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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5 【新闻与评论】任不寐、洪哲胜、黄晓星、张英洪、曾仁全、刘真等
送交者: 民主通讯 于 2004/03/05 13:25:32 [独立评论]
【新闻与评论】任不寐、洪哲胜、黄晓星、张英洪、曾仁全、刘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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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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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呐喊呼吁
◆《大纪元》等举办“中国公民维权有奖征文” 《大纪元》
◆“六．四”十五周年祭 …………………… （北京）任不寐
二、认识问题
◆欧盟取消对中武器禁售的几点思考
──试答台湾读者一星鹰的提问 …… （美国纽约）洪哲胜
◆透过云层看台湾 …………………………… （美国）黄晓星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 （湖北）张英洪、章涌
◆麻将，是维持内地社会稳定的良药 ……… （广州）曾仁全
三、读史论今
◆“纯洁的天使，人类的母亲”
──伊万杰琳．布思 ………………………… （河南）刘真
四、他山之石
◆台湾总统陈水扁的会面
──思想家金容沃的人物访谈
………………… （韩国）金容沃原作 （台湾）朱立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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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等举办“中国公民维权有奖征文”
《大纪元》
§§一、导言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
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
利。”这是200多年前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的闪光
文字。《世界人权宣言》中更把人权视为“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
基础”。
正因为人权天赋，因此它跨越国界、种族和国家主权，成为现代社会
的普适价值。
2003年，是中国不平静的一年。新年刚过，一种全新但却致命的疾病
ＳＡＲＳ开始流行。在民众知情权被剥夺的情况下，它攻城掠地，肆
虐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攻入中共禁苑中南海，并远播世界将近
20个国家。蒋彦永医生挺身而出，揭穿谎言，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
雄。
正值ＳＡＲＳ疫情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之时，疫症源头广州市又传噩
耗：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暴打致死。中文网络上群情激
愤，矛头直指违反中国宪法的“收容遣送制”。孙志刚案再次显示出
当局一直标榜的“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最基本人权”其实是一张空头
支票。
ＳＡＲＳ疫云散去，孙志刚案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一股自焚风
潮席卷中国大陆。自焚事件背后农民工欠薪问题，中共黑金集团暴力
拆迁浪潮和城镇失业问题浮出水面。从南方到北方，仅仅是中国官方
媒体报导出来的自焚案例就有数十件之多，很多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造成这些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权贵阶层和黑金富豪
结成的强势集团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而普通百姓却长
期处于“有冤无处伸，又苦无处诉”的境地。有些人在陷入绝境，毫
无希望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选择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形
式。上海的郑恩宠律师为拆迁户代言，但却身陷囹圄，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
近年来，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言论自由的钳制升级。2003年7月，
残疾青年罗永忠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捕；10月28日，网络作家
杜导斌被捕；11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17法庭驳回“新青
年”一案4名上诉人之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处徐伟、靳海科10年有期徒刑，判处杨子立、张宏海8年有期徒刑；
12月1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陕西异议人士颜钧两
年徒刑。与此同时，对法轮功的镇压还在继续。民间渠道证实已经有
8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等折磨致死。还有诸多民间冤假错案。
当局侵犯人权日益恶化之时，也正是中国大陆民众维权活动兴起之
日。在2003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连串公民维权事件。在这些看似孤
立的事件之间，却存在一些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国大陆学人把这些事
件称为“新民权运动”，有人还把2003年称为“新民权运动元年”。
“新民权运动”新在公民维权事件的孤立性和自发性，还新在维权活
动的平民性和草根性。
2003年，作为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维权意识开始深入人心的一
年，必将载入中国的史册。2004年也必将是更加充满希望的一年。朋
友们，做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您是知识份子、律师，还是小老百姓，
请拿起笔来，把发生在您身边的维权案例或者您的见解记载下来，作
为这本史册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历史，把光明和希望带给中
国。
§§二、参赛细则
中国“公民维权”征文鼓励说真话，鼓励民族正气。参赛作品以纪实
报导为主，也可讨论侵权背后的因素，以及如何有效制止侵权，但题
材不限，篇幅不限，言简意赅为佳，以便于报纸刊登。如受害人无力
成文，可与我们联系采访。投稿作品必须是征得作者本人授权同意参
赛的。投稿可用真名或笔名，奖金由获奖者指定方式地点付款，我们
将负责对作者的通讯地址保密。投稿请注明中国“公民维权”参赛作
品。
凡参赛作品，自动授权全球《大纪元》网络和报纸刊载，并授权博大
出版社可以集结成册在全球出版发行，但我们不排除您的作品可以同
时在其它媒体发表。如参赛作品是长篇大作，被选入作为单本出版发
行，在作者要求下，可以另作协商。被选入参赛的作品将至少在《大
纪元》网刊出。
对于获奖作品，奖金如下：
◆一等奖共一名，每名奖金500美元
◆二等奖共三名，每名奖金300美元
◆三等奖共十名，每名奖金100美元
◆荣誉奖共二十名，每名奖金50美元
评选委员会成员将择日公布。
投稿截止日期：2004年6月1日；7月底将公布评选结果，随后颁发奖
金。望读者踊跃参与。
投稿方式：
◆电子邮件请寄：
news@epochtimes.com（海外）
djy@zwallet.com（大陆）
◆或传真到下列号码：
1-206-666-4158
◆或用信函寄到：
Midwest Epochtimes
P. O. Box 168011
Chicago, IL 60616
USA
§§三、赞助方式
有志对中国公民维权征文给与财政支持者，请寄支票到：
Epoch Times
P. O. Box 168011
Chicago, IL 60616
USA
支票抬头：Epoch Times
（支票上请注明“公民维权”资助）
所有捐款用于中国“公民维权”征文，不足金额由《大纪元》补齐。
财政报告不迟于征文揭晓前一次或多次公布于众。不愿公布真名捐款
者请说明。
《大纪元》编辑部、博大出版社、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
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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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十五周年祭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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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象啃我。 │
│ ──《约伯记》30：17 │
│ │
│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诗篇》97：10 │
└────────────────────────────┘
1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大约占去了他一生1/5到1/4的时间。“6．4”悲
剧已经快过去15年了，良心和热情开始长出皱纹，但我似乎还没有来
得及或准备好为它写一点纪实的文字。10周年所唤起的理论热情表达
在《为一九八九年辩护》一文中，10年来那些感伤也陆续交给了《商
人流亡者日记》。事实上我的其他文字几乎都深受这场悲剧的影响
——局限性和超越性，无不来自那个沸腾的春夏和流血的黎明。但我
仍然还无法用“回忆”的方式找到15年以前的自己。一方面，对于
1989年6月4日从广场上出来的人来说，追问细节是痛苦的，到今天我
仍然无法象讲故事一样谈论它。我甚至回避这类场合，它不是我的谈
资。如果为了谴责，这样的工作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另一方面，我羞
于自己15年的苟活和狡猾——作为一个“内疚的幸存者”和“有罪的
旁观者”，倘若用这些回忆来说明自己是“‘6．4’的孩子”、来说
明我和广场悲剧联系起来的“政治正确性”，我又有什么资格呢？
谴责和分析伴随着争吵构成了“‘6．4’文化”的主流。15年的空白
使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努力记忆广场悲剧的人们能否反省一下自己
呢？15年中国的道德悲剧和生命悲剧的凶手当然是北京当局，这个问
题可以放到一边。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理论自由主义的犬儒和
流亡自由主义的内讧是否也该到了谴责一下自己的时候了呢？耻辱之
罪，谁能逃焉！10周年我试图以“忏悔宣言”的方式推动这样一种活
动，今天我仍试图这样做。这是我“6．4”15周年前夕写这篇文字的
主要原因。在悲伤和批判不断仪式化（我当然支持各种纪念活动）的
今天，2004年怎样才能为“6．4”增加新的尊重和安慰呢？“圣灵”
做工的起点是让人知罪，并因此愁苦不止，然后是做跟从者，和基督
联合。先求忏悔，然后跟从。我以此文为这一进程——也为自己参与
这一进程——在夜里祈祷。
§§一、最惨痛的记忆：从广场到故乡
我想先从自己的经历谈起。
我手头上一直保存着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北京平息动乱和反革
命暴乱纪实》一书。该书按时间顺序记载了“惊心动魄的56天”发生
的重要事件。在谈到4月2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的“高联会议”的
时候（这次会议决定了著名的“4．27”反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游
行），我看到把我本人列为与会的“高联”7位常委之一（其他人是
王丹、刘刚等学生）。事实上我参与运动是在4月22日，当时我在中
国人民大学参与发起组建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并作为这个学生自
治会的9人常委之1。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热情奔放的时间，它在北
京市民的支持下几乎燃尽了我对人性的全部热爱。由于劳累过度我在
绝食开始后住院了，从医院出来就离开了“高自联”（人大派其他学
生轮流参加“高自联”的会议），一直在人大参与一些游行及广播站
的组织工作。
对我来说，1989年最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至少包括两次遭遇。一次是
6月4日我在天安门广场的经历，一次是6月9日我返回故乡的经历。
2002年秋天我接受一家香港研究机构的邀请去那里介绍“新语文运
动”。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这部电视片。朋友们说：流
泪是看人们这部电视片普遍的反应，你作为身临其境的人，恐怕更会
如此。那位好心的大姐把我一个人留在展播厅，悄悄地退出去了。事
实上《国际歌》一响起，我的眼泪就静静地下来了。尤其令我伤感的
是，我在“六部口惨案”现场看见了我自己——而那一幕，一直是我
心灵中最惨痛的记忆，这片伤口从来没有愈合过，那天又开始汩汩流
血了……。
6月3日晚上8点左右，我从人民大学骑单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
的气氛很紧张，但学生们围聚在纪念碑下面仍然热情高涨。长安街响
起枪声的时候，我们在一位海南籍的小女孩（也是人大的学生）带领
下唱歌，有《血染的风采》、《再见吧，妈妈！》，主要是《国际
歌》。凌晨3、4点钟（或更晚些），戒严部队围住了广场并开始向纪
念碑零星开枪。我当时就坐在纪念碑下面，子弹崩裂的碎屑溅到了我
的脸上。奇怪的是，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有的只是悲愤和耻辱感。大
约是在广场学生代表和戒严指挥部谈判之后，学生开始从广场东南角
撤离。很多学生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从东南角出来的时候，全副
武装、提着大棒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互相投掷石块，人群
中也开始咒骂士兵是“法西斯”。总的来说学生还是撤离了广场，经
人民大会堂西厕转向长安街，这个地方就是六部口，中南海办公所在
地。
我接近六部口的时候，突然觉得前面的学生队伍一片混乱，并往后纷
纷退却。再往前走几步，看见街道（长安街）旁有一堆人倒在血泊之
中。我记不清总共有多少人，大约10几个人吧。有学生说是坦克看见
学生队伍就冲过来，于是一些学生被压倒了。我和一些学生马上投入
救援工作，有市民骑来人力三轮车，我和一些学生将伤者抬上去，呼
叫着尽快送往医院。我大约抬了7、8个伤者。事实上有的伤者当时就
死了，内脏和脑子流在身体外边。那年我才21岁，这是我第一次这样
面对死亡。《天安门》这部片子记录的是我抬完伤者用手拦阻学生以
免和长安街的军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当时我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上
面有斑斑的血迹。这件衣服我留了很久，可惜我现在无论如何找不到
了。
当地上只剩下一片血迹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当时站在长安街上向远
处的天安门举起拳头的景象。我仿佛在发誓：从那一刻起，我要过一
种配得起这一遭遇的全新的生活。我当时凝视了很久刚刚升起的太
阳，奇怪，它是绿色的，和地面上黑压压的军装一个颜色……从长安
街到学校，这一路上北京市民在道路两旁一直用泪水陪伴着我们，我
们也一直流泪。整个世界装进了毛玻璃里，那是在为中国哭……回到
宿舍我连续几天无法入睡，似睡似醒之间总看见铺天盖地的白花纷纷
扬扬……。
有好心的市民来劝我去家中躲避，但我还是觉得留在学校好。悼念活
动于是在红色恐怖中继续进行。可悲的是，6月6日，我再一次和死亡
面面相觑。这天早上，我骑单车想到外面看看街道上的情况。来到木
樨地的时候，看见戒严部队正在街道上示威般地来回奔跑，步兵前面
是坦克。路边有一些市民仍在抗议。当时好象是人群中有人喊口号，
于是一梭子子弹打了过来。大家惊慌地向楼房后面逃避。但突然有人
喊，有人中枪了。我和一些人围上去，发现中枪的是一位8、9岁的孩
子，子弹打在了腹部。很快有市民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复兴门医院。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活下来了，但后来我在丁子霖女士的调查
报告中似乎发现，这个孩子死在了医院……。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象受伤的麻雀一样离开了北京。我急着赶回家乡
——父母已经多次来电报追问我的生死，我必须赶尽快回去。我是6
月9日回到的黑龙江老家，到县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已经奄奄一
息。原因是：当时我们县城传言我已经在广场上被打死了，消息是同
在北京上学但比我低几年的一位“学弟”传播的。我从县城亲戚家不
敢歇脚，开始坐公共汽车向300里外的家里赶，到那里，妈妈已经快
不行了——她搂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哭，开始连声音都没有
……几乎全村的人都围拢过来，我看见了数不清的女人的眼泪和男人
的烟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象傻了一样，定定地坐在炕上，
眼睛发直——这5、6天的超常经历彻底毁灭了我的心智……我在家中
没有看见父亲。原来我们擦肩而过：他当日坐车到县城，想赶到北京
寻找我的尸体……。
“任不寐活着回来”的消息首先把我的母亲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
同时也导致了家乡的警察部门在村前村后“站岗放哨”——随时准备
根据我的活动将我绳之于专政。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没有发生。我父
亲被追回来后开始张罗着“庆贺我的重生”。从悲剧气氛中清醒过来
的村民马上投入了新的喜庆仪式。我自己一直陪着母亲，象一只想下
跪却痛恨自己不配的野兽……我不指望找一个舔噬伤口的地方，因为
我浑身除了伤口已经没有别的地方了。
……
从那以后到今天，这15年的经历、我因“6．4”而在国内受到的逼
迫，我打算另文再写，我想这应该是我的一篇演讲的内容。我在1990
年“清查”后被“勒令退学”，学校当局列出的的理由是：第一，无
故旷课（这里的故事以后再谈）。第二、在动乱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
误。第三、抗拒清查，拒不悔改。按惯例，处分决定要本人签署意
见。我在这份红头文件上写了三条“个人意见”。第一，旷课并非无
故。第二、在动乱中没有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没有犯错误。第
三、我强烈抗议这一违反社会正义也违反法律的决定。我记得当时
“系领导”的脸色很生动，他张嘴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我这一逆风
之举马上获得了回报：勒令退学再加上一条：遣送回原籍，户口发回
原地。事实上这一追加的处罚对我有一项好处：在他们的押送下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贵族待遇”，我睡上了卧铺。由于责任所系，两
位压送人员在火车上不敢睡觉，而我却在“故乡的云”这首歌的陪伴
下一觉睡到了“原籍”……。
§§二、最可悲的现实：15年无反省
显然，我个人的遭遇不是最悲惨的：我没有抛尸长街，也没有屡陷于
黑狱。我的痛苦不可能有死难者家属那样的切入心腹。但我相信，
“6．4”是很多当代人的人生转折点，我也不能例外。那么人们究竟
在什么地方实现了这一“新生”呢？我想在上面我个人现实经历的基
础上再谈谈我的心灵历程，谈谈“6．4”对我个人、对中国究竟意味
着什么，以及在理论上再次探讨反思“6．4”必须增加“内在反省”
的必要性。
事实上人们谈到“‘6．4’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话题的时候，主要
是指对中共体制的彻底绝望以及向自由民主理想的彻底转向。我想这
一思想转变具有某种普遍的代表性。对于当局来说，“6．4”使中国
进入了“后政治时代”或“后意识形态时代”，政治恐惧支配下的小
市民精神垄断了中国政坛。而在民间，政治恐惧同样发挥了作用，除
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和“民主党运动”继续在底线上坚守或被残酷
整肃之外，犬儒使学院自由主义先成为不内疚的幸存者（面对“文
革”和“6．4”悲剧），后成为无罪恶感的旁观者（面对“天安门母
亲运动”、“民主党事件”和“法轮功事件”）。此外，市场则逐渐
吸收了民间行动自由主义者零星的政治抗议。而流亡海外的“民运”
在15年中几乎耗尽了全部政治资源和道德资源。因此，整体上说，上
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完全乏善可陈，面对上述几次重大的政
治迫害事件的集体失语，这意味着对中国政治转机的任何乐观估计都
是没有根据的。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政治反省时代已经是当务
之急。
遗憾的是，耻辱感还没有被意识到，沾沾自喜的精神已经开始笼罩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6．4”以后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是网
络的出现，本来这应该为记忆“6．4”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情况
却由于中国的成熟和北京的成熟而没有发生。而在2003年的“网络维
权浪潮”中，特别是在其后津津乐道的“年终总结”中，评论家们似
乎忘记了“6．4”之罪和“6．4”以后几大人权事件所奖励给自己的
羞耻。2003年末开始，连篇累牍的自我表扬开始了，到2004年初这一
自我表扬的学术项目和关于胡温体制的乐观估计混在一起，奏响了新
一轮“君民开明曲”。在这一场“民主勾引”运动中，仿佛中国只抓
了几个网络作家、打死了一个孙志刚，捆绑了一个孙大午一样。稍有
理性的人不会误解我反对声援他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吹
自擂者好象忘记了杜导斌仍在里面了，而好象他已经通过伟大的网络
维权运动胜利解放了一样。更奇怪的是，仿佛有人在网络上喊几嗓子
“维权时代”就到来了似的。事实上“宝马案”和“郑恩宠案”以及
丑角政治的公然以行，都明目张胆地嘲笑这种乐观估计或“策略的乐
观”。在受害者还在黑暗中的时候，声援者自我表扬应该持一种特别
谨慎的态度。或者说，这种自我表扬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诚实的。同
样重要的是，这类总结完全置15年的巨大耻辱于不顾，而在任何文明
国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肩负如此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是完全应该无地
自容的。在这里，在这些夸夸其谈和利害算计中，仿佛“6．4”根本
不存在，而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国家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根本不存
在一样。在这一合唱中，几乎没有人被忘记，该表扬的都表扬了，人
民都兴高采烈（不过象“民主与人权”这样的网站是可以省略的，尽
管它的坚守是真正底线上的坚守。但表扬它不符合“生存智慧”或
“学术规范”）——但唯一被遗忘的是：一个这么优秀的民族、一个
拥有这么伟大的知识精英的民族，却能在现代社会，如此彻底地容忍
“6．4”这一大悲剧按官方的定义存在15年之久，竟然能容忍自己的
无所作为这般无动于衷、瞒天过海！
“6．4”15周年快到了，人们开始谈论纪念的各种可能性，开始小心
翼翼地避开官方的敏感神经，“有策略地”追求“最底标准的广泛共
识”。在这15年来千篇一律的文字悼念中，人们似乎忘记了，即使按
世界最普遍的政治正义准则，你这里“最高”的政治共识几乎都在普
世准则之下。问题是：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自我满足并精于退而求其
次却毫无羞耻感？在这种意义上，“6．4”并没有真正使中国人的灵
魂获得新生。中国返祖的宿命是：历经苦难但却从不反省。—反省永
远是当局和他人的事，而自己永远先做有策略的批评家，后做义愤填
膺的取而代之者。
因此，我也担心，“6．4”悲剧之后是一场更深刻的悲剧：中国精神
并没有真正从血泊中获得罪恶感和谦卑精神，获得内在的成长，它再
一次使生命代价白白付出了。那么容易给自己找退路，那么容易为一
点“进步”互相吹拍，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绝望无地。正是由于缺
乏罪恶感和谦卑，几乎绝大多数精英都放纵自己顺利进化为“有道理
的懦弱者”（国内）和“有道理的互相否定者”（国内和国外）。问
题的实质在于，懦弱是没道理的，即使有人性上的道理也没有必要理
直气壮。否定者又有什么道理呢？圣人运动可以休矣！
我算是名副其实的“六四分子”了，可是我为“6．4”做过什么呢？
是的，我批评别人的我也做不到。但请原谅我，我并不打算因此闭
嘴。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我们能否就说说自己的做
不到，而不是把“才华”都用到已经做到了的那种自我陶醉上去呢？
在一个几乎90%的事情都做不到的时代里，我们能否看见自己的罪恶
而不是10%的“成绩”？在北京当局给定我们的羞耻中难道没有相当
部分的羞耻来自我们自身吗？那样的避重就轻，那样的兄弟相斫，如
此不堪的道德状况之下，何以能一味地自满、或谴责和批判而毫无自
省之心呢？更重要的是，承认自己做不到，因此咀嚼羞耻感，这是争
取真正能做到的基本前提。而一味的“阵营式吹拍”（权力人格如此
根深蒂固！）和否定式谴责，只能使我们离绝对命令更远，离
“6．4”给予中国的儆醒更远。事实上也完全如此：15年的无反省、
15年的无动于衷、15年的敢怒而不敢言或敢言而不敢怒，这一切说明
“6．4”并没真正成为中国人“人生的转折点”。成为“转折点”的
仅仅是仇恨和恐惧，甚至连真正的流亡都没有，有的只是逃亡和谋食
之道的转换。这么大的一场人间悲剧，中国没诞生一部象样的文字作
品、一部有深度的影视作品，一场成规模的悼念活动，一位象样的人
道主义斗士。但是却不断诞生着象样的自我辩护、象样的政治迫害，
象样的内讧、象样的丑闻和象样的各种名利之徒。这就是我们的现
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这样的警察，这样的知识分子——这
样的我自己。
我谈论的更是我自己的心灵历程。“6．4”给我的是双重耻辱和双重
责备。它使我时时告诫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
都象我这样犬儒，他们在“主义”眉飞色舞或彼此抚慰的时候走向了
自己的十字架——苟活一隅的我，有什么资格在可以“浮出水面”
（那些真正在底线上挣扎的人根据“生存法则”或“学术品质”是没
有资格“浮出水面”的）的情况下给自己鼓掌并彼此颁奖呢？
从六部口到互联网，15年的任不寐是蒙恩的罪人。在一定意义上，我
们连纪念“6．4”的资格都没有。15年的道德侮辱，还仅仅把理由归
于当局的残酷，这完全诚实吗？在“6．4”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
一个怀抱着“6．4”尸体的民族是不配自吹自擂的。因此，
“‘6．4’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个命题就不仅仅包括这样的内容：在
法律上当局是有罪的。也该包括这样的内容：在政治上没有人是无罪
的。
——为此，我在这里呼吁：请把反省和忏悔放到15年纪念的重要内容
中去。
——为此，我在这里呼吁：让这一反省能推动一场深刻的、超越文字
秀之上的承担。
（2004年2月2日）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http://www.chinam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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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取消对中武器禁售的几点思考
──回答台湾读者一星鹰的提问
洪哲胜
一、如果欧盟取消对中武器禁售，台湾会亡于军事平衡吗？
答：欧盟如果开始给中国出售武器，台湾当然未必会从此失去军事平
衡。但是，台湾可能得花费更多的金钱与中国从事武力竞赛。这
将是台湾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双输”。
二、如果欧盟取消对中武器禁售，美国会无法保护台湾吗？
洪：美国当然不会因此就束手无策。但是，这表示欧盟在战略上疏离
了美国，会给今后的美国提供一些新的困扰，做起事来比较罗
嗦。而且，万一没有运作好，美、欧关系又可能进一步恶化。
三、如果欧盟取消对中武器禁售，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能力将会胜
于美国吗？还是怎么样都差得远？
答：中国要在可以看到的将来拥有真正与美国对抗的实力，难矣哉。
四、联合国现在是怎么看台湾的？
答：联合国的多数国家，现在并不认为与中国变脸支持台湾进入联合
国会有利于他们的国家。要改变这样的情势，台湾人当然可以努
力制造新的形势，让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会有利于他们的国家。
这大大不易。但是，由于中国的不理性，它的作为也会给这种环
境的形塑提供机会。中国曾经花了22多年时间（1949～1971）才
得以进入联合国。台湾人民从1996年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当家
作主，如果能够争取在2018年（＝1996+22）进入联合国，那就
非常伟大啦。因为，与13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台湾毕
竟是个小国，它竟然能够以同样的时段打拼进入联合国！
五、大陆的“民主”是否等于“人权”？
答：人人天然地希望拥有人权、享受人权。中国人民亦然。但是，只
有当中国民主化了，人民享有知情权，有权定期选举总统，可以
真正地监督各级政府的运作，必要是罢免政府官员，……他们的
人权才有可能不再被政府侵犯。因此，“人权”的保障应该是中
国人民心目的国家“目标”。这时，“民主”是达致人权这个目
标的“手段”。但是，从人民企望当家作主的角度来看，“民
主”本身也应该是中国人民心目一种国家“目标”。
六、您说欧洲不会允许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现在欧盟将解除
对中武器禁售，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欧盟出售武器给中国有两个大目标：其一是收买中国，让自己在
美国面前有本钱可以直起腰杆站立起来，其二是赚钱。至于坐视
大中国以武力侵占小台湾，那就违背了他们的集团利益，因为，
这个中国既然可以随意如此对待台湾，它也有可能随意对待其它
国家。这就打翻了中国政府新近所抛出的“和平崛起”的真实
性，从而坐实了诸多国家久已担心的“中国威胁论”。欧盟绝对
会因而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切身的威胁。可见，欧盟的出售武器给
中国与与他们的反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没有什么矛
盾。
七、我该担心、还是放心？
答：你不该“担心”到让自己吓得每个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这是
个问题，但是，它有解。可是，你也别“放心”到让自己以为天
下已无事，我可每天踏青垂钓去。你最好，拿出一些时间，协助
中国民主化，让中国文明地崛起，让中国人或者成为台湾的好邻
居，或者成为台湾人民的“共国仔”（利益相同的人或同一个国
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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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云层看台湾
黄晓星
1995年刚到英国留学,一切都很陌生，学生组织了一个国际晚会，来
自相同国家的学生凑合来一起，表演一些代表其本土文化的娱乐节
目。来自土耳其的同学和他的太太表演了土耳其民族舞蹈，让所有的
学生都耳目一新。来自日本的同学，演一出讽刺日本教育的短剧，让
大家都笑得人翻马仰，而且也是反映日本文化的劣根，让人深思。为
这个活动，我希望和几位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凑在一起，把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可是她们有不同的观点，从这次和台湾人的交往中，也了解
到一些台湾人的思想。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同文同种的同胞自然高兴，何况，她们还邀请
我到学校附近的中国餐馆吃一顿洋中餐，并为未能及时给我洗尘而表
示抱歉。在谈话中，我总是无意地把她们或台湾人民纳入”我们“这
个范畴里，看到她们很不自在的样子，好象冒犯了她们。
虽然我已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但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我相信在
我的爱国教育中，并没有不尊重台湾同胞的言词。后来，才从她们用
词的夹缝里看到，她们自称为台湾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虽然
一位姓张的小姐，连台湾话都不会说的广东老乡，也不妨碍她自称为
台湾人。她们也许代表了一部分“新台湾人”吧！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感到非常失落，我自认为跟她们是同胞，
她们却不认我这个兄弟，我实在不能接受，也不理解，甚至开始讨厌
她们那种狭窄的“台湾人意识“。在学校里，当她们被“误解”为中
国人时，她们会竭力地向同学解释，为何台湾人不等于是中国人。理
由就如美国人不等于是欧洲人，或新加坡人不等于中国人那么简单。
我对她们这样强词夺理的解释不可思议。在那所小小的学院里，只有
我来自大陆，为了把这个问题国际化，我也要求他们以后称我广东
人，别称我为中国人，以示不满。
不久，便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每天的报纸都大篇幅地报导有关新
闻，战争好象一触即发。我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并和她们开玩笑
说，“这回好啦！你们很快会成为有家不能回的难民了，如果你们愿
意，我可以收留你们哦。“结果，马上挨了一顿政治谩骂。虽然，我
也不希望在台湾海峡有任何的战争，但是看到她们对台海危机忧虑的
样子，感到出了一口气。
第2年，这所学院来了两位年龄较大一点的台湾学生。她们的爸爸都
有49年前后去台湾的，而他们的妈妈都是台湾本土人，在身分定位的
问题上，她们说：“按台湾人的理论，我们应算是‘混血儿’，如果
说我们是混血儿可不可笑？”她们也许代表了另一部分台湾人的心态
吧！她们的认同使我感到很亲近。
当然，那几位“新台湾人”同胞也跟我们在一起逛跳蚤市场，包饺
子，过年过节吃吃喝喝，唱台湾的校园歌曲。这时，“新台湾人“和
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文化隔阂”。我们还常常一起畅谈两岸中国人
的生活习惯，请客送礼走后门，老子和孔子思想等无所不谈。我告诉
他们，我在上学时听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两千万台湾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解放他们。她们在小学的时候却听说在共产
党的统治下，大陆人民只能吃红薯和啃树皮，两岸过去的政治口号是
我们饭桌上最好的笑料。渐渐的，我便对台湾和“新台湾人，“有了
更深的了解，结果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从此，我不但对台湾和“新台湾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也有不
同的认识。我再也不会因为别人不认同而感到被伤害，第一次学会尊
重不同人的思想观点和文化，我想这是敞开自己开始。
从英国转来美国后，我跟台湾人的接触就更多了。台湾有一家提倡身
心整体健康的杂志请我提供一些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1999年，由于
我在美国的工作和做的研究，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大陆人，参加一年一
度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智学和华德福教育联盟年会。
接到邀请涵之后去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交流办事处去申请“中国大陆
地区人民入台证”。他们问到：哪一个美国学术团体？哪个中国的或
台湾的学术机构邀请我？我都摇了头。其实，在台湾举行的研讨会是
由一个临时成立的筹委会组织，台湾宜兰地区的一所私立小学接待。
我并非什么著名学者或教授，只是一名普通的留学生。他们告诉我，
这个个案很特别，要经主任办理。于是，我被带进一间小办公室，一
位自称为主任的官员出来和我面谈。
我简单地给他介绍了一些有关我们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和我研究的教育
体系，他对此很感兴趣。他说很好，我们台湾就需要这样的教育，我
们的教育也是从头烂到脚了，估计你们大陆也一样，希望华德福教育
体系在全国传播开来。接着，我们还扯一些跟教育无关的话题。于
是，他只是随便看看我的护照和带来一大堆相关的申请资料之后，就
交待他的手下一位姓冯的先生办理。那位冯先生先是恭喜我，他说象
我这样特殊的个案，既没有规模大的学术单位，也没有美国绿卡，一
般不会被批准的，他当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主管批准了我。
由于入台证必须在台湾办理，所有的资料要寄到台湾去，办好之后直
接寄给我。如果这样来回折腾，我一定无法准时参加会议了。于是，
他便给我一个文件号码，建议我通知台湾的接待单位到台湾的办证单
位去查询和取证，然后派人送到中正机场给我。我按照这位冯先生的
最高指示，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买了机票，后来拿着一张传真来的入
台许可证登上了飞机。
到了台湾中正机场后，一下飞机就看见一位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举着
我的名字，准备把入台证给我。后来听说，台湾的接待单位为了我的
入台证，奔走台湾外交部和当地政府不少次，经手办理这些事的恰好
是几年前在英国请我吃洋中餐的那位“广东老乡”，她从英国毕业后
就回台湾当教师去了。
根据我以往在世界各国过海关的经验，只要手里捏着那本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就得随时准备回答海关官员的问题。为了回答移民官的问
题，在排队过海关时，默默地打着腹稿。我把护照和入台证递给一位
中年女官员，她突然问，这是什么国家的护照？第一次被问到这么简
单的问题，反而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想这肯定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吧！
难道她看不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这几个简体字？她很快在入台
证上盖了章，并连我的护照和机票扔给我。我看她不在乎的样子，就
懒得回答她的问题。
我是从纽约直飞到台北，一踏出机场，就感到台湾的一切非常熟悉，
黑眼睛黑头发和黄皮肤，方块字，商店的摆设和建筑物，还有亚热带
的农作物和植物，象到了厦门的感觉。我曾经在厦门工作个几个月，
那时，虽然常收听台北的ＦＭ英文电台，当时觉得海峡相隔的台湾是
个可望不可及的地方，自然不会留意电台中关于台北的交通信息，但
是，此时台北的街道名和高速公路名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我的脑海里。
巴士在机场到台北的高速公路上，也只能以每小时6、70公里速度
“高速”地跑，所以，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公路两边的工业风景线。
我在想：如果96年的导弹真的打到这里来，这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呢？如果我在厦门工作的那间工厂也挨炸了，结果又会怎样呢？也
许，今天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我坐的不是巴士，而是解放军的坦克；而
这位搭载我的巴士司机仁兄，可能早就把他的火箭炮对着我了，而不
是在和我谈论有关台湾的总统选情。一切不可设想的后果都会因为政
客们的一念之差而造成，还会不停地鼓吹这是全体人民的愿望。
我和巴士司机谈话时发现，他还是把我当做大陆同胞，而不象香港人
那样嘲笑我这个乡下来的穷表叔。他说，他也常常到大陆去旅游，一
口咬定大陆人比台湾人还富有，大陆人不象台湾人那么心黑，不过，
他说，大陆人比较贪婪。突然想起一件深感内疚的事。根据以往的经
验，每去一个新地方，尤其在中国大陆，总不得不提高警惕，特别是
对计程车司机。所以，刚才在中正机场，我高度地戒备几位拉客的计
程车司机。我为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感到难过，同时也
证明了从小所受到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的教育多
么成功。
到了台北市，当年在英国认识的那位“混血儿”台湾朋友开车带我转
了一天，并极力推荐了台北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让我大饱口福，也
领略了极丰富多采的台北市西门町广场文化。西门町是青少年的天
下，他们在那里相约，看电影、唱歌、跳舞、捧自己的明星偶像、参
与电视娱乐节目的接播、搞自己的活动、吃冰和小吃、喝咖啡、拍拖
等等热闹非凡，既看不到他们功课的压力，也看不到总统选举跟他们
有任何的联系，既看不到他们对前途有什么忧虑，也不看不出他们就
是“垮掉的一代”。看到那些无忧无虑少男少女们羡慕的不得了，我
才知道青少年也有自己的生活，想起我读书时背的那个高考包袱，就
算来到了西门町，我不但快乐不起来，可能更痛苦。
我只是走马观花式地游了一天台北市，在此不能做很多介绍。总之，
台北人很有人情味，台北的空气污染不象媒介上描绘的那么严重，台
北的街道也没有柏杨描写的那么脏，交通也不象大陆那么乱，台北也
不象香港那么大和繁华，但是我还是认为台北是个很漂亮的大都会。
我的印象中，在大陆，人人都在谈赚钱，而且有数不清的赚钱渠道，
也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地方。在台湾，人人都在谈政治，人人都有自己
的政见，并自由地畅谈，各抒己见，感觉到似乎海峡两岸都是“形势
一片大好，国泰民安”。
研讨会定在台湾东部的宜兰市举行，60多位来自17个国家的与会者，
从世界各地飞到台北市集中，然后坐巴士到宜兰。开会之前，我们一
行参观了台湾故宫博物馆。与会者大都是对宗教、哲学、教育和艺术
有深入研究的饱学之士，很多老外都是第一次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其中也有人对中华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一位英国老教授居然可以
分辩出不同年代的中国陶瓷工艺，他问我对蒋介石把大陆那么多珍贵
文物“偷”来了台湾有何感想，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试想，当时
如果没把这批文物运来台湾，在这里陈列这的很多珍贵的文物，恐怕
要么在战乱中永远失了，要么在被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摧残了，不过，
大陆人要几经周折才有机会来到台湾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
台湾很好地保存着和发展了佛教文化，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近年
来佛教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几大佛教团体都开办大学和医学院，如慈
济、佛光山等。他们都有庞大的慈善事业帮助穷苦和受灾的民众，在
大陆的大大小小的赈灾中都有他们的送来的财物。他们的行动不但净
化了高度物质主义的台湾社会，也在全球的华人卷中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在台湾的道教总庙──宜兰的三清宫，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道教寺庙。
台湾的寺庙依然是民众的宗教生活中心，寺庙提供各种研习课程和礼
议服务，有一些道士甚至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相比之下，大陆大大
小小的寺庙都成了博物馆或旅游景点，很多人是为了求财、求才、求
偶、求子或治病等原因而到寺庙去烧香拜佛。这种用追求物质的行为
来追求精神的安慰，只能算是迷信，跟宗教信仰相差十万八千里。很
多寺庙只有几个数完钱之后再念经的真真假假和尚或尼姑在寺庙门口
卖观光门票，香火也同样旺盛的大陆寺庙却象没有灵魂的活人，这个
跟大陆社会的道德观念迅速衰落有必然的联系。
听说宜兰市政府鼎力支持我们这个民间的研讨会，甚至，请我们全体
会者到新建的县政府所在地去参观。市长助理张先生用流利的美式英
语给客人介绍了宜兰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计划。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
仅仅是由日本名设计师结合本土文化传统而设计的花园式政府建筑，
而是政府建筑的设计理念。
机关大院设计成一个没围墙的公园，以环保着眼突出传统的建筑艺
术，整个建筑群朴素典雅，所有的建筑材料采用本地的传统的材料，
几乎不用任何进口的外地的建材，这也是他们骄傲的地方。政府的办
公室都是开放形的柜台，象西方国家的旅行社或银行那样突出服务功
能，另外，还设有茶馆和咖啡厅提供免费的茶水。设计的构思是让市
民喜欢来政府办公室参政议政，而且还通过安排文艺活动来吸引民众
光临政府，试图切底改变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政府衙门的形象，这跟
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的大陆政俯大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报纸上广泛报道由于被查出高雄县长选举中有黑
金介入，结果要重选。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深入地了解台湾，有限
的了解已经使我非常羡慕台湾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取得的成
就。
〔提供者：徐水良；xy@nyc.r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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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张英洪、章涌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在新春伊始南来北往的民工大潮尚未散去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一号文件”形式出
台。对此，一向从宪法角度关注农民问题的“三农”研究学者张英
洪，选择的却是少见的热情：“这是1980年代‘一号文件’的回归，
今年的‘一号文件’更全面、更系统，最值得称赞的是将农民增收的
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在中国这样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里，农民问题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首要问题，出台‘一号文
件’不仅是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各种利益综合平
衡的需要。但要在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最关键的是上升到宪法层
面。宪政之路，是中国农民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之路。”
张英洪最终象他的学友党国英、于建嵘、李昌平一样——用锋利的解
剖刀去解剖社会经济关系，并试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发出最强音。尽
管这些年来，各大“门派”围绕“三农”问题和基层建设的论点层出
不穷，但他总能站在宪法的高度，以更富理性和情感的“三农”研究
学者的面貌出现，就象他在最新出版的专著《给农民以宪法关怀》里
所说的——“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几年
来，秉烛夜熬，算是一个农民之子对0亿农民的精神反哺。”
“这是一个地道的草根学者，身上还有着尚未散去的泥土气息。”对
媒体这样的描述，张英洪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但笑声过后，张英洪会
象小孩子样想起家来，“读书时，家里很穷，每次饿着肚子去学校
时，总怪父母无能，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旧体制所决定的。”
有过15年的农村工作研究经验的张英洪始终不会相信：不触及体制的
改革会是成功的改革。在常常由学院派话语体系主导的社会学界，张
称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践者，深入基层的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
漂亮的理论更能解决问题，“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把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晾在一边，不能忽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宪法的基本
功能在于严格约束公共权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在２１世纪的今
天，中华民族要走出‘兴忘百姓苦’的千年梦靥，就必须从民主政治
的高度关注农民，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张说话时，不打手势，声音
有些嘶哑，甚至普通话也不算标准，但象鹰隼一样的眼睛却闪耀着智
慧的光芒。
“我有过多年农村工作经验，曾经与绞尽脑汁对付农民的官僚拍桌打
椅，不知扶起过多少痛哭流泪下跪的老人。农民问题就象一瓶烈酒让
我欲罢不能但我相信正义仍是社会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农村基层
的深入了解使张的研究脱颖而出，众多研究农民问题的作品摆上了许
多官员的案头。许多主流媒体和重要网站的报道，使张的学术观点得
以较大范围的传播。
和张接触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和张对话让人觉得
他是一位非常有穿透力的学者，他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刺激我们习以
为常的看法。他“说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的表达方式，会让你感受到
他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解决“三农”问题的里程碑
记者：中央最近出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你对此有何认识﹖
张英洪：众所周知，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出台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
的一号文件，也是建国以来中央第一次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的文件。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许多新的矛盾和
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掌
握了这样一组数据：1979～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16%，而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下降，年均增长只有4。2%，相当于
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1/5。同时，农村居民收入中将近一半是靠1亿多
农民进城打工挣来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上世纪80年代1.81扩大到
2002年3.11:1，这个比率尚未计算城市居民大量的隐性收入。有的学
者认为城乡收入实际之比在5:1以上，甚至为6: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1的极为罕见。
记者：看来，中央下发这个“一号文件”是非常及时的，对于扭转城
乡收入差距、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张英洪：邓小平曾经警告说，如果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种
改革就改到邪路上去了。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社会已经公
认农民由改革初期的普遍获利阶层转变为利益受损阶层，成为改革成
本的主要承担者。这就使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公平公正的改革取向
开始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一号文件”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致力于维护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格，
深得民众的认同。
当前，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正处在社
会结构实现重大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任何国家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农民都或多或少处于弱势地位。能否在这样一个时期给予农民强有力
的支持，不仅决定执政党建立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能否落实，更关乎
全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把农村
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把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固下来，是中国当前
最大的政治。从这个涵义上说，《意见》的发布和实施确立了中国长
远发展的政治基石。
记者“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有何认识？
张英洪：这是国家对农民工的工人阶级身分认可。进城务工的农民为
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几年前，我就
发表过一篇论打工仔基本权利保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
出农民工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并将当代中国工人划分为传统的国有
企业工人和新时期非国有企业工人即农民工两大类，主张政府应当把
后一类新兴工人阶级的权利保护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上日程。而
这样的主张是有根据的，据有关资料，2003年农村劳力外出就业人数
达9,900万，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高达46.5%，
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人员57.6%，其中建筑业占80%。由此可知，农民
工这一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国有企业工人人数，不折
不扣地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记者长期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这是
否具有某些特定的社会背景？
张英洪：所谓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人，也就是说，从身分上说他们是
农民，从职业上说，他们又是工人。这种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或者说
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的农民工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只有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才会出现。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
程，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的过程。不仅西方各国如此，
我国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期也是这样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农民工。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农民工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但同
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系列旧制度尚未得到应有的废除，甚至
还在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旧体制就自然要给新时代催生的农民工套
上农民的身分印记。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工既是新时代的产物，又镌刻着旧体制的
烙印。没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农民工，同时，没有传统的
旧体制束缚，同样没有农民工。有人问我，农民工这个词是不是带有
歧视性﹖该不该废除﹖我说，农民工这个词最真实最生动不过地反映
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是研究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关键词之
一，要废除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造成农民工的旧体制。
§§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视野
记者：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
映。对此，你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的﹖
张英洪：我认为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么几点对于理解和解决中国的“三
农”问题十分重要。第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已经和正在由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第二，我国已加入ＷＴＯ，成为
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子系统；第三，我国人为造成的最大的制度国情
在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
综观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农
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其不同于任何一国的
特殊性，这是因为我国有其特有的人为政策制度因素。这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从发展战略上来说，实行“挖农补工”。国家以工农产品价
格剪刀差的形式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获取巨额财富来支援工业
和城市，据测算，从1953～1985年，农民无偿地支持国家工业化所需
资金6,000～8,000亿元。这种“重工轻农”战略，对农民“挖得太
苦”了，用掠夺形容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从政策制度上来说，实行
“一国两策”。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对全体公民实行城乡有别
的两种政策制度，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形成了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处处降为二等
公民的地位。
记者：“一号文件”提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增收的具体政策，你对此有
何评价？
张英洪：大家都称赞“一号文件”“含金量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许多可使农民直接获利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就是发展粮食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改善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搞活农产品流动促进农民增
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
民增收等。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不过，从长远来说，确保农民增收，必须打开农民增收的崭新视野，
从宪法的高度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
§§从宪法上关注农民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最近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新著，据说
这是全国第一部以宪法眼光审视农民问题的著作。请问你为什么选择
这样一个研究视角﹖
张英洪：“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问题。现在研究“三
农”问题的学者从不同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不少
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三农”问题的日
益尖锐化就是明证。
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并不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和
居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乏而遭到歧视和
限制从而身陷困境。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制度环境，就是建国以来形
成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人为的政策设计和
制度安排限制和剥夺了农民作为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赋予
的公民权利。这才是农民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我感到困惑的是，我
们为什么既要捆住农民的手脚又要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搏击﹖
记者：你提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其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英洪：在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农民歧视根源于建
国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和剥夺农民宪法权利的制度
安排，农民在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形成的权利差序格局中不可避免地
日益边缘化底层化。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把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晾在一边，不能忽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中学习的就是宪法。以宪法眼光审视农民问题，既大大激活了
神圣宪法的实践生命，又大大开阔了“三农”问题研究的崭新视野。
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人人平等，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约
束公共权力。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尊重和保障农民作为共和国
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是要把农民从二元社会结构中解
放出来，给农民以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平等自信的公民地位和自
由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就是要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使农民增收和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有一个公正、有序和
可持续的制度环境。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记者：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
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
村工作上。你认为贯彻落实“一号文件”乃至解决“三农”问题最需
要的是什么﹖
张英洪：最需要的是破除旧观念、冲破旧体制的勇气，这种勇气包括
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曾概括出一句“勇气
比智慧更重要”的话。看来，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这句话也
是用得上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的发展是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由封闭锁国向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由传统人治
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发展。这种特殊的发展背景和环境，决定了我们
要有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
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的勇气。贯彻落实“一
号文件”也好，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也好，没有这种开拓创新勇
气是肯定不行的。
这里又要谈到农民的权利问题。农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的个人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二是农
民的社会权利，即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劳动权、
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被赡养权等；
三是农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参与和选举权利。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剥夺农民公民权利的政策法律制度，比
如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现行的社会保障
制度忽略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现行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税费制
度等等对农民来说都是歧视性的，需要大胆冲破和革除。
§§一个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
记者：我们了解了你的经历后得知你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
似乎与“三农”问题没沾上多少边，你也长期从事公务员职业。为什
么你要研究“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
张英洪：也许我“背叛”了我学的专业。事实上我感到以前所学的东
西都是很有用处的，虽然很难说具体在哪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
个有责任心、有现实关怀的人。我出生农民家庭，对农民这一弱势群
体的生存状况十分熟悉，一个总的感受是农民生活很艰难。记得我小
时候经常吃红薯杂粮饭，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上白米饭。这个愿
望在1980年包产到户实现了，我的印象特别深。
农民能吃饱饭当然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却是远远不够的。长期
以来，农民仍然在旧体制的束缚下艰难地谋生。农民付出的最多，得
到回报的却最少。我们的父母含辛茹苦支撑我们读了大学，用他们弯
曲了的腰板把我们送入城市，可他们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仍然在辛
勤耕耘。我们能回报农民什么﹖如果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学者对农民
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对束缚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
麻木不仁，这既是对农民的背叛，也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不负责任。
这些年来我为农民说话的不懈努力，算是一个农民之子对农民的精神
反哺。
记者：我们留意到你前些年对“三农”问题的一些建议很快都变成了
中央当前的决策，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令人欣慰的。最近上海一家媒
体就农民工问题采访了你，称你为“草根学者”。我们看了你与农民
工同吃同住的经历后，很感动。你的这种底层意识来源你的出身吗﹖
张英洪：与出身有关，但可能并不全是这样。记得许多年以前我的“
跳农门”意识就比较强。当时我可能与不少农民之子的意识差不多，
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惆怅。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发现原来农民的困
境并不是因为农民素质低下能力差，而是人为的歧视性制度所形成的
二元社会结构对每个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严重束缚。我感到中国农
民特别可敬可亲，特别值得我们这些农民之子去为农民鼓与呼，特别
需要当代中国人去冲破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关注弱势阶层的新民本主义的执政取向使我们备受鼓舞。
记者：读者很喜欢你那些说真话的文章。
张英洪：对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无论是从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
该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来说，还是从作为一名学
者应当具备的学术良知来看，都要求我们求真务实，敢于说真话，勇
于求真知。在一些不利于说真话的语境中，说真话可能一时会遭遇冷
落和偏见，但时间的老人永远站在真理一边。（本报记者章涌）
〔原载《湘声报》2004年2月20日。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2.19
18：29；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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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是维持内地社会稳定的良药
（广州）曾仁全
麻将起源于马吊，兴盛于明朝的一种纸牌，只有40张牌的马吊吸引了
士大夫没日没夜的玩乐，所以，吴梅村作缓寇纪略说，明之亡是亡于
马吊。马吊纸牌先是在清朝变成5张的麻雀纸牌，清朝末期才变为4张
的麻将牌，136张牌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兴打“赖字”，4个红
中开杠，杠花算翻；进入21世纪，又花样百出的大兴8个赖子、7个赖
子，一时间风靡南北。花样愈来愈多，赌钱的码子愈来愈大。
20世纪90年代，玩麻将赌博成为一大禁令，公安彻夜不眠地抓赌，只
要一抓到，就3千、5千的罚款，公安部门因此发了大财，由此，下岗
工人找厂长论理的多了，堵塞交通要道、堵塞政府大门争个人权利的
人多了，到了90年代末，麻将管制放松了，下岗工人愈来愈多了，反
而堵塞交通、政府大门的人少了，“聚众闹事”的也人少了，虽然
《社会治安管理条例》没有明令将麻将赌博取消，但公安很少涉足打
麻将的场所。官方以暧昧的态度对待麻将。
在官场上，首先是“只输不赢”的麻将，也称“曲线行贿”，现在行
贿受贿太过直接，当今的“士大夫”有的是不肯要的，麻将是拉拢感
情、大行贿赂的最好方式，玩的都是大码子，行贿的人想方设法、千
方百计的送子给对方吃，打牌给对方胡，那些“士大夫”，得的也心
安，受的也理得，行贿的人钱也送出去了，感情也交流了，皆大欢
喜：“士大夫”与“士大夫”之间有了什么矛盾，第三者出面协调，
麻将桌子上一坐，在刺激的气氛中缓和了关系，在谈笑中化解了分
歧，各种意见就慢慢消除了；有的“士大夫”以打发日子为目的，车
子一开，以检查工作之名到管辖地带，吃喝之余坐半天麻将，下级哪
敢赢上级的钱？只有保持着自己不胡牌，揣摩着上级要吃什么子，胡
什么牌。在官场上，“士大夫”们谈论的最多的除了权力的争斗和女
人外，最主要的是麻将，因此，民间流传的“玩女人二个三个不累，
打麻将三天四天不睡”是最贴切的写照。
“士大夫”大玩，那些普通干部职工自然在小玩了，常常是“上班时
间签个到，哥们相约茶馆泡。”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有工作”的人玩，农民和工人也在玩，铺天盖地的下岗工人更是成
天泡在麻将桌了。下岗工人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缺衣少食的
工人到处找不到事做，拖儿带女的又不能远离，电视上不是广告就是
古代帝王将相的伦理故事，要不就是现代正面题材的传记，天天看了
心烦，又没有别的娱乐，只有玩麻将打发时间，虽然是小码子，道也
“其乐无穷”。在内地，从农村到城镇，从机关到街头巷尾，到处是
摆开的茶社，到处是清脆的麻将声。有的官员公开说：“麻将是催化
剂、是催眠曲，是维护一方稳定的良方妙药。”
不难否认，麻将成了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在麻将的氛围
中，国民的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消磨殆尽，从一掷千金的豪赌，到打
发时间的小赌，一些人赌的昏天黑地，麻木不仁，把精力和光阴葬送
在136张牌上，有的人没有钱，就借着钱赌，张三欠李四，李四欠王
五，只要有了麻将，一切事情都与自己不相干了，麻将衍成内地从城
市到农村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一些人在麻将的赌桌上倾家当
产、父子成仇、夫妻离异，家破人亡，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伴随
着贫穷与落后，酱化成国民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麻将使人与人
之间变的不仁不义，冷漠无情，加上政治的作孽和法制的滞后，从官
场到民间，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愈来愈混沌；金钱的输赢、精
力的消磨，使人性对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不公，则普遍的麻木和冷
漠。可以说，麻将是现阶段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早在100年前，麻将就被一些革新人仕称为“四害”，胡适先生曾
说：“……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
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今天，麻将
虽然维持了内地人们忍气吞声的稳定，随着经济的下滑，众多的下岗
工人生活日益没有保障，麻将能永久地维持这种畸形的稳定吗？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2月。提供者：曾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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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的天使，人类的母亲”：伊万杰琳．布思
刘真
┌────────────────────────────┐
│ 上帝不能无所不在，因此，他创造了母亲。──犹太人谚语 │
└────────────────────────────┘
今天我怀着激动，在“3．8”节即临的日子里，同我的姐妹们一起纪
念被誉为“纯洁的天使，人类的母亲”──“世界救世军”的女将军
伊万杰琳．布思。
我知道她很晚，而且查不出有关她更多的资料，因为她未被纳入什么
世界排行榜之列，也未荣获过什么世界级的奖项，但她那传奇奉献的
一生和“此时此地”的救世情怀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庆幸和她的相
遇，也希望把她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伊万杰琳．布思生于1865年12月15日，是世界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
思最小的女儿，排名第7。她天性善良热情，童年时，便开始了自己
的第一个社会活动：挂出招牌，为附近的孩子们修补玩具娃娃。到了
10几岁，伊万杰琳．布思已能象个大人那样去向穷苦人民宣传救世军
的信条，组织救世军的活动了。
最初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常常是穿上破烂的衣裳，同其它卖花姑娘
一样去叫卖火柴和鲜花；她还不顾劝阻地下矿井和矿工们谈心。很
快，她就把宣教、组织工作做得火热，被赏识她的父亲提升为救世军
的上尉，这是伦敦最贫穷地区伦敦东端救世军的最高官职。
那时刚创立不久的救世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它不仅受到正统教会
的反对，而且还受到来自政府、警察的干预。其父威廉．布思不知挨
过多少警棍，也不知多少次被监禁。伊万杰琳．布思参加救世军的活
动，同样遇到这些问题，但那些已经了解了她的穷人总是奋不顾身地
保护她，那些想逮捕她的人也很快被她的爱心感化了。
有一次，她在宣讲救世军教义时，一个警察跑过来粗暴地抓起了她的
臂膀，想逮捕她，只见她的“卫队”把这个警察打昏在地，把伊万杰
琳救了出来。而伊万杰琳则以博爱之心，劝阻了“卫士”对这个警察
的殴打，还把他送到医院，直到身体康复。从此，这名警察就成了
“救世军警察”。
一次，著名的演说家、政治活动家约翰．布赖特来到伊万杰琳组织的
集会上，他的目的是要对救世军嘲笑一番，因为他认为通过政治解决
穷人的问题要比通过说教更有效。可是伊万杰琳那热情、动人的宣
讲，那高尚的目标使他折服了，嘲笑的语言变成了赞叹。
在托基，伊万杰琳打了一场长时间的法律战争，她以其恳切的心意、
雄辩的口才，使得英国议会废止了禁止救世军公开传教的法律。
伊万杰琳的工作如此富有成效，23岁的她便被父亲任命为救世军在伦
敦的司令官，指挥该组织的全部行动。救世军的种种作为，终于使人
们开始认识并肯定了他们的崇高目的：是使300万“不是出生在世而
象是被罚入世上的穷苦大众吃饱穿暖”。人们承认了威廉及其一家是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开始对救世军慷慨捐助。
这时候，救世军的不少成员移民到了北美，1892年伊万杰琳也远渡大
洋来到加拿大，统帅加拿大和纽芬兰区域的救世军，在这里，伊万杰
琳同样有声有色地开展着工作。1898年，她组织了一个护士队随一群
“被击垮的人”到加拿大克朗代克地区寻找金矿，她和这些人同甘共
苦，备受尊敬。在纽芬兰，她深入到码头，为渔民解决了不少生活问
题。亚美尼亚发生暴行时，一些难民逃到加拿大，伊万杰琳组织救世
军成员在多伦多热情周到地迎接他们。
1904年，伊万杰琳被任命为救世军在美国的指挥官，此后，她在这个
职位上呆了长达30年之久。当她看到美国贫民窟里人们的生活惨状
时，伊万杰琳的心深受震动，同时，她也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常人所
看不到的那些东西，她说：“访问一个美国贫民窟，你会接触到人类
兄弟情谊的激情、热望以及一切粗糙原始的才华”。伊万杰琳组织了
好多社团来鼓舞、激励、帮助这里的人们，她还为狱中的犯人建立了
“日子更加光明联合会”，为未婚的母亲设立了“由于爱情联合
会”，并成立了“自杀社”，以挽救那些准备自我毁灭的人的生命。
伊万杰琳在宣教时强调“此时此地”拯救世人的原则，她说：“把生
命当作紧急情况来对待，正是我们的特殊使命。你们都知道，要拯救
的人许多许多，重要的一步是，此时此地就要拯救他们，不是为了将
来制定立法，写出诗句。”
在伊万杰琳的大力宣传领导下，救世军成长迅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加入了救世军。尽管这个组织工资很低，而且不得抽烟、酗酒，不得
参加最普通的娱乐活动，但人们还是为救世军的神圣目标所激动，加
入的人也越来越多。
1917年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伊万杰琳说服美国政府让救世
军的少女到前线去。这些姑娘冒着枪林弹雨为士兵送水送食、照顾伤
员、传递家信。战争结束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亲自给伊万杰
琳颁发“卓越服务章”，以表彰救世军在战时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万杰琳仍然以高昂的热情领导救世军的工
作。印度有饥民，她便组织救济；日本发生地震，她同样组织救济。
她还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挪威等地，去了解她父亲创立的这
支救世军的其他分队的情况。
1934年，69岁的伊万杰琳被选为救世军的第一位女将军。她继续有力
地领导着救世军，为了消除痛苦、贫穷与疾病，她回到了伦敦，在世
界被迫进入黑暗的战争岁月里，她以一个面对着新曙光的改革家的面
貌开展工作。1939年伊万杰琳退休回到纽约家中，担任救世军的顾
问。第二年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位女将军坚信，善意的人们一定会把
重建世界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不怕战争，她自己的军队──救
世军已经指出了道路：“不要制止人类的战斗本能，但是让他去攻击
他的真正敌人，动员他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战斗。他的尚武精神转化为
创造太平盛世的心愿终将会出现”。
1950年7月17日，85岁的伊万杰琳．布思逝世于纽约家中。她度过了
博爱传奇的一生，她为了一个神圣的人道主义目标而孜孜不舍，忘我
献身，她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女性，也不愧为我们女界的骄傲与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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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统陈水扁的会面
──思想家金容沃的人物访谈
金容沃原作 朱立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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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台湾四百年的悲情历史迈向“一边一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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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佛教最高境界的华严思想中，有一句话说：“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意指微如秋毫一样的个体中，也蕴含了整个宇宙的
面貌。“一”与“多”尽管不同，同时也是相容的。
为了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有必要正视华严的奥义。尤其是，在我们
外交结盟、并赖以生存的国际情势中，华严这一名言更是切中核心。
所谓外交，并不是“是与非”的二元关系，而是“虚与实”的双重关
系。“是非”必须明确，“虚实”则不仅暧昧，还经常重叠。
事实上，一直到不久之前，对我们而言的中国，指的是“在台湾的中
华民国”。李承晚与朴正熙都访问过中华民国。但是现在我们所称的
中国，指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早就不复存在，在遗忘
中消失了。北京因为是强者而成为全部，台北则因为是弱者而什么都
不是了吗？漠视台湾而只有中国的概念，如此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亚洲
的新秩序吗？若只以“北京为是，台湾为非”为公式，韩国就能够开
创自己的外交格局吗？
首先，我们必须记得，台湾是我们贸易盈余的第4大国，去年1年中，
台韩的贸易额达到120亿美元，台湾是外汇存底第2大国，也是海外投
资金额超过2千亿美元的投资大国。当我们国民所得仍在1万美元左右
挣扎，却已做起2万美元时代美梦之际，台湾早已是国民所得2万2千
美元的先进国家。而且，在民主化过程、经济成长阶段、重视人权、
环保意识、女性问题、新闻自由、儒家文化及国家分裂状况等方面，
它是地球上，和我国保有最密切和共通言语的国家。
§§与中国统一是不切实际的虚构
这次我访问台湾有两个具体的目的，一是信守对我的朋友、尊敬的台
湾艺术家林怀民先生的承诺，今年3月间，他根据书法韵律编成的舞
蹈《行草》的作品在汉城瑞草洞“艺术殿堂”公演时，我承诺下次公
演一定会前往观赏。林先生邀请我们夫妇于8月26日晚间观赏他25年
前推出作品《薪传》的重演；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实现晋见和我国卢武
铉总统人生经验和政治历程十分相似的陈水扁总统之愿望。因为我认
为，探讨比较同样具有贫寒家境背景、人权律师出身、隶属少数政
党、市长选战落败之后当选总统、和媒体的斗争、改革倾向等共通点
的这两人，对透视我国的未来会有许多助益。我一面从事记者工作，
一面安排专访金正日委员长等周边国家领袖的行程。几个月前开始，
我试着透过在汉城的台北代表部与总统府方面接触。
第1个目的已确定，但第2个目的仍不明朗。我于26日上午搭乘国泰航
空出发，事实上再踏上我和内人一起度过新婚生活地方的台湾，已是
30年后的事了。
在台湾，最先让我受到冲击的是我对台湾的无知。我对台湾的历史、
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到底有多么不了解呢？从我第一次留学地是台湾
大学而言，我认为我的无知似乎代表了我国人民普遍的无知。我们只
是一直习于把台湾视为一个中国的分裂的一部分，如同我们把韩民族
视为一个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体制的国际角力下，分裂
成共产、民主两个体制，而“终结分裂”是当前的最高使命，我们就
是以如此的历史观来看待台湾。
“1990年担任立法委员第一次访问韩国时，我参观了韩国国会的听证
会，并对统一问题的激烈争辩，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曾会见了平民党
的金大中总裁，他主张统一是最高的使命，连送我的陶瓷器上都写着
‘和平统一’的字样。然而台湾问题却不同，台湾的课题不是统一，
而是如何确保台湾的自主性，谁都不愿接受香港的“一国两制”，以
前执政党主张的统一是不切实际的概念，因此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
那就是坚持‘一边一国’。”我问到台湾政治现况时，陈总统如此表
示。但是为了更深入了解他的话，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
台湾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岛夷”、“岱员”、“瀛洲”、“东□”、
“流求”等不同名称，但这些词汇和今天指称的台湾并不尽相同。宋
元时，台湾并未在中国历史出现，所谓台湾岛，是南岛语系玻里尼西
亚原住民的居住地，由中国大陆福建省移居是从15世纪的明朝开始
的。而在1498年达迦玛（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西南部的Calicut
开通欧亚直行航线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开始以这美丽之岛做为贸
易据点，“福尔摩沙”则是被经过台湾海峡的葡萄牙船员称为“美丽
之岛”而来的。1624年荷兰人驱逐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到1662年为止
是荷兰的领土。这时期是荷兰帝国主义达到颠峰、纽约还被称之为
“新阿姆斯特丹”的时期。1653年8月16日漂流到济州岛山房山前的
Sperwer号，就是由台湾的荷兰总督府要到江户日本长崎的船舶。
明朝亡后满清兴起，拥立唐王打着“反清复明”旗帜却遭挫败的郑成
功，为了建立新的军事据点来到台湾，终结了荷兰统治，建立历经三
代的郑氏王国（1661年至1683年）。后来被清朝所灭，设立台湾府，
归隶清朝的福建省管辖。其后适逢韩国东学革命引发清日战争，清朝
战败的代价就是依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和澎湖群岛割让给日本，台湾进
入51年的日帝殖民统治时期。而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再
归属国民党统治。
§§“二二八屠杀”是台湾人的最痛
在这里的重要事实是，占现有人口85%的台湾人，基本上只在台湾历
史中体验被殖民统治，从来未曾拥有过自主性国家体制。西班牙、荷
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国民党的400年历史，全都是外来政权的
支配势力。比起过去支配的殖民政权，国民党更为恶劣，因为它从不
曾灌输国民自主性的国家意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国由
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内战而不具统一的国体，因此，来接收台湾的是
“党”而不是“国家”。而这个党的接收方式，却是用腐败的败战兵
强取豪夺的方式。1947年2月27日傍晚，因查缉私烟的专卖局取缔人
员用枪托殴击卖烟老妇，引发目击群众示威而导致的“‘2．28’事
件”，至少造成2万名以上的台湾人受到残酷的屠杀，这段历史惨剧
虽可和韩国“5．18”光州事件并称，但血染美丽之岛福尔摩沙山河
的悲剧规模，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且，光州事件的历史因果动力
即使再不幸，也因金大中执政而消失，不再具有任何凝聚力而变质成
为过去的事件，但是“2．28”事件迄今仍是代代台湾人的最痛。
1949年1月5日台湾宣布施行戒严令，戒严下的窒闷持续到1987年7月
15日。台湾人被国民党政府戒严统治的时间，比韩国被日本殖民统治
36年还要久。
我在台湾留学期间是从1972年至1974年的2年4个学期。我一抵达，就
遇到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留学、如花似玉的崔玲爱，于是全力追求
要把她娶来当妻子。当时台湾大学的学术气氛洋溢着活力与品味，由
许多大陆各地与国民党逃难而来的大师精辟地授课。但那毕竟只是大
陆文化的延伸，大部分学生所关心的，是如何逃离台湾到外国留学。
而且，毫无整体性的社会目标，在“反共”教条之下，只能顺从地默
念着“毋忘在莒”（齐桓公收复齐国故土莒城的故事）的口号。但
是，当时我经历过“‘4．19’学生革命”，也曾呐喊打倒串连反共
教条与买办资本的军事政权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年轻的我的感
受，与充满无力感的台湾大学的气氛，竟是格格不入。而且，当时我
也无从感受台湾正处于戒严，因为我相交的同学大部分是外省人，他
们是厌恶反共教条的反国民党左倾学生。我对他们身陷挫折的深渊，
颇能感同身受。但是他们强烈的社会意识如何开创未来，却如坠五里
雾中。我在台大哲学研究所就读期间，正是陈水扁总统就读大学法律
系的时期，虽然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具备何种理念的人，但可以确定的
是，当时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和纯粹左倾的年轻人，在反国民党的路线
上，理念并不相悖。
我这次到台湾惊讶的是，曾高喊反共的国民党，在某种层面上，却转
变成为亲中共的势力。反共势力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容共势力。象过去
反共大本营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媒体，现在有点象是中
国《人民日报》的传声筒。如此一来，过去左派人士的命运又如何了
呢？当然，极端的左派人士，被称为“左统”，呐喊着要让共产政权
所统一。但他们是极少数，无法代表大多数台湾人的愿望，其余的左
派人士也难以为自己的处境做明确的定位，结果导致反体制的批判性
激进主义，又陷入必需和巨大体制串连的自我矛盾之中。无论如何，
所谓的意识型态，在人世上是多么的荒谬，从台湾的价值错乱中丑陋
地展现出来。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总统的当选，就是在这种理念混
淆之中，终结了400年的殖民生活，并让台湾人民实现自主性国家愿
望的首次事件，这显示1986年9月28日在戒严下以秘密结社创党的民
主进步党，成立不过14年就造成地壳变动并跃居执政党。相当于韩国
《话》杂志的《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于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在高雄强行举办纪念活动，造成许多人受伤的“高雄事件”，被以叛
乱罪被起诉，陈水扁为此事件担任辩护律师，开始在历史上崭露头
角。主事者都是他的学长或老师。
§§85%的人未曾体验自主性的体制
26日晚上7点45分在中正纪念堂的国家剧院观赏了《薪传》。我坐的
位子正是几天前“阿扁”（陈总统的匿称）所坐过的位子。所谓“薪
传”，就是“薪火相传”的缩写，即薪火不灭，将过去人们开拓生活
的喜怒哀乐绵延下去，有“传承”（legacy）的意思。整体的编舞，
结合屏东乡下耆老陈达的民谣曲调节奏而完成，以非常强烈的肢体动
作，表现出从大陆渡海来台的人如何在台湾完成自己的传承。俐落的
群舞动作，包容了世界各国多元的民俗成分，使之升华为自我。林怀
民是天才型的艺术家，也是台湾民众苦乐的象征。他是追求真正台湾
文化认同的台湾之子。他的《薪传》25年前在嘉义首演的1978年12月
16日，正巧是卡特总统宣布断交的日子。一贯让人信赖的美国，就这
样抛弃了他们。就在台湾根基崩溃的那天，台湾历史上所有人民凄惨
悲伤涌上的那天，6千多名观众随着《薪传》的舞蹈动作一同感动，
悲叹的泪水也倾泻而出。
原订和总统面谈的机会显然要错失了。我尝试的所有管道，都答以不
可能。原本最后在27日参观故宫博物院后就要赶回国了，但突然接到
林怀民通知说，28日早上9点能够与陈总统见面了。比起政客或媒体
的管道，艺术家的力道更能撼动总统府。于是我决定再停留一天。28
日早上8点45分，进入了留学时决不能翘首注视的重庆南路上的总统
府大门。经过检查后走进名为“绿厅”的总统府会客室时，一眼望见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的草书作品。意思是说，
抱持宽大的心胸，即能包容天下的事物；拥有虚怀的心，则能得到天
下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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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台湾的复航没有理由拖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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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果真是中国吗？李登辉前总统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
孔子的时代，统治卫国的君主出公辄是蒯聩的儿子；蒯聩无法忍受自
己的母亲南子长期以来的放荡行为，企图杀害母亲未遂而逃亡国外，
是个悲惨的君王。南子见儿子逃亡国外，为阻止他回国，立刻拥立其
子、即她的孙子-出公为王。出公竭尽所能地阻止父亲蒯聩归国。此
时，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卫国当官。某天，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
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听了这话的子路不
以为然地回答：“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因这不仅不切实
际，也非多么急迫的问题，而责怪孔子的政治嗅觉迟钝。这时，孔子
严厉斥责子路：“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
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云云。
李登辉说：“台湾就是台湾，必须从正名开始。”他现正推动所谓
“台湾正名运动”，也就是要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预定9月6日
于总统府前举行全民大游行。
台湾果真是中国吗？这实在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应该倒
过来问，台湾果真不能是中国吗？台湾果真能排除中国而生存吗？我
并不是说台湾想扬弃中国、确立本身自主性认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
的。问题是，在现实上，要以何种方式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存在的保
障？我认为，这问题至少比南北韩问题更复杂。如果说20世纪冷战体
制在21世纪留下的两个最后悬案是两岸和南北韩问题的话，前者比后
者更复杂。前者是自主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统一的问题。然而，当
想到自主的现实保障时，当感受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自主台湾的前
景感到苦恼时，想要挥去对未来的茫然感似乎不容易。
§§需要孔子的正名之际
陈总统说：“我们除了紧抱美国大腿，别无他法，现在台湾和美国关
系是历来最友好的。”虽然这句话，以我们自主的认知听起来会有点
刺耳，但是台湾生存的现实可能性，不以美国的保护伞为前提是不可
能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爱恨交织的双曲线，那在
双曲线之间必定存在着台湾岛，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命题，现
在则转变为“两大之间贵为小”的命题。
卡特断绝邦交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现在的台湾
就受到《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内法的保护。美国对中国外交的双
重性必然要接受国际社会的逻辑之际，只要存在着这种双重性的紧
张，台湾必然成了牵制中国的战略据点。台湾被称为“永不沈没的美
国航空母舰”。如此，台湾干脆象关岛或波多黎各一样，成为美国
“国协”（Commonwealth）的领土如何？这种假设对我们韩国人太过
荒唐，对台湾人却无所谓。他们认为，比起被中国合并统一，反而更
希望是这样的命运。所谓统一，对他们其实只意味让流血流汗、辛勤
努力得来的自主性资产，毫无逻辑根据地要被抢夺掉，台湾人已具有
接纳尊重自主原则的所有替代方案之姿态，因为他们从未有过以独立
国家存在的经验。
过了9时，陈总统出现在我等待的会客室，他有张非常端正与洁净的
面庞，没有皱纹的年轻气质最让我印象深刻。他以双手敬谨温馨地握
着我及内人的手。一坐定后我们的对话就开始。陈总统先把我生平相
关的资讯陈述一遍，那是展现对一个人尊敬的诚意，他说他知道我是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并学韩国人称我为“怪杰”。
§§“总统退休后想当记者”
“在高丽大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圆光大学汉医
学院钻研高深学问的人，全世界恐怕只有教授您一位了，但是这
样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却在韩国最大、最好的晚报《文化日
报》担任记者工作，这样的经验与智慧实在令人叹服，我总统退
休后也想和教授一样去当记者，只要想到这个念头就让人很兴
奋，可是，在台湾记者并不好当，我的资格与条件似乎还不够，
但是资格不够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陈总统一进来说的这句话，成了台湾媒体的头版新闻，也因这句话，
似乎让我成为台湾人知晓的人物。虽然这句话可能是阿扁（陈总统的
匿称）的一句单纯的玩笑话，但有可能也是他表达心声的一句话吧。
以第一名入学、第一名毕业于相当韩国汉城大学法学院的台湾大学法
学院的陈总统，他的天资如用于记者等文化活动，一定很容易发挥年
轻创意与魅力。然而，这句话能成为台湾报纸斗大话题的最重要原
因，就是因为陈总统的政治处境象卢武铉大统领一样，受到主要旧
（势力）媒体的大加挞伐。他的说法也正表现出阿扁对新闻媒体的爱
恨交织了。
“我看过教授4月15日在文化日报写的关于卢大统领就任50天的
专访，后来也大致听过您写的有关南北韩关系的报导，最重要的
是，金教授写的有关南北韩关系的社论，都已充分掌握未来事态
发展的大致架构，南北韩问题的进展确如教授所预言的，显示教
授是多么有影响力的最佳证明。”
听到称赞，没有人会不高兴，然而比起陈总统能正确说出我写的报导
日期的记忆力，更令人讶异的是，身为领袖的他对待象我这种平凡人
的准备与诚意的用心。我们的对话就如此继续进行。
“教授已经预见六边会谈的必要性，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六边会
谈，我衷心期望这次会谈能顺利进行。台湾的基本立场是，第
一，我们支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第二，南北韩纷争的所有问
题，应该透过协商和平解决，台湾坚决支持这两个立场。”
陈总统还说，他很高兴台湾代表性的艺术家林怀民把我介绍给他；他
也说，几天前去观赏云门舞集创团30周年的公演感触很深。我则以韩
国人的身分首先向陈总统表达了歉意。
──韩国人对台湾这个近邻的国家太过无知，对于台湾这个国家的自
生性问题，非常欠缺结构性的认识。我经由这次访台，对于许多亚洲
问题有了新的视野。我以一个韩国人，对于我们的无知而做出突然的
行动，给台湾人民的情感造成伤害，颇为深刻思考。即使和中国建交
的过程，仍可以和台湾保持更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总统夫人来韩
国做人道访问不发给签证，以及拒绝特使团参加卢大统领就职典礼
等，我认为是令人难以原谅的轻率作为。现在已到了亚洲夥伴之间需
要相互真切了解的时候了。我身为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一定让韩国
人正确认识台湾问题而恪尽心力。
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该道歉的，就应该诚挚道歉。但是，我们韩国常
处于弱国的委屈立场，我相信，对于相同处境的台湾，我们更应该给
予宽大的理解。然后，我就马上提出两国关系最迫切未决悬案的话
题。
──对于政治上太敏感的问题，我们即使不置可否，两国之间仍有许
多为增进关系该做的事，尤其在经济交流方面，象我们两国一样，并
无冲突领域，而且还能互补的国家并不多。换句话说，东亚经济圈主
要成员的两国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建立新的核心。为了这种交
流，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复航问题，两国国籍的飞机无法飞航的状
况，不是应该尽快改善吗？何况这还是一条黄金路线呢！
“是的，我个人十分尊敬金大中大统领，在民主化过程中，我很
关心金大统领的奋斗历程，我们也有许多共通性，因而对他有相
当的期待。然而，复航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关于复航问题，台
湾政府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国家尊严，第二是实质利
益，第三是平等互惠的原则。关于第一、第二个原则，因为双方
已经达成协议，因此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第三个原则，连细部事
项都已达成协议的状况；但是因为韩国方面过度屈从中国的压
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导致一直拖延而无法合理解决。关于这
个问题，目前已有不定期包机飞航的状况下，台湾并未提出太刁
难的条件，只剩下最后的签署问题。虽然我们希望由外交部长的
层级来签署最好，但若因为外交上太过敏感，我认为由其他主管
部会的首长来签署也无妨，但是韩国方面却一直要把签署的层级
降低，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韩国政府能展现更宽厚的立场。”
我个人认为，陈总统的逻辑非常正确，也认为韩国的外交通商部需要
更明智地因应。
“我国卢大统领和陈总统在家庭背景和政治经历十分类似，而且
当选后的声望指数也相似，您对卢大统领有何建言？”
对我这样的提问，陈总统作了有趣的评论而不是给予忠告：“首先我
要对卢大统领表达我的敬意，我们都出身贫困，都担任过人权律师，
卢大统领似乎和我一样，在当选后经历了许多困难，好象比我还困难
的样子……。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诸如我
念过大学，若以从政经验来说，卢大统领出马竞选6次，4次落选，2
次当选；我正好相反，出马6次，4次当选，2次落选……。”
§§排除翻译破例对谈70分钟
这时，我觉得在中间有个翻译实在很费事。翻译是由外交部的刘顺福
先生担任，很巧的是，他是我留学时代就交往的一个朋友。由于我被
告知和陈总统的面谈时间只有不到40分钟，时间过得极快，而我想说
的话很多，所以每一秒钟都很珍贵，于是我鼓起勇气向翻译官刘先生
表示，为了访问的顺利进行，不要翻译比较好，经刘先生向陈总统说
明后，我开始直接以中国话提问。陈总统欣然表示欢迎之意，也换了
说话的语气，就象和老朋友聊天一样，我们竟然热烈地聊了一小时又
十分。这是在总统府会客室不曾出现的破例状况。我以30年前的中文
实力问道：
──陈总统和我国卢大统领同为具有进步倾向的领袖，也投注于社会
改革；但是进步的政策必须和个人的领袖魅力结合才能发挥效果。选
择进步议题的同时，在基本社会纪律方面也需要果敢的决断，单纯的
放任是无法达成民主的过程，我国卢大统领在这一方面让国民有点失
望，总统身为过来人，您有什么看法？
──────────────────────────────
卢大统领的改革，一年后会有成果（下）
──────────────────────────────
“我也是这样。卢大统领成为党内候选人的过程，就已经通过了
国民参与竞选的一种新形式，因此是受到渴望改革的国民的直接
支持而成为候选人。在那种状况下，带有反美色彩的发言，是理
所当然的。但是，选举策略和当选后的决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问题。选举是为了站在我这边的人的战术，但是国政运作却必须
是为全体国民的战略，不是为了选票的算计，而必须要谋求国家
整体的利益。因此，卢大统领当选后修正对美的态度是对的，这
也是国民期望的事。这不能解读为从进步转为保守，因为成为大
统领后，为了国民必须修改政见与政策。我也走过这样的历程，
国民应该正面看待这种改变，劳工问题或许多社会问题亦复如
此。”
──您说的对，非常感谢！台湾和韩国在现代政治史的发展过程经历
相当类似，在那发展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民主的价值，而两
位都追求改革，我想了解，改革真正的意义何在？您是否能就有关台
湾政治的现实面发表看法？
§§修正对美态度卢武铉做得很好
“民主的价值，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让步的重要价值。台湾的
未来，不是以政治色彩来决定，而必须由民主化过程的程度来决
定。在现代社会，民主的价值一定要透过议会民主的形式。在韩
国国会中，执政党101席，在野党153席（现为149席），呈现朝
小野大的情形，台湾也很类似。改革须经立法过程，也就是说，
台湾或韩国政府在立法上有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
有效率地改革呢？结论只有‘很难’一句话；韩国国民在一时之
间对卢大统领有太多的期待，这也是失望的最大原因。然而，我
们要知道，韩国的民主正在一步步的向前迈进，我们一定要记得
‘威权走向民主是一条不归路’，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的道路是
无法回头的。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所期待的‘肃贪’问题，
然而，肃贪不是一天就能完成，是需要时间的，罗马不是一天造
成的，改革也是如此。最初的1年既难又乱，很难见到成效，第
2年才逐渐展现成果的迹象，而第3年才能开始感觉到所谓的成
果。我的声望曲线也是循此而起伏，我相信韩国国民一定会恢复
对卢大统领的支持。”
从自己的经验中侃侃而谈，语言的力量以及炯炯有神的眼光，似要将
我制伏。陈总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一个国家的政治，不是只以一国本身的成就来决定，而是受到
小环境、大环境和庞大国际环境所影响。特别是经济问题，若不
了解国际动态就无法成功。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表面上和
韩国与台湾全然无关，但是在那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却让台湾和韩
国立刻受到波及。ＳＡＲＳ发生自大陆，但台湾却立即受到重大
影响，而韩国说不定是托泡菜之福，一点都未受影响，表面上韩
国并未受害，但因外国观光客常把整个亚洲视为一体，所以韩国
也明显受害，虽不公平，却是无法摆脱的共同命运。国际关系本
就具有不确定性，完全无法预测，因此，台湾和韩国在诡谲多变
的国际环境中，是具有不能不共同因应的命运。我认为卢大统领
是位性格果敢、坚毅的人，因为我相信从小在困境中扎根的人是
不会轻易被击倒的。韩国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似乎比台湾人更坚
决，伟大的国民拥护伟大的大统领是多么珍贵和幸福的事。我确
信韩国人选出象卢大统领这样改革的人物是很有福气的事，韩国
人建构无法回头的民主社会是一定会成功的。”
──陈总统的当选，在400年台湾历史上象征首次自主的民主政府之
诞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台湾国民似乎还无法充分理解，总统
您要如何说服国民，另外，4年是有点短暂，您是否有信心连任？
“当然有信心。我们台湾一路从威权时代走向民主化时代，我在
执政期间，巩固与深化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以及真谛与内涵，
韩国民主化过程的历史比台湾还久，历经从‘4．19’学生义举
开始，到金大中大统领执政为止。卢大统领已经是站在这种历史
实验基础上的人了，而我却是创造历史上首次地壳变动的人，因
此，台湾的民主实验处于更特殊、更困难的情况。所谓选举，应
是选完就该结束，对结果要服从，所有人应从选举中跳脱、回归
正常生活。但是很不幸的，台湾2000年的选举仍然在进行中，竞
选对手的两人，似仍不服选举的结果，因此我也只得继续选举。
台湾的选举好象有第1回合，第2回合的样子，在2000年的第1回
合里，因为3人（陈水扁、连战、宋楚瑜）各自角逐，只要‘相
对多数’的得票就够了；但2004年的第2回合，因对手两人合而
为一，必须得到‘绝对多数’的得票才行，所以现在的情况比上
一回合还要困难，但是愈难就愈要全力以赴。”此时，我向陈总
统喊出鼓励的话：
──“我原本就是研究深奥东方哲学的人，我有预言能力，陈总统，
您一定会当选连任的！”
我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大肆报导，虽然这是在高昂的气氛中，我不自
觉说出的话，不过却也是发自我内心的话，阿扁真是伟大的政治领
袖。而且，我也感受到，他受到台湾媒体的抵制，使得他秀异的资质
无法呈现出来。透过这次造访台湾，让我对卢大统领的处境反倒有了
无限共鸣与怜悯之情，也体会到既得利益者的捏造抹黑，是很难突破
的障碍。我认为，与其关心过半数的最大政党党魁不参加韩国最大的
国庆日“8．15”建国纪念日的活动、而去参与纷杂的右派保守团体
主办的反北韩大会，一起焚烧北韩的旗帜和同胞领袖肖像的这种情
况，还不如平实地期待卢大统领要来得好。保守的媒体，对于劳工问
题主张强硬对策，却对货运业联盟的罢工采取强硬对策的卢大统领猛
烈地批判，究竟媒体的使命感是什么？我身为专业媒体人的一分子，
也不免感觉羞耻。高喊要脱胎换骨的在野党，现在应该从捆绑执政党
手脚的政治中，蜕变为主张政纲政策的在野党。在行政自治部长的免
职建议案上拼个你死我活，这算什么？海女被鲨鱼咬了，难道要弹劾
海洋水产部长吗？难道这就是政治？本应整合社会各界并领导国家大
计的政治，却让庶民生命不保，并以零碎拙劣的语言让国格堕落，到
底这算什么呀？这些家伙啊！在这种状况下，亚洲的未来命运便系于
阿扁总统或卢大总统这样的人。也许就是如此，才会让我说出那样的
预言。对于我预言陈总统会当选连任，他微笑不语，只说了如此诗般
的话：“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的确是谦虚的表
白。
§§把台湾变成东方的瑞士
──尽管南北韩问题是统一问题，两岸问题则是自主性的问题，韩国
的统一问题也不是一日可及，但彼此都以不能放弃主体性为前提，这
和两岸是一样的。毕竟，社会的愿景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陈总统您
是以何种愿景来领导台湾社会？
“首先是保障台湾的安定，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其次是拼经
济；第三是大改革、大建设。换句话说，谋求政治经济的安定，
同时进行社会改革。只要台湾不被并吞，能继续存在，就有希
望。”
──台湾的未来显然需要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解决，而且要有新的思
惟，您认为是不是该有新的愿景？
“我的梦想是把台湾建设为东方的瑞士，我的瑞士是‘绿色矽
岛’，所谓矽岛，指的是‘科技岛’和‘智慧岛’。但是，人不
能成为科技的奴隶，所谓‘绿色’是指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也就
是绿色和科技并存，才保障人们能够过人本的生活。不过，我所
说的绿色，并不是单纯指环境生态，而是要以人文、艺术等高级
文化为基础，才算是真正的绿色。”
──您认为儒家与道家思想中，哪一个有助于台湾主体性的确立？
“这真是个很难的问题。台湾已是融合儒、释、道，而且混合世
界所有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化；也就是说，台湾已是结合所有思
想与宗教的中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开放性。所
有宗教互不冲突、能够共存的社会，大概只有韩国和台湾。在城
隍庙拜拜的人也可以上教会，上教会的人也可以去庙里。”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运用于台湾主体性的确立吗？
“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台湾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边陲，而是南岛
语系的中心国家。我们有独特的使命去创造自己的主体性文明，
更甚于传统文化。台湾是海洋国家，海洋是百川汇集的地方，台
湾的海洋文化特质，就是包容性和开放性。”
§§绿色包含了人文与艺术
──卢武铉大统领在上次大选时，透过网路和年轻族群充分沟通得到
极大的成果。总统您在第2回合的选举是否也会运用卢大统领的方
式？
“即使不用，民进党的年轻干部正努力学习韩国。最后我想说的
是，台湾的自主精神并不是民粹主义，我们2,300万台湾人是
‘从无到有’，也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创造无限的可能；以及
‘由下而上’，从底层一路学习上来。我们都是‘台湾之子’，
我们是以台湾之子活过来的。”
──您知道我们两人曾同时就读于台湾大学吗？
“我知道，可是我们法学院不在校本部。”
──如果那时候有机会认识的话，该有多好？
“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为增进两国的关系而努力。”这是陈总
统最后说的话。他在我们的合照上签了‘容沃吾兄’几个字，那
是对我很亲近而尊崇的表现。
我离开总统府搭上计程车，司机是40岁左右的女人，她有张哀愁的脸
孔，我们聊了起来。她父亲是来自四川的国民党军人，到这里与台湾
女子结婚而生了她。母亲10年前过世，父亲时常回大陆的故乡四川，
最近在那边定居下来，每年回台湾一次领退休俸。父亲在那边遇到老
妻，他说那里真是受到人性对待的好地方。
──你去过父亲的故乡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
“我不喜欢看到父亲在这里领退休俸到那边去享受。父亲是因为
有钱才受到好的对待，他却以此自豪，有时觉得很卑鄙又不幸
……。而且我也不想知道他和元配夫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女人的故事，彷佛就象我们朝鲜民族悲欢的写照。我的台北
3天，就如此过了。
〔原载2003年9月1～3日南韩《文化日报》。
提供者：朱立熙、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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