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猫和老鼠 “妥协”吗?
看了楼下湘君先生的一篇谈 “政治妥协”的文章. 看到他批评学生们 “尤其不妥协”时候 , 我实在是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网上有许多中国粪青公然鼓吹6.4 屠杀有理, 这个言论我已经看得多了, 暴民的思想本来就是这个粪坑档次, 倒也不值一提. 但是从西方的 “政治伦理”的角度来批评6.4学生的, 这样的言论过去虽然也看过一些, 却一直没有给予认真的回应. 这次湘君先生又拿这个毫无意义的 “好问题”出来说事, 我就觉得很有必要给予一番深入一点的分析了.
湘君先生谈到政治艺术就是一门 “妥协”的艺术. 这大抵是不错的. “妥协”是西方政治伦理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历史来说, 大多数政治斗争的结果, 最终都会以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告结束. 譬如持续了五个多月的美国三大超市工会的工人大罢工, 最近就是在资方和工会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 “投降妥协”之后, 才能够得以宣告暂时结束的. 因此, 说政治就是 “妥协的艺术”, 的确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过去他们从未考虑过, 或很少考虑过的 “好问题”. 如果从一般的字面意义上来说, 我在这个问题上和湘君先生的观点倒是一致的.
但是下面, 我马上就要纠正湘君先生的说法的不严谨之处了: 你所说的那个 “政治”, 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呢? 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政治, 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政治, 表面上看, 它们虽然都叫 “政治”, 可它们在具体的内容和形式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呃.
乌鸦是鸟, 老鹰也是鸟. 可老鹰不能等同于乌鸦, 对吗 ?
所有, 我必须说的是: 妥协, 就准确的意义来说, 应该是是 “民主政治”的艺术. 而不是 “专制主义政治”的艺术. 专制主义政治只有刺刀, 没有艺术. 用艺术来形容专制主义政治行为, 简直就是对艺术的强奸.
一个事物的存在, 总离不开它存在的条件和土壤. 正如同我们谈论一棵果树的好坏, 不可能离开这棵果树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一样. 离开了土壤的条件而奢谈果树本身的好坏的问题, 就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的空洞的废话.
所谓的 “妥协的艺术”, 也是如此. 正如同我在上面所补充说明的那样, “政治妥协”这样的的艺术之树, 只能生长于 “民主制度”这样的土壤之中. 它过去从来就不曾出现在象中国那样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今后同样也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一党独大的环境之中. 我再说得远点, 不仅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所谓的 “政治妥协”的艺术, 世界上某些其他的国家, 例如伊斯兰教国家, 同样也不会有.
艺术, 不是某个人生下来就具备的天然的品质, 是需要严格刻苦的训练, 才能掌握的. 很多的人, 可能活了一辈子都不明白 “艺术”究竟为何物. 而作为一门 “政治的艺术”, 则更是需要长达几个世纪, 好几代人的艰苦的训练和积累, 才有可能掌握. 这里, 作为 “政治的艺术”或 “艺术的政治”, 是需要有几个最基本的因素, 或者说是几个最“最低限度”的条件 , 才有可能形成的.
我这里不妨举几个这样的, 最一般的 “条件”来分析一下:
1.具备均等的势力和实力的政党或政治团体.
政治妥协可以达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这样的妥协, 大多都是在两个实力和势力都保持均衡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之间达成的. 在实力和势力基本接近, 或是均等的条件下, 双方才有可能通过某种自愿的 “讨价还价”, 对某个具体的政治利益的冲突问题, 进行平等的协商. 然后, 再以契约, 或法律的形式, 将双方都可以接受这种协商结果, 用文字给予固定下来.
最重要的是: 政治妥协, 只能存在于两个 “对等”的政治实体当中. 比如在工会和资方之间, 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 或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 如果协商的双方根本不存在这样的 “平等” 或 “对等”的关系的话, 那么所谓的 “政治妥协”基本上就是一种类似于 “单相思” 那样的爱情浪费. 试想一下, 两个人当中, 如果其中的一个人, 将自己的地位看得比另一方更高, 譬如将自己看成是主人, 将对方看成是仆人的话, 那么他们之间还存在什么 “妥协” 的可能性吗?
用芦笛的那个著名的 “恩赐”概念来形容他们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岂不是要更显得贴切得百倍么?
6.4 中的学生组织, 和共产党之间, 就根本不存在这种可以达成政治妥协的 “对等”的政治基础. 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将包括学生在内的任何一方, 视为是和自己享有同等政治和法律地位的实体. 稍稍有点儿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明白, 如果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可以和老共 “平起平坐”的政治协商伙伴的话, 你已经犯了第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羊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老虎, 但羊在老虎的眼里却永远只是一只羊.老虎和老虎之间可以有妥协. 但是, 羊如果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和老虎进行 “妥协”的话,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只羊大概也以为老虎的胃口, 和它自己一样都是素食的.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皇帝不会拿他的臣民当一回事. 主子不可能和奴才握手言和. 当吾尔开希指望和李鹏 “沟通”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犯了一条中国官场上最大的禁忌: 那就叫做 “犯上作乱”. 他固然可以忘了自己的身份叫奴才, 可他的主子, 却是不会搞乱这种上下尊卑的次序的. 他不知道见了主人的时候, 他第一个该做的动作必须是磕头, 而不是大模大样地伸出自己的手去, 想和主人SHAKE HAND.
主子有可能对奴才让步吗, 我知道这完全有可能. 可这里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 那根本不叫什么 “妥协”, 那叫 “施恩”. 本来罪当族灭, 现在赐你自裁. 本来是应该三跪九叩的, 如今恩准你 “平身赐坐”. 主人当然也可以认错忏悔, 给自己下个 “罪己诏”, 或者来个“削发代首”什么的. 甚至可以突然良心发现, 杀掉某个贪官, “大赈天下”, 但是如果有谁不知道这叫 “皇恩浩荡”, 而误以为这是 “妥协”的话, 那他就未免就太不拿自己的脑袋当一回事了.
这是第一条, 你要先明白你的身份是什么.
2. 存在一个对双方都有同样约束力的独立法律系统.
我们就以三大超市的资方和工会最近达成的 “妥协”为例, 想象一下,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方, 掌握着支配或修改法律的绝对权力的话, 那么他们有和解的可能吗? 再进一步地问, 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有一方在法律上享有比另一方更大的特权和地位的话, 那么在发生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他们之间是否还有任何谈判和妥协的必要呢?
这里的答案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正是由于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 无论其立法和司法机构, 均不依赖于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 这才使得政治妥协, 成为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 唯一的一种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手段. 否则的话, 不要说什么 “妥协”, 就连政治本身, 恐怕都要成为多余的累赘.
试想一下, 如果资方手中握有某种程度的法律特权地位的话, 那么参与罢工的那些工会会员们, 将会面临着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极有可能的就是, 那些凡是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惩罚: 被开除, 降级停薪, 甚至于被迫害, 被逮捕. 那么, 还有工人敢于出头来参加罢工和讨价还价的么? 正是由于美国法律的不偏不倚, 禁止资方对任何参加罢工的工人施行任何形式的处罚, 双方最后才可能以 “各退一步”的方式, 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法律在中国几乎就是一个花瓶. 稍稍有些中国官场经验的人都明白, 法律是附属和委身在政党之下的. 跟一个三陪女依附一个 “大腕”是同一个道理. 在中国, 是共产党制约法律呢? 还是法律制约共产党? 这我看连一个6 岁的小孩都不会有半点的含糊.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凡是敢于出来和当权者讲理的中国人, 最终都会被法律 “秋后算帐”的道理所在. 我只要稍稍指出一个事实就足够了: 几乎所有的那些参加过6.4的学生和学者们, 都没有不被所谓的 “法律”合法地迫害过的. 偌大的一个中国, 居然没用一条法律可以被那些受害者们所援引, 用来为自己伸冤的, 也没用一个中国的律师, 敢有那样的胆量, 接受一个6.4受害人和政府之间的诉讼, 更没用一个所谓的中国法庭, 敢哪怕装模作样地开一次庭, 审理一下这些被害的人士和政府之间, 在6.4问题上的恩恩怨怨. 大概中国的法律, 完全就是为中国的政府所量身定作的, 竟然 “ 完美无缺”到连1%可钻的 “漏洞” 都没用了?
在一方包赢, 一方包输的情况下, 如果还有什么 “妥协”与否的问题,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要妥协, 双方就必须都承认自己在法律上有可能出现出现失误的情况 . 承认法理有可能在自己的一边, 也有可能不在自己的一边. 承认自己有权利诉对方, 对方也有同样的权利诉自己. 为此, 为了避免自己完全在官司当中输给对方, 妥协, 就是一种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最安全的一种选择.
如果一方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真理, 另一方则是百分之百地代表谬误. 那么, 这里面还有什么鸟东西值得“妥协”呢? 如果其中的一方, 完全有否定另一方的权利的话, 我们不如说这是一场类似于猎人和 “兔子”之间进行的死亡游戏还更恰当一些.
兔子当然可以和猎人进行 “Bargain”, 但那已经和 “妥协”沾不上边了. 他们之间的“利益”问题, 恐怕只能是兔子它究竟是要被剥皮呢, 还是究竟要被砍头? 当然了, 或许猎人有可能 “妥协” 一下, 说是慈心一动也好, 将残酷的剥皮, 改成痛苦少一些的砍头 .
湘君在他的文章里说 : “如果在赵紫阳，李鹏去广场看望学生以后的当晚如果学生能全部撤退，中共当局恐怕就找不到以后逮捕，镇压的借口”这显然就是一种没有丝毫中国政治官场斗争经验的空话. 没有任何可靠的, 可以使人信服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这种幼稚的道德推论. 从1949年到1989年这40年的历史来看, 共产党什么时候对他的反对者们 “仁慈”过呢?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即使学生那天晚上真的 “明白”他们应该从广场上撤退, 那他们也同样还是躲不过被整肃, 清理的下场的. 无非是将残酷的 “剥皮”, 改成痛苦少一些的 “砍头”而已 . “从重从快” 变成一场更持久的运动和劳改.
3. 最后, 我必须指出的是, 所谓的 “政治妥协”, 必须基因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换言之,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 (我不说是在国际上) 当两个不同的团体在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之间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底线. 而且, 坚守这个道德底线的意义, 必须超越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本身. 与一个社会法律程序所不同的是: 法律程序可以对其中的一方有利, 而对另一方不利. 冲突的双方都可以 “相信”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是在自己的这一方面. 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却不是这样: 一个共同的道德底线, 是双方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必须彼此互相承认和遵守的.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体系之下, 坚持和平和非暴力的原则. 就是一个必须凌驾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之上的的这么一个道德底线. 无论两个团体之间, 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程度有多么激烈, 是非对错有多么地明显, 他们都不能声称这个原则只对另一方的行为有约束力, 而不是同样地对自己也有约束力.
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布希先生其实是在没有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当选为美国的总统的. 而高尔则由于某种选举程序上的失误, 而稀里糊涂地永远地输掉了那个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以当上美国总统的机会. 这件事情就其本身的对错情况来看, 出现这样的结果, 完全是对民主党的不公平, 对高尔本人的的不公平. 这种情形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国家的话,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会引发一系列的暴力和流血事件.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在美国, 在这两大政党和他们各自的选民之间, 居然没有为这个 “不公平”的选举结果, 发生过哪怕是一次非常微小的流血冲突事件. 这里面, 除了美国有非常好的法律制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民主党的选民也好, 还是共和党的选民也好, 他们都意识到维持一个国家的和平, 避免流血冲突, 要比获得一个暂时的政治经济利益宝贵和重要得多. 因此宁愿选择妥协, 而不愿意抗争下去.
上帝的和平, 高于凯撒的政权. 这就是双方的选民所共同拥有的强有力的道德底线.可以维持美国的民主政治有效的运作下去.
但中国的问题是, 整个社会已经到了人心和人性已经到了一个彻底崩溃的边缘. 社会的个阶层之间, 根本无所谓共同点的 “道德底线”. 不论是执政党也好, 还是在野的平民百姓也好, 没有人相信有所谓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 而只有一个 “有奶便是娘”的丛林法则.
“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共产党则将这样的传统思想上升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 “阶级斗争”的高度, 武力和暴力已经成为这个社会解决政治经济冲突的最基本手段. 这里面的难题并不是是否要 “妥协”的问题, 而是在于无论是政党还是民众, 都无法理解理解什么是 “和平”, 什么是 “非暴力”的价值. 就很象一个天生瞎眼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是 “色彩”一样.
当 “斗争”和 “暴力革命”的思想, 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 “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的时候, 希望以和平和对等的“谈判”的方式, 来游说掌权者自动放弃某些政治利益,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只会是一个凶多吉少的结局. 别的不说, 就以杨建利博士的回国惨遭拘押的案例来说: 他最基本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的误判失误, 他完全是以他自己的善良来推断他的对手的, 他不知道他的对手在道德底线上, 其实和强盗土匪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他以为可以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来感化他的对手, 可以用某种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终导致了自己 羊 (杨)入虎口.
不要说这些学生和学者, 就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那些开明人士, 比如, 资历和实力都比学生大许多的赵紫阳本人, 本身的故事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反面的例子. 说明如果 “政治妥协”在中国是可能的话, 象赵这样的党内人士, 就断不至于沦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20多年过去了, 连一个起码的个人人身自由都不可得. 如果一个政党, 连自己内部的不同势力都无法达成某种起码的 “妥协”的话, 你指望这个政党可以和那个反对它的外部的敌人 “妥协”吗?
没有一个势力均等的政治团体, 又没有一个公平的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法律制度, 社会上也普遍地缺乏一个以尊重和平理性为根本的道德共识, 片面地指责6.4学生不与政府 “妥协”, 湘君先生大概忘了这些学生, 都是喝共产党的 “不妥协” 的马列主义斗争狼奶长大的, 就算他们真的有错, 那么错的根源也在他们的先生- - 共产党那里. 从小学到大学 , 湘君先生不妨去看看, 有那一本共党的科教书, 哪怕是教过那么一丁点而的, 和平与友爱的思想? 一群从来就没有被教导过该如何妥协互让的 “狼孩”, 你却指望他长大了, 忽然有一天全变成小天使一样的 “政治妥协艺术家”, 你大概以为这是在变魔术吧? 学一门简单的戏曲艺术, 尚且要20年的含辛茹苦, 而你指望这些学生们, 在 “政治艺术”上可以无师自通, 一个晚上就修成正果?
用一种是完全是空洞的, 根本无法跨越的乌托邦似的 “道德标杆”, 将那些可怜的6.4被害者钉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说词, 大概本身就是一种天真和美好的邪恶.
我必须指出的是, 做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者是天底下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就好象今天的某些业余历史爱好者 (譬如林思云和芦笛)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说出孙中山 “学生”10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譬如, 为什么 “孙学生” 不和清庭 “妥协”, 而非要革命不可呢?) 但他们无法理解, 历史给予任何一个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的局限是什么, 在那里?
生活在今天这么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中的那些令人恶心的 “道德理想主义者”们, 他们可以理解生活在孙中山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他们心里那种痛苦和绝望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吗? 他们能否“设身处地”的设想一下, 如果是他们自己处在100多年前 那个环境之下, 他们是否能有比孙中山学生更高明的解决方案? 同样的道理, 生活在文明的美国政治环境之中那些中国的 “道德理想主义者” 们, 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幻觉, 以为美国那些民主制度下的那些政治伦理, 可以毫不费力地中国社会那个丛林般的环境底下， 单方面地适用于一些可怜的中国老百姓.
猫要吃老鼠, 他们却反过来责备老鼠不懂得 “妥协”, 这档子政治伦理, 大概天底下也只有中国的这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 才想得出来.
可见, 做一个清醒的, “现实”的理想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坚持理想和道德, 当然是必须的. 但同时又要对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保持清醒, 在现实和理想之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非常不容易, 是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的.
圣经教导她的信仰者们应该 “纯良如鸽子, 但灵巧象蛇” , 又教导我们说 “不要将珍珠丢给猪, 也不要将珍珠丢给狗.恐怕它们糟蹋了, 又反过头来咬你”说的就是在现实的环境中, 如何巧妙地将自己的理想和外部的环境结合起来.
当你是一只老鼠的时候, (我想起了不锈钢老鼠MM)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有那个本钱和猫们谈论 “妥协”. 你不配. 你唯一的能做的事情就是: 和它保持远远的距离, 不跟它合作, 别让它抓到你. 这才是上策.
附: 改革，从妥协与不牺牲开始 (湘君)
政治就是妥协，政治艺术其实就是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的政治甚至算不得政治，只
是阴谋与政变而已，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与惨烈的牺牲。遗憾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政
治，无非是这种没有妥协的政治，使得中国的政治进程，总在血雨腥风中飘摇。
中国政治斗争中的牺牲，有毫无意义的被强迫与被欺骗的牺牲，如各种宫廷斗争中的
牺牲品；也有为了理想而献身的自愿的牺牲，比如“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等，豪
迈，壮烈，都是湘君尊敬的烈士。然而，即使后面一种牺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
似乎远远不如以前估计的那样巨大。牺牲的结果，不是迎来更惨烈的暴力革命（如辛
亥革命与共产革命)，就是使人们更加噤若寒蝉,整个社会加倍的万马齐喑( 如六四以
后的中国社会)。
既然献身与牺牲的意义是如此渺茫，也许在以后的社会变革中，我们决不应轻言献身
与牺牲。不言牺牲，自然就要学会妥协，六四的悲剧与牺牲，正是双方，尤其是学生
这一方不会妥协的结果。从学生这方面而言，如果深知中共当局一定会血腥镇压却不
作妥协，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愿意为理想而献身的崇高，一种是指望他人流血，而
自己从中渔利的丧心病狂。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均于事无补。湘君在此苛责学生，是
因为学生自命为代表了民主与自由，代表了政治进步的一方，既如此，就应该知道妥
协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造成这样的结局，幼稚，固执的学生领袖们的确应该负上一
定的责任。试想，如果在赵紫阳，李鹏去广场看望学生以后的当晚，学生能全部撤退，
中共当局恐怕就找不到以后逮捕，镇压的借口，中国社会前十多年积累的政治变革也
就不会转瞬间丧失殆尽。当然，这样说，无异于马后炮，但却并非毫无意义，若我们
今后遇到类似的局面，当可引以为戒。从中共当局这一方来看，湘君如今觉得中共当
局的错倒不在动用军队，因为当局考虑的问题比学生要多，除了保证政权威稳固以外，
还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在警察已不能解决问题以后，动用军队就成了当局唯一的选择。
用军队解决内政，也不是中共当局的首创，美国将军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命军中王牌
空降一师兵发小石城去保卫九名黑人学生上学。湘君觉得，中共当局当时的错处有二。
第一，学生绝食七天，领导人才出来与学生见面，正是这七天，无政府局面致使群情
汹汹，积重难返。当然，这是中共当局党内斗争所造成的，这也说明中共当局的不称
职，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府。第二，动用军队没错，但命令军队对请愿者开枪便
是大错而特错了。用军队对付学生，本来是可以不必开枪的，这枪声一响，便把中共
政府射向了历史的错误的一方。六四以后，中共当局购买了一大批防暴器材，用以装
备防暴警察。据说这些器材是从台湾购买的，于是有人指责台湾当局助纣为虐，帮助
中共镇压民运。但湘君的看法刚好相反，如果六四时，在警察与军队之间，存在防暴
警察这一中间环节可以解决问题，那就不必动用军队了。防暴警察部队的成立，恰恰
是当局的进步，是中共接受了教训，在向现代政府的转变中迈进了一步，也使得今后
可能的政治冲突中，妥协与不牺牲成为可能。
不妥协的政治你死我活，满是刀光剑影，让人望而却步；妥协的政治则如同有规则的
游戏，吸引人参与其中。最近北京大学的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妥协的一个范例。改革
方案合理与否先且不论，将改革方案公布于众，让大家讨论，这是最让人欣慰的地方。
各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妥协的折衷的方案，尽量不牺牲
或少牺牲某一个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也许可以作为不牺牲的另外
一解吧。
二00四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