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议题与台湾女性


“国与国”是台湾男人的英勇呼吁。男人们要创造国族的历史，男人们要做走出埃及的现代摩西。同样，打飞弹震海峡、造核武显威风的也是男人。没有这样强烈而传统的“国家”概念和紧张惊险的政治游戏，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男人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

而台湾的现代女性史却在叙述另一类声音。它令我们看到：当“国家”发生变动时，被动地卷入并作出牺牲的是女性；当“国家”给各个族群留下伤痕痛楚，用善意和温柔去弥补和沟通的是女性；最后，能够超越“国家”去拥抱一切受难者的，还是女性。

这一类声音，可见于以“2．28”事件为题材的台湾文学中。在最初描写本省籍台湾人“悲情”的戒严时代的小说中，女性形像象征着台湾人无奈、被操纵、被迫害的命运。如吕赫若的《冬夜》，描写刚脱离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彩凤，怎样被代表“祖国”的外省人郭钦明强暴、逼婚、乃至抛弃。又如在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里，如云雀般可爱的台湾少女黄素，因为购买菜刀置办嫁妆，而被诬指为“2．28”暴动的杀人嫌犯，差点被枪决，最终成为与粪便为伍的疯女。

然而台湾女性绝不是只会控诉和仇恨的被动角色。到了戒严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无论国家的名字叫什么，外省人和本省人都同样是遭受专制“国家”迫害的人。女性角色因此成了弥补族群间伤痕的媒介。作家们叙述的，有父亲被外省政府打死的女人，与太太被本省示威群众打死的男人相爱的故事，也有外省籍将军之女与台湾乡下男孩相知、并同样承受政治迫害的描写。

尽管在台湾解严后，也有反映女性积极主动介入反对运动、显出政治地位的小说，但更多的描述还是证明，女人是被迫地卷入男人们制造的“国家”历史中去，被迫地承受苦难和酸辛。

真正的女性是不属于“国家”的。她们只属于“人”。她们或许不象征哪一个名称始终敲不定的“国家”，但她们代表组成国家的家庭，代表维系人类延续的感情。所以，当台湾政治家们不断变换新的政治大计、台湾商人不断飞越海峡拥抱市场，出生于台湾、后居香港多年的女作家施叔青说，她把国族认同问题全看开了。

施叔青在接受有关“世界女性文学”的访谈中，谈到大陆文学对她的心理冲击时说：“那时我很羡慕他们那么样的苦难和悲惨，我经常看他们的作品之后痛哭，心想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生活，我又怎么能够再挥霍我的生命，……然后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开始着手写香港三部曲。六四事件改变了我以前视为过客的心态，跟着一百多万人上街游行，……。”

这样的台湾女人的眼泪，不是献给哪个“国家”的。那样的泪水，落地成金。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