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尼克松来了，内热外冷搞接待，我看穿了，读禁书，坠情网，遭“背弃”

一

说起那年月的事，也真不可思议。我们这些孩子像大人，最关心的是我们根本不懂的所谓“政治和国家大事”。那些大人却像小孩，颠颠倒倒喜怒无常。一天学校开会转达文件，说准备欢迎美国总统，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我们恨不得要毁灭的那个国家？如今突然要欢迎它，这张脸怎么变过来？
当年声撕力竭的大人倒十分坦然。鲁队长侃侃宣称“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当年高举铁拳迎战美帝；现在远交近攻牵制苏联……。”
尼克松来上海，下榻在锦江饭店，我们学校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为安全起见学校当天放假。
届时安排尼克松参观巨鹿菜场，从锦江饭店走去途径我们地区。
冯大姐又忙煞了。她扯着嗓门穿堂过弄，吆喝牛鬼蛇神清除垃圾洗马路；叮咛居民打扫自家卫生，布置居民组长逐户检查。刘同志也天天来监督。
尼克松在上海人好奇的企盼中来了。文革以来锦江饭店第一次堂皇耀眼，十三层十八层上的窗户一扇扇亮起来，犹如大上海的两帧巨大的金屏风。我悄悄地到新村外张望，马路上冷冷清请，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在飕飕寒风中彳亍……。
次日，妈妈和我都一早起床。妈妈穿上昨天备好的干净两用衫，坐在梳妆台前对着大圆镜反复端详，她生出第一次当演员的紧张。尼克松参观巨鹿菜场时，禁止人们买菜，又怕外宾生疑，就让政治上可靠的家庭妇女在菜场悠转。
吃早饭时我羡慕道：“妈妈，你可以看到尼克松了。”妈妈说：“街道干部再三叮嘱，万一碰到美国随行记者提问，要按文件的精神，做到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强调物资丰富市场繁荣。不知怎样才算‘不卑不亢’，我都担心死了，冯大姐挑上我，推却不了，说错话，不是好事变坏事。”爸爸笑道：“你不必紧张，尼克松来往的路线都是设计好的，你想碰也碰不上呢?” 妈妈说：“那样正好，省得我提心吊胆。”我说：“妈妈，今天菜场一定有好东西，你可以趁机多买些。”妈妈说：“你尽想好事！上面有规定，挎着空篮子难看，可买些摊前的大众菜，参观结束才卖货架上的东西。”
交八九的早春天气，太阳深藏不露，整个上空灰朦阴沉，微风透着沁骨寒意，活脱脱一幅中美关系的气象图，彼此走近解冻，但离阳春尚远。
上午，公寓门前的马路上，本应是繁忙的时辰，却反常的一片静阒，恰似孔明羽扇纶巾下的空城，埋伏着莫测玄机。按规定，沿马路的居民不准开窗，不准晾衣服。刘同志和冯大姐带着治保委员四处巡查。
我也执行学校的任务，去确认班里的同学是否在家留守。我安排最后去延清家，借机和她好好说回话。可我刚走访了一半同学，就接到联络员解除警戒的通知。原来保卫人员声东击西，安排尼克松一行往另一条路去菜场。可恨失去了找延清的难得机缘。
我正头脑空空地发着呆，妈妈急步回家，说菜场等一歇要清场卖样品，她要回工场上班，让我拿三块钱和肉票、鱼票去买点好小菜。
我拎起篮子小跑着去菜场，赶到瑞金路巨鹿路口，几百号人已闻讯拥在那里了，一队纠察挡在入口。一群家庭妇女在叽叽哇哇地议论，阿殷也挤在里面。“尼克松走了这么多时间了还不放人?” “今天有许多紧俏货，菜场的人一定自己先买足了！”“再等下去，要轧伤人了！”“耐心点，要吃好小菜，就要忍一忍。”“……”
终于放行了，人们似决堤的潮水涌进去。我脚头快，赶到老头老太们的前面，一边疾走，一边一个摊档一个摊档地瞄过去。摊挡后的货架上，堆霞垒翠地放着各种蔬菜；鱼摊的大木桶里竟然养着活鲫鱼。我看花了眼，挤东摊轧西摊的买到一只蹄膀、两条黄灿灿的大黄鱼、半斤银闪闪的粉皮。
货物很快被抢购一空，菜场又恢复了往日的狼籍，我不由怀疑刚才一幕的真实性。
晚上妈妈美美地烧了几盘菜，给爸爸烫了一杯花雕，大家吃得有滋有味。妈妈不满地说，尼克松经过几分钟，里委忙了一个多礼拜，最后却饶道走了，还好借光买到些紧俏菜，要不真是白辛苦了。我啃着骨头问爸爸，领美国人看菜场平时没有的东西，这不是弄虚作假么?爸爸亦惊亦喜，我会思考了，他抿了口酒，斟酌措词：“有些事不难理解，比方，家里来客，打扫屋子，拿出最好的菜，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
我反论：“爸爸，你这个比方不通，我没说锦江饭店不该用鱼刺茅台招待尼克松。”
爸爸知道我不好“骗”了，只得说：“尼克松来，是全世界注目的一件大事，向他们展示良好形象，能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以免他们作反华宣传。”
“老师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他们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 国进不解。
“是啊，报纸上经常登纽约街上饿死人的照片，我们为什么怕他们说三道四。” 我附和。
爸爸圆不了这个题，以势压我们：“国福，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提的这些问题，难道国家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见我不服气的嘟起嘴，警告我：“另外，你不要随便向老师提类似问题。”
我心里说，“这才是你最担心的。”国家领导人又怎么啦，当初把林彪写进党章的是他们，最后把他骂得一钱不值的也是他们。说好说坏，全凭一张嘴，有几分是真的?
假的，都是假的，骗人的，在林彪事件上骗中国人，在尼克松来访时骗外国人。
二
我似乎看穿了一切，不再热心学校的社会活动，一下课就往家里跑。
闲下来才感到无聊，学校天天批判旧教育路线，老师们根本不敢认真教书，也从不布置课外作业。为打发时间，我只好和柳小宝阿七头混到一起玩，人少时打弹子刮纸片；人多时下四角六角陆战旗，我加入鏖战，在棋局上过打仗的瘾。
一次，我到得晚了，只得坐在一边观局。我无意中发现脚边有一本书，是上盘的同学搁下的，我捡起来，书名是《艳阳天》。随意翻开，第一页开首一句“萧长春死了媳妇，”引着我一路读下去，我读呆了，忘了周围的一切。天色昏暗了，棋局散了，书主伸手要书，我下意识地攥紧，恳求他借我一天，他说自己还没看完，明天一定要还，我恋惜地松了手。
这就是小说？多么有趣，我发现了诱人的新大陆。到那里去找书读，家里曾经有过几本书：奶奶常读的那套纸张泥黄的《红楼梦》；爸爸有《论共产党修养》、《松树的风格》等；哥哥买过《红岩》、《青春之歌》之类的书。文革后，爸爸的旧床头柜上只剩下《马恩选集》和《毛选》。我向爸爸追问“遗失”的书的下落，爸爸说你问它干什么？我说想看小说。爸爸说古今中外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禁书，你能看什么？我提到《艳阳天》，爸爸不屑地“哦”了一声说，这本例外。爸爸让我有空去图书馆，那里出借的书都可以看。
次日，我吃了午饭就去区图书馆，不料，大门口已有近百号人在排队等开门。轮到我进去时，想看的书早被人抢着借走了。第二天我赶早排在十位以前，《艳阳天》是三卷本，我想读第一册时，只有第二、第三本，待读完第一本、欲看第二本时，又只剩第一册。有时坐在捷足先登者对面干等。在图书馆泡了两个礼拜，才读完全套《艳阳天》。
书架竟然还有几部外国小说，高尔基的《母亲》；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小林多二喜的《蟹工船》。我不管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名词，如饥似渴地吞下去，不用几天全读完了，我读上了隐，但再也找不到可读的书了。
犹如焦渴的人幸运地得到一只酸梅，又不幸它是唯一的一只，引得你徒增无望的唾液。
猛然记起严轲让我保存的那两捆书，为什么不拿出来看？但严轲怕抄走，肯定是毒草黄色禁书，然而亚当抵御不了苹果的诱惑，我怎能抵挡书的吸引？
晚上，我等父母进了卧室，拉出床下的破箱子，取出一捆书，仿佛考古者打开文物，我小心翼冀地解开布绳，一层一层地剥去外面包着的旧报纸。
里面有八本书，有几本封面破碎不全了。我顺手拿起一本，梨黄色封面上写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忙不及地翻开：“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初生的婴儿(克利斯朵夫)在摇篮里扭动。……”我的眼睛被这些文字攫住了，惊得不敢呼吸，“昼夜递 ，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岁月流失，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克利斯朵夫在诗话中蹒跚；在妙曼幽柔的钢琴声中长大。《约翰·克利斯朵夫》冲击了我仅有的几册革命小说的阅读体验，我知道除了激动人心的革命，还有人性和人情。读下去，我和克利斯朵夫激情的生命融为一体。神秘、朦胧、恬静的“黎明”，艰难、磨砺、自尊的“清晨”；米希尔爷爷成了我的奶奶，少女弥娜成了南延清，读到因门第和金钱的理由，弥娜和克利斯朵夫绝交，我哭了，感伤而动情，为了克利斯朵夫，更为自己。我远比克利斯朵夫不幸，他有一架旧钢琴可弹，还凭琴艺去教弥娜，而我只能“窃听”延清弹琴。
我如醉如昏地看了一个通宵，早上妈妈起床买菜，见我房里亮着灯，问：“国福，你在做什么?”我大梦初醒，吓得把书往枕头底下一塞，慌乱应道：“我起来小便。”说完赶紧熄灯，身子骨碌滑进被洞，沉沉睡去。母亲买菜回来，见我还没起床，敲门问我是否不舒服，我顺水推舟说：“头痛，不去上课了。”弄得母亲忙着给我倒茶拿药。
待父母都去上班了，我起床草草吃了早饭，又拿出枕下的书，一口气读下去……。
我废寝忘食，贪婪地一本接一本读，《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少年维特的烦恼》。我庆幸，多亏当初冒风险闶了这些书，不然永远读不到这些小说，就像穷人永远不知道燕窝的滋味。我痛悔地想起对面教堂焚烧了一夜的书，那些文字编织的生死歌哭，随着冲天的火光化为灰烬，不复存在了。
如今我一个人独享着这份快乐，因了隐秘，这份快乐便加倍珍贵。我看完一遍，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看得滚瓜烂熟，还背大段箴言警句和精采段落。这几本书在我空虚的心灵里，压进一层优质坚实的底子，我登上了一座小丘，眼界抬高了，视野开阔了。
三

看过这些书，我不愿再回到棋盘，只好去找其他娱乐。电影院虽然重新开门，但只上映记录片，落难亲王西哈努克和夫人是主角，我常化一角钱进电影院跟着他们旅游中国。
记录片不过隐，我又去圆被文革切断的梦——看真人演戏。
整个上海只有几个剧团上演几出样板戏，上海京剧团在上艺剧场演出《沙家浜》，可惜售票处天天挂着“组织供应，全部客满”的牌子。为了看戏，只得赶早去售票处排队等退票，等了几天，次次落空。偶遇观众刚叫“退票”，就拥上二，三十人，也只能望门兴叹。
在剧场门口转久了，才找到窍门。剧团和剧场每场都保留一些后门票，有时到开演还没等到赴约的亲友，他们就隔着门道招呼张望的人悄悄进场。
遛转了两个礼拜，我终于得到这样一张“不完整”的票。进大门时戏已开演，锣鼓阵阵，铙钹声声，我抑制不住狂喜地奔向半月门幔。
广播里听腻的剧情，使观赏失去了新鲜感，比起电影中的战士，舞台上浓油重彩的军人也过于虚假。真人演的戏不过如此。
曲终人散，我不知是满足还是不满足地走出七年长长的梦境。

我从剧场边门出来，见一伙人在临马路的弄堂口嬉闹。里面传出熟悉的娇羞声音：“你们真的知道天安门一号在哪儿！” “嘻嘻，当然知道。”“那么，你们认得毛文革罗? ” “嘻嘻，当然认识。”“你们不要骗我奥?”“跟着我们走，肯定会找到毛文革，哈哈…”
这伙人拥着南延泠过了马路，沿锦江车库往右拐弯，我赶紧跟上去。
他们在陕西南路三角花园前住了脚，南延泠说：“到里面去做什么？”“你进去就知道了，毛文革在里面等你呢! 哈哈”。南延泠觉得有点不对，身子往外犟，被那帮人你搡我拉带进暗处，她开始挣扎：“你们要干什么？”……
我返身奔往上艺剧场门口的岗亭，一个中年警察关了红绿灯，正准备下班，我夸大地告急：经过三角花园时，听到有人叫救命。警察让我带路，刚近三角花园，一个望风的人一边大声叫：“警察来了”，一边朝另一个出口狂奔，随着一片慌乱的脚步声，他们跑得无踪无影。
南延泠埋头在臂弯中，双手抓住铁丝栅栏（足旁+古）在地上，她抬头见是警察，才迟疑地站起来。那件已褪色的军装纽扣已解开，里面的白棉毛衫从圆领口撕到胸下，两只乳峰挂在衫外，像两只在洞口探望的白兔，昏暗中十分醒目扎眼。我遭受了雪白的酥胸的电击，热流在体内撒野狂穿。我忘了自己在何时何地，听到南延泠叫：“吴家弟弟，”只机械地“哎——”了一声，正在提问的警察转向我：“你认识那些人吗？”我怕警察怀疑我，赶紧解释经过，还含蓄地告诉警察，说南延泠身体不好。警察连忙问南延泠：“你有病? ”南延泠申辩道，“吴家弟弟，你不要瞎说。”南延泠是相思病，说到“毛文革”才错乱，警察怎么判断得了。
警察带延泠去岗亭写事件记录，我独自回家。
那夜，我捶床捣枕地难以入眠。黝黑无光的房间里翻飞着两只小白鸽，它们不时从延泠身上跳到了延清身上。我陷入荒诞的梦中：我亢奋地攀爬两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好不容易到顶，却一失足滑了下去，再爬，又滑下，再爬，……爬得大汗漓淋，口渴了，就啃那爽口清甜的雪渣。爬着爬着雪山缩小了，小成两只热气腾腾的精白馒头。我去抓馒头吃，不料它们生在南延泠的胸上，我羞愧地缩回手，再看，南延泠变成了南延清。我狂喜地奔过去，南延清扮了个鬼脸，扭头就逃，我放浪地追上去。延清逃进了三角花园，在树丛中跟我捉迷藏，俩人都跑得气喘吁吁，延清反身嗤笑我，“你抓不住我，永远抓不住我。”话音未落，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仰面倒地。我站到了她的前面，灯光透过树隙落在她身上，袒露的乳房是两只跑累的兔子伏在她身上歇息。我忘情地扑上去，一手抓一只活蹦蹦的兔子，轻轻揉捏起来……，我仿佛坐飞机往云端冲，欣快到极点，仰天一啸，飞机坠落下来，跌在峰间，我醒了，肌肤湿润，裤衩一滩粘液。
四
以后的几天，我心绪缭乱，上课时，我的眼睛总忍不住乜向延清。一有空我就拿出《少年维特之烦恼》来读，烦恼，烦恼，原来少年人都有这样的烦恼。维特写给绿蒂的信多么优美动人啊，我也要写一封这样的信！打好主意，我茶饭不思地苦想冥索，我写了涂，涂了撕，写了几天，才定稿。

延清：
写你的名字时，我十分惊讶，这名字怎么这么生疏。要知道我曾经咀嚼这名字，就像吮含嘴里的糖块，任意而甜蜜。至今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呼唤她的情景。
“延清，你看，月亮从浮云中钻出来了，它离我们近了，好像举手可摸，天真大，大得就
像海，星星就像海浪的花沫。”
“不，不要像浪花，浪花在一起你推我，我压你地凶狠地厮打，太可怕了。星星是开
在天上的小花，一朵一朵，默默地互相微笑欣赏。国福，我们今后也像两颗星星一样，好
吗？”
“好是好，可惜彼此隔着一段距离，看得见摸不着，永远合不到一道，不是太孤单了?”
“……”
它是我最后的爱的快乐，也是我最初的爱的痛苦，它应了一句—箴言：“凡是使人幸福的，终究会变成不幸的源泉。”
如今，我们误入岔道，说你远在天涯，你却近在我眼前，随时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成为我隐秘地享受。你已经占有了我的全部感情，使我无法自主。说你近在咫尺，你又远在海角似地遥对我，以你自己的缘由恨我，我无力改变你。我不再作任何表白，只用书中的几段话代诉我的心境：
“他初次尝到离别的悲痛，这是所有的爱人最受不了的折磨。世界，人生，一切都空虚了。不能呼吸了。那是致命的苦闷。…最心爱的人不见：生命也随之消灭了，只剩下一个黑洞，一片虚无。”
“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 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
“爱是在爱的人的心里，而非在被爱人的心里。”
你是普希金诗中的“丽拉”：
“丽拉，丽拉，我患了，
痛苦的相思病，
我憔悴，我就要死去，
快熄灭了，我燃烧的心灵；
但是我的爱情有何用!
你嘲笑我的痴心。
笑吧，丽拉，你很美，
即使你美而无情。
“……”
我永远记着你那双纤柔的小手，它曾衔着中华牌铅笔解救我的窘迫；它曾鸣奏炫迷的乐章抚慰我的灵魂。你愿意再一次伸出那只手，握住我的心吗？

我为送信而犯难。扔进二号楼信箱，一步之遥最容易，但万一给延清妈妈看见，会闹得家喻户晓；上学的路上塞给她，如果她拒绝接受，自己不仅下不了台，苦心孤诣的信全白写。偷偷放进她的课桌里，不巧先给其他同学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一挠头皮想出了万全之策，在发信人处写“内详”，贴四分邮票寄出去。
平生第一封信在邮筒底发出的“嘁嚓”微响，却在我耳中溅起巨大的轰鸣，被写信时的激动掩盖住的害怕被引发出来，万一南延清把信交给学校领导怎么办？我就成了嘴上高喊口号，灵魂肮脏丑陋的伪君子。一想到遭受怒目睽睽冷嘲热讽的同学批判，我真想从邮筒里挖出信。
我相信延清可能拒绝我的真情，但不会对我如此绝义。
第二天上课，我明知南延清还不可能收到信，胸口还是塞了电老鼠般剧烈蹦跳，不时紧张地看她一眼。
这一天我神魂颠倒地过去了。
次日是星期天。我在家门口不安地踯躅，不时抬头眺望延清家。
五
延清站在窗边看着我焦虑。
第一遍读信时，她只觉得字句不堪入目，立即断定：“这是一封黄色信”。她几乎不相信出之我的手，然而熟悉的笔迹告诉她，确凿无疑。原来红卫兵排长永远的先进分子只是冠冕堂皇的外衣，骨子里却充满见不得人资产阶级黄色思想。
她想把信扔进废纸蒌，一时又舍不得，就愤愤地扔到抽屉里。
然而，她不再能集中心思了，无论做什么事，她都想着那封信，还不时下意识地绕到抽屉前。她终于忍不住，又取出信读第二遍。
那些扎人的字眼开始变成了熨斗，虽然灼烫却熨平了延清心上的皱折，她读出了我的真情。联想起我为她系红领巾，因激动，第一次没打上结的情景。即使宋秀娥拦在我们中间，凭少女的敏感，她也知道我倾心于她，但看着我和宋秀娥在一起工作，妒忌心不容她客观地承认。这封信是她在情场上最终战胜对手的证明，她为之喜悦，虽然她不懂“情场”这两个字。
延清用欣赏的眼光再读第三遍，写得都美啊，她无意识地把信贴到胸口，让它听她翻江倒海似的心声，好半天她满脸羞红，沉入从没有过的幸福幻想。
下午，姑婆问延清是否和她一起去医院探望她爸爸。
宋代表搬走后，他们又回到三、四楼，南守坤出院住了一段时间。前一阵尼克松住锦江饭店，为防精神病人出事，派出所又把他送进医院，至今没出来。
延清烦躁地说今天不想去。她躲进自己的卧室，泪水如旋不紧的水龙头滴嗒下来。怎能把苦杏当话梅，忘了眼前的处境，不能和爸爸彻底撇清，和我就隔着一道阶级的壁垒，为什么还要想入非非。
延清为如何回我的信而犯难。
她久久想不出对策，只能空恨自己的一切，最后把恨归结到我身上。她恨我从不设想她的处境，仅凭自己的优越身份一味倾诉，不知这样的信会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意识自己的卑微；看清自己扭曲的情感；倍增无法解脱的痛苦。“吴国福永远不会理解我，除非让他也经受我的遭遇”她意气用事地想，“对了，把他的信交出去，让他撤职挨批也成堕落分子，他就尝到我的滋味了——在同学的指指戳戳下过日子。”
她刚起这个念头，就不忍心了。这不是儿戏，会影响人的一辈子。何况一旦公开这封信，老师和同学肯定说她勾引我，到时，不仅我声名扫地，她自己也臭名远扬。
延清翻来复去地捻着三张纸，恰巧第二张信纸全是抄录的部分，她突发奇想，对了，交出这张纸，不会披露信的内容，也就不涉及她本人，让我不轻不重担个抄黄色书的罪名。
延清糊里糊涂为自己设计的“恶作剧”得意，没料到这个“玩笑”铸成她终身的悔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星期一，我一早就去学校，急于从延清的表情上寻求答案。我心不在焉地和同学们说话，两眼却不时瞄向教室门口。延清出现时，为吸引她注意，我高声说话，因过于紧张，变声期的声带打颤嘶哑，可能像一只小公鸡鸣叫，说完，还不切当的大笑。三次课间休息，我有意到操场上去玩，期望延清利用这个时机往我的课桌里塞条子，回教室后，我迫不及待地在课桌里摸索，但什么也没有。
次日放学，我往外走，经过讲台时，李老师唤住我，说有事找我。人走空后，负责我们班级的工宣队汪师傅紧缩着笔眉走进来。我预感不祥，心猛跳起来。汪师傅严峻地说，我和李老师找你问一件事，他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练习簿纸，一只活蛙蹦上我的喉咙，“完了”，我想。汪师傅说，“这是你写的吗？”南延清交出了一切，认命受罚吧。这是哪一张呢？我凑上去看，是抄小说段落的那张。李老师说:“你是从‘黄色书’上抄来的吧。”这话问的奇，我等着听下文。“你是红卫兵干部，怎么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幸好，南延清值日时，在你的课桌里发现它，万一在同学中流传，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汪师傅说，现在阶级斗争非常复杂，资产阶级妄图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借这些书给你的人，显然想引诱腐蚀你，只要你告诉我们，这人是谁？我们就不追究你的责任。
我总算听出了头绪，南延清只交出一张纸，也不说给她写信的事。她想让我受伤而不“送命”。我又气又恼，差一点我先向汪师傅坦白了，那样，她能逃掉吗？她竟然冒这样的险。
为了今后向严轲交代，不能交出书。我试探着说，“我是从垃圾箱旁拾到的。”汪师傅说，“垃圾箱？什么时候? ”“抄家那阵。”汪师傅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当时拉圾箱里什么都有，那你就交出书来。”见汪师傅相信，我镇定下来：“不是书，是几张书页。”汪师傅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拿出证据，说明是抄来的，你就没事了。”
那天晚上，我拿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先一字一句抄录准备撕下的书页，像钝刀子割自己的肉，一丝丝刺痛神经；像黛玉焚稿，一片片扔进火中，我撕出了眼泪。我无声的哼起《深深的海洋》：“啊——别了，欢乐，啊——别了，青春，不忠实的少女抛弃了我，叫我多么伤心，不忠实的少女抛弃了我，叫我多么伤心。”
我交出了“书页”，写了一份“思想认识”，了结了这事。
哪有不透风的墙？过后，有些同学看到我，不怀好意的讪笑，柳小宝干脆叫我“黄抄”。我找汪师傅说排长当不下去了。汪师傅说，组织上考虑过这个问题，马上毕业了，希望你带头服从分配，以实际行动立功改错。
六
这年又是“四个面向”。国庆在农村，国平在农村锻炼一年后进了当地工厂，我可以稳留上海。
学校在操场上开开动员会，鲁队长刚结束讲话，十几个同学就涌上台抢话筒，不管抓没抓到话筒杆，争先喊口号表决心。李老师见自己班级没人上，不时瞥我一眼，汪师傅也轻轻地点我的背脊。
事前，汪师傅李老师要我上台发言，我说自己是硬档留上海，表决心没有说服力。汪师傅说，真因为你硬档才让你上台，属于上山下乡的同学怕骑虎难下不肯出头。李老师还向我交底，说上台只表明态度，并不影响毕业去向。我心下说：“这不是演戏吗。”想到汪师傅和李老师“袒护过我”，我说考虑一下。
交信事件炙伤了我，我想躲开延清，不在蒙辱。延清是独生女，肯定留上海。只有我去深山老林，才能达到目的。但怎么向母亲交代，听说我可以留上海，母亲脸上有了笑容，如果任性行事，不仅父母伤心，还让哥哥姐姐惋惜。
李老师又焦急地回头看我，汪师傅又在背后敦促，我的屁股热了，一个心意在叫：“豁出去了，走吧，远走高飞，离开上海，洗刷自己的耻辱。”我“嚯”地站起来，在汪师傅和李老师激励的目光下大步走向主席台。台上两、三个学生捏着同一个话筒，说各自的豪言壮语。我心里蔑视：“假的，全是假的，你们说得愈‘真诚’，角色扮得愈好，留在上海的欲望愈强烈。都见鬼去吧！看我来真格的。”水泥高台后侧放着一卷白纸，我抽出一张铺在台上，然后咬紧牙，把食指尖在台边锋利处用力一划，伴着尖利的刺痛，血渗出来了，我一字一句地用血水写上“热血红心，一种准备，”血不够了，我又用力挤，再写“奔赴农村! ”写完签上名，双手高举着走上台。这张滴血的决心书压住了全体师生，台上抢话筒的人像一群聒噪打斗的鹅，一下子噤了声，会场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响起了一片掌声。我一语不发地走下台，把血书涂上浆糊贴在台旁的大批判专栏。
我在学校大义凛然当了“英雄’，回家却不敢说。次日，妈妈在生产组听同事讲了这事，她气得不煮饭烧菜。我回家叫肚子饿，妈妈冷着脸不理我，我见气氛不对，自己去灶间掀锅盖，只只冰冷。我猜到了几分，谄笑着说，妈妈，你不舒服？妈妈怒道：‘没病也给你气出病了，你写了血书，当了英雄，不用吃饭，喝西北风就够了。”我强装“轻描淡写”地说，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汪师傅要我上台，是过场的形式，你不用当真。母亲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真戏假做假戏真做，这些年我看多了，当初国平国庆也是带这个头那个头，造反、上山下乡，不都走了。你看姚家，当时上门动员，发抖抖病，出了名的落后，结果阿三阿四赖了下来，听说可能让阿三进生产组。所以你硬挡留上海，不必吃饱撑了去做那事。我丑话说在前，万一你兴出花样，你就硬到底，不用回这个家了。
国庆国平走后，母亲吃了多少苦，我不想再让她伤心，我成了触藩羝羊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我收到延清的一封迟到的“回信”。

“请原谅我在该回信时没回，更请原谅我如此“绝情”，把你(抄着那么多美丽段落的)的信页交出去，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这举动虽然有点残酷，但你终究体味到一点鄙视了。轻微的伤害就折断了你的翅膀，说明它们过去一直在骄傲的天空飞翔。如果我像你一样“神经过敏”，早该去自杀了。这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冷酷，比起我来，对你的打击根本算不了什么。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该反省你现在的行为。不必自视太高，没有人那么看重你。你在大会上表现的“英雄气概”，以我看，恰是心胸狭隘的小人，拘泥蝇头名声的懦夫行为，它告诉我，你准备为面子殉道而轻置一生的前途。
你的举动何等可怜矫情，白白浪费你的精神和志气。
记住，没人在乎你的“失意”和“得意”，在乎的人，并不欣赏你的“大无畏”。
迷途知返吧。”

知己莫若延清，她不仅看我那张血书，更看到我苍白的面孔和充血的眼睛，只有她相信，为了逃避她，我会照着誓言去做。信中的非难“痛快”了我的心，比母亲的恼怒更起作用。延清说的对，没有人在意我的“失意”，既然延清不介意了，自己为什么还要离开上海?
但白纸黑字，如何回头？
一天， 我去学校了解分配动向，听说有两个读书的名额，犹如荒园里翻出遗失的
传家宝，我沉睡的读书愿望苏醒了，我赶紧去找李老师。李老师解释说，卫生学校招收应届生，学制四年，专门培养赤脚医生。真是绝处逢生，这班是专为我开设的，学生住宿，可以离开福民新村；周末回家，暂时稳住了母亲；将来去农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我向李老师报名，她吃惊道：“论读书条件，你非常合适，但这两个名额给留上海过宽，送农村过严的同学，你是硬档留上海的，岂不可惜？”我说，我上台写过血书，也属去农村的对象。李老师急道，早就跟你讲过，写血书也好，发誓言也好，与分配无关。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不管今后结局如何，暂时能读书是我最大的愿望，请代我向领导提出申请。“争执”的结果，李老师最后通融说，如果你父母同意，我再去商量。
母亲听了直抹泪，怨道，“好不容易熬到你毕业，轮到你留上海工作，你却自找麻烦去读书，将来到农村当赤脚医生，你就是存心气我！”
到底作父亲的理解儿子，他劝母亲：“国福想读书也不是一天了，难得这样的机会，你就随他意吧。以我看，现在大家看不起赤脚医生，也是短视。事在人为，论起来，神农氏尝百草开创中医；扁鹊、李时珍也是自己采草药编药方，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赤脚医生。再说，四年后政策又不知怎么变了。”
母亲反驳不了父亲，也不愿看着我苦恼，勉强道：“孩子的终身大事，最后还是父亲拿主意，到时再像国平、国庆一样，我看你怎么交待。”
接到入学通知时，我感到冲破罗网的轻松。

秋日艳照的一天，我拎着旅行袋去学校报到，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我，车架上装着铺盖。出家门时我走得很慢，明知南延清不可能相送，我还是下意识地期待，在院子中央忍不住停下来，仰望南家的窗口。那年延清去外婆家没等到我失意而走，如今轮到我了。
我不知道延清站在窗边，她因为独女分到理发店。她看着我丧气往外走，清泪溢满了眼眶。她自责是她让我走到这一步的，她向苍天乞求有弥补的机会。
经过门卫室时，阿七头坐在里面。南老爷年纪大了，门卫工作让给了姚大桶。听到我要读卫校，阿七头就说我脑子出毛病了，不去上海大工厂，硬去农村当赤脚医生。所以出来和我道别时，连说可惜可惜，他只恨我不能把名额让给他。他被分在崇明农场，姚大桶的“抖抖病”早已闻名，老师们不再上门动员，姚家经济上早已顶不住了。崇明离上海不远，阿七头有心去自立
去车站的路上，碰到古月琴，爸爸和她搭讪了几句，她的一只小篮子里放着两副大饼油条，方聚仪是独子，分去饮食店，今后古月琴吃大饼油条更方便了。
当初我们四人开小组会议论长大做什么，延清说喜欢当医生，穿白大衣挂听诊器，干净又神气；方聚艺有玩具飞机，他想当飞行员上蓝天；阿七头有饿肚子的经历，说将来在饭店做厨师，吃畅大鱼大肉；我最愿当老师，接受学生尊敬。
无情的现实是一架破碎机，把我们所有的理想轧成齑粉。
不容梦想存在的世界多么可怕。
我庆幸自己抓住了一个机遇。
到了汽车站，我低头听爸爸的叮嘱。车来了，我带着背包挤上去，橡皮门边夹住了我的春秋衫后襟，连同我沉重的少年书页一起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