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

芦笛


一、“反共”与“倒共”


记得余英时先生慨叹过：美国人虽然从未受过共党荼毒，但比起台湾香港人来，
其反共态度要坚定得多。这是因为老美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危害的认识是理
性上的，非常深刻，而台港人则是出自一己的感性经验，貌似激烈，但其实根本
靠不住，云云。
我看到这话时还没上网，后来在网上和几位所谓“民运”领袖及其众多同情者打
了点交道，免不得时时想起余老此话来，觉得他大概因为不了解大陆人，所以还
没说透说够。在我看来，网上“反共义士”多如过江之鲫，不过迄今我还未见过
一个真正的反共志士，见到的全是些“倒共义士”罢了。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
用毛共那一套去反对现在的中共，其实比如今的共产党坏多了，代表着的其实是
一种非常反动的黑暗势力。
一年半前，我在划时代杰作《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中一针见
血地指出：
“伪民运的最大、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反共’和‘民主’等同起
来，由此出发，便导致了许多‘民主打手’‘逢共必反’、‘凡是共
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共产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闹出
无穷无尽的笑话来，也让伪民运人士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请问，您这‘反共’也者，究竟反对的是共产主义那种意识形态，
还是共产党那个执政党本身以及它干出来的一切？

……因此，追求民主必反共，不过那反的是党文化，并不是共产党本
身。将现在的共产党看成是毛共那样的邪恶势力，这种错误比刻舟求
剑的那位老祖宗还荒唐。

……在我看来，…真正的民运人士应该…是‘反共’的，然而反的是
祸国殃民的党文化导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并不是执政党本身。相反，
它是‘凡党文化必反’，只看内容，不管旗帜，哪怕是对方打的是
‘民运人士’的旗帜，只要搞的是党文化那一套，一律在反对之列。”

这里已经把“反共”与“倒共”的区别讲清楚了。前者是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党
文化在中国造成的深重污染。做不到这一点，则民主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实
现；后者不过是一种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力斗争，与草民利益毫不相干，对
此感兴趣的不过是一批具有政治野心的职业革命家罢了。人各有志，这世上就是
有些人的权势欲特别发达，想当统治者。这当然无可非议，但犯不上为自己的权
欲把无关的人民拉进来。
不仅如此，伪民运人士的倒共事业，其实是一种反动事业，构成了一股阻碍中国
民主事业的黑暗势力。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素质决定的。在《“扫荡”》文中，我
指出：
“也许，世上最具有讽刺性、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是今日中国的所谓
海外‘民运’竟然是由一夥毛共遗孽来进行，而他们个人的道德操守
不仅不能和我党当年那些志士相提并论，而且采用的战略（如果有的
话，反正我从没见过）和策略比我党当年还笨拙一万倍。不管你怎么
仔细端详，似乎都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改造中国的主张，但
见那空空如也的大脑和满腹满腔的仇恨。因此，他们给人的印象不是
一夥‘打江山，坐江山’的新时代流寇，就只能是以反共作为具体的
谋生手段的职业政客。说他们是伪民运人士，正是恰到好处，一点都
不过份。”

一年半来的经验证明，这些话决非厚诬之词，字字句句点中了伪民运人士的死穴
。

二、爱憎分明、苦大仇深的革命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泽东给
中国留下的最大祸害，是他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改造了整整几代人。凡是那个时代
过来的大陆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他的影子。本人在网上一共和六位“民运
”领袖打过交道，依次为：王军涛，高寒、胡安宁、ＸＸＸ、封从德和王希哲。
这些人中，除了对王军涛、胡安宁二位我印象较好之外，其余在我眼中，都是改
造得远比一般人彻底的小毛泽东，无一不是吃毛泽东狼奶长大的革命家。第一个
特点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仇恨是毛教基本教义第一条。我在《仇恨将把我们
引向何方》中指出，一切文明社会的形成前提都是“爱”，而只有毛的反文明邪
教把“仇恨”作为立国之本，卓有成效地把全国化成了一部永动绞肉机和关满斗
鸡的笼子。
不幸的是，那些据说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同志，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
是对中共的深仇大恨。此中荒谬，任何一个后毛时代长大的的小青年都看得出来
。记得国内某青年网友看够了那些人的丑恶表演后说，“仇恨与民主精神不相容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深为今日国内青年有此见识而无限欣慰。但对
那些仇恨熏心的人来说却如“东风射马耳”。这也毫不足奇。这些人多数吃过共
党的苦头，有的人还蹲过黑牢。对他们来说，仇共不但成了一种强烈的偏执，而
且简直就成了一种支持自己奋斗下去、说服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精神力量来源。

正因为仇恨遮盖了双目，他们才拒绝承认中国在后毛时代不到３０年中发生的天
翻地覆的巨大社会进步。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不惜一
切代价推翻中共的万恶统治。至于这么做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苦难，他们是从
来不会放在心上的。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当数高寒先生。
话说去年２、３月间，我在网上发动“扫荡”，在“扫荡”文中提醒“民运”家
们：今日中国已是核大国，在这种国情下，如果有人还要坚持用暴力革命推翻共
党，请先去证明暴力革命触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高寒先生看到那文章后，浑身
散发着革命豪情，打着“迎击芦笛挑战”的鲜明旗帜，雄纠纠、气昂昂地杀到我
所在的论坛上来，执意要和我辩论。
我当时觉得对方不过一无名小卒耳，胜之不武，再说那时又患了脑瘤，准备入住
精神病院，实在不想和他罗嗦，于是就出了几个题目请他作：

“高寒先生的预产期转眼就要到了。我想在这里给高先生斗胆提个建议：
您上网的目的，似乎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学说，进行‘民主投标活动’，
争取让最大多数的民众接受你的offer。和芦笛大战似乎既不符合您的
原初目的，也不在您的能力范围之内，不如借此机会向百姓们开出您
的标价来，尽可能说服大家去加入您的革命军。我想，您如果想作一
个称职的承包商，恐怕最起码得开出以下明细帐来：

第一、人命预算。请说明您准备牺牲多少中国人来发动您那伟大的暴
力革命。建议您尽可能给出比较准确的数字估计，起码要精确到十万
人的单位，并请详细给出计算过程，并证明那是最大的代价，不会在
开工后又像叁峡大坝那样不断追加预算。

第二、财产预算。请说明您准备造成多少财产的毁灭来发动您那伟大
的暴力革命。建议您尽可能给出比较准确的数字估计，起码要精确到
百万美元的单位，并请详细给出计算过程，并证明那是最大的代价，
不会在开工后又像叁峡大坝那样不断追加预算。

第叁、可行性证明。请证明您在牺牲了那些中国人和那些财产后，便
一定能让革命达到设计目的，不但推翻了万恶的共匪统治，而且使中
国从此进入太平天国，条条河都流着蜂蜜和牛奶，一步进入民主天堂。

第四、起码善后措施。请说明您在牺牲了那些中国人和那些财产后，
准备怎样补偿受害者家属的损失。虽说您有类似上帝的权力，为了大
多数人的幸福，有权把一部份人民打入阴曹地府，但人家为了您的地
上天国，连命都给贴进去了，不给个赔偿总说不过去吧？

第五、请您费心说明，在您那伟大革命中，您和您的领导者（据说您
不是领袖）以及追随者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是属于不得不在人命帐簿
上一笔勾销的合理支出，还是属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毫发无伤的
革命精英？

以上五条，不是像过去那八条挑战一样，并不要求先生逐一答复。但
这结果不问可知。像对待那八条挑战一样，您如果真的四月临产，也
决不敢正视这五条建议，更不会一一照办，只会王顾左右而言他，搞
单向宣传的毛共把戏。我事先把话说死在这里，到时请网友们看高先
生的表现是否如我所预言。”

以现代文明标准来看，我这几个问题都是最起码的。任何一个有点起码民族责任
心的政治家，如果想让公众认识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的话，都不能不郑重对待，
严肃回答。
高先生是怎么办的呢？因为他的党八股实在难读，我一般不看他的帖子，所以也
真不知道他回答了这几个问题没有。只是后来见到他在标题里问我：“你能给出
一个没有风险的决策的例子来么？”当下大骇，马上写了篇文章指出：
“在我看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任何一个稍存天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
的涵义再明显不过：在奢谈暴力革命之前，任何一个稍微负责任的政客都得
考虑中国今日的国情和暴力革命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哪怕引发核内战的概
率小到亿分之一，咱们也冒不起那个险。……

因此，在我原来的预想中，这步棋一下就将死了所有的暴力革命鼓吹者。让
我跌破眼镜的是，我低估了某些中国人道德堕落的程度。我这个质问竟然被
人‘驳倒’了。那回答虽然荒谬绝伦，但在我看来意思很明白：世上没有无
风险的决策，所以，中国人民决不该让核内战的风险吓倒，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哪怕神州让蘑菇云吞没，换来了极权政府的垮台和民主事业的全
面胜利，还是值得的！

这是人说的话么？毛共造成的全民无意识残忍、对人命的极度轻忽，竟然就
到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地步？”（《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

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我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还是丝毫没有打动高先生的铁石心肠
。相反，他自以为驳倒了我，多次得意洋洋地要我“举起白旗乖乖投降”！我于
是再此苦口婆心地规劝道：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我明知高寒先生鼓吹暴力革命永远只会是嘴上谈
兵，但我还是给他出了那道‘暴力革命触发核内战的可能性问题’。遗憾
的是，他没有通过那个考试，在大众面前充份显示了一个‘民主’革命家
以国事为儿戏、以万民为刍狗的铁血心肠。

这个问题本来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如果高先生稍微以国脉民
命为念，是一个对亿万人民的命运稍微有点责任感的政治家，则哪怕他因
为智力限制，过去没想到这种可能性，在我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以后也会悚
然而惊，不说是吓出一身汗来，起码也要去仔细推敲那到底有无可能，可
能性有多大，还得在网上公开说出自己的考虑，请大家帮着一道参详。这，
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有起码良心的立志改造中国、解放中国人民的革命
家的最起码的表现。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辩论双方谁输谁赢，重要的不是
个人的面子，重要的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命运，重要的是反复考虑自
己的言行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凡事慎之又慎，以免自己不自觉地加重了
他们的苦难。

然而高先生做了什么呢？在我提出那个问题后，他闭门冥思苦想，搜刮枯
肠凡叁四个月，想的却是如何驳倒我，让我在大家面前狠狠地丢上一次脸，
举起白旗来向他乖乖投降！（据高先生事后诡辩说，那“投降”的要求是
他的幽默感大发作。老芦是个小小老百姓，不懂政治家的大手笔式的幽默
感，实在无法领略一个人如何可以拿这种亿万人命关天的事开玩笑。）而
他抛出来的绝招，竟然是质问我：你自己既然不能作出一个毫无风险的决
策，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保证暴力革命绝对不会触发核内战？

这是一个有起码心肝的人说得出来的话么？我虽然现在不在中国，但我的
兄弟姐妹和无数亲戚好友在那儿，我的父母陵墓在那儿，我将来还准备老
死在那儿。你既然鼓吹暴乱（暴力革命是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会导致最
大规模的生命财产损失，我想这该是最起码的常识），我作为可能受害的
社会一员当然有资格向你提出这个质询，这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最起码常
识。谁见过西方的政治家如此回答选民的质询？”

然而高先生走火入魔似乎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不但不为自己这种近于丧
心病狂的态度羞愧，反而还多次扬扬得意地自称用“２８字决杀令”一劳永逸地
击败了我，甚至写了篇什么《反扫荡大捷一周年纪念》的文字！
更令人震骇的是，高先生这种铁石心肠非但没有引起倒共人士的反感，反而博得
他们的高度赞扬，众口一词地认定他确实用那“２８字决杀令”结果了我。在这
些人看来，暴力革命是否会引起核内战根本就不值得考虑，更重要地是众志成城
地支持“民运”领袖，杜绝他人的合理质询，千万别让他在独知面前败下阵来！

人竟然会丧失理性到这个程度，对此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完全被对
共党的刻骨仇恨蒙住了心窍。与这种blinding dark hatred相比，什么国脉民命
都根本不在话下。只要能把共党推翻了，哪怕全国血流成河也是“胜利最大最大
，损失最小最小”。
的确，随便到网上走一圈，你就能处处看到那种淋漓酣畅、咬牙切齿的对共党的
深仇大恨。这还不光是那些“民主”愤青们，就连知名的写手，也时时处处免不
得“敢遣冬寒上笔端”，情不自禁地为“心中永久的痛”流露出“对敌人严冬一
般残酷无情”的态度来，以致连某些前“民运”人士回国这种事，都要当成是否
丧失立场的大节问题，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
对“民主”的向往居然由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滋养，这大概是海外华人社会最大
的红色幽默。如果这些人真的执了政，能在中国实行民族和解么？到时又有谁能
去阻止他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重复毛共“清匪反霸”、“镇反”、“肃
反”的血腥暴行？连核内战的危险都没能让他们的铁石心肠软化丝毫，这世上还
有什么事能引起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畏惧？
最令人绝望的是，就连批评“民运”的某些论者如马悲鸣先生，有时其实都是用
毛共党文化去批那些人。记得马先生有篇什么《降将领军，民运如何取胜》的文
字，大意似乎是说，民运成不了气候的一大原因，是共党降将作了领袖。这些人
不比“老民运”，和共党没有深仇大恨，云云。连批评者都离不开毛共套路，可
见要彻底清除３０年仇恨治国下长大的几代人所中的共毒，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而不完成这个工作，我实在看不出来中国怎么能够变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