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评论】周育田、鲍彤、韩东方、胡佳、赵达功、陈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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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宏伟、韩彦君、杨银波、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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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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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运领袖赵品潞去世
　　◆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纽约去世　………………　《美国之音》
　　◆哀悼赵品璐先生　…………………………　（加拿大）安魂曲
　　◆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动力！　…………　（泰国曼谷）周育田


二、蒋彦永医生要求正名“六．四”
　　◆蒋医生的信分量极重，非同寻常　……………　（北京）鲍彤
　　◆纪念“六．四”，还政于民　………………　（香港）韩东方
　　◆为散发《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
　　　“政协”会议书》说几句心里话　……………　（北京）胡佳
　　◆蒋彦永引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浪潮　　（深圳）赵达功
　　◆我为什么支持蒋彦永医生　……………………　（广州）曾宏

三、认识问题
　　◆两岸军备竞赛：谁输谁赢？　………………　（美国）陈劲松
　　◆批许崇德的“民主”“爱国”论　………………………　阮杰
　　◆无法无天的中国　………………………………　（蚌埠）张林
　　◆答复肖勇先生　………………………………　（南京）杨天水
　　◆为自己的冷漠忏悔　…………………………　（中国）段宏庆
　　◆香港民主派难跨“民族”关　…………　（美国纽约）林保华
　　◆“辛辛苦苦几十年．又要回到解放前”
　　　──中共开大会．股市就大跌　…………………………　晨海

四、民主理论
　　◆浅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　（大连）刘宏伟、韩彦君

五、运动留痕
　　◆王继海访谈录：民间网聚（上）　…………　（重庆）杨银波

六、读史论今
　　◆不应缺席　…………………………………………………　牧惠

七、他山之石
　　◆台湾大选结果．攸关政经稳定　………　（美国纽约）林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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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纽约去世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导〕“6．4”天安门镇压后逃离中国
来到美国的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3月9日中午在纽约去世。许多熟悉他
的民运人士表示，赵品潞来美10几年生活非常艰苦，被诊断为癌症后
曾希望有机会回祖国探亲，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他在生命最后的
日子里告诉家人，希望他的儿子在他死后把骨灰带回中国。

48岁的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3月9日在他父亲、太太、儿子的陪伴下走
完了人生最后阶段。负责赵品潞治丧事宜的纽约华裔律师李进进说，
赵品潞3月8日晚因昏迷紧急入住纽约皇后医院，一度完全靠输氧维持
生命，9日中午12时20分因晚期肺癌扩散导致失去肺功去世。

尽管赵品潞在两年前就被诊断为晚期肺癌，但是家人对他的去世仍然
极为悲痛。他太太张桂芬说：“最后没有跟他说上几句话。因为我没
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去医院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参与“6．4”运动逃离中国

赵品潞生于1956年，北京人，曾是中国铁道部所属企业的木工。在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他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选出的5位常委
之一，“6．4”解放军开枪镇压后因遭中国政府通缉逃离中国，在香
港流亡3年，1992年底以难民身分来到美国，10多年来一直靠打工为
生。

§§积极参与海外民运

虽然生活非常艰苦，赵品潞一直积极参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
在2002年初被诊断得了晚期肺癌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不落人后。他的
太太张桂芬说，前些日子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还惦记着要去开会。

张桂芬说：“他已经起不来地不吃不喝整天在炕上躺著。他动都动不
了了，他还想去，我就说，你也没法去了。”

§§遗嘱骨灰带回中国

赵品潞在得癌症的两年内曾参予了争取自己回国权利的活动。眼看着
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重新踏上故土，他最后向他的太太表示了自己热
爱中国的愿望。张桂芬说：“他说了死了以后骨灰让他儿子给他带回
大陆。”

律师李进进说，根据中国人权1994年公布的中国政府禁止异议人士入
境的名单，赵品潞被归入了其中的第2类。他父亲10天前在他病情恶
化后前来美国探望他。

§§奋力争取回国权力

李进进说：“我觉得他想回国一个是政治上的，就是他被列入不准入
境的名单。第2点是为了亲情，很多兄弟姐妹，父母都在北京。即便
他的父母可以来美国，但是兄弟姐妹不大容易来。”

赵品潞的弟弟因参加“6．4”事件被中国政府判刑13年。目前虽获保
外就医，但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因工作导致患癌

一直很欣赏赵品潞人品的前社科院政治学所主任严家其在赵品潞得癌
症后多次前去看望他，今天他再次去看他时走进病房才知道老赵已经
去世了。严家其说，赵品潞因为“6．4”逃离中国来到美国，10多年
来一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的生活稍有改善是在他做装修工的时
候，但是也正是在那时，可能由于不良的工作条件，使他吸入了过多
涂料中的有害物质而得了肺癌。

严家其说：“我总感到不管怎么样赵品潞是一个热爱我们中国，而且
为了‘6．4’，为了一种信念，一种民主的信念，等于牺牲了自己的
生命，所以我很难受。”

§§人品正直广受尊敬

赵品潞的朋友律师叶宁说，赵品潞是一个光明磊落、非常正直的工运
领袖。他为人热情有很强大组织能力。叶宁说：“赵先生一直在兢兢
业业、汗牛充栋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他也是中国自有劳工运动
的奠基人。”

赵品潞的亲朋好友将于星期二晚上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会上将确定
赵品潞追悼会的日期。

〔转载自《大纪元》2004.3.10 07:10；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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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赵品璐先生

安魂曲


各位朋友

赵先生是当年支持学生的北京工人领袖之一，“6．4”镇压后，他们
这些可爱的北京工人、市民付出了比我们学生更大的代价，这一点我
们这一代人一直有愧于他们……如今赵先生在全球呼吁为“6．4”正
名的热潮中却英年早逝，实在令我这个不认识他的当年学生感到悲痛
和惋惜。

我已经致电给赵先生朋友转达了我对他家人的慰问，并表示：
“6．4”的翻案的日子一定不会远，赵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得到
告慰的。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大家都致电赵先生朋友（电话号码见如下新闻）
请他转达一句对赵先生家人的慰问──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赵先生这样
当年那些最可爱的人呢？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纪念“6．4”15周年活
动一部分。

谢谢大家了！

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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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报导〕纽约华裔律师李进进对多维社说，48岁的中国工
运领袖赵品潞3月9日12时20分因肺癌晚期在纽约皇后医院去世，生前
他曾希望回到祖国。

李进进律师对多维社说，著名名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3月8日晚因昏迷
紧急入住纽约皇后医院，一度完全靠输养维持生命，9日中午12时20
分因肺癌晚期去世。

赵品潞生于1956年，北京人，曾是中国铁道部所属企业工人，在1989
年是北京工自联5常委之一，因遭中国政府通缉逃亡3年，1992年底经
香港流亡美国，靠打工为生。

赵品潞的父亲、夫人、儿子陪他走完人生最后阶段。

赵品潞的弟弟因参加“6．4”事件被中国政府判刑13年。

赵品潞曾参予争取自己回国权利的活动。

有关赵品潞的信息，请致电：212-33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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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动力！

周育田


惊悉，中国自由劳工运动奠基人、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先生于3月9
日在美国纽约英年早逝，我们均感到无比的震惊和遗憾。

赵品潞先生一生热爱我们的祖国，为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进步在89、
“6．4”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毅然的领导了北京工自联的工运活动，也
为此遭到中共政府的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

赵品潞先生在美国期间，多年来、虽然生活艰苦，却一直在积极参与
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作为一个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黑名单上成员之
一，他仍坚持自己的民主信念，积极参加争取回国权力的正义抗争活
动和自有劳工运动的宣传。

赵品潞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制度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工运领袖，以他
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风范和优秀的领导才华给我们树立了现代工运
领袖的光辉榜样。

赵品潞先生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为中国现代的工运事业所做的
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在此，我们向赵品潞先生的家属、亲人和友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200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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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医生的信分量极重，非同寻常

鲍彤


蒋彦永医生最近向人大政协两会和党国领导发出的《关于为
“六．四”正名的建议信》，分量极重，非同寻常。

“6．4”惨案发生后，官方企图在老百姓心中把不同意镇压学生和市
民的意见铲除掉，但是年年没有成功。年年都有维护共和和民主的志
士仁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蒋医生在今年这封信中，追述了三个重要的史实。

第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有4位委员因为同情爱国学生而被清查，
有人要开除他们党籍（当时叫做“不准登记”），陈云知道了，立即
写信给中顾委，加以制止：“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这个
史实告诉世人，即使在当时，中共超级元老陈云也认为镇压是短命
的，经不起考验的。

第二，另一位中共元老杨尚昆1998年亲口说，“6．4”事件是中共历
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杨在
“6．4”时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常务副主席，是邓小平所作出的军事
镇压决策的最高执行人。这个史实告诉世人，杨虽然是邓的决策的最
高执行人，但在去世之前，也痛心地认识到这是中共最严重的因而非
纠正不可的错误。

第三，蒋医生以救死扶伤的亲身经历告诉新的领导人，事情绝非如某
一位党国领导人在美国所搪塞的那样，“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仅
蒋和他的同事所在的一个医院，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
的两个钟头内，就接受了89位无辜受伤的平民，其中7人抢救无效当
场死亡，有些是惨遭开花弹或毒气袭击不治而死的。用战争武器对待
和平的老百姓，是任何三寸不烂之舌所无法辩解的。歌颂这种赫赫战
功和“果断决策”，是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绝对无法理解的。

“6．4”镇压老百姓，第一丧失民心，破坏国体；第二即使在最高层
领导中，所谓“一致”也极其勉强和脆弱。企图把这种决策作为永世
不变的定论强加在10几亿人民头上，办得到吗？

15年来有人总是说，镇压得对，镇压得好，镇压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
的、正确的、永远不准改变的结论。蒋医生在向新领导人表达老百姓
意见的同时，提供了这些分量极重的史实。这些史实以及其他更多的
事实，中顾委的许多委员知道，部队的许多将领知道，北京市的许多
医生知道，其他许多干部和群众也知道，是抹煞不了的，瞒不过去
的。

蒋医生的建议，有助于新的领导人体察民情，了解真相，重新认识，
重新判断。这份建议，现在已在网络上流传，可以帮助一切关心中国
进步的人们，进一步考察党国新领导在处理这一大是大非上，将如何
体现执政为民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保障人权的原则，政务公开
的原则，——所有政协原则，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政协大会上，都是提得很高的。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3.10 07:34；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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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还政于民

韩东方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在瘟疫肆虐的季节，在枪林弹雨的战
场，在垂危病人弥留的病房，医生总是与希望同时出现的。哪怕，瘟
疫仍会夺去众多宝贵的生命，子弹照样穿透士兵的胸膛，弥留者最终
也会停止呼吸。

为此，人们对医生往往有一种特别的敬重。

曾几何时，有一名中国医生却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又担起了手术
刀和听诊器难以担当的拯救全民以至全人类的使命来。2003年春天，
北京解放军301医院蒋彦永医生，不顾自己有可能遇到的“政治风
险”，挺身而出揭穿ＳＡＲＳ谎言，此一举动不但救下了千万条性
命，更把正在跌向地狱深渊的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信誉挽救了回来。当
然，蒋医生无力象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样，把我们中国
人带进“那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中国人也没有因为蒋医生的举动而
成为圣徒天使，但，我们没有堕入地狱成为被万世唾骂人人喊打的人
间瘟神魔鬼，已经算是万幸了！为此，无论走到那里，无论是遭歧视
的还是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感激蒋医生！

整整一年之后，蒋医生在拯救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信誉之后，又在国
人的良心上猛击一了掌。

2月24日，他再次冒着未知的“政治风险”，向即将召开的第10届全
国人大、政协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发出一份建议书，要求正视
“6．4”受难者家属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
公开信提出的严正要求”，为“6．4”正名。蒋医生在建议书中指
出：“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
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
交代不过去的。”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不过，国人也应该明白，蒋
医生在人大政协会议之际，在“6．4”屠杀15周年前夕重提
“6．4”，这一掌，并非只是击在人大、政协的代表和委员们的良心
上，更应该击在你我这些普通公民的良心上。如果说，蒋医生2003年
揭开ＳＡＲＳ谎言的举动是把我们中国人差点儿在一瞬间破产的民族
信誉挽救了回来的话，那么，提出给““6．4””正名的要求，便是
要唤醒我们这个麻木健忘的民族的集体记忆。

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该扣心自问：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
们身边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人，我做过些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又
应该做些什么呢？

（《公民议政．编辑的话》）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3.10 08:13；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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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散发《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说几句心里话

胡佳


我想很多朋友已经读到蒋彦永教授的给人大和政协的上书，但我还是
要转发给大家，并且也说几句心里话。

3年多来和艾滋病结下了缘分，去年也经历了ＳＡＲＳ的考验。说真
话、把真相告诉人民一直是我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工作中心。恰恰在
1个月以前，我曾经安排过蒋彦永教授和高耀洁教授的会面。两位老
医生见面分外高兴，而他们的观点也惊人的朴实一致“第一要讲真
话，第二要为病人着想”。又想起古时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中
的誓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
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
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
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
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
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1989年我15岁。由于父母是右派，小时候我自己也当过狗崽子颠沛流
离，所以对沉重的历史有一点体验，就象一本书的名字《往事并不如
烟》。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他
是我家的恩人。89年当他去世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之后天安门
广场诗抄，4月27日10所高校的环城大游行，我也曾经和高校的大哥
大姐们一起环城呐喊：“卖掉奔驰，还清国债”，“人民日报，胡说
八道（针对“4．26”社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
央电台，颠倒黑白”……没有人看出我是个初三的学生。队伍不时一
起唱起雄壮的《国际歌》，我想英特那雄奈尔究竟怎样我们未必清
楚，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讨得一份社会的公道，反对的是官倒等腐
败。50多天里，记不清多少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和数不清的普通人一
道群情激跃。从5月底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我有幸和很
多成年人一起去搭设路障，阻挡军车，劝解军人，焚烧坦克……，一
切一切历历在目。那是无悔的岁月。尽一点生而为人的义务。

6月3日凌晨开始，广场沦陷。不久数以百计的人们丧命在“人民子弟
兵”的枪弹和坦克车轮下。之后的将近半年里，当局的各种秋后算账
纷至沓来，作为高一学生，我们也人人自危。而戒严部队类似占领军
分布在北京各地，我们总是避开他们这些刽子手的营房。杀过人沾满
老百姓鲜血的军队，无论如何也给人日本鬼子一样的印象。直到这些
屠城解放军撤离北京，我们才有了解放的感觉。

1989年10月1日，政府为了保持稳定防备学生无事生非，北京市把数
万高中学生集中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看着三流球队踢了一场索然
无味的足球，而对面是上千荷枪实弹的武警，虎视耽耽看台上我们这
些15、6岁的中学生。硕大的体育场安安静静，没有人叫好，没有人
有任何对于体育的热切表达，同学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头接耳，我们的
心里是空白和恐惧，甚至担心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对面就会倾泻过
来密集的弹雨，然后我们就可能齐刷刷倒在秋夜的寒风中，和夏天那
些无辜的死难者一样无法与父母诀别就被卡车运走，埋葬在不为人知
的地方。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长出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冷战。毕竟
我们确信，当时的政府和军队什么都干得出来。

1999年“6．4”10周年之前，政府开始全面封闭整修天安门广场，从
5月份一直修到7月，我们都明了官方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采取如此措
施。又是5年过去了。这块压在我们心上巨石一定要搬开，公道一定
要回来。今年我30岁，15岁那年“6．4”天安门惨案改变了我许多，
因为厌恶杀戮所以信仰佛教，同时慢慢开始食素。生命又一次走过了
15年，人生没有几个15年，这一年尤不可虚度。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修
宪中提及了神圣的两个字“人权”，人类尊严的条款终于要列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法典。本届政府应还89“6．4”无辜惨死在军队暴
行下的老百姓公道，给他们的家属国家赔偿，在6月4日降半旗致哀。
并承认那是一场严重的浩劫，是当时政府的重大的失误。

我不知道“6．4”有多少人直接和间接的被夺去生命，而我所能为
“6．4”死难者做的就是在6月3日凌晨到6月4日去天安门给他们守
夜，扎起千朵白花，燃起千只蜡烛，祈祷无辜的人们在天之灵安息。
这份小小的心愿是基本的诉求，我将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周年时
递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那里曾经是我为人权问题申请过示威
游行的地方，但这一次的意义有所不同，因为这不是示威或游行，而
是如清明的扫墓一样为了纪念和祭奠无辜的死难者。

祝平安！

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胡佳敬上
010-85835522 86000663
freebornchina@hotmail.com

附件中我2月9日拍摄了一幅照片，各位可以看到两位大医。〔附件与
《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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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引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浪潮

赵达功


2002年5月20日，英国ＢＢＣ记者魏城撰文《“六．四”不再是“话
题”》。文中说：“13年过去了，‘6．4’无论是在中国的政坛上，
还是在华人的网坛上，都已经不再是一个‘issue’（话题）了，仍
然等待‘6．4’13周年纪念日前后上网‘看戏’的心态，说白了，不
是民运人士的自作多情，就是海外记者的无事生非。”魏城还分析
说：“‘6．4’话题渐渐变得不再是‘话题’，虽然令民运人士和自
由派人士痛心疾首，但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一是时间毕竟长了，当
年触目惊心的“6．4”血迹如今已被岁月的季风吹干、被时光的流水
冲淡，二是中国多少变了，尽管民主化的目标仍然遥遥无期，但邓小
平南巡后的全民经商热暂时转移了民众的视线、释放了青年人的精
力。”看了魏城的这篇文章，顿时我的心也凉了半截。魏城分析得是
有道理，但我不相信“6．4”不再是“话题”，“6．4”作为中国历
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定是永恒的话题。为纪念“6．4”13周
年，我当时撰文《“六．四”是永恒的话题》，文中写道：“推动历
史变革的大事件都是永恒的话题。1989年春夏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的那场民主运动，是一个里程碑，6月4日的枪声，更为这场伟大运
动平添几分悲壮豪情。如果说“5．4”运动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伟
大运动和一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而载入史册，那么“6．4”运动
则是作为一场反对专制和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6．4”象五四一样，是永恒的话题。”

如今，“6．4”1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曾揭露中共当局隐瞒ＳＡＲ
Ｓ疫情被誉为民族英雄的蒋彦永大夫，又一次作为民族的脊梁，冒着
坐牢的危险，勇敢站出来，向中共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和政协上
书：《关于为89年“6．4”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蒋彦永写
道：“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
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
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
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
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
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
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
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
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
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
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6．4”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蒋彦永大
夫以自己救治负伤死难学生的亲身经历，控诉了中共当局当年毫无人
性的野蛮行径。许多读者看了蒋彦永大夫的上书，都群情激奋，热血
沸腾，掀起了谴责中共当局野蛮暴行的抗议浪潮。

15年来，“每到“6．4”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
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
“6．4”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
和愤慨。”人们不可能忘记“6．4”的坦克和枪声，“6．4”是中华
民族的心痛，也让中国人民越来越觉悟。专制和暴政是要毁掉中华民
族，只有走共和的道路，只有民主自由，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解放。

我们相信中共不是铁板一块，为“6．4”死难者昭雪将引发中共的分
裂。既然有赵紫阳、杨尚昆等中共高官反对当年暴力镇压学生，那么
相信现在的中共当局内部也有同情学生和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蒋彦
永大夫的上书已经引领掀起为“6．4”平反的浪潮，同时也让中共当
局坐卧不宁。我们希望胡温和中共内部的有识之士能够肩负起改变政
治体制的责任，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有力推动者。

（2004年3月10日）

〔转载自《大纪元》2004.3.10 06:33；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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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支持蒋彦永医生

曾宏


首先，作为一名70年出生的中国青年，本人十分惭愧在89年“6．4”
爱国运动之中没有任何贡献，因为当时，19岁的我没有象其他优秀的
同学那样在大学校园里面继续深造，而是在家乡重庆的一间酒店工
作。除了在“6．4”期间观看过大街上的游行和活动外，唯一的表示
就是捐了几十块钱给苦难的学生们。

92年之后，我就来到广州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一直居住在这个
南国城市里，成为了在此置业定居的“新客家人”。本来，我和
“6．4”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也轮不到我这样一
介草民来发言和关注，但是自从2002年底在我居住的小区——丽江花
园的业主维权活动自发展开之后，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我有
了两次思考“6．4”的机会。

2003年1月初，为了避免维权业主被有关方面刻意安排的打手无辜伤
害，我无奈之下连同200多位业主来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的信访办公室
上访，记得当时我和其他4名代表在登记身分证之后，进入了内部办
公室与一位年约50的女干部等几位官员对话。女干部的态度非常高
傲，并且气势汹汹，说，你们这些外地打工的，好好工作就好了，信
访不是随随便便的，墙壁上信访条例自己去看清楚了……

突然，有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进来，与他们耳语了几句，干部们面色
大变，严厉地对我说，曾先生，您带来的几百名业主现在不听劝阻，
张开横幅拥挤在省政府的大门口，影响了省政府的正常办公秩序，如
果您不能立即劝说他们回到信访办公室的大厅，我们就不能承认您的
代表身分，并且会立即停止任何对话，将这次活动定性为无序上访甚
至……

女干部一看这样，火气更大了，她大声地说，人多怎么样，人多我们
不怕，“6．4”的时候我们这个大门30万人也扛过来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出去苦苦劝说大家回来，但对话却没有任何结果
……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6．4”的时候那种违背民意、民心的强
势作风来恐吓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维权业主。

第二次涉及“6．4”，则是2003年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介
绍我和其他业主由维权坚持到参加业主委员会竞选的深度报道——
《我们代表小业主利益》一文后，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帮我联系了
某电视台的记者准备跟进采访，后来听说记者们准备出发之时，有关
方面去电指示：“曾宏不能采访，是个‘6．4’分子……”，搞得我
朋友当面问我，曾宏，你“6．4”作了些什么？我只好惭愧地说，我
“6．4”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我在想，奇怪，快15年了，“6．4”这个中华民族的伤口，不但没都
得到大家的关怀和安抚，却一方面被有些机关干部用来为自己打气，
另一方面又被有关方面用来压制不同声音……

“6．4”——难道成了某些人解决问题的万用灵药了吗？

之后，我一直在深深思考，什么是“6．4”的原因呢？又是什么阻碍
了平凡“6．4”呢？而我，这个当年在“6．4”时期袖手旁观的青年
人能为“6．4”做一点什么呢？

我认为，“6．4”惨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就是“文革”的流毒没有真正
肃清。当年的执政者在肃清“文革”流毒的问题上采取了利己主义和
庸俗实用主义的方式，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文革”流毒的生命力和持
久性。“文革”病毒，就好象ＳＡＲＳ的冠状病毒一样，你不科学
地、坚决地、全面地消毒和杀灭它，它就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就好比大的方面：在镇压法轮功的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类似
于“揭批”等官方语言，与“文革”时期的官方语言是多么的相似；
再看看现在的主流媒体对某些领导人的新闻报道，表现出中国共产党
自己过去强调要唾弃的个人崇拜势头卷土重来是多么猛烈！

小的方面：就在客观反映小业主参加竞选的深度报道——“我们代表
小业主利益”一文出来以后，我所居住的小区发展商，连同其扶持的
业委会，运用各种名义，不但在今年春节前后在小区内上百个楼宇大
堂张贴了几百张类似“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宣传品，并且在他们
自办的刊物上大张旗鼓地转载。这些作品断章取义、故意歪曲并反复
谩骂、威胁、打压本人以及媒体。不单如此，他们不但不为自己所管
理的社区因为鼠患而出现去年冬季国内首例ＳＡＲＳ病例感到汗颜，
反而在除夕前后借口发布防范ＳＡＲＳ信息，特别印制增刊来继续攻
击、谩骂。

所以说，ＳＡＲＳ和禽流感需要彻底清除、根治和长期预防，“文
革”流毒也同样需要彻底清理。否则，不但“文革”流毒本身会变
种、泛滥，“6．4”悲剧也会重演，其实“6．4”一直在重演，只是
范围、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

阻挠“6．4”平凡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梦想万岁的中国共产党了。
地球上，万年寿命的，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国家，更没有政党，只有
一点点化石。“万岁”只不过是封建社会帝王君主的封建思想核心罢
了——“千秋万代都是吾皇天下”。火星上倒是有很多“万岁”甚至
“亿岁”，那多数也是些石头。所以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发
展成为一个石头政党，反而应该真正地与时俱进，实现“三个代表”
的要求，成为全民的代表，理所当然、正当光明地进化成为“中国社
会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摒弃列宁式政党——苏共的模式，才可
能真正肃清“文革”的流毒，从源头上预防“6．4”悲剧的重演。

参与公民维权活动15个月来，本人所作的努力和贡献都非常不够，所
得到的改善也非常有限。但由于超常的压力却给了我超常的思考果
实，我常常思考自身所面对的问题——业主维权，和整个社会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之间的关联关系，我发现，中国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是行不通的。我虽然作为业主在苦苦地为自己和社区的利益奋
斗，但却无法帮助失学的儿童，无法协助苦难的农民，只能眼睁睁看
着环境恶化，腐败当道……

所以，当我看到新时期中国的“良心”——70有余蒋医生的积极倡议
之后，我已经无法沉默下去了，我已经无法再自欺欺人地苦苦地只追
求业主的权利了，我倡议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拿起笔来，写出您真
实的想法，说出您更好的建议，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以无
比的勇气和宽广的胸襟，一起来书写历史新的一页！

人生根本就没有希望，只有创造，请即刻觉醒，全面投入来创造我们
全新的未来！

——与全球华人朋友共勉！

（广州丽江花园曾宏；johnsonzeng@yahoo.com.cn）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3.10 08:34；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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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军备竞赛：谁输谁赢？

陈劲松


11.6%！经过短短一年的微幅下调之后，中国军费开支再度回复两位
数增长。这是当局在近期“两会”上公布的“财政预算”。事实上，
以两位数狂增的军费开支，已经连续15年，在2001和2002两个年度，
曾分别达到17.7%和17.6%的增长峰值。如今，中国年度军费开支仅次
于“唯一超强”美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军事开销大国。15年
间，军费的增速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似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
的，竟是要服务于军事。所谓“和平崛起”一说，莫非自欺欺人？

北京扩充军力，说来既非针对美国，也非针对俄国（超越这两国，可
能性几乎为零），又非针对日本（和平建设的日本，并不构成威
胁），甚至也非针对印度（其主要敌人乃巴基斯坦），直接针对的，
仅仅是台湾而已，一个小岛，“可爱的宝岛”。（当然，也有另外一
说：鉴于军备暴增始于“6．4”镇压后的1989年，中南海扩军，表面
上对付台湾，实际上是为了对付自己的人民。）

历次台湾选举，北京皆以恫吓与威胁相向，不仅失败，且适得其反，
每每造成其不喜欢的一方获胜。在交纳了无数昂贵的学费之后，也总
算学了点什么。面对本次台湾总统大选，中南海学乖了，低调了，再
也不敢“发飙”了，甚至干脆，不表态了。却仍以暴增军费，为硬的
一手，所谓“一手软一手硬”。

两岸军备竞赛，究竟对谁有好处？

其一，对俄国有好处。大陆动辄砸下数十亿美元，购买的，都是俄国
货，连所谓“国产”，也大都从俄国模仿而来，包括“神舟五号”。
不断传出中方上当吃亏的案例，诸如：中方向俄方购买两艘“现代
级”驱逐舰，被敲诈了超过该批军舰原价格整整一倍的代价。从某种
意义上而言，北京大肆采购俄国军火，实为俄罗斯经济复苏做出了巨
大贡献。

其二，对美国有好处。作为抗衡，台湾也动辄砸下数十亿美元，购买
美式装备。美国军火交易火爆，正是法德等国嫉妒之处。法德因而力
主取消对中军售，果如此，两岸军备竞赛必更形热闹非凡。因为，北
京与台北之间的军备竞赛，可能演变成法德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其三，对“台独”有好处。不管北京喜欢也罢，憎恨也罢，台湾独立
运动蒸蒸日上。台湾启动首次全民公投，正是基于对岸的军事威胁。
北京做法，可谓“授人以柄”。

两岸军备竞赛，究竟对谁有坏处？

其一，对大陆人民有坏处。中共执政，首先“瞎折腾”了30年，好不
容易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百废待兴，却为了个台湾，劳民伤
财。仅仅以落后的大陆教育为题，大陆军费开支至少是其教育开支的
三倍。如果不是穷兵黩武，将钱投到教育上，中国人将获益多少？中
国又将进步多少？

其二，对台湾人民有坏处。两岸同文同种，本是手足同胞。却因恶性
军备竞赛，不断加深敌对与仇恨。倘若擦枪走火，当真干将起来，必
两败俱伤。台湾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已跻身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势必
受到影响。

其三，对世界人民有坏处。两岸如果开战，必祸及邻里，卷入更多国
家。“城门失火，秧及鱼池。”至少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
稳定”。

两岸军备竞赛，究竟谁是输家？

面对这场旷日持久和日趋激烈的军备竞赛，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赢家，
极可能的是，两岸都是输家。最肯定的是，大陆，将成为最大的输
家。

首先，大陆与台湾，各自分治超过半个或一个世纪，大陆不以仁政召
唤，却企图以武力相统，道义上已经输了。

其次，两岸较劲，与其说是大陆与台湾的军备竞赛，不如说是大陆与
美国的军备竞赛。大陆以俄制装备相抗衡，实属以卵击石，“自废武
功”。美国武器售台，招招克敌制敌。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中共执政55年，至今没能取得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制海权，原
因正在于此。回顾美苏军备竞赛，最终以美国拖垮苏联，苏联解体告
终。况中共乎！

再次，台湾有美国协防，至少潜在协防，说宽一些，还有日本协防；
反观大陆，没有任何他国承诺协防，更不可能协攻。说到半个世纪前
的朝鲜战争，金日成与斯大林唱双簧，联手将中国拖入战火之后，作
为盟国，苏联竟做壁上观，坐视我中华儿女成炮灰。俄国人之奸猾，
之不可信不可靠，形迹昭然。何况今日！

再者，台湾虽小，其人均产值却在大陆人均产值10倍以上，大陆买得
起的，台湾一定买得起；台湾买得起的，大陆未必买得起。两岸军备
竞赛，长此以往，大陆极可能倾家荡产。

实际上，中南海诸公恐怕暗自后悔：悔不该，将统一的调子唱得那般
高。原以为，几番恐吓威胁，几番耀武扬威，就能令台湾服软、就
范。没想到这块骨头竟这么难啃啊！以至于今日拉不下面子，下不了
台。

中南海诸公恐怕也暗自庆幸：好在没有向苏联讨领土，好在没有把钓
鱼岛主权喊太响，好在没有到南沙群岛“寸土必争”。勘定边界，搁
置争端，忍气吞声。不然，今日头疼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台湾
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3.9 19:59；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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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许崇德的“民主”“爱国”论

阮杰


近日读到新华社发表的署名许崇德的文章。其言论荒谬程度简直不值
一驳。但眼看耳闻这些颠倒是非的言论，若不批不驳，笔着心里难
受。再者如果没有人开腔，他还以为众人在洗耳恭听呢。

许氏在文中说：“照搬西方民主，除了给香港社会带来混乱，不能解
决香港的失业问题，也不能让大家吃饱肚子，更不用说使香港经济复
生。”。在此，笔者倒是想问问许氏今年多大岁数了？是3岁还是6
岁？竟然对中国现代史和香港历史一点都不懂。97年前，香港不就是
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吗？当时香港人民不但能吃饱肚子，而且还能吃得
很好，生活质量比现在还好得很多。整个香港社会经济繁荣，政局稳
定。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香港人民享受充分的自由。按许氏的意
思，把中共治国的那一套拿到香港，香港就会变好。那让我们来看
看，中共50年的统治给大陆带来什么。从1958年到1963年中共推行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让全中国2,2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逃跑
到香港兜卖小领带为生，幸免于饿死。〕。从1966年到1976年中共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又让全中国2,000万人死于非命。80年代以
后，中共实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但最后养肥的是中共掌
权阶层和那些依附公权力来掠夺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中国人口85%
以上的农民和城镇工人受剥削之程度更为深重，沦为无权无钱无尊严
的“三无”群体。据保守统计至2003年止，全国城镇下岗职工达
5,000万以上。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失业率达27%以上。一日三
餐以咸鱼送饭的下岗职工到处可见，无钱交学费而失学的农村儿童不
计其数，无钱就医而白白等死的农民比比皆是。据联合国统计，中国
有18的人口（实际不止此数〕每天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中国社会现
有财富80%集中到15%的人的口袋里。中国贫富差距已回到“解放
前”，基尼系数达0.59，大大超过国际标准的0.4之安全指标。更不
幸的是，中共当权者们还慷人民之慨花数百亿元送了“神五”上天，
但还觉得不过瘾，面子还不够大，还要铸“神六”，造“神七”。这
就是中共英明统治下的中国！如许氏所言，把不损一草一木的50万人
大游行看成社会混乱的话。这种混乱正是中共造成的。不是吗？50万
人游行就是反对欲强加于港人的侵犯人权的23条。如果说西方式的民
主解决不了香港的失业问题，那么中共那套只有增加香港的失业人
数。

许氏在其文中说道：“有少数人从‘民主抗共’出发，采取与中央对
抗的态度，这与民主是根本背道而行。”事实已摆在我们面前，现在
要求普选的是多数人，是主流民意。中共当局没有从善如流，尊从民
意。是中央对抗港民，不是港民对抗中央。许氏所言完全是不顾事
实，颠倒黑白。与中央对抗就是与民主背道而行之说更是令人笑掉牙
齿，跌破眼镜。世人皆知中共政权是个专制政权。什么叫“专制“？
在词典里的定义是独自掌握政权，凭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操纵一
切。什么叫“民主”？民主的含义与专制相对，是指国家元首和国家
的权力机关定期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和组党结社自由的权利并能参与决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和重大国事。中
共是用暴力取得政权并非由民选上台执政。自把握国家权力之日起，
中共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清除和压制反对团体，迫害异议人士，实
行严厉的党禁报禁制度，强行向国民灌输马列毛的共产专制理论。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无论是公检法部门还是政府各部门所有官
员都是由中共党员和中共选定的拥共党外分子担任。所谓的人大和政
协代表也只不过是中共钦定的自己人。占全国人口95%的普通民众从
未有表达自己政见和行使公民选举权的机会。大从国家权力机关到国
家的军队，小到村民委员会；外从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物质资料及人
的自身，内到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中共控制和操纵中国社会
的方方面面。中共就是采用如此这般手段独霸国家权力达半个多世
纪。这样的政权不是专制，是什么？号称法学教授的许某人竟然不知
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如果是真的不懂，那
许某人是个十足的混混。选派这样的混混来参与制定《基本法》，真
是国人的悲哀。如果是故意颠倒黑白，那许某人的品德有问题。拿这
样缺德的人来教书育人，岂不是害人子弟？

许某人再次强调邓小平的话，说：“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
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那么请
问，中央钦定的就一定是爱国者？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庭
等等之流不都是中央钦定的吗？他们是什么货色？难道他们贪污受
贿，侵吞公产是爱国吗？许氏还说：“主张香港‘政改’由他们（指
港民〕来决定，爱国标准要由他们来定。这不行的。”就算香港人民
或说香港民主派没有权力决定爱国标准，那你们几个中共的政治寡头
曾几何时国人授权给你们来制定爱国标准？谁不知道你们的爱国标准
就是爱中国共产党。说穿了，你们要选的就是一个能帮助你们维护专
制政权的人，一个能帮你们在香港落定23条或诸如此类东西的人。根
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爱国人士。

〔转载自《大纪元》2004.3.10 06:03；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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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天的中国

张林


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只有极权专制的政令，来规范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这些政令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而且根本不切合实际，所以
执行机构只得模糊按照上级政令，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执行。所以
人们戏称：“法律好比橡皮筋，想松就松，想紧就紧。”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而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空前密切而复
杂的，人们很难凭著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来处理这些关系，因而
産生了大量的矛盾，50多年来这些矛盾一直在积累，而且这几年呈现
爆炸性激增。

在农村，一个数十万人口的县，只有一个法院。所以农民遇到纠纷，
根本不可能去找法官解决，只能通过谈判或打斗来摆平。中国农民到
现在爲止，实际上还得不到任何法律服务。在共产党腐恶专制下，让
8亿农民通过打官司解决纠纷，根本是不现实的。

城市几十万市民虽然有几个法院，也几乎不能通过法庭来裁决是非。
“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专政大门朝钱开，有理无
钱莫进来。”如果你一定要去打官司，那你就要首先准备好足够的贿
赂，一定要比你的对手多。即便你打赢了官司，也是没用的，还要再
花钱执行。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宁可被打掉牙齿往肚里
吞，也不愿去打官司。

中国的“司法”机构，主要是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
是按照上级需要，按照上级命令抓人审判，从来也没有爲人民服务
过。

这些专政机关，当然更要爲自己的利益服务，所以腐败丛生，愈演愈
烈。

无法，还无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生産力水平低下，不能象工业
社会这样提供细致周到的法律服务。传统农业生活方式也相对稳定，
也没必要供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以儒家伦理就成爲人们日常生活的
道德规范，往往比法律更重要。但是共产党却又野蛮地摧毁了传统伦
理，也不允许新的伦理或宗教生存发展。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干起坏事来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心理负
担。只要能获得利益，中国人什么都敢干。一个村庄专门搞盗窃，一
个村庄专门劫货车，一个村庄专门搞诈骗，一个村庄专门制造假药，
一个村庄专门制毒贩毒。

所以中国不是象文明社会那样按照，按照社会的正常需要合理分工并
分配利益，而是按照狡猾、邪恶、欺诈的特长来分工，按这几方面的
水平来分配利益，几乎和原始森林里食肉动物、食草动物、昆虫及飞
禽的分工类似。

在这种背景下，官员们个个贪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大家都不
遵守游戏规则，人人都唯利是图，而且不择手段，那么官员们爲什么
要例外呢？

无法无天的国家当然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会被肆意污染
破坏掉，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将不复存在。而所有这些堕落和罪
恶积累到一定时候也会爆发的。当我们食尽了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切伦
理道德、一切礼义廉耻和信用的时候，国人之间只有赤裸相见，白刀
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

（2004年3月4日于蚌埠）

〔转载自《大纪元》2004.3.4 16:50；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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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肖勇先生

杨天水


肖勇先生：

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质问。由于最近忙于谋生，没有及时回复你的
质问，非常抱歉。用“中华泪”的名字，不是因为要匿名，而是此前
几天和警方达成了协定：即5月底剥权期结束之前，不再用杨天水的
名字发表文章。妥协，是我们力量极其虚弱时候的一种无奈的退却。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5月底之前，不再和你在互联网上公开讨论。待我
剥权期满，即本年的6月开始，我将很乐意和你以及其他1、2个人甚
至是所有的人，公开地善意地讨论人格等等重大的问题。比人品，比
道德，比宽容，应该是所有的愿意言行一致的为了大陆社会进步的中
国人的责任，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有
缺点并不可怕，也并不影响他在矫正自己的同时继续为社会的进步事
业推波助澜。

肖勇先生前几天有篇文章，关于杨天水（中华泪）《谈谈江苏民运》
一文的补充说明──问杨天水（南京）肖勇（王佐之）。

§§一、

（这篇文章里肖先生说道：“我和杨天水先生可能只剩下是非关系
了，虽然这种关系是我所不希望发生的。”）

首先肯定的是肖先生也是受过迫害的人，被关押了半年。但是我杨天
水不光和肖先生，其实还有一些人之间，可能只剩下也仅仅是“是非
关系”了。这有什么要紧呢？是非关系，是人类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
系之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孟子说过“无是非之心，非人
也”，意思应该是强调是与非的道德意识是人性的应有的特性罢了。
这种关系不是希望与否的事情，而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再说哪个人交
朋友是为了失去朋友的呢？

§§二、

（这篇文章里肖先生说道：一、关于“中国新学人读书会”我和杨天
水先生相识于86年学运前后。我们当时顺应86学运的形势，准备成立
一个组织，以继续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事业。由于在一个关键问题上
我和杨先生没有达成共识，导致“中国新学人读书会”没有实施而流
产。这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直接创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从事政治活
动、还是创立一个学术性组织来掩护我们从事政治活动呢？杨先生确
有领袖风范，很有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坚持直接创立政治性组织从
事政治活动。可能杨先生误会我了。我自知无领袖之德，但有王佐之
才。我只是策略地考虑坚持以学术性组织来掩护我们的政治活动有利
于生存和发展，本无它意。杨先生由此产生的不满，是我始料不及
的。”）

说我“确有领袖风范，很有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坚持直接创立政治
性组织从事政治活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第一言过其实，我根本
没有什么“领袖风范”，只不过有点民主热情的国民罢了。第二，我
也没有“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除了写点文章，我对民主事业，没
有丝毫的贡献，我从来不认为写点文章或者参与一些会议是什么了不
起的事情，这与“很有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风马牛不相及。第
三，当时我和很多人交流过，以核心组织指导外围组织，以外围组织
展开具体活动。和肖先生的意见本无大的差异。第四，我什么时候由
此即因为和你见解不一就产生不满的呢？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可
能你的意思是我的组织活动，招来了我们被捕。可是到底是大陆社会
制度决定我们必然被捕，还是其它原因呢？那个时代以及后来许多学
术组织以及其它形式的掩护性组织，诸如杨子立等人的“新青年学
会”，彭明的“发展联合会”等等，不都是遭到打压和逮捕吗？

§§三、

（这篇文章里肖先生说道：二、关于89学运和创立“中华社会民主联
盟”……在创立“中华社会民主联盟”的过程中，有一天晚上，冯茂
丛来我的居所告诉我，杨老（指杨天水）任命我为“中华社会民主联
盟中国反腐败联合会副会长”。我问，杨老是什么？冯答，杨老是中
华社会民主联盟执行主席。我问，主席是谁？冯答，是郑义。我问，
那张艳春和张玉祥呢？冯答，是军事部部长。我问，为什么么让我干
中国反腐败联合会副会长、这种没有作为的不重要的事情？冯答，杨
老让我转告你，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反腐败，你不要小看这个
事。我问，那会长是谁？冯答，中国反腐败联合会会长是杨老兼的。
我听到此就没有说话。最后我问，成立的时间，什么时候开会？冯
答，还不知道，你等通知。又一天下午，杨天水来到我的居所将打印
好的《中华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性声明》、《告全国同胞书》和一部
分传单给我看。我看到《中华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性声明》中大约有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字样。我看后说，这样
就没有退路了。他说，我们不要退路。我没有说什么，后来又谈了很
长时间。我说等你通知，就分手了。）

肖先生是否记得这样的经过：我们交流过，反腐败联合会，还有其它
形式的外围组织，将是我们公开的活动形式。草创阶段，没有完善的
制度，以后机会成熟，就实施正规的选举制度。被官方从冯茂丛的抽
屉里收缴的外围组织的计划的手稿里，就有这样的比较详细的内容。
文件中的“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字样”，也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是会议集体讨论的结果。

§§四、

（这篇文章里肖先生说道：三、质问杨天水我被收容审查半年。我在
看守所里才知道杨天水等在南京白下饭店召，开了“中华社会民主联
盟成立大会”。在耗子里，不知道内情的同道相互传话说，我至少要
判5年以上。当时中共司法部门对我们的定性是，凡是参加会议的人
员一律逮捕判刑，凡是没有参加会议的人员收容审查后释放。我要问
杨天水先生，在白下饭店召开的成立“中华社会民主联盟”的会议为
什么不通知我参加？我希望你对此必须作出合乎事实或接近事实的解
释，以正视听。我不希望自己来道出内中原委，这样更加有害你我多
年同道之谊。你作为江苏民运界的领袖，大点说，你的解释是否合乎
事实或接近事实是对中国民主运动负责，小点说，你是对自己的人格
负责。）

肖先生“我要问杨天水先生，在白下饭店召开的成立“中华社会民主
联盟”的会议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不知道肖先生是否记得，我们
的白下会议只是一次预备性会议，而正式的会议计划是1990年秋天在
淮北举行。在我给你看文件的时候，和你讲了半个小时，介绍了计划
之中的1990年秋天的正式会议，你再参加。我们需要有些人作为预
备。请肖先生好好回忆。而且这个预备会议和计划中的淮北正式会
议，连警察的审讯记录里也有记载，请肖先生回忆回忆，是否记得对
审讯记录的复核和签字时，有过这样的事实吧？

“你作为江苏民运界的领袖，大点说，你的解释是否合乎事实或接近
事实是对中国民主运动负责，小点说，你是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我再次强调一下，我根本不是什么领袖，以前我们是几个热血的青年
合作，出狱以后至多是个平凡的非常产量极低的自由撰稿人而已。将
“领袖”这个庞大而沉重的头衔放在我的头上，就降低损害甚至是庸
俗化这两个字的伟大意义了。领袖有理论，有组织，有财力，有策
略，有很多信众因此有很大的势力。我想大陆异议事业领域，恐怕真
正能够与领袖二字配称的要算李洪志张宏堡两位先生了。

说到人格，太好了。我想每个人的人格或者说人品，要由所有接触过
他的了解他的同道中的多数而非那么1、2个人和包括警察在内的国民
中的多数人而非几个人来论断。自己说，或者就那么1、2个人或者少
数人出于一定的角度来论断或者介绍，至多是一面之辞而已。公论和
私论是有本质区别的，公论能够保证评价的公正性。

§§五、

（这篇文章里肖先生说道：四、最后的话我们在从事着21世纪中国最
伟大的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让大家说话，让大家自由
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思想、观点，民运领袖应该有容人的气度，才能
容天下。）

这些年来，江苏的民运界是一盘散沙。我一直希望能够解决一个阵营
问题，很希望能和真正的民运领袖们联系与合作。

在此我借用《水浒传》中阮小七跟吴用讲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这腔热血就卖给那识货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我们在从事着2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说得好，我深受感
动。但是这个伟大的民主运动是由很多细微的琐碎的工作构成。这些
工作包括个人品格上的建设、经济上的建设、社会关系上的建设等
等。而最基本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要从实践诚实无欺，实践言行一致，
避免巧舌如簧，避免拨弄是非，避免口言善而身行恶做起。

的确，江苏的民运一盘散沙。但是，这个问题的根因是缺少外来的领
袖组合我们，官方打压的手段很有技巧，还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
或少地没有脱离众所周知的劣根性呢？我真诚地希望肖先生“能够和
真正的民运领袖们联系与合作。”解决这个这个一盘散沙的问题，预
祝你的成功。

“这腔热血就卖给那识货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我为
肖先生的热情的说法再次感动。但是我在法轮功信徒的、基督教家庭
教会的信徒的冒死抗争中，在那些整天面临物质异常匮乏政府异常高
压的重负下仍然坚持各种形式抗争的人士的行为之中，在那些厚重者
即避免了见利忘义的，避免了口是心非的，避免了巧舌如簧的同道者
的抗争之中，看到了肖先生所说的这种“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的勇于牺牲的精神和行为的统一。

杨天水（中华泪）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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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冷漠忏悔

段宏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感伤，或许是很多东西积在心底太久
的缘故吧。

今天在网络上搜索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新闻：3月6日下午，一名60多
岁名叫常永兴的北京拆迁户，在北京大学南门外西侧紧临的一处拆迁
后的临时“居所”选择了上吊自杀。他的妻子李英老泪纵横、浑身颤
抖地从临时搭建在瓦砾之上的棚户里走出来，她哀号著，“他们把我
老头子逼死啦！”据拆迁户在现场长期悬挂的横幅和张贴的资料得
知，李英和常永兴为法人的天光照相馆在2003年6月26日被拆，整个
过程没有通过法院和仲裁程式，夫妻两不服非法拆迁，因此搭棚在原
址死守。（《星岛日报》3月8日报导）

我的心不由得疼痛起来，尽管我不认识常永兴，也不清楚天光照相馆
拆迁的具体情况，但我的心很痛，特别常永兴上吊现场的照片让我格
外沉重。

我第一次知道天光照相馆拆迁纠纷的事是在去年夏天，应该就是在事
情刚发生不久。那天我到北大采访一个教授，在南门外下的公共车，
一下车就看到了被强拆后的瓦砾废墟以及在其上临时搭建的棚屋，棚
屋上方拉着巨大的抗议横幅，四周贴满了反映情况的大字报。

当时我在北大南门外没有驻足──如果我知道半年以后会发生这样一
起惨剧，我一定会停下来看一看的，了解一下情况，我并不赶时间。
但是，我没有──因为非法拆迁这种事情我知道的太多太多，而且作
为一个从事法治报道的记者，我看到了太多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我已
经变得麻木，习惯于无动于衷。

此后不久，我又恰巧搬到了北大西南门外住了半年多，经常路过北大
南门外，也就是，经常从天光照相馆的废墟前，从常永兴夫妇的眼前
走过。可是我的脚步没有一次在那贴满了大字报的棚屋前停留，甚至
我的眼睛也对它渐渐视而不见了。

当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个社会的冷漠之后，我们的关注和同情有时都会
变得功利：我因为知道自己即便去了解了常永兴的事情也不可能写出
报道，即便写出报道也很难找到一家媒体发出来，所以我对常永兴的
事无动于衷。

但是，我没有想到，半年多以后，有关常永兴上吊的消息会让我的心
如此不安：一个人就这样死了，这个人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向社会不公
发出抗议，他是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门前，在这社会公认的精英云集
的地方门前坚持抗议了半年，最后，他却只能死来表达抗议。这次，
他的抗议已经不能让我无动于衷，问题是，这时候我有动于衷又能怎
么样？我是一个小记者，我从没有幼稚地认为自己能担负起多大的社
会责任，我到现在也依然坚信即便半年前我就去关注常永兴的事情，
也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也许依然会死；而且，每天那么多人从北
大南门前经过，其中不乏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以及众多应该比我更有
热血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也同样无动于衷吗？

但我还是忍不住的感伤，为常永兴，为他孤苦伶仃在世的老伴；我更
应该为自己的冷漠忏悔，为自己是一个人却对另一个人的苦难视而不
见忏悔……

我不知道自己的感伤会持续多久，就象常永兴用死发出的抗议在这个
冷漠的社会中会存在多久一样：今天，我打电话到北大校园里，那些
就住在南门边上的学子，那些未来的社会精英对此事还一无所知，而
且知道了又能怎样？死的不过是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而已。

我因为自己冷漠而忏悔，但更为这个冷漠的社会悲哀！

（段宏庆：dhq010@yahoo.com.cn）

〔转载自《Time to Action》；timetoaction@yahoo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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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派难跨“民族”关

林保华


正当北京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全力围攻香港民主派，把他们列为香
港的“四类分子”以后，美国国会却召开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邀
请香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目前香港的情况。正在撇清同美帝国主
义“勾结”的香港民主派，在这个敏感时刻接受或不接受邀请，考验
他们的原则立场了。

以往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香港民主派，主要是香港民主党的前主席李
柱铭，为此他被“爱国人士”不知扣上了多少“汉奸”和“卖国贼”
的帽子。香港民主派内部，也有两类人，一种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
义，一种更倾向西方的价值观。因此这次美国国会的邀请书下来，邀
请的仍是李柱铭，党内难免出现一定争论。有媒体说民主党为此差点
儿分裂，这是言过其实，但是有争论难免，到底它是民主派，不是
“领袖专政”的共产党。

内部争论的结果，民主党还是决定派李柱铭出席，另外加派讲话比较
“谨慎“的涂谨申，再加其他民主派人士，以免被攻击时民主党处
于”孤立“地位”。

这次民主党没有在文革式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被吓倒，坚持派人出席美
国国会听证会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一，1984年签署的中英有关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是一份国际文件，
也交联合国备案，当时中国还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以稳住投资
者的信心。因此现在中国背弃联合声明，歪曲基本法，用“爱国”代
替法律，美国自然有责任表示关心，民主派也应该配合，让美国了解
香港的实际情况。

第二，共产国家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主国家和地区自然也需
要一个“国际民主主义运动”，壮大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因此彼此
间的交流??合作是光明正大的事，也是光荣的事。特别是在人权高于
主权的21世纪，更是如此。19世纪义和团心态反而是落伍──愚
昧，甚至可耻。

第三，这些年来，中国从同美国不断讨论台湾问题，尊重美国的意
见，到邀请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他们对台湾内部的问题说三道四，
不但不认为是奇耻大辱，而且是当作“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也是同
国际接轨的需要。既然台湾如此，香港难道是例外吗？也许因为台湾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香港不是，所以两套标准？

第四，美国在香港有庞大的投资，是中资以外的第二大外资；如果
“一国”是前提，中资不算外资，那么美资是香港第一大外资。美国
关心香港是否能维持以前那样，有健全的法治，自由的言论，维持自
由港的地位，没有沾染中国人治和腐败的恶习，以保障他们的投资，
因此对香港提出自己意见，当然在所难免。

第五，香港的民主党不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不是国内那八个靠中共养
活的八个“民主党派”，因此依循香港法律行事，而不是某人某党的
政策或言论，否则香港怎能形成法治社会。何况如果民主派这次让
步，中共一定得寸进尺，将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的“指示”就多
了，民主派不必再存在下去了。

有爱国人士把美国政界分为反华与不反华，指责李柱铭同美国右派势
力勾结，那么总理温家宝所勾结的布什总统是美国的左派势力了？那
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会见李柱铭等，国务卿鲍威尔也将会见，又
算什么？

当然，香港民主党为了减轻“卖国”的压力，在发表声明时声称他们
“反对台独”，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出席的是香港听证会，与台湾何
干。这是画蛇添足，而且显然不如前线的刘慧卿，因为刘坚持表示尊
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这是彻底的民主观。

〔转载自《大纪元》2004.3.9 02:26；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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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几十年．又要回到解放前”
──中共开大会．股市就大跌

晨海


中国股市在江泽民朱镕基时期，绵绵阴跌了3年之久，从2001年的高
点2,245点跌至2003年的低点1,307点（上海股指，下同），暴跌一半
市值，使国内股民大半破产。

股民一再痛骂中国股市的管理者极其弱智，惨笑中国股市是“猪
市”。

“猪市”熬到去年12月，好不容易开始反弹。经过2个月回升，今年
2月升至1,730点。许多股评家欢呼：胡温新政为股市带来一片生机？

近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两会”，胡温等人在大会上为新政“描绘宏
伟蓝图”而讲得声音略带沙哑。

想不到国内股市却应声而大跌。

近两周之内，股市又暴跌100点，跌幅惨达6%。昨天（3月8日）又惊
现“黑色星期一”，跌至1,635低点。

面对如此惊心肉跳的股灾，国内股民在网上连声哀叹：“辛辛苦苦几
十年又要回到解放前”

看来，中共开大会，股市就大跌！这已成为国内股市的定式！

原来，股市是用暴跌来回应中共的大会？江朱时期是如此，胡温新
政的初期也是如此吗？

原来，股市不相信新政？股市不相信中共的大会？

原来，股市不相信中共大会上的掌声欢呼声？

那么，究竟是股评家聪明？或是股市正确？

难道股市的“黑色星期一”，是对“两会”的预期？是提前反应？

我看中共历次大会，凡是有利于官吏而不利于老百姓的政策，总是落
实得极狠；而有利于老百姓而不利于官吏的政策，却总是落实不到
位。

例如“企业改制”：让官吏一年拿几十万元以上的股份制年薪，又让
工人下岗──如此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总是落实得极快极狠。

又例如城市住房商品化，让官吏可在批地和建筑商的回扣中大捞一
把，又让房价涨到天价而让老百姓买不起──如此“房改”，也是落
实得极快极到位。

而例如农业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据《中国农民调查》报道：尽
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发下措辞严历的红头文件，却仍然是慢慢
来、总是落实不了！

所以此次“两会”上就有代表表示担忧：中央的好政策能在基层落实
吗？

尽管此次“两会”也有诸如“第─次将人权入宪”，“五年内取消农
业税”等利好消息

──但是，股市的谚语说：利好之日就是见顶？利好就是利空！

难道“两会”也是一场利空吗？此次股市暴跌意味着什么？

我为此写下如下顺口溜：

　　股评家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中共一开大会，股市就大跌。

此顺口溜是否妥当？盼国内股民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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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刘宏伟、韩彦君


┌────────────────────────────┐
│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已经　│
│　　　　严重地制约了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要批判的　│
│　　　　继承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肃清家长制作风，增强民　│
│　　　　主意识；从人治思想向法治思想转变；根治权力崇拜　│
│　　　　意识，培养人们权利本位的观念；从子民意识向公民　│
│　　　　意识转变；从依附意识向独立自主意识转变。实现这　│
│　　　　些转变，把握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开　│
│　　　　启整个政治现代化的辉煌历程。　　　　　　　　　　│
│　　　　　　　　　　　　　　　　　　　　　　　　　　　　│
│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　　　　　　　　　　│
└────────────────────────────┘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
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1］。由于
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都是其漫长历史的一种积淀和凝聚。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割
断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一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传
统的一种延续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总体上渗透着自然经济给予它的遗传基因。宗法
思想、家长本位、人治思想等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
容。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可以说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消极负面因素已经成了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
“绊脚石”，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是步履蹒跚、一波三
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局面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
现代化发展的诸多条件和因素正在迅速增长和积蓄。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在百年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更为切合的契机和现实依据。人们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平、民主、法制、
竞争、参与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人们不再盲
目崇拜、畏惧权威，而是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并较
为积极地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和参与政治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固有的稳定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只有在批判的继承和
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握住政治文化向
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开启整个政治现代化的辉煌历程。

§§一、肃清家长制作风，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家长制主要体现的是，从上到下，人们拥有绝
对的权力而没有相应的义务；从下到上，人们拥有绝对的义务而没有
相应的权力。家长制有多种表现，如以言代法、以人代法、官大于法
等等。在训练与诱导中国民众的权威性人格方面，家长制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皇权思想“奴性
仆从、阿谀逢迎、虚饰好伪”等心理与行为习惯都可以说是与家长本
位的政治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家长制的作风还有着极大的惯性，直到现在，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都
仍然存在着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对他们都要惟
命是从。中国人过惯了两千年的“摧眉折腰侍权贵”的日子，家长本
位之下，只许服从，却不能为自己做主，以至于来到了民主的环境
中，仍然打不开意志的闸门，用不了权利的工具，这显然不利于保证
人们自身权利的真正实现。人们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也使
得政府的许多改革设想缺乏社会的心理支持。要努力肃清家长制的
影响，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民民主权
利的实现提供了客观前提，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人民民主权利的自发
实现，只有具备较强的民主意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才有基楚。

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就是要树立人们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
人”意识，认识到政府是主权者用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保证自己利
益不受损害的被委托机构，政府官员是人民雇佣的对象，人民应该将
政府权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得到真
正的实现。

§§二、从人治思想向法治思想转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思想是建立在一种道德中心主义的空
想之上的，信奉的是“为政在人”，结果，历代王朝都是“人亡政
息”，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在“人治”思想的长期影响下，
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把政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
明君和清官身上，“人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
建国之后，“如毛泽东就曾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
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可以说，
正是在法治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它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
革命’的巨大灾难。”毛泽东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
想。在一个本质上是人治的社会里，在一个从最低级的官吏到最高的
领导，都认定“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社会里，法制再健全，也不
过徒具其表了［2］。即使今天，人治思想也是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
们的头脑中，人情大过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
更加普遍，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去争取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他们不
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
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
［3］。“人治”思想还导致了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盛行。这些都
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尤其要充分认识到“人治”思想的
危害性，同时要认识到只有“法治”才能达到“民有、民治和民
享”。“法治”不同于“法制”，不仅要在制定制度上下工夫，更重
要的是要在遵守制度上下功夫，在守法文化上下功夫。“法治”，应
该是民主的法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是权力得到有效制衡
的法治，是人民必须守法、官员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的法治。
因此，要大力提高人民的法律至上意识，培养全体公民尤其是官员的
法律意识，建立完善严密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
制，加强公开公正的舆论监督，使全体人民都依法办事、依法律己、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从人治思想到法治思想的转变，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或者是建立法律制
度，而是整体社会普遍形成的法治观念和法律规范制定与实施的综合
关系，是对“人治”的直接否定。必然会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由对人治
权威的绝对崇拜向法治权威的方向的转变。

§§三、根治权力崇拜意识，培养人们权利本位的观念

在政治是一切、一切是政治的社会中，国家的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和覆
盖，社会的自主空间极度瘦化和社会的经济功能极度弱小，权力自然
就是最活跃和最有价值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活动杠杆。因此就产生了
权力崇拜这样的政治文化现象。在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中，以权力作
为谋求社会利益资源的基本手段和衡量人的价值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
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观念。

对权力崇拜的现实引导着人们纷纷趋于官场，诱导千军万马挤“官
道”，各路精英入“官潮，以至于“十羊九牧”甚至“九羊十牧”；
如果“官本位”意识和现象扩散并渗透到各行业中，即便不是“官潮
中人，也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权力的争夺、依附
及相关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上［4］。权力“的确有着难以估量的利
益支配空间，特别是在权力制约环境尚未得到全面优化的情况下，权
力所具有的呼风唤雨、含金无价的巨大潜能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人所
共知的常识。……权钱交易的黑色案例。如果再加上那些俯拾皆是的
大摇大摆以权谋私的灰色案例和堂而皇之权有应得的紫色案例，那
么，有谁再有理由坚持，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情结能轻易从中国人的潜
意识中拂之而去”［5］？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依然存在着权力崇拜的遗毒。
对权力的过分崇拜，盲目服从的奴性思想，在今天许多的中国人身
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和别的民族比起来，中国人更喜欢弄权。弄权
就是把玩自己手中的权力，实质上是对权力崇拜的潜在反映。中国的
帕金森并买官卖官以及学忧则仕和名人入仕都是权力崇拜在今天的表
现。这些现象可以说在很大一定程度上还是缘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
力崇拜思想仍然在支配人们的成就观和荣誉观以及社会地位观。

要想根治权力崇拜意识，必须要以国家的政治功能的泛化转换到经济
社会功能的凸显为前提基础，要在社会中形成以人民权利为本位的观
念。权利本位意识就是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权力是权利的派生物，权力
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权利，无论多大的权力，都不能让人民的权
利服从。在现实生活中，权力是起支配作用的，但它的力度和限度都
应当由权利来决定。也应当由权利来监督和衡量权力的运作。权力的
大小，仅仅表现为服务于权利范围的大小，权力的优劣仅仅表现为对
权利服务的好坏。

权利本位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横向的利益关系，是对抗以纵向绝对
支配为标志的权力本位的一面旗帜。培养人们普遍形成权利本位的观
念，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
证。

§四、从子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

“子民”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存在。在这种根深
蒂固的子民意识的影响下，人民“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新中
国成立时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来诀别过去“中国人
民跪着的，俯伏着的状态”，就有着试图用“公民”意识取代“子
民”意识的思想，人民在法律上成了国家的主人，“臣民”、“子
民”的称呼已经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但是，长期以来的习惯定势仍
然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臣民”、“子民”心态仍然是根深
蒂固。

“子民"意识客观上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表现在公共意识、社会
责任感、义务感的相对不足。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一种痼疾沉
疴，在现代人的身上不时地有所反复。“老百姓”、“父母官”和
“吃皇粮”这样的说法，可以说大家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正是这
种习惯心理和相关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子民”意识的强化。
在目前中国，人民只有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才能成为合格的公
民。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明确的现代公民意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法治的法制社会”的基矗而数
千年来，中国人所特有的“子民”意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发展起着
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必须要彻底清除传统的“子民”意识，培养
人们的现代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要求每个人把自己从自然的“人”或抽象的“主体”转化为
公民社会中的一员，更要求他把自己从附属于他人的“子民”转变为
人格平等的“公民”。公民有着独立的人格，可以平等地享受法赋予
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履行公共的义务。对于公民
自身来讲，让渡一些自由权利和交纳一部分税金给政府，这是民主共
同体生活的必需。但是如果从此便放弃了参与的权利、关闭了意志表
达的声音，那就是对自由权利和对个体尊严的亵渎。只有当广大人民
普遍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才能彻底消除“子民”意识
的影响，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从依附意识向独立自主意识转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个人隶属
于“君”、“父”，隶属于各级的“父母”官，这种关系在封建小农
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集中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的存在和
民族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关系湮灭了个人。伦理道德作为“圣条”
和社会、国家的整体表象，普通化为人的政治言行的精神桎梏，极大
地吞没和消弭了人的自我内涵和主体创造性，否定了人的自我意义。
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

中国人民的依附意识严重地阻碍了政治文化的发展。改革之初，邓小
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
奉命行事。这样，人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
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
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
倡导独立思考［6］。

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人
们的独立自主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
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
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
等观念、妥协思维。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
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和新型的政治文化。人们对政府的评价更具现实
性，看重的是政府的实际作为和实际效果，在政治上人们不再盲目服
从［7］。

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民告官”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
威胁时进行的本能反抗，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
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
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
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8］。这其中的政
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人身依附意识而且即使民能
告赢，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样的结局或许更能
强化胜诉者的“清官意识”、依附意识，从而不利于人们独立自主意
识的形成和发展。

应该在消除依附意识消极影响的基础上，努力营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政
治环境，充分考虑到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尊重个人的尊严，保护个
人正当合理的权利，增强人民的独立自主意识，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
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M］，
　　　前言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王彬彬，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N］，《南方日报》，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8卷），217页，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4］曹远洲，《创新须除“官本位”》［N］，《厦门日报》，2003
　　　年10月11日
［5］同［1］，171页
［6］《邓小平文选》［M］（第2卷），14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张翠玲、吴海虹，《〈行政诉讼法〉走过十年》［N］，北京青
　　　年报，2000年9月26日
［8］张雷、娄成武，《政治学》［M］，302页，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作者简介】

一、刘宏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与政治学研究
二、韩彦君，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转载自《中国研究》2004.3；http://www.nows.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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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海访谈录：民间网聚（上）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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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海小档案　　　　　　　　　　　　　　　　　　　　　│
│　　　　　　　　　　　　　　　　　　　　　　　　　　　　│
│　◆王继海，网名北海舟。　　　　　　　　　　　　　　　　│
│　◆1949年7月：出生于上海。　　　　　　　　　　　　　　│
│　◆1969年3月：至江西插队，其后从事生产队民办小学教师　 │
│　　工作。　　　　　　　　　　　　　　　　　　　　　　　│
│　◆1974年：因病回到上海，于菜场工作，并至57干校培训、　│
│　　工作。　　　　　　　　　　　　　　　　　　　　　　　│
│　◆1981年：至豫园商场工作。　　　　　　　　　　　　　　│
│　◆1985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及上海市南市区业余　│
│　　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　　　　　　　　　　│
│　◆1995年：于豫园商场辞职回家，以炒股等谋生。　　　　　│
│　◆2002年：接触互联网。现为民间网友聚会活跃人士，热心　│
│　　于鼓励和支持民间发展，致力于网络虚拟社区向民间现实　│
│　　社区的转型。本访谈录经王继海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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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火燎原的民间网聚

杨：据说大陆目前的民间网聚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啊。

王：是啊，特别是这一年来，仅我们《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来
　　说，已经有10多个城市进行过这种聚会，比如北京、上海、广
　　州、杭州、西安、成都、武汉、济南、温州、合肥、扬州、南
　　京、重庆等等。从单个城市上海来说，据我所知就有不少这种类
　　似的聚会圈子，比如天涯社区《关天茶舍》，天涯社区《上海版
　　块》中的梅陇地区等，原《大地网》上海版，上海《热爱家园》
　　社区，等等。至于同学会、同乡会、球迷协会、驴友背包沙龙之
　　类，就更是多如5月的山里红啦。

杨：民间网聚怎么会这么快就搞得这么热烈？

王：格局在起作用。一个是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引进有
　　效监督与借鉴商业竞争已经成为必然；另一个是随着民营经济与
　　独立阶层的不断成长和比重的增加，要求发声、要求通过社区维
　　护自己的权益的趋势已经迫切地放在眼前，比如浙江民营企业家
　　特意做广告征集人大提议，大午集团下的农村新气象，等等。如
　　果说文革思潮的化解与土地承包及下海有关，而“6．4”后的沉
　　沦是与股市的兴起有关，那么社区的兴起则是防止类似文革悲剧
　　发生的最有效的全局性的格局，当局不能不就这个问题早考虑与
　　早安排。要走出轮回，必须结束“一盘散沙”、“包办一切”、
　　“一条线直通到底”的布局。

§§二、专制之下的民间网聚

杨：可是这种民间网聚毕竟是在专制体制之下展开，这是一个我们必
　　须明白的背景。

王：是的。由于长期的专制惯性，这种早应结束的布局，却因为各种
　　原因而迟迟不能形成；更有甚者反而视之为畏途并大肆封杀。我
　　们希望在全社会中逐渐形成健康的社区氛围，应追求在政府与民
　　间的互动中得到谅解，让体制内外一起来参与和共建，而不是提
　　防与封杀。不过正如任何新兴力量必定被各种保守势力压抑一
　　样，这种发展必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多元社会必然打破一统天
　　下的格局，必定会在促进社会进步时给社会的毒瘤以难堪，而在
　　利益集团即主流政治思想框架之下，被给予压迫与打击是必然
　　的，因此反覆与起伏也是可以预知的。

杨：那么民间网聚可不可能在这种“反覆与起伏”中被完全地封杀掉呢？

王：不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充分具备，民间网聚的趋势将不可阻
　　挡。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当局会愿意回到石器时代，因为今天的中
　　国关掉互联网就意味着自我崩溃，并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更加如
　　此。在此，我首先想说明的是我上网也晚，而实际参与网下的聚
　　会也仅仅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旁观者到参与，再到积极投
　　入，这是一个“自然”而又“被推动”的过程。其中，对我影响
　　比较明显的是温克坚和秦耕。他们给了我积极的影响，我们上海
　　的“准社区活动”的开创与发展都离不开他们。我们现在相对走
　　在前列，所做的其实只是一种“顺势而为”、一种“自然发展”
　　的必然，我们不去做也必然有人会去做。因为，社会发展到今
　　天，先觉悟起来的公民有这种内在的迫切的交往与交流需要，仅
　　从人需要一种归属感、需要一种“迫切被同类认可”的心理来
　　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迫切需要，而硬件具备，这个条件
　　已经完全烂熟了。所以，我们仅仅是在做社会迫切的需要的事
　　情。

杨：民间网聚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这个“作用”不是我们设想的，而是自然产生的。首先在形式上
　　将是多样的：可能是完全是自发的，比如目前公园中的外语角形
　　态；也可能是半社区式的，比如公园中的歌咏会；也可能是社区
　　式的，比如公园中的木兰拳协会；当然，不排斥在开放社会将形
　　成时出现的正式社团组织。但不管怎样，都有利于社会多元结构
　　的催化与形成，都将抒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不平、苦恼与
　　苦闷。宣泄或者汇集平衡社会矛盾，权作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当
　　然，当社会自身无法自我平衡，无法抑制不公与罪恶时，无法继
　　续促进自省与改错时，他们又将承担起一个共同发声的共同利益
　　的集合体，一个有序的自身内部整合平衡体。而众多社区的博弈
　　平衡，将避免如文革时的“一边倒”式的震荡，从而大大减少社
　　会的震荡，将损失降低到最少。而时下，我们这种网下活动主要
　　是放在交友娱乐、交流探求思想上。

§§三、欢迎光临的民间网聚

杨：谈一下你自己的网聚体验。

王：除上海外，我曾出席过杭州、武汉、济南三地的网聚，有幸与各
　　地网友相会，并因此与温克坚、李彪、杜导斌、李建强等网友相
　　识。我们所有的网聚都是在酒家或茶室等营业场合进行，聊天也
　　好，讲座也好，还冠之以“腐败”，即暗隐我们所做只是官场上
　　习以为常的通行作法。因此，我们把不少精力花在了这些无聊的
　　安排之中，做了不少“多花钱少办事”的蠢事。但是，我们已经
　　考虑到了其中的高成本与影响扩展的不便，我们将努力来作好安
　　全与质量提高以及下降成本的平衡工作。我们将学习与借鉴北京
　　的专题讲座形式，也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合适、更多样的形式，让
　　更多的网友坐到一起。

杨：据我了解，现在北京基本上是“半月一聚”，学者、专家、作
　　家、律师、编辑、网友等广泛参与，但是当局日益害怕公众这种
　　聚众性质的合法行为和合法要求，部分网聚也曾受到过阻挠。

王：当局对此担忧，这是在情理之中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加剧，底层
　　焦躁不安，社会的可控性在不断弱化。告密制度的崩毁，核心阶
　　层的忠诚度的失缺，都在说明中国的统治在弱化。所以，如果不
　　再彻底改革，而要继续维护这个传统制度的话，那么所能做的只
　　能是加强特务统治。但是，历史上没有过因此而成功的经验。我
　　想，不管当局如何监控民间网聚，都是不可能将其压制下去的；
　　而理解、对话、互动、让权、引导等等，才可能达到双赢的方
　　式。

杨：在上海，比如你、张迈、秦耕、徐振军等组织的网聚，这些活动
　　的主题目前只能限定在哪些底线上？

王：底线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不约而同的心线还是有的，
　　总的来说是在当局容忍的地步下开展。据我出席的网聚来看，大
　　家的底线其实也是思想论坛的底线：比如在公众场合下公开举
　　行，比如不言及暴力革命，比如不言及成立组织，比如不直接攻
　　击党和国家现任领导人本人，比如不接受国外的资助，比如不允
　　许成为攻击网友私人私情的场所，等等。我在上海还没遇到甚么
　　突发话题；在济南时，记得有人刚提到比较激进的话题时，就被
　　主持人打断，并重申网聚将遵循“和平与理智”的原则。

杨：你在召集网聚时，一般都要讲明“请相关部门的同志光临指
　　导”，那么这些“同志”到底有没有“光临”过呢？

王：其实，这只是一种开明的做法──与其神秘兮兮，还不如配合。
　　因为在今天的高科技下，他们想知道甚么其实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了。而且我们也完全相信，我们所追求的也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所
　　信服的，只是由于利益的不同，受地位与工作所迫而已。所以，
　　即便他们出席我们的讲座与聊天，对我们也并没有甚么损失。换
　　句话说，如果不写上“请相关部门的同志光临指导”这句话，那
　　么我们也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关注与渗入。我写上这样的话，只是
　　表明我们的善意与合作。光临是有的，也有室外陪同全程的。真
　　辛苦他们了，如果进来吃上一口热汤，可能也可以减少一下大家
　　的一分隔阂嘛。所以，上海的聚餐也学上了这么一句──“欢迎
　　光临”，哈哈。

§§四、周正毅案及上海人的生存状态

杨：下面，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想请你来谈谈你们上海的“周正毅
　　案”。这个全世界著名的案子，使我们看到了上海目前最突出、
　　最泛滥的矛盾──官商勾结、权钱腐败，你对上海这种突出矛盾
　　是不是感到很紧张？

王：上海开埠以来在中国的地位日高，特别是随着浦东的开发，上海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突出地位，上海已经稳处中国的金融
　　中心。因此，“周正毅案”也愈发成为媒体的焦点，官商勾结、
　　权钱腐败到处有，但是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不是因为程度的严
　　重，而是因为所处地位的重要而受到举世瞩目，在这个背景之下
　　的“官商勾结、权钱腐败”就显得更为可怕。感到害怕的，可能
　　更多的是知道内幕或者即为内幕的人。正如围城中的花天酒地，
　　多少人是在抓住最后的疯狂而尽情地享受。而普通百姓苦闷于房
　　价高矗、保障失落中，还有多少精力与心情去关注这个围城内的
　　虚弱与绝望呢？但是，我们知道，上海曾发生过“4．12”与
　　“一月风暴”等重大历史事件。上海人的敏感、精明与务实也是
　　全国有名，因此，也可以说更多的百姓是心知肚明，只是不说而
　　已。就我个人来说，因为所知信息有限，而曾经历过社会的变
　　动，所以也谈不上“紧张”二字。如要说有甚么担忧，最为担忧
　　的是中国的金融情况，这并不是说政治问题不担忧，而是金融问
　　题的现实性以及它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中的“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特殊地位。如果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涉及全国各阶
　　层灾难的事件的话，那么问题很可能就会出在金融危机上。

杨：我还想知道郑恩宠律师的一些情况，他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他的
　　案子现在进展如何？

王：我是从网上得知郑律师的。他仗义执言、忘我与执著地扶持弱势
　　者权益，为此他与他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一切向钱看的
　　今天，这种精神就更是可贵。今年1月初，我曾有机会陪同而去
　　看望了郑夫人蒋美丽女士及其家人。那次交谈与倾听，加深了我
　　对他们一家的敬意。郑律师且不去说，他的家庭目前正受到各方
　　压力：蒋夫人一个半百的女性，在担忧丈夫身处囹圄的无限悲痛
　　的同时，还时刻被监视、被跟踪、被调查。郑律师的女儿今年将
　　面对高考，因为受到不知真相的同龄人的冷嘲热讽，而感到时时
　　抬不起头来。但是正如绝大多数的压力只能是转化成倔强与奋起
　　的动力一样，我在蒋夫人的面前见到了自己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一个冷静面对逆境、倔强向前看的好妻子、好母亲。郑律师面对
　　的不仅仅是如周正毅这样的黑心商人，也不仅仅是不公正的条
　　例、幕后的贪官，其实从深处分析事件的客观意义，更是面对一
　　个弊病丛生的官僚体系与金融黑洞。由于这些原因，虽然以郭国
　　汀为代表的律师在为之作各种努力，但目前还看不到还原事实真
　　相的契机。不过，纸总包不住火，事实的真相总将大白于天下，
　　曾被郑律师扶持与帮助过的500多家动迁户们总有一天会开口
　　的，所有的材料也都将还原其本来面目。

杨：你周围的上海人是一种甚么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对外地人是甚么
　　态度？

王：普通人求自在的生活而不得：竞争与保障系统的全面更新，使不
　　少人面临再就业、再培训的困惑；收入追不上费用的提高，特别
　　是医疗费用的增加，让不少多病的家庭陡生危机感。而不少白领
　　则是盲目追求时尚，同时心力焦躁、疲惫。上海原来是个小县
　　城，绝大多数上海人也是外地人来的。我父亲的童年就生活在农
　　村，后来才来上海与祖、父辈生活。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
　　市，包容性与两极分化共存。在城市面貌的巨大的变化之中，更
　　多的百姓认识到上海的今天也是外地人包括民工们的贡献。外地
　　优秀人才的出色而富有竞争力的表现，也让上海不少“小皇帝”
　　出身的青年刮目相看，获得了应有的尊敬与关注。上海《关天茶
　　舍》网友中土生土长和非土著的，也几乎是一半对一半。大家用
　　普通话交流也并没有人从中分别甚么。走在马路上，对乞丐的态
　　度也能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对外地人的态度。从我见到的来看，大
　　家对此是比较宽容与同情的。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他们中有人以此
　　作为一个“职业”的做法。

〔转载自《大纪元》2004.2.26 07:40；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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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缺席

牧惠


我生长在城镇。一直到进了大学，我可以说对农村和农民所知甚少。
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教诲，使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
“小”字尚未去掉），感到有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必要性。于是，1948
年夏天，我响应号召，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解放战争。两年的游击区
武工队生活，使我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长期同农民生活在
一起，把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写成作品，曾经是我的愿望。但是，建国
后第2年，我就奉调离开了农村。这当中，当然主要是工作需要，革
命需要；但是，坦白地说，我私下也改变了初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到已经不好面对农民，特别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欢迎我们进
村的老乡。他们同我们一起搞减租减息、反对种种不合理负担（例
如，大村的更夫队强迫小村的农民每亩田交16斤更夫谷也即是保护
费），一起对付国民党县保警、省保警的包围和扫荡，一起去解放区
公所所在地的棠下墟，一起筹集粮草迎接南下大军。在此之前，我们
向他们需索极少极少，我们（特别是我这个读过不少苏联作家和赵树
理的小说的大学生）给他们介绍的消灭蒋介石之后的前景又是那么地
美好。可是，解放不久的第一次征粮，所要求的数量和质量，就很有
点出乎意料之外地难以接受。我直接间接地听到他们的叫苦。我陷入
思想困境。调令一来，我根本没有向老乡（哪怕是我的契娘即干妈）
告别一声，就背着行李卷去报到。我当然没有中断同他们的联系，偶
然也回去一下，还不时地通过老战友给他们捎去问候。逐级上调到北
京后，当年的儿童长大了，读中学了，给我写信了，成了我同老乡们
联系的一个中介。在这当中，我有两年担任过跟省委领导下乡的“黑
秀才”，有两年在北京和桂林郊区搞四清，多少知道一些农村的情况
和农民的思想情绪；但是，这毕竟同面对老区老乡的无可逃避大有区
别。何况在那个年头，很多真相被捂住，就连老区的孩子们来信也专
拣好话说。我同他们，始终隔了一大层。30年后，“文革”刚结束，
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
我在那里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
他们。

从此，虽然住在城市，另有工作，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
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的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
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报纸不象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
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知道
《当代》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我当然一读为快。

春节期间，除了必要的应酬，我集中精力阅读陈桂棣、春桃合写的这
部《调查》。两位作家花了3年时间，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50多个县
市的广大农村，走访了中央和外省一批农村问题专家和与此有关的官
员，写出这部既有丰富材料，更有理论深度的调查报告，让我从中得
到许多教益。作者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
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
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对于“他们活得很
累、很沉重”，我多少有一点预感；但不少情况确实想象不到。

作者花了3章的篇幅细叙了发生在安徽的3起基层官员镇压、杀害为减
轻农民负担而奔走的农民的恶性案件。这类事我从报上知道不少；但
读后仍然有“想象不到的罪恶”的感觉。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丁作明
被活活打死，虽在刑期却当了村委会副主任的恶霸对清账人员行凶导
致4死1伤，上访的代表几乎处处碰壁并成了镇压对象……。更严重的
是，在他们的后面，有着不少职位更高的官员（包括县委书记和公检
法）给他们撑腰。读到这些，我不禁想到土改中的诉苦大会。老实
说，这些人的横行霸道，比土改中斗争的地主恶霸毫不逊色，甚至有
过之无不及。我们是不是还得来一次民主改革？

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共产党员有，而且各级政府中都有，他们在寻
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当中有一位让人尊敬的何开荫同志。经过多年
的考察和研究，他梳理出摆脱包产到户后农村仍然存在的10大矛盾，
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写成了《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
《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等文章，提出减轻农
民负担的“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这些，都得到不少积极反
应，包括中央有关部门一些人和邻省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的肯定和支
持。

既然是10大矛盾，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止1个。《调查》以主要篇幅
介绍了税费改革从90年代初到新世纪这10多年间让人不禁气短的几起
几落。尽管从1985年开始，特别在90年代，中央三令五申地禁止乱摊
派，尽管试点证明税费改革的结果是不仅农民高兴，一些基层干部也
觉得好（他们再也不用为向农民收费而绞尽脑汁了）；但是，改革仍
然困难重重，阻力多多。

为什么？违法！违反当时的政策法规，例如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于是反对者（其中不乏正派人）镇镇有词地痛
斥何开荫胡搞。改革本身就是对过去制定的被实践证明不妥的法令改
掉，排除这种阻力还比较好办。问题是，改革还会碰到新出台的法规
的阻击，例如1998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粮食收购条例》，就使这场轰
轰烈烈历时5年之久，全国7个省已经发展到60多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
市的改革几尽终止。直到全文结束，我们仍然没把握他们是否能跳出
“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

对我来说，读《调查》的一大收获，是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我早就存
在的朦胧感觉：基层官员欺压农民，固然有着他们本身的原因，然
而，根子却在上面，在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可以用“不公正”这3个
字来概括的、必需改革的态度。

从《调查》中首次得知，早在1952年10月21日，中央负责农业工作的
廖鲁言第1个提出了“农民负担”问题。他发现，农民那时的负担，
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21.53%，此外还有别的“认购”与“乐捐”。
农民意见很大。作者称，这一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采取限制措
施。“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我们所知的却是，在此一年之后的1953年9月8～18日，发生了一场由
梁漱溟惹起来的风波。梁漱溟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协常委扩大
会议上发言，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
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有人说，如今工人的
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
注意”。等等。梁漱溟这番为农民叫苦的话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
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
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
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
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这当然不是由于梁漱溟不知深浅招来的一时震怒，而是由于梁漱溟反
对了为实现工业化而从苏联学来的战略决策。为了施“大仁政”，优
先完成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只好停下叫好的掌声，
通过赋税和剪刀差这类牺牲，给工业化提供资金。据我所知，在广
东，大约就是1952或1953年，土改之后不久的查田定产也即是由田亩
的产量来决定应交的公粮，那做法就开启了后来毫无实事求是之意的
“以税定产”的先河。简言之，某村需交多少公粮，并不由该村田亩
的实际产量决定。恰恰相反，田亩的产量，由上面摊派的公粮数来决
定。你这块田实际只能亩产600斤，为了完成公粮任务，就得定为亩
产800斤或1千斤。非常受农民欢迎的土改队员，这时却变成了不受欢
迎甚至神憎鬼厌的脚色，灰头土脸地出村。接着是统购统销，农民被
规定必需按国家规定的低价把规定数量的“余粮”卖给国家。在这当
中，据我所知，不止一位对这一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受到比梁漱溟严厉
得多的批评而且加上处分。然后，户籍制度又截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找工作的道路。总路线规定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程表跟着就被
“社会主义高潮”所突破。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包括闹退社的农民，
同情和支持退社的干部，尝试用包

产到户的办法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之类矛盾的干部，都受到了程度不
同的批判、处分直至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那原因，不仅因为认定
那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由之路，而且还被发现是一条向农民索
取的捷径：“从此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国家在
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就由原来的1亿3千万农户”，而逐渐由互助
组、合作社一步步缩小到公社化之后的5万2千781个人民公社。这样
一来，农民勿需直接面对为城市和工业化做出牺牲的那种沉重负担；
但是，这些负担却有增无减。在“四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无可
奈何地只能在土里刨食、根本没了生产积极性的农民，妄图“走自
发”、搞“投机倒把”的农民无一例外地遭到严厉的打击。

于是，那时没有听到农民关于“乱摊派”的呼叫。

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一场简称为“大包干”或“包产到户”的大变
革，农民有了安排生产、生活的自主权，一时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
发展。但是，农民既然有了自主权，也就重新招回由一户户农民给国
家交纳赋税的责任。曾几何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
是农民自己的”这个大快人心的口号，却变成“交不够国家的，留不
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这个无可奈何的叹息了。

农民负担过重，原因之一是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加上
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这些官吏更无所顾忌、大手大脚地汲取民脂民
膏，消耗掉农村改革的成果。《调查》有一个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
刘长琨透露的数字：汉朝8千人养1个官员，唐朝3千人养1个官员，清
朝1千人养1个官员，现在40个人养1个官员。记不得在什么地方有另
一个更严重的数字：不是40人，而是20余人养1个乡村官员。这个问
题，可以用精简机构、减少吃皇粮的人数来部分解决，还可以用压缩
一些极不合理的开支（光是送往迎来的招待费就是个无底洞）来部分
解决；但是，这都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而且往往有反复。只要农
村与城市的差别不改变，农民得贡献或曰牺牲自己的收入给城市的二
等公民地位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某些部门仍然可以出题目让农民掏
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
民出钱出物的“达标”类项目就有43项），农民无权监督的基层官员
也就可以继续用各种花样让农民再多掏一点钱，减轻农民负担的通
知、条例、规章、决定，到了下边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
传达不兑现”的空文。何止是空文？《调查》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极
值得深思的例证：在三起农民因反映负担过重而遭官员镇压的恶性案
件中，其中一位一度被通缉、被开除党籍的农民领袖王俊斌，经过斗
争终于取得胜利并当上村支书之后5年，竟然成了农民控告的对象。
权力，特别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加上有机可乘的上级条例，果然使人
迅速腐败。

《调查》给读者开列了农民负担的各种科目，名目繁多得一样一句已
经有上千字之多。光集资类就有10种。“管理就是收费”。有些乡镇
光结婚登记就得交十四项费用。一一考察和评论这些名目，恐怕得写
成一本厚厚的大书。仅就教育收费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极不合
理。

2001年，全国人大代表胡平平在人代会上提交了1份要求加大基础教
育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的议案。这位教师出身的安徽
省教育厅副厅长指出，在搞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
要来源是：乡镇财政拨款；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向农民搞
的“教育集资”。而税费改革后，后两项收费取消了。这样一来，教
育方面欠下的教师工资、银行债务等累计高达60多亿元。出路是，要
不把40%的农村小学停办，要不就只能这样拖欠下去。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否则叫什么“义务教
育”？如今的情况却是，城里的市民不必负担的教育经费，农民却得
负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农村穷得办不起学校，农民孩子穷得读不
起书，使得一些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乃至外国朋友都同情得出钱出力
给予支援，对此我们除了感激之外，不应有惭愧感吗？作者说得好：
“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于教
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
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确实，那一块块金牌，能给充斥文盲
的国家增加什么样的荣光？不把忽视农民、遗忘农民的这种状况改变
过来，继续忽视农民主人翁的地位，吃大亏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
们整个国家！

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就足以说明，农村税费改革的困难是如此地难于
解决。何况，对于整个农村的改革来说，税费改革仅仅是其中一项。

作者在着重叙述税费改革的坎坷同时，还向我们开列了一批农村改革
面临着的课题。其中之一是调整农业结构，让农民增加收入。要调整
农业结构，除了政府的扶持而不是瞎指挥外，有待于农民科技知识的
掌握，市场竞争力的增长。这些都不是文盲可以做到的。很明显，关
键在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义务教育经费不解决，一切又从何谈
起？充斥文盲的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吗？

50多年来，我们向农民要得够多的，够狠的了。从1956年到1980年，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1万亿元；改
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从农民手里拿走的更多。
这是一个数字。另一个数字是朱鎔基提供的：国家大约从农民那里1
年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李昌平调查的结果是，至少4千
亿元以上。《调查》作者则认为高达4千亿至5千亿元。相反，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对农产品补贴，人为地压低国际市场农产品
价格的政策。两相对比，对我们这个宣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是
一种讽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实行这种错误的、后果严重的歧视农民
的政策，应当还债！应当取消那些阻挠农村改革的法规，使农村的改
革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解放，不可
能建成现代化的中国。

过去那套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陈规旧矩，曾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走入了一
条为极左的错误路线当传声筒的歧途。思想解放运动一来，旧的一套
吃不开了。遗憾的是，部分文艺家从此把文艺与政治、与现实疏离开
来，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似乎与他们并无关系。《调
查》作者沉痛地道出这句话：“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9亿农民生存
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缺席”。这话说得很好！他们以
《调查》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试卷，希望有更多这类文艺作品的面
世。

其实，何止是作家？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
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2.17 12:27；http://www.ncn.org/
zwgInfo/index.asp。提供者：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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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结果．攸关政经稳定

林保华


离开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子不到两个星期了，两边都开出了竞选支票，
人们可以先不理会这些具体的支票能否兑现，但是大致可以推算蓝、
绿两个阵营的候选人如果当选，台湾政经基本面将出现的新状况。

如果扁-吕当选，将为12月的立法院选举带来强劲的东风，有希望改
变执政党在立法院席位不过半的困境，从而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使
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出现的政局不顺畅情况得到改善，改革可望比较大
刀阔斧进行，而已经随着外围复苏的经济，将跟随新十大建设的推行
而更加强劲。最近领先经济的股市的强劲表现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两
岸关系上，中共还会继续作祟，但是它终究要面对现实而同民进党打
交道。当然，在立法院选举中，同是绿营的民进党和台联会出现矛
盾。但同是台湾本土意识的基本理念，以及实力上大小仍然悬殊，这
个矛盾不会太大，也不难解决。

在对外关系上，因为公投的确没有涉及统独，美国担心中国的强烈反
应已经过去，但是政府仍要大力修补台-美关系以取得互信，特别是
美国的总统选战结果还是未知数，如果民主党当选，任务更艰钜。而
日本的亲台势力会扬眉吐气，对政府的亲中政策加大压力。

但是如果连宋当选，就会出现许多人们把握不到的新状况。

由于2000年总统选举时宋楚瑜有亮丽的得票纪录，因此这次屈就副
手，不但本人，而且党人都为之抱屈，为此决定最重要的行政院长，
亲民党必然要求加重决策份量，作为回报。除了可能是亲民党人之
外，至少是国民党内部与他同声同气者。这样王金平出任的可能性不
大，王可能只得到国民党主席的位子，但是12月立法委员选举后，他
能否保持立法院长职务就很难说了。

在行政院席位的分配和立委选举中，国、亲就很难以团结的面目示
人，届时必然演出火并的大戏。国民党的官僚比较保守、油滑，也比
较讲究政治伦理；但是亲民党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年纪比较轻，有
拚劲，个个野心勃勃，从问政风格的凶狠和不择手段，不顾国家安全
的大局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他们当年从国民党分裂出去、想取国民
党而代之的原因。对国民党来说，这将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那时的两岸关系，国、亲的分歧也会凸显出来。国民党因为本土派有
相当势力，所以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不能走太远，但是宋楚瑜的
“一中屋顶”至今未改口。北京因为暗助连-宋当选要求回报而可能
抬高价码。由于连战、王金平在“一中”问题上不同程度有过“动
摇”的污点，因此在国、亲斗争中，中国会支持亲民党，使它在政府
席位与两岸政策中占优势。

经济上，国-亲会踏上经济复苏的顺风车，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但
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成绩，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弄出一些新花样，是祸是
福就不知道了。

对外政策上，由于亲民党比国民党同中国走得更近，因此对扁政府的
亲美政策抨击最力，宋楚瑜也不象连战那样到华盛顿向美国示好，例
如答应当选后会购买美国军备，因此连、宋的对美政策也会出现分
歧。虽然宋楚瑜将儿子送到美国为自己留后路，但奇怪的是宋对美国
没有讲出过明显的好话，显然不想得罪北京，因此他会亲中超过亲
美。台湾向中国的倾斜，将加速台湾的“中国化”过程。

2008年北京奥运，将是台湾的关键时刻。之前北京将千方百计使用欺
骗手段和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台湾作为地方政府参加奥运。那时又是台
湾另一届总统选举的时刻，如果蓝营中某些政治人物在没有把握坐上
大位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与其一无所有，不如当个特首还可以保住
自己权位的念头？那时，一定要运用公投来伸张民意。这也是目前第
一次公投“演习”性质的重要性。（2004.3.8发表于台湾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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