

至于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努力地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一大批成熟的政治家，强化我们的责任观念便是一个有志于投身政治者的基本训练。

第五章

关于新权威主义

「六四」是个分水岭。

面对六四后的中国政局，民运人士有必要对各种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再思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有清醒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今后的事变有更充分的准备。

一、新权威主义的奇特命运

我们都还记得，在八九民运爆发前夕，国内知识界正围绕着新权威主义进行一场有趣的论战。此论战的有趣之处在于：1.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非保守派的老年人。这些人从原则上都并不排拒（甚而相当肯定）民主的价值，其中多数人后来都很积极地投入了八九民运并因此受到严酷的迫害，如今或是身陷囹圄，或是亡命天涯。

2.这一主张据说既得到了中共温和派赵紫阳的欣赏，又得到了强硬派邓小平的首肯（不过邓不喜欢「新权威主义」这个名字），而他们两人在八九民运中的立场又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其下场也迥然相异。

在八九民运中，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暂告休止。六四屠杀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有趣现象：那就是，民主派和强硬派双方都在猛批新权威主义，他们从相反的立场都对新权威主义采取了强烈否定的态度。

根据我的观察，在海外人士、海外民运队伍中。对新权威主义其实也仍然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比较多的人认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已经宣告了新权威主义的谬误和破产。较少的人则认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中止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宏图大略的进行。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公开表示了这种遗憾。另外一些原先赞同新权威主义的改革派流亡人士虽然很少明言。但估计其内心深处也是持后一种态度的。

二、历史只提供材料，结论仍需争议

持有不同主张而相互争论的人们，都期盼着历史给他们提出明确的裁判。但历史所提供的回答不幸一向是模棱两可的。

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人说，台湾经济即证明了新权威主义的正确。不过反对者却声称，台湾过去的戒严充其量起到了防止大陆中共政权侵犯的积极作用，它对台湾本身的政治经验发展并无正面意义。如果四十年前台湾就实行民主政治，则台湾的发展只会更好而不会更坏。简言之，取得成功的主张固然可以用自己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然而未取得成功的主张却仍可坚持说，倘若早就实行它的主张，效果一定还会更好。毛泽东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在努力地学习西方，中国人就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总统制、试验过议会制，「一切别的办法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唯有共产主义才取得了成功。

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则认为，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只是说明它打赢了内战，不等于证明了它政治主张的正确。先前中国人搞君主立宪或议会民主没成功，完全是出于其它一些特定的偶然因素（譬如，倘清朝统治者不是少数民族，也就是不存在民族矛盾，则君主立宪就会成功），并不证明那些主张本身行不通。换言之，一个主张在现实中遭到挫败，坚持此主张的人可以否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主张的错误，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其它方面的因素。简言之，历史仅仅能够提供事实材料。

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宣布任何结论。正确的结论仍然不得不通过理论上的争辩才能确立。

三、对新权威主义的一般性批评

新权威主义从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不少人的强烈批评。国内的批评文章自不必说，在海外也发表过一些甚有见地的论述。

比如华一夫的《再评新权威主义》（载《中国之春》一九九O年三月号）和丁学良《东亚模式与新权威主义》（载《民主中国》创刊号）。我对此一题目也写过一些东西（如《中国大陆会实行军管吗？》，载《中国之春》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上述文章中已经提出过的论点论据，我不打算重复。这裹，我只是准备以另外的一种角度对新权威主义再作一番分析。

四、权力的半导体性质：权力改革和改革权力

新权威主义者对权力抱有一种错觉。他们把权力看成导体——你既可以从这一端、也可从那一端输入电流，均能使得电流畅通无阻。乍一看去，这种看法和权力的定义正相符合，因为所谓权力便是指克服阻力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谁有权力？谁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结论。

然而上述权力的定义乃是一个抽象的定义，世间一切权力都是具体的权力。这就是说，现实的权力都是有方向性的。它更像半导体，只能单面导电。权力不仅有量的区别（大小、强弱），而且还有质的规定。笼统地说某人或某集团有权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他们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力或者说做什么事的权力。中共的权力搞起专制、搞起指令性经济来或许得心应手。可是，一旦其中一些人、哪怕是权位最高的人，打算改弦易辙搞开放、搞自由经济。那么，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现他们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而这巨大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在中国历史上，从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到这十年改革，改革派都曾经一度占据过优势权位，他们改革事业的失败，都是败在他们所寄身其间、并指望用它来推行改革的那个权力机构手中。

改革派并非全然不知此理。改革派人物一般也都了解，在用权力改革的同时亦需改革权力自身。他们最容易采用的办法，一个是引进同志、换血，一个是改革干部制度。所谓「第三梯队」、所谓「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均属第一种办法，计划中打算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即文官制）则属于第二种。后者由于上层阻力过大根本没有实施，故而不必多说。前一种办法行之有年，成效也是有的。可是这种不是通过用人制度的改变、而只是通过用人标准的改变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效果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梯队」没搞多久即变成笑柄，那也是意料中事。当然，这裹也有政治手腕高低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一个身居高位的改革者，若试图利用权力作相当大幅度的改革，仅仅靠着更换人马的小招术是万万不够的。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要利用既成的权力机构搞改革，如此你就必须改革这个权力机构自身。因此，你很可能只有三种下场：一是放弃改革意图，同化于既成权力机构：二是由于坚持改革而触怒既成机构，因而被权力机构所抛弃：三是你成功地打击了既成权力机构，而你自己恰好又正坐在它上面，因此你也就是打击了自己。这三种下场简言之便是：投降、垮台或同归于尽。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会继续保有权威，但这个权威不折不扣地是老权威，不会有什么新意。在后两种情况下你倒是「新」了，不过已无权威可言。

这是否意味着全无成功的希望呢？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五年以来，戈尔巴乔夫运用权力成功地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政治上取消一党专制、经济上明文规定人民有权永久地占有土地或工厂，这标志着改革已经进展到质变的阶段：与此同时，他也成功地改革了权力机构本身——上述重大决定都是经由苏共中央批准通过的，可见苏共中央本身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戈氏个人的地位，非但没有由于改革而削弱，反倒有了明显的加强——今日戈氏之权力无疑超过他的好几位前任，包括在位十八年之久的勃烈日涅夫和当年的赫鲁晓夫。其间奥妙安在？

说到底，戈尔巴乔夫只是比一般失败的改革者多做了一件事，确切地说是少做了一件事（戈氏最初也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戈氏的明智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压制民主运动，就对民间的自由化运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民间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民间力量与保守势力形成了互相斗争的左右两翼，那就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大的机动余地。和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压抑民主运动以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的构思刚刚相反，在苏联，恰好是民主力量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党内改革派权力的作用。注意，这并不是说，苏联的民主力量向来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非如此。苏联的民主力量一直是独立的，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不是就公开地批评过戈尔巴乔夫吗？民间的民主派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为民主派作为一支独立于而不是依附于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它才可能在整个政局中扮演一个抗衡保守派的角色，并使得戈氏本人能成为对立双方均可接受并难以取代的人物，也就是成为一个「新权威」。

从来改革派领袖的最大弱点便是他没有众多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他力图避免有众多的坚定反对者所必付的代价。改革派领袖不同于革命派领袖，后者的权威是建立在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的拥护之上，前者则无此条件。改革派领袖要想获得足够的权威，他必须保护、必须释放出一支比他的立场更激烈的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由于有胡、赵一派与陈云等另一派的对立，邓小平得以保持较大的活动空间以及它人难以取代的平衡作用。然而，因为胡、赵等人本来就已经是上层中相对来说最激进的一翼，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党内重复邓的技巧。对于胡、赵等人而言，唯有通过民主力量的发生和发展，造成整个社会上的而不仅仅是党内的民主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才可能使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威。就这点而论，新权威主义者提出的抑制民主运动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主张，对于胡、赵之类打算将改革推得更远的领袖人而言，恰恰是有害无利的。

新权威主义的主张，作为一种理论公开提出，是一九八八年。但是此一思潮早在民主墙后期便已存在。当时，一批年龄、经历相彷佛的年轻人，一部分投入民主运动，试图建立一支民间力量：另一部分则努力与高层改革派结为一体，自上而下推动经济改革。在那时，前一部分并不排斥后一部分人，而且一般还支持后一部分人：但后一部分人却常有排斥前一部分人的倾向。等到八九民运发生，这两部分人终又汇合一致，那实际上是后一部分人转而靠近前一部分人。有人纳闷：为什么新权威主义者又加入了民主运动？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种转变其实是很自然的。遗憾的只是他门的这一步迈出得太迟了。

基于同理，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期，赵紫阳明确主张对民运采取温和态度，这种立场使得他一时间扳回了在民运兴起之前在党内上层岌岌可危的地位（据悉此前已内定赵的下台）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在这时，可惜的是大概也只是在这时，赵紫阳才意识到一支强大的民间力量对自己的重要。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广场，对学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晚了」。对八九民运来说。赵紫阳也许仅仅来晚了一、两天或三、五天，但是对整个十年改革来说，赵紫阳的这一步就晚得太多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难道不正是八六年和八九年两次学运，把前后两位较开明的总书记搞下台的吗？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问题在于，如众所知，这两位总书记都是在学运之前就已经失势。而他们失势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抵挡不住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在于当时没有另一股公开的政治力量与党内保守派相抗衡。他们使自己成为公开的政治力量光谱上最激进的一翼。在此之前，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过让民间力量有一种发生发展的机会。本来，七八-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已经证明了民间政治势力的潜在能量，八0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则证明了大学生作为一支较易动员、较易组织、较易产生明确的共识和具有较高政治技巧的独立力量的巨大优势。可是，在此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党内改革派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只知道依照传统的方式扩展属于他们的政治力量，组织壮大属于自己派别的班底队伍，保护一些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具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一直不曾产生过让一支独立于他们的民间力量获得某种发展机会的观念。这其实是党内改革派、主张新权威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具有若干自由化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失误。

十年前，王希哲发表了一篇著名长文《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在文章中，王希哲警告说，如果党内改革派不懂得和党外民主派联合，他们总有一天会被保守派打倒。王希哲和当时《北京之春》杂志的一些朋友是希望以独立的民主派的立场自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这和那时一批同样自觉支持党内改革派、但无意于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有着重大的原则性区别。不过，我却认为我们民间力量并无必要去自觉地支持党内改革派。我主张同党内改革派也要保持距离。这一来是由于我对党内改革派缺乏信任，二来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党内改革派确实想走得更远的话，我们采取这种独立的、同时又保持距离的作法客观上也是对他们有利的。当时，我们一批搞民运的小圈子中，不少人也喜欢分析上层人物的倾向和动态，猜测其中是否有真心搞自由民主的人。我的意见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对那些我们不可能洞悉其内心深层意愿的领导者进行什么猜测，我们只消按我们的原则行事即可。只要我们自己始终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同时又审时度势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成为他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且客观上也会起到加强党内真正改革派地位的作用。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一道理，适用于当时，同样适用于八九民运，也适用于今后。

新权威主义者希望加强党内改革派的权力。民主运动本身却直接地要求削弱整个党的权力。这二者看来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新权威主义者毕竟只是把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视为尔后实行民主的一个过渡性手段，而民主运动在其发展的初期，客观上又确实会起到强化党内改革派地位的附带效应，所以二者又有可以结合的一面。新权威主义者的真正错误在于他们未能及早地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奇特关系，从而对民主运动本身采取了一种抑制和反对的立场。他们未能体会到，党内改革派要加强自己的权力，必须改革权力结构，必须转变权力的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引入一支新的、独立的、更激进的力量。非如此不能造成新的权力格局，也就不能造成他们心目中的新权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需要申明一点的是，我并不认为在推进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新权威」或必须要经历一段「新权威主义」

的时光。以上我们讨论的，仅仅是探讨新权威主义者主张自身的内在错误。

五、新权威与旧权威

新权威主义者反对民主，倡导权威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必须建立在经济上的市场制之上：现代意义的国家必须立足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在没有私有制、没有中产阶级的地方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根基的，因而是危险的。

上述观点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它把问题当作了结论。你说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姑且假定如此，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前提呢？众所周知，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专制，消灭或压制了私有制。因此，我们要么是希望共产党自己回心转意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一党专制的力量去促进和保护私有制的再生和发展：要么便只有发动民间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私有制的复兴。既然后一种办法（也就是从事民主运动的办法）已经从理论上被新权威主义者所拒绝，因此我们便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当局的自动转变。可是，你如何保证他们必定会自动转变呢？

对于这一层反驳。新权威主义者大概可以作出下列回答。

新权威主义者会说，这个困难事实上已经解决。文革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借助于反四人帮极左路线上台的中共新政权不得不走上经济改革之路。从接受农村的包产到尸开始，几年来，中共的经济改革已经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关口，以致于形成不可逆转之势。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将迫使中共当局继续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一直推进到真正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目标（尽管中共会把它安上另一种名称）。一些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说，如果不是八九民运打断了经济改革的预定进程并导致了改革派下台、保守派得势的不幸局面，一系列更彻底的经济改革方案早已提出并付诸实施。中产阶级也已经在逐步形成与稳步发展。这就为尔后的民主政治准备了必需的基础。按照这些朋友的观点，如果不是一些幼稚的知识分子又不合时宜地鼓吹自由民主。并由此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上述经济改革进程还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早产的民主运动助长了人们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不是加速而是延缓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其中也包括在下一阶段的政治民主化——的时间历程。

上述观点尽管具有一定的根据，但大体上说并不符合实际。它夸大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就，回避了改革在后期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知道，早在八九民运兴起之前，「体改所」一批人就已经失去了他们过去一度拥有的对决策的重要影响力。赵紫阳本人的地位也已危在旦夕。在整个经济路线上，收紧倒退的倾向已经居于主导。这当然是党内保守派反攻的结果。但是保守派之所以能够举行这种很有成效的反攻，那不能仅仅归结为上层的某些人事变动。保守势力的上升首先地、主要地是利用了经济改革本身陷于危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至迟是在一九八八年的下半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局，即使是从普通人看来，也已是遭受到严重挫折。六四之后，一般人士都断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十分恶劣。这种恶劣局面，未必都是六四造成的，因为六四迄今还不到一年：它也不都是六四后国际上经济制裁造成的，因为国际制裁对整个中国经济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民运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全民性的运动，那是跟广大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密切相关的。对应于把十年文革称为「十年动乱」，阎淮把十年改革称为「十年动乱」，或许失之偏颇。但是，起码是到了后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局势十分不妙，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会陷入危机，说来道理并不太复杂。

首先，中共从事经济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明确宣布它要真正地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建立私有制市场经济，因为那样做会使共产党失去自己统治的一个最关键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直接瓦解其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因此，它事实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全「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大招牌之下，勉强而不得已地偷运一些自由经济的私货。且不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党内保守派的反对，即使我们假定整个中共上层一致同意采取这种挂共产狗头，卖私产羊肉的政策，那么它在实际上也会引出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消极后果。

此前我已经证明，权力是半导体。一个权力若要实行一套与它自己过去一向奉行的方针截然相反的东西，必然会引起来自权力机构内部的强大反抗。这还仅只是权力的半导体性质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权力的半导体性质的另一个表现是，即使最高决策者克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阻抗，决意执行一套大刀阔斧的改革路线，它也不可能指望获得被统治者方面的有效配合，因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长文，对这一点有较详细的讨论。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若要实行一套截然相反的方针，它势必会引起被统治者方面巨大的不信任。具体言之，当中共试图从事市场方面的经济改革，那便意味着它将使权力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不再是直接指挥者，使各种政策更多地建立在诱导功能之上。作为被政策诱导的民众，除非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本身是稳定的、可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被它所透导。那么，民众如何能够相信这些新政策是稳定的、可靠的呢？一种办法是让民众握有影响决策的权力，民众相信凡是他们不喜欢变的政策就变不了。这就是要有民主。新权威主义者既然排除了民主的办法，他们就只有不断地说服广大民众相信决策者的改革决心和改革诚意。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民众以往的长期的亲身经验全是告诉他们相反的东西。所以一向承认私有产权的传统式专制政权能够做到的事，一个历来否认私有产权的共产党政权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不同性质的专制权力之间的不容否认的原则区别。新权威主义者希望让中共政权去完成亚洲四小龙政权所完成的工作，那自然是办不到的。换言之，除非改朝换代，把中共政权变成一个右的专制政权，新权威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我在一九八八年即指出：如果要在中国大陆实行新权威主义，那只能是建立一个右的、非共产主义的军事政权。

世人皆知，当今中国经济生活最为突出的现象莫过于普遍的、严重的短期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业已脱离了公有制指令性经济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下，多数人根本没有追求私利的机会和条件：二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轨道——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一般人们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长期信心。你可以说这是新旧体制转型期间难免的阵痛，因为从旧体制的此岸进入新体制的彼岸需要一段过渡。但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专家早就警告过：你不能指望用跳两次的办法跨越一道深沟。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好是掉进了沟底：改革派无力把它拉上彼岸——十三大后赵紫阳一派的努力遭到失败即是明证：保守派亦无力把它拖回此岸——李鹏等人在六四之后的所作所为不会奏效也是不言而喻。我认为，新权威主义者（包括赵紫阳本人）没有太多理由可以抱怨历史未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是他们自己的失策导致了今日的失败。以前，人们总是嘲笑苏联人先搞政治改革的作法只是使得知识分子高兴而未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实惠，总是批评苏联的经济改革远远落后于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在苏共宣布取消一党专制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苏联就作出了允许私人永久地占有土地等更为彻底的决定。这种一步跨过深沟的作法，其动力正是来自政治上的开放民主。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作保障，由于有了土地私人所有权的明确肯定，苏联农民的短期行为（譬如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一定会比中国轻微得多。八年前，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一手压制民主运动，一手大力推展经济改革，似乎是新权威主义的身体力行。但以雅氏之干练，终究也是一败涂地。现在，苏联与东欧都越过了政治转型的关节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它们带来了以下两种好处：第一，借助于政治民主之利，这些国家都开始了明确的、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或挂羊头卖狗肉地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改革：第二，由于权力的分享或转移，造成了责任的分担或化解，从而使得经济及其它方面的重建工作得以在新的基础上较为顺利地推行。当然，到目前为止，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转型尚未最终完成（尤其是苏联），未来一段时期是否会出现其它变化，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将不可能死灰复燃。退一万步讲，即使苏联或东欧又发生新的巨大动荡而使得一种集中权力再度成为现实，那也只能是一种非共性质的集权而不再是共产党式的集权。换句话。如果未来苏联或东欧再度出现某种专制政权，那只可能是右翼专制政权。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十分类似于过去亚洲四小龙式的专制政权。由于这种右的专制在原则上承认议会民主的基本价值，因而它的专制一来是有限的，二来是过渡的。只有这种、非共性质的专制政权，才可能成为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载体。

毫无疑问，与左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相比，上述右的专制会是一种「较小的恶」。但是，从民主派的立场出发，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应当力求避免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废墟上，再出现一个新的、虽然是较为有限的另一种专制。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住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纵然我们不能一步而达到最高度的民主，至少我们要保有最低度的民主。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对我们民主派人士的一个重大考验。

第六章

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八九民运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暴力抗争。

在八九民运期间，几乎没有人对运动的非暴力方式提出过怀疑或否定的意见。但是，随着运动的失败，一些人开始对八九民运的非暴力方式提出异议。在海内外，主张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观点渐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对非暴力抗争这一方式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非暴力抗争的三个优点：可取，可行与有效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八九民运中，人们为甚么会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大家认为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二是认为非暴力方式在现实中更可行，三是认为非暴力方式更有效。

二、非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差不多所有重大成功的政治变革都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包括国共两党夺得政权的事例在内。因此，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暴力斗争视为唯一可行、唯一有效的政治斗争方式，并且给暴力斗争涂上了厚厚的一层道义神圣的油彩。尤其是在大陆，以激化阶级矛盾、宣称暴力是一切新社会诞生的产婆的马克思主义，经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再演变为毛泽东的「枪杆子裹面出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更使得关于暴力斗争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心灵。正是出于这种对暴力革命的崇拜，才使得亿万中国人民会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深表鄙视，并导致了在「文化革命」

中绵延数年的武斗之风。可是到了后来，思潮开始发生了逆向的变化，假如说在一九七九年我发表《论言论自由》，提出英国式的和平渐进改革胜过法国式的激进暴力革命时，此一观点还没有引起广泛反应的话：那么，到了前几年，那种倾向于和平渐进改革的主张无疑已经在思想界占据了上风。众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当时，中国广大知识界人士，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倾慕不已，另一方面对雅各布宾派的恐怖统治不以为然，（这种反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指桑骂槐，其真实用意是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思潮的基础上，八九民运以自由民主为旗帜，以非暴力方式为手段，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用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好处：第一，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牺牲，减少社会震荡：第二，它能保证民主的目标不致在斗争中遭到扭曲，并使得我们争取到的民主内容获得更坚实可靠的基础。与此相反，暴力斗争则常常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并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三、暴力抗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当性

关于以暴易暴的问题，有必要多讲几句。从戊戌变法起，中国一批又一批主张和平改革的人就屡屡谈到以暴易暴的现象。有人几乎把它视为规律。按照这种极端的观点，采用暴力手段反抗一种暴政，不管反抗者打出甚么样的旗号，最终仍是建立起另一种暴政。他们甚而断言，单单是你采用了暴力手段，本身就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背叛。这样，他们就从原则上全盘否定了暴力抗争。依据这一逻辑，不仅辛亥革命，还有美国革命统统都站不住脚。

我不能赞同上述观点。首先我要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暴力反抗完全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假如一个政府一向残酷地压迫人民，顽固地拒绝人民有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议的任何权利，那么，人民就有权采用包括暴力方式在内的一切方式进行反抗。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早就把这一立场表达得十分清楚。其次，暴力革命也并非总是导致新的暴政。

四、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的专制的几个因素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是否必然导致新的专制，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1.革命派的理念或曰意识形态。不可否认，那个作为一场革命旗帜的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对革命的结果具有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样是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革命，美国革命依循的是洛克的思想，这思想高度肯定个人自由，强调对最高权力的限制：法国革命则更多的是遵照鲁索（J J Rousseau）的主张，而鲁索的主张，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本身就包含着滑向极权专制的巨大危险。鲁索关于所谓「总意志」的观念、所谓「强迫人们获得自由」的观念，所谓「主权不可分割」实际上反对分权与制衡的思想，都为假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尽管也有着响亮的民主口号，但是，不论是从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反对限制最高权力的观点，还是所谓主张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更是明显的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相对立。

因此，它们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2.革命的目标，是局限于改变暴政、建立民主政治，抑或是为了实行一整套全面改造社会的雄心勃勃的伟大计划？后者会诱使革命者在赢得打垮旧的专制的胜利后，不是致力于限制自己在革命中强化起来的集中权力：相反，他们会变本加厉的扩张那个原本就已经十分集中的权力，让它囊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全盘改造社会的计划，逻辑上要求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权力，而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在对手被消灭之后）则使得这种集权有可能从逻辑过渡到现实。

3.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首先是公民意识的发展程度。

注意，所谓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仅是指它们对于一个旧的专制政权的对抗性，还包括其自身内部的多元的、分化的发展状况。所谓公民意识，不仅是指一般公众对参政的热情，更是指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有广泛的公众参与，都表现出社会对旧政权的普遍反抗，但由于其内部多元的、分化的发展不足、尤其是对个人权利尊重的观念仍十分淡薄，故而未能促成一个民主政治的出现。美国革命则相反，在那裹，自治传统早已存在。个人自由相当受到珍视，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代欧洲移民。

4.革命的领导者的素质。民主制度的落实会使得政治不再依赖领导者的素质，但是民主制度的创建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的素质。如此等等。

由于本文并非专门探讨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专制这一课题，因此我们不妨到此为止。我们只是想说明，暴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新的专制。换言之，我们不赞成对暴力革命无条件反对的简化观点。我们认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可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

五、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

此前有关暴力与非暴力的争论中，主张非暴力的一方往往只是单纯地强调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这多半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因为主张暴力的另一方面，一般并不否认这一优越性，他们之所以主张暴力抗争，主要是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因此我们需要把讨论的重点，移到可行性的问题上来。

和不少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民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行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反面，即，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会采用暴力方式抗争？

六、在何种情况下，民众会采用暴力方式

道理并不复杂。以暴力方式抗争，意味着使自己一方和当局立即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因此，通常只有在下述几种条件下，人们才会采取暴力手段。

1.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不少人抱怨说，中国的老百姓，除非到了没饭吃的地步，是不会起来造反的。其实，外国的老百姓也差不多一样。历史上民众的暴力反抗，几乎都是在人们苟且都难以求生的情况下爆发的。然而，争取自由的斗争乃是一个争取发展的斗争。而不争取基本生存的斗争。今天中国的民众的处境，一般并没有恶化到无法生存的程度，因此，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很难会冒着生命的风险去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

2.有时，非暴力抗争会升级为暴力抗争。

假如最先人们表示反抗，采用的是较温和的非暴力方式，但是由于当局的压制，造成了双方敌对情绪的迅速升高和对抗方式的逐步升级。民众一来是受激情的支配而舍生忘死，二来是冲突强化而感到没有退路，于是，原本不愿冒死采用暴力手段的民众，有可能到头来终于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罗马尼亚的革命基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上述情况有个特点，最先人们并没有打算冒生命危险用暴力反抗，他们对非暴力反抗还抱有相当的信心。在这种暴力反抗的过程中，非暴力反抗是其不可缺少的前奏。许多人可以在逐步升高的对抗气氛中凭着一时的热血沸腾而舍生忘死，但倘若是他们事先就估计到此种局面则多半会从一开始就退避不出。换句话，假如人们对非暴力反抗没有信心，认定只有暴力反抗才能解决问题，那么，他们事先就会担心于暴力反抗引出的巨大风险而裹足不前，这样一来，后面的暴力反抗局面也就不可能发生。

3.这要求革命分子事先至少是主观上相信，他们可以在局部地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同时还要相信，凭借着成功地运用战略战术，或者是预计到其它地区同志的呼应配合，从而可以逐步地在全国范围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否则，起义只是自杀而已。

由于，第一，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以及第二，在一个政治上依然高度集权的国家，当局可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地集结优势兵力，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相当一批军队的参与的话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下，指望民众从事暴力革命，实际上是很难很难的。一批激进人士鼓吹暴力革命，往往是满足于提提口号，很少乃至从来就拒绝对暴力革命的具体做法进行稍微切实一点的考虑，所以我们不能认为那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七、非暴力抗争为何可行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

A 有限风险使一般常人敢于投入首先，采用非暴力方式抗争，避免了一下子就把自己处于与当局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这就是说，采取非暴力手段，人们可以审时度势地提出恰当的斗争目标和实行恰当的斗争形式，从而使得所冒风险降低到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限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也有着自己争自由、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他们也甘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和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在起码的生存能够维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大愿意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可能但还非现实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动员人民投入民主运动的秘诀就在于：一方面，让人民去争取他们愿意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让人民去承受他们敢于承受的风险。一场正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

我们平时常说，要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口号和做法太激烈，会把群众吓跑，或者说群众不会接受。这话到底是甚么意思呢？民运人士又不杀人放火，我们怎么会吓跑别人呢？所谓「把群众吓跑」，其实是说，由于我们的口号或做法势必引起当局的无情镇压，这就使得追随或接近我们的群众陷于他们不敢、也不愿承受的巨大风险之中。在这裹，真正把群众吓跑的并非言行「激烈」的民运人士，而是当局。所谓群众不会接受我们，十之八九并不是有多少群众从内心深处真的不赞同我们的主张，他们只是不愿意为此而冒巨大危险而已。

近些年来，一些民运人士，尤其一些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物」而乐于保持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清纯形象的人，总是喜欢把民主运动这种政治活动片面地、绝对地强调成一种单纯的基于良心良知的道德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民运的确有明显的道德性。它表现在：1.民主政治较专制政治，本身即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

2.在至今为止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投身民主运动总还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一定的道义感的驱使，一个人便不可能投入。

因此，每一个在国内条件下为民主呼喊的人士，理所当然地都值得人们给予道义上的尊重。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动。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活动，都带有相当的政治性。一个人发现了某个真理，他当下就说出了它，那可能纯粹是良知驱使。

如果他对于甚么时候以甚么方式说，作过一番权衡，那么他的行为就已经不纯粹属于良知的问题而进入政治的领域了。

举例说，八九年年初北京一批知识分子联署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思想犯的公开信活动。不少签名者都说他们是听从了「良知的召唤」。这当然是事实，但肯定也不全然如此。倘若仅只是出于良知的召唤，十年前为甚么不这么做呢（签名者中参与过十年前民主墙运动者仅有几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略有头脑者都对此事在私下裹表示过不满和批评，只是出于对个人地位和安危的考虑，他们才没有公开反对。十年后大家这样做了，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理念的强化，一方面恐怕也是由于整个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参与者有了较多的安全感。再比如，八九民运高潮期间，各界人士都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反对李鹏政府，许多人也说是良心的驱使，「实在看不下去」。然而，六四政府杀了人，照说大家更觉良心不忍。但公开的抗议声音却暂时地消沉了下去。有人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舌头硬、骨头软」。戴厚英说，某些著名的持不同的政见者，给外人一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形象，其实是有恃无恐，倚恃自己的特殊名声的保护，一旦危险真的到来，就并不像平素所说的那么英勇了。这些批评或反省究竟是否很精确，此处暂且不论。我要讲的倒是事情的另外一面。

我强调，凡从事现实政治活动者，必须以承认人类的不完美为前提。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优秀分子，在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等光辉理想的斗争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考虑安危的。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正确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可以使风险控制在一般常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因此，它能使更多的人们积极投入。这就是为甚么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基本原因。

B 信息迅速流通使得参与规模易于扩大前面谈到暴力斗争时，我曾经指出，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由于武器的高度技术化和军人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当局易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地集结兵力，从而使得纯粹民间力量举行武装反抗更为困难。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却可使得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较古代更为容易。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世界变小了」。也就是说，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传播技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甲地出了件大事，几天之内便会传到千里之外的乙地。即使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封锁消息，每天每时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也会把消息迅速地传播开去，更何况还有电话、信件等私人传播手段。专制统治到了后期，人民普遍不相信当局垄断的媒体，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便十分惊人。再加上像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无线电波无远弗届，只消一部几十元人民币的半导体收音机便可收听。有了信息的广泛迅速的流通，分散的、无组织的民众就有可能采取统一行动，从而使运动的规模急剧扩大，有效地强化运动的威力。

C 政治压迫的普遍性导致非暴力反抗的广泛性我们知道，严重的生存危机可能逼迫人们铤而走险，但是生存危机通常不具普遍性，甲地闹灾荒，民不聊生，乙地也许五谷丰登，日子还混得不错。因此，由走投无路而从事孤注一掷式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因为得不到广泛响应而失败。但是在专制社会中，政治压迫却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压迫并非来自个别的、局部的贪官酷吏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是高度一元化或一体化的，因此它所招致的不满情绪化往往是极广泛的、是全社会性的。八九民运和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运动具有全民性便是明证。

这裹不妨顺便澄清一种流行的观点。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只有知识分子、年青学生才最珍视。一般工农大众对此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又说，既然普通老百姓只关心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民运的组织者一定要提出一些能满足他们切身利益的口号，自由民主之类倒可以少提点。

上述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成分。首先，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与重视程度确实有差别。其次，民运的组织应该善于把民众的具体物质要求与自由民主这些抽象的理念联系起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第一，在我看来，不少人是过分低估了一般民众对政治专制的反抗情绪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热情。以一般人认为民主愿望最低的农民为例，不少人说，农民在经济改革中受了益，因而对自由民主并无热情。然而众所周知，在新经济政策之下的农民，短期行为极其普遍。官方报导也总是在说，农民最关心的是政策会不会变。这不仅反映了农民对政府缺乏信任，难道不更进一步反映了农民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裹，而是掌握在当局少数人手裹这一事实吗？它难道不表明农民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要求吗？显然，这就是民主要求，只不过还处于比较朦胧的阶段而已。本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把人们朦胧的愿望化为清晰的理念，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使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照说，饱受了几十年共产之苦及政治反复之苦的中国农民。有着最良好的思想基础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从而成为民主运动坚定支持者。可惜的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却总是在做和知识分子本职相反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努力使人们的强烈但尚朦胧的民主追求保持在朦胧的阶段，总是在拒绝帮助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甚至把他们从自觉的门坎赶回到自发状态。殊不可解。

不错，我完全承认，现今中国民众的民主知识、民主素养还有欠缺，民主经验和民主习惯更是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民主，何来经验与习惯？）但那和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民主要求是不同的两回事。现在有人间：天安门前的学生对民主究竟懂得多少？我回答：他们也许懂得并不太多。然而谁能否认，正是他们，掀起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我这裹所要说明的仅仅是：广大中国民众是否具有反抗专制、争取氓主的愿望和要求。就此点而言，我的结论是相当肯定的。

第二，考察历次民主运动，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固然也表明了不同阶层对民主的要求程度有区别，但我认为那并非全部原因。很重要的，也是一般论者忽略不见的原因还有几条：其一是参与的便利程度，其二是参与的风险程度。

我们要知道，大部分非暴力斗争方式，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游行者力求经过闹市，绝食者务必对外发表宣言。这类活动离不开观众。无观众即无效果，观众多则效果大。所以，非暴力抗争一般都发生在通都大邑，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坏便难以作此类抗争。有些非暴力抗争方式虽不必依赖观众，但也依赖其它客观条件。此其一。再者，进行抗争，集体行动的效力显然更大。为甚么要搞组织？无非是为了统一的集体行动。在没有独立组织的情况下，哪一 类人更便于作集体动员，更天然地具有自发组织的优势，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非暴力斗争。

俗话说：「聚众闹事」。不众众便难以「闹事」，于是，那些天然的[聚众」场所便成为抗争的中心。最后，从事任何反抗，总离不开人们的共同认识，因此，那些最容易形成共识的群体，便最容易发起抗争。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不难推知：哪一类人的存在位置更接近于公众注意的中心，存在条件更易于组织动员，存在特点更易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情绪，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运动，因而他们也就会更主动，更广泛地投入运动。反之亦然。

在历次民运中，大学生往往是先锋甚或主力，尤其是北京大学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专制而非法治的社会裹，做同样一种事，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们，所冒的风险是不同的。这也是造成社会上某一种类人比另一种类人会更积极投入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成就，在国际上有较多联系，他自身的安全度就会高一些。即使是同一年龄，学生身份通常风险较小，而教师身份，工人身份，更不用说无业游民、个体户、[盲流」一类身份，做同一件事，风险就会大得多。这种差别当然取决于政治时尚。「文化革命」中后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都送去「再教育」，做同样有风险的事，「青年工人」

的牌号就比「北大研究生」的头衔更安全。至于说学术成就，国际联系，在那时本身就很可能招来无妄之灾（「反动学术权威」「裹通外国」的罪名几乎就是为此种人专门备用的）。相比之下，所谓「普通一兵」恐怕还略好一些。像这种风险因人而异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此间暂不细证。但它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应是不成疑问的。

以上所说，旨在证明，社会上某些阶层某种群体的人之所以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较低，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其客观条件，而不可完全归咎于其主观意愿。有鉴于此，我们就应当对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要求广泛性与强烈性，有一更准确的评估，从而对展开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具备更大的信心。

D 共产党政权暴力镇压能力的两重性当我们说，非暴力反抗的特点之一是风险有限时，这也就说，当局对于非暴力形式的反抗，未必便于采取暴力镇压。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切身的感受。然而在理论上，许多人又坚持一个未经分析的观点，他们断言，只要你是反对共产党专制，共产党就一定会用暴力镇压你。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共产党政权用暴力镇压非暴力反抗的能力作一研究。

我曾指出：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而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自己存在的根据。」（拙作《论言论自由》）当人民迷信这个神话，也就是视政权为自己意愿的代表时，这个政权对于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具有极其全面、极其彻底的压制能力。所谓「群众专政」要比当年皇帝的专政或贵族的专政厉害得多。可是，当这个神话破产时，这个政权的镇压力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五七年反右和八七年反自由化本来是同样一回事，但在五七年时，上面一道圣旨，下面逐层加码，遂使右派苦不堪言；而到了八七年，中央发了文件，下面却逐层减压，被批判者人身无损还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众所周知，当代民主思想不可抵挡的标志之一便是，连它的对手——共产政权也不得不用它来乔装打扮。这种欺世盗名固然在一时间骗取了不少人的追从，但反过来也构成了它自己压迫人民的一个障碍：因为它给人民提供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口实：同时，又总有一些多多少少还相信民主的人进入党内，使得政权上层总是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民主运动的同情者，进一步削弱了当局直接动用暴力镇压民主的能力。基于此，非暴力民主运动就获得了自己存在的一定机会。

八、关于非暴力斗争的有效性

有效性问题与可行性问题密切相关，但不直接等同。因为有些人认为：非暴力斗争，在不危及专制政权的要害时或许可以免于暴力压制，一旦在可能动摇整个专制的根本，则当局必是不顾一切地采用暴力自保，故而非暴力反抗终究不能奏效。

这种观点不难反驳。如果我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蚕食渐进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阵地，从而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格局，当我们最后向专制政权的核心发动进攻时，当局中强硬派意图镇压也会力不从心。

非暴力斗争取胜的基本道理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人民可能会拒绝服从专制的「法律」而去从事统治者禁止的事情，工人可能会大规模的罢工，从而导致经济的瘫痪。公职人员可能会拒不执行上级的指令。军警可能会不愿意镇压反抗的民众，甚而有可能发动兵变。一旦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统治者的权力即宣告瓦解。

本章开头我就提到，未来在八九民运中，一般人对非暴力斗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都有相当的信心，但是六四屠杀却动摇了不少人们这一信念。因此，我们需要对某些怀疑论者的观点逐一澄清。

九、关于笼统地否定某种斗争方式本身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的结局业已证明，在中国现实条件下，非暴力方式「此路不通」。对于这个结论。我绝不赞同。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世间并没有甚么每战必胜的斗争方式。非暴力方式，和其它斗争方式一样，在实际运用中都既可能赢得成功，也可能遭到失败。因此，我们决不可根据在一两次斗争中某方式未能取胜，便轻易地否定这种方式本身。

其次，当有人断言八九民运的结局证明了非暴力方式行不通并从而证明了唯有暴力方式方可奏效时，无形中已经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似乎是在此之前，人们只尝试过非暴力的方式而未尝试过暴力的方式。这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中共执政以来，曾经有许多人进行过许多次的暴力反抗，只不过这些暴力反抗一般都失败得更早而不被外界注意罢了。要说行得通行不通，那么我们似乎有着更多的经验证据证明暴力方式比非暴力方式更行不通。有趣的是，主张暴力方式者通常都不会因为以往尝试的失败而否定暴力方式本身。他们宁肯把过去受挫的原因归之于其它方面（譬如说战略上的失误等等）。那么为甚么不对非暴力方式也采取相同的逻辑呢？

十、对非暴力斗争无效论的反驳

大致上讲，断言非暴力方式无效者的主要论据如下。

1.非暴力方式是诉诸理性的，你讲理，对方不讲理，你有甚么办法？

不对。非暴力方式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它主要是用力量迫使统治者让步。众所周周，非暴力抗争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可是，真理的说服力却和赞同者的数量无关而只取决于自身。一个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就变成另外一回事。

在后者的情况下，口号的正确性是不变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理性，由一个人私下裹上书言事便足够了，但那并不叫非暴力抗争。在这一点上，统治者自己一向很明白。一九八七年时，数千名留学生发表公开信对所谓反自由化运动提出异议，当局首先是指责公开信这种形式本身，因为它清楚地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更不必说罢工、游行之类更激烈的方式了。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既然同属抗争，因此它同样的也是一种力量的较量。应当看到，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治者与被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治者时，治者的权力就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2.非暴力方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才有效力，它对专制统治者是无用的。

经验已经反驳了这一点：东欧各国共产党都不是民主的，而非暴力方式在那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权力的根源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服从，这对于无论是专制的统治者或民主的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在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意志更便于公开表达而已。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较为民主，或者是统治者较为开明，则非暴力抗争较易取得成功。在八九民运后期，摆在中共当局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作出更大的让步，要么是血腥屠城。假如中共最高决策者不那么残忍，他们便会选择前者。但是，这又不仅仅是统治者是否残忍的问题。假如中共最高层失去了邓小平一类人物而换上了李鹏或陈希同之流。纵然同样的残忍或更加的残忍，镇压仍是难以进行。这是因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具有李鹏、陈希同无可比拟的威望，换言之，由于邓小平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仍能获得足够多人的支持和服从。然而，倘若在八九民运后期，民运方面声势没有些微减弱甚至更加增强，那么纵然是邓小平，恐怕也无力镇压。更进一步讲，我推想（大概亲身经历过天安门运动的人都不难同意），假如整个中国仅仅就是一个北京（或一个河北省），那么中共当局除了让步之外别无它途。

因此，总的来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残忍的专制政权，而是因为投入非暴力抗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当然，所谓强大不强大，本来是相对的概念，假使八九民运能够略微节制自己的目标，我们当时所拥有的实力本来是可以获胜的（事实上它也一度取得了一种有限的胜利）。所以断言非暴力抗争于专制统治无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3.我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进行抗争，那要求对方也遵循同样的规则：然而恰恰是中共当局方面「首先把刺刀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我们再一味地坚持非暴力方式未免成宋襄公了。

对此观点的反驳，部分已包括在前面的论述之中。这裹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有效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要求对立的双方共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从逻辑上讲，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的过程，既然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用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规范的过程，因而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规范的确立只能是该过程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它的前提。事实上，非暴力斗争的过程，就是正确地交替运用加压与妥协的手段，通过多次重复的过程，迫使对方的行为逐步地纳入民主的规则或规范。

十一、六四屠杀使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

六四屠杀无疑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之一便是：它使得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方式本身，失去了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斗争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斗争，这个推断未必实际。如前所说，从事暴力反抗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而大多数人在苟且能够偷生的情况下常常不肯铤而走险，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一旦广大民众放弃了抗争，那反过来就使得专制统治得以维持。如果说共党专制的建立，离不开民众的狂热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制度的延续。却只需要民众的意志消沉。

大家知道，一九九O年的六四，北京大学一批勇敢的学生用摔小瓶子等方式表示抗议和悼念。一位保守派校方领导连忙出来说：「你们闹甚么？闹也没用。」可见，恰恰是当局，最希望人民相信非暴力抗争徒劳无功。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六四之后，如果我们不是致力于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是宣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其结果只能是使广大的民众在倍感痛恨之余转为悲观消沉。经验一再证明：在那些十分激烈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更大的无力感。

十二、信心削弱的原因

六四之后，有人预言，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久即将再度爆发，他们指出，像一九九O年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六月四日都可能成为爆发民运的时机。按照这些人的想法，民运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民众的普遍不满，二是出现一个集体行动的公开信号（某些偶发事件或特定的时日便能起到这种信号的作用）。前者是炸药，后者是导火线。六四之后，尽管有不少民运人士逃亡或被捕，但贮存在大陆社会，尤其是北京的不满情绪仍有增无减，这就是说「炸药」量是足够丰富的，与此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止一个的足以刺激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敏感时日，换言之，「导火线」也是不缺的。这两条加在一起，大规模民运的再度爆发便是近在眉睫。遗憾的是，一年过去了，这些人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此种情况，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说，若邓小平在世，大规模民运爆发机会较小。一旦邓去世，机会则极大。但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世与否可能造成这种差异呢？八九民运难道不正是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也许还是邓小平权力更大的时候爆发的吗？为甚么到了现在，到了邓小平的权力可能有所下降并且显然声望一落千丈的现在，民运爆发的机会反而更小了呢？其间道理，必须深究。

原因很简单，六四屠杀造成了强烈的恐怖。有炸药，有导火线，但没发生爆炸。因为炸药受了潮，是恐惧的冰水浸潮了炸药。屠杀对邓小平个人的权力或声望的影响是一回事（包括对上层人事布局的影响在内）。但是它使得不少民众感到专制者力量的强大，感到专制者在采用暴力镇压方面的可怕能力。有人说，八九民运未获东欧式的成功，是因为许多参与者当时还对中共政权抱幻想，还认同那个政权（用一句形象的比喻：他们的心中还有道柏林墙）。六四屠杀无疑摧毁了许多人对中共政权的幻想，促使许多人不再认同那个政权，帮助了很多人推倒了心中的柏林墙。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远比六四之前变得更恐惧，更缺少自信，从而更难于动员起来进行公开的反抗。

有一个道理，十分简单，几乎人人都凭直觉而本能地明白，但有时人们却因受谬误的概念或理论的误导而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或是不肯承认。这个道理就是：人们（此处是指大多数人）之所以公开地反对一个政府（或一位政府领导或一项政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满，而且还因为他们不怕（或者准确地说，不十分怕）。不怕的原因可能出自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有时刚好相互对立。其一是以为对方比较开明，不会镇压：其二认为是对方比较软弱，无力镇压（当然，「开明」

和「软弱」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你所反对的对象问题）。八六年学运时有个流行的话，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这种「谁也不怕谁」的群众心理，事实上是一切民运发动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

这裹似乎有个悖论。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自由的秘诀在于勇敢。勇敢，一般理解为对方的确是凶猛可怕的，而你不害怕这种可怕。另一方面，民运高潮常常（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取决于人们认为对方不再可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并不复杂。权力既是人间之物，它就丝毫没有甚么超人类的神秘力量。它可以是很强大的，又可以是很软弱的。

饱经沧桑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ThomasHobbes）把国家权力既比喻为「利维坦」（《圣经》所载，系一种水生的巨大而有力的怪物），又喻为「贝希莫特」（同出《圣经》，系一种水生的巨大但无力的怪物）。权力是有力的，如果我们都支持它，或是消极地忍受它：权力是无力的，如果我们拒绝服从，撤回支持，或是积极地反对它。如果我们都害怕中共当局，那么它就的确是可怕的，如果我们都不怕它，它就不再可怕。诚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第二世界大战中讲的一句话：「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今天民运陷于低潮，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的恐惧感强化。克服恐惧心理，绝对是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你强调克服恐惧心理，似乎最重要的问题仅止只是心理的问题。但天安门前的坦克机枪分明是个物理的存在。我们的恐惧，并非是心灵自造的幻影，而是由于那个实实在在的对象。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早就指出，现今人们恐惧感的强化是六四屠杀的结果。在六四前，尤其是在八九民运高潮期间，民众之所以较少恐惧或者说不害怕，是出于以下三种原因：1.有人以为政府不至于那么凶残，不会开枪杀人：2.有人以为民运这力量如此强大，支持同情的层面如此广泛，政府没有力量镇压，3.还有人以为，一旦政府开枪杀人，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反抗。但是，六四屠杀表明，1.人们高估了当局的容忍程度，2.低估了政府镇压的能力，以及3.高估了民众在开枪杀人后继续抗争的意志。问题在于，一般人显然把上述三点印象严重地夸大了。他们甚而认为，只要你敢于反抗，不论你的反抗方式多么巧妙，当局总是要镇压的：而且，当局的镇压总是能够得逞的。像这种夸大恐惧对象的力量，正是恐惧心理之为恐惧心理的基本特点。我们说的克服恐惧心理，就是说要祛除掉那些夸大的虚幻的成分，而对于对手的本来的、真实的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

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克服恐惧心理，首先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分析、心理治疗的过程。广义地说，所有能改变你对事物和对自己的看法，从而改变你的行为的理论性文字，都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因为它并没有告诉你更多的你先前不知晓的事实，它只是让你对这些事实本身具有另一种了解。有的读者，一方面赞赏我这篇长文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却又怀疑它对现实政治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理论工作的功能缺乏了解。

十三、恢复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是当务之急

这意味着我们要恢复某些在六四屠杀之前曾经普遍具有的、但因六四事件而被严重动摇的信念。那并不是说，我们要重新相信当局的开明，高估他们的容忍程度——我们已经为这种错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即使残忍如中共现政权者，它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使用暴力。一定的反抗空间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只存在于那些无伤根本的枝节部位。任何专制政权，包括中共现政权，也许确是钢筋铁骨，铜头石臂，但不可避免地，它有着它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有着它自己的「阿基利斯之踵」，也就是有着致命而又脆弱的部位。因此，我们可以机智地、巧妙地、坚决而又坚韧地展开有限风险的并有成效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逐步地、稳扎稳打地拓展自由空间，缩小专制阵地，从而在最后，一举完成根本性的伟大变革。

十四、我们更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勇敢

毫无疑问，在重新开始斗争时，勇敢仍然是第一个品质要求。不过我们有必要分清两种类型的勇敢。

一种是道义性的勇敢。其含义是，你要做一件事，这件事会招致当局残酷的镇压。但你仍然勇敢地去做了。以后镇压果然随之而至。你无惧无避地承受了这种镇压。魏京生的勇敢，便属此类，道义性勇敢的意义是，它树立了一个伟大道德榜样，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反抗意识。然而，由于大多数人未必甘愿付出你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所以他们对你的行为会充满敬仰却不会追随效仿。故而不是政治性的勇敢。

政治性的勇敢意味着，你决定做一件事，那件事别人看来十分危险。但你仍然去做了，而结果却证明它并不那么危险。

你化险为夷，你取得了现实的而非仅仅是道义的成功。如果我们采用「成功」与「成仁」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应把前一种道义的勇敢称为成仁的勇敢，而后一种政治性的勇敢是成功的勇敢。关云长单刀赴会属于这种政治性的勇敢，蔺相如完璧归赵也属于这种勇敢。也许你会说这种勇敢实际上不叫勇敢，因为它所冒的危险其实是一场虚惊。但这样说并不公允。第一，由于你事先不可能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你总得作好万一出现恶性结果的思想准备，所以你当然是勇敢的。第二，严格意义上的勇敢。本身就包含有明智或智能的成分。即所谓大智大勇。

因此它仍然是勇敢。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人的追随参与，能够克敌制胜，故而是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

例如，四。二七学生游行就体现了政治性的勇敢。尽管许多学生开始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少人抱着成仁的决心，结果却是成功。四。二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有力地鼓起了广大民众的勇气，那并不是说它使得民众更不怕死，它倒是告诉大家，只要我们敢上，原本是死不了的。这种对自己力量增添信心的效果，正是民主运动成功的标志（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民主是经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中国一些较为成功的民运人士，不少也都意识到这种成功的勇敢或曰政治性勇敢的价值。方励之讲过，有的东西是你不去做，如果你真做了就会发现他也不敢怎么样。刘宾雁也说过，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其实比一般人想象的大，有些触犯禁忌的事，你去做也就做成了。固然，方、刘等人能够做成某些事而有惊无险，那和他们的名气，地位分不开，虽然在六四之后，有些原先占领了的阵地又重新被专制所夺回，因此一些过去能做成的事现在可能一时做不成，不过，方、刘讲话中所揭示的那番道理却依然是普遍有效的，只要我们善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可。其实，早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我就对诸如任何专制都有它的阿基利斯之踵、真正的勇敢离不开明智、民主运动必须提供一种常人的勇气即可承受其危险的基本策略等问题展开过详细的阐述。当时的我，既无名气，也无地位，「黑五类」的出身背景使我在做同样的事时比一般人更危险，但即使如此，我仍能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积极有效地参与同时使得专制政权对我无可奈何。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些道埋太不重视，以致于我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大好的机会，并且在挫折面前总是陷于沮丧和无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度阐明政治性勇敢的伟大价值，重新确立大智大勇的、坚韧不拔的基本态度，恢复自信，促使整个民主运动的东山再起，就是极其必要的了。

第七章

从头再来

一、「从头再来」

据说，前不久，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不得不允许民间歌手崔健举行演唱会为亚运募款。于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海报：整个画面以血红色作为底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从头再来」（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众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当局竭力避免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六四。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正如江泽民对美国记者所说，是为了用时间来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对于中共的这种作法，民运力量方面必须针锋相对，随时提醒世人勿忘六四。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

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的政权的形象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显然，对于双方来说，要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难的。

上述困难表明，我们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搞得不好，我们也就是在强化六四的威慑效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意识到逭层特殊困难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三、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以上几章中，我力图证明以下几点：l.对于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方式抗争是切实可行的：2.这种斗争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会取得彻底的成功：3.以往斗争的失败决不是客观必然的，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几点，他们就会克服恐惧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坚定也更谨慎、更勇敢也更机智地投入新的民主运动。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只有认识到上述几点，我们才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忘记了应该忘记的。」（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就提到过我们需要这种正确的「记忆——忘却」。）

四、反驳几种错误、不实际的观点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运队伍内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一套观点。比如：1.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结局已经证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专制「此路不通」。毫无疑问，持此观点者的本意是希望人们丢掉对非暴力斗争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斗争。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这种观点的实际效果——如果人们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话——只能是广大的民众放弃反抗，陷于消极无为。

2.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么天下就不可能有甚么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那显而易见是荒谬的。这裹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观点首先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是不负责任媚俗的表现。难道不是吗？把一件已经如此这般发生了的事情说成是命中注定只能如此这般地发生，从而免去了对其过程中其它现实可能性的细致分析，这不是很省气力的吗？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后解释历史时局爱采用决定论或曰宿命论的立场，无非是懒于思考而已。再者，你若说运动的失败也和我们自身的失误有关，那就难免不批评运动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总是件得罪人的事，远不如把一切推给天命那样令人皆大欢喜。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么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因此，宣扬「民运失败必不可免」的一个最糟糕的效果就是。它会严重地、也许甚至是根本地打击了人们投入下一次民运的信心。

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

「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

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J.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 「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甚么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答复。这当然是题外话。

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

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甚么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

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

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造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么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么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

也许。这些朋友会说，可是群众运动都是自发产生的呀！

不对。任何一场稍具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在得到社会其它阶层人士广泛而深刻的同情、赞许和支持与参与的情况之下才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更不必说它在启动之初常常需要一种对之鼓励的社会舆论气氛。否则，它既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扩大。当我们说八九民运是自发的运动时，我们不过是说，这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组织事先策划和统一发动。但是所谓自发的「自」是包括了我们大家在内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行动造成了这场运动。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暴力斗争的方式争取民主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暴力方式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和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等消极后果。所以这些人都明确宣称自己不主张暴力斗争。

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认真考虑到失控的群众运动也很容易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时，难道不应该同样明确地宣布自己不主张群众运动这一立场吗？

这裹，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群众的民主运动？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样毫无争议。四。一五后，北京敷万大学生走上街头，当时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识界人士，最初的反应是审慎的，忧喜参半的。喜的是这一代大学生关心国是、追求民主、勇于斗争。忧的是街头运动常常由于做不到有理有节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以后大学生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给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其实，大学生自己也知道群众运动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都不愿意让社会上其它阶层的人士卷入。）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袖和组织，而是立足于普遍的共识，八九民运曾经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可惜到后期，由于策略思想的分歧（围绕着「撤」和「留」的问题），那个把千千万万的人群协调起来的共识不复存在，广场上愈益混乱和失控。刘晓波等四人的绝食宣言第一次公开批评学运的失控，试图把已经陷于混乱的运动重新协调起来，但终未成功。

五、我们还要搞群众运动吗？

六四屠杀造成了两个不容易忽视的消极后果。其一是削弱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其二是动摇了人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或曰街头运动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不少人觉得，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八六学运和八九民运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八九民运，损失惨重，国内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鉴于此，今后我们还搞不搞群众运动？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如果人们对群众运动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么还能指望有新的民运高潮的到来呢？

六、再谈八九民运的成败

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运是成是败的评价了。我一开始便有详细的论证。然而仍有人提出异议。有人说，由于八九民运中口号庞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因此你无法检验其后果是否达到初衷。这些人认为我所说的「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的目标不过是我个人头脑中的臆断，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运动之中。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且不说在八九民运中，争取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成立独立组织、与官方进行公开的平等对话等项目标（我所谈「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即是对上述要求的概括）本来是很明确、很集中的，就算我们用更笼统的说法，八九民运既是一场民主运动，它的目的当然是反对专制、促进民主。因此，判断其成败就很简单，那就是看运动之后，整个社会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专制了。以这个标准来看，八九民运的结局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不错，由于一场政治事件常常会引出多方面的后果。

所以要评断其成败往往并不容易。比如说，历代农民起义，都没有实现起义者建立均平社会的理想，但是它们常常赢得了新的统治阶级的若干让步。再比如，民主墙运动中，民间刊物被取缔了，但与此同时，官方刊物变得更开放，上层人事也发生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变动。马克思说，在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革命在镇压下革命后，转而实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这叫做「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对此一论断，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处姑且不论。但是八九民运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倒退是相当全面的，谁也不会否认，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是变得更专制而不是变得更民主。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硬要说它没有失败又有甚么意义呢？是的，八九民运帮助提高了海外民运人士的知名度。但是，我敢断言，绝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都会认为，他们宁肯不要这种知名度，如果八九民运能有另一种结局的话。

七、是帮助、提高民运，还是取消、否定民运？

显然，八九民运的结局乃是广大参与者很不情愿见到的。

正是由于这种始料未及的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不少人已经对今后是否还投入类似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民主运动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的。然而，有些朋友却要大声驳斥我们，说：不对，希求群众运动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统一的政治组织的今日大陆，群众运动注定了只能如脱缰野马而不可控制。我请这些朋友认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观点，认定民主运动只是一辆没有刹掣的汽车，那么，面临着崎岖险峻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之路，谁个还会去搭乘民运之车呢？这种观点客观上是在帮助民主运动、提高民主运动的水平，还是在否定民主运动，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八、没有正确反思，就不会有下一次民运对于我这篇不得不如此冗长的文章，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裹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人类毕竟是经验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说，（因为经验需要诠释）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如果我们拒绝对经验进行深刻正确的反思，其实就是听任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为甚么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像上面列举的一些错误观点，论者何尝不以为是八九民运的经验总结，但其实却正好完全落入了专制者为你预设的观念陷阱。

换句话，专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运失败不可避免、民运自身的失策不可纠正一类观点，因为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奋起进行更坚定、更高明的斗争，而专制统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我的那些批评者的确是给民运帮倒忙。

结束语

记住，在政治上，知难而行易孙中山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知难行易」。一位伟大的实践家、行动家，如此强调认知的价值，这一点乍一看去是令人费解的。其实那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最关注实践、最长于行动的人、最能体会到正确的认知对一椿成功的伟大运动的决定性意义。六四之后的中国大陆，为甚么人民的反抗活动反而大大减少？那正由于人们的认知普遍地发生了故障。在残酷的镇压面前，一般人当即汲取的教训通常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某些流行的观点（例如，认为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虽然偏向激进，客观上却是加强了那种普遍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大力强调从积极方面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它是构成民运再出发的基础与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相关文章作 者 ：胡平 出 处 ：北京之春 日期 ：2003年11月5日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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