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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论民运组织的内部民主与专职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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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哲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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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有人总结民运经验所得到的众多结论当中有底下这么两　│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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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运组织不能进行内部民主选举，因为，根据民运经　│
│　　　　验，每次选举都导致分裂；　　　　　　　　　　　　│
│　（二）民运组织不能拥有专职工作人员，因为根据民运经　　│
│　　　　验，这些“吃民运饭”者最终都会贪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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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两个经验现象果真如此，那么这两个结论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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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取消民运组织内部的民主选举，那么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　│
│　只能由构建组织时的一个或数个发起人自封，而且没有任期　│
│　地当担下去。这样的组织怎能吸收富有旺盛的企图心的新　　│
│　人？而普通成员只能万事“望中央”的组织，凭什么带领群　│
│　众搞成革命？即使上帝特别施予恩典让它推翻了专政者，这　│
│　样长期浸淫于专制运作之下的组织，怎会有意愿、有能力去　│
│　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充其量，推翻暴政的结果，只能带来　│
│　另外一个新的暴政，只是在天安门广场门楼大呼“中国人民　│
│　站起来了！”的“伟人”换手而已。在此，民运应该而且可　│
│　以用民主的手段达成民主的目的；因为，专制的种子不会长　│
│　出民主的树苗，不会开除民主的花朵。──可见，取消民运　│
│　团体的内部民主运作，完全等同于取消民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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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绝在民运组织里面维持专职工作人员，你的组织没有数　│
│　十个、数百个这样的专职工作者，你如何对抗拥有千万、亿　│
│　万专职工作者的中共？在所有这些专政者所饲养的众多专职　│
│　工作者的监视、打压、破坏之下，没有专职工作者的民运组　│
│　织，如何去计划、推动革命工作？甚至如何仅仅维护组织的　│
│　存在而不被扑灭？在这种情况底下，成员都是业余民运的民　│
│　运组织，就只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周末清谈沙龙了。即使大　│
│　家都象纽约的刘国凯先生那样，每周6天驾着大卡车，跨州 　│
│　送货，在停车于公路旁边休息的时段，思考革命、撰写宏　　│
│　文，还自资租用法拉盛喜来登大旅馆的议事厅，回顾讨论三　│
│　年文革，介绍推销自己的“蝉鸣”，……其热心、其毅力，　│
│　何等地令人感动啊！但是，他所能够得到的只能是人们对他　│
│　的敬佩，他的所作所为撼不动中共的毫毛啊！况且，中国人　│
│　当中又会有多少人象刘国凯那样苦干呢？中共是一个拥有千　│
│　万、亿万专职工作者的组织。它有主要由这些人所构成的制　│
│　度性暴力。在开始时，民运即使力量大大不如，但是，要积　│
│　累撼动中共根基的实力，民运组织必需立志维持专职工作　　│
│　者，让自己成为拥有专业工作者的组织，以自己的民运组织　│
│　对抗中共的组织，并在对方当中削弱中共、壮大自己，从而　│
│　取得终结中共专政的实力。在此，民运应该而且可以以小搏　│
│　大，但是，不能以“无”击“有”──可见，取消民运组织　│
│　的专职工作人员制度，完全等同于取消民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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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只能是──选举导致分裂与专业民运搞贪污，确实是民　│
│　运组织发展过程中所会碰到的问题、难题。但是，取消民运　│
│　团体的内部民主运作、取消民运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制度，　│
│　老实说，完全等同于取消民运。民运要维持内部民主运作，　│
│　而且要维持专业工作人员，而用尽吃奶的力气来解决“选举　│
│　导致分裂”与“专业民运搞贪污”这两个难题，不但把组织　│
│　搞上去，而且学习解决问题的技巧、积累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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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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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异议人士的艰难的不良后果

中华泪


前几天，水良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民运人士的生活艰难。今天我也要
谈谈这个老问题了。不光要谈民运人士，中国所有的争人权民权教权
自由平等民生的广义上的异议人士，都在谈论之列。

中国大陆的民运，经历了漫长的危难的历程。自1957年的自由思潮遭
到打压开始，其后有“文革”期间遭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是极刑夺去
了生命的思考的一代，其中知名的有北京的遇罗克、宁夏的刘卫东、
辽宁的张志新、江西的李九莲、等等，等等，70年代被监禁的一代人
中，知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徐水良、牟其中、等等，等等；而后的
“4．5”运动、民主墙运动、86学潮运动、89民运大潮、93年上书舆
论攻势、98年民主党组党，整个90年代没有停止过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的抗争，以及这个年代兴起的后来成了一股巨大的自由宗教力量的法
轮功抗争运动、2003年的网络自由言路的呼吁正义的运动、以及这些
年来逐渐抬头的维权运动等等，都遭到程度不同程度的打压。

异议人士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
生。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专制统治阶层不能容忍的。仅仅就言论自由而
言吧。言论自由是明晰是非的、揭露真相的，抨击特权、瓦解极权制
度的开始，所以特权阶层，尤其是这个阶层的上层寡头统治集团，是
绝对惧怕的，是必然竭力打压的。

中共当局残酷的迫害异议活动运动和从事这些活动与运动的人士。逮
捕、监禁、监控（监视和控制，控制主要是不让这些人成为公仆，不
让这些人自由致富和自由发展），直至消灭他们的生命。这些异常的
对付真正罪犯的办法，落到追求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
生的人士（即异议人士）的头上之后，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就带了无
穷无尽的艰难困苦。要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这些人可以自由经
商、自由讲学、自由创教和传教、自由结社、自由参加竞选等等，然
后依靠自己的德才给社会一定的服务之同时，取得一定的合理的回
报。可是，极权主义制度更害怕有强大物质力量（或曰经济力量）的
异议活动与运动，于是就费尽心计地要让所有的国民（尤其是异议人
士）虚弱无力，由此来到达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的稳定和巩固。

目前大陆的异议人士几乎是全部都处在艰难之中。他们一旦遭到中共
无道地用刑罚打压之后，就必然失去工作，也无法再找到较为理想的
工作。只要你继续不停止追求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
生，当局就不会让你安宁，会使出种种手段让这些人被迫经常变化工
作和住所，或者失去工作和住所。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
的事情，本来财金上就很贫薄的异议人士，就更加处境艰难了。

异议人士的艰难窘困，在国民中容易产生异常消极的影响。一般的国
民是异常地现实主义的。民运事业，或者更广泛地说异议事业，在还
不能很快给他们带来制度上的变化的时候，企图依靠理念和主义来感
动他们行动上的共鸣是异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国民一般是通过所能
够接触到的人，来估价民运事业或异议事业。当从事异议的人士，由
于当局的打压和别有用心的经济压制而处于物质上、经济上的窘困状
态中的时候，国民是无法看到民运和异议成功的希望的，因而，也就
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事业，甚至是悲观主义由此而生。或者说，
异议人士的经济上的窘困，不利于鼓动、带动更多的国民以实际的行
动来参与民运和异议。

中共革命夺权过程之中，它利用很实际的物质诱惑，即打土豪分田地
一类的诱惑，诱惑当时的流氓无产者和很多穷人。同时，一旦这些人
入了它的组织，一套军事化的还带有恐怖组织一些特点的组织严密的
制度，约束它的成员和维系它的组织的战斗力。这里不是羡慕或者要
效仿中共，而是为对比。现代大陆的民运事业和异议事业还没有严密
的组织，也不具备军事化的组织手段，更不会使用类似于恐怖组织的
办法来集结力量和维系力量。那么，依靠民运和异议人士自身的各种
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就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影响、聚合、和整合
国民之中的反对腐败和特权、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
了。

由于中共当局拼命地削弱我们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经济力量，以达
到它的削弱我们运动活力、损害民运和异议以及我们个人在国民的影
响力的目的，导致目前异议的经济力量异常地薄弱。怎么办呢？难道
我们就这样地一筹莫展或者放弃理想与追求吗？那是不应该的。我们
还应该积极争取物质或经济力量的转变和积累。这是民主化事业所
需，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一种意见是先生存下来。就是说，受到过迫害的异议人士，先找个工
作，或者先做小生意。这种思路也没有错。人要做事，总得先生存下
来。可是，伟大的大陆民主化事业，任务上那样的繁重，对手的势力
是那样的强大，而且这个对手恐惧民主、打压民主，是那样地不遗余
力，于此情况下，业余性的活动是无法完成这个事业的。必须要有很
多的职业活动人士，才能更好地适合或者担负集结力量、开展活动、
整合和引导民间抗争的重任。有的人反对职业化，说什么这有类似于
中共夺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其实，这是井底之蛙的浅视。人的精力
和时间是有限的，伟大的大陆民主化事业，想依靠一些人用业余时间
来完成，是痴心妄想。有句谚语很有道理，即一心不能二用。

　│参阅洪哲胜：《小论民运组织的内部民主与专职制度》。
　│　　　　　　　　　　　　　　　　　　　　　──洪哲胜编按


可是，如何才能达到一些异议人士的职业化呢？这应该主要依靠分
工。必须有一部分人分离出去，或者秘密进入异议事业的圈子，但是
他们的职业是经商和积累经济力量。他们要为异议事业建立所需要的
经济基地和财力支持。联系只能是绝对单线的，而且只要有一丝的漏
洞，全部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不如此就无法对付无所不在的中共的
秘密警察的捕获。据说，海外有一些人已经拥有很多银子了。难道他
们不应该无私地支持民运事业吗？当然，民运的一些首脑级别的人物
也不要无端指责，说人家自私自利，相反，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他
们不能尽力帮助民运呢？自己为什么缺少这样的吸引力量呢？

生存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大陆的民主化事业而生存。我们是为了
这个事业而活着的。大陆本土的异议人士，除了努力谋求自我生存以
外，尽量放弃对海外的依赖思想。海外的多数朋友们也很艰难。那些
真正为民运事业在奋斗的人，能够使用的银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头
朝下，在我们的周围寻找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改变我们自
己的窘困局面，那么随便我们的理想多么高尚，我们也无力去实现
它，同时也无力在国民之间产生我们应该拥有的凝聚力量。（于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