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哥哥留城，姐姐带头下乡；姚大桶子女逃避，老师上门，他当场抽风
一

国庆在批斗祝秋艺时出足风头，成了专政队又一名泼辣的女将，八类分子把她当冯大姐第二，远近的邻居开始用敬畏的眼光看她。我也跟着“沾光”，认识的人改用“国庆弟弟”称呼我，面对他们三分讨好的目光，我还颇为得意。
那是一个仰慕英雄渴望成为英雄的年代，但当英雄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停顿了两年的毕业工作开始了。中秋节后，国庆去学校，大字报栏上张贴着六六届的分配原则：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还有北京南京等地的红卫兵奔赴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的宣传报道。
根据分配细则，国庆如争取留上海，国平毕业就得下乡，她考虑为哥哥作牺牲，自己去农村。当初她参加专政队冲冲杀杀，也是为了忘记可怕的半工半读，谁知稀里糊涂混了两年，连工人也当不成了。
国平坚决反对国庆的想法，说他在大学只读了一年书，去农村没什么可惜，哪有让姑娘代男子汉走南闯北的？爸爸赞成国平的意见；妈妈倾向国庆的观点，但手心手背都是肉，攸关子女一辈子的前程，不是鱼和熊掌的简单取舍，父母不敢置喙。
最终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打破了家里的僵局。
那天星期六，国平也在家，他已经没有一年前的狂热了。晚上八时，他半躺在床上看《文化大革命通讯》。外屋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广播响了，是爸爸每天准时收听的《新闻联播》。又是重要广播，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为领袖代言的声音气势雄壮：“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出去，来一个动员。”
爸爸一边喝茶一边听，广播完了，他关掉收音机冲里屋叫：“国平，你听广播了吧?”
“嗯，听了。”国平应了声。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最近国平在学校不顺意，许多事没出父亲的预料，他像一个知错的孩子，怕被诘问，回家常钻在里屋，避免与父亲交谈。爸爸唤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出去。爸爸为他倒了杯茶：“这一阵我看你精神不振，身体没不舒服吧? ”
“没有 …… ，”国平支吾。
“刚才发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社论，接下来定是声势浩大的动员。国庆这次躲不过去了，我想就按她的意见吧，她做出牺牲先去农村，明年你可以留下来。”
“爸爸，国庆的事归国庆，不要管我。轮到明年还不知翻出什么新花样。”
既然提四个面向，就有人去工矿企业，国家搞建设也要各方面的人材。你和国庆不同，有自己的专业。
“不管怎样，国庆年纪小，又是女孩子不适合去农村。”
爸爸打断国平：“这事先这样吧，到时根据形势再作最后决定。”他迟疑了一下，又道：“有一件事问你，上礼拜天，你去新华书店时，小何来，没碰上你。我和小何聊了会儿，他告诉我，工宣队撤了他的校革会委员的职务，小何是你们《反到底》的副司令，你的得力助手，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懂吗? ”
国平当然懂。工宣队进校后，队长当了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他唯我独尊，大事小事由他说了算，引起国平和小何等红卫兵头头的不满，他们经常向他提意见，队长批评他们目无工宣队领导，结果处理小何以儆效尤。“没什么可怕的，最多再撤我的职。”
“你造反到现在，没有怕的事了。我问你，毛主席为什么派工宣队进驻学校？”
“你说为什么?”国平想听父亲的判断。
“我不便说，你自己去想。”
国平套不出父亲的话，只得说：“我不明白，旧党委可以打倒，工作组可以驱走，为什么工宣队批评不得。”
“你难道不明白当年工作组是谁派的？今天军宣队工宣队又是谁派的？就说新搬来的宋代表吧，他虽然只是区委委员，造反派出身的区革会副主任都听他的。为什么?”
“这我知道，我们学校也是这样，所以我接受不了。文革应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目的是打倒走资派，纠正官僚主义，铲除修正主义。现在不懂教育的工宣队来管理学校，所作所为比当年的工作组还武断，不成了新的官僚主义？”
“自下而上，你还是认为陈丕显和曹荻秋是你们打倒的? 刘少奇是蒯大富等人打倒的? 难怪你们对工宣队不服气，认为他们摘了你们的成果?” 爸爸隐隐地冷笑。
“难道搞文革仅仅为了换一批人，而不是换一种全新的制度？”国平闷头说。
“我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全新的制度’，先想一想目前的中国是否有这个基础？你先搞清这个问题再论其它吧！”
有些话父亲不便挑明，国平也不愿承认。派工宣组来学校，就是摆平桀骜不训的红卫兵，压住红卫兵的发展势头。去年已有端倪，毛主席指示：“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国平听后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犯错误也会排队挨上？他没领悟其中的真实信息：走资派已经打倒，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终于下了一道一了百了的政令，把红卫兵下放农村边疆，既可完成大中学生的毕业工作，又让红卫兵运动划上句号。
当年国平读《水浒》，他深爱鲁智深、武松、李逵、林冲等造反英雄，却不喜欢宋江一口一个”请皇上招安”。所以他配合北京的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了刘少奇等人，谁知刘少奇不过是贪官、最多算二皇帝。如今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谭厚兰等人已被下放工厂部队，红卫兵又走上了梁山伯英雄的老路——没得善终。
“狡兔死，走狗烹”，这是中国数千年不断重演的老戏，国平不敢想下去，……
二
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动员，里委学校两方面给国庆压力，促使她作出了决断。
那天礼拜天，全家围桌吃馄饨，她吞吞吐吐说，她决定去黑龙江。
爸爸说：“怎么想到去黑龙江？”
”学校介绍说黑龙江是天然粮仓，土地肥得流油，撒下大豆种子，不用耕种也会疯长，……”
国庆还没说完，在灶间煮馄饨的妈妈大声打断她：“不要听学校的宣传，六四年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到处唱‘新疆是个好地方’，专讲哈蜜瓜、葡萄，生产组里丁阿姨的儿子兴高采烈地走了，她儿子去的是南疆，那里非但没有哈蜜瓜、葡萄，连吃水都困难，长年吃不上蔬菜，丁阿姨讲到儿子就哭，儿子后悔了想回来，哪里还有门。你不要像她儿子一样，轻信了学校的话，户口一迁就回不来了。”
“你不要把上山下乡和去新疆混为一谈，那次是考不上学校的社会青年，这次是正式毕业的知识青年，各方面相当重视。”
“你妈妈说的是事实，学校的话只能作参考。我的意见，既然报名去，就要作吃苦的准备，让你去上海郊区，你都不习惯，何况遥远的边疆”。
国庆这才道出真意：“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国营，每月可拿三十元工资，享受劳保，比去云南、内蒙古插队好多了。”
国平说：“我一直坚持国庆别管我，先留下。现在事已至此，我也没话好说。不过你要慎重考虑，黑龙江是反修前线，现在大量农场改成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半军事组织，真的打起仗来，你们就是战士，你一个女小囡能适应吗。”
听到这话，妈妈急起来了，恨道：“现在你们知道犯难了吧，当初我就跟你们说，安安份份读好书，顺顺当当毕业，找一只好饭碗。你们不听，去参加什么红卫兵，闹腾了两年，轮到毕业，正常工作都没有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书读得比我多，什么都懂，结果怎么样？”
国平知道母亲是冲着他说的，这是母亲第一次责备他，他有气无力地“反驳”：“停课搞文革又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不加入红卫兵，文革还不是照样搞，再说，参加红卫兵和上山下乡没有必然的关系。”
“怎么没关系，老师上门，一开口就说国庆是红卫兵，而忻大姐又说她是专政队副队长，要给其他青年作表率。”
国平无言以对，他学校里的应届红卫兵头头也受到带头下乡的压力。

国庆办妥了手续，定于三月底出发。
黑龙江冰天雪地，必需带足棉被棉衣。母亲拿出家里的全部布票、棉花票、绒线票，为国庆准备行李。她一个人缝衣绗被，每天忙到深夜。有时缝着缝着就愣了神\；国庆长到二十岁，就前年去杭州串联，出过一次远门。这次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远，火车要坐三天三夜，一个女小囝，到了那里，谁照顾她，……想着想着，泪水滴到了针头线脑上。
用完家里的布票，还不够，母亲正犯愁，楼上林家婆婆上门，说老头子听到国庆领头下乡，非常高兴，让她来送一丈布票十块钱，表示一点心意。母亲辞谢，阿婆说，他们七老八十，早就不添置新衣服了，家里积下了好多布票，不用也浪费。母亲说，那布票暂借，钱不能拿。阿婆佯作生气道，国庆叫了我们这么多年“阿公、阿婆”，还经常帮我们做事，这点钱，我都不好意思出手，你要拒绝，就是嫌少。母亲只得感激地收了。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国庆在我们面前堆出笑脸，还装出很忙的样子，但独个儿时就神情木然地坐着发呆。她将去遥远和陌生得像另一个国度的地方，还要在那里生活一辈子，不知等待她的是什么。比起忧虑前途，惜别更令她悲伤。未知的那个生息地，无论多么艰难，还有几分诱人的刺激。这个养育她的家，却不可复得了。要离家了，才感到家的可爱。然而懂事以来，她一直对自家的寒微不满，并迁怨于父母。经历了文革波澜和这次上山下乡动员，她才明白，面对疯狂旋转的社会机器，任何个人只是草芥，即使父母也无力荫庇子女。想到这些，一切苦涩的往事都变得甜美了，犹如小时候感冒发烧，妈妈用汤匙在她背脊上狠劲刮痧，在“辣花花的疼痛”中感受怜爱。
国庆想走之前向母亲表达自己的忏悔，但母亲躲避她的痛苦目光告诉她，母亲何曾认为女儿做错过事，又何曾计较在心？
爸爸和国平为国庆打行李，全套床上用品四季衣物，热水瓶茶杯牙刷牙膏肥皂手纸都不能少。一会忘了塞这样，一会忘了装那样，有时要带的东西找不到了，大家七手八脚里里外外翻半天，最后重新打开包裹看，已经放在里面了，全家的心都乱了。饭桌上，顿顿添国庆喜欢吃的菜，百叶结烧肉、糖醋带鱼……她哪里还吃得出滋味，只为宽慰父母装出欢颜强咽。妈妈不敢再提叮嘱过好几遍的话，怕一说就下泪。
晚上，妈妈睡不着，轻手轻脚去国庆床边。她开了灯，佯作在靠床的梳妆台抽屉里翻东西，眼睛却定定地看国庆，想着从襁褓到婴儿，好不容易拉扯成一个大姑娘，却要插翅而飞了，那翅膀还不硬啊。她不敢想下去，更不忍久视，她马上要哭出声了，便最后一次为国庆掖了掖被角，熄了灯掩面逃出。
国庆这两天差不多通宵失眠。她见母亲进来，赶紧屏气锁睑，隔着眼帘感受母亲深重亲情，母亲刚扭头出去，她就泪如泉涌，湿了一枕头，……。
三
惧怕的时刻总比预料来得快。
上火车那天，爸爸大清早就借来一辆黄鱼车，装满行李后，国平踏车，爸爸坐在横档上先去北站。
妈妈领着国庆去向左邻右舍道别。
林老夫妇虽道支援农村边疆光荣，也禁不住别离的伤感，阿婆拉着国庆的手说：“国庆，你去了那边，前程远大，可惜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到时我们这把老骨头怕已不在了。”这一说大家眼圈都红了。妈妈强忍着的泪不由”扑扑”落下，赶紧用手上的绢子去压眼眶。林公公责备老妻：“看你，尽说泄劲话，国庆又不是去爪哇国，在自己的国家，说回就可回来。”众人勉强收起泪。阿婆拉着国庆的手，一直送到楼下。
姚大桶夫妇主动在大院中候国庆，姚家的阿三、阿四也跟在后面，他们也面临毕业。阿三让国庆去后，写信详细谈谈那里的情况。南老爷也走上来叮嘱国庆：路上小心，在那里干农活要适可而止，以免弄伤了身子。南延泠也从家里出来，她挤近国庆说：“你真的去黑龙江啊，老远的路奥（应有口）？”看她那张笑吟吟的脸，国庆竟有点羡慕她了。南延泠应病得福，不属于上山下乡的对象。延泠不知国庆的心境，追问：“去黑龙江要路经北京吧? 国庆，你能不能帮我去天安门一号，找找毛文革?”国庆不知怎么回答，只得“喏喏”地应着。
祝秋艺站在窗口，撩开布帘的一角，观赏着楼下送行的情景。
她摸了摸还没长齐的阴阳头，恶狠狠地默念：“报应，报应，”她没料到报应来得这么快。那次批斗会后，她连惊带吓又受了寒，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忻大姐要给她戴坏分子的帽子，宋代表阻拦道，把她当靶子批过算了，定上罪，反而令人生疑，堂堂公安人员，五尺汉子，怎么这么容易下水? 祝秋艺躲过这一劫，在忻大姐等人的眼中，她是”腐化堕落分子”，还是半个坏分子，她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她不敢表露快慰，却在心里咒国庆：你再凶，也不过是毛主席手上的虾兵蟹将，任他捉捏，当初让你不可一世，乱抓乱咬，如今把你扔到那种鬼地方去充军，你去那里逞能吧，你哭得日子还在后头呢！
目送国庆走出公寓大门，祝秋艺笑了，这是她和赵河竹事发以来第一次笑。
我和国进跟随妈妈伴着国庆去汽车站。
送行的人散去，姚大桶跟着南老爷进门卫室。南老爷往茶壶里倒满开水，喟叹：“国庆这姑娘倒是一块读书的料，作孽到黑龙江那么远的地方去种地，可惜了。”
“这次上山下乡运动来势凶猛，每家每户都逃不了。”姚大桶说。
“你家阿三，阿四怎么样?”
“阿三六八届技校，还没有动，阿四六七届初中，工宣队和老师已找他谈过了，讲我家阿二在上海工厂算上工，阿大从上海捉去劳改，也算上工，阿四铁定要下乡， ……”
南老爷搞不清“上工”、“外工”这些新名词，问姚大桶。
姚大桶解释，“上工”就是在上海工作，气道：“老爷，这不是岂有此理 ，阿大犯错误，从上海出去，但现在人在江西农场，怎么可以算上工，唉，不谈了，我现在拿定主意，先看形势，拖下去再讲。”
“恐怕躲不过去吧，臂膊扭不过大腿，解放后，政府下命令的事，没人能滑脚，这次毛主席又亲自作号召。”
“老实讲，听听这些名字就吓死人，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讲句难听的话，过去发配也到不了那种地方。不是我思想落后，依我看在上海讨饭也比去那种地方强。……哎，有时越想越弄不懂，解放前，大家都从乡下、外地到上海来学生意，哪有从上海到乡下讨生活的，这不是反常吗？”
“政府也难啊，搞了几年文革，几届毕业生一道分配，工厂一下子哪里能接受这么多人，不去农村，安排到哪里? 哎，真是世事如棋俗人难料啊。当初，订出户口制度，儿子进不了城，我不死心，守在上海硬等，有朝一日，儿子进不了上海，让孙子进，现在好了，上海人要去荒村山沟，我老家那样的鱼米之乡还轮不上，世界上的事真是讲不定规啊。”对比中，南老爷感到几分自满。

我们全家在41路车终点站会合。北火车站的景象冲淡了我们的灰暗心情，沿街的红旗在早春的寒风中飕飕作响，墙上树上到处贴着标语：“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奔赴边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习、致敬！”
爸爸引出话题说：“这样子有点像当年的抗美援朝，那时国庆还未满一岁，听到锣鼓声就在摇床上手舞足蹈，有一次她坐在我肩头去看热闹，路上尿湿了我一头。”
我们都笑了。国庆不好意思地红起了脸。
妈妈感慨：“唉，一提这话，仿佛就像昨天的事，当时哪会想到二十年后轮到她。”
一句话又让全家沉默下来。到了大门口，停了黄鱼车，一家子肩扛手提大大小小的行李去入口处。每张车票可买两张送客票，爸爸和国平进去，其他人和国庆在检票处分手，妈妈终于憋不住，饮泣起来，国庆哽咽着安慰她，说会照顾好自己的，然后又叮咛我和国进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国进拉着国庆的衣角哭着点头。爸爸红着眼圈催促：“时间不早了，进去吧。”
检票栏把一家人一切为二，妈妈一手用绢子捂住悲声，一手高高举起，向国庆挥着， 国庆含泪一步三回头地往前走，……我被人挡着，看不见国庆，不甘心就此和姐姐分手，挤到检票口，想伺机溜进去。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人拿着两张站台票闯进去，一个检票员追上去拉那人，另一个检票员顾不上拥挤的人，出现了空隙，我一道烟的钻了过去。
月台上站满了人，一些早来的人放好了行李，从车窗口伸出头与亲人话别。我找到十一号车厢，背着大包小包的一堆人把狭窄的车门堵死了，铁阶梯很高，我拉住把手往上踏，心急力猛，只沾到铁梯边，滑下来，踏了个空，膝盖砸在铁板上，隔着厚运动裤挫伤了皮肤。我顾不上钻心地疼痛，再度用吃奶的劲往上爬，后面的人托我屁股，才把我扔上车厢。
走道上铺满了行李，人们只能见缝插足地往里挪，我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进去，在车厢尽头找到了国庆的座位。行李架早已超负荷，件件行李都竖放着，一半挂在外边，随时会坠落下来。国平打榫头样往行李架上嵌旅行袋，爸爸蹲在地上，在座席底下塞小包，国庆翘着双腿给父亲让空档，见到我，惊喜道：“你怎么进来的?”
我说自己溜进来的。我们俩对视着，说不出要说的话，此刻语言表达不了亲情。因局促，彼此躲闪对方的目光，分离的楚痛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国庆咬住嘴唇，怕泪再次涌出来……。
车上的广播宣布，火车过五分钟就要出发，请送客的旅客们赶紧下车，车厢骚动起来，爸爸又一次叮嘱国庆，一共几个大包，几个小包，放置的地方，国平和国庆邻座的一个男青年打招呼，请他一路上照应国庆。一切料理妥了，爸爸领着国平和我下车。我们又沿着车窗去找国庆，每个车窗都伸出四张悲戚的脸，国庆坐在内侧的位子，她踮起脚，伸长脖子，从窗中探出头。分离的时候到了，车上车下的人都在等那声汽笛，嘈杂的车站蓦然死寂下来，这巨大的喧嚷间的沉默，塞住车内外每个人的心门。人人都希望火车晚几分钟开，但绷紧的神经受不了窒息的气流，知道它终究要开，倒愿它立即启动。
“呜 ……” 的一声长鸣终于响起，它冲破凝固的空间，拉起别情的闸门，悲号如涛，泪水如潮，男女老幼都加入了这条忧伤的河流。“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张三李四”的哭叫声淹没了“咕隆，咕隆”的铁轮转动声，火车缓慢地向前移动，我看不见国庆了，又急忙钻到人群后面，国庆挥动着手帕的身影，在我的瞳仁里缩小下去。
如此惊天动地的哭声，发自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与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含泪狂呼“万岁”的声音同样震耳。仅隔两年，红卫兵的命运却有天渊之别。“所有的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国平记起在哪本书上读过的话，无法再隐忍和克制自己的感情，掉下了两行请泪。
四
国庆走后，父母减少了话语，我和国进也不跳进跳出了。吃饭时，妈妈习惯性地在国庆的位子放筷子，又落寞地收回。每个人的心里想着这只空座，家已不再完整。
刚过一个礼拜，妈妈一回家就问有信吗? 她忘了两个礼拜才能收到黑龙江的来信。国庆的平安信没到，却响起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的广播，中苏交火出现伤亡。播音员满腔愤慨的语调显示事态严重。妈妈顿时紧张起来，对爸爸说，珍宝岛打仗，国庆等于上了前线。爸爸说，你不要一听黑龙江就紧张，一个黑龙扛等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几个省，放到欧洲可分几个国家，再说国庆又不是当兵，真有事也不用她上前线。
第二天妈妈心事重重地去上班，家庭妇女们一边打沙皮，一边议论珍宝岛事件，说难怪黑龙江建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显然与中苏边境吃紧有关，知识青年去那里，平时垦荒种地，打起来就扛枪战斗。妈妈忍泪听着，晚上回家向爸爸哭诉。
爸爸也（心旁+西）惶了一天，上班时破例去其它办公室串门，打听中苏边境狼烟烽火的局势，也听到了类似的议论。他毫无说服力地责备妈妈“见了风就是雨”。
总算盼来了国庆的第一封信，却是珍宝岛冲突前写的，报了平安，信封上用的是部队
式番号，所在的地址恰离珍宝岛不远，父母的心悬得更紧了。
爸爸赶紧去信追问事件对兵团的影响。

姚大桶和阿殷非常关切国庆的事，常来问妈妈，见她话没说，眼圈先红，知道情况不妙。姚大桶夫妇本不打算让子女去，看到我家的状况意志更加坚定。阿四先赖下来，过了几个月，阿三也按兵不动。
不久，政府推行“一片红”政策，大中学校毕业生除严重残疾一律上山下乡。
姚家成了里弄里知青子女一个也不走的钉子户，学校同学和邻居都钳住姚家作挡箭牌。
阿三、阿四的老师来里委会联系，双方一致认为，不拔掉姚家这颗钉子，影响里弄和阿三、阿四所在班级的上山下乡工作。忻大姐说，不能无限制地耐心说服，必要时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她约学校老师一起上门，给姚家下最后通牒。
俩个女老师和忻大姐、冯大姐围着姚大桶、阿殷坐定，向他们宣讲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重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等大道理。
阿殷用那块帮忙的手绢，把眼睛揉红了说，我们也想听毛主席的话，做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实在因为有困难去不了，阿三从小有头晕毛病，家务也不让她做，去农村昏倒在田头怎么办? 阿四血小板减少，身上一碰一块乌青，一向不参加打球活动，去乡下劳动，大出血怎么办?
阿三的老师说，早就跟你解释过，免去上山下乡的疾病，需由医生验证，不是由本人说了算。再说，阿三住校几年，也没见她生病。
阿殷说，我家阿三吃硬，她自己克服罢了，务农干重体力劳动，和平时不一样。
阿四的老师说，阿四的血小板低，也在十万左右，在正常值的下限，医生说，不会造成出血情况。
姚大桶赶紧补充，我有严重的心脏病，长期半天工作已近十年，小囝的姆妈有关节炎，我家的这些特殊困难，组织上应该特殊对待。
忻大姐早就看不下去了，愠色道，你们一会儿说儿女有病，一会儿说父母有病，那么你们把子女留在身边，到底谁照顾谁?
冯大姐提醒道，你们苦经叹得再多，周围邻居了解你们，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帐，你们的小囝可以不去，每家都有不去的理由，谁去上山下乡?
姚大桶辩解说，我们不管他人的事。
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姚大桶夫妇歪理十八条的蛮缠。忻大姐习惯于命令式的解决问题，断然道：“今天学校老师和里委干部一起来，讲了半天，该说的都说了，忍耐是有限度的。”
姚大桶不服：“如果不允许我们提困难，你们干脆对四类分子那样，下命令让阿三阿四走，不用作动员。”
忻大姐怒道：“你们别以为耍无赖死撑，就可以逃避下乡，告诉你们，上面有文件，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山下乡的人，要采取强硬措施，那时可不是光彩地走了”
姚大桶知道忻大姐不会戏言，心里发虚，朝老师们巡觑了一眼：“什么强硬措施?”
“什么强硬措施，”忻大姐见这一着镇住了姚大桶，气势壮了：“告诉你，到时吊销户口。”
阿殷不到翻船不跳河：“你不用威吓我们，吊销就吊销，我们不怕。想当初，政府号召当光荣妈妈，我争光荣多生了几个小囝，讲起来好听，小囡是国家的财产啦，是祖国的未来啦，结果国家没津贴我们一分钱，全靠我们自己一把屎一把污地拖大。现在他们成人了，可以帮父母一把了，你们却要他们去插队落户，不去就吊销户口。正好，我们把小囝交给你们，他们没有家里的小户口，还有国家这只大户口，说到底没有户口也是中国人，今后饥饱死活国家去包下来好了。”
忻大姐道：“你说得对，正因为国家把知青包下来，才让他们上山下乡，去自食其力。”
姚大桶清楚，人民政府说到做到，再硬顶下去不行，需要来另一手。他当机立断，仿佛吓着了，先睁圆（目旁+包）眼定洋洋地看忻大姐，正在人们疑惑时，他“啊哟”一声，便仰面栽倒在椅子上。他头僵硬地落在椅顶，翻白的眼珠对着天花板呆滞不动，双手木然下垂，手掌颤抖，一副死过去的样子。没等忻大姐们反应过来，阿殷和在场的几个孩了一齐涌上去，他们围住姚大桶哭爸叫爹，阿殷哭叫：“你们逼出人性命了。”忻大姐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姚大桶毕竟不是四类分子，她一时慌了手脚。两位老师变了脸色，俯身问姚大桶：“怎么啦，要不要叫救护车? ”冯大姐了解姚家底细，正色道：“阿殷，老姚每到‘紧要关头’就发抖抖病，不是第一次了，你闹着赖人，到底想干什么?”
阿殷听出冯大姐在揭他们的老底——过去每逢孩子申请补助，老师一上门，姚大通就 “抖起来”。赶紧说“是啊，到底冯大姐了解我们，先不忙叫救命车，老姚受了惊吓，躺一会儿会好的，你们先回去吧，让他静一会儿。”说完唤阿三、阿四扶爸爸上床休息。
两个老师不知有诈，急道：“病得这么重，不送医院急救怎么行!”
忻大姐不愿在姚家再呆下去：“我去里委打电话叫救护车。”
老师怕出事不敢走，冯大姐决定负责“观察”到底，姚大桶知道瞒得过老师，瞒不过冯大姐，万一送去医院，他的演技就要败露。到时，不仅儿女不得不走，自己还会被按上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这么一想他真慌了，弄假成真，心脏不由兔窜鹿跳起来，两手抖得无法控制了。救护车开到时，他心跳一百二十，血压二百……。
姚大桶反败为胜，击退了里委干部和老师。没人愿沾姚家这团湿面，阿三、阿四就此赖下来。
五
原指望弃卒保车，国平留上海，谁知在“一片红”的形势下，大学生也一律先去农村劳动锻炼。国平是毕业分配组成员，他二话不说，第一个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国平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对他有看法的工宣队也不得不表示赞赏。比起当年的揭竿造反，毫不畏葸地奔赴农村，更需无私的献身精神，国平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弄潮儿的完美形象。
国平只是歉疚国庆白白为他作了牺牲。他想去黑龙江，可以靠近国庆，可惜第一批只有去贵州的名额。
母亲已无话可说，有泪只能往肚里咽。比起国庆，国平更让他失望，这大学算是白读了。她再次承担母亲的职责，为国平准备一切。
国平不坐上山下乡的专列，要不是大包小包的行李，很像出差。有几个红卫兵战友来送他，比起两年前前呼后拥的气势，场面冷清，甚至可以说凄凉，哪怕添些悲壮色彩也好。国平终于明白，过去两、三年中的轰轰烈烈是泡制出来的，恰似激浪中的水沫，一旦失去鼓动的力量，立即无影无踪，是该急流勇退了。
一路上国平回味狂热的日日夜夜，仿佛是一场梦，而梦似乎醒得过早，带给他忧伤。

国平走后不久的一天，母亲在菜场里被一位老阿姨劈面唤住，她女儿和国庆在一个连队，常和母亲互通信息。老阿姨关切地问，你家国庆好些了吗？母亲懵懂不解地反问，什么好些了? 老阿姨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国庆一定瞒着家里，连忙改口，说也许女儿搞错了。母亲立即明白了，逼她说实情。她只得隐约其辞地说，前一阵女儿在信中提到，国庆受伤住进团部医院。
和老阿姨分手，妈妈没心思买菜，拎着半空的篮子回家，一进门就呜咽起来。爸爸正欲上班，唬了一跳，问：“又出了什么事? ”妈妈半天才缓过气，说了原委。爸爸说，“前几天她来信也没提这事啊。”妈妈说：“还不是在瞒我们。”说完去拿毛巾（提手旁+文）泪。
国庆去后，差不多一月两封家信。她所在的兵团虽然离中苏边界不远，但不属军队编制，不备武器，珍宝岛两次武装冲突，对她们没有直接影响。父母半信半疑地接受下来，幸好，珍宝岛事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中苏边境布满一触即发的弹药，他们始终安不下心。
待爸爸去信追问，国庆才来信解释。前不久林副主席发出一号通令，全国进入一级备战，团部半夜演习，摸黑行军，国庆不慎失足跌入防空壕，摔坏了腿，送团部医院，诊断为“膝关节半月瓣撕裂”，住院治疗。
妈妈催爸爸写信让国庆回上海治病，爸爸说国庆刚去一年不到，兵团纪律严，如有必要，领导会安排的。
鞭长莫及，母亲只能暗中伤心，直到国庆来信说，基本康复已能起床走路，她才放下心。
六
方长舟呆在牛棚，每日除了打扫厕所，大部分时间在小房子里闭门思过，写没完没了的交待。他横下心，只当搭车进入黑暗幽长的隧道，坐等光明或死亡的尽头。
国平国庆戴着光荣的帽子去边疆那阵，他苦中作乐暗自称快。吴国平那样牛气冲天的红卫兵，一夜间，卸下红袖章成了山沟里的农民，如今他们知道天有多大海有多深了。象征文革的这片红潮退下去了，他觉得浑身的压力有所缓解。
他高兴得太早，过后他不仅步了红卫兵的后尘，下落更惨。
一号通令下达后，军代表雷厉风行，勒令方长舟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劳改”——他多么熟悉这两个字，不！该说他曾如何熟用这两个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参与区委的讨论，多少次说过“这样的人应该送去劳改”“把某人或某某人送去劳改”，他还多次在这样的决定书上戳章签字。讵料有一天这两个字会到他自己头上。轮到自己，他才掂出这两个字的分量。多少劳改分子和他们的亲属被这两个字带进灾难的不归路，南守坤那样变疯的、病死的、自杀的不计其数，……
方长舟不敢想象自己的后果。
出发前一天，方长舟回家准备行李。
古月琴把日用品堆在客厅，方长舟打包，他见两捆一尺高的草纸，问：“让我带这么许多草纸做什么?”
“做什么? 你没听姚家说过，阿大在江西劳改农场用烂泥揩屁股，你到时受得了?”
古月琴眼圈红了，这次她少有的软弱，丈夫下乡劳改，她终于顶不住了。
方长舟故作轻松：“‘五·七干校’是干部劳动锻炼的地方，怎么能等同劳改农场。”
“你以为我这点都不懂，‘五·七干校’名字好听，你看去的人，不是到倒台的干部，就是挨批的臭老九。都是带罪之身，和劳改分子有什么两样。”
“不管怎么说，与其没日没夜在牛棚受罪，不如去地广人稀的农村‘锻炼’，造反队的人不能都跟去，靠部队的人也管不过来。比起精神折磨，体力劳动没什么可怕，就当去农村体验生活吧。”
“你说得轻巧，在乡下生活，你的胃能受得了? ”古月琴一面说，一面往网袋里塞铜汤婆子。
“有只热水袋就够了，还带这么大只汤婆子做什么?”
“热水袋是焐手、焐胃的，晚上睡觉把汤婆子放在脚跟，不会受冷感冒。”
“五·七干校在奉贤，又不是去黑龙江，你不用担心。”
“不管奉贤还是黑龙江，你是黑帮分子，没事都迫害你，有了事谁管你的死活……？”古月琴话没完泪已滴下。
“好了，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次去，我就按你姐夫说的，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挺过这道难关，等待时局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