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谁在「移山」？
——「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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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1日讯】关于天安门惨案的话题，其实不应当用英文在美国的土地上讨论，而应当用中文在中国的土地上讨论。然而，让我感到耻辱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只能选择前者，而依旧没有实施后者的权利。在天安门惨案刚刚发生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说出真相”的时刻的降临抱有乐观的估计，他们认为一两年之后、至多三五年之后，中国人民将能够言说这场惨案、凶手将受到惩罚、受害者将得到抚慰和赔偿。谁也没有料到，漫长的十五年过去了，天安门惨案在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虽然当年决定让军队开始屠杀的中共八个元老大都已经死去（仅存薄一波一人），但是新一任的中共领导层并无意触动此问题，他们非常害怕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因为“六•四”进行“平反”而启动民众对民主的诉求。由于中共巧妙的“记忆遗忘术”、由于中共对恐惧的张扬，使得大部分国人根本不敢触及天安门惨案的话题，即使少部分人触及，他们的声音也没有相应的传播管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同时，中共对传媒的控制比其他任何都更加严密。
于是，像《移山》这样的电影似乎“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讲述历史的权利。这是由“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李禄讲述的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故事，经过艺术化处理的一个少年青涩的成长成为故事的主线，而“六•四”的枪声和血泊则成为故事的背景。这也是一个专门讲述给西方人听的故事，它集中了所有能吸引西方人的好奇心的元素——例如那个毛泽东时代里的孩子们拿著一张女人的月经纸玩耍的镜头。我注意到放映厅里年轻的美国男女大学生们发出的刺耳的却并无恶意的笑声。这些随心所欲地在性用品商店里购买各种物品的美国大学生们，像在观赏宇航员登上月球的画面一样。对于我来说，无意去探讨这部影片对“六•四”的事实的取舍和剪裁是否得当，却对影片使用的“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成语很感兴趣。这个故事曾经被毛泽东作了现代性的阐释，而成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这部影片的结尾是一群艰难地搬动石头的孩子，其寓意显然与毛泽东截然相反：改变中共的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乃是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漫长而艰巨的历程。

我同意影片对“愚公移山”这个古老故事的创造性的改写。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谁在“移山”？换言之：历史究竟应当由谁来讲述？什么样的历史最能接近真实的历史？什么人还在承担著历史的痛苦与压力？什么人的命运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和同情？

这些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学生领袖与普通学生之间的区别。据我所知，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当中，并没有一个“知名人士”。学生领袖之一的柴玲在哭泣中无意说出了这样的逻辑：我们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我们不能死去，但是我们需要普通人的鲜血唤起大众。这种冷血的逻辑与毛泽东惊人地相似。于是，一个个的学生领袖们来到了自由女神的脚下，他们终于“自由”了。然而，那些普通的学生和市民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所知道的一位被杀害的来自四川新津县的大学生，由于他的被杀害，他的整个家庭崩溃了——双亲中一个悲伤而死，一个精神失常。在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里，这个家庭没有获得起码的同情，反倒成为“不可接触的人”。在我看来，这样的家庭的悲惨命运更值得关注，他们才是真正的“移山者”。

另一个层面是出国者和留守者的区别。因为“六•四”而出国或者得到了“绿卡”的中国人多达十万人，但十五年后依然在坚持民主和自由运动的却只有数百人。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下一阶段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如果选择放弃对“六•四”的关注，就不应当继续利用“六•四”的经历来炫耀自己的“勇敢”，甚至为自己谋取利益。更加可耻的是，某些昔日的学生领袖居然秘密回国与中共合作做生意。在《移山》中让我最难以接受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李禄与一个清纯的女孩举行了非常罗曼蒂克的“广场婚礼”，然而在镇压之后他一个人逃走，女孩不知下落。他却像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一样无动于衷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要知道这个女孩的下落，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这个细节让我愤怒：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祖国呢？戴晴称这样的人为“伶俐童”，我则对之曰“自私汉”。而留在国内的许多人真正承受了一切“六•四”的后遗症。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先生。他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他也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此后被捕入狱坐牢数年，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六•四”之后十五年，包遵信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还被禁止在国内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因为“敏感”的身份，很少有人敢于与他来往。这对这位著名学者和学术活动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生活。他的妻子退休之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家庭。今年年初，包遵信突然患脑出血住院，家中无力支付动手术的费用，还是刘晓波等朋友发起募捐为之筹集了几万元的医疗费用。我想，包尊信的经历比李禄的经历更值得我们关注，“失败者”比“成功者”更值得我们尊敬。

谁是矢志不渝的“移山者”？我想，不是李禄、柴玲和吾尔开希们，而是像丁子霖教授这样的普通的“天安门母亲”们。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丁子霖再次被捕，三天之后被释放。这是她若干此被捕经历中的最近的一次。而她和其他两位天安门遇难者家属的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恒久地要求悼念自己死去的亲人以及揭示“六•四”的真相的权利。遗憾的是，身处海外的昔日的学生领袖们很少对此事发言。或许因为太忙，或许因为有太多的书需要去念和太多的钱需要去赚。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母亲的背叛也就是对天安门理想的背叛。

与真相至今依然暗昧不明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饱经杀戮的危地马拉，先后建立起了“历史澄清真相委员会”和“教区间恢复历史记忆项目”。危地马拉城的大教堂主教胡安•格拉迪说过：“它是痛苦的真相，充满著这个国家深刻而血腥的记忆。它是自由和人性化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有权讲述他们的生活遭遇。它是具有挑战性的真相，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中认识到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并采取我们的行动，保证这些罪孽永远不再发生。”为了这样的理想，这位大主教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死于危地马拉安全部门的暗杀。真相的揭示，有时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伶俐童”和“自私汉”们会有这样的诉求吗？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勇气吗？

十五年来，我们对天安门真相的讲述太少太少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还没有法轮功修炼者们做得好。他们整理出了每一个受害者和每一个施暴者的名单。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每一个天安门惨剧的亲历者，甚至每一个被迫开枪的士兵，都应当站出来讲述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也没有未来的和平与和解。

(4/20/2004)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