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黑夜被拉扯得深长无尽，人生被皱缩得浅短焦躁的时节。
预定的闹钟声一响，我鲤鱼打挺地坐起，眼皮象屏紧的蛤蜊壳立时松不开，手指象刀刃使劲撬开眼窝看窗外，长夜还在幽深如漆的洞底，但我必须起床。
我按下起闹的钟钮，停止它得意忘形的“演奏”。二十分钟后我进车站，登上空旷无人的月台。不一会儿，头班车准时开来，十几节车厢，每节车厢几十盏日光灯，使电车象一条通体透亮的火龙从暗黝黝的远处窜出。我走进龙体，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我才安下心来，没有撑开准备遮颜的《读卖新闻》，车窗外万物浑然不清，茫茫无际的昏朦中，电车又象在宇宙中航行的飞船，我真希望它就是，可以带我超越地球。
这是稍纵即逝的梦幻。
半小时后，我已走出车站，走回恼人的世界。四处依然是让我安心的黎明前浓密的晦暝。虽然与擦肩而过的人彼此不辩面目，我还是习惯性地避开人影匆匆急行，尽快地拐进一条小巷。我一入巷，双腿象汽车刹车后的轮子，自动缓慢下来。随着我前行，一种熟悉的声音渐进渐响，到它们清晰可闻时，我立即停步。
“咝一一 ，咝一一 ”，是利爪在拚命撕扯塑料袋；“吱一一溜、吱一一溜”，是尖指甲在一次性饭盒上抓挠；还混杂着啤酒瓶在地上翻滚的声音。
眼睛适应了黑暗，我看清了七、八米远的前方日日上演的一幕：一家饮食店后门口的垃圾上，十几只鸟类的小身影跳上跳下，它们正在忙乱地抓爬觅食。
阳光明媚的白天，人们称它们为乌鸦，在天将明未明的此刻，广大无边的黑暗隐匿了它们，是它们天然的保护色。它们“聪明”地选择这个时机，再早无法保证睡眠，再晚众目睽睽下不可能饕餮。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十分清醒，知道自己是暗中的光明正大，人后的明目张胆，自由和放任都有限。
虽然混有鸡肉鱼虾的垃圾袋小山似地堆着；剩有啤酒的瓶子整箱地摆着，可它们还是仓促地偷食，吃相狼狈恶劣，而且吃得津津时会突然停嘴，往四周贼头贼脑的张望。
在上海时我只闻过其“恶名”，“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的下水一一黑心肠”，“乌鸦站煤堂一一黑上加黑”，这些舆论决定了它们一生的命运。遗传了父母的一袭黑羽毛黑皮肤，是它们的全部罪名和不幸。来东京后我才见上其”恶形”。自从每天清晨与它们狭路相逢，我开始怜悯它们，想弄清世俗偏见和它们“恶性”的因果关系。
我大约站了五分钟，见它们的飨宴暂时结束不了，只得贴着小巷的另一面，试图不惊扰它们地蹑手蹑脚穿过去。可巷子实在太窄，我走到离它们二米处，又照例惊得它们拍翅而起，在我到达时已凌空而飞，那份机敏不仅赖于发达的听觉，还出之防范的本能。它们一边飞一边”嘎一一呀，嘎一一呀”地乱嚷，现在我明白了“乌鸦唱歌一一不是调”这句话了，乌鸦只有感叹和悲呜，从来就没有歌可唱，更没有唱歌的情绪，自然难以成调了。
慌乱中它们有的会被鸡块噎住，有的会被鱼刺卡住。它们不必落荒而逃，完全可以和我各得其所，可惜它们无法接受我的善意，更不能想象人为什么也象它们星夜潜行。望着它们消失的影踪，我只能抱歉地说声对不起。
我完全出于无奈，我必须越过饭店，才能去隔壁的建筑设计院办公楼，清扫公司派我每天来这里倒废纸、吸尘。最初干上这份活，是中意它的工作时间——早上七点到九点，又是一个人承包，既不受清扫公司同僚的”督导”，也不受办公楼职工的无形”监视”，可以无损自尊地干活。
不幸，公司职员人人敬业，都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为避开他们，我也随之提前，又搅醒个别通宵加班打瞌睡的职工。设计院通过清扫公司老板转告我：不必太”勤奋”。我申辩，是他们太勤奋了，我如按时上班，职员们差不多都到了，不仅办公室的地毯吸不干净，还影响他们的工作。老板说，你不用顾虑，你在规定的时间里作业，是他们影响你，有问题责任在他们。话都给老板说死了，我只好拿出最后的挡箭牌说，有时为赶第一堂课，我得尽早收工，老板这才默认。老板年轻时因战乱中断学业，战后从扫帚起家，熬成有几十个员工的扫帚王，所以对打临时工的学生比较同情。他的迁就使我有些内疚，好像欺骗了他，因我没坦露不愿见人的“阴暗”心理。
我对老板说的托词得到了应验。
我的指导老师内田教授治学严谨，平时和学生亲切随便，一进教室立即不苟言笑。昨天内田教授上第一节课，北京来的研究生董群迟到半小时，对留学生特别宽容的内田教授也抑不住愠色，直言董群：是身体不舒服还是睡过了头。董群解释，早上去清扫，碰巧那家公司搬家，垃圾比平日多出一倍，延长了一个小时。内田教授愕然：你每天早上去清扫?
下课后内田教授叫董群去他的办公室，还连带唤上我。我做”贼”心虚地咯噔上了，心里暗暗叫苦，责怪董群拎不清，顺着内田教授说身体不适，不就混过去了，怎么可以坦诚相告。再想他来日才三个多月，哪里懂这些顾忌。内田教授规劝董群：我知道你们自费留学不容易，再怎么样，你是大学教师，在日本学习的时间又有限，把精力化在扫地上岂不可惜。他转向我，喻君，你不是在夜校教中文吗? 你能不能给董君介绍介绍。
内田教授以为象我去夜校当教师才合我们的名分，他哪里知道，在日本教中文的工作风毛麟角，我本人每周也只教二、三个晚上，靠那点收入捉襟见肘。他不知道董群的清扫倒是我介绍的，而且我本人早上也在干。我庆幸，自从早上出工以来，一直谨小慎微地提防着，才没象董群那样漏底。
内田教授的教诲，在我已经很沉重的心理又加了个大砝码，万万不要因打工而迟到，尽可能避免撞上任何人，昨晚把闹钟再提前，决定开始坐头班车，终于把自己逼到”早上”的极限。
我用钥匙开门进楼，去工具间换上黑色劳动服，随后推出一个四轮车架，套上装废纸的大塑料袋，再挂上放抹布的铅桶，然后一间间办公室挨次收拾。
一出三楼电梯，我立即望左边第一间工作室，谢天谢地，灯熄着。里面有个职工以公司为家，使我回避人的期望总在他那里碰壁。象夜行军遭遇伏兵，我为之恼怒，但脸上不能露丁点颜色。我吃清扫公司的饭，公司端这家设计院的碗，造次不得。反过来他也是我“早到”的受难者。他三十出头，圆圆的瓶底眼镜搭在圆圆的小眼睛上，令我想起“猫眼司令”。他终年欠睡神的债，整张脸象图纸上的房子那样刻板。每次见到他，不是前额枕在桌上酣睡，就是仰面倒在椅背上呼噜。我要拿他桌下的废纸篓，不得不吵醒他，他一语不发，顺从地移腿转身，有时干脆默默地出门。我干完活与他照面时，瞥见他满眼不快。也难怪，一天仅有的两、三小时憩息全被我搅了。冲这点，我发之内心向他说“对不起”。
一上四楼我就象远航的看见码头，懈下全身的劲。这层一大半被阳台会议室占去，只有一间工作室，坐些工龄不长的年轻人，这里没有通宵达旦的人。然而今天注定反常，那间工作室竟然灯火灿烂，我又重新吊紧松弛的心。我唱声“失礼了”推门而入。有人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稀罕！这个加入熬夜行列的人是谁？干到他身边，我只草草一瞄，就如看见趋走的野猫又腌 地盘曲在床上，浑身起激灵。一张仿佛永远制不完的图纸夹在绘图架上，上面有脏兮兮的铅粉手印；粗粗细细的铅笔头和大大小小的碎橡皮扔在桌上；画错的油光绘图纸自动卷成一个个空心筒堆在地上。还是他，“猫眼司令”，他换了地方。我收住大气，侦察兵侦探敌人地形火力般地分辨他周围的东西，废纸筒在他的双腿之间，我必须极精确才能抽出来。我蹲下身，从他曲成“厂”字型的腿下伸臂勾手，然后抓住筒口倾斜着往外移，眼看成功了，他平放的脚突然踮起来，挡住筒的出路，移动的筒和他的皮鞋碰了个响头。
犹如猫发现了老鼠，他顾不及戴眼镜就惊跳着坐起，寻找猎物地凸眸瞪出一腔“磷光”，灼灼地射向我。我慌乱地起身，左肩顶翻了横出桌面的一本书，书上的一只杯子滚到桌子上，杯子里喝剩的咖啡给图纸涂鸦，他去抢图纸，又把杯子撸到了地上，“啪——”一声脆响，全糟到一块了。
我张皇失措，愣愣地盯着杯子的碎片等着受。
他果然大发雷霆，这是他表情给我的印像，他说话的声音与雷霆风马牛不相及，倒象雷霆下穿过小弄堂的风，尖细戳人：“你为什么这么早来？”这是我们“打交道”以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我头微低，为了自己的饭碗真挚地说。
“既然赶上课，就不要勉强到这里打工!’
“对不起”，为了清扫公司的利益我诚恳地说。
“你们到底来读书还是来打工?”
我终于光火了，“你管得着吗? ”可惜这火只能发到喉咙，出嘴后又变成“对不起”。
在这里有错的永远是我，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三个字。
他说完，凶凶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后一拨拉，愤愤地走出工作室。
他从我眼前擦过时，我注意到，与往日不同，他的脸上丝毫没有瞌睡过的惺松，回想刚才他不早不晚在我快拿出废纸筒时猛然翘起脚后跟，而且抢图纸前，本应先提杯子。从他对准我的“早到’喋喋不休来看，反映我“太勤奋”也是他无疑了，显然他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今天有意找茬睁着眼睛等我。再想，这是几个月前的话了，他要寻衅也不会挨到现在。因费解，更觉冤枉，郁着气干完活，下到三楼才恍然明白。他昨天从三楼移到四楼，问题出在换位上。按他的年纪工龄，正处于系长这一级，干得出色该升到科长一档，依这家设计院的办公布局规则，他应往二楼搬，可他却倒退回四楼，重新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为伍。他不敢在公司里表露不满，拿我做出气筒。理清了事情的原委，气消去了一半，还对他生出几分同情。不过“你们到底来读书还是来打工”这句话，随着一次次地倒废纸筒反复地叩问着我。
我吃重地把几个装满垃圾的大塑料袋拎到门口的堆集处时，阳光已经给小巷里的几户院墙刷了半壁白粉。终于收工了，我换下黑色的劳动服，走出设计院大楼，不巧一辆垃圾处理车倒开着进了小巷，把我堵在垃圾堆前。
车上跳下一中年一青年两个工人，他们扫了一眼熟悉的狼藉景象：五颜六色的果皮菜 肴，满地翻倒的空罐头酒瓶，两人对视了一下，无奈地摇摇头，中年人道：“这些个乌鸦，
真拿它们没办法。”突然，传来“嘎一一呀，嘎一一呀”的鸣叫声，乌鸦好似听到了工人的责难，为自己作申辩。我循声望去，几只乌鸦栖在不远处的一棵高大的樱花树上，冬天的樱树只剩下一身乌骨乌皮，倒是乌鸦天然的筑巢处。
青年工人用扫帚畚箕把地上的杂碎扫回袋子，对中年人说：“这些讨厌的乌鸦，什么时候增多的?”
“也就这几年吧，我刚工作时，还难得见到它们。”
“也难怪，这些饭店每天倒出这么多食物，能不招乌鸦。”
他们装完垃圾进入驾驶室，中年人的一句话从车窗飞出来，和车尾射出的呛人油烟扑了我一脸：“日本现在油水足了，连乌鸦都想来分一杯羹。”

我坐电车去学校，出车站时离上课时间还早，就去附近的一个广场休息，四方形的广场由一条林带圈住，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喷水池，不断喷吐各种造型——水柱、水幕、水花。
我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滚烫的绿茶，择了近树林的长木椅坐下来。我从包里拿出备好的面包，经过电车上人群的轧轹，面包变成了面饼，幸好，形状变丑了，味道没有变。因饿了，四周又不见人，我大口地咀嚼起来，不少面包屑纷纷落下，引来在附近散步的几只鸽子。
鸽子们大摇大摆地踱过来，绕着我的脚笃悠悠地嘬起食来。
这些小精灵是这儿的王子公主，他们敢去人群拥挤的车站出入口嬉戏玩耍，在洁净无污的广场上任性屙屎，还经常空中作业，淘气地表演天女散花，那些被淋上身的绅士们，都很绅士地拿出丝绢把秽物轻轻一抹，有人还象受了美人眷顾，对翻飞而过的鸽子怜爱地举目一哂。
高傲简慢的鸽子和栖遑地隐居在深巷檐后的乌鸦境遇迥异，是造物主派定它们在地球上担当这样的角色?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来，在与我相邻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从我的服饰上认定我不是他的同族。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只新鲜的枕头面包，横眉向我斜射一道轻蔑的眼锋，不知嫌我手上僵化的面包竟不如他喂鸽子的好，还是责难我只顾自己贪吃，不照应可爱的鸽子。他摊开一张报纸放在双膝上，把面包撕碎在上面，然后倒在我和他坐的椅子间，逗留我处的鸽子都被吸引过去，他再把第二捧撒在自己的脚下，因为量多，广场上所有的鸽子都浩浩荡荡汇集过去，形成半个同心圆，造型煞是好看，老头乐呵呵地笑了，象看着簇拥着自己的小天使。
一对好象是游客的白人青年男女，跨着照相机走过广场，见老人给鸽子喂面包，举起照相机连拍了几张。老头如受了嘉奖的小学生，兴奋地高举面包向他们直挥手。青年用临时学来的走调日语说早上好，老头更加得胜，急匆匆地把剩下不多的面包三下五除二地瓣成几块往地下一扔，冲出鸽群向他们走去。他用日式英语说早上好，音调比独脚戏里的“学英语”更滑稽，他问白人：“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男女青年听不懂他自以为是英语的英语，礼貌地说“对不起，请重复一遍。”老头会说几句，听大概一句也不行，搔了几下头发继续不耻下问：“你们是美国人?”总算“美国人”这个字的语音离英语不远， 他们说不是。老头又搜索枯肠地找话题，半天才想出“我喜欢鸽子”，“鸽子”这个英语词说不出，就用日语补，变成半是日式英语半是日语，男女对视了一下，友善地耸了耸肩，摊了摊手表示不明白。老头可能理解成对他的赞赏和幽默，又憋足气吐出一句： “你们也……喜欢……鸽子吧”，几乎全是日语了，终于把他们推入雾里，他们失去了耐心，微笑着说完“sorry””和bye—bye”径自走了。这两个词差不多是日语常用语了，老头百分之百地懂了，却感到莫名其妙，这对白人青年刚才还对自己的话很感兴趣，怎么突然说bye—bye”了。好象被自己喜欢的情人抛弃，望着他们手拉手欢乐走去的背影，老头落寞地忘了回答他决不会错说的英语“bye—bye”。
目送了白人，老头又想起白鸽，垂头往原位走，白鸽早已吊而郎当地星散了，失意中他发现我还坐在椅子上，他的窘态全被我摄取了，这次他毫不遮掩敌意地瞪我一眼，他眯起眼来瞪人，使他隐形的三角眼显出来，多添一份滑稽。他拿起放在椅子上的鸭舌帽，在自己的手掌上狠拍了一记，趁兴而来，败兴而走。
我看了一出完整的小品，禁不住要笑出声，一早积聚起来的不快都随之散去。我拿起包暂时换上一付好心情去学校。

下午四点半放学，如从学校直接去夜校，时间很充裕，还可以在路上从容地吃一顿快餐。可我必须赶回家换一身“白领服”。按日本的习俗，站讲台的应该衣冠楚楚，况且夜校学生多数是公司职员，西装毕挺而来，当教师的太随便，会使整个教室失去平衡。
一到家，我先洗澡，除净早上的汗垢，然后吹风换白衬衫系领带穿西装，对着拣来的一只梳妆台的镜子作这一切时，觉得自己简直象在着戏装，自己从早到晚要扮演几个角色，真够一个业余“性格演员”的水平。难怪疲惫浸透骨髓，如果生活整个都是演戏，这份劳役怎堪胜负。
夜校在一幢高楼里，紧邻涉谷车站的寸金之地，日本的外语热只升不降，还是近百年沉淀下来的崇洋之风。幸好他们始终有自信打底，所以反在崇洋中得利，如今人均经济实力已超过欧、美，倒过来让西洋人到东洋来扒分。夜校校长初称我为最正规的教师时，我还以为是客套话，后来与几位美、英来的老师闲聊，听出他们中有些人是典型的无业游民，这样比起来，方知校长说的竟是实情。许多日本学生的语法水平大概不亚于老师了，不过学生学的是正宗美式或英式口语，他们也不算滥竽充数。
学校在四楼，门厅里一位美国教师和一位英国教师各被一堆学生围着谈天，西洋人的风趣幽默引来古板的东洋人的畅欢和爆笑。我绕过去，走廊两边贴墙站满等上课的学生，见到我习惯性地说“good evening”，走到劲头的中文教室，尤如横穿英吉利海峡，我吁了口气。
“晚上好’，听到亲切的中国话，才算冲破了英语网，待看清偌大的教室，零零落落地坐着小猫五、六只，那点轻松又化了，我为骄傲的中文的失势而沮丧。
我教的中文班有八个学生，也是全校学中文的人数，而且全是在中国赚了钱的公司出资培训的，因“公”费，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每次总有一、两位学生因公务缺席，开班半年多，还徘徊在语音和简单会话阶段。为免枯燥，我就讲些他们感兴趣的中国事情：关于《三国演义》、《水浒》、《孙悟空》，还有少林寺、气功、减肥茶等等，只是讲到最后差不多变成我学日语了。
快到旧历新年了，我给学生讲中国过春节的事：北方少不了饺子，顺带讲饺子的花样；
南方少不了馄饨，顺带讲馄饨的品种，四季不同的风味。讲得唱空城计的胃恨恨地暗放酸炮。
他们问我，日本的饺子味道如何。
我说可能当年日本人学东北人做饺子时，把东北人放在饺子外吃的大蒜当作馅塞到饺子里面去了。
他们一脸的知道了自己吃错药的表情。
一个学生说，东京的中国餐馆几乎都有中国人在打工，怎么不纠正呢?
我说没必要吧，合你们的口味就好，世界上也多一种饺子，就象中国汉字，到了日本，
许多词义变了，使汉字多了一种用处，更丰富了。
接下来一个学生把话题说岔了，“对了，说到在中国料理店打工的中国人，我不明白，
这几年大批中国人为什么来日本留学，日本有什么可学的。”
我堂皇道，日本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各类管理也是一流，中日两国又是同文同种，当然吸引中国青年来学习。
“有些中国人真比日本人还吃苦，在餐馆里从下午四、五点干到半夜，不知他们如何学习?”
我强词道，日本学费贵，物价高，不如此无法维持吧?
唯一的一位女学生，用一贯的嗓音娇柔道，“真是的，我们公司打扫厕所的一位老太上
周退休，换了一个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公司里上上下下都有些惊异，有几个青年职员休息时在走道上绕来绕去，因她说不上几句日语，才知她是中国来的留学生。老师，您到底不一样，在中国教书，来日本还是教书，让您象他们那样洗盘子、扫地，您的学也留不下去了吧。”
耳闻“清扫”，就象小偷听人提失窃，我心虚地搁不稳，被她一问，一阵失了定律地乱跳。她的猜想已经封住了我坦率承认的门，哪里还有勇气否定说，自己每天早上也穿黑制服，当然也不敢厚脸大言不惭地附和，只好含混地嗯（口+奥）着。过后脑子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不知学生们怎样继续议论下去，时间一到我比平时迅速地宣布下课。

我饿得身子轻脚板重，决定在电车的中转处出站。走进一条热闹的饮食街，看见一个晃荡的红灯笼上映着“居酒屋”三个黑字，就踉跄扑进去。
就着一碗杂煮、二串烤肉，喝了几小盅清酒，因酒足饭饱，出门时神清气爽。
已经十二点多了，抄近路去车站，经过一条彩灯迷离的小巷。半道上，一个菲律宾姑娘和一个老头分不清谁挟谁地你推我搡着从一家酒吧出来，女郎撒娇着“叔叔，叔叔”地叫，我走近他们时，老头说：“你喜欢我吗?” “喜欢的，当然喜欢 ，” “喜欢我，就该叫我哥哥。”我听老头的声音挺熟，回头看，是房东山田，高血压的面膛让酒一泡，象涂了一层猪血，猩红红的，还竭力装出少年的痴态，夸张成毕加索画上的人像。
我下决心从木板房子搬出时，夜校校长介绍我住到山田处。住进去前，山田先给我看契
约，把这个不准、那个不行等规矩条款解释一遍，然后让我签名盖章，恩赐我什么似地说，你在日本当教师，又有校长作保，我很放心，有些外国人，我房子空着也不租给他们。前一阵一个菲律宾姑娘看中了我的公寓，被我一口回绝，你知道，菲律宾姑娘都在什么地方干活吗? 酒吧、脱衣舞场、桑食浴室，我如收一个菲律宾姑娘，非把公寓里全部日本房客吓走。
此刻，我顿起猛喝他一声，出他洋相的冲动，可最终忍住了，找房客和找妓女决然不一 样，当房东和当游客毕竟二码事。
不料我“放了他一马”，他倒来“追踪”我了。

几天后的星期天，难得的梦境被铃声击碎，以为是闹钟，惊起身，才辩清是门铃，台钟刚过八点，一周唯一的一个懒觉睡不成了，披上外套，兜起一腔怒气，要是某某的话……非骂他个……。开门却是山田，见我一身睡装和被强拉起的面容，竟没一句歉词，仿佛我本该起床了。他用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派头对我说话，我有点后悔放弃那天晚上的机会。
你的阳台常来乌鸦吗?
没在意。
是啊，你早出晚归看不到。最近常有乌鸦飞来捣蛋，到处拉屎糟蹋环境，有时天蒙蒙 亮，黑不溜秋地在阳台上站满一排，上了年纪的老太看到，唬得在房间里索索发抖，开门去驱赶，它们一哄而散，还凄厉鸣叫，让人魂飞胆丧。最近医药公司发明了“驱乌灵”药，他举起手上的罐头，它能持续发散一种味道，乌鸦闻到就不会靠近，请你打开盖，把它放在阳台角上。拜托了。
我接过罐道了谢，山田提着塑料袋去其它住户。
我合上门，厌烦地把药罐往地上一丢，想回床续睡，还没走近地铺，门铃又响了，开 门，还是山田。
对了，有件事忘了，他说，最近有一个人常来公寓，从衣着肤色看象是东南亚人，有时很晚了还在楼下逗来逗去，问他，说是找你，不知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说的是林跃生，和我在语言学校同过学，住在附近，一个人寂寞，常来找我玩，他皮肤黎黑被误为东南亚人了，有些日本人又喜欢把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混为一谈。我说，有这么个朋友，不过不是东南亚人，而是福建人。
福建人! 就是三天二头偷渡来日本的福建人? 山田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手上塑料袋里的药罐“哐哐，咯咯”地相互噬咬起来。
我朋友在大学读书，他……
你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朋友是偷渡者，有些事情慎重点，对你对整个公寓的安全都有好处，下次你最好和他约好时间，万一你不在，可以到我屋里等。
好了，知道了。我不待他道别，先把门嘭上了。
山田这套话，把我的睡意驱走了，肚子涨满了气，装不下早饭了。我很不情愿地去阳台放药罐。物色好一个角落，我打开“驱乌灵’的盖子，顶上的五个小圆孔立即溢出浓烈的气味。一开始我感觉到“香”，但很快变得刺鼻的怪异，细细嗅辩，无法把它归入任何味类，肯定不是自然物生发的，最终还不得不勉强称它为“香”，恰切地说，是顶着“香”气的人工奇臭(xiu)， 也只有日本人能制造出这样的滋味，也许他们研究过，乌鸦不拒腐食，不惧腥臭，却怕这种恶香的，绝妙的“驱乌灵”。
我刚放妥药，“嘎一一呀”、 “嘎一一呀”，重一声轻一声地传夹，永远的哀声， 我寻觅不到它们的身影，难道它们有“顺风鼻”，嗅到这种恐怖氛围? “嘎——呀”、“嘎 ——呀”，它们知道自己又将失去一个落脚处。
乌鸦，可怜的乌鸦，你们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园，你们没有家园吗?

天亮得一天比一天早，我的心理压力也一天比一天沉重，过了立春，下站时，天色已经微明，无法借黑色夜帐隐形了。
为了守住晚上戴领带穿西服的工作，为了在内田教授面前维持中国教师的体面，我决定丢卒保车，与黑劳动服告别，辞掉清扫工作。
最后去打工的那天，走进小巷时，两侧楼宇的轮廓已依稀可见。有一段时间没见乌鸦的身影了，它们不受头班车限制，随天时的变化已提前完成食事，我只见它们留下的一片残迹。我直通通地往巷里走，近垃圾堆时，又意外地看见了几只小黑影，我涌起一道惊喜，这小乌鸦还通人性呢，知道我今天要走了，特意等着我吧。
我习惯性地停住脚，决定今天不去触碰它们，让它们吃个心满意足。我静静地站着看了会儿，这些小黑影一个个都不动，是吃得撑住了，还是食后睡着了。我踮着脚一步、一步地走近它们，原来乌鸦们或横卧或四脚朝天地躺在 塑料袋上和地上，我数了一下，整整七只。会不会是食物中毒，笑话，乌鸦惯以泔脚烂物为生，如食物中毒早就灭种了。细看装垃圾的塑料袋一个个完好无损，外面散乱着红红绿绿的饭菜，显然不是乌鸦从袋子里扒出来的，而是有人故意倒在外面的，肯定混了什么杀虫剂，我想起山田让我放在阳台上的“驱乌灵”。
我抓起一只乌鸦，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胸脯，还有一点温热，可再生无望了，我感到乌鸦的绒毛也很柔软，除了它墨黑的颜色，和鸽子胸脯上白晶晶的绒毛没有什么两样。
我提着最后一袋垃圾从设计院出来时，一中一青两个工人已把垃圾车装得差不多了。
“……”
“没用，你赶不走的，只要东京有这么丰富的垃圾，这些乌鸦死了，其它乌鸦还会来 的。”
“我知道一下子赶不走，可吓它们一记，让它们吃不定心，吃不太平，……”
“嘎一一呀”、 “嘎一一呀”，又有几只乌鸦飞到那棵乌黑的樱花树上，好象来为受 难的同胞们奔丧，那叫声分外凄切悲恸。

我象囚徒走出牢房，大步跨出小巷。大道开阔，放宽了我，心里却十分憬醒，彻底走出“监禁”，还有一段炼狱的里程。


一九九五年初稿于东京
二00二年三月修改于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