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德与犯法
吾 丁

以缺德或犯法来评断为人处世的优劣，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缺德，其判断以“道德”为基准，犯法，则以“法律”来衡量。

清朝的人多以“缺德”与否来评断人品。他们所重视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因而在判断某人某事的性质时，其根据往往是有没有缺德，而不是有没有犯法。“咱可不能做那种缺德事”，“那个人太缺德了！”“你真缺德！”等等，都是清朝人习惯用的字眼，当然，其含义和内涵的价值判断也一目了然——咱宁可犯法也不能缺德！清朝的人，从小就被教育成以道德为准绳的生活尺度，其内容上至君臣父子，下到师徒关系等等，基本上都以道德定位为判断标准。说到法，清朝人并非没有法，只是说，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清朝人首先遵循道德律而轻视法律。清朝人的祖先就是蔑视诉讼行为的，传统观念是以和为贵，有了争讼也应该在调解中寻求解决，而不应该动辄上法庭。上法庭打官司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其实，法庭又是什么呢？清朝人以及他们的祖先也有法庭，但是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升堂断案的就是地方首长或更高一级的行政长官。比起成文的法律条文，大老爷断案时所依据的也仍然是：这个人是否缺德，而不是他是否犯法。

陈世美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包公铡陈世美，其依据是什么呢？表面看来有三条：抛妻儿藐皇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祺在庙堂。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能看到事情的原委：抛妻儿，这一条显然是道德指控，抛弃老婆孩子当然是缺德的事情，但是不一定犯法；杀妻灭子是不成立的，陈世美并没有杀任何人。香莲是在看透了缺德的陈世美的作为以后，悲愤交加，不愿意留在京城，拒绝了陈提供的微薄的谢礼而离开京城的，陈没有对他们下毒手；至于韩祺，则是在看到了可怜的香莲母子的悲惨境遇，不忍心执行追杀令，因而令自己处于生死两难的窘境之下自刎在庙堂。韩祺的死似乎与陈世美有一些间接联系，但包公也承认是“逼死”而非杀死，所以陈没有直接杀死韩祺。因此，按照“杀人偿命”的观念，陈世美罪不当死，因为他并没有人命在身。但是他非死不可，因为有两个原因让他活不了。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他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他缺德到家了。这是包公决心动铡刀的直接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藐皇上”。“欺君惘上”固然是一条罪，但是这个罪可大可小，其尺度的掌握，仍然有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官老爷的感情因素。其实，欺骗皇上这件事，历朝历代都在做，皇帝也不是圣人，谁能保证皇上能洞察一切？至于骗皇上的人的下场，就要视乎欺骗的是否高明。把皇上骗高兴了，说不定还能升官发财鸡犬升天呢。所以，陈世美的欺君之罪，说大则大，说小则小，光凭这一条，也不足以上虎头铡。

说到底，陈个人的悲剧乃是由于“缺德”而不是因为犯法。退一步说，就算处死陈属于依法行事，我们也知道，清朝人对于法律的称呼叫做“王法”，王在先，法在后，犯法的人也必定是首先冒犯了王者。

陈世美这个反面典型，成为后人在个人道德方面的借鉴，但其悲剧，对于法制的健全并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当别人说：“你可不要当陈世美啊！”，其中的含义是警告你千万不要做缺德事，而不是叮嘱你注意法律的惩罚。

日本人的价值观跟清朝人相反。他们是“宁可缺德也不犯法”。当然，日本人也有被法庭判为有罪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因为犯了法而不是因为缺德。我想，如果陈世美生在日本，大概可以免于一死。日本虽然有死刑，但是杀死一个人一般不判死刑，一般要杀死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判死刑。

仔细想起来，缺德和犯法有时候是相抵触的。说的极端一些，为了不“缺德”也就必须要触犯法律；反过来，有时候为了不犯法，就必须作“缺德”事。举例来说，比如你的朋友犯法了，跑到你这里来寻求庇护，如果你不想犯法，就要把朋友供出去，那就“缺德”了。相反，为了不“缺德”，就必须窝藏一个罪犯，那样你就触犯了法律。

1894年，日本和清国打仗。交手是从清国属地朝鲜半岛开始的，陆军先交火，清国军队开始溃退，后来发展到海上，日本联合舰队的东乡平八郎追击北洋舰队的“济远”号，追击途中发现一艘挂英国旗的商船，就命令商船马上停船，商船非但不停，反而开足马力逃跑，东乡当机立断开火打沉了那条船。那条船叫“高升号”，船上运载了几千名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清国陆军士兵。这就是著名的“高升号”事件。事后，英国（不是清国）舆论一片沸腾，谴责联合舰队的行动。但是没几天，舆论就沉静下去了，因为他们了解到，这次事件没有违法国际法。既然没有违法，就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把载人的商船打沉，无论如何也是缺德的事情，但是它没有犯法。而这是当时的环境下必须做出的决策，这就是宁可缺德也不犯法的具体例证。

把时间从日清战争往前推20年，1874年，琉求的渔民出海打鱼碰到暴风雨，漂流到台湾南部，上岸后被当地人抓住，后来几十个人全部被当地人杀死。日本马上去清国交涉，要解决这个问题。跟清国交涉的是大久保利通，他刚从欧美考察回来，深信国际法的准则。这次交涉的内容，一是要求清国惩罚凶手，而是明确琉球的归属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琉球的所属权，基本上清国日本各半。在台湾，清国在北部有行政管理，南部没有。大久保随身携带的，是三本厚厚的《万国公法》，但是，对面的清国官员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的理由是：这是清国内部事务，万国公法不适用。但是他们表示，因为清国在台湾南部没有管理机构，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也与清国无关。这个态度，使得日本国内的激进派找到了出兵的理由，马上派出三条军舰打到了台湾，总司令是西乡隆盛的弟弟，31岁的西乡从道。大久保只有一个理想：用尽一切手段避免和清国开战。到最后，大久保找到英国领事，在英国领事的斡旋下，清国同意支付白银50万两，同时明确了日本对于琉球的所有权，借此了结纠纷。

仔细想起来，清国的50万两银子，无非也是对于“缺德”事的一种自责心理的反映。他们拒绝用万国公法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对于法律的作用将信将疑，起码不愿意把事情摆在法律面前解决，而是按照固有的审判陈世美的模式来处理纠纷。

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和清朝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种价值观的差异越来越大，各自也越来越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朝人和日本人的恩怨，是否很大程度上源于价值观的差异？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