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和欺骗农民何时休！——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大陆）赵达功
如果說河北省二○○四年「一號文件」是在維護權力資本和富人的利益，那麼中央二○○四年「一號文件」正好與河北省「一號文件」相反，表達的是要維護農民利益，是要體現黨對最貧困階層農民的關心，是把「重中之重」放在增加農民收入上。真是老天有眼，皇恩浩蕩啊！中央「一號文件」就是要把九億農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顯示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
專制政權利用和壓迫農民
果真如此嗎？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歷史，就不難揭穿共產黨的虛偽和一直掩飾的「皇帝新衣」。我們知道，中共是靠農民起家的，中共的革命實際上是農民革命。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從未觸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即使農民革命成功，農民面對的不過是一個新皇朝而已，農民依然是社會的最底層，依然是被奴役和壓迫的階層。中共延續了歷代中國封建皇朝的歷史，他們利用農民奪取國家政權，然後又在奴役壓迫農民階層中鞏固政權，延續封建專制統治，只不過沒有了皇帝這個名稱罷了。
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與李自成、洪秀全的戰略沒什麼兩樣，都是利用貧苦農民奪取政權。不同的是毛澤東披上了馬列主義的外衣，接受了歷史上農民革命失敗的教訓，玩弄農民的權術高人一籌。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毛澤東就利用維護「農民利益」這個誘人的口號，走上不斷欺騙農民的里程。「土地改革」似乎是在實現「耕者有其田」。可是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不僅把農民的土地重新剝奪回來，而且連農民本身也要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之成為新的農奴。
五個一號文件未解決三農問題
在包產到戶的發展過程中，中共中央從一九八二年到八六年，連續發了五個「一號文件」（註）。這五個一號文件，除了沒有觸動土地所有制之外，主要是擴大包產到戶，延長承包期限，改革農產品收購制度和農業稅，以利農業生產，也就是所謂「調動農民積極性」。但為什麼時隔近二十年的今天，農民還是窮？剪刀差還是在繼續擴大？城鄉對立更是尖銳！近五年來，糧食產量一直在銳減，農民收入越來越少，農村越來越貧困。雖然表面上中國經濟經歷了二十多年繁榮發展，但是居住在農村的九億農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九點一，而農業產量增長僅達百分二點五。為什麼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都不能解決「三農」問題？
關鍵是根本制度。一黨專政的制度不改，農民的命運就永遠掌握在「公僕」手裡。土地不還給農民，農民就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在這種體制下，不要說五個「一號文件」，就是再來十個「一號文件」，也不過是怎樣把農民騙得老實一點，不再「逼上梁山」罷了。
矛盾激化第六「一號文件」出台
如果說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雖然一黨專政體制未改，他們對「三農」問題的關心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處境，那麼江澤民時代農民就連這種有限的關心都得不到了。江澤民好大喜功，拋出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建立自己的「豐功偉績」，其實他從來不想代表最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他所支持的就是權力資本膨脹，支持是的富裕階層的發展。在他的統治下，中共官員的貪污腐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農村越來越龐大臃腫的官僚權力集團，利用權力，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
江澤民統治期間從未發「一號文件」強調解決「三農」問題，因此「三農」問題在此期間變得越來越嚴峻。大量的農民湧進城市，解決了資本原始積累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但資本吃人不吐骨頭，不僅吞噬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也無情的吞噬農民的血汗。中國的基尼系數實際上已經達到4.5以上，成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貧富懸殊，權力和富有階層的炫耀，導致了「仇富心理」蔓延。窮人和富人誓不兩立，在共同引爆積聚起來的火山。發生在哈爾濱的「寶馬案」，展示了中國富有階層對農民和窮人的敵視和輕蔑，眾多的農民工被長期拖欠工資，數以千計的農民礦工的生命葬身井下，假農藥、假種子、假化肥等卑鄙商人對農民的欺騙，農民已經忍無可忍。「革命」這個共產黨曾經用來奪取政權的法寶，如今共產黨自身也要面對了。
社會矛盾激化，已經演變成有可能危害中共專制政權生存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於是，在胡溫體制下的第二年，第六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出台了，中央開始「關心」農民利益了，中央開始解決增加農民收入問題了。是不是中共真的下決心解決「三農」問題？我看不是。前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沒有解決「三農」問題，難道第六個就能解決？
解決農民問題是制度問題
我不相信中共能真正從農民利益出發解決「三農」問題，不僅是從前五個「一號文件」來下判斷，而是從中共歷來的謊言得出推理。比如說，中共反腐敗嗎？中共下了多少文件反腐敗，恐怕數也數不清了，但結果如何？腐敗竟然越反越多，成為中共黨性的一大特徵。「三農」問題和反腐敗一樣，都是一個體制問題。一黨專制根本不存在制約機制，所謂反腐敗只能以失敗告終，何況中共高層已經成為最腐敗的極權集團，哪還有什麼真的反腐敗？解決「三農」問題，中央「一號文件」依然是在作秀，只不過是社會矛盾尖銳化時的權宜之計罷了。
溫家寶總理對數字最感興趣，腦子裡裝了很多數字，他曾經面對中外記者說到這樣數字事例：有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口，吃財政飯的多達5700人。若按十二萬算，那麼，「民眾人數」與「財政供養人員」的比例是21:1；按十三萬算，則是22.8:1。這裡所說的「民眾」就是農民。那麼，請問中共當局，你能解決這個比例問題嗎？我可以回答，中共無法解決。為什麼？因為中共就是靠龐大的吃財政飯的官僚體制來鎮壓農民，剝削農民，維持其專制政權。所謂減負增加農民收入不過是一句空話。
解決中國農民問題，根本是個制度問題，中共不從根本上認識，不願意觸動專制體制，所有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只不過是再次重覆欺騙農民的謊言而已。
（註）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並對當年和此後一個時期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了具體部署。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正式頒佈，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個一號文件。文件強調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為鼓勵農民增加對土地的投資，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十五年以上，生產周期長的和開發性的項目，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第四個一號文件。文件的中心內容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三十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國家還將農業稅由實物稅改為現金稅。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個一號文件。文件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針對農業面臨的停滯、徘徊和放鬆傾向，文件強調進一步擺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4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