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前的和平反战运动


茉莉



一直对欧洲历史上的和平反战运动极为推崇的笔者，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面对欧洲再度兴起的反战示威，却裹足不前，困惑地沉默了。

和平无疑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没有人能够否定和平主义者的理想价值。但是，和平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走上广场喊口号，它是一种信仰生活的精神态度，一种试图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除了丧心病狂者之外，极少有人把战争当做一种正常的生活形态。从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言，和平与人性共存。基于此，笔者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不属于今日游行反战的人群，因为使用怎样的手段获得和平，是有很大争议的。

信奉和平主义却又主张自卫反击的人，爱因斯坦称之为“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坚决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说，除了面对那些蓄意以毁灭别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目标的敌人，在一切事情上我都反对暴力。”他又说：“我几乎完全认同甘地的那些观点。然而，对于那些试图杀害，或者剥夺我或我的同胞生存基础的暴力，我（作为个人，或集体一起）将会予以强烈的抵抗。” 这是一个真正面对现世的人道主义者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目前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与历史上的和平运动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它针对的对象，不再是过去那些一心扩大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政权，而是被害后行使自我防卫权利、竭力制止更多恐怖袭击的美国政府。和平主义在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制止强国为了利益争执出兵攻城掠地，而不是阻止被侵害的人们行使自卫的权利。其次，911后参加和平反战示威的人们，既有为911灾难痛心、为阿富汗平民生命担忧的善良人们，也有借机挑起宗教民族仇恨的恐怖组织支持者，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复杂形态。

做一个口头的和平主义者，要求生活在恐怖威胁之下的美国人放弃他们的自卫权利，是容易的、轻松的，但却未必是道德的。为此，笔者试图回顾和平主义的历史，审视今天的和平反战运动，以求理清各种不同的和平观，分析各种怀有不同动机的反战呼吁，



一，绝对和平主义者：宗教人士


爱因斯坦当年所指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主要是基督教的一支———教友派。由于基督教《新约》要求信徒“爱你的敌人”，不提倡复仇，早期和平主义者大多来自基督教的教友会和耶和华见证人。1815年，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协会由教友会成员在纽约建立。他们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出于道德良心而反对任何军事行动与战争，因此又被称为“良心反战者”。

从十九世纪起，欧美的和平组织成员就以传播基督教义的巨大热情，去传播和平反战的理念。爱因斯坦曾评价说：“教友会代表了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特别是在国际生活中，他们的影响极其积极有效。”圣．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词》很好地表现了基督徒们的心声：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当911恐怖爆炸声刚响过，人们的余悸未了，欧美各地教堂都举行宗教仪式，为死难者做追思弥撒。面对人类一再旧病复发的兽性，面对把世界卷入灾难之中的人心仇恨，宗教领袖们都再三告诫人们不要以暴易暴，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多次呼吁：所有不同信仰的人民，切勿心怀仇恨，要为人类文明携手努力共赴和平。

在反对复仇方面，佛教比基督教走得更远。佛教教人珍惜一切生命，也包括恐怖分子的生命。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在911事件后不久，发表了给布什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强调以暴易暴只会令仇恨和愤怒加深。一位西藏佛教徒撰文痛苦地倾诉：“究竟是什么样共同的业力和果报降临在那些平常人的头上？究竟又会有什么样分别的业力和果报继续在六道轮回当中流转？绵绵不绝的仇恨，冤冤相报的下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在感同身受的时刻，我祈求佛教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光芒照耀全世界，不暴力，永远不暴力，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拥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人间天堂。”　

在不信神灵的笔者看来，颂扬和平，反对战争，是基督的理念，佛陀的信仰。基督所赐福的是那些“宽容者”、“有怜悯之心者”、“缔造和平者”：能达到涅盘境界的，是那些不杀生的佛教徒。宗教家们的教诲不可谓不美好，但是，他们能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吗？

在评论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事时，教宗说：“纷争必须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是，怎样才能展开和平对话？怎样才能使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教宗也拿不出办法。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也不主张美国报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回教恐怖份子发动‘慈悲之战’－－空投粮食与救济品给阿富汗难民。”主张感化恐怖分子的星云大师，一定不太了解，凶狠的塔利班是怎样从阿富汗老百姓口中抢夺粮食的，而北韩政权又是怎样把国际救助灾民的物质出售，换成钱用来制造核武器的。现实比宗教领袖们想象得要可怕得多。

为了承担和平的现实性责任，武力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圣经》也不提倡缺乏正义的和平，因为那将是更多苦难的哭喊。中国的古人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在西藏历史上曾发生过喇嘛被迫杀人的事件，那是因为，“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虽然佛教禁止杀生，但也有如下理论：为了制止凶残者者继续造孽。杀死一个正在作恶的人，是对他的珍惜，使他不至于犯下更多的罪孽。

由于绝对和平主义者也有上述特许，最近，一些宗教领袖们发表的看法也开始现实。如南非大主教图图就和几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起发表声明，支持全面对抗恐怖主义。他们说，这些罪犯必须被指认、逮捕，并予以严厉惩罚。他们也敦促任何行动都应在国际法之下执行。

不幸中的幸事，是这次恐怖事件促使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不少伊斯兰教领袖也公开谴责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罪行，表达伊斯兰教爱好和平的信仰。


二，“曼彻斯特自由派”的和平传人



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说：“唯有和平才能书写新的历史。”和平主义在欧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追溯到欧洲近代的一批伟大作家：伊拉斯谟、伏尔泰、卢梭和边沁。

最早的欧洲和平组织，是英国人理查－科布顿于1840年在伦敦开始创办的。这位先生应该为我们中国人所记住，因为他曾在国会中强烈反对英国侵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著名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试图通过增加贸易自由、废除粮食关税等手段，将武力从国际政治中取缔，以确保和平。

这一流派的和平主义者相信人类运用理智就能制止战争，当上个世纪毫无理性的两次血腥大战来临，这些自由派的和平理想即宣告破灭。而后，联合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权威机构，各国和平组织广泛建立。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执，但他们并不认为应该指控那些被迫抵抗的人，并不反对国际社会采取特别的武力措施，以促使和平权利的实现。

民间的和平反战运动曾一度沉寂，直到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才再度蓬勃兴起。今天，面对蓄意毁灭人类文明的恐怖分子，欧美仍有少数自由派人士参加反战集会，但大多数昔日街头的自由斗士因911事件改变了立场。在曾经同仇敌忾反越战、并具有反美传统的瑞典，这次除了左派党和环境党之外，其他各党派包括知识分子自由派的人民党，全都赞同瑞典政府无条件支持美国的表态，为此不惜放弃瑞典长期奉行的中立国策。在当年反越战的大本营美国，三十多年前曾高挂北越国旗、火烧美国星条旗的激进学生领袖，如今也挂起了美国国旗。

这绝不是说今天的欧美自由派就不主张和平了，相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痛感和平的珍贵。然而，这些自由派不同于具有宗教虔诚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认识到恐怖分子的极端危险性，深知恐怖辞典里没有"对话"这个单词，一味“反战”并不能达成和平。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格老秀斯就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制战争。在前年的北约会议上，捷克知识分子总统哈维尔就表示：“应以摧毁邪恶的军力保障和平，离开能够击退邪恶的军力存在，和平是无法获得的。”目前欧美自由派的整体表现，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理性考量。



三，反战是欧洲左派的盛大节日


笔者一直在追踪瑞典各个城市举办的和平反战集会。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目前的反战运动就如同又过了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场上红旗猎猎人如潮。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毫无例外地，举红旗喊口号的示威者大都是左派。如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齐默尔就公开呼吁，要求该党成员及同情者积极参加和平反战运动。这样，反战游行成了欧洲左派登台露脸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左派们喊出的口号，不仅有“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等一般性诉求，更有“不要战争，要全球正义”的特殊主旨，反对全球化的还打出“G8制造恐怖主义”的横幅。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的言论可以代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想彻底消弭恐怖主义，就必须改变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他们因此大谈南北冲突（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问题。

笔者在欧洲和左派有所接触，对他们在本国内部事务中呼吁社会正义、尽人道责任维护弱势群体的言行，一向很有敬意，但发现他们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常常显露出他们的天真、片面和幼稚的一面。他们以为解决南北冲突，实现中东和平，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恐怖分子就会从此洗手不干，这些大都是不现实的和平幻想。

正如胡平先生论述过的，恐怖主义固然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但也有人性根源。即使在全世界消除了贫富差距，仍然会有人性的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由人性恶滋生的犯罪。贫困虽然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但如果一味把恐怖事件归结为贫富阶级的冲突，就会在无意中为邪恶者开脱。

左派们把恐怖分子想象为可怜的兔子，是因为穷急了才去咬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解释。胸怀伊斯兰天下大志的宾拉登，本人即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按阶级路线划分，应属于大资产阶级。这样一伙富家公子，在阿富汗安营扎寨组织恐怖活动，却置阿富汗无数饥饿的儿童于不顾，从不尝试去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基本生存问题，甚至在那里滥杀无辜平民。他们的活动完全不是为了争取平等富裕，更不是由于顾惜穷人而为之抗争。何况，在美国911事件中牺牲的无辜者，不少人来自贫民阶层。可见，左派们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恐怖产生原因，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瑞典，他们被人讥讽为“红酒左派”和“沙龙社会主义者”。

至于一些号称“中国新左派”的人，公开在网上充当恐怖主义辩护士的，不属于笔者论述的范围之列，他们不配和幼稚但却真诚的欧洲左派相提并论。倒是台湾的左派可以一提，如“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他们别开生面的做法是，以行动剧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在阿富汗及时煞车，改由国际法庭审判宾拉登。在剧中，布什与宾拉登在法庭中激辩，最后两人都坦承有错，布什允诺人道援助阿富汗，宾拉登接受“终生监禁”的判决，从此，世界不再陷于不安之中。

这个剧情的结局可谓幸福之极，只是台湾朋友没法回答一个小小的问题：谁有这个强制能力，请宾拉登入瓮海牙接受法庭审判？



四，热情青年的和平乌托邦


不管左派右派，走在欧美反战运动旗山旗海最前列的，大都是年轻人。这是因为，年轻人最具理想主义热情，最愿意在时代潮流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在拥有个人充分自由的欧洲和美国，他们叛逆的激情、个性和勇气，也需要有挺立于人潮之上的机会来表现。

由反战运动引起的一个典型冲突，是正在英国留学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由于不能忍受牛津大学高涨的反战反美情绪，一怒之下，她率领一群留英的美国学生，到英国学生反战集会上大闹了一场。亲身经历过911恐怖事件的切尔西，为英国青年的反战运动感到痛苦和沮丧。

没有人能指责欧洲青年学生对和平的善意，但他们的单纯、不成熟和缺乏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反对“以眼还眼”，高喊“战争不是答案”，殊不知，使用武力除邪治恶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人能找到完美无缺的方案。如果反战的年轻人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他们是否乐见人们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再次牺牲在恐怖爆炸中呢？

正如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所痛陈的："上一次，他们来炸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一次，他们炸掉了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千个人。假如我们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拿着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来，就可能杀死我们的六百万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爱的年轻人无法清醒面对的可能后果。出于和平乌托邦的幻想，出于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年轻人看不到原教旨主义末日情结的特殊性，看不到他们要实行伊斯兰绝对统治、以杀死一切“异教徒”为乐事的狂妄征服欲。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年轻人会发表漂亮的言辞，而不知承担责任的艰辛。

最近，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正在组织一股更大的全球性反战运动。作为美国开战后第一个发表反战声明的团体，他们豪情满怀，想要联合世界多国的学生，制造更大的反战效果，从此“改写学生参与和平运动的历史”。因此有人把他们比做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享受前辈创造的文明安定生活，却一心要和务实的前辈唱反调，把反战集会当做重新创造历史的热闹派对。



五，这些人不是反战是反美


当年汪精卫在日本入侵中国时，就曾发动过一场短暂而臭名昭著的“和平运动”。今年夏天瑞典的反全球化示威，也有纳粹分子混在其中制造暴力事件。和平反战这面大旗，是可以被各种企图的人们所利用的。

一些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居住地区兴起的反战集会，其实只能称为“反美示威”，因为他们把一切归结于美国的“罪恶”，不但不反对宾拉登发动的恐怖战争，反而号召“圣战”（其实《可兰经》上“大圣战”的真正意义是救赎自己的灵魂）。如何质疑被歪曲了的“圣战”，走出民族悲情，关心人权，尊重生命，让伊斯兰教实现其和平的信仰，还得靠阿拉伯知识分子做出勇敢的自我反省。

和平反战运动还有其有趣好玩的一面。一些在本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高压政策的国家，这次也振振有词大谈起“和平”来了，如用坦克机枪镇压自己人民的中国政府，一再“关切”阿富汗人民的和平，鼓吹“超限战”的中国网友也愤怒斥责美国的反击；在驱使几百万难民投奔怒海的越南，其党报也宣传：“战争不是一项选择权”；让自己百万人民活活饿死的北韩当局，也指责美国以“军队破坏地区和平”，造成“恶性循环”。

连这些恐怖国家也俨然成了他国“和平卫士”，夫复何言？他们每天都在迫害人权，置本国政治犯、良心犯于死地，和宾拉登恐怖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六，反战运动的正面意义


尽管卷入当前反战运动的人形形色色，动机复杂，尽管这个反战运动是苟延残喘的宾拉登之流愿意看到的，但总体而言，这场运动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多元化，只要它的声势不至于大到影响世界反恐怖的决心，它对目前的反恐怖战争和未来世界的和平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首先，各种不同的反战声音，能时时提醒正在进行自卫反击的美国政府，敦促他们抑制过份的复仇欲。虽然战争在目前是别无选择，政治家不是万能的上帝，只能采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武力措施，但和平运动斥责战争，暴露它的可怕后果，能促使掌握权力的人保持高度克制，尽可能避免祸及无辜，并帮助遭连累的难民重建家园。这样，和平成了一个目标，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主流势力必须尽可能克制，以减少暴力。

其次，广泛的和平运动表达了人民参与现实的和平愿望。和平与亿万人生命存亡攸关的问题，不能让政治家独自承担。正如诺贝尔早就意识到的：“和平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获得。它是全世界人民宽阔视野和良好意愿努力的结果。”为了和平，我们不得不去深入了解冲突的起源，了解宗教狂热的非理性，了解民族利己主义如何制造野蛮，并研究如何约束人性之恶。反战运动也有益于西方国家的反思，让西方人学习从别人的生存立场看问题，从而建立一个观照全球的新视野，掌握“和平的艺术”，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相互理解，学会在这个星球上共存。

再次，这场和平反战运动对欧美各国穆斯林移民的人权保护，也是很有作用的。在笔者居住的西欧，穆斯林移民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911事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反移民的纳粹言论趁机出笼。例如在极右派嚣张的丹麦，有人在911之后举起纳粹旗帜，叫嚷：“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更有人公开要求把所有的穆斯林和外国移民都赶到一个荒岛上去。在这种时刻，一向主张社会公正、关心弱者的左派挺身而出，呼吁宽容，无疑对极右的纳粹势力有一定抑制作用。

总之，笔者仍然肯定这场异常复杂的和平反战运动，因为真理从来就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真理有它的多元性。笔者认为，残忍的恐怖分子必须借助武力去战胜：笔者也相信，和平友爱的善意，能消除人类的敌视与仇恨。


200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