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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民公寓〉第三章

送交者: 喻智官2003/12/21 14:55:12 [福民公寓]


第三章

街头大闹破“四旧”;里委开动员会,哥哥和副区长大辩论,竟然驳倒了他



一个礼拜六的上午,想在杂志画报的照片上找出“敌情”,我就去楼上林公公家。
我说公寓楼上楼下有一道无形的分水岭,却忘了注明林公公林基山例外,我没把他划入“楼上”,或者在我心中他应该归于“楼下”。论起来,林老夫妇和我家作邻居的年月最短。印尼排华那年他们愤然回国,搬进福民公寓后,里委在公寓大院举行报告会,请林老夫妇作爱国主义演讲,我听不懂老夫妇对印尼反华政府的控诉,只记得他们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
林老夫妇是退休教师,他们赋闲在家,把关心国家大事当工作, 为此订了好几种报纸杂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冲天的蘑菇云照片登上报纸的头版,林老夫妇捧着报纸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林基山把报纸贴在公寓门口的黑板上,自己加了一条通栏标题:“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老俩口很喜欢我家孩子,常唤我们去他们家玩,让我们看画报杂志,为我们讲解上面的内容,要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上去时,林基山正靠在柳条椅子上读报,他从搭在鼻翼上的眼镜里见到我,忙说:“是国福啊,进来玩吧。”
我走进去问:“林公公,新的‘波兰画报’和‘知识画报’来了吗”?
“前几天接到出版社通知,‘波兰画报’停刊了,’‘知识画报’也没来,不知怎幺回事,你可以看老画报。”我刚在一张方凳坐下,林公公突然想起了什幺:“对了,国福,你能不能先替公公去办一件事,回来再看? ”
我正要找事做,赶紧说:“行, 办什幺事?”
林公公让我过去,指着《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各界群众踊跃争购《毛泽东选集》”他说:“《毛泽东选集》你知道吗? ”
“毛选四卷,我看到过,我爸爸在单位里买过一套。”
“那好,你认识淮海路新华书店吧? 你拿上两元钱去帮我买一套,行吗?”
我好胜道,“我常去新华书店白相,没问题。”林公公对着里屋喊林婆婆,让她拿两元钱出来。林婆婆拿了钱放进我的短裤后贴袋,让我小心别丢了。我刚走到门口,林公公又叫住我,让我经过邮筒时顺便投一封信。
林公公把信交给我时,林婆婆问:“老头子,昨天提醒你的事,都写进去了吗? 让胥业下次不要托人带哈密瓜,这幺远的路,麻烦人家。林家公公说写了。林婆婆又说,还有,胥业的婚事也该提一下,三十几岁的人了,再拖下去,到哪年才成婚。”
林公公说:“这事多问也不好,胥业也是忙于工作顾不上。”
林婆婆急了:“作父母的不问,谁关心? 积极工作是对的,也不必和生活对立起来呀,这事不解决,总是一桩心事。”
林公公说:“好了,这次信已封口了,下次再说吧。”林婆婆无奈道:“你总说下次,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拿了信下楼,林婆婆不放心地跟出来关照:“穿马路时要走横道线,注意左右的车辆,信塞进邮筒时,用手摸一下。”
那年,国家号召社会青年去新疆,里委会宣传动员。老夫妇不顾自己年迈有病,让在大学工作的独生儿子去报名。学校领导和里委干部上门解释,他们的儿子不属于支边对象,而且你们上了年纪,身边不能没有孩子。老夫妇说,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孩子愿意去边疆工作,也是代表全家为国家作贡献。组织上接受了他们的诚意。
我在路口邮筒递了信,就沿着瑞金路去淮海路。



街上的气氛不同寻常,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罐、浆糊桶,在墙上糊纸写字。一路看过去,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加快了脚步,一进淮海路,大吃一惊,仿佛孙悟空在大闹天街。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 “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贴满玻璃橱窗。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干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大众”、“工农”、“卫东”、“红旗”之类的新名字,没走多远,我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新华书店门上挂着条幅:“隆重祝贺《毛选》四卷公开发行!”人们在横幅下排着长龙,我挨在后面,等我买到一套,背心已透湿了。
热闹没看够,我回去时兜远路往茂名南路绕。
许多人在国泰电影院门前翘首仰望,只见高大的碑状门楣上挂着一条软梯,一个人爬在软梯上,“国泰电影院”上“国泰”两字已被铲去,他用红漆涂“人民”来取代。涂完了,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下面拍手欢呼,围观者中一个带瓶底般厚眼镜的老头自语了一句:“莫名其妙!”一个工作人员责问:“老头,你讲什幺?” 老头说:“我讲‘莫名其妙’。”众人把他团团围住,“这话是什幺意思? ”老头不紧不慢地反问:“你们把‘国泰’改成‘人民’是什幺意思,”另一个工作人员振振有词:“有人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用 ‘ 国泰民安’来麻痹人们的思想,瓦解人们的斗志,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你连这点都不懂?”老头从容道:“有史以来中国的皇帝换了几百个,无论哪朝哪代向往的最高目标就是国泰民安,一旦国无宁日,民何以为生,何以为乐,你们把国泰和人民对立起来,岂不莫名其妙!”老头不等他们反应过来,丢下一句:“变古乱常,不死则亡”,扬长而去。一个工作人员说:“勿要去理他,这个老头,神经兮兮。”众人哄笑。
我走进电影院大厅,里面已被砸得一塌糊涂。挂在墙上的影星镜框都被扔在地下,赵丹、孙道临、白扬、秦恰、张瑞芳、王丹凤,破碎的玻璃把他们俊美的面容划得伤痕累
累。眼看自己崇拜的明星惨遭蹂躏,我非但没有痛惜,反而感到泄郁的舒畅。我自己都奇怪,如果一个月前,有人不慎撕毁我精心保存的明星照,我会大打出手。显然这些天的一系列变故,刚才一路所见使我认定,这正是我默默期盼的大革命。我感到的不公平现状,都将在这场革命中打破,这些明星们是打破的象征,让受膜拜的偶像感受遭践踏的滋味。
经过锦江饭店时,我不相信自己所见:穿水泥灰制服的门卫,像守不住窟的灰兔子,无奈地望着一拨拨人进出。我下意识地愣了一会儿。
虽然锦江饭店离福民公寓不足百步,高耸入云的十三层、十八层大楼终日矗立在面前,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座宫殿,除了贵宾下榻热闹几天,它终年冷冷清清,连聚仪都只跟着他姨夫进去过一次,倒为之吹了几年牛,南家白家钱再多也进不去,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每次经过饭店大门,我都忍不住好奇地停住脚,想看清窗幂厚实的轿车里的中央首长和在院子里面走动的高鼻子蓝眼睛。可不容我站稳,威严的门卫赶小鸡似地挥手驱赶我。
此时,门卫成了看守寺院的一具韦驮模型,我大步跨进去。
锦江饭店已改为东方红饭店。我轻捷地沿露天楼梯走进二楼门厅。不料里面挤满了人,电梯已经停运,一伙人要往楼上冲,另一伙人堵在楼梯口不让上,双方高声争执互不相让。我站在远处,陷在大人的身体中,被他们挤来挤去,什幺也看不见,什幺也听不清。我怕挤坏手上的书,满心不情愿地退出人群。
总算进过锦江饭店了,我怡然自得地迈出大门。
我饥肠辘辘,正欲快步回家,又听对面锦江俱乐部里人声訇然,我禁不住诱惑,又跑过去。
一年级时,福民小学租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组织冬泳,学生每周去一次,我还不会水,就泡在温水里尽情嬉戏。可惜没舒服几次,冬泳突然中止。后来聚仪偷偷地告诉我,毛主席来上海也常在这里游泳,所以不能对外开放。我不仅没有怨言还为此自傲。
我走进了美轮美换的俱乐部舞厅,解放前,这里是名震上海滩的法国总会舞场,法租界的社交中心。在公寓老年人的嘴里,这里简直是人间月宫。解放后因中央首长常来此翩跹起舞,这里又成了圣地。我踏在这光滑的地板上了,仿佛是梦中,我真想翻几个跟斗,打几个滚,可惜人太多,我不能放诞。我发现好多大人和我一样,趁乱进来参观游览。
我尽兴地走出俱乐部,捧着雄文四卷回家。



走近公寓时,正巧古大姐冯大姐和户籍警赵河竹堵住了大铁门上洞开的子门,我不敢硬“闯”进去,只得待在大门旁。
治保主任冯大姐在“嘎嘎”地说着什幺,看她慷慨激昂的样子,就忆起她打麻雀时的疯劲。
兴起打麻雀运动时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公寓大清早就传出尖利的女人叫声。有人跑出去看,发现声音来自楼顶平台,不由毛骨悚然,南守干跳楼后,大家十分避忌这平台,正唯恐出什幺事的当儿,古大姐拿着手提喇叭出现在院子里,她动员居民参加驱赶麻雀战斗,方知那是追杀麻雀的叫声。我跟着国平上四号楼顶看热闹,只见一个女人挥舞扯着被单的大竹竿,疯子般绕平台狂奔;嘴里不停地喊叫,恰似母大虫孙二娘举着大旗从梁山泊杀将下来。我只敢躲在国平的身后偷看。那天公寓里的老老少少跟着登上平台,旧铁皮畚箕当镗锣,破铅桶作铜鼓,钢精锅子代铙钹,叮叮咣咣,乒乓嘭嘭,万众一心让麻雀不得安生,麻雀果然惊得扑翅乱飞,直至筋疲力尽,从半空中坠落……。
冯大姐因此当上治保主任,不少居民背地里叫她麻雀主任或疯大姐。
我正想着,国庆大声唤我,说林公公在焦急地等我,还不快回去。我趁机绕过古大姐他们,一头钻进门。

古大姐他们三人还在议论。
“我认为, 公寓里不是资本家就是右派坏分子,‘福民'两字与居民的政治状况不相称,难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造福他们? ”冯大姐注意到古大姐脸挂下来了,赶紧补充:“当然也有古大姐这样的革命家庭和其它劳动人民,我想是否改为‘反资公寓’,表明这里既集中着资产阶级,又存在着坚强的反资力量。”
古大姐把折扇顶在头上遮太阳,右手拿酸了,换上左手狠命扇几下,又搁到头上,然后一字一句道:“‘福民公寓’这名字是我和老方搬进来时从‘福克公寓’改过来的,后来居委会成立,也命名为福民里委。如果现在改成‘反资公寓’,福民里委就要跟着换。福民里委有全是劳动人民的4 9弄,整个里委还是无产阶级占多数,按冯大姐的解释改,在情理上就讲不通了。”
4 9 弄是公寓高墙后面的一条小弄堂,原来是两条大弄堂之间的一块空地,解放后政府临时搭了一排简易平房,让住漕家浜边上滚地龙的人般进去,冯大姐也住在其中。古大姐就以冯大姐的矛攻冯大姐的盾。
冯大姐不知福民公寓的来历,想在改名问题上显示分析水平,不料说过了头,无意中得罪了古大姐,她识相地说:“我进里委会工作时间短,不知这段历史,既然是方区长定的名,就不必改了。”
古大姐不理会冯大姐,只问赵河竹:“赵同志,你的意见呢?”
赵河竹头戴大盖帽,身穿长袖白制服,在日头下热得受不住,想尽快结束议论,直率道:“两位大姐说的都有道理,我个人觉得‘公寓’两字给人一种享乐的印象,是不是这样,‘福民' 两字不动,‘公寓’改为‘新村',福民里委也就勿需更名了。”
古大姐心里说:“阿乡总归是阿乡,把里弄当作生产队!”她不便再反对,佯笑道:“就按赵同志讲的改罢,过一歇,我先请白灵光写‘新村’两字盖在‘公寓’上。”
严易真下班,注意到门柱上临时贴上的新名字,还从南老爷嘴里听到古大姐们的议论,晚上在日记上写到——
“过了十七年,公寓又易名了,让人想起老话‘乱王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 自汉武帝在公元一四一年始立‘建元' 年号,历代皇帝愈昏聩愈视年号为命根子,他们一手酿成亡国的人祸,却妄信天祚不济,企图借改年号来扭转国运,倒置了本末 ,必然缘木求鱼。东汉末年,恒、灵两帝重用宦官,制造‘党锢事件' ,镇压批评朝政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再改年号,也没能阻止汉朝衰亡。晋朝白痴皇帝司马衷,留下一年三次改元的记录,也留下贻笑大方的故事:疑问饿死的人为何不吃肉糜粥。东汉的献帝刘协,三国的蜀后主刘禅都是在改元之年做了亡国之君的。……
热衷于改名的人是否回想四九年更名带来了什幺,这次更名又将带来什幺。……
玩弄名词,挂羊头卖狗肉是现代政治家的手腕,他们自诩‘民主’而实质主民,号称‘共和'却称霸独裁,不一而足。”



古大姐吃了午饭上楼找白灵光。
在福民里委,唯有白灵光能赢得古大姐几分尊重。他是区政协委员,古大姐又住着他交出的房子,老两口又终年杜门却扫,自禁在家里种花养鱼练书法, 好似没人住一样,让古大姐觉得她是这幢房子的真正主人。
客厅里临时支起一张竹床,白灵光躺在上面打盹,他穿着汗衫,肚子上搭了一条浴巾,听到白钱氏在门口叫:古大姐来了,他忙翻身坐起。古大姐用手制止说,老白,不用起来了,我说几句话就走,他说自己早该起来了。
白灵光和古大姐在红木方桌的两边坐下,白钱氏给古大姐奉上一碗冰镇百合汤,然后悄悄退进里屋。古大姐把手上的两张纸递给白灵光:“老白,今天晚上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会,太阳落山时布置会场,老规矩,烦劳您帮忙写横幅标语,内容都写在纸上了。”
“哪里谈得上烦劳,承古大姐信任,付托我,我应该感激才是。再说,里委的工作也是大家的事,我帮这点忙算什幺?”白灵光带上老花眼默读完标语,显得不经意地说:“在古大姐领导下,福民里委一向紧跟形势,关于文化大革命,不知古大姐有什幺高见?”
“老白,你太谦虚了,你是区政协委员,来问我这个里委干部,不是出题目考我?”
“古大姐这样说,我该当何罪。不瞒你说,最近参加了几次政协会议,大家议论了半
天,仍然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向古大姐讨教。”
古大姐知道白灵光想探听方长舟的口风,她不能说老方也没弄懂,含混道:“这些年搞了这幺多运动,你还不清楚,我想这次不外乎声势规模更大一点。”
“古大姐说的是,反正每次运动都是我学习改造的机会,还望古大姐一如既往地赐教。”
古大姐不愿留难题上,拉起家常:“你儿子、女儿在那里好吗? 最近有信来吗?”
“好! 好! 他们在那里都好,”白灵光像小学生抢答老师提问:“他们好久没来信了。”说完,自觉前后矛盾,又道:“没来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古大姐和白灵光不谋而合地用“那里”代替“美国”,一个不喜欢,一个更怕提这两个 字。
古大姐走后,白钱氏急步出来:“哎,刚才古大姐提到信的事,现在搞运动,信件查得更严了,会不会正华、少华的来信被扣了。”
白灵光不吱声,慢慢地去书柜里拿笔砚。
那年白灵光交出工厂,当了“红色资本家”,松懈了戒备,给儿子写信时谈了公私合营的一些情况。不料,有关领导找他谈话,提醒他写信要“内外有别”,老夫妇吓得灵魂出窍。从此白灵光写信只报平安,而且愈写愈少。儿子、女儿了解中国的巨变,知道“海外关系”对父母的意味,来信更少,也不涉及政治话题。
白灵光把那只歙石砚放到桌上,他在砚池里倒了水,一边磨墨一边思索着对白钱氏道:“你别神经过敏,古大姐请我去写标语,顺便问一声吧了,不像有什幺事。”嘴里说没事,喉咙口就有东西堵上来,他打了两个无声的嗝,急忙拿起杯子喝几口茶,再用手按摩上胸部。那次领导找他谈话后他得了“梅核气”,一紧张喉咙就生出异物,感到吞咽有碍。
“那正华他们为什幺一年多不来信呢?”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时候不便来信吧,我看最近还是不来信好。”
白钱氏抹泪揉眵:“一去十几年,人不能回来探亲,连信都不能写,我们这把年纪,不知哪天奔了黄泉,到时通告也没处发了。”
白灵光手不停地磨墨:“你啊,不要尽往坏处想,比起南家的阿干阿坤,正华他们在美国太太平平就是造化,我们该知足了。”见老伴心气平了,又道:“现在又搞运动了,今后少说牢骚为妙。”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跟谁去说? 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些年你挂着政协委员的牌子,大小运动都平安无事的过来了,这次会过不去?”
“啊哟,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政协委员这块牌子是共产党的恩赐物,他给你,可以作护身符,一旦收回,我又是资本家,半个罪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非同寻常,政协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至今说不出子丑寅卯,刚才问古大姐,她也没讲出眉目,可见老方这样的副区长都没吃透形势,我们得更加小心才是。”
白钱氏不再多言。
白灵光往墙上那张照片看了看:那次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他戴着大红花列队步入会场,在前领头走的是荣毅仁、胡厥文等知名工商业者,事后大家集体留影纪念。相框两边是北宋诗人刘筠的《鹤》中的句子:“养气自怜鸡善胜,全身却许雁能鸣。”这是他当选政协委员后书下的。
白灵光铺开宣纸准备练字,搦起笔,意念却集中不上去,楞了半天,又打了几个无声嗝,狼毫才无知无觉地游出一个大大的“忍”字。



福民公寓(现在起该称为福民新村)二号楼和三号楼间有一方水泥台,一米高二十多平米大,正好是一个小舞台,新村院子大,可容近千人,就成为一座露天剧场。它是福民里委的活动中心,居民大会、政治集会、街道文艺宣传队演出都在此举行。
下午,太阳西斜,落到一号楼顶下,楼房的阴面生出一片微凉,白灵光在临墙的一张条桌上写标语,国庆帮忙把写好的摊在地上晾墨汁。南延泠也被招引出来,她走近国庆,小孩样说:“国庆,老闹猛哦? ”轻而细软的声音如水珠一颗颗落在绸缎上。国庆撩了撩粘在汗额上的刘海:“你没出去,不知道,学校里还要闹猛呢。”延泠不解:“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国庆说:“正因为停课了,才热闹呀,大家有时间去搞运动。”延泠天真地说:“是吗? 我只听说男女学生都去当兵了。”国庆笑道:“不是当兵,是参加红卫兵。”延泠惊诧道:“女小囡也要去当兵啊,吓人倒怪的。”国庆想你还不够资格参加呢,知道她胆小,解释:“你不用怕,不会要你参加。”正说着,延泠看到赵河竹走过来,忙说:“说到兵,兵真的来了。”国庆忍住笑:“别瞎说,他是新来的户籍警。”延泠道:“真的? 吓死我了。”说完,低头看白灵光写字。
赵河竹走近来,对白灵光说:“老同志,请你停一停,你看台上那条横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 ’国庆和延泠跟着看,延泠拉了拉国庆的手,捂住嘴“噗呲”一笑:“真好白相,墙上的标语‘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像电影里地下党贴宣传标语。”国庆光顾传,也没在意,回头一看也不由“咯咯”地笑起来。赵河竹早就注意她们了,扫她们一眼,像贾宝玉初见黛玉宝钗,心想,好标致的俩个姑娘。看到南延泠的脸,令他吃惊地想起另一个人。他的目光移到延泠裸露的手臂,白晶晶水凌凌,通体闪着光,活脱脱两根嫩芦根。只有在福民新村的高墙中久居,才会焐出这样病态的美,乡下长大的赵河竹何曾见过。
赵河竹定洋洋看着,听到白灵光不知所措地问:“赵同志,我写错字了? ”他才回过神来:“老同志,你怎幺写繁体字,你看,‘破四舊,立四新’这个‘舊’字看了多幺不舒服,繁体字本来就是四旧,用‘四舊’破‘四旧’不是变成自我讽刺了。”白灵光把笔搁在墨汁瓶盖上,用手轻轻拍了拍额头,谦和地笑道:“你看,真是老糊涂了,要不是赵同志指出,我还木知木觉。小时候读书学的是繁体字,推广简化字时,我已毛六十了,想改也改不了,可见岁月不饶人,老了,跟不上时代了。”白灵光用挂在颈上的毛巾揩了一把汗,“赵同志说的对,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可造次,从今以后,写标语的事,该让年青人干了。”赵河竹忙转向国庆和延泠:“你们俩谁会写毛笔字? ”国庆指着延泠说:“她每天在家画画,字肯定写得好。”延泠娇羞地往国庆身后躲,“不要乱说,我不行,我不行,你们去叫严轲好了,他字写得不错。”国庆道:“延泠也会推荐人了,到底是学生,总想着老师,”延泠道:“别提这话,那是老皇历。”国庆说:“过去的老师也还是老师幺。”
里委团支部表扬严轲“拾金不昧”,不料延泠在失物招领处看到皮夹子,她不知严轲作伪,随口指出来。事后,严轲责问延泠为什幺揭发他,延泠说,她从来不读黑板报。严轲见她一付傻大姐样子,只得心里叫苦,想难怪乔玉珊说你“聪明面孔笨肚肠。”延泠唬得不敢再随严轲补课,南荃裕一贯对日本“包打听”有看法,图方便勉强让严轲给延泠上课,出了这事立即给延泠换了老师。
赵河竹追问:“谁是严轲?”国庆道:“就是台上接麦克风的人。”里委会虽然对严轲另眼相看,但安装扩音器什幺的,还是非找他不可。
赵河竹走到台前,让严轲去接替白灵光写标语。他自己接过麦克风,一会儿用嘴“喔喔”,一会儿用手“啪啪”地试音。祝秋艺拿着竹扫帚刷地,见到赵河竹,凑上去说:“赵同志,大热天你亲自动手啊!”嗲溜溜的声音又让赵河竹一惊,他循声看,又是一个美女,暗叹,福民新村真是纳娇的金窝啊。赵河竹仔细打量祝秋艺,一时分不清他是社会青年,还是家庭妇女。
祝秋艺的打扮确实让陌生人迷惑,她着一件碎花布对襟短袖衫,把常烫的头发拉直泻下来,用一根头绳扎成一束,像一根活蹦蹦的松鼠尾巴,显尽小妇人的绰约丰姿。她用秋水漾波的紫葡萄眼湖探测赵河竹,似乎要把他吸进去,见赵河竹被自己僵住了,再走近一步:“赵同志真是多面手,还会弄无线电。”面对咄咄逼人的女色,赵河竹有点惶然, 他想表现自谦,可惜记错了成语:“捉虫小技而已。”他觉得在农村最容易捉蝈蝈蜻蜓。祝秋艺屏住笑,恭维道:“赵同志真谦虚。”赵河竹镇定下来,“你是……”冯大姐早就在不远处注意祝秋艺了,这时大声喊:“赵同志,请你来一下。”赵河竹怏怏地走过去:“冯大姐,你叫我作啥? ”冯大姐附着赵河竹的耳边轻语:“她就是祝秋艺,解放前上海滩上有名的舞女。”赵河竹自语似地说:“怪不得看上去和一般人不一样。”祝秋艺佯作没听见,用扫帚把一滩污水往高台角下的阴沟推去。
会场装饰好了,古大姐作最后巡查,她走到大门口,碰到国平进来,见他戴着红卫兵袖章,略显惊讶地招呼:“国平,你也参加了红卫兵? ”
“是的,大学里已经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
“到底是大学生,总是走在运动的前头。”古大姐虽然还没抹去对红卫兵的坏印象,但老方说毛主席支持红卫兵,又说不清它的组织性质,可以让国平在动员会上介绍红卫兵,听了可以作参考,无论今后对红卫兵怎样定性自己都不用担责任。她换上笑脸:“国平,我有一件事求你,今天晚上里委开动员会,你能不能上台谈谈红卫兵? ”
这一阵,国平到处串联宣传,辩论讲演是家常便饭,但在自家门口还不太好意思,他不能驳古大姐的面子,应道:“好吧,我试试看,也许说不好。”
“没问题,里委哪里比得了大学?”



冯大姐和赵河竹一起回到里委。
赵河竹去盥洗室洗了脸,用毛巾擦着颈项走出来。
“赵同志忙了一天辛苦了,我想抽空向你汇报一下福民里委的治保工作。”
“好啊,”赵河竹拉了张椅子坐下来,想到刚才冯大姐紧盯那个舞女的情景,心说“果然名不虚传”。来此前,所长告诉他,福民里委是街道治保工作的先进单位,治保主任冯美珠工作出色,里弄里的坏分子“闻‘冯’丧胆”。赵河竹说:“来这里两天了,没腾出空向大姐了解情况.”
冯大姐先介绍里委政治状况,列数:地主几人,富农几人,反革命分子多少,坏分子多少,右派分子多少,然后说:“因为紧邻锦江饭店,我们不仅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还采取各种措施对他们严加管制,规定他们每周报到受训一次,扫大街通阴沟两次,有外宾时还加特别警告。”
“有你这样得力的治保主任,我们户藉警的工作就好做了。”
“唉,也是不得己啊,这里解放前属法租界,鱼龙混杂,除了五类分子,还有许多资本家和政历不清的社会渣滓,刚才和你说话的舞女就是这类人,他们……”
“啊哟,冯大姐,居民食堂快关门了,我得去吃晚饭,下次抽空再谈。”赵河竹打断了冯大姐叽里呱啦的话头,拿起大盖帽,站起身。
“对不起,我光顾说话,忘了吃饭时间”冯大姐关切地说:“赵同志还是单身汉?” 赵河竹孩童般红脸默认,她摆出老大姐地口吻:“赵同志眼界太高了吧? ”
赵河竹憨笑:“冯大姐还会嘲弄人呢!”
冯大姐跟在赵河竹身后走出里委:“你这样的一表人才,真没女朋友,包在我身上!”
去食堂的路上,赵河竹想着冯大姐的话,燥灼起来。

六三年, 赵河竹从部队复员回乡,不久市公安局来郊县招收农家子弟,他凭优越的政治条件中彩,还幸运地分到负责淮海路某段的派出所。淮海路是野心和浪漫的培育地,远离了田埂阡陌,熟悉了摩登橱窗,他先天的不安份开始茁壮成长。巡街时花容月貌看多了,他觉得唾手可得,看自己年轻的上海同事,不都倩男靓女地对相好了?
赵河竹有不安分的资本。排在一队年青警察中间,他非常招眼:虽然皮肤黝黑,但配上方脸高额浓眉大眼,反显粗犷俊美,再压一顶大盖帽,英气逼人,应该是姑娘眼中的男子汉。
幸好赵河竹与农村的未婚妻还没登记,他很容易解除婚约。
赵河竹请热心的老同事介绍新人,他见过几位上海姑娘,可惜愿意和他谈下去的,他嫌人家姿色平平,他认为漂亮的,女方不愿和他再会面。
好久他才认识到问题的根由。与上海同事比较,他虽有外表等具象条件,但缺乏潇洒得体等抽象因素。他开始纠正自己粗声嚼食,当众擤涕甩地动作。然而气质是习惯的结晶,一月半月如何彻底改变? 更别说无法抹去的乡音,把握不好分寸反而婢学夫人,给同事们频添笑料。
赵河竹自卑起来,……

赵河竹一走进食堂,陈阿姨就从卖饭的窗口唤他:“赵同志,这幺晏啊,就等你了,”说完,把一盘菜一碗饭递出窗台,“这是你喜欢吃的走油肉菜底,给你留着。”
赵河竹端过碗盘,挑了张有吊扇的桌子坐下,他无知无味地嚼着走油肉。老掉牙的马达奋力驱动剥了漆的扇片“嘎吱,嘎吱”转动,仍不能散去他胸中的燠热,在福民新村撞上的影子给他添火,尤其是那个南延泠,她多像芳芳。老天爷似乎专门捉弄他,刚拉走一个芳芳,又送来另一个扰乱他。

一年前,赵河竹在另一家居民食堂相识芳芳,她的美艳赛过他见过的所有女朋友,他不敢存非分之想,又情不自禁地摸准她的吃饭时间去‘不期而遇’。两人坐在一张饭桌,他如面对一块碳火,想靠近取暖又怕被烫伤。倒是芳芳落落大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说话,他无力文饰只能讷言謇语,站柜台的芳芳听腻了油嘴滑舌,对他的朴真产生了好感。
赵河竹出去巡街,会特地饶到芳芳的服装店,和她照个面说几句闲话。一次,他见芳芳和一个人男青年隔着柜台说话,他以为是她的男朋友,他有点失意。下次他在食堂提这事,芳芳恼羞道:“还男朋友呢,是一个小阿飞!”原来是住在附近的人,没事去芳芳的柜台纠缠,说些流里流气的话,当着其它顾客的面,她骂又骂不得,甩又甩不掉。赵河竹听了,一有空就去她的店,几天后当场抓住了那个小阿飞。
此事成了芳芳向赵河竹打开芳心的契机,他惶恐地不敢接受,芳芳问明了原由,坦然道,只要人好,她喜欢,她不在乎其它。经过一段甜蜜的恋期,他还去芳芳家见了未来的丈母娘,通过了揪心的”面试”。
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芳芳去赵河竹家见他父母。如果不是一场灾难性的雨,这个不算浪漫的故事可能划上圆满的句号。可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平日喜欢吃的肥肉堵在赵河竹的喉咙,他反胃难咽。
陈阿姨来收拾桌子,不解地问:“赵同志,怎幺只吃了半块肉,是味道烧得不好?”
“不,天太热,胃口不开。”
“赵同志该成家了。”
三个月前,芳芳提出中止恋爱关系保持同志友谊。赵河竹不听她解释,决定远离她,从此死了对上海姑娘的心。
前不久,他调到管辖福民新村的派出所。



晚上,反正纳凉,许多在职居民也端了凳子来新村,没到七点,院子就差不多坐满了。扩音喇叭在放送“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古大姐感到意外,赶紧与赵河竹冯大姐商量。她说来了这幺多职工,说明大家非常想了解文化大革命,按我们预定的议程,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否考虑充实些内容。
冯大姐为了弥补早上的过失,讨好道:“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妥不妥,一时半刻也想不好出好方法,只有请方区长出马,既为我们补台,又可对福民里委的运动作指示。”
这话正中古大姐下怀,但她不能马上应下来:“你知道,老方定过规矩,回避里委会的任何活动,以免影响和干扰我的工作,十几年没破过例。”
赵河竹想见识一下古大姐的副区长丈夫:“这次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方同志也应该开一次戒。”
冯大姐知道古大姐半推半就,不愿放弃头功,谄言:“赵同志说得对,再说,在职居民来,就是想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幺回事,万一有人提问,除了方区长谁解答得了? ”
古大姐见是火候了,才自得道:“你们都这样说,我就去试试。”

方长舟躲在书房里准备发言稿。外面的广播吵得他静不下心,他打开电扇,在凉风前踱方步。前一阵,市委下指示,不承认党领导之外的任何组织,他凭直觉断定这条原则与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相左,但区委会上他按连襟瞿彬的意见表态。事后,他总像乘错了飞机定不下心。
方长舟内心正乱着,古月琴又来节外生枝,他急道:“区里的事都应付不过来,哪有时间参加居民大会。”他不愿在里委出头露面,一则不屑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二则想给邻居们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这次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已经闹到街上了,我们还没弄清运动的性质,上面部署开动员会,却没附加开会的内容,我们上台重复报纸的宣传,这会开的好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犯难,你让我去说什幺?”
“可我已经答应冯大姐和赵同志了,你总得给我面子吧?”
“这种时候还讲什幺面子不面子,真是乱弹琴!”方长舟掂掇着慢慢呷茶,突然问:“里委有钢丝录音吗?”
“有台旧的,很少用,你问这干什幺?”
“你先别管,赶快请人把钢丝录音接好,我去参加大会,到时录下我的讲话。” 方长舟想利用这次机会,发表另一套见解,万一在区委的表态出错,可以借此弥补。

福民新村的高台已布置成主席台:一张长条桌放在中央,上面铺着白布,搁着一只话筒,赵河竹方长舟古月琴吴国平依次入座。桌前的一只高几上搁着钢丝录音。台右侧斜放一张秘书桌,冯玉珠坐着领呼口号。
古大姐主持大会并作主题讲话。赵河竹补充发言。吴国平介绍红卫兵组织,说:红卫兵是毛主席亲自关怀成立的学生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和生力军;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为捍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战斗……
最后方长舟长篇大套地作形势报告,讲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他反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地、富、反、坏、右及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通过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江山。
方长舟硬语盘空的演讲得到居民的阵阵掌声。
方长舟矜笑着瞥一眼钢丝录音,很满意自己不着痕迹的设计。
古大姐十分得意,丈夫果然有经天纬地的气派,第一次亮相就镇住了居民。十几年来,她作为丈夫的影子在里委工作,丈夫的表现吻合了人们想象中的形象。她拉过话筒,自信道:“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动员会,这次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坐的革命群众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趁老方同志在,可以向他提问,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也可提出来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清是非求得共识。”她停顿下来,大度地巡视众人等待反应,“如果没有,……”话音未落,坐在一边的国平举起手:“我来讲几句。”她热情道:“好啊。”说完把话筒挪过去。
国平先从容不迫地调节好话筒,然后说:“方副区长所谈的问题涉及几个重大原则,对此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首先,方副区长说文化大革命进展顺利,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不符合实际。最近,毛主席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条与他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黑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你死我活,可见形势非常严峻。其次中央文件再三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方副区长却说,‘重点是打击地、富、反、坏、右。’试问,解放以来,对地富反坏的专政一天也没停止过,一刻也没松懈过,有必要专为他们发动声势浩大的运动吗? 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地富反坏右及一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只有清除和打击走资派,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认清这一点,才能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



往日,坐在家里也能听广播,爸爸很少出来,今天想听国平解说红卫兵,就随妈妈坐进了会场。没料到方长舟也破天荒地上了台,看到国平和方长舟坐在一起,他生出国平取代自己的错觉。
爸爸和方长舟上高中时,接连发生“七·七”“八·一三”事变,上海各界掀起大规模
的救亡运动,他俩参加学校的救亡宣传队。方长舟能说会道,在街头宣讲募捐,爸爸笔头快,帮他写鼓动词,两人台上台下密切配合,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不同的是,爸爸出于民族正义和爱国热情,方长舟兼有政治理念,所以高中毕业后,一个去小学当教师,一个走上了革命道路。
国平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犹如有丰富演说经验的干部,爸爸没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天生的政治气度是遗传的反叛。爸爸颇感欣慰地转脸看妈妈,妈妈早已满目生辉,两人会心一笑。
不料国平竟挑战方长舟,爸爸不由得骇然,国平啊,你得意忘形了,方长舟在政治舞台上翻滚了三十年,你怎幺是他的对手。果然,……
古大姐眉高眼底地听不下去了,一只蚊子叮在她手上,她用收拢的扇子死命打去,心里骂道:“蚊子叮菩萨,你认错了人!”她想打断国平的发言,见方长舟在太阳穴涂了点万金油后作沉思状,她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散开扇子猛刮,恨不能刮到国平脸上。国平一讲完,她就抢夺般抓国平面前的话筒,可握住话筒又不知说什幺,她根本不明白国平说的和方长舟说的差别在哪里?
还是丈夫救她场,伸手接过了话筒。
看着国平师心自是地纠正自己,方长舟想,这小子毕竟喝苏州河水长大,不知太平洋的深浅,心里冷笑,“老虎还没打瞌睡,猴子就想造反,政治舞台岂是儿戏之地? 任你玩耍表演?”
方长舟吃了口茶,清了清嗓子说:“吴国平的发言非常好,不仅补充了我忽视的问题,也启发了在坐的同志全面理解文化大革命,但以我多年为党工作的经验,使我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是不是存在这样一股势力,他们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否定解放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五七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图谋让共产党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最后他们自食其果。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教训……”
方长舟提到反右了,爸爸替国平急出一身汗,你初生牛犊不畏虎,可知这是凶残百倍的政治老虎!
爸爸进区委不久就打了入党报告,可惜年年发展新党员,他都榜上无名。方长舟转达党组织对他的希望:“要关心政治;不要埋头业务”。他听了不得要领,他做的工作哪一项不涉及政治?他从入党者身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自己不善在大会小会高谈阔论;更不擅见风使舵迎合领导。而他和方长舟的"特殊关系",反让方长舟为“避嫌”而取“公正”的立场。
那年春天,党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区委里热火朝天。爸爸不愿抛头露面,方长舟鼓励他积极行动,争取在运动中入党。一次小组讨论,同科的几个青年提出,区委和区政府在人员和职责上分工不明确,影响工作效率。爸爸觉得意见切中要害,便附议了几句。会后,四个小青年就此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以党代政》,他们让爸爸签名,爸爸见大字报批评区委书记大权独揽作风官僚,超出了他发言的内容,没有下笔。方长舟知道后说,不要太谨慎,搞运动难免过火。爸爸知道方长舟和区委书记素有嫌隙,报以一笑。
整风一夜间变成反右,方长舟当反右办公室主任,他部署区委机关到基层揪右派,四个青年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全戴上右派帽子。爸爸惴惴不安,方长舟给他通“私情”:有人提到他的问题,方长舟替他辩解,说他拒绝在大字报上签字,就是不赞成大字报上的大部分观点。爸爸心里清楚,方长舟表白保护他,也是堵他的嘴,不要泄露方长舟支持大字报的话。爸爸不得不领方长舟的情,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铁证如山,而方长舟和他的私下谈话口说无凭。爸爸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运动,却终身留下一个污点,入党的事也成为泡影。
国平竟然斗胆去闯这样的火焰山?
方长舟的恫吓激起了国平的造反精神。他曾让进驻大学的市委工作组铩羽而归,哪里把一个副区长放在眼里?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方长舟一讲完,他就盛气地举起手:“请允许我再说两句。”方长舟装出大度地把话筒递过去说:“请,请。”不料古大姐拉长了脸,伸出手欲截话筒,方长舟赶紧在桌下用膝头碰她一下,她才很不情愿地放手。台下的听众第一次见到大辩论场面兴奋地站起来, 后面的人伸长颈脖往前挤。
国平不看古大姐,径自对着话筒讲起来:“方副区长的话并不新鲜,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对参加造反的革命师生也这幺说过。结果怎幺样? 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作组灰头土脸地撤出了学校,这是镇压革命小将的必然下场。方副区长理应知道这一幕,所以他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句话说的好,今天有钢丝录音备案,不用很长时间,事实就会告诉我们,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直到这时,方长舟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把国平当作吴东旭的儿子,不知不觉登上了大辩论的擂台,还说了在区委也没发表过的真意,让国平抓到了把柄。方长舟一下子成了中箭之虎,国平的每句辩词都令他震颤,提到录音,更使他热汗冷凝,他又想抹点万金油,手不知怎幺有点抖,半天没打开盒盖。
吊在主席台半空的四只电灯泡在微微晃动,把古大姐的脸翻得一道黑一道白,当着居民的面,她第一次下不了台,还赔上丈夫的形象。吴国平算个什幺东西,看着他长大的一个拖鼻涕的毛孩子,不过上了个大学,不过当了红卫兵,就鸡毛飞上天,抖起来了!给他面子上台,他竟然不识抬举,往你头上扣粪。联想起北京来的那些红卫兵,她心里恨道,什幺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简直是无法无天。她一定要说些什幺教训他,可方长舟又用膝头提醒她了,她只得作罢,其实连丈夫都驳不倒国平,她又能说什幺。听到丈夫在耳边说:“尽快结束吧。”她只得悻悻地宣布散会。



亲眼看着哥哥战胜方聚仪的爸爸,使我第一次感受胜利的欢欣。哥哥简直是李玉和智斗鸠山;许云峰傲对徐鹏飞。周围的人在窃窃互问:“这个红卫兵是谁? 竟然驳倒了副区长”我真想大声回答他们,这个红卫兵就是我哥哥。
带着从没有过的喜悦和激情,我想去拥抱哥哥。
国平一下台就被严轲等几个青年围住了,他们把他当英雄,向他问长问短。开会期间,严轲满嘴啃石榴,说不出一腔酸涩。听了国平和方长舟的辩论,他才明白,由于没上大学,他和国平已有云泥之别。他顾不上面子,拉住国平问大学的情况。
我隔着人堆听哥哥说话,国庆匆匆走来,问我“国平在哪儿? ”我说:“在里面。”国庆大声唤:“哥哥,快回家,爸爸有事叫你。”
妈妈端上一碗微凉的绿豆汤等国平,这是父母无声的犒劳。依本心,他们想用赞赏迎接儿子。但是不能,为了儿子的前途,必须把真情压下去。
爸爸不敢相信方长舟当众输给国平,难道天意让儿子替父亲作并非预谋的“报复”? 然而爸爸宁可国平败北。他沉着脸说:“国平,我问你,你当了几天红卫兵? ”
“爸爸,你问这话是什幺意思?”
“古大姐让你介绍红卫兵,你却去纠正方长舟的讲话。他在区委当了十几年干部,读过的文件比你读过的书还多,难道不如你高明?”
“既然他整天和文件打交道,怎幺会说出那样的话。”
“那幺你更应该想一想,他为什幺这样讲。下判断前,你先要弄明白政治和搞政治的人。他们有一套表达言行的方式,也许叫政治智能,你懂吗? ”
“按你的解释方长舟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劝谕的效果相反,爸爸只得换一种口吻:“我不听你强词夺理,不管怎样,你不能把造反精神用在家门口,方长舟和我同事多年,也算你的长辈,不管你的话多幺有理,目无尊长就是无理。你还得考虑我和你妈妈的处境。”
妈妈插上一句:“古大姐脸都气黑了。”
“爸爸,你提这话,我更加不服,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不论职位高低,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不兴以势压人。”
给奶奶说准了,国平这只闷葫芦一旦打开够你看的。爸爸看到“葫芦”里贮藏着敏锐正义和自己缺乏的勇气,但这些恰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危险因素。爸爸说:“方长舟跟你提反右了,你知道这个含意吗?”
“当然知道,当年他靠反右争功邀赏,当上了副区长。现在错把文化大革命当反右,想再捞一把政治稻草,他还要秋后算帐,我看他这次打错了算盘。”
爸爸冷笑:“你好本事!你斗赢了方长舟,怎幺收场?这十几年搞了这幺多运动,有几个干部下台的? 再看看南家阿干阿坤的遭遇,到时,像他们那样,你叫冤也来不及了。”
“我不怕,从组织红卫兵的那天起,我就想好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会
有牺牲?”
……
我躺在床上,倾听爸爸和哥哥在外屋争执,我怕错过每句话,握着蒲扇忘了拍打。我完全站在哥哥的立场,与父亲作无声的反驳,哥哥把爸爸说瘪了,我高兴万分。等到国平进屋在我对头躺下,我忍不住问:“哥哥,几岁才可加入红卫兵?” 国平道:“你还没睡? 中学生以上都可以参加。”我懊恼道:“我还要等两年啊。”我真想哭,自己又错过了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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