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iutianlanyue 提交日期：2003-5-27 12:24:00
我来自农村，二十年农村岁月使我对农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家乡，我还到过四川通江、宜宾僰人悬棺所在地珙县、泸定桥所在地四川泸定县和康定情歌发源地康定。这些地方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贫穷与落后。如今我把我的一些所见所闻写下来，期待有更多的朋友管中窥豹地对我国农村有更为感性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
一、闽西武平县
（一）简要介绍：武平县地处福建省西南部，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南与广东梅州相连，西与江西赣州接壤，总人口37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武平是中央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领红军主力三进武平开展革命斗争，全县有革命基点村27个，老区村207个。武平也是闽西革命老区4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二）我的见闻与感受
武平是我的家乡。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尽管离开家乡已7年，但那里的一山一木，一水一田，还有纯朴甚至近似于愚昧的乡亲，仍常常在我的眼前闪现。但是，对于那二十年的生活，却让我难以释怀。
1、关于爆竹
我相信大凡中国人都知道爆竹，而且想必有一大部分人还玩过。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爆竹，为节日的喜庆平添了几多热闹。然后在我的记忆里，爆竹却是苦涩而灰暗的代名词。
我家所在的几个村以做爆竹而远近闻名。说起来也怪，除了我们那山凹凹里的几个村，山外头的都不做这个东西，也许是传统使然吧，因为我的记忆是与爆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吧）就开始给爷爷当助手开始做爆竹了。不过当时的爆竹没有现在的威力大，而且做的过程中也没那么危险。到后来爆竹做得越来越大，而且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制作过程越来越规模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来越危险。爆竹是用火药作为爆破材料的，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硫磺、硝酸钾、木炭的混合物。由于是家庭手工制作，乡亲们都是自己到集市上买来硫磺之类的原料然后根据一定比例配置成制作爆竹的火药，后来出现了“银粉”（当地客家语称呼，至于学名是什么，我也无从知道），其威力比原来土制火药要大得多，因此制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就比原来大大增加了。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我96年上大学，我们不足2000人几个村每年因为爆竹爆炸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应该不下30个，如果发生重大事故，则一次就死亡十来个。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我们当地的一所中学念的，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经常都能听到爆炸声，有时候甚至把窗户都炸得咯吱咯吱响，我们就知道，又是哪一家出事了。对于一些小的事故，我们都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但对于那些特别巨大的爆炸声，大家都会涌出教师去看，而到了下午或者第二天就会有附近的同学带来关于这次事故的确切消息，如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几间房子被炸平等等。初中三年，我已记不清听过几次类似的爆炸声了，而我也就在这爆炸声中告别了初中，去了异地，此后也就很少能听到这种爆炸声，但我仍时时从父母亲友那里知道哪家又发生了不幸，而这些家庭，有可能就是我的亲戚或者近邻。
1985年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因为我差点就此消失而使我现在仍感到后怕。那年我9岁，与姐姐一起跟着爸爸到集市上卖东西。中途我吵着要爸爸给我买水果，我爸就去另一个地方买去了。过了没几分钟，离我和我姐站的地方不到十米处（当地火药交易市场，发生此次爆炸后搬迁到其他地方）发生强烈爆炸，幸亏我姐眼疾手快，一把拉着我不顾一切往外冲，在冲的过程中就有被烧得漆黑的尸体从我们脚下滚过。由于是圩天，集市上一片混乱，当我们好不容易冲出去时，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并且全身不断颤抖了近半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腿上、手肘上几处在流血，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碰伤的。过了很久爸爸才找到我们，但我已记不得他当时是什么表情了。这次爆炸总共死了不下15人，据说还上了第二天的新闻联播。这次死亡体验让我似乎变得成熟，以至于日后当我面对爆炸、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总感到一阵阵的恐惧。
我与爆竹的亲密接触远远没有结束。其实从高一到我后来上大学前的暑假我都是在与爆竹打交道中度过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做爆竹的好手了，一天下来也能做大概10000个左右（除去成本，也不到20块钱左右的利润）。但福建的7、8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因此也是做鞭炮最危险的时候（火药在高温下容易发生爆炸），因此可以说我都在与死亡打着交道，但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得继续啊。当我96年8月下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以后再也不用在死亡线上活着了！
我从东南沿海的福建负笈而到了千里之遥的天府之国，对家乡的情况自然了解得少了。然而去年寒假回家，在我到家的前一天临村发生爆炸，据说是在配置50斤火药的过程中发生的，4间房屋只留下地上一个大坑，那个死者，其家人只最后在周围树上、屋瓦上拣得半脸盆的骨头。
2000年江西发生数次烟花大爆炸事件，惊动了中央，朱总理指示要限制烟花爆竹的生产，作为爆竹生产地的家乡，自然首当其冲，镇派出所几乎每天都出动公安挨家挨户没收爆竹和与爆竹有关的所有工具材料。于是除了一些人偷偷摸摸做一点以外，大部分了都“洗手从良”了。然后接下来的事，他们该怎样让生活继续下去？除了做鞭炮，他们也没有其他手艺。于是乎从香港传进内地的六合彩（一种赌博）迅速走进了每家每户，几乎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参与了六合彩。去年寒假听一长者说，自从禁止做爆竹而来了六合彩，大家的生活水平明显就下降了，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用不了2年，家家都会倾家荡产。
我能说什么呢？
2、关于计划生育
我不知道这部分贴出来之后这个帖子是否会遭到枪毙，但我还是要写。
我读高中的那几年正是我们镇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严的时候。那个时候凡是妇女，只要肚子看起来有“嫌疑”，只要被镇计划生育队的看到，就会被抓起来，拉到镇卫生院，如果证实是怀孕了，那么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上手术台，流产。据说镇计划生育队招了几十个当地流氓专门到各地“巡逻”，于是乎不仅那些怀了孕的，甚至那些没怀孕但体态稍微丰满点的妇女都不敢出门。当然你不出门人家也不是没办法，你结婚总得登记吧，你什么时候登的记，在各村、镇都有记录，凡是登记了的，都是被重点“照顾”的对象，计划生育队的随时会在村干部的带领之下前来“检查”。
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哪家媳妇生了小孩，等过了月子，是必须去结扎的。如果生的男孩还好，结扎就结扎，反正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但如果头胎是女孩，那么为了生得一个男孩，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逃计划生育之路。刚开始还可以在岳父母、其他亲戚家“躲”上一段日子，后来那些计划生育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在你家抓不到人，就到跟该夫妇有关联的所有亲戚家进行“地毯式”搜索，于是这些地方也就不在安全，只有另觅他处了，至于能到哪个地方，其他人也无从知道。
当然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你再怎么逃，总不能把房子家当搬走吧，于是计划生育队的先是把家当全部搬走（当然以后也绝对不会还给你了），甚至那些猪、牛、鸡也不能幸免，然后开来一辆满载汽油的拖拉机，把汽油从房顶上浇下，再上点一把火烧个精光。乡里乡亲谁敢救火的，也会给抓到派出所去，轻则罚款，重则拘留。我体会很深刻的是我一个远房姑姑（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辈份比较大），因为头胎是女孩，于是便去逃计划生育了，其房子自然也被烧了，听我姑姑的父母说，他们烧房子的时候还把我姑姑公公婆婆绑在旁边一棵树上，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房子被烧掉。所幸的是后来他们生得一个男孩，于是回了家。给小孩过“九招”（客家风俗，就是小孩出生第九天）的时候，我母亲也去了，回来后说，房子都被烧得只剩溜黑溜黑的墙，因为没钱，只好买了薄膜临时盖一下，请客那天刚好下雨，薄膜不经风雨，于是众亲戚也只有就着风雨吃下了那顿“喜庆”的午餐。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曾救我一命的亲姐也曾逃过计划生育，但详情我并不了解，所幸的是房子没被烧掉（我上大学以后家乡计划生育“工作方式”似乎有所改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镇计划生育队的种种做法上面似乎并不知道，因为身为县妇联主任的我一亲戚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勃然大怒）。
官逼民反。镇计划生育队与村民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就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跟他们斗了。由于我们那边几个村是做爆竹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火药，有些被逼得实在无奈的，就放一桶火药在自家门口，嘴里叼根烟，对那些计划生育队说，你TMD再往前一步，我们就同归于尽！别看那些人平时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可碰到这种场面也只有飞奔而逃。最严重的发生在我高二那年，据说上千村民把那些计划生育队的狂扁，还把前来支援的镇公安局的车子推到水田里，但后来县里来了大帮全副武装的公安，才解围，但那次“暴动”中有几个村民被抓走，到现在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他们的任何音信。据说这件事后来惊动了中央，有人民日报派记者下来采访，但该记者就是县出去的，在县长县委书记的求情（或者还加上淫威吧）下，该采访无疾而终。刚上大学那时年少气盛的我曾给李鹏总理、当时福建省省长陈明义、人民日报，甚至还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罗京（据说其父是我们县的老乡）写信反映这些情况，当然结果可想而知。
如今的村民，还是一如既往地活着，还是拼了老命也要男孩。一切如常。
3、关于教育
教育，说来又是一个多么让人辛酸的话题。
说来不怕人笑话，我到四岁才会走路。不是我四肢有问题，实在是生活使然。刚出生不久，因为父母每天都要出去劳动，而且总是早出晚归，于是就把我“全权”叫给了比我大不到7岁的二姐（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姐），于是我边开始了在姐姐背上的四年生涯：早上起床后吃过奶，便由姐背着；中午由姐背我到妈干活的地里，放下来吃过奶再回到姐的背上；晚上吃过奶又开始睡觉了，至于其他时间，则几乎全在姐的背上。当时二姐正读小学，于是她便背着我走进课堂，让我提前接受了小学教育。不过那时我太不“争气”，老爱哭，一哭，老师就让我姐出去哄我，免得影响大家，久而久之，姐的成绩就难免不受影响，而姐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就辍了学，却无论如何也是因为我的到来而给她带来的灾难，而我也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练习走路的机会而到四岁才开始蹒跚学步。
我从还不到一岁就开始“上学”，如今26年已经过去。这26年是怎样的一段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岁月，我想无需我赘言，自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足以让每一位读者醍醐灌顶，我想要说的是，26年前我所进的那所学校，如今还是一如既往地在风雨里飘摇，校舍依旧，操场依旧，唯一不同的，大概要算小学5年级时我们那届同学所种的树，如今已经冉冉长成。更让我无言的是，这里进出的学生——其中也包括我同一个家族的众多晚辈，还是如我当年一样，上大学，对他们而言绝对只是件存在于作文中的事。
我就读的小学离家比较近，还不到2里，而上了中学，离家就远得多了，5里左右，而一天要走6趟：早上去，中午回来；下午去傍晚回来；晚上去，上了晚自习再回来，这样算来一天就得走不下30里路。不过也许因“祸”得“福”，大学期间曾作为学院主力参加了三次校运会并取得5000米2次季军1次亚军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这段时间每日不知疲倦的往返奔跑。由于从家到学校都是水田，因此我们只有沿着田埂走，而从开春播种到秋收我们所经过的田埂几乎都是烂泥一片，走起路来非常艰难。有时晚上突然下起了雨，由于没有带伞，晚自习之后也就只有顶着大雨，在闪电的照耀之下往回奔。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由于农活经常要干到天黑才收工，于是晚饭普遍都吃得很迟，我家也不例外，而学校傍晚5点就下课了，回了家，多数时候只能吃上中午的剩菜，至于米饭，那是早上就煮好了一天的。曾经好长一段时间，傍晚回家后没有菜可吃，就自己动手烧一勺开水，再到菜地里摘几棵葱，洗好放进去，在放点油、盐和味精，就是下饭的菜了，曾几回吃着吃着我就哭了，吃不下，就放下碗筷去上课了。
生活是艰苦的，而真正让我们绝望的，则是前途的虚无。中专是不敢想的，除了那些年级排名5名以内的尖子生；而上高中，一来要求成绩不错，否则考不上，二来要家庭比较殷实，否则是缴不起那些费用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毕业，回家干农活，做爆竹，然后娶老婆，或者嫁人。我那一届300来人，除了5、6个上了师范学校、几个上了高中，其余的都回家了，真正实现“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这对于能走入大学殿堂，如今已经是研究生将毕业的我，实在是一个特例，而且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特例，幸运，每每想起此，我首先要归于我的幸运。其实农村孩子绝不比城里孩子笨，教育机会的匮乏和家庭经济拮据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学费支出是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