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评论】蒋彦永、綦彦臣、魏秀玲、张林、洪哲胜、傅国涌、
　　　　　　　张立、林楚方、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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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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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呐喊呼吁
　　◆蒋彦永医生就“六．四”上
　　　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　（北京）蒋彦永
　　◆声援蒋彦永医师上书人大要求
　　　为“六．四”正名的正义之举
　　　……………………………　全球纪念“六．四”15周年筹委会
　　◆关于支持民运人士杨建利
　　　牢中绝食的声明　…………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
　　◆关于谢绝承担社会项目的声明　…………　（仓州市）綦彦臣
　　◆致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的公开信　……………　魏秀玲等人

二、认识问题
　　◆中国人的良心──蒋彦永　……………………　（蚌埠）张林
　　◆我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为的是什么？　…　（美国纽约）洪哲胜
　　◆在农村是政治土匪，在城市是政治流氓
　　　──八评《中国农民调查》　……………………………　晨海
　　◆外电称中国贫富差距又回到解放前水平　………　《大纪元》
　　◆为《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鼓掌（杭州）傅国涌

三、探索道路
　　◆民主与权利对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演变的影响
　　　◇“馅饼”考验村庄民主　………………………………　张立
　　　◇“新乡村建设运动”香港
　　　　乐施会云南扶贫项目点探营　………………………　林楚方
　　　◇对乐施会扶贫经验的读后感　……………　（丹东）田晓明

四、他山之石
　　◆民调（2004.3.8）与第三次辩论
　　　◇民调（2004.3.8）　……………………………　《蕃薯藤》
　　　◇扁连电视政见发表会再交锋　………………………　Ｂ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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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医生就“六．四”的上书
──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蒋彦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
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
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
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
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
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
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
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
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
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
议，要为89年“6．4”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6．4”时我是普通外科
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
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
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
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7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
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
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
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
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
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
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
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
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
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７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
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
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
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
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
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
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
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
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
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
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3、5人托着他，
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
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
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
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
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
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
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
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
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
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
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
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2天，
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
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
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
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
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
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
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
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
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
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
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
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Ｘ片显示碎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
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
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
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
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
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
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
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
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
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
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
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
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
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
──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
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
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
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
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
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
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
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
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
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
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
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
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
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
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6．4”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
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
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
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
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
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毒昏
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
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
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
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
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
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
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
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
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
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
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
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时，被告
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
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
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
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骑了自行车，
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
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
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
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
此后谈到“6．4”的问题，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
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6．4”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6．4”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
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
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6．4”问题没
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进入沿途的一些
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
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
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
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
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
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
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
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
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
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
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6．4”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
楚，“6．4”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
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
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
“6．4”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
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
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
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
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
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6．4”的错误是全
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
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
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
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
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
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
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6．4”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
们应该重新评估“6．4”。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
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
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
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6．4”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
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
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
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
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
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
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
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
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
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
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
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
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6．4”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
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
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6．4”。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
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
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6．4”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
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
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
了他。杨表示，“6．4”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
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6．4”事件发生后，
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4位老同志
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4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
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
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
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
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
“6．4”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
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
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6．4”事件中被残杀
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10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
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200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
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
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
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象他们一样
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
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
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
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
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
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
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
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
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6．4”。我们党犯的
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
地评定“6．4”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
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6．4”前夕，有的
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
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6．4”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
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
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
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原载北京《“两会”快讯》2004年3月7日。
提供者：（中国）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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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蒋彦永医师上书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的正义之举

全球纪念“六．四”15周年筹委会


在震惊世界的89爱国民主运动及“6．4”屠杀15周年即将到来的前
夕，去年抗非典时期的民族英雄、“6．4”当时的医务工作者蒋彦永
医师向全国人大、政协、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上书要求为89年
“6．4”学生爱国运动正名。对于蒋医师的正义之举，我们表示最强
烈的支持和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为蒋彦永医师的道德勇气所感
召，特此向全球华人呼吁签名，声援蒋医师“为‘6．4’正名”的正
当要求。

为“6．4”正名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抚
平历史伤痛，开创美好未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起点。我们认为，“正
名”而非“平反”、“重评”，是一种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为
“6．4”正名，而不是乞求当局平反，充分显示出一种当代知识分子
不卑不亢的风骨。我们相信，一场为“6．4”正名的全民运动将全面
展开，无数蒋彦永式的人物将出现在神州大地。

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曾经极大地激发国人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全球华
人也曾看到一个极有希望的中国未来，然而，一场民族的悲剧发生
了，从此制度性的腐败更趋严重，社会越来越不公正，两极分化日趋
严重，国人在暴力机器面前只能选择缄默，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一落
千丈。15年后的今天，下令开枪的“6．4”主要责任者早已去世或退
位。是到了彻底解决6．4问题的时候了。如今社会矛盾将越积越深，
火山大爆发式的对立局面将越来越有可能，这既非当政者所愿见，也
非中华民族之福。为了避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6．4”正名
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唯有如此，民间久积于心的怨愤才能得以
缓解，长久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得以重新启动。

为此，我们决定发起一场全球签名活动，声援蒋医师的正义之举。每
一个签名，就是一份力量！我们将不分彼此，共同为掀起一场声势浩
大的为“6．4”正名运动而奔走呐喊。

签名请电邮致如下电子信箱：6415@rock.com、64-15@hotpop.com、
6415@runbox.com；也可以传真致917-591-5026（美国纽约）。若需
查讯，请致电718-463-7169（唐柏桥）。

全球纪念“6．4”15周年筹委会
召集人：刘青

【注】全球纪念“6．4”15周年筹委会于今年1月成立。目的是为更
好地协调各地的纪念活动及在全球范围内联合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其成员包括世界各地十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每年负责筹办“6．4”活
动的近50名主要负责人。详细名单见附件。

纪念“6．4”15周年筹委会全体成员

美国：刘青、倪育贤、薛伟、唐柏桥、张菁、胡平、吕京花、
　　　唐元隽、周锋锁、莫逢杰、谢中之、徐水良、程真、赵成恩
加拿大：盛雪、杜智富、张晓军
日本：李松、王进忠
新西兰：陈维明，潘晴
德国：费良勇、齐墨、钱跃君、彭小明、潘永忠
英国：金晓炎、税力
法国：蔡崇国、吴江、王龙蒙、封从德、张健、马丽.侯芷明
荷兰：王均、王国兴
比利时：朱家烈
丹麦：刘刚、袁佐政
澳洲：梁永灿、秦晋
瑞典：张钰、陈迈平
挪威：廖然
西班牙：王策
芬兰：张国亭、王永刚
香港：韩东方、梁汉华

〔排名不分先后。此名单仍在增补中。各地区有意参加者可就近与唐
柏桥（718-651-0340）、薛伟（718-661-9977）或德国费良勇（49-
911-223-820）联系。〕

（新闻稿2004年3月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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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民运人士杨建利牢中绝食的声明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


因抗议中国政府非法逾期关押和非法剥夺与家属通信、单独会见律师
等权利，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著名民运人士杨建利先生近日开始
在中共监牢绝食。为此，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特声明予以
支持。

杨建利先生于2002年初回国考察工人运动。4月，在中国昆明被警察
逮捕。2003年8月，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开庭审理，至今没有宣判，时
近两年。按中共自己的刑事诉讼法，中共有关司法机关已经在逮捕、
提起公诉、审理和宣判等各个环节一再执法犯法。既有侵犯杨建利先
生各项诉讼权利的问题，又严重超过诉讼期限。因此，我们强烈要求
中共自守己法，依法办案，尽速将杨建利先生无罪释放！

杨建利先生留学美国，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他自愿放弃优越、舒
适的生活，谋求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等福祉，忧国忧民，冒险返
国，身陷囹圜。怎不使每一个愿我中华兴旺发达、国富民强的热血儿
女感慨称羡！我们再次向中共当政者陈明：杨建利先生等民运人士无
罪有功！他们为我中华民族的献身精神和所作贡献必将光照千秋！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民主价值深植人心。勤劳、智慧、善良并曾为人
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历史给
我中华民族的时日业已无多。我们呼吁中共当政者，如果你们真的爱
国爱民，那就放弃或让出一些你们的权利和既得利益，尽快在中国大
地实行民主宪政，让我中华民族早日腾飞！如果你们依然坚持专制独
裁，顽固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那就必将被滚滚向前的民族大潮所淹
没！

（2004年3月7日）

〔提供者：（澳大利亚）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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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绝承担社会项目的声明

綦彦臣


所有关心爱护并对我抱以希望的国内外朋友们：

目前，我正在北京筹建自己的工作室，工作方向是图书选题策划：

（一）英文版书籍的评价、翻译；
（二）台、港版书籍的简体化、表达大陆化；
（三）修改出版策划机构委托的书稿；
（四）自己写一些书。

如此，便无法承担社会项目，如：参与或组织某个维权组织，或完成
某研究机构的课题。在此，特别向已有这方面初步意向及洽谈委托的
朋友们致歉。

当然，此前我自愿加入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仍当以写文章的形
式承担相应责任。

并且我仍坚持自己的格言：“宗教情怀，学术良知，社会责任。”

不管冒多大风险，表达个人观点的文章还是要写！

我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使然！
等工作室筹建完毕，并且挣得了一定收入后，我将转向现实问题研
究，比如写一本《影响中国二十一世纪命运的三大问题》。此者，若
蒙朋友们介绍有关基金会支持，肯定能提前完成该研究项目。

特此声明

并特委托洪哲胜先生发表

綦彦臣（2004.3.6）

北京电话：13641124620
　　　　　0108667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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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的公开信

魏秀玲等人


中共中央胡总书记钧鉴：

我们是北京市经租房产权人及其继承人。1954年5月，政府为缓解北
京城区住房奇缺的状况反复动员我们将家中闲置房屋出租，为帮助新
生的人民政府度过难关，我们响应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号召，并在
房管部门主持下，与房客本着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议定了出租房
的租金。

1958年国家开始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规定：凡出租房超
过15间或225平米者即将其全部出租房由国家经租，在政府与私房主
签定的经租合同上写明：国家经租，即由国家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
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情况给房主以合理利润。一般是将房主全部
房租收入的20%～40%留给房主，其余80%～60%用于房屋管理费，修缮
保养费及房产税三项支出。当时我们手中持有加盖“经租”章的房契
及经租费领取证。

1966年八月文革开始，有关部门贴出布告，勒令私房主上交房地契，
并随之止付了经租费，很多房主被抄家后又遭扫地出门1983年前后，
中央开始落实私房政策，而我们所得仅是文革期间被强占的自住房产
权。当被问及经租房产权何时返还时，房管部门回答“目前暂无政
策”，出于对党中央及政府的绝对信任，我们毫无怨言。等待了10多
年之久，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北京城区危房改造大面积展开，许
多经租房主的房屋被拆除。作为补偿，房客得到了巨额现金或新建成
套住宅楼房，而对于我们房主却没有给分文补偿，也没有任何一个相
关部门出面说明原因。为解开困惑我们开始集体向有关部门讨说法。
在我们历经数年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3
年9月11日给出了书面答复（见附件一）明确表示经租房产权已属于
国家所有。在万分震惊之余，我们仔细研究了此答复提供的三个相关
文件，即：

◆1964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房屋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
　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国房字21号）；
◆最高人民法院（64）法研字第80号《关于国家经租房业主实际上丧
　失所有权的批复》；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
　题的处理意见》（85城住字87号）。

以上三文件均明确指出：其出台的政策依据为1956年中共中央批转中
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意见》（以下简称“二办意见”）我们接触的有关政府部门
信访处负责人也多次表示：解决经租房问题必须等中央下发新政策，
现在下面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无法逾越“二办意见”这一中央政策瓶
颈。

有鉴于此，我们感觉目前经租房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政策因
素确实在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针对“二办意见”所引发的一些问
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并请胡总书记指教。

§§一、关于社会改造的定义：

北京中华世纪钟第13项赫然写到：“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过
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理解，这
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即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
公有制。因此，1956年中央批转“二办意见”将属城市居民生活资料
的私人出租房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显然违背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
时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生产资料
的公有制，而不包括生活资料。

据此，我们认为城镇居民私房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本质区别，二者根
本无可比性，私人出租房屋不应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范畴。

§§二、关于国家经组的办法和性质

“二办意见”表明国家经租是私人房产社会主义改造形式之一，其办
法是由国家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现
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租金）其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
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其所有
制。

我们注意到“二办意见”中经租办法一项同我们所持有的国家经租费
领取证上是一致的，而其中涉及改变产权的所谓类似赎买及逐步改变
所有制等核心内容，在1958年经租时并未告知房主，这其中玄机何
在？况且以租金当赎买金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三、关于私人出租房租金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清楚的阐明；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
偿攫取构成了剥削，在此，我们不仅要问：私有房屋产权人响应党和
国家号召，按国家规定的低廉租金，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急需住房的
同胞，究竟掠夺了何人的剩余价值，以至于“二办意见”将我们认定
为剥削者并要加以改造？

我们认为私人房屋的租赁历来是一种平等正常的民事行为，私房主的
房租收入如同储蓄收入一样，属公民的合法收入。应受国家保护，而
不该视为剥削行为。这一观点，不论在1956年还是21世纪的今天都是
成立的。再者，由于当年的租金标准很低（租房者的房租开支平均占
工资收入的1/10以下，这还是按每户只有一人工作的情况来计算的）
欠租现象又十分普遍加上还要对房屋进行维护修缮，另外，很多房屋
根本就是心地善良的私房主无偿借给贫苦无依的孤寡老人居住，因
此，当年私房出租几乎可以算做社会公益行为，绝不似今日某些人公
然将自住公房出租以牟取暴力。

§§四、关于私房社会主义改造的理由及改造起点问题

“二办意见”中就为什么进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三点理由：
（一）房屋不能较好保养，（二）影响城市人民首先是职工的生活，
影响工资制度。（三）不能更有效的合理使用现有房屋，我们暂且不
深入剖析这三点理由之牵强和片面性，例如。理由一所谈现象和与普
遍欠租有关。即便三点理由全部成立，也不能且不必用改变私房所有
制来解决上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至今，已充分证明城市房
屋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只要
政府加强管理，私有房屋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58年私房改造时，全国各地基本制定了改造起点，这是政策界线。以
北京为例，凡出租房15间或225平方米，即将全部出租房由国家经
租，这其中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二办”意见规定对城市房屋私人占
有制的改造，基本上应当按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
策原则进行，那为什么私房改造有别于工商业的全盘改造，而自行制
定所谓的“改造起点”其依据何在？即使改造合情合理也应将超出15
间或225平米以上的部分加以经租才公平合理。另外，还应将1954年
应政府号召出租的房屋的间数或平米数扣除在外，才是对私房主负责
任的做法，设想；甲乙两位房主，在1954年各有十间房屋出租，甲经
政府动员，又腾出6间房出租，按58年经租政策，甲的16间全部经\
租。乙仍可自行出租，今天的结局是；乙的10间房按标准租私房发还
产权，全部腾退。甲的16间房则产权归公，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是，当
年积极帮助国家解决城市住房困难的私房主到头来竟由于为国家建设
所做贡献大（出租房超15间）而落得私房产权归公，一无所有的下
场，我们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

§§五、关于10年动乱初期勒令上缴房地契及止付租金的问题

众所周知，10年动乱期间，党政机构普遍被夺权而陷于瘫痪，国民经
济遭严重破坏。因此1966年8月勒令上交房地契行为，及中发（66）-
507号文件止付租金的通知。根据党的11届3中全会精神当然都在否
定，撤消之列。即使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沿用至今，结局只应有
2个：（一）继续经租（或继续赎买）；（二）经租结束（或赎买完
成）从而与房主办理正式产权变更手续。两者必居其一。

如果赎买完成，按照1958年8月至1966年9月8年中，国家实际支付的
经租费进行核算，平均每间房（按15平米一间）的赎买成交价格仅为
80元上下，只相当于当年大学毕业生一个半月工资。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国务院都未曾再
就经租房问题出台政策，而“二办意见”中更未明确赎买的期限及金
额，因而经租房问题一直市悬而未决的。66年8月的一切只能视为是
没收行为，是对公民合法财产的非法野蛮侵占。我国民法中规定：没
收是国家对私人财产强制性收归国有的一种措施，在我国具体是指对
官僚资本家，大地主，，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实施的惩罚性措
施。

§§六、我们的请求与呼吁

作为私房社会主义改造的亲历者，许多经租房产权人已经带着永远的
伤痛和困惑与世长辞，尚健在者也基本到了垂暮之年。当年很多经租
房主的家庭成员都是孤儿寡母，根本没有劳动能力，仅靠出租一些私
有房产所得微薄租金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为家有房产而在10年动
乱中受尽迫害，苦不堪言。还是出于同样原因，在后来历年福利分房
中被排除在外，以至今日很多私房主家庭的住房状况反倒非常紧张。
如今家中多有失业人员，所以生活也十分贫困。

纵观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举凡早已被党和国家一一
拨乱反正的“反右”、“大跃进”、“十年动乱”无不在他身上留下
了鲜明的印记。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客观审视经租房政策时，其简单
化、扩大化、随意性的特征昭然若揭；其荒唐的极左倾向及公然违宪
的行经更令人瞠目结舌。为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贯彻依法治国，三个代表的精神，我们
恳请胡总书记及以您为首的党中央关注我们的问题。

我们呼吁尽快落实经租房政策并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彻底地清查经租
房产的现状，并与经租房主真诚对话，以便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早日将产权返还给我们。从最近北京市政府出资全部腾退标准租
私房的举措中，我们看到了经租房问题解决的希望，在保护公民合法
房产权的问题上，党和政府态度是坚决的，举措是有力的。此外由于
目前很多经租房住户，早就由所在单位分配了住房或自行购置了房
产，大量国家经租房屋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是根本不需要国家另
行安置。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党，是全中国人民最可靠和信赖的执政
党。勇于纠正错误，对人民负责是我党一贯作风，我们期盼并相信，
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经租房产权这一关系千家万户重大历史遗留问
题，必将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

此颂近祺

北京市经祖产房产权人及继承人 谨呈
2004年2月5日

签名：

魏秀玲（电话：64268916）　梁景禄（电话：64009232）
侯惠琛（电话：63549543）　郭家林（电话：64071495）
戎权环（电话：67125169）　丁　年（电话：67173027）
杜淑琴（电话：83158608）　于学英（电话：83167607）
任荣桂（电话：60252976）　何思竞（电话：82841422）
周庆华（电话：67633503）　丁　艾（电话：65247681）

张惠珠、邰丽芬、邰丽萍、李德祥、范正慧、路佩兰、张凤珠、
常　青、陈荣荣、范玉福、赵博群、陈　松、王　梅、张金华、
李小鹏、朱长华、朱长存、毕俊立、谢光辉、刘耀兰、李晓明、
张石礅、张秀英、安桂珍、张久茹、李静安、杨献瑶、邵忠诓、
靳玉华、赵学琴、李国珍、李　瑚、鄂绍聪、金宗英、田和平、
陈洪天、王　芳、李超慈、刘智珠、杜淑兰、张唤生、曹俊岭、
王振东、杨秀琴、寇振驯、周　重、马连福、马秀英、马魁尧、
元　卓、杨树声、刘玉芬、邢新菊、张荣英、马捷民、王英超、
张英敏、马瑞清、马玉英、张璇营、张晓平、张秀贞、刘　惠、
武菊芳、邓　旭、耆洁玫、张洪宾、白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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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良心──蒋彦永

张林


当致命的萨斯病毒悄悄在中国传播时，中共中央一方面按照习惯性愚
民政策对人民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惊慌失措，“三个代表”纷纷逃
离北京去外地避难。

而坚守抗击萨斯前线，夜以继日抢救病患的蒋彦永医生凭着良心和勇
气，以对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爱心和责任感，不顾极权专制制
度－比萨斯更要命的威胁和危险，挺身而出，高声呼吁，唤醒了国
民，唤醒了世界。

也唤醒了胡锦涛温家宝已沉睡在心中的良知，使他们果断行动，全力
以赴，领导全民抗击萨斯。

蒋彦永医生挽救了我们！

“6．4”过去已15年了，但是时间愈久，她的意义便越重大，犹如陈
年的美酒，更加醇香逼人。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如果说辛亥革命、“6．4”运动、“5．4”运动是20世纪中国三大革
命性进步性运动的话，就民众自觉参与的广泛程度而言，“6．4”运
动是最重要的民众运动，是中国人民自主意识沦丧而又重新觉醒的一
个里程碑，是真正具有民主意义的群众运动。

由于“6．4”运动时期，我在这个城市领导了学生、工人、市民，以
至15年来，人们都知道我是从事民运的。碰到我的数千个普通市民都
告诉我，“6．4”没有成功，才导致腐败丛生、愈演愈烈，整个社会
道德沦丧，民众的处境日益艰难。“6．4”民主运动的失败其实是全
体中国人民的失败。

现在，蒋彦永医生再一次挺身而出，凭着良心和勇气，凭着爱心和责
任感，唤醒民众：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评价“6．4”，正确对待
“6．4”的时候了！全中国人民在期待着！全世界人民在期待着！

蒋彦永医生在2004年2月26日给全国人大的提议，诉说了15年来积压
在他内心的愿望，表明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表明了他不在乎
专车接送的“高级专家待遇”，以70高龄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
拳拳热爱之心和热烈希冀！

蒋彦永是中国良心的化身！

一石激起千重浪，我相信，他发自肺腑的热诚呼唤将会激起更多中国
人的良心复苏，也必然会唤起中国人被压抑在内心的对自由民主正义
的热烈追求。

到时候了！

（2004.3.7于安徽蚌埠）

〔转载自《大纪元》2004.3.7 21:14；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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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为的是什么？

洪哲胜


我每天（每周7天，每年365天，闰年外加1天）地为中国的民主化献
力，我想，很难找出另外三、两个中国民主运动者，比我更加努力从
事这个工作。但是，居然有很多人不解：台独派认为我变节了，至少
干的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统一派认为我代表台独派渗透民运、要
分裂中华“民族”。真相如何呢？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的“动机”就
由我自己来披露吧。

§§一、我所追求的不是统独，
　　　　而是人民依照福祉行事的自决权

台独派硬要我说：“死，也绝不统一！”
不说，他们就大骂：“洪哲胜堕落为统一派了！”

统一派硬要我说：“死，也要统一！”
不说，他们就大骂：“洪哲胜还是死台独！”

我说：“统独不是目标，人们依照他们自己认定的福祉选择统独。”

§§二、让台湾民主化之后让中国民主化理所当然

台独派骂道：“老洪，你搞了30年台独，为什么现在搞起中国民主运
动来了！咱们台湾还有很多事情待做，你就别理中国人他家的事务
吧！”

统一派骂道：“老洪搞了30年台独，现在说是搞民运，这怎么有可能
呢？他绝对是居心叵测！老洪，你就别想欺骗我们中国人吧！”

我说：“我关怀的是“人”，仅仅因为台湾是我的家园，因此我“首
先”为台湾人的出头天献身30年。1996年台湾人终于第一次有机会给
外来的中华民国政府授了权，有了出头天的条件。中国人则不幸，还
承受着中共超过半个世纪的蹂躏，因此，我，“其次”，就转而支持
邻居中国人来对抗骑在他们头上的专政者──中共！这是关怀“人”
的逻辑的结论：让中国民主化，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绝对不是
“他家”的事务，因此，一个长期追求过台湾人在台湾的出头天的台
湾人，转过头去协助中国人在中国的当家作主，无需拥有见不得人的
动机啊。

§§三、统独是选项，人民的福祉是目标，
　　　　人民自决是正道！

“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是一个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
是当前的台湾人民不愿意加以变更的现状，而他们是有这个人民自决
权的。我当然维护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台湾人民追求他们自己的福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当然无需以中国
的民主化作为他们的国家目标。这正如中国人民没有义务以日本帝国
的“大东亚共荣”的国策效劳一样的道理。

同理，中国人民也有自决权去决定在他们的土地上面当家作主，并且
为此展开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这个自决权也是我所维护的。

对于统独，我的意见早已明白表达过好几次。那就是：

◆如果统一成为PRC与ROC两国人民的双赢之局，台湾人民自会追求统
　一，统一就是好事一桩。
◆如果统一还是台湾人民的夜魇，PRC国民凭什么强行统一台湾？被
　中共蹂躏50多年的PRC国民，有什么权利强要台湾人民陪葬？

总之，统一与独立都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民的“目标”。只有在统一有
利人民之福祉的时候，人民才会（应）选择统一，要不然，人民自然
要（应）选择独立了。“统一”与“独立”永远是一个人民对于自身
前途之选择的两种“选项”，而非“目的”本身。人民的目的永远在
于增进自身的福祉，而这个决定权则属于这个人民本身，其他人民必
需给予尊重。

所有那些不以增进人民自身之福祉的考虑而坚持“统一”或“独立”
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无知而错误的作为。所有那些不尊重其他人民的
意愿要强行“统一”或强行怂恿“分离独立”的，都是野心家！

结论：统独是选项，人民的福祉是目标，人民自决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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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是政治土匪，在城市是政治流氓
──八评《中国农民调查》

晨海


《中国农民调查》指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运作中，存在一种产生张
桂全式的村匪恶霸的特殊机制；我在7评指出，毛共农村官吏的匪性
匪气是由来已久的，早在20年代，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时，
就认定农村里的流氓地痞才是“最坚定最彻底最先进的革命分子”。
所以，毛共的农村政权天生带有土匪流氓机制。

人们问：仅是农村政权天生土匪流氓机制吗？中国城市的政权机制如
何呢？

我认为：毛共官吏在农村是政治土匪，在城市是政治流氓。

毛共官吏一贯是政治土匪流氓，有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号宠幸诗人、无
耻专家郭沫若的诗为证。他在1928年写了一首被中共赞为“传世之
作”的诗《匪徒颂》，其诗云：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呀！
　　万岁！万岁！万岁！”（郭沫若《女神》第107页）

请看，郭沫若的臭诗直呼共产匪徒万岁，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毛共官
吏的本质就是匪徒吗？

这些匪徒进了城，仍然是匪徒。时候一到，匪性便大发作。

最典型的，例如1966年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象暴徒一
样，到处挥舞皮带，活活打死“牛鬼蛇神”。又象匪徒一样，到处抄
家、破“四旧”，公开放火抢劫民间的金银财宝。随后，是造反派之
间动用枪支大炮“文攻武卫”、互相残杀；然后，是军宣队、工宣队
介入，到处召开批斗会，把全国搞成红色恐怖集中营，强逼被害者
“喷气式”下跪，给女人剃阴阳头，使全国人民在“清理阶级队伍”
的运动中再次遭受一场政治土匪的大洗劫大暴行。

这一场文革，完全是一场匪化大革命，农村“土改”匪行的城市再
版！它将毛共官吏、“革命分子”的匪性、流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发展到历史的新高度！将其政权机制的匪性、流氓性充分暴露无遗！

60年代在中国各城市里犯下这一切血淋淋的匪行暴行，是那些在毛共
“红旗下生长”起来的“革命新一代”，完全是毛共的革命传统的又
一次集中表现，也是毛共城市政权机制的又一次典型运作。

看来，红卫兵、造反派、军工宣队，是60年代的城市的政治土匪！其
匪行丝毫不逊色于农村的流氓土匪，甚至更加轰轰烈烈。

只是我观察：邓小人的腐败开放以后，城市的城匪是有点“与时俱进
了”，的确减少了土匪行为，而大大增加了流氓行为。

有如下民间顺口溜为证：

　　“邓小平象月亮，贪污腐化到天亮”

　　“一等流氓是贪官，吃喝嫖赌全报销”

　　“官员四铁：一铁是一起扛过枪，二铁是党校同过窗，三铁是一
　　起嫖过娼，四铁是一起分过赃。”

邓小平的80年代，己是“贪污腐化到天亮”。到了江泽民、李鹏、朱
镕基的90年代，贪污腐化更成全国气候、更大规模、更具深度。例如
成克杰、李真等腐败官员，个个均贪污受贿又养小蜜情妇，已成为全
国城市官员的特色。

李真在省委书记身边当过秘书，深知中国城市政权运作中的机制，所
以他说：“拿1千万元来换我这个秘书职位，我也不干。”

我观察，这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官吏掌握着城市土地转让和股份制公
司的审批大权。这两者，是当代中国城市官场两棵最大的摇钱树。批
一块土地，就能捞几百万元。批一个股票上市，也能捞几百万元。

90年代以来，城市官吏在城市住房商品化和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大发横
财。所以城市房价涨到天价，而股份改制却使工人跌下深渊。

在这两者的“改革”中，是城市官吏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一个省委
书记身边的秘书职位，含金量之大超过任何想象力！

所以中国城市政权，存在一种腐败机制。这种腐败机制，只能产生政
治流氓。这种政治流氓的特点，就是利用政府权力不择手段地疯狂
地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向老百姓一次性收取长达70年的土
地使用费？绐老百姓发工资，也没有一次性发70年的工资？凭什么老
百姓要预交70年的税费？

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后大收土地转让费，不仅一收就收70年的钱，而
且按楼层计算土地转让费，例如一块地盖上20层的高楼，就按每层楼
的建筑面积各收一次士地转让费，一共收20遍。

如此荒唐地敲骨吸髓式地多收费，足显城市官吏的贪婪胃口之大。真
是政治流氓，巴不得将老百姓多剥几十遍皮。

这些政治流氓蛮横不讲理，也不讲任何信用。

例如，毛共口口声声“保护华侨合法权益”，可是华侨1950前在国内
购置的店面房产，连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侵犯，却在文革中被“人民政
府”一概没收强占了。至今过去了近40年，仍不退还产权使用权。中
共中央办公厅在1981年还发下一个红头文件，蛮横规定：侨房落实政
策问题，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造成华侨权益被严重侵犯40年之久，
也不能向法院起诉。

很多老华侨大骂毛共：以党的红头文件管法院，侨房被政府强占40年
也无人管，如此不讲信用的政治流氓，真是狗屁不如！

政治流氓不讲信用，最典型的是李鹏。

1989年“6．4”那一天，我赶到新华书店，想买一份香港《文汇
报》。在书店二楼，碰上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年青军官，也想来买一份
香港《文汇报》了解天安门屠杀学生真相。可惜，当天连香港的中共
报纸《文汇报》也被禁了。我与军官聊起来，他义愤填赝地破口大
骂：“李鹏是个政治流氓！”

是呀，李鹏真是个政治流氓！

中央电视台两天前刚播过：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王丹等学生领袖
时，亲口说学生是爱国的；语音未落地，也是李鹏，当众宣读戒严
令，竟说学生是暴乱分子。

如此出尔反尔、信口雌黄，正是典型的政治流氓！

我劝这位年青的军官：你要尽快升官，最好升为将军！因为中国的希
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对政治流氓，老百姓毫无办法。而流氓是谁也
不怕，只怕枪杆子。

《中国农民调查》指出：张桂全式的村霸，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
霸，增加了“村落公共权力”，所以“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
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这是说，毛共的农村官吏，其实比旧社会的土匪恶霸还坏！

同样，城市里的毛共官吏，比旧时城市流氓更坏！

它利用政治权力对城市百姓的敲诈勒索，例如一次收70年、又按每楼
层的建筑面积疯狂重复征收“土地转让金”，就比任何旧时城市流氓
更凶恶更贪婪万倍！

中国文坛有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中国城市官场也是如此：我是
城市的政治流氓我拍谁？

看那些城市贪官狗官大摇大摆地走进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我不禁想
起当年那位也想买一份只印着“疾首痛心”4个大字的香港《文汇
报》的年青军官。

──至今过去了15年，也不知这位年青的军官当上了将军没有？

我想念您！真正的人民解放军！

由于《中国农民调查》没有涉及城市的官吏机制，这是我为它作的第
8个注解，其余注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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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称中国贫富差距又回到解放前水平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魏德综合编译报道〕《纽约时报》今天（2月29
日）发表一篇题目为《中国富豪应验霍布斯，达尔文和马克斯的教
条》（China's Wealthy Live by a Creed: Hobbes and Darwin,
Meet Marx）一文，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
本、南韩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
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

文章说，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住进一些以美国
富人区为名的豪宅中，诸如“纳帕溪谷”（Napa Valley）、“棕榈
泉”（Palm Springs）、“长沙滩”（Long Beach）、“向阳东面”
（Upper East Side）、“公园大道”（Park Avenue）等，并且大陆
富豪们喜欢用西班牙拱门、希腊圆柱和仿罗马石雕来装饰他们的豪
宅，而一些大陆旧时流行的名称，如“新中国路”、“工人新村”、
“人民广场”等，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统
计，大陆有18%的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穷人在都市的每个角
落中都可以发现。因此，虽然大陆窃盗罪的刑期一般很长，仍无法吓
阻盗贼的横行。文章指出，这是大陆“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的社会
阴暗面。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造成
贫富间羡慕与不安全的复杂心理。

在过去的10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7%以上，但富人
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大陆
现今的官商勾结，以低价购入国有企业资产而致富，有些财产则被偷
偷转移海外。

文章说，中国至今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
主义国度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经荡然无存。大陆虽然早已经抛弃马克
思开立的药方，但在现今中国人的思想中仍保留着马克思的精神烙
印：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
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是物资丰富的市场经济。此外，
为了达到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理论成为穷人必须受苦的合理化工
具。

文章说，大陆新富阶级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因为过度的贫富差
距是革命的温床，回首历史，许多中国王朝贫困阶级的暴动而灭亡，
包括中共的革命成功也是一样的，同样得益于当时的社会贫富不均。

就在中共极力把资本家吸收入党的同时，大陆广大的蓝领工人则逐渐
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大群失业和下岗的工人开始被称为“历史包
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说法已经早被抛弃。由于媒体等国家机器
掌握在中共手中，这群下岗工人的声音很难被外界听到。清华大学社
会学家孙立平就曾经不平地说：“他们不是‘历史包袱’。我们国家
的财富、国企的资产，都是蓝领工人创造出来的。”

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共统治阶层不是不知道。文章说，中共现
今领导层曾经誓言将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但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
为他们必须以大陆17%的国民产值，创建大陆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及
医疗保健体系，而处理相同的问题，美国几近花费了1/3的国民总产
值。

除了贫富差距，文章说，大陆的社会心态也已经改变，多数人把达尔
文适者生存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当被问及贫富收入差距太大的
问题时，一名受访者回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
须牺牲一部分人”，“为了达成最终的目标，必须经过这样一种阶
段”。

大陆的社会心态改变也表现在对社会腐败和缺乏民主的冷漠和无奈。
中国的富人阶层只顾闷声发财，两耳好象听不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宣扬的绝对独裁教条（见以下霍布斯小传）的声音在华夏
大地的回响。

中国富豪的生活千真万确地应验了霍布斯，达尔文和马克斯的三重教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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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霍布斯小传（英文）：http://www.rjgeib.com/thoughts/
nature/hobbes-bio.html（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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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大纪元》2004.3.1 08:12；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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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鼓掌

傅国涌


3月5日，偶尔在网上读到30位公民联名发表的《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
护条款的建议》，签名者中有刘军宁、张祖桦这样的宪政学者，有贺
卫方这样的法学教授，有浦志强、张星水这样的职业律师，更多的是
秦晖、徐友渔、崔卫平、朱学勤、谢泳、赵诚、邢小群这样的人文学
者，还有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有作家北村等。他们所提出的18
条修宪及“适时建立恰当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议，几乎已涉及人权
保护的各个层面。因为不久前我刚写过一篇《七十年前的宪法讨
论》，所以自然而然联想起了那场已载入史册的宪法讨论。

那时候，知识分子关注和思考的主要是人身自由和宪法保障两个问
题。丘汉平、伍朝枢等在《东方杂志》的宪法专号中不约而同地提出
了“身体出庭状”。伍朝枢认为“宪法最大目的，在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民谋幸福，莫要于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
尤莫重一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因此他郑重呼吁宪法应明确规定
“身体出庭状”（即“人身保护状”）这一保障人权的救济方法。史
国纲深感“人民没有自由，这是一桩很痛苦的事情”，专门写了一篇
更详尽的《“身体出庭状”之研究》，指出“身体出庭状”和陪审制
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想出来防御虐政最有效的方法。这些灼见放在70多
年后不仅没有失效，而且还有着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这次30位公民签署的《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就重新
提出了“人身保护状”这个我们陌生已久的概念：

　　“非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侵犯人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当遭遇任何机关基于任何理由的逮
　　捕、拘禁及其它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时，其本人、亲属、
　　代理人或任何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状，要求将该人即刻
　　提至法院依法处理，接获此申请的机关不得拒绝。”

语言上的表述或许还可商量，但“人身保护状”的提出，差不多接续
了中断半个多世纪的思考，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无论如何，在经过千
转百折之后，作为民族精华的知识分子终于回到了昔日曾达到过的认
识高度。

当然，哪怕有了一部完善的好宪法也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保障它
的实施。对此，70多年前的学者就有过连篇累牍的讨论，比如设立宪
法法院等，可惜至今都是远未完成的题目。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席正是
我国现行宪法形如具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次《关于〈完善我国宪
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的说明》中，他们指出，“违宪审查制度是
确保上述一切人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机制，否
则，上述建议只能落空，宪法就不具有可执行性。”目前的宪法虽然
已包含了违宪审查的设计，“然而，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似乎尚未行使过这种权力。对于如何行使这种权力的程序，也
未见有详尽规定。”他们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将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列入议事日程。

此外，如建议中将宪法第35条拆分成3条，以“表达自由”取代“言
论、出版自由”，并赋予表达自由更具体、更清晰、与《世界人权宣
言》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为吻合的解释等，都应该
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建议书上签名的30位知识分子分属3代人（年长的如茅于轼，中年
的如秦晖、徐友渔等，年轻的如秋风、陈永苗、许志永、余杰、王怡
等），虽然他们都信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但大多数都
不是“敏感”人物，不是什么令官方谈虎色变、欲去之而后快的“不
同政见者”，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体制内的学术地位，学有专
长，在各自的领域享有声誉和影响。他们提出的建议本身不仅有理有
节，而且恰逢“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即将入宪之时。

我以为，今天他们就人权保护问题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不是中国
社会自我解放进程中一支可有可无的小插曲，而是知识分子最终能否
摆脱对权力的依附，成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知
识分子开始迈向理性成熟的前奏。执政者是否会作出某些善意的回应
（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将拭目以待。

（2004年3月6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转载自《观察》2004.3.7 00:54；http://guanc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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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权利对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演变的影响

田晓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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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馅饼”考验村庄民主》和《“新乡村建设运　　│
│　动”香港乐施会云南扶贫项目点探营》是《南方周末》上的　│
│　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提供的案例揭示出传统乡村向现代社　│
│　区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田晓明　│
└────────────────────────────┘


“馅饼”考验村庄民主

张立


编者按：几天前落幕的《走向共和》再一次激发起人们思考中国现代
化之路的热情。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如对
现代化重要内涵之一民主的认识，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其价值与意
义，而且是其可操作性和现实可能。

民主的一个前提是有分歧和利益分化，然后通过一套成熟合理的机制
使这种分歧转化为“行动共识”，这样公共事务便能顺利推进。但是
当一群试验者把一套设计好的民主议事机制放到中国一些农村时，发
现现实的复杂远非想象，一些村庄并不能通过这套机制达成“行动共
识”，面对如何处理“白来”的几万元钱，村民的分歧是如此巨大，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无法发挥功效，民主议事机制似乎形不成公
共决策。对于农村的现实，试验者悲喜交加，却又满腹疑惑。

另一方面，农村的基层民主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在城市，这种
相关性长久以来似乎比较薄弱，城市里人大代表、居委会等的选举似
乎与一个居民生活的好与坏无关。但是，当前发生的一些社区事件和
基层选举的迹象表明，社会变革以及“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民主”已关系到了一些城市人的切身利益。
而民主一旦和自己的现实利益相结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最坚定的
民主推动者。

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态势正呈现出一幅令人迷惑又令人激动的
图景，本篇报道及下期将推出的关于城市民主的报道想对此作一个关
注。

§§“馅饼”考验村庄民主


如果天上掉下个馅饼，砸在你头上，你会作何反应？惊诧，还是狂
喜？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有5个村庄被“馅饼”砸了头──“平
白无故”地一年可分得4万元。他们的种种反应，却大大出乎贺雪峰
的意料，在几个月的跟踪调查中，他喜怒交加，却又满腹疑问。

贺雪峰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教授。“馅饼”是他
争取来的，在他的提议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决定，将高阳镇5个村纳
入利民工程项目，给每个村每年4万元的无偿援助，持续5年。根据项
目设计，钱款须通过民主方式，由村民自主决定用于村庄公共工程建
设，并根据对前一年度项目的评估决定后一年度的援助。

这5个相邻的村庄，人口、田亩、风俗，甚至负债，都基本相似，让
贺雪峰着迷的是，面对从天而降的4万元钱，各个村态度各异、耐人
寻味──

§§搁浅

2003年3月14日，整个上午细雨霏霏。贺雪峰一行于下午2时到达高阳
镇。副镇长张翼和他们约定，第2天上午8时到贺集村开项目管理小组
会议。

项目管理小组制度是贺雪峰为村里设计的，小组共7人，由村民代表
会议选举产生，其中明确村干部人数不能超过3人。这个设计，是想
既借重现行制度和干部，又能让村民发挥主导作用，负责工程的具体
实施。

第2天贺雪峰赶到贺集村。会开得很热烈，但主要是吵架。贺集有11
个小组，干旱比较严重，不少组嚷着要打井，但怎么打，却发生了大
的分歧。

目前村里分到的这点钱，只能打4口2寸大的小井，还仅仅是工程设施
的支出，每口井最多可以灌溉30亩地，这对于全村的旱情来说，杯水
车薪──钱花了，还没效果。

能不能各个组再凑点钱起来，加上援助款，就可以打大井了。

“这不可能１村委会汪主任说，“一说找村民收钱，一件事都搞不
成。”

还有一个办法是集中现有资金先给一个小组打一口大井，其他小组依
次排队。一位项目管理小组成员马上问：“哪个村民小组会同意排后
面，谁知道明年会不会有钱。”他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同。

9组的管理小组成员提出他的建议：“缺水严重的小组，打小井大井
都没用，我们组只有一块岗地缺水，打一口小井正好。”

从统筹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个选择。正在作会议记录的村会
计，没有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本来没有发言权，却一听就火
了：“当代表的不能太自私吧，只想自己组的情况！”

“就是就是，你们组又不是缺水最严重的。”9组的代表遭到大家一
致的攻击，讪讪地不再发言。

打井的问题由于分歧久拖不决。1组和3组又为“机台加高”的事情闹
起来了。原来，1组、3组靠近南边的黄荡湖。1组前些年花约2万元
（含劳力折款），修建了一个小机台，从湖里抽水灌溉本组的130多
亩田，这两年又陆续动用劳力，准备加筑一个机台，2次提水，将组
里剩余田地全部照顾到。这个加筑的机台，只需再增高0.8米左右，
就可以将水引到3组，灌溉3组80%的田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时，决
定从援助款中安排1万元，把机台加高，并将残破的水渠也修好，今
后抽水和维护费用，由两个组共同承担，算下来，1组每年可节省
2,000多元，分摊到每户头上，每户一年可节省将近100元，这对农民
是个不少的数目。

这桩两个组都得利的好事，却又遇到了大麻烦，1组的村民提出，
“我们自己搞的建设，自己打的机台，现在3组用我们的水，得摊原
来一半的开支。”1组的开价是“补偿1万元”，3组的村民一听就炸
了窝，“那不是把工程款全补给你啦？”两个组为此开了几个会，1
组代表将价码降到8,000元，“少一分钱都不行。”

3组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组里面也有老人对此发表意见：“3组在这
位置上嘛，是应该出点钱，要是换了你在1组，不也会想着收钱？”
但这个舆论没人理睬。村委会汪主任告诉记者，“主要是1组觉得吃
了亏，觉得外面援助的钱，不能便宜了3组。”汪主任承认，如果没
有这笔外来的钱，村里自己发动来办这件事，“1组一分钱不要，还
不是得照样搞。”眼看这事办不成，贺雪峰对1组代表说，达不成协
议这钱就不能给你们，或者是明年再用，或者转给别的组。一听到手
的钱要溜，1组的代表连忙跑去对汪主任说，好吧好吧，3组不出钱我
们也认了。

汪主任转过身去和3组的代表协调，说出一点钱好，因为引的水要先
过1组，免得到时1组借机卡脖子。经过这一番波折，两个组的代表才
达成了协议。

§§插手

官桥村的工程是一个拦水坝，在5个村里面，这是最早开工的工程。
村支书杨必清，对前面提到的贺集村争执不下的工程，作了个评价：
“村干部的协调能力很关键，我看民主商量是个过场，还是得有人拍
板才行。”

官桥村村民代表会议在去年10月讨论工程项目时，有人提议修拦水
坝，但村南村北各有一条小河，两边的村民都要把拦水坝修在自己一
边。争执不下，后来决定修路。

2002年11月13日，日本使馆的阿古小姐特意到官桥村考察。在会上，
阿古问杨书记：“这条路这么长，怎么证明你们修了哪一些？”杨
书记一听当即表态：“修路你们不感兴趣，那我们做一个有明显效果
的，不修路了，搞拦水坝，现在就来定。”

贺雪峰当时在场，他插话说：“按程序，你们还必须开村民代表会议
讨论，而且预算一定要精细。”贺雪峰担心的是，官桥村在工程项目
上分歧很大，村民代表会议争论激烈，而村干部表现出了强烈的“主
导”欲望。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贺雪峰接到了村民的“举报”：杨
书记撇开项目管理小组负责建拦水坝的杨国祥，也没和其他成员商
量，就已经在“发包工程”，并指定了工程承包人。杨书记还找到负
责拨款的杨刚松，“工程要开始了，要领几万元钱。”

“这与我们设计的制度完全冲突，”贺雪峰后来告诉记者，“我们明
确规定村干部不能担任具体工程负责人，会计和出纳不得由村干部兼
任，就是避免工程又回到体制内循环。”

不过在贺雪峰掌握这些情况之前，杨书记已经领到了1万元工程款，
他告诉负责拨款的杨刚松，“贺教授已经同意我来领钱。”

在接到“举报”后，贺雪峰委托共同主持试验且正在高阳镇调查乡村
水利的中心副教授罗兴佐赶到官桥村处理此事，这时推土机已开始施
工，承包工程的人从外面买回了大约1／4的材料，且运到了工地。罗
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开会采取措施责令工程马上停工，对账目进行检
查。

8组是此次修建拦水坝的主要受益者，工程负责人杨国祥正是8组人。
但等工程终于在3月27日开工，却又遇到了本组村民的阻挠：从公路
运送材料到工地，需要借道6户居民的耕地，耕地种有油菜，有几个
农户想借机多要青苗损失费。

项目管理小组让8组组长做工作。做了3天工作，终于达成协议。但等
工程开工，其中一户的女户主却躺在推土机前不让。据村民后来告诉
记者，“还不是有人跟他们讲，趁这机会，多要点青苗损失费！”

僵持了1个多小时，8组组长发怒了，“象你这样闹，这工程不建了！
8组村民都得不到好处，看你还闹不闹。”他掉头气冲冲地回家去
了。8组组长对人说，“这事想起来就让人心寒。”

在局面闹得不可开交时，村里人请来了杨书记，杨上前就问：“这工
程该不该修？”女户主回答：“该。”“那为什么不让呢？”“又不
是我个把人的事。”

杨书记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工作，女户主让了路，推土机隆隆开进工
地。对于这次“危机”处理，杨书记显然颇为满意，他告诉记者，
“对付老百姓，话要讲到位，你看我还是跟她讲，一亩按400斤算，
占2分地，该补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样的条件嘛，关键是谁来做工
作。”

本不想让村干部插手，但经过这桩事，贺雪峰却犯难了，“这工程，
是不是该让村干部负责呢？”

§§疑问

每次前往季桥村开会，村支书陈涛早就把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召集起来
等候，这种在农村少见的准时，给贺雪峰留下很好的印象。

而在2001年，贺雪峰对季桥村的印象并不好，当时这个村亩均负担超
过270元，其中包括50元／人的人头费，这都是违反政策的。

“陈书记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贺雪峰告诉记者，陈姓在季桥是小
姓，季姓才是大姓。前任支书季大柏在村里威望很高，因为有些不听
镇领导安排，被免了职。

陈涛处理与季大柏的关系颇为小心，很多事情委托季来做，季桥村农
民负担是所在5个村中最高的，但农民上访告状的反而不多，其原因
可能与陈涛善于处理与季大柏等村中精英的关系有关。

现在季桥村修建的拦水坝，进展相当顺利，让贺雪峰担忧的是另一
点，修建拦水坝的钱，会不会被村里挪用？

根据贺雪峰的调查，不少村庄往往用工程的名义，向村民集资，然后
将外来的援助款留作自用，而季桥村的情况还要复杂，因为有村民反
映，“上面财政也拨了一笔钱来修水坝。”

“不会占用这里的一分钱，”陈书记告诉记者，“我们知道，今年搞
好了，明年后年才能继续获得援助，把关系堵死了，就搞不了。”

陈书记承认上面拨了一笔款下来，“不是修水坝，是修泵站的
5,000元，我们用这笔钱交了电费，”他告诉记者，“村里用这个名
义申请的钱，财政不会管我们怎么用的。”

贺雪峰对这一解释显然也是将信将疑，陈书记一再作了保证，后来还
承诺，工程完工后，树一个大牌子，“标明是日本援助款建。”

事实上，贺雪峰的这个担忧，也正是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担心的
问题。梁县长主管财税等部门，在他的感觉中，“钱一到镇和村这一
级，就象水流到沙漠，转眼就‘人间蒸发’”。

“村级债务现在相当大，”梁县长告诉记者，“这几个村负债都在百
万元以上，且债权复杂，象一团乱麻，而基层政权又要运转，所以就
形成了有钱要用，没钱挪用的局面。”梁县长认为，体制内的资金渠
道，规定其实相当完善，例如从村镇申报项目到县里审核，再报到
省，然后下拨经费，再到验收，一步步都是以具体项目为依托。

“但这个体制是自上而下，发挥的是少数几个官员的主动性，监督事
实上很弱，”梁县长因此相当关注贺雪峰的试验，“每个村的情况千
差万别，从确定项目到过程监督，只有村民真的调动起来了，自主管
理、自我监督，才能真正急民所难，并堵住资金流失。”

§§体制

新贺村的会议原定下午2时开，但村主任陈井清和另一位代表胡中文
一直没来，村支书派了一位村民找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才淋着雨来
到村部。

新贺村的工程比较简单，一是新贺2组（村北部）修建一个拦水坝，
全部预算仅3,000元，一是新贺5组（村南部）拦水坝的护坡，这个工
程的量很大，预算5万多元。

新贺村水利的麻烦在于缺少一个举村受益的项目。南北有两个水系，
而中间部位的4个组成了水利死角。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时，
争论很激烈。

要解决新贺村的灌溉，其实症结在新贺泵站。县里的一位干部告诉记
者，新贺泵站是1975年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可灌溉新贺村、贺集村
的全部农田和季桥村、吕集村的部分农田，但这一耗费巨资的泵站，
目前却闲置。

原因在于，1990年前后，因水渠被损坏和抽水费用过高，吕集和季桥
逐渐恢复小水利，泵站收入锐减，得不到维修，加之泵站抽水按国家
定价，电费60元／小时，抽水定价却达到280元／小时，新贺和贺
集，终于在欠下近20万元抽水费后，宣布不再抽水。

对于这几个村来说，大水利的成本，无疑远低于“各自为战”的小水
利总成本，但村里的各个组不这样想，临近水源的村组，单独使用小
水利，当然更为划算。这就成为乡村水利的悖论和死结。

针对这种情况，贺雪峰曾与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讨论，从县里拨
一些钱，再将镇所有的新贺泵站交给新贺、贺集两个村管理，从而解
开这个结。

贺集村张书记听了这一消息很高兴，“那应该把今年援助款存起来，
到明年一并用于新贺泵站的建设。”事实上新贺村也面临相同的问
题。

但马上就有管理小组成员问，今年天旱怎么办？又有人说，话已经说
出去了，不打井，村民就会有想法，各种事情就安排不下去。

象新贺泵站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新贺的公路。这条路是进入新贺、
季桥、贺集、吕集四村的必经之路，路面坑深水满，全是泥浆，车辆
的平均时速只15公里左右。

这条长约10公里的马路，以前每个村出数百元钱请一个村民，在路面
破损时维护，但自前几年升格为镇级公路后，镇里并没有派人维护，
几个村都认为“应该修一下”，却谁也认为“没有理由出钱”，公路
因此迅速破烂得不成样子。

“越是公共的事情，为什么就越搞不好？”贺雪峰认为，“村庄的
‘原子化’倾向，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样板吕集村的会议在晚上召开，雨下得大，冷风刺骨，村支书派人将
煤炉子搬来烤火。

吕集的水系是惟一的，这点使工程的讨论很顺利。村民决定将以前的
土坝改为石坝，预算约需2万元；另一项是将引水渠用砖砌起来，预
算也是2万元左右。

村支书吕池良的威信很高，他本来以最高票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
员，但他自愿退出，以让更多非村干部的村民当眩而且在会上，也没
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挑战他的权威，这与贺集村和新贺村形成了鲜明对
照。

吕集是一个大村，有2,000多人，近5,000亩耕地，税费改革前村一级
实际收入是相当多的，但村集体还是欠下100多万元债务。这些好象
并没有妨碍吕书记威望的建立。

吕集的引水渠工程3月26日开工，记者4月20日前往采访时，一条漂亮
的水泥渠已经竣工，项目召集人贺军告诉记者，“以前引来的水要流
失一半，现在可以多灌溉几百亩田。”

“他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奸’，一个比一个负责，”同村的工程承
包人贺辉庭说，“我只包工不能包料，1毛钱砌1块砖的价格，我算下
来还亏了90多元钱。”

“他一共用了44,300块砖，请了10多个工人，大工30元／天，小工20
元／天，算下来，确实亏了。”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引水渠工程负责
人张宏美，账算得比承包人还精细，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工程一
共花1.77万元，预算是1.85万元，节省了800元。”

让项目组也感到意外的是，每天都有村民到现场去“监督”施工，堆
放在路边的工程物料，也秋毫无损，村民黄道明告诉记者，“要是村
里的物料，请5个人巡逻，都守不祝”

吕集村的工程，也需借占田地运送物料，这点与官桥村相似，户主刚
开始也嘟囔：“这样不行吧。”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骂他：“这涉及
全村人的利益，作点牺牲嘛。”事情迎刃而解。“为什么吕集可以形
成舆论场，而官桥不行呢？”贺雪峰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几个村出现的情况，对于农村研究来说极具价值，但如果没有吕
集这个样板的出现，贺雪峰觉得“简直没法交代”。

“农村的公共物品相当缺乏，而自主提供的意识又很差，”贺雪峰告
诉记者，“我们想通过引进外部资源，促进和加大乡村民主的发展，
增加村民的自治意识，从而促成村庄内源发展。”日本驻华大使馆无
疑也想看到这个试验的进展。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则认为：“国家正在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
度，如何把这一大笔资金用好，是一个关键，这个试验正是想探索一
条新的支付通道，也是我们中心长期致力于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研究
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勇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30年
代，中国有700多个组织，在全国乡村开辟1000多个试验点研究农村
问题，”他告诉记者，“不过现在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
是个好的迹象。”

（罗兴佐、王习明对本文的采写亦有贡献，特此表示感谢。）

（《南方周末》2003.5.22）

◆中国农村研究网转载了上面那篇文章，以下是一位网友对这篇文章
　的跟帖。（田晓明）

回复人：sdsmg主题：民主，在中国需要长久考验时间:2003-9-1
23:53:54

中国国民素质跟不上民主，民主意识的缺乏，加之民主陋习等等，仅
这样的“材料”，想作好民主文章，结果肯定是失败。就以上文章
说：如果天上掉下馅饼，是惊诧？是狂喜？我以为，第一、天上不可
能掉馅饼；第二、天上不该掉馅饼。而事实上是人为的扔下馅饼，那
你就有必要，有责任，象解题一样，从头到尾替人干了，尤其是工农
这个层面。

◆这位网友的观点有些悲观，扔馅饼的人千万不能去替被救助者做
　事，看看下面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知道扔馅饼的人该干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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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建设运动”香港乐施会云南扶贫项目点探营

林楚方


如何使贫困的人脱离贫困，如何让脱贫的人坚强地站起来，不再返
贫，并得到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是任何从事扶贫工作的人
都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医务室

车下是昆禄公路，禄劝县城就坐落在公路那一头，仅距昆明70多公
里。乐施会项目点在禄劝县的大山深处，汽车还要钻几个小时，稍不
留神就可能掉在山涧里。

禄劝项目点是香港乐施会在西南的一个扶贫点，事实上，这个国际扶
贫组织进入中国内地已经10几年了，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扶贫工
作。

2003年岁末，本报记者前往乐施会扶贫点采访，试图记录那里的贫穷
和人们摆脱贫穷的努力，并看到了一个ＮＧＯ的艰辛努力和精彩试
验。

云南省禄劝县翠华乡安心田自然村是乐施会的社区发展项目点，坐落
在大山顶上，远离喧哗闹市，2003年11月27日，村医务室落成，苗家
的男男女女都在医务室庆祝，酒席摆满了屋子和院子。

一个医务室的落成一般来说不是新鲜事，而对安心田的苗家人来说，
却是大事。医务室是乐施会在这个自然村的一个扶贫项目。

乐施会禄劝项目官员冯明玲女士介绍，乐施会初来时，人们强烈反映
有病无处医，到最近的卫生所也要走两个小时，到卫生院要走5个小
时。即使医院就在家门口，高收费也让村民无法承受。

苗寨人们的痛苦让乐施会项目办的工作人员感到“从心里难受”，于
是经过协助苗寨村民讨论和表决，便选择了建设医务室的项目。

项目实施采取的是一种“赋权”模式。乐施会认为村民是解决社区贫
困的主体，机构只是社区发展的协作者。以社区为主体的发展，才是
有生命力的发展，包办代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赋权模式是项目办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商量医务室该建在哪里，怎么
建，建了怎么管，谁来管，这些事情都让村民来决定，如果有分歧就
多次讨论、辩论，意见无法统一就投票解决。

村民们投票选出医务室项目建设小组，小组组织村民出工出劳，还组
织人做监督工作。医务室建成后，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制定管理制
度，选举管理经营者，并确定医务室的一系列服务规章。

于是这个医务室就有条不紊地按照这个制度运作下去。乐施会其他的
项目也是如此运作。

云南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楠处长举例说，乐施会在云南10年扶贫，所
建的饮水工程，不仅当年有水喝，5年、10年照样有水喝。

§§基金管理

乐施会进入每一个社区，始终把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性作为社区发展
的最基本手法。

石丫口社区，最初也是乐施会的项目点，曾经试行过小额信贷，但由
于项目运作中漠视穷人的权利，小额信贷的管理权垄断到少数强势人
的手上，权力缺乏监督，富人挥霍了几千块钱的贷款，乐施会在1999
年退出石丫口。

2001年，乐施会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重新进入石丫口，全村开大会重
新讨论小额信贷的管理制度，并将小额信贷改为由社区自己管理的社
区发展基金，选举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小组。

谁来管理资金呢，村民投票选了一个会计管账，还选了一个出纳，互
相监督，会计要有文化的，出纳要良心好的，出纳家里人良心也要
好，村民说，如果家里人良心不好，会教唆他把钱贪污了。

3年中，还没有哪户拖欠贷款。社区发展基金管理非常严格，其核心
就是透明，每项开支都由社区成员大会决定，每个季度做一次账目公
布，村民可以随时提出看账和看钱的要求。

对100%的回款，乐施会云南项目统筹张松认为，根本的原因不是5户
联保机制的作用，而是村民对社区发展基金的自我管理使其产生了拥
有感，村民特别珍惜这种拥有感。

2001年村民一共贷了7,500元，第二年就到了24,800元，第3年就到了
43,600元。通过收取利息，社区已经有了8,000元的积累。

“将来，这笔钱可以滚动得更大，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挟信用社’，
增大到4万到5万，留3万社区自己用，两万就可以帮助其他社区，收
他们的利息，让其他社区学习我们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也发展起来，这
样，周围的苗族寨子就都可以发展起来了。”石丫口社区发展委员会
王美献主任说。

贷款的利息怎么使用呢？村民将利息转入助学基金、合作医疗基金、
科技推广基金。各种基金的管理制度都是村民自主制定的。

§§ＣＯ机制

通过项目的实施，一个不同于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社区组织也慢
慢建立起来，这个社区组织叫社区发展委员会（简称ＣＯ）。

ＣＯ在项目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社区发展基金以及助学基金等都由
ＣＯ管理。如果你仔细考察乐施会的这些扶贫点，你会发现一个令人
吃惊的现象，在这些远离现代喧嚣、近乎原始的村落里，人人都能脱
口而出“社区，ＣＯ，ＣＤＦ（社区发展基金）”这些新名词。

“乐施会‘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的理念，不仅仅是把贫困人口的
基本权利直接赋予他们，而且要通过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实现机制来
保障这些权利的获得，更加强调了基本权利的可实现性。ＣＯ是实现
村民权利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一位项目官员说。

“ＣＯ选举的时候，我们提出硬性的条件，主任必须由妇女担任。”
为什么？冯明玲介绍，乐施会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是社会性别问题，
苗族妇女一般不出门，只在开人代会的时候，可能有个苗族妇女做代
表出去。

苗族妇女平时的工作就是看孩子、养牲口、做饭，如何建立这些妇女
的信心，让她们能够象山外的人那样，终结男权社会，乐施会进行了
不懈努力。

作为ＣＯ成员的妇女，都到县城培训，项目办官员组织大家讨论，官
员们让大家讨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妇女们开始说，男人有胡子，女
人没有；女人能生小孩子，男人不能；男人力气大，女人力气校

“我们改变不了生理的差别，但是有些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
如女运动员力气可能比男人大。她们说男人能说会道，我们说演员里
也有女人；她们说男人会办事，我们说，冯老师不也是女的吗？妇女
们都笑了。”

“倾听她们，她们有被倾听的权利，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
恩赐的也不是施舍的，而是她们自己的。”

长了“见识”的妇女开始有了一些独立的想法，酝酿成立妇女小组，
为什么？因为嫁到这里的妇女离娘家往往很远，甚至几年都不回娘
家，往往都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可能自杀。

妇女小组的成立，增加了农户在一起开会、交流、活动的机会，在活
动中，妇女小组常有意识地要男人少喝酒，减少家庭矛盾，还在制度
中增加了男人要少喝酒的规定。

同时，在妇女的活动或生产生活中，还灌输生命的重要性，要善待自
己的观点。以后男人喝酒也少了，妇女喝药的情况也少了，2003年，
还未听说有哪家农户吃农药致死的消息。

“必须让妇女从家庭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走到公共领域，甚至走上社
区管理角色，解放妇女１乐施会刘官员说。

这样的妇女小组只是乐施会所有的项目点上ＣＯ的一个缩影。ＣＯ在
乐施会的项目实施过程中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在社区发展规划和家
庭生产生活改善计划中也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新乡村运动”

从1992年乐施会初到中国内地，已经过去十年了。最开始乐施会在云
南、贵州开展农村扶贫，1995年、1996年，主要做技术推广工作和基
础设施建设。

1997年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贫困地区，一家一户应对贫
困非常困难，“我们感到如何把大家凝聚起来，通过组织的形式和力
量对抗贫困是根本出路。”

“我们将项目叫载体，最初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带动培育社区组
织机制和社区的观念意识。”

乐施会云南地区统筹张松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1997年开
始，建立新的社区组织就成为乐施会的主要策略方向。

“过去谈社区组织，就理解为一个组织机构，或者叫什么小组，有机
构有制度就够了，后来发现还不够，还要注意机构产生过程，它必须
通过选举产生，选举要有充分参与。”

张松说，现在很清楚了，这种组织的核心理念是参与性，参与性是以
赋权为核心内容的，决策时，能不能保障所有人都知道要讨论什么，
要做什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还要看讨论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充分
发表意见，决定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一票。

决定后的事情，老百姓有没有监督权，老百姓有了意见，有没有反馈
和再决策的过程。这就是这个机制的全部，通过这个机制战胜贫困，
比单纯地建一些房子、给一些项目要好得多。

随着ＣＯ机制的注入，村民们也能够正确认识社区和自己的关系，而
且学会了如何管理一些事情，“原来都是村委会管，当官的管，现在
是大家管。”

由于ＣＯ成员都是没有报酬的，当选就意味着奉献的开始，所以，Ｃ
Ｏ机制的植入培育了一批热心于社区公共事务的人，而这种人就是社
区精神的重要载体。

一种机制、一种精神在维系着这些乡村的运行。一种真实感觉是，乐
施会在做乡村试验，在城市都没有成型的社区和社区治理理念，很悬
乎的社区精神，在这些乡村则已经生根发芽。

“如何理解贫困？如果贫困仅仅是缺钱的话，就简单多了。很少有人
分析贫穷背后的原因，现在全国都在反思，参与性扶贫规划的制定就
是反思的结果。尽管我认为，参与的程度还不够，但毕竟是往前走了
一大步。”云南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舒海燕说。

乐施会西南项目官员李昌平甚至冠之以“新乡村运动”。观察者还注
意到，村民自治尚未解决好的乡村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机制、社区精神
培育等问题，在乐施会项目点的社区组织机制建设中，人们看到了希
望。

“随着ＣＯ的成长，以及政府对农村税费减免和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
力度的加强，ＣＯ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当地政府的关系必然发
生微妙的变化，将来的情况可能会互相合作、互相依存、互相融合、
互不干涉，这最终会成为主流的乡村治理状态。”

§§反思

“说实话，乐施会的一些做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中共大理州
剑川县象图乡党委马书记说。

大理州剑川彝族白族自治县是乐施会在云南的另一个项目点，是乐施
会惟一和政府共同建设的项目点，剑川点的经历颇为曲折。

在开始做象图项目时，省扶贫办外资中心和剑川当地官员的操作模式
是传统的政府模式，项目官员向乐施会西南办官员汇报发放扶贫贷款
数量和回收率是多少，做了多少项目等。

乐施会官员一头雾水，因为按照乐施会的“项目不是目的而是载体”
的理念，这些官员的扶贫都扶“歪”了。

后来省扶贫办外资中心和剑川县领导都认可了乐施会的理念，重新改
组了剑川项目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直接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剑
川项目办新经理是县扶贫办副主任李刚。

象图乡大山红、满山红社区是项目点，从剑川县城开车要4个小时，
翻越海拔3.000多米连绵大山，才能到象图乡政府，从乡政府到大山
红、满山红还需要走3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

不久前，本报记者来到大山红和满山红社区。经过剑川项目办和象图
乡政府的努力，这里发生了和禄劝近乎一致的变化。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质的不同，人们从失望到希望。通过引水工
程、学校等项目载体，社区组织生根发芽，社区精神也在近乎废墟的
地方崛起。

为什么同样的钱投下去，乐施会的效果会明显不同？大理州一个县，
修了很多水窖，后来就坏在路边，“我们问老百姓，为什么不整修，
老百姓说，那是政府修的。”

舒海燕等官员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我就渐渐明白了，要尊重
他，要倾听他，农户才是发展的主体，你只是协助者，这个转变的过
程中，有些东西给我的震撼是一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从心理上
完全接受乐施会方式。”

李昌平认为：“政府要借鉴乐施会扶贫的经验，要用法律保障老百姓
拥有掌握和使用扶贫资源的权利。用制度保障贫困人士的权利实现，
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出路。”

《南方周末》20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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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乐施会扶贫经验的读后感

田晓明


民主只是一种工具，素养不同的人，在民主过程中的表现自然不同。
这就好比一个网球运动员可以用球拍打出好球，而一个没受过网球专
业训练的人就不能用球拍打出好球。

香港乐施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公共产品，它使农民有权
控制并使用这种公共产品，这就使农民在参与公共活动时负责任、不
蛮干，人们的社区精神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乐施会的人将此概括
为，“我们将项目叫载体，最初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带动培育社
区组织机制和社区的观念意识。”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即
原始资源（资金）来自乐施会，由于它是一个慈善组织，所以村民们
才能顺利地得到对于资源的控制。

湖北的项目搞得太突然，由于村民们还没有社区意识，所以公共活动
中的决策就显得很混乱。

在设计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时候，应该借鉴乐施会所创造的案例。应
该把现在的村委会改造成为类似于乐施会参与构建的社区发展委员
会，原始的资源注入应由国家来承担，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村就有可
能慢慢地发展起来。

在国家的力量还未转移到农村社区建设上来的时候，社会各界可以参
照乐施会的做法在农村搞一些有关的实验，或者出钱、出人支持香港
乐施会。做乐施会的义工和捐款，可以到此联系：

http://www.oxfam.org.hk/chinese/

〔提供者：徐水良；xy@nyc.rr.ｃ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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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2004.3.8）与第三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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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2004.3.8）　……………………………………　《蕃薯藤》
◆扁连电视政见发表会再交锋　………………………………　Ｂ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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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2004.3.8）

《蕃薯藤》


《中时》：大选倒数两周陈吕39.8%连宋38.1%

距离“3．20”大选投票日只剩两周，在“2．28”造势活动激情过
后，蓝绿阵营支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依据本报最新完成的超大型选
情调查发现，陈吕配目前支持度近4成（39.8%），与上月中旬相同规
模的调查结果相同，连宋配为3成8（38.1%），与上月的4成3相比，
下滑了5个百分点。未表态选民则从1成7增加为2成2。

国政辩论落幕扁辩才评价高连支持度领先5%

第2次总统大选国政辩论圆满落幕，陈总统辩才无碍，整体表现受到
3成7选民青睐，连战攻守得宜，也博得2成8民众好评。收看辩论会的
民众当中，3%表示投票意向受到影响。就蓝绿阵营支持度而言，陈吕
配为3成7，连宋配为4成2，和辩论前相比，陈吕配略见下滑，但变动
在抽样误差范围之内，并无明显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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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倒数一个月支持度扁40%连43%

“3．20”大选投票进入倒数1个月，由于未表态选民显著减少，绿营
支持度创下新高达到4成，蓝军也再度跨越4成关卡为4成3，连宋领先
陈吕3个百分点，选情紧绷到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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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民调：公投47%会领票36%不参与

“3．20”大选投票日同步举办公民投票，不但是蓝绿阵营的攻防焦
点，同时选民的看法与意愿也呈现两极化。依据本报最新选情调查发
现，4成3的受访者表示会领票参加公投，3成6坦承根本不打算领票，
还有约4个百分点的人表示要投废票。1成7的民众抱持观望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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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辩论谁辩得好扁39%连32%

首次总统大选国政辩论昨天隆重登场，民众对两位候选人的表现评价
如何？依据本报最新民意调查发现，4成3的选民收看了本次辩论赛，
其中5成6认为陈水扁口才反应胜过连战，3成6的人较认同陈水扁的政
见主张，3成2属意连战的政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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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民调：陈吕35%连宋37%

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2个月，蓝绿两军陷入割喉拉锯战，依据本报最
新选情调查发现，目前陈吕配支持度为3成5，连宋配3成7，略占上
风，并以3成5的看好度领先陈吕配。2成8的选民未表露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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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公投议题国人共识呈现分歧

陈水扁总统公布“购反飞弹”及“两岸协商”两项公投题目，国人看
法如何呢？依据本报最新民意调查发现，其中第1道题目，同意者4成
2，不同意者2成5；第2道题目，同意者6成7，不同意者7个百分点。
至于明年“3．20”应否就两项议题举办公投，反对与赞成的比例各
有3成6、7左右，可说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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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蓝绿激战35%VS.35%打成平手

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74天，蓝绿两军负面文宣炮火猛烈，候选人财
产、操守成为攻防焦点，再加上美、日两国对“3．20”公投表示关
切，使得选情再度为之紧绷。依据本报于3日完成针对台湾地区1,300
余位合格选民的电话选情调查发现，目前陈吕配支持度为3成5，连宋
配也掌握3成5的票源，双方势均力敌。3成1的选民未表露投票意向，
其中8个百分点承认心有所属，但是不肯透露支持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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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民调：绿蓝拉锯陈吕36%连宋34%

ＳＡＲＳ疫情趋缓，国内股市回稳，蓝军转攻飞弹泄密责任归属，绿
营则大掀党产议题反制，双方声势再度拉近。根据《中国时报》最新
选情调查，陈吕配支持度为3成6，连宋配的支持度为3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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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民调蓝升绿降陈吕31%连宋36%

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3个月，《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陈总统
（施政满意度）下滑到4成5，陈吕配支持度3成1，连宋配则是3成6，
没有透露投票意向的选民还有3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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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连电视政见发表会再交锋

ＢＢＣ


┌────────────────────────────┐
│　【敬告读者】大家在认真分辨扁、连主张的优劣的同时，别　│
│　忘记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两位必需千辛万苦地向他们的老板　│
│　──台湾的全体选民──解说自己的主张，拜托他们“惠赐　│
│　一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却不必如此，反而　│
│　可以镇压上访者们？中国人，请你们给我一个说法，拜托！　│
│　　　　　　　　　　　　　　　　　　　　　　　　　　　　│
│　　　　　　　　　　　　　　　　　　　　──洪哲胜编按　│
└────────────────────────────┘

〔ＢＢＣ中文部驻台湾特约记者杨孟瑜2004年3月6日〕台湾今天（3
月6日）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现任总统陈水扁与国民党
总统候选人连战，继电视辩论会后再度交锋。两人针对台湾兵役制
度、两岸定位问题等，各抒己见。

除了今年首度举行电视辩论会，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会）也按
往例举办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第一场于周六（6日）登场。
两位候选人陈水扁与连战，各自发表半小时的政见。

§§兵役

先发言的陈水扁，对连战近期主张台湾应由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提出
抨击。

陈水扁说，兵者，国家大事也，不得开玩笑。

陈水扁表示，募兵制是台湾未来要走的一条路，但必须逐步渐进。

他说，走募兵制，第一阶段先精兵，预计从目前38万5千人的部队，
缩减成为27万人左右，这些需要时间。第二阶段则是募兵、征兵共
制，到第三阶段才是募兵制，而且要修改宪法，才能实施。

陈水扁批评蓝军现在主张募兵制是骗年轻人的选票，会“掏空国
防”。

此外，陈水扁也再度指责连战，以前认同前总统李登辉提出的“两国
论”，后来又否定，曾主张“两岸邦联制”，现在又否认。

陈水扁最后提出台湾未来“六大愿景”，也包括推动两岸和平稳定互
动架构。

§§两岸定位

随后发表政见的连战，对于陈水扁批评他对两岸主张摇摆不定，则反
驳陈水扁才是立场善变、闪烁不定的人。

连战并指，“根本不知道阿扁是否是在选中华民国总统”。

连战也强调自己坚持中华民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他表示，台湾
是个多元社会，对于阿扁主张的分割、对立，他不认同，也是两人之
间很大的不同。

这是扁连两人继2月间连续两场电视辩论会后，再度交锋。

距离大选投票日也只剩下两周。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六公布的最
新民调显示，在民进党绿军阵营一周前（2月28日）成功举办
“‘2．28’百万人手牵手护台湾”活动造成声势上扬后，蓝、绿阵
营支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目前连战所获支持度是38.1%，陈水扁所
获支持度是39.8%。陈水扁领先连战1.7个百分点，是该报历次民调中
陈水扁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但双方差距仍在误差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未表态选民从17%增加为22%，所增加的5个百分点，
正是连战阵营所流失的。

另一方面，目前正在召开大会的北京当局，刚公布了今年将增加
11.6%的军事预算。北京方面的“动态”，是否会影响台湾最后两周
的选情，也值得关注。

〔转载自《大纪元》2004.3.6 22:08；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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