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评论】刘水、张林、徐高金、秦晖、张三一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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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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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导斌“煽动颠覆”案
　　◆谁应被审判？　……………………　（华盛顿）中国信息中心
　　◆质疑湖北警方“杜导斌案”罪证　……………　（海南）刘水

二、呐喊呼吁
　　◆致：美利坚合众国　……　中国政治民主人士（危难）救援会
　　◆世界各地起诉案一览　……………………………　《明慧网》

三、认识问题
　　◆2004——隐隐约约的雷声　……………………　（蚌埠）张林
　　◆民间维权又一波，军人持戈寒心窝
　　　──军转政策落实情况与企业军转
　　　　　干部上访问题调查读后感　……………　（江西）徐高金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北京）秦晖
　　◆逼出一个“港独”来　……………………　（香港）张三一言
　　◆何清涟华府演讲：中国ＧＤＰ神话如何造出来？
　　　──中国ＧＤＰ数据“官出数位数位出官”　…　《大纪元》
　　◆讨论：《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大陆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造厕所比造“神州五号”还难　………………　陷阵营

四、他山之石
　　◆翁松燃：公投是民主机制将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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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被审判？

（华盛顿）中国信息中心


据报道，今年2月4日，湖北省孝感地区的检察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将
杜导斌案退还给公安部门处理。几天后，案件尚未审理，中国官方新
华社却突然违反司法惯例，抢先报道了湖北省公安机关声明。该声明
强调杜导斌批评政府的言论不是善意，而是恶意，据此试图以意图推
测而非事实证据给杜先生定罪。

关心言论自由的国际社会，正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典型的“因言获罪”
案件的发展。

中国信息中心尤为关切杜导斌先生的命运。这不仅因为它关乎基本人
权──言论自由，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杜先生曾在中国信息中心的
《观察》网站上先后发表过10篇文章，信息中心按例付了稿酬（7篇
首发，一篇转发，两篇合著；文章标题及所获稿酬见附件）。据杜导
斌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称，湖北省公安厅提出，杜导斌有28篇文章
涉嫌“颠覆罪”。倘若其中若干篇是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那
么，中国信息中心责无旁贷，必须站出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还
杜先生以公道。

中国信息中心是在美国正式注册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它不为任何政
府机构提供情报服务，更非权力机关或暴力组织，仅仅是独立从事新
闻和出版的合法机构。其经费及来往账目均公开合法，定期审计。中
心的宗旨是依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一个平台供海内外各界
人士交流信息，发表言论。信息中心没有任何党派性的政治目标，更
同针对任何国家政府的政治活动无关。促进言论自由，疏通信息交
流，是其唯一宗旨。任何人在本中心的观察网站发表文章，并获得微
薄稿酬，是正常社会通例，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如果中国政府（湖
北公安厅）把在海外正常发表文章并获得稿酬称为“与境外机构、组
织、个人相勾联”，并据此判处罪名，这只表明它蓄意挑战中国宪法
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款，表明它自身在违宪犯法。此外，在本
中心观察网站发表文章的中国作者成百上千，有名有姓，真名实姓，
若按杜案办理，是否都要把他们抓起来呢？

几年前，北京政府宣布废除“反革命”罪这一法律名词，而以“颠覆
罪”代之。各界人士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如果其执法方式及其
内涵外延一仍其旧，依然以政见不同定罪，那么中国人及国际社会的
公论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标签不同而已。杜导斌案的出现，就是最
新的证据。

最近，中国国内各界100多位人士以杜案为据，已正式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了要求以宪法及法律解释“颠覆”罪的内涵及定义。这是
今天的当务之急，也是对今天北京当局信誓旦旦声称要“依法治
国”，推行司法改革，尊重司法独立的考验。

杜导斌案发生后，国内国外反应极其强烈。北京政府可以随意用一个
“罪名”逮捕一个中国公民，如刘荻，剥夺其自由10个月，然后声称
“证据不足”予以释放。这是无法无天的绑匪行为。此类案例倘若发
生在一个法治国家，有关执法部门必须作出解释及赔偿损失，公民有
权控诉它们滥权，并要求查办有关官员以及获得经济和名誉赔偿。

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司法体系，倘若不改弦易张，融入
国际文明主流秩序，那么，他们今天若敢于审判杜导斌，实际上就意
味着在世界环球法庭上，文明人类在审判他们，在审判（北京的）那
些罔顾公义有名有姓的审判官们，在审判北京政府。

罪与非罪的判定，没有比此案更清楚更明白的了。

（2004年2月18日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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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杜导斌先生在《观察》网站所发表的文章及其稿酬

（欲读文章全文，可在《观察》网站www.observechina.net用“杜导
斌”三字搜索。）


【今日观察】胡锦涛肚子里卖的什么药？杜导斌10/14/2003
12:48:00 PM 稿酬：＄50.

【今日观察】是西西弗斯也是愚公杜导斌 10/2/2003 11:12:00 AM
稿酬：＄50.

【华族百态】写在闵维方童关鹏缪合林等人行骗之后杜导斌
9/11/2003 2:33:00 PM 稿酬：＄50.

【今日观察】评北京六方会谈杜导斌 9/2/2003 10:26:00 AM
稿酬：＄50.

【华族百态】力挺胡温的，可以休矣杜导斌 6/22/2003 7:46:00 PM
稿酬：＄50.

【人权评论】从关注体制改革到关注权利个案杜导斌等 3/5/2003
2:12:00 PM （无稿酬）.

人权纪录逐步改善就合理吗？杜导斌 1/20/2003 11:21:00 PM
稿酬：＄50.

【交流交锋】 北约东扩中国何为？杜导斌 12/2/2002 4:08:00 PM
稿酬：＄50.

【专题】中国网民控诉中共两机构网限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 杜导
斌等 8/17/2002 12:48:00 AM （无稿酬）

论朝鲜难民不该遣返杜导斌 5/21/2002 6:34:00 PM（无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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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湖北警方“杜导斌案”罪证

刘水


2月17日新华网发布杜导斌案的新闻通稿《我国进一步审理杜导斌涉
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海内外各大网站几乎都作了转载。官方对
正在审理的政治案进行公开报导，是近20多年来少见的。《纽约时
报》、《亚洲周刊》等著名媒体，对2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海内外签
名，要求人大审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呼吁书进行大量的报导，
将1,000多名海内外华人学者、作家、律师、异议人士对刑法105条第
2款的质疑广泛传播。同时，湖北孝感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
当地警方重新调查”。其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将在3月3日、5日
相继召开。湖北警方的新闻通稿在这样三重背景下出台，现出湖北警
方在公众和媒体的良性压力下，警务有限度透明的一面，同时，不排
除官方对声援杜导斌两次网络签名活动的间接回应。新闻通稿透露出
湖北警方模糊矛盾的办案思路，埋下枉法的痕迹：

其一、警方发言人称“据当地公安机关侦查，杜导斌还与境外一些机
构、组织、个人相勾联，接受其资助”──据杜导斌妻子黄春蓉证
实，杜导斌从来没有接受海外的资助，警方指证的所谓“资助”，实
际上是杜创作所得的合法稿酬。警方有意掩盖的这些境外机构、组
织，实际上是在所在国合法注册的媒体，或者是联合国下设的合法组
织。杜导斌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是国际笔会
成员之一，国际笔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法注册的非政治非赢利
组织。警方难道是在指称杜导斌与国外媒体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勾结？

其二，再按照警方逻辑，中国的科学家、专家、学者等公民在国外媒
体发表文章，难道还要考虑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如何？如果发表文
章，都是与他们“勾结”，接受其资助？警方完全可以将这些黑名单
公开，让人们判断这是些什么组织。中国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向海外投
稿，那么，按照基本法律常识，只要法律不禁止的，作为公民就可
为。湖北警方何来“勾结”、“资助”之说？

其三、警方发言人指称“杜自2001年以来，先后撰写28篇文章在互联
网上张贴，采取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推翻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警方没有公开这28篇文章之前，“造谣煽
动”暂且存疑。言论自由是宪法35条保障的公民权利，在个人言论不
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和诽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并不构成犯罪。在警方
的公开发言中，并未提及杜的文章超越了哪些法律规范，那么，煽动
颠覆从何说起？靠文章、靠一个人就能推翻现行制度？

其四、警方发言人称“在案件办理中，杜导斌对其涉嫌的主要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据杜导斌案代理律师莫少平说，杜只承认28篇文
章是自己所写，但不承认自己的文章触犯了法律。如以上其一的判
断，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发表（出版）自由，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出
版自由的权利。出版权利是对法人机构而言，作为公民个人，对应为
发表的权利。这里且不探讨政府垄断出版机构的深层原因。那么，警
方何来的杜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五、警方发言人指称“并根据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的要求，
在境内网站为其张贴和炒作煽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文章。”──首
先张贴海外文章属于思想观点交流的范畴，并不违法；其次，按照互
联网管理条例，国内网站都有审帖制度或者敏感字句屏蔽的技术手
段，这些指称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文章”何来张贴在国内网站？

需要阐明的是，公民有权力对政府提出批评，批评权是知识分子的天
赋权利，它本身没有善意与恶意之别。批评者如果没有捏造事实，而
是出于良知和正义批判政府和社会，那不是批评者的错，而是这个制
度和社会存在太多的弊端和丑陋。如果警方拿出确凿证据，证明杜导
斌有造谣嫌疑，那也不构成“煽动”。警方的逻辑是将“造谣”等同
于“煽动”，造谣不是煽动的充分必要条件。再者，制度的弊端触目
皆是，何必费心费力冒坐牢的风险造谣呢？就算杜导斌有造谣嫌疑，
没有造成社会恐慌的任何事实，哪来的“颠覆”？一个“书呆子”，
一枝笔，真能煽动颠覆国家，这样的宝贝人才，政府怎么早不利用他
颠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杜导斌可是政府公职人员啊。

杜导斌案再次验证中国5000年来不断被重复的民间判断：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文字狱是悬在中国人头顶的一把利剑。

（2004年2月19日）

〔转载自《大纪元》2004.2.20 01:43；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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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起诉案一览

《明慧网》


大陆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帮凶对法轮功的历时4年的迫害已经夺取了至
少886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宝贵生命，上亿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
学员和他们的家属遭到了野蛮的迫害。同时江氏集团还把对大陆主流
民众的迫害延伸到海外，给西方各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造成不同程度的
伤害。这场血腥的迫害是世纪之交的一场最大的人权灾难。

为维护人间正义、制止邪恶迫害，各国法轮功学员纷纷将江泽民及所
有迫害法轮功的不法之徒告上法庭。等待江氏一伙凶犯的是法律的审
判和严惩。

大法弟子不参与政治，不介入政党、政权、政治制度等问题，但“冤
有头，债有主”，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在这场针对
法轮功的信仰迫害中参与犯罪的人都不能躲在政党、政权、政治制
度、甚至上级命令的背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大法弟子的法律诉讼所
针对的都是发动和参与迫害的不法之徒。

以下是世界各地起诉案一览。

§§一、2000年8月29日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在北京被起诉

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
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三人违反
法纪迫害法轮功，并提出了追究江、曾、罗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
六项起诉要求。

§§二、2001年7月17日
　　　　──赵志飞在美国被起诉
　　　　　　并于同年12月21日被判有罪

2001年7月17日，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兼610办公室副头目赵志飞在美国
纽约访问时，人权律师凯瑞．Ｒ．达维诺先生（CareyR.D'Avino，
Esq.）代表受害人彭敏（已死亡）和李莹秀（已死亡）的直系亲属彭
亮控告赵志飞，赵被指控以非法致死、酷刑、反人类罪及其它粗暴违
犯国际人权法案的罪行迫害湖北省的法轮功学员。当日晚11：20美国
联邦纽约南区法院已将起诉书直接送达到住纽约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
的被告人赵志飞的手中。

2001年12月21日，美国法院法官丹尼斯．考特（Danise Cote）对赵
志飞进行缺席判决，赵在该5千万美元民事诉讼中败诉。起诉书指控
赵对其所辖湖北省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犯有非法致死、酷刑、非法监禁
和反人类罪行，并违反了其他国际人权法律。

§§三、2001年11月
　　　　──《华侨时报》在加拿大
　　　　　　被控诽谤和煽动仇恨

200多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以诽谤及煽动仇恨的罪名将《华侨时报》
讼至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等法院。加拿大《华侨时报》2001年11月3日
发表捏造低劣谎言污蔑法轮功文章，并连续刊登数十篇诽谤法轮功的
文章，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所用材料大部分与国内江氏集团诋毁法
轮功的材料完全相同。

2001年12月10日第一次开庭，法院随即下达禁制令，禁止《华侨时
报》刊登类似内容。

2002年2月2日，《华侨时报》在禁令期又出版12版特刊，由其社长亲
自撰文，号召社会签名“声讨”法轮功，被再次以“藐视法庭罪”起
诉。

《华侨时报》诽谤法轮功及煽动仇恨案的终审始于2003年11月10日，
至2003年11月27日完成了所有证人的庭证。

经过两年多的司法程序，《华侨时报》案，将于2004年2月23日至25
日进行律师陈述之后，由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等法院做出判决。“藐视
法庭案”终审时间待定。

§§四、2001年12月19日
　　　　──《星岛日报》在加拿大被控
　　　　　　诽谤、过失及煽动仇恨

156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入禀高等法院，控告加拿大、安省及多伦多
《星岛日报》诽谤、过失及煽动仇恨，并要求该报公开道歉及以后不
可刊登有关法轮功的报道。

§§五、2001年8月27日
　　　　──周永康在美国被起诉

在美国伊利诺州访问的中国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被起诉。人权律师
泰丽．玛什说，36岁的波士顿居民，法轮功学员何海鹰将一份起诉书
交到周的手里。提交美国伊利诺州地区法院的该起诉书中列出的罪名
有酷刑折磨、其它残忍的、非人道的和侮辱性的虐待或惩罚、反人类
罪和非法监禁。周被控告违反《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民事侵
权赔偿法》。法律规定，美国法院拥有对在这个国家之外发生的酷刑
案的司法权，但被告必须在美国收到有关法律文件，诉讼才可进行下
去。据悉周永康再踏上美国领土时，就是他被带上法庭之时。

§§六、2002年2月7日
　　　　──刘淇、夏德仁在美国被起诉
　　　　　　并于2003年6月被法庭确认有罪

2002年2月7日，北京市市长兼北京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刘淇，因监督
施行人权迫害，严重践踏中国和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而在美国被北
加州地区美国联邦法院正式起诉，并被送达起诉书。起诉书中的指控
包括：“滥施酷刑；滥施残忍、非人道及卑鄙的虐待；肆意监禁；反
人类罪行；阻碍宗教和信仰自由。”代表遭受严重人权侵害受害者权
益的组织“正义与责任追究中心”于2月7日下午在旧金山地方法院提
出了民事诉讼。刘淇当晚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前往2002年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收到了起诉书。

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夏德仁同时被诉。

2003年6月，美国旧金山法官爱德华．陈（Edward M. Chen）拒绝授
予前北京市长、现任北京市党委书记刘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外国
主权豁免权。通过作出这个决定，他肯定了现任官员无论其职位大小
如果犯下反人类罪仍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原则。因为涉及问题的相似
性，这两个被分别提交的诉讼案现已被合二为一。在陈法官提交给法
庭的报告中，这两名中国官员都因监督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被确认
有罪。

§§七、2002年4月3日
　　　　──中国国安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在美国被控告

50多位美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以民事诉讼程序向美国联
邦法院控告中国江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国安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
台。国安与公安两部委被指控利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及各领事馆进行
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直接侵犯和剥夺法轮功学员作为美国公民和美国
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八、2002年5月23日
　　　　──《侨报》、《星岛日报》在美国
　　　　　　被控挑起仇恨和诽谤

一些大纽约地区居民与非营利组织“法轮功之友”联合向纽约州最高
法院提交诉讼书，寻求制止由纽约地区的中文报纸《侨报》和总部在
香港的《星岛日报》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和诽谤。

§§九、2002年10月17日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被控告到联合国

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澳洲、爱尔兰和香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7
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江
泽民、曾庆红和罗干迫害法轮功。

§§十、2002年10月22日
　　　　──江泽民在美国被起诉

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群体
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

2003年6月，38位美国议员曾作为“法庭之友”向芝加哥联邦法庭提
交法律论点陈述书。

2004年1月20日，美国第七巡回法庭接受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起诉江
泽民一案的上诉材料。

§§十一、2002年12月4日
　　　　　──李岚清在法国被起诉

来自法国、爱尔兰、加拿大的4名法轮功学员基于联合国和法国有关
法律，通过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提（比利时）和威廉．布尔
东（法国），向法国法院对中国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头子、
中国第一副总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诉以酷刑罪。4名原告包
括法国公民爱莲娜??派提、法国居民陈祝梅、爱尔兰居民赵明、加
拿大居民王玉芝。

2003年7月，李岚清被控酷刑罪在巴黎正式进入司法侦讯及调查程
序。

§§十二、2003年8月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被起诉
　　　　　　　并于2004年2月3日被法庭判决诽谤指控成立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因2003年5月1日在《多伦多星报》上发
表的文章中用恶毒语言攻击加拿大地产商人、法轮功学员乔-契普卡
（Joel Chipkar）先生及其他法轮功学员是“罪恶的×教”的成员，
而于同年8月被契普卡先生以诽谤控告到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法庭。

2004年2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开庭，就乔-契普卡（Joel
Chipkar）先生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一案作缺席审
判，判决潘新春诽谤案指控成立，并明令被告赔偿为此造成的损失。

§§十三、2003年8月20日──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在比利时被起诉

6名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对江泽民、罗干和“610”办公室主任李岚清
正式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被告犯有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

§§十四、2003年9月8日、11日、16日和18日
　　　　　──罗干在欧洲四国四次被
　　　　　　　以“酷刑”和“群体灭绝”罪起诉

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首当其冲的610头目之一的罗干2003年9月间出访
欧洲4国时，被4次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刑事起诉：

世界各地多名遭受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全权委托冰岛著名
人权律师拉格那．阿道思廷森先生，于2003年9月8日向冰岛国家刑事
检察官尼尔逊先生（State Criminal Prosecutor： Mr. Bogi
Nilsson）递交诉状，刑事起诉罗干“酷刑”、“反人类”、“群体
灭绝”罪。

芬兰著名人权律师尔可坎尼斯托先生受法轮功学员委托，于2003年9
月11日清晨向芬兰赫尔辛基的国家刑事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局同时递
交诉状，以“酷刑”和“群体灭绝”罪刑事起诉罗干。

法轮功学员已经于9月16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向法庭递交了起
诉中共恐怖组织“610”头目罗干“酷刑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诉
状。

9月18日，著名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营
救”；欧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大法佛学会，四方
联名以“酷刑罪”，“种族灭绝罪”等一系列罪名，起诉正在摩尔多
瓦境内的中共非法国家恐怖组织“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四方代表
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Chisinau）向摩尔多瓦总检察院递交了起
诉书。

§§十五、2003年10月15日
　　　　　──江泽民、罗干在西班牙被控告

15名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西班牙的法轮功学员在西
班牙高等法庭（Spain's High Court）对江泽民和罗干提出刑事控
告，指控他们迫害法轮功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提交诉状后，原
告和律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十六、2003年10月27日
　　　　　──吴官正在塞浦路斯被起诉

塞浦路斯人权律师莱瑞斯．拉依米斯先生（Mr. Laris Vrahimis）代
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对到访塞浦路斯的中国政治局常委、前中共
山东省委书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吴官正提出了法律
起诉，控告其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

§§十七、2003年11月17日
　　　　　──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在台湾被起诉

7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控告前中共国
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
干3人，触犯台湾《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残害人群罪”。

§§十八、2003年11月21日
　　　　　──江泽民等16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官员
　　　　　　　在德国被起诉

曾为受阿根廷军事独裁迫害的德国受害者辩护而闻名的柏林刑事律师
沃尔夫岗．卡莱克（Wolfgang Kaleck）受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及来自
德国、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爱尔兰的40位法轮功学员的
委托，向德国联邦检察院总检察长提交了对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
中国官员针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
虐杀罪及严重人身伤害罪等的刑事控诉。

在该刑事控诉中被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原中国国家副总理、迫害法轮功专设机构“610办公室”的第一负责
人李岚清；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迫害法轮功专设机构“610办公
室”的第二负责人罗干；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原北京市副市长、现
北京2008奥委会主席刘淇；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北京团河劳
教所管理科科长蒋万来；北京团河劳教所教育科科长杨风华；北京团
河劳教所教育科副科长蒋海泉；北京团河劳教所凶手杜启文；北京团
河劳教所凶手庄许宏；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狱警王超；北京劳教人员
调遣处狱警莎雪梅；北京新安劳教所（现北京女子劳教所）狱警王兆
凤；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狱警程翠娥；北京新安劳教所焦学先及所有
其他未提及姓名的涉嫌参与该诉状所提交的犯罪案例的犯罪嫌疑人，
特别是在该控诉所提交的附件中列举的对迫害最严重的辽宁省、吉林
省、黑龙江省及山东省应负责任的省政府官员及610办公室负责人。
（该附件中的责任人名单由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

§§十九、2003年11月26日
　　　　　──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
　　　　　　　提出调查和审判江泽民的要求

全球审江大联盟在海牙国际法庭前举行审江公众听证会，向海牙国际
法庭首席法官递交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书面材料，提出
审判江泽民的要求。

§§二十、2003年12月26日
　　　　　──江泽民、罗干在韩国被起诉

韩国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权洪大先生代表韩国全体法轮功学员，向各
界宣布以“群体灭绝罪”正式刑事起诉江泽民和“610”头目罗干，
起诉程序已经顺利完成，法院于当日颁发了受理证明书。

§§二十一、2004年1月
　　　　　　──45名迫害法轮功责任人列入
　　　　　　　　加拿大皇家骑警监视名单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向加拿大“反人类和战争罪方案”（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Program-CAHWCP）有关官员，递
交了45名迫害法轮功人员的罪行及有关证据，其中包括江泽民、李岚
清、罗干、王茂林、刘京等以及各级中共党委、“610”负责人、政
府官员和劳教所不法人员。这些人已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
单之中，他们如试图进入加拿大，会立即受到调查。结果可导致这些
人被拒绝发放签证、并被禁止入境，甚至会因其犯下的“反人类罪”
在加拿大遭到起诉。

§§二十二、2004年1月28日
　　　　　　──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因煽动屠杀
　　　　　　　　和迫害罪在法国被起诉

4名法轮功学员在巴黎检察官办公室递交了一份起诉书，控告正在法
国访问的中国文化部长、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两主席之一孙家正利用
传媒、文化形式煽动仇恨、煽动铲除法轮功，是滥施酷刑的帮凶，犯
有“煽动屠杀罪和迫害罪”。起诉书上说，孙家正“通过报章、互联
网和文化展呼吁消灭法轮功成员。”

大法弟子会全力以赴将法律诉讼进行到底，直至将所有参与迫害的恶
人、歹徒绳之以法。

〔原载《明慧网》200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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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政治民主人士（危难）救援会


尊敬的美国总统：布什先生、
尊敬的各位参、众两院议员：先生/女士

您们好！

以下是：《中国政治民主人士（危难）救援会》发给贵机构的呼吁
信。

感谢上帝！

在当人类历史步入21世纪的今天，世人都能看到，迄今为止，美国是
世界上民主法制最为健全和普及的国家。并且美国政府在历年来也是
对全世界民主和平事业贡献付出高昂代价最大的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现政府并不是由中国国家公民所自由选举的政府，它
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从始至终都是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手段来对付
中国人民，甚至我们都知道这个政权仅在2003年的一年中就有将近60
多名国内的网络自由作者因不同政治观点和言论而被关入狱中。

现实的结果是举世也都看的到的：

在东方的中国社会依然还停留在封建独裁统治的状态之下。而时下，
做为一个奉公守法，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公民都丧失了自由回归
自己祖国的权利，即使回去就要承受被关入监狱失去自由的后果，那
么世界也都看的清楚，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国家。

鉴于当今中国政府早已成为联合国的常人理事国，并在（1988年）
（2001年）也以签署《反酷刑国际公约》（1988年）《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

可是，举世共睹中国政府至今非但没有履行以上公约内容的规定和相
关职责，甚至还任意践踏《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家庭成员所
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的权利。至今仍一如既往的无视和侮蔑人权的
行经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而在近年来对中国政治民主人士的迫害更加
严重。

在2003年的9月13日，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因中国公民黄金秋在中国
境外组织《中国爱国民主党》，并宣传和平的爱国民主思想，而在中
国连云港市被秘密逮捕，至今还关押在秘密地点遭受迫害。

而同样为中国公民在美国的扬建利博士也因同样原因被中国政府非法
关押至今以达680多天。

以上的事实是全世界爱好民主和平人士所不能接受的罪行，是对自由
人权最严重的践踏。

鉴于《联合国人权宣言》已成为人类家庭中人人共有资格享受的一切
自由权利标准，也是人类人人有资格共同享受这个人权宣言所载的一
切权利和自由。并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同的标准。

在此，我们谨代表世界各地和各阶层的民意联名向美国政府和美国总
统布什先生发出紧急呼吁请求：

请求美国政府及尊敬的总统布什先生；出于美国政府对世界人权自由
维护的职责和权利，出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心和帮助，请协助和
督促中国政府领导人，能认真对待与尊重《联合国》相关的国际人权
公约，促使黄金秋、扬建利两位先生和其他更多在中国监狱中的中国
政治犯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并尊重其本该享有的《联合国人权
宣言》所赋予的自由权利。

谨此感谢！

《中国政治民主人士（危难）救援会》

周育田

附件1：呼吁营救人员名单和身分介绍。
附件2：呼吁信签名名单和签名网址活动的说明。
附件3：《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的公开呼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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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隐隐约约的雷声

张林


这个冬季太漫长了，又冻硬了多少颗热情的心！这个冬季太沉闷了，
憋的人们几乎喘不过气！

在万籁俱静的深夜，我独自徘徊在空旷的大街。路灯惨淡，映照著两
边灰影憧憧。我仰望天空，乌朦朦不见星光。

但是我凝神细听，能感觉到大地在微微震动，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仿
佛有隐隐约约的雷声。

那是正在郁积的春雷！那是无数惨死冤魂的哭诉，那是被压抑太久的
人们，心底盘旋的怒吼，弥漫在天空和原野，弥漫在城市和乡村，缓
缓地集结，慢慢地凝聚，在不知不觉中，万钧雷势已成！

从孙志刚惨死到宝马车撞人，从涓涓细流到齐声怒吼，标志著民众的
觉醒；从刘晓波到余杰，从一个两个到一百两百，标志著知识分子在
挺身而出；从罗永忠到杜导斌，异议分子前赴后继，越来越多的人不
怕监狱！

严冬将到尽头，春天必然来临！春风将和著绵绵春雨，滋润麻木绝望
冷硬的心，激荡起亿万生命的澎湃激情！

黑暗将到尽头，光明必将来临！正义将带著雷霆之怒，唤醒良知勇气
和热烈爱情，痛痛快快地荡涤污秽邪佞！

（2004.2.2于安徽）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2.20 07:08；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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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维权又一波，军人持戈寒心窝
──军转政策落实情况与企业军转干部上访问题调查读后感

徐高金


转干部的维权上访表明曾经作为国家安全柱石的军人，转业后得不到
政策的保障，企业军转干部曾把生命交给祖国和人民，在军队服役
2、30年，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上战场有他们，抢
险救灾有他们，可到分享改革成果的时候却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被
无情地抛弃了。按政策理应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可到头来他们得到了
什么？是贫困与屈辱！

从企业军转干部的上访维权中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大城市与普通中小
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从行政
与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也存在着
巨大的贫富反差，这种社会严重分配不公不仅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对
立，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还危及到了自毁长城的地步。如此
下去，谁愿意投身军旅，请愿意长驻戈壁海疆，谁愿意边关望月寒塞
披风来守护那些只管自已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携款潜逃
的贪官污吏！民心离，军心乱，国必危也。

由此看来，连那些为保卫国家奉献大半生的边关将士都沦落贫困与屈
辱，何况普通工农百姓乎！求稳定需均贫富，均贫富需除腐败，除腐
败需真民主，真民主则立宪政，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兴中华。

（2004.2.19）

〔提供者：徐水良；xy@nyc.r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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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秦晖


数月前报载：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
“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
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
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

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
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
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
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
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
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
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
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

真是咄咄怪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
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为了维护自
己与亿万同胞的人格尊严与公民权益，一雪中国人低人一等的国耻民
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真正的爱国者们前赴后继，为国人
的平等地位艰苦奋斗，虽九死而无悔。然而另有一等“爱国主义”
者，他们的“爱国”方式却是：什么？你洋人视中国人低人一等吗？
你居心叵测！中国人明明低人三等，你怎么竟敢说只低一等？

当然，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这种话（不过象上述的徐先生也把这意思表
述得够明白的了），但这样的逻辑却贯穿于他们的许多言行中。就拿
香港的民主化来说吧，彭定康搞政治改革肯定是有英方的利益考虑
的，不然他为什么只允许立法局“部分”直选而不是全部直选？一是
为了保住亲英的官方议员的位子，二是怕更开罪于北京当局，影响英
国人在华商业利益。但这本不足奇，能指望洋人“大公无私”地替我
们着想吗？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究竟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当
年英美二战时与我们联手打日本又何尝是为我们着想，而没有利己之
心？但我们对此并未“说不”，因为这总比勾结日本打我们合乎公
理。

而这一政改惹恼了某些“爱国”者，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肥彭
的政改并不是不可非议的。但有趣的是这些“爱国”者一不指责这次
选举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直选，二没揭露选举有何舞弊、施压或贿选之
丑，三也没有表示怀疑它的普遍、平等、自由、无记名性质。我们的
“爱国”者怒火万丈的原因只在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
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
没有把600万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一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
做奴隶做到1997年，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年？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
做到底？……

不仅如此，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西北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
商人争经济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某些“爱国者”最终总是更愿
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你狠敲香港一笔竹杠，你给
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
么“权利”呀－…

香港是如此，大陆就更其然了。有这样一些“爱国”者，日本军舰控
制了我们的钓鱼岛（以及以该岛为基点的半个东海大陆架），他们不
在乎（当然，他们高兴地说，日本“让步”了，没有承认日本“民间
团体”在岛上的作为，但岛子仍是在日舰的“保护”下）；香港两大
派为“保钓”结成了1989年以来首次爱国联合行动，他们不高兴，却
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表现了最大的“义愤”。老实
说，中国公民的民主、人权，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主要应靠自己来争
取，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利益外交”相比，
历来只居次要位置，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家决不会把中国人的人权看得
比赚中国人的钱更重要。当年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大骂美国资本家向
苏联克格勃供应尖端警察技术：“今天在苏联用来追捕异见分子的技
术手段可算最先进了，为此今天我要‘感谢’你们西方资本家－…为
了赚钱它可以完全丧失良心。”（见其1975年6月30日《华盛顿演
讲》）中国人对此决不会没有同感。

但即使如此，我们那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
表示了最大的恐惧。他们集中火力抨击别人要把“西方的人权标准”
“强加于中国”。什么叫“西方的人权标准”呢？据说就是中国公民
（不是西方人！）应当享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等自由，
就是不能随便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一句
话，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说“不”了！而我们那些“爱国者”认为：高
贵的西方人可以享用这些“标准”，下贱的中国人怎么配？美国公民
可以说不，而中国公民（“公民”一词本来就有“西方人权标准”之
嫌，奈何人心不古，我们的“爱国者”也就将就着用了）也敢说？还
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些“爱国者”这样论证说：人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象中国人这
样的穷光蛋只应当保装生存权”（仿佛当年那因领袖的一时狂热而饿
死沟壑的几千万农民和上至刘少奇、彭德怀，下至张志新遇罗克的许
多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都保住了“生存权”似的），而政治自由这
类权利那是太奢侈了，还是让西方人专享吧！

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为国粹主义者，那太不公平了！他们其实还
是很开放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标准”，象异端审判等等，他们并
不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还有霍梅尼、萨达姆以及日里诺夫斯基等等，
其“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不许本国
公民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标准”当然是触犯不得的。

还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信条，这也是冤哉枉
也。且不说*经典中不乏拥护“西方人权标准”的内容（其实正宗*本
身就是“西方人权”的产物），就说眼前吧，严辞拒斥“西方人权标
准”而把50万印尼共产党人几乎斩尽杀绝的苏哈托总统，不许本国人
民“说不”而使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几代缅共领袖血染其刃的缅甸军
政权，如今都被我们的“爱国者”引为同志，余复何言！

既不是出于对“国粹”的钟爱，也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执着，
更不是出于对12亿中国公民权益的关心，那么我们的那些“爱国者”
何为乎哉？

其实，虽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被海内外（尤其是海外）一些传媒
炒得火热，褒贬纷纷，而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实在不能算高。虽然大骂
好莱坞的“文化侵略”之声不绝于耳，美国的音像与信息业者纷纷对
国人的“盗版侵权”兴师问罪（毕竟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他们对“保
护”他们的版权看得比向我们传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们树
起这“版权壁垒”，国人对这“文化侵略”的接受程度不知会大上几
倍），但我们的国民对盗版光盘依然趋之若骛；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
“苛求”我们的确是很“霸道”，但如果他们听任潮水般的盗版光盘
及其他信息产品充斥我国，这“文化侵略”不就更厉害了吗？实际
上，尽管我们的那些“爱国者”视民主、人权如洪水猛兽，许多国人
（包括那些“爱国者”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兴趣实在比对民主、
人权的热情要大得太多，而民族自尊心则比“爱国包装热”小得太
多，这倒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民族自尊心不存，谈何“民族主义”？因此尽管本人不赞成狭隘民族
主义，但值得担忧的倒是：如果外界误以“包装”为世情，以为真的
面对一个“义和团中国”，那倒会助长国际社会对国人的偏见。另一
方面，国内当权者也可能利用这种误认而以“包装”者为奇货吓唬外
界：你若再谈人权，我便放出“义和团”！两者综合的结果，会导致
国际上在人权呼声降低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排斥反而加剧，果真
如此，对中国与世界都不是好事。

其实，民族自尊心的下降与“中国公民不能说不”直接相关。而一个
其公民被剥夺了“说不”权利的国家就真能对外“说不”吗？也许是
能够的。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梁逆
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
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
战”。几十万拳民被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
“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
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这同样得以大批屠戮拳民来表
达。“说不”也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都不过是“家奴”
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
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头作礼物献给“友邦”！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
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
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
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
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
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
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2.19 18:57；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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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一个“港独”来

张三一言


1949年中共的敌人只有有产者（地、资）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
资改、镇反等运动没有树立多少新敌人。反右及以后诸多以知分子为
目标的思想改造运动制造了一大片原本是党友的知识分子成为“不能
出声”的新党敌。这些党敌虽不能出声反抗或离开党，但“离党心”
已成为知识分子的共性。三面经旗等以农为民对象的运动、下岗等以
工人为对象的国策制造了全国一大片“不能成形（体）”的离心者。
这就基本造成了全国离党心势态。反右倾、文革等针对党领导层的政
治运动则制造了一大片党内“不能分割”的新党敌。也就是出现了全
党离心的现实。全国全党一片离，表现在台湾和一些较大的少数民族
方面就是要求独立；表现在全国则只有心离没有实离。但这种心离则
是“独”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所谓“独”就是以离作心理基础，加上离的利益憧憬诱因，再加上地
方的、次文化的、或民族“准民族”的情绪激发，独的主观条件就足
够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表现为“潜独”形式。一待独方与统方力量
消长变化有利于独方或独方可预期有利，即客观条件具备时，就会出
现“独”暴发，这时是实独了。过去辛亥革命各省独立、毛泽东的湘
独、蒙独；现在的台独、维独、藏独、蒙独无不如此。当然独也有质
和量的区别，有立国独、有自治独…。其共同的核心就是重划利益。

有人说，有党领导中国绝不会、也不允许、事实也不可能出现任何形
式的“省独”。这是用静止观点看问题。只要中央与地方力量消长起
变化令到中央的控制削弱到一定成度，民国初年的各省独立的局面就
会重现。

共产党自我制造敌人堪称一绝！50年间把一个敌少友众的局面变成了
有敌无友的现实。现在共产党不论在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没有朋友，
只有利益收买和交换利用的伙伴关系。

香港的民意调查、传媒表露的民声、民众行动在在都表现出人民要自
由（反23条）和民主（加速政改），但是党在在表现出与香港人为
敌。现在正在表演制造党敌的传统戏。

这个香港版本的传统造敌剧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指反23条立法的
港人是不爱国。党的词汇用在香港的含义是，不爱国就是反华乱港、
就是等同于颠覆、就是敌人，起码是准敌人。二是，指香港人，特别
是香港民主派政改搞港独（现在中央已经有人放出声气了，指支联会
的司徒华等人不爱国不能参政），当然是标准敌人了。

党己公布：香港政改必须听从中央意见；“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
主体的香港人来治理香港的“高度自治”。党现在给出了划分香港
敌友的标准：香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建联、港进联等为钦定爱
国爱港者，是香港的当然掌权人。也就是说香港香港必须在党操控下
由党在港的代理人治700万香港人。

香港人在这样的无理和高压下，必然产生“离党”、“去党”的思
想。原本没有港独思想的香港人，产生了“不现实的港独思想”。过
去谈“独”变色的香港人，现在也情有“独”钟了。只要一出现有可
独的气候，港独就会平地一声巨雷，成为一股无敌力量。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党不会在政改问题上向港人让步，港人也不会
罢休。现在港人已经和党的中央短兵相接了，这是一场涉及损害党独
霸权力的斗争，是政治上的生死搏斗。党横蛮高压对待港人，只会加
深港人离心和倾独思想。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香港要是出现任何形式
或程度的港独都是党制造出来的，都是由党高压逼出来的。

从共产党6、70年来斗倒国民党、斗倒党内非主流派、斗倒全国人民
的历史来看，共产党都是赢家；只有对台湾斗争还没有结束。

现在党与港人斗争结果会改变历史惯例吗？

先看双方能用的力量对比。

党居“中央”和“一个”地位，可以大石压死蟹（港人）；港人的
“两制”在强势一国之下没有多大作用。

港人在道义上拥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是有法律和制度保证的，而
且，这种优势还有政党社团的社会硬件保证；党的道义优势等于零，
但有绝对强大于港人的专政工具补足。港人的道义遇上党的专政工
具，就是秀才遇着兵，港人失败是注定了的。

港人有广大香港人民真民意的支持，但党也有“广大香港爱国同胞”
的伪民意支撑，更有“13亿人民”的霸语压力。

港人得道多助，在国际上可获得广泛道义支持；但党可以以利收买国
际上大小国家助党“干涉内政”；请美法等国家反对台湾公投就是现
例。港人的道义支持在谈判桌上或其它方面的较量起不了多大作用。

港人拥有现代化的软件，例如自由经济法治等；但党可以视之为他属
下的资产。

港人争取自由民主不是面临“实时死亡”的威胁，而党则是面临“丧
权”的生死交关的选择；所以港人的斗志远逊于党。

港人面对这样不利的局势，前途会如何呢？

历史只有一个方向性潮流可寻，没有甚么规律可循；历史多数是在大
潮流中由偶然事件决定的。现在香港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党的
决策者“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由上面所提到的对比力量相互影
响决定的。也可以这样说：香港前途是由党的领导者头脑中现代文明
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个“现代量”，和党固有的以消灭政敌手段来
维护独霸权力的“专制量”各自所占的比重决定的。

以此观点，我们可以预测香港政改的结局有如下几种可能。

有相当的可能是重演港人不反抗的西藏或天安门事件香港版本。既然
胡锦涛可以在西藏武力镇压，邓小平可以拉拖拉机到天安们，有甚么
理由在香港不能重演？只要几个钟头，调动解放军，香港就可以再“
解放”一次了。把港人现在所有的权利和权力全部“解放”掉，实现
香港大陆化。这个可能全决定于现决策人头脑中的“专制量”足不足
够而已。这个结果是香港“潜港独”全面和彻底化。

最大可能是保持现状，在这第一战役中，党对香港人的民主要求一点
也不给，但也不减。这个结果是“潜港独”不增不减。

几近幻想的是党作让步满足或部分满足港人的政治诉求。这个结果是
“潜港独”消弭。

当然存在各个可能之间的中间过度状态。

香港人的政治诉求只可能会暂（现）时的挫折，但因为港人诉求符合
世界潮流，现时策略又用得适宜，所以，最终胜利者必然是符合潮流
和道义的香港人。

现实和逻辑的结论是：高压迫出一个港独来，民主营造一个良好的
“中国的香港”。

（2004.2.12）

〔转载自《议报》2004.2.16；http://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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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华府演讲：中国ＧＤＰ神话如何造出来?
──中国ＧＤＰ数据“官出数位数位出官”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卢璐报导〕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及普林斯顿大学
访问学者、畅销书《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作者何清涟女士1月30日晚
应华府民间机构《华府论坛》之邀，在美国马州蒙郡议会大楼就《中
国经济现况与趋势》同台发表演讲，对中国经济的紧急情势共同发出
警告。

何清涟所著经济学著作在中国大陆及海外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引证的
材料丰富翔实,论述严谨，其中《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成为学术著作
中罕见的畅销书。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
社会关怀，超越个人利益思考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使得她在严
厉的共产党体制下敢于大胆直言，揭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存在的
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读者称誉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此次论坛她特别以《官出数位．数位出官》揭示中国统计数字的虚
假。以下是根据何女士现场演讲及听众问答整理。

§§一、中国ＧＤＰ高速成长神话

既然用“神话”2字来形容中国的ＧＤＰ高速成长，就意味着说它不
是事实。中国ＧＤＰ的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百般夸耀的成
就，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ＧＤＰ总值是3,624亿
元，25年后即2002年ＧＤＰ已经达到102,938亿元，已经增长了将近
30倍，按照中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ＧＤＰ总值将超
过35万亿元，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所以国际
媒体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去年的11月12日，发生了一件令人惊
讶的事，国务院在开国务会议时作了一个决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要
做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从此以后不再以ＧＤＰ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成
就的指标。

中国政府所说的理由是为了保持资料的透明性、可靠性，以及为了和
国际社会通用的统计规则接轨，所以中国要改变统计方法。大家都是
中国人，了解中国话的特点，从这一“理由”中可以读出几层意思：
第一，增加透明度的说法，表明中国政府承认过去的统计资料并不那
么透明，也并不那么科学；第二，以往的统计方法它和国际通用的统
计规则并不接轨。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国的ＧＤＰ神话到底是
如何造出来的；第二个就是用ＧＤＰ衡量中国经济的主要缺陷。我先
谈第一点。

（一）中国的ＧＤＰ神话到底是如何造出来的？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镇）、乡
里是如何造出来的呢？据我所知，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
时候，在不少地方，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
报多少，然后回来再确定自己要报多少。一些明智的乡干部懂得，不
能比邻乡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枪打出头鸟”，私下
里给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报得太低，太低了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
所以每年如何报是种政治艺术，秘书打听小道消息的功能特别重要。
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湖北省一个号称“五毒书记”的县委书记，叫张
二江，在出事以后媒体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资料的。一个乡里的理发
店只有两个理发师，他居然报出每年的营业额是36万元，那两个理发
师后来说：就算我们每天工作24小时，我们理一个头才收两元钱，一
年要剃多少头才能挣出这些钱？还有一个村连一个鱼塘都没有，居然
报出亩产200多万斤的数量。他那些年的政绩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
就是夸大几倍几十倍。这位县委书记如果不出事，这种造假也不可能
被揭露出来。这是县一级的。

再谈省一级，去年审判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我注意到其中一
个细节，就是假造ＧＤＰ的问题。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ＧＤＰ增
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
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
真实，于是反复跟王怀忠讨价还价，才砍了6个百分点。

省里是这么造出来的，那么中央一级是如何看的呢？中央一级心里很
清楚，我借用一句流行歌曲来形容，叫做“ＧＤＰ神话骗得了别人骗
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
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大家都知
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
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
成8%。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没有说。实际上也是拍脑袋想出
来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阅读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各省加总的ＧＤ
Ｐ和各省分项的统计资料不等于中央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央公布统计
资料要比各省统计资料分项加总要小得多，读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读
得头昏脑胀。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曾经有一句形容中国的名言：“迄今为止，中国仍
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他说的“统计学家的地狱”，
指是统计资料一塌糊涂，摸不清哪是真哪是假。“记者的天堂”，并
不是讲记者在那儿过得很幸福，而是说中国每年要发生许多新闻性极
强的事件，对于记者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性。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控制媒
体，中国的记者不可能做很多的事。相对来说，外国记者的自由多一
些，尽管这些年他们在中国受到很多限制，还受国安部人员监控，但
是他们还是想在中国作采访，因为在这个国家做新闻本身极具挑战
性。这些外国记者也坚信自己的努力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

（二）为什么要造假？

中国官员为什么要在统计数字上造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
机制。中国政府从改革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以后，
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经济业绩，衡量经济业绩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
就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中国后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叫“官出数
位、数位出官”。

“官出数位”是指统计数位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
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
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买官的价格标准，富
裕省份和贫穷省份还不太一样。大致说，“买”是台底交易，表面功
夫即“政绩”还是要做足，“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中国官场目
前的游戏规则，ＧＤＰ神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三）用ＧＤＰ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缺陷

用ＧＤＰ衡量经济发展有缺陷的，8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上就已经认
识到这一点，那正是“发展经济学”土崩瓦解的时候。“发展经济
学”一度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威学科，但是后来发
现它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
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迅速腐败，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等等，所
以发展经济学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意识
到用ＧＤＰ不能衡量社会发展。我觉得，在中国用ＧＤＰ作为衡量经
济发展的指标，至少带来几方面问题：

第一：ＧＤＰ不能衡量中国社会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的代价。

中国为经济发展支付的生态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这只要阅读国家环
保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就可以知道结果，我在国内时年年都读。这个年
度报告不是秘密材料，只是因为一般人不感兴趣。虽然那已经是经过
修饰后对外公布的资料，但还是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生态环境被严重
破坏的程度。

比如水污染的问题，从南到北，全国以7大河流为主干，这些主干河
流和支流系统的一类水已经剩下不到3%了，二类水是30%左右，三类
水也是达到30%多，淮河、海河、珠江等主干河流基本上是4类水和5
类水，这些水污染非常严重，根本就不能供人畜饮用，连灌溉农田都
不能用，（1类水是可以饮用的水，2类水是勉强可以饮用的水，3类
水是基本不可以饮用的水，4类水是绝对不可以饮用的水）。中国现
在有许多大城市，尤其是华北及以北的地区都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广
东原来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但是现在饮用水的量也大大下降。所以
水资源将成为限制中国发展的一个严重约束。

最近《大纪元》报纸转载了国内《新民周刊》关于血吸虫的报导，谈
到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区已经成了血吸虫肆虐之地，湖北省尤其严
重。据卫生部的疾病防治司司长说：血吸虫病确实已经威胁到中国1
亿人口的生存。这类新闻能够被报导，是由于上海的一个记者利用了
地区利益的不一致，因为上海位于长江下游，而湖南、江西居长江中
游。上海的《新民周刊》就登了这篇文章，原因很简单，江西、湖
南、湖北都是弱地方政府，背景没有上海那么硬，所以它登了后湖南
江西也无奈其何，但是在湖南、湖北的本地报纸上，就根本看不到这
类“负面消息”。

刚才我举的生态环境破坏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至于土地沙漠化已经
占到国土面积的38%，不少地方已经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
一篇报导谈到甘肃一个地方，10年前还有10多万人口，现在只剩下
1、2万了，因为缺水，当地居民都纷纷往别的地方逃生去了，成了生
态难民。这样的地方中国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例了，如果大家有兴
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郑义写的《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那本书，他
的书要比国家环保局的报告可读性强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第二、ＧＤＰ不能衡量社会的投资效益。

中国这十几年ＧＤＰ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支撑。什么叫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
员为了炫耀政绩，为了给自己增添一点政治资本，投资后没有产生效
益的工程叫“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中国到处都是，珠海市长梁
广大一贯善于做这些事，前几年投资6亿美元修的珠海机场，一年吞
吐量还不足相距不到5分钟航程的香港一个月的吞吐量，跟它相邻的
还有广州的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同时香港又有新机场和老机场，珠
海机场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效益，所以这6亿美元就趴在那里了，但
是在珠海特区计算ＧＤＰ增长率时，这种形象工程是算进去的。这样
的工程在全国有很多，刚才张清溪教授谈到的某一条生产线，某一种
产品的产能过剩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产能过剩，我在1998年写过一
篇文章《中国经济的断裂带》，我专门列举了13个大产业的产能过剩
是多少？最高的是60多%，最低的是30多%。

第三、ＧＤＰ不能衡量社会分配。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中国这25年改革，是以权力资本化为起
点，用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结果是产生了占总人口1%的富豪，但是
同时却生产着70%多的贫困人口。近20多年来，中国城市里产生了大
量的贫困人口，我在我的书中第5章“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已经将
资料更新到2003年，这里就不多谈了。

农村的情况大家可以从李昌平那本书里读到一些，李昌平所在的乡不
是全国的贫困乡，也不是富裕乡，它代表着中国农村一般水平。

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导致社会摩擦加剧。中
国农民的反抗从90年代后期起就已经很强烈了，也出了不少新型农民
领袖。但是只要这些农民领袖一冒头，就被共产党政府抓起来，关到
监狱里，少数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了。象湖南溆浦县，90年代后
期出了5个农民领袖，领导农民抗税。这5个农民领袖后来答应了政府
的要求，承诺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政府达到目的后，这些农民领袖就
被政府抓到牢里。工人领袖的命运也差不多，辽宁前两年就抓了好几
位。

第四、ＧＤＰ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社会福利以养老金来说，现
在全国很多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全国总工会早在1996年就做过一
个调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状态之外，那个调查中还提到一个
特殊现象，很多历届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这个报告
是想说明：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生活都如此困
难，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社会福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医疗保险，不少中国人现在看不起
病，除了所谓的离休老干部的医药费是百分之百报销，很多退休者的
医药费不能报销。农村人口的医疗条件就更糟糕了，这都是有数字为
证的事实：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30%，但是占有85%的医疗资源，农村
人口70%，只占有不到15%的医疗资源。

从1984年开始，中国废除了原有的乡村医疗系统。从1992年开始，每
年中央政府财政拨款500万，由各个地方政府总共筹出500万，这就是
中国10亿农村人口得到的1,000万医疗费用，平均每个农民每年从政
府手里拿到1分钱。1分钱意味着什么？现在1分钱扔在中国的大街
上，没有人去捡。这些都是根据中国的统计年鉴计算出来的。大家如
果不相信，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在191个国家中，中国
的卫生系统总体绩效评估，列在第144位，只比非洲一些国家好一
些。

在教育投资方面大家也知道，目前中小学乱收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呢？去年中国10大暴利行业，列在第1位的是房地产，列在第2的就是
中小学，中小学成了暴利行业，这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连缅甸那种落后国家都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而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却
成了暴利行业的第2名。去年的乱收费达到了多少？中国政府在相隔
20多天的时间里，公布了两个相差很大的资料：今年1月6日，教育部
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去年不中国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8.53
亿元。但就在2003年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
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4亿元。两个部门均为“政府权威
部门”，调查的专案均为“2003年教育违规收费”，两则消息发布时
间相差仅20几天，但查处的全国教育违规收费金额却差出近两倍，前
者比后者的统计少了12.87亿元。两个部门的统计出现如此之大的误
差，真不知该让人们相信谁。

在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医疗都是社会福利。中国政
府自夸ＧＤＰ高速增长为世界之最，但是这两项社会福利却没有增
长。说起来可笑，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比起非洲穷国乌干达还要
低，也低于邻国缅甸，更不用说还低于印度。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
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
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己
夸称的经济成就，中国政府总以经济强国自居，但是老百姓却没有得
到多少实惠。中国这25年改革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这些暴富者的富
裕程度可以和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些积累了几百年财富的家族相比。这
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奇迹”。

社会贫富差距太大，酝酿的社会仇恨越来越强烈。去年长沙县委书记
李振萼死在高尔夫球场，国内网友一片叫好，竟然说电瓶车是“反腐
英雄”，这样的贪官应该多死几个。最近的苏秀文案件反映出来的社
会仇恨，表明现在的社会精英和草根阶层之间的仇恨已经到了很难调
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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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根据听众与何清涟女士的问答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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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国银行加入ＷＴＯ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

何清涟：其实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中国政府比谁都明白，1997年东南
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就从墨西哥请了不少专家开了两轮关于如
何化解中国金融危机的讨论会，那个座谈会纪要我都看了。从各项指
标来看，中国的银行问题确实严重。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自有资
产应该占到银行总资产的8%，低于8%就表明银行已经破产，中国从
1993年开始，银行的自有资产就已经不到3%，低于8%这一标准达5个
百分点，所以后来政府一直说要“充足银行自有资本率”，外汇储备
很大程度上用来改善金融状况，冲销坏帐，但是没有什么成效。有人
形容说，中国银行系统好象得了败血症，输进去的都是鲜红的血，出
来就成了黑血。

近几年整顿了好几轮中国金融系统，但没有什么成效。去年10月，中
国人民银行乾脆成立了一个金融稳定局，金融稳定局的任务就是稳定
金融，研究稳定金融的措施。至于它能否达到目标，还得看一段再
说。最近只听说又要注资450亿美元去清理坏帐。

现在中国政府在整顿金融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是给国有银行赶紧换块
牌子，让它们从国有银行变成商业银行。中国4大银行换牌子的工作
已经做完了，今后就要到国外，主要是美国上市。前年中国银行本来
要在香港上市，但后来广东的中国银行开平分行和恩平分行两家破
产，银行领导层集体卷逃了几十亿美元。其中一家银行是7年以来，
由前任行长指定继任行长，有计划地卷逃了30多亿。发生了这件事以
后，又加上王雪冰出了事，所以在香港的上市才暂时搁置。但是现在
正在讨论如何在国际股市上市，那么最可能上市的就是到美国，希望
通过圈钱化解风险。

中国政府宣传和维持中国的良好形象，确实很成功，因为中国媒体都
是党的喉舌。海外的很多华文媒体也都是共产党控制的，这种宣传还
是很能骗一些人。不过我相信林肯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在某一个时间
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
的人。

至于中国银行加入ＷＴＯ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一点，我倒是觉
得，大家不必为中国政府操多大心。我记得，当时在签ＷＴＯ协议的
时候，中国国务院就在开内部会议，朱熔基说：签协定归签协定，做
不做，什么时候放开哪些项目，主权在我，我们慢慢地做。然后几位
经济学家就专门给大家上课，讲如何在遵守条款上作文章，并介绍了
几条经验。

中共一条经验是说法国限制某些商品进口，但是法国绝对不会将这些
限制放在嘴上，而他会把船只规定到某一个港口卸货，而那个港口的
服务态度是全世界最差的，然后就让那里的海关人员挑毛病，让货物
耽误半年或者1年还进不了关。介绍者还说这样的做法全世界各国都
有，我们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学习。诸如此类的经验介绍了很多，
尽是一些欺诈经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学习这些经验并没有什么道
德负担，我相信他们会学得非常快。以金融业来说，开放某些项目，
不开放某些项目都是有讲究的，比如人民币柜台储蓄业务，目前就不
会开放给外资银行，如果开放给外资银行，中国的很多存款业务都会
跑到外资那边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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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没有研究过经济学，所以说可能提一个外
行的问题啊，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一个环境成本的问题，就是说ＧＤ
Ｐ增长的话可能是以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作为代价的，我想请问
两位专家，在国际上有没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计算道德成本。比如
说中国为了发展经济，让大家努力去搞经济，地方上甚至为了些税
收，他可以鼓励下属的那些乡镇企业做假酒假药，什么有毒的米呀，
瓜子之类的，卖出去之后的话能够毒死人，这种东西会对社会造成很
大的成本，比如说一个人中毒之后要抢救他可能需要很大的成本。这
都是人因为要发财，道德败坏之后给社会附加的成本。在国际上有没
有对中国这种改革开放之后的道德成本作过系统性的统计或者计算？

何清涟：刚才这个先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国内已
经有很多人都想过了，我记得我自己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那篇文
章开头就说了，大家都在想，这样的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到底为改革
付出了什么？

就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北京开了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上有两个
人，一个是赵紫阳时代，和赵紫阳以前的胡耀邦时代在国务院做农村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杜老。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体制改革研究
会的会长安志文，就是中共元老安子文的弟弟。他们两个在会上发言
就讲了，他说，改革带来这么大问题，早知道是这样，不改革更好。
连他们这种体制内的人都这样说，说明不少人都已经在计算“改革成
本”了。

关于ＧＤＰ，国际社会确实提出了一个“绿色ＧＤＰ”的概念，专门
用来计算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我记得我在98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
谈到，如果要用绿色ＧＤＰ计算方法，那中国在2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
经济发展可能是负值。因为现在就算是把增长全部所得投入到优化环
境中去，也买不回乾净的江河湖海，买不回每年正以1千公里的速度
在扩张的沙漠化土地。

前些日子，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张卫星图片，很清楚的看到我们
中国版图是黄色的，没有什么绿色覆盖在上面。那一块母鸡形状的土
地，正好是我们中国大陆。这张图片说明了中国的生态环境确实是一
个问题，已经危及到中国人的生存。

这里举一个例子，贵州有个地方，原来山清水秀，人们很穷，但是大
家能喝乾净的水，空气也很好。后来当地政府鼓动大家土法炼锌，污
染特别厉害，又没有任何排污设备，矿粉四处飘散，锌粉很毒。几年
以后，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寸草不生，树木全都死了。后来
这个地方的人们虽然由每年只有2、300元的收入增长到1千多元，乡
里的财政也有改善，但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得了病，骨节肿大，生出来
的孩子不少都是畸形，他们不能再喝当地的水，必须从外面买矿泉
水，喝水的成本很高。我问当地的乡干部，你们这样“发展”，值不
值得？他说，对这里的人来说，首要问题是先生存后发展，活都活不
下去了，所以就不讲什么环保了。我说，问题是现在环境生态这么恶
劣，人们也活不下去啊。乡干部们不作声。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在中国每个阶层所持态度有所不同。对于富人来
说，他希望有乾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与好的生态环境，大多数中产阶
级也比较关注生态环境。但是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首要问题是生
存，所以环境保护不是他们要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富裕省和穷
省的态度也不一样，富裕省开始讲环境保护，而穷省则认为发展经济
居第1位。从环境生态的整体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就算是引进
绿色ＧＤＰ计算方式，也已经太晚了。不过保护总是比不保护要好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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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中国有很多人，还有包括回中国去看的人，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现在很富，当然你看到富的地方就很富，穷的地方就是很
穷。您刚刚也讲到，ＧＤＰ不是一个对经济发展很好的衡量方式，那
么有没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可以估算一下中国经济的财富究竟是增长了
还是下降了？刚才您也讲到，在很多老百姓看来，他要活不下去了，
他的希望实际上还是在发展经济上。那么从政府公开讲也是说我们要
保持强硬的发展，就是快速地发展，来保持政府的生存，那么您看这
个目的能不能够达到？通过发展是不是能够保证这些生存？

何清涟：这个问题应该要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答，就是中国政府这
样做，到底能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其实我想中国共产党政府心里比谁
都清楚，中国共产党每年外逃的贪官在增加，资本外逃非常严重，本
身就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统治的信心。资本外逃率是这样计算，比如引
进1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的资本却达到50亿，那么资本外逃率就算
是50%。中国的资本外逃率1993年以前是52.3%，以后逐年增加，近年
来某些年份的资本外逃率甚至高于100%。这里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说
明他们对自己的政府都没有信心。

国内传说，胡长清被逮捕不是因为他贪污。胡长清把儿子送到美国留
学，他的儿子在国内前呼后拥，每天吃香喝辣，到国外留学当然生活
要困难很多，尽管有钱，但是买不来国内那种衙内风光，于是老吵着
要回去。胡长清经常要说服儿子要留在国外，有一次不耐烦了，在电
话里责备儿子：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共产党要垮台了，我们让你到美
国留学，是让你打前站，我们全家最后都要出来。但现在钱还不够，
等我再挣几百万就全家都出来。胡讲电话时疏忽了一点，中国的厅局
级以上干部的电话都是监控的。共产党容许你贪污腐败，容许你做任
何坏事，但是独独不容许对它产生异心，对它没有信心，这就是胡长
清出事的原因。共产党内象胡长清这样想法的人不少，他们自己对
未来都没有信心，只是把中国看成一个供他们掠夺财富的地方。既然
这样，所以中共官员就产生短期化行为，掠夺性开采对环境生态的破
坏只是短期化行为的一种。

国际社会列了14项指标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如医
疗、养老制度，还有休闲，社会分配是否公正，贫富差距等等，我觉
得用这样的指标系统衡量中国，就能更好地反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程
度。

25年改革把中国分裂成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两大部分。但外国观察者
总是盯住中国几个“现代化橱窗”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看，认为中国已
经国力强大。其实他们看到的很有限，因为中国有法规规定，外国人
到任何地方采访要申请并获得批准，有些地方根本就不让你去。我对
一些外国人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中国
的富人们确实经常搭“波音的”（国内人认为他们乘飞机如同普通人
打计程车那么随便），在全世界各地往返，这些人确实相当阔气。我
记得一个瑞士人跟我讲过，你们中国人很富，在我们瑞士银行很多存
钱的客户都是中国人。我说不对呀，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富，这肯定
不是我这样的中国人，也不是比我更差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贪官污
吏。

中国的贪官污吏到底有多富？不久前逃出来的杨秀珠，人还没出来就
已经在纽约买了价值1,800万美元的房子，一般的美国人有几个人手
中有1,800万美元？但如果以为这样的富人代表中国的一般发展水
平，肯定错了。衡量一个社会应该看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至少要看
80%人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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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我还想问张教授一个问题，在西方社会有一个叫“中国梦”或
叫“中国热”，很多人都想去中国淘金，都想去那里投资，而且有一
种现象，好象稍微有规模的公司，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国计画（China
plan）的话，似乎就是你们公司对自己不负责任，在这样一种现象
下，很多人会想是不是让贪官污吏慢慢把国都卖了，反正也就私有化
了，是不是中国经济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么我想问西方社会有没有这
么大的胃口与财力，能够把中国真的给买下来，还有我从你讲话中可
以看的出来，你的臆测大概是说中国会走向崩溃，那么如果中国走向
崩溃，这些去淘金的人，又是会怎么样？

张清溪：一家跨国企业到中国去买下一家中国国营企业，跟所有中国
国营企业都卖给跨国企业这是两回事情，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的领
导者主要是想从这里得到领导权力的稳固，有些人就希望从这里淘
金，当他没办法淘金或是威胁到他领导的权力时，他就不干了，所以
我觉得如果将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卖给外国人的话，大概就很难有什么
利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卖掉一些国营企业，但他不可能把国营企业
都卖给外国人，在中国的体制之下，我也不认为他买到一个地方之后
还可以有经济利益。

事实上，整个中国的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假象，但是少数的企业可
以在那边赚钱，这也是存在的，因为就象中国有少数人非常富有，刚
刚何女士谈到中国人在国外有很多存款，我知道在澳洲现在最阔的观
光客不是日本观光客，不是台湾观光客，而是大陆观光客，所以国际
的旅游业最欢迎的人是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有10几亿人，
如果有1/100的富有人，他就有几百万人，所以想要创造出一些出国
观光的人也并不困难，要让少数的企业能赚钱也并不困难，在这样的
体制下要让多数企业赚钱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他还是一个共产体
制，有一次我在演讲中谈到98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已经放弃共产体
制，有一位中国出来的学者就抗议说，他还是共产体制，整个大的企
业还是抓在政府手中，所以有一天当跨国企业会威胁到他政治与经济
利益的时候，如果政治上可以挡住就挡住了，如果挡不住，我相信他
会煽动民族主义来对抗这样的事情，最近很多事情有这样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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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国要发展它有一个很大的缓冲体系，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
无偿地劳动，比方说去年好象是国家就报告了数值，那个民工的欠款
是1千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他可以无偿地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缓冲
体系，那对农村好象就更大了，农村因为那些农民没有医疗保险，也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但是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所以他还要缴税，有
些地方征税，那些收税人他是收不下去的，非常穷，这样他还要组织
一批那种土匪啊，就是地方上的一些流氓呀去收，他们可以下手收，
有些农民你去收的时候，你可能会1分钱收不出来，还把你身上的钱
都还给他。那些人他就不管这些，你要不交，我把你仅剩的那一点也
给你拿走的。所以有这么大一个缓冲体系的话呢，要崩溃的话，给这
个缓冲体系到底有多大这个程度上的承受？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
国要有一句话叫做“稳定压倒一切”。那要稳定压倒一切的话，中国
有这么多社会问题，他要豢养一批人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人力物力呀
用很多钱的，如果只是一个小地方的暴乱，一个村的暴乱，他可能派
几个人或是几十个人去就解决问题了。那要是一个全国性的镇压的
话，这种事情要发生的话，他到底要用多大的国力？这个有限国力能
够维持多久？

何清涟：中央政府其实从农村拿到的钱不多。从1995年开始，占中国
劳动力总量70%的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只占18%。从农民身
上刮钱，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这个乡〔镇〕村基层干部系统。早就有人
建议，说是乾脆把七所八办都撤销了，免得为了征税，弄得农民鸡飞
狗跳，索性让农村自治，减少矛盾。但是共产党不干，因为农村一旦
自治，共产党的统治神经末稍就到达不了农村，共产党担心会危及统
治的稳定。

至于共产党讲的稳定一切，其实不是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共产党
的统治稳定压倒一切，这样解释，才算是读出了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讲
的真实含义。共产党为了达到统治的稳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
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些年，国安局已经渗透到中国的社会系统和公
共领域，包括控制网路与监控知识分子等，什么都干。从1998年开
始，国安局大换血，男的提前到55岁退休，女的是50岁，全部换成应
届大学生，其中很多是学电脑的，所以中国的网警现在特别厉害。至
于警力呢，按照原来的每1万人可配备多少警力早就不够了，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的联防队伍，乡村里有联防队员、城市里有治安公司，这
都是属于一种准警力。对于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投入的成本越高，
统治稳定的系数也会相应增大。

中国的农民其实不是不想反抗，一些农民曾经对调查者说过：“不是
我们中间没有陈胜、吴广，我们还没蠢到那地步。问题是共产党实在
太强大了，现在是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如果还是太平天国
那种冷兵器时代，中国早就是遍地烽烟了。”1998年我在北京曾经碰
到四川省一个县委书记，谈到他们在县里面专门成立了1个500人的联
防队，配备有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一理哪个村里发生抗税与反
抗事件，立刻开去镇压。那时社会矛盾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现在就
更不用说了。中国现在的舆论控制也非常厉害，中国发生再多的事
情，电视报纸只字不提，天天都在讲形势如何大好。中国政府利用媒
体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的事情，我想法轮功信众早就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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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四大银行非常出名，但是它们的出名并不象
美国的Chases曼哈顿或其他的银行一样因为实业做得很大出名，它们
是以坏帐出名的。中国现在大概有近4万亿的坏帐，居民的储蓄大概
是10万亿左右，也就是40%左右是坏帐，我们知道这些银行的钱，是
从居民手中来的，那么这些坏帐对居民意味着什么？

张清溪教授：事实上是他的坏帐是他贷款的百分比，并不是存款的百
分比，一般民间的顾问公司大概他是估计40%到50%。放款的比率是他
自有资金的多少倍，因为你要晓得银行是靠存款跟放款的利差来赚
钱，如果只是靠自有资金去放款的话他绝对是赔钱的，所以他要靠好
几倍的放款，是他自有资金的好几倍，事实上是存款的好几倍才够。
所以他40%或50%呆帐，其实这叫已经“资不抵债”，就已经破产了！
破产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人民要领钱，事实上是领不到钱。一般人是不
会去，除非说是他发生所谓没有信用，就是说所谓挤兑，就是说传说
银行要倒闭，就去挤兑。那任何银行如果发生挤兑的话，都会倒闭，
因为放款钱都出去，不能马上拿回来，所以事实上挤兑，是没有任何
银行可以应付得了，但是一般银行有信用所以不会挤兑。

中国银行事实上，他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的话，当然挤兑他应付不
了，但是不挤兑他也应付不了，因为他最终是应付不了的。目前的情
况是，如果没有国外的银行，进去跟他竞争存款的话，他还可以维
持，但是只要一般人对他没有信心，去拿钱出来，他马上就倒，那一
般银行要倒，就会有人借钱给他，事实上资产是大过负债的，所以他
可以借到钱。中国银行是借不到钱，因为他资不抵债，如果你借钱给
他就等于是泡水，所以借不到钱，最终是要倒闭的。我是觉得说中国
银行，因为他的坏帐是继续在成长，所以会越来越严重，他最后是一
定要倒闭的，当然最后结果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就开始印钞票给他，
就等于政府借钱给他，那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到最后通货膨胀会
是变成一个结果，这是我的判断。

何清涟：中国银行的贷款，确实有2/3来源于城乡居民存款，如果中
国银行象西方银行一样，发生挤兑，确实有不能兑现的问题。但是在
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情况不一样，实际上已经有好多地方银行破产，但
是存款者根本就不能提款。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海南城市发展银行
破产，破产后由工商银行接了盘，接盘八个月以后容许储户取款，但
是不管你存多少，每天只能提取1千块钱，如果你存10万的话，你得
排100天的队，每天去取一点。这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结果就是不可
能发生挤兑。我曾在广州看到过一些人为抗议银行吞没存款的静坐，
比如韶关一家银行破产，那里的存户基本上没有钱，可是当地政府不
管这个，储户去广州抗议、上访都没用。要理解中国的银行系统，一
定要放置到它是国有银行，背后有专制国家的机器在支撑这一点来考
虑，不要把它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来看。

另外你刚才谈到的坏帐40%，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真实一点
的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率高达68%，政府自己公布的是12%，近
两年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这是在报纸上公布的，但是内部统计资料公
布的30%多，还有一个更机密一点的是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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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请外国银行资本来收购中国的坏帐，
现在摩根公司大概收购了几亿美元，6千万美元收购了4～5亿，其他
的银行都想跟进，这个怎评价。

何清涟：这个只能理解为他们对中国市场有自己的估计吧！因为每一
个公司做去中国投资决策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考虑。最近一位在上
海外资企业工作的熟人对我说：美国商人到上海工作，现在也贪污腐
败得非常厉害。而且向中国官员行贿时非常愚蠢，有时都找不着合适
的物件，净向一些办不了什么事的人送钱。我问，这些外商自己能从
中牟利吗？这位熟人告诉我，因为这些行贿款既没有收据又没有凭
证，送100万后向母公司说送了300万，这200万就可以自己拿了。现
在一些外国商人在上海过的日子是他们在本国无法想象的，可以享受
高人一等的人上人待遇，可以享受最廉价的性消费。因为大批中国姑
娘想出国，攀上外国人，至少可以做个绿卡梦。这种“人上人”待
遇，是他们在本国没有的，所以有些人确实是乐不思蜀，有个人利益
考虑嘛。

很多人希望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国际跨国大公司可以用国际游戏规
则改变中国。但实际情况就象我说过的那样，过去20多年的经验证
明，不是外国资本改变了中国的游戏规则，而是外国资本顺应了中国
贪污腐败的游戏规则。譬如香港、台湾资本就是典型，日本大公司在
中国都设有公共关系部，专做与中国政府的“公共关系”。我有一个
朋友在深圳的三洋公司工作，他专门研究政策，和政府官员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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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对中国原来统计数字的增长率有七上八下之说，但是今年呢
……

何清涟：“七上八下”这个把戏我在国内听说得太多了。93年宏观调
控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0.5%，最低是18.几%，宏观调控以
后，朱镕基认为不要太高，增速保持在8%比较合适，从此以后就“七
上八下”地波动。98年大洪水也说要保8。我有一位熟人在国家统计
局工作，98年底我到北京，见面时问这位熟人，“你最近在忙什么
呢？”他回答说：“忙什么？就在做统计数字嘛！”仅仅是增长率，
就做了3遍。第1遍报上去的时候，是8.1%，上边说不对呀，说保8就
是8，这样接近不会太假了吗？！于是再重新计算，做到8.4，又觉得
不对，今年发生那么大的洪灾，怎么还能达到八点四呢？于是做第3
遍，修正到7.8%。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几乎是想要什么样
的资料，就能造出什么样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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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去年有这个萨斯病以后反而达到了9.1。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个
是饭桌上吃出来的，是讨价还价谈出来的，今年有什么特殊原因？

何清涟：关于统计资料怎么造，中国政府也不会一下改变以前的工作
作风，肯定还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定个九点一，我也不
知道，要去问国家统计局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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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如果让你出一个高招，来解决中国现在银行坏帐的问题，你这
个高招是什么？

何清涟：我没有高招。几年前人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告
诉他们，解决中国问题确实非常难，因为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很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就算是中国民主化，也只是给解决中国问
题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而不是必然条件。也就是说，民主化只会是
使中国问题多了一个解决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表示中国民主化之后，
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好，前途一片光明。所以我认为过分强调宪政民主
必然如何如何，可能有点不现实。一位专门研究宪政的学者曾到普林
斯顿来看我，我们谈到中国的宪政问题。我当时对他讲，一部《走向
共和》，应该能让普通观众看到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世界上立宪历史
最长的国家。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君主立宪，1945年战败以后又实行和平宪
法，终于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而我们中国呢，从1898年开始学，到
现在都100多年啦，名义上的宪法有好几部，但还没有实行过真正的
宪政。这段历史放到世界制宪史上去看，真成为一个笑话。有时候，
我会说一句很丧气的话，说中国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那么什么
才是真正的问题？也许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有问题。不看别的，只要看
海外华人三大集团（老华侨，大陆留学生，台湾人）中，不少人都被
中国领馆的统战工作牵着鼻子跑，在美国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会被
这些人指责成“反华反共”，而反共就是罪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
出中国人本身有问题。在美国这个崇尚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国度里
生活，却还要奉行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控制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做法，能
说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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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想问何女士国际社会对中国的ＧＤ
Ｐ神话有没有质疑？怎么样才能让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老百姓更加
了解中国真实的经济现状？

何清涟：张清溪教授已经介绍过，2001年冬天到2002年春天，国际社
会确实质疑过中国的ＧＤＰ增长数字，但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小。尤
其是美国，目前正是对中国看好的时期，无论谁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
不好，美国商界的主流都听不进去。而且这些商界人物在国会有很强
的游说能力。我经常要和这些人做各种各样的论辩，这种辩论很辛
苦，辛苦在哪里呢？就是这些人不看事实，尤其是一些华人学者，总
是回避事实，动不动就说，你批评中国政府，是因为你跟中国政府关
系不好。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一些华人学者用学术外衣包装一些谎言，他
们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宣扬中国政府的政绩，并夸大中国人民对改革的
满意程度。但他们回避了一个事实，他们的调查是受中国政府控制
的。我最近将中国政府控制调查的几部法规全部下载并公布，对这些
以调查报告形式出现的伪学术进行了颠覆。当然一些人会因此非常恨
我。

我认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真实状况，一般比中国要滞后好几年，
况且背后还有利益牵引问题。如果没有利益牵引，国际社会也许能够
实事求是一点看中国，有利益关系在，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我的这本书98年出版的时候，日本一家出版社当时曾经想出版，但是
负责审查的一位日方编辑是中国一位副部长的儿子，他留学日本并在
那家出版社工作，他的结论是认为这本书不应该出版，这本书就没出
版。一直到前年12月，才有机会在日本出版，听说卖得不错，而且颠
覆了整个日本对中国的看法。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1998年日本不愿意出版，是时机未成熟。
2002年时机成熟了，很多日本公司在中国投资失败，他们对中国的问
题有些自己的看法，同时中日关系也由于张教授刚才提到的那样，中
国政府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中日关系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日本
人看到了一些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愿意重新评估一下中国的形
势。

很多人虽然不喜欢我这本书，但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本书在
中国确实曾经很受欢迎，是中国党、政、军、学、商各界都喜欢的一
本书。如果要说这本书说的是谎话，那就无法解释中国读者为什么那
么愿意相信一个普通学者编的谎话？这本书因为它在中国拥有的读者
基础，使很多人不能否认它是真的，而且这本书资料也非常翔实。出
国两年多，我知道现在在国际社会讲中国的真相，目前确实不是时
候，不受欢迎，只不过做为一个学者，我还要坚持说，哪怕很多人不
欢迎我，还得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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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听众表示听了演讲和回答问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
“因为台湾经济已经和中国没办法分了，世界经济和中国也没办法分
了。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垮掉的话，那对世界真是太大的震动。到目前
好象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大家都很消极。”他很同意何女士提到的问
题根源在于中国人的问题。在供职的单位午休用餐时常和一些中国的
访问学者聊天。让他很痛心的是，对方聊不上几句就说要和台湾统
一，然后再讲几句就是要打台湾，消灭台湾。他认为作为学者现在应
该更多考虑如何用所学之长来为这些社会问题积极需求解决方案，真
正搞好中国。

何清涟：我想这位先生的话不用我回答了吧！中国的留学生到现在已
经有4代，改革开放后出来的第4代留学生恰好都是受共产党意识形态
影响长大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危害性，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感
觉到。

不要说道德观，对历史的认识与对国际社会的认知这些深层次的东
西，就说使用的语言工具吧，我在《自由亚洲电台》作一个Calling
节目的嘉宾，经常接到听众电话，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用的也是共产
党的那一套语言。比较中国当代汉语和台湾国语，就会发现中国大陆
使用的语言，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斗争性特别强。语言这
一思维形式都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思维的内涵就更不用说了。比如
改革以来中共政府奉行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不讲什么原则，唯利是
图。受这套机会主义政治教育薰陶长大的学生，也就不讲什么原则，
唯利是图。所以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很多人都曾利用“6．4”这
一机会拿绿卡，拿到以后又大骂“6．4”民主运动。

很多偷渡的中国人，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是共产党迫害他，但一拿到
庇护后，态度立刻变了。只要共产党给他几十块钱，他又举面旗帜参
加欢迎中国领导人的队伍。每逢中国领馆组织人对抗西藏、台湾或法
轮功团体的时候，这些人也都跳出来帮凶。中国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
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从这些群体的行为方式看出来。所以人家说，
最爱中国共产党，最爱中国政府的人不在中国国内，而是在海外的留
学生中间。这一点我们在国内时就知道了。所以国内有人骂他们是
“爱国贼”，而不是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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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对台湾的归属问题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台
湾很小，如不统一，必然会依附美国或日本。

何清涟:作为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我比较理解这个问题的敏感
性。我想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它们的处理方式是否可以做为
借鉴？美国历史上，夏威夷曾经独立过。它要独立，美国同意它独
立。几年以后，夏威夷又不想独立了，还是要回到美国来，美国又让
它加入进来。美国能够这样做，我觉得是因为美国对自己国家的民主
制度、国力等有充分的信心。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可以这样做，既然中
国很强大，很有自信心，又总在说台湾人民盼望统一，那么就给台湾
一点时间考虑，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改善中国的政治状况。

如果中国政治民主化了，日益强大，我相信那时候就是想要台湾独立
出去，台湾也未必真想独立。问题在于，中国现在问题重重，矛盾很
多，这个时候硬是要谈统一，而且是武力统一，我觉得时机不太合
适。台湾方面现在讲独立，可以理解是种选战语言，过了选举期，也
会现实地考虑一些问题，不会硬干。我觉得要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
府与台湾双方都要做到几点，第一要宽容，第二要有政治智慧，最重
要的是要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

〔转载自《大纪元》2004.2.18 03:38；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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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大陆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报导〕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的报告文
学《中国农民调查》最近在中国大陆引起关注作者冒着很大的风险历
经两年用详尽的事实披露了安徽农民的悲惨现状并用真名实姓点了安
徽各级政府数百名官员的名大暴安徽地方官员欺上瞒下愚弄上级官员
的内幕书中专门有一章“弄虚作假的种种”揭露了安徽地方官员在江
泽民朱熔基和温家宝先后到安徽视察时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制造假象欺
骗领导的事实为此本台记者申华邀请到在分别在此北京和深圳的两位
独立分析人士刘晓波和赵达功请他们分析一下中国的官场为什么欺瞒
之风如此盛行，名大暴安徽地方官员愚弄上级官员的内幕。

记者：本书的作者大量暴露了农村的阴暗面，而且还真名实姓的揭露
了安徽各级干部欺上瞒下的事实，听说这本书在中国的政坛、文坛都
带来了一次巨大的震荡，是这样吗？刘晓波先生。

刘晓波：我觉得他在知识界的震动比较大吧！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我倒没听说政坛有什么震动。

记者：我看有的报导说，至少在安徽省政府官员开会的时候，都要专
门留出时间来讨论这本书，听说好象对这本书非常关注。

刘晓波：安徽省可能会，因为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安徽嘛！

记者：知识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震动？

刘晓波：这几年农村本身的困境，农民收入的下降、权利的缺乏，农
民工的问题，在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醒目，到现在为止，我知道影响比
较大的有3本书，一本书是最早的上海的一个教授叫曹锦清，写过一
本叫“黄河边的中国”，那本书影响比较大，还有第二本就是李昌平
写的一本叫“我向总理说实话”，现在又出了这本书。知识界对农民
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城里的比较有良知的一批人，对农
民还有一种内在的歉疚，同时关注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人，那就不能不
关注中国农业的问题。

记者：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点名道姓，点了安徽省大概数百位各级官
员的名，而且被点名的人很多都是做了些不光彩的事情。那么我请问
赵达功先生，作者这么你觉得他们的勇气是不是很值得赞赏？

赵达功：是的，中国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因为89以后，中共当
局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安抚的政策，让他们参与到利里面去，对农
民就根本不关心了，所以他们能写出这样的书来，确实是很有震动
的。但是会不会对中共当局政局有震荡，我觉得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社
会矛盾已经激化了，也积重难返了，腐败和弄虚作假已经成为各机关
一定要作的事情了。

记者：你觉得不会对官场产生太大的震动？

赵达功：虽然有这本书出来，各地的官员该弄虚作假还是会弄虚作
假，因为有时候人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什么概念？就是
说“数字往往都是假的”，很多官员升上来都是靠假数字，

记者：我们在古时候有句话，“欺君之罪是会杀头的”，但是现今的
中国欺瞒中央领导似乎已经蔚然成风了。这是为什么？

赵达功：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有的领导他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也
希望下属能说假话，你就说毛泽东，他也是个农民出身，他能知道一
亩产10万斤、20万斤吗？很多官员欺骗他是投其所好啊，也就是专制
制度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衡你的机制，欺上瞒下的风气是很正常
的。而且还会越发展越厉害。

记者：基层领导欺上瞒下的作法，基层领导有应该检讨的地方以外，
上级领导这种兴师动众，而且提前几月就通知的视察制度，是不是也
应该改一改？刘晓波先生，你觉得呢？

刘晓波：这个制度就目前来讲他改不了，欺骗从根上讲，这个制度就
是一个黑箱制度，中国这个公众舆论的控制就是以愚民为目的，为维
护他的统治，当百姓不了解真相、了解的真相没有渠道表达的时候，
官员为了讨好上层，欺骗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比如说：温家宝总
理突然改变了路线，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真相，他为什么不把这种真相
向全国人民公布呢？如果有这么一个循环机制的话，那么一旦透明
了，想欺骗的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他这个制度本身就这么样，
他这个制度是激励这种欺骗，高层欺骗全国人民，他这个制度才能稳
定；官员想保住他的乌纱帽，他也要欺骗上司，官员欺上瞒下和整个
体制欺骗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的事。

记者：赵达功先生，你觉得要改变这种“欺骗不是罪”的现状，应该
从什么体制上动手呢？

赵达功：中国这种情况就很难说，因为专制制度决定了你很难改变，
要想改变首先要民主化，但是民主化又不可能，司法又不能独立，新
闻又不是自由的，所以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还是那句话说的好
“骗你都没商量”。

记者：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诚信问
题，社会上诚信的丧失和官场欺上瞒上的欺骗风盛行，也是相辅相成
的，是不是？刘先生你觉得呢？

刘晓波：就是，一个黑箱制度、一个专制制度，必然的说假话的人要
比说真话的人收益更高，成本付出的小，整个社会体制就是激励人们
的撒谎的，尽管社会的假冒伪劣盛行，但是象我们谈到的这本书他能
出来，揭露了很多假相，同时有了互连网，只要这种民间持续不断的
有这种自发的力量来不断的揭露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慢慢一点一
点的推进中国黑箱制度的变革吧！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转载自《大纪元》2004.2.19 00:04；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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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厕所比造“神州五号”还难

陷阵营


“造厕所比造‘神州五号’还难”，这是郑州一位市民的牢骚。

事实上，厕所的清洁卫生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根据90年代联
合国的评估，中国厕所的卫生状况目前排在四流水平，和几个最穷的
国家并列。

因为厕所的肮脏，中国每年有66万例痢疾，19万例病毒性肝炎（甲
型）、2,000例（戊型），近2亿人感染蛔虫病、鞭虫病、钩虫病，每
年有8.36亿人次发生腹泻，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病4380万人，血吸
虫病在119个县尚未控制，全国还有87万血吸虫病人。

10年前，外国人将在中国上厕所的感受诙谐地总结为“一跳、二
叫、三笑”，“一跳”指的是污水横流，“二叫”指的是蛆虫满地，
“三笑”指的是因为公共厕所没有隔板而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人幽默
地形容在中国找公共厕所根本就用不着看牌子：“闻着味儿就找到
了！”

有位国际人士评价说，“中国人只讲究进口（指餐饮），不讲究出
口（指厕所卫生）”。

因此，中国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一个“脏厕大国”的“光荣”称号。

“脏厕大国”什么时候能够海晏河清？中国何时能抛掉“脏厕大国”
的帽子？

1993年，在实施“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和今后对策研
究”时，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相关数据，并且这个数据的严峻
也让人吃惊：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5%，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才
有13.5%，1.2亿农村人口无厕所可用。有厕所的，也十分简陋。北方
农村的旱厕是“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日晒雨淋，臭
气冲天，蝇蛆成群。在南方，一些地方粪缸露天存放，散落在路旁和
拥挤的村舍之间，遇雨则粪水横流，要么是“拎马桶，倒粪缸，河塘
涮涮晒马桶”，导致环境污染，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的
流行难以控制。

尽管过去10年里全国城乡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到
1998年底，全国2.38亿农户中已有三成五建成各类卫生户厕，但“上
卫生厕”仍是几亿农村居民亟待解决的大事情。

在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公共厕所的清洁卫生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
问题。由于市区流动人口多，数量有限的公厕往往成为城市里人口最
密集的地方。以重庆最繁华的渝中区为例，这个近60万人口的区仅有
公厕208个，至少还需增加三分之一才能满足需求。因此，人们为了
解急不得不在臭气弥漫的厕所里排队等候。

截至2001年底的统计，中国共有公厕107656座，按13亿人口来计算，
平均12,000人才拥有一座公厕。而这107,656座公厕，绝大部分都是
建立在城市。在农村地区，公共厕所不说，家庭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也
相当低。截止到2001年年中，才达到39.83%。

世界上对农村改厕分成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以泰国为代表，卫生
厕所覆盖率达75%以上；第二个等级是50～75%，有印尼等国；第三个
等级25%以上；第四个等级在25%以下。中国处于第三个等级，还非常
落后。

厕所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不平衡。在
北京、上海、深圳等“窗口型”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不乏花费上
百万元装饰的“豪华厕所”，而百姓生活区内（特别是旧城区），许
多公厕却是屎尿横流，恶臭熏人。在公厕取消收费这项措施出台后，
因为缺乏积极性，一些在公厕收费时代还算干净的闹市公厕因为乏人
管理，也如同那些“传统”的公厕一样，臭气熏天。例如北京市从
2002年3月1日起，市内481座公厕实行免费开放，一个多月过去，出
现问题不少：有的厕内公物被毁损、装饰画被盗走；有的厕所管理水
平有所下降，也有的晚上干脆关门，以节省水费等等，有人统计，北
京市财政每年将为此增加支付2,000万元。

另外，全国13亿人的拉撒产生的生活废水污染方面，我国的处理能力
也非常弱。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的废污水（含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排放总量已经达到了62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年排放
40多吨的废污水，这其中，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
泊，全国厕所每年漏泄生活用水7亿吨，1吨厕所排出的污水可污染
220吨干净水，全国城市每天厕所耗水1,440万吨。对我国11.4万公里
的河段进行监测的结果表明，水质在四类以下（只能作为农业用水）
的水体已经占到了四成以上。其中，松辽河、黄河、海河以及淮河这
几个流域的水污染已经极为严重，水质十分低劣。而且，近海海域有
一半以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厕所文明的没落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入口”而轻“出口”，耻于谈厕，不谈厕，在享
誉世界的“食文化”的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厕文化”。中国厕
所的起源，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
的。考古发现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土坑，从西周到春秋，厕所多与猪
圈并排，而且一旦“某个坑”被“放弃”，就会用一个奴隶去填坑。
于是厕所是“脏”的这个观点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史载在殷商时期，西周之前，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
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即
使是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年代，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
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据《墨子》载，在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
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
溺。城下则“三十步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到
了三国的诸葛亮时，更是“所至营垒并灶圊溷藩篱障寨，皆应绳
墨”。

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据载早在汉代，中
国就有了公共厕所，那时叫作“都厕”，到了唐代，就更多见了。当
年的马可·波罗曾对中国的卫生设施叹为观止。在宋代，奢华的杭州
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
在官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这
些，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文明已远远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近现代，中国农村的“厕所”大多比较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基本
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北方的男厕多采用蹲坑式，
妇女采用“灰桶子”，即：一木桶，内放石灰或草木灰。清朝时，为
了解决粪便管理的经费，清政府也曾试着搞了些收费厕所，并允许私
人开办，清朝庆丰年间《燕京杂记》记载“京师四藩入者必酬一钱”
即是明证。但当时公厕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人们随地便溺，或便于
马桶之中，倾倒于街旁，满街狼籍臭气逼人。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还没有厕所观念；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
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
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
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

19世纪堪称是“厕所世纪”。在19世纪40年代，汉堡出现了用河水时
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
敦，而1852年的中国，紫禁城里还不知道什么是抽水马桶，每天清晨
都会有粪车从“后门”进出。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文明与“日不落
帝国”的英国已经相差甚远了。

厕所的革命厕所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厕所的状况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状况。

1993年，在实施“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和今后对策研
究”时，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相关数据，并且这个数据的严峻
也让人吃惊：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5%，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才
有13.5%，1.2亿农村人口无厕所可用。有厕所的，也十分简陋。

从90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厕所的革命。在城市建设方面，1992
年国务院颁布了第101号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此
后，各地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公厕。

时至今日，这场革命还远未结束。虽然在一些“窗口城市”，卫生公
厕的普及率已经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看齐，但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的旧城
区、老商业区和广袤的农村，关于厕所的革命依然任重道远。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2.19 18:41；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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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松燃：公投是民主机制将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赵彦台北20日电〕总统大选接近，将一并举行的公投更
为选战加温，暨南大学教授翁松燃今天在中央社论坛表示，公投是民
主机制，批评公投走向台独是过分简单化的想法。只要台湾能把公投
的意义向国内外做更清楚的阐释，就长远发展而言，举办公投对台湾
是一件有利的事。

中央社今天下午举办《二○○四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论坛，探讨公
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对台湾选举的意义等议题。

翁松燃表示，公投之所以成为令人争议的话题，与台湾的历史角色有
关。一些外国人对台湾的政治发展一知半解，再加上中共又一直试图
借美国之口，来左右外界对台湾公投的看法，这使得外界对公投的判
断及印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他指出，北京对台湾的公投作出许多动作，例如不断把公投与渐进式
台独划上等号，并且想方设法阻止公投；又如中国总理温家宝赴美访
问会晤美国总统布什时，把原来要讨论的贸易、人民币升值等问题转
移到台湾议题上；而美国正为伊拉克问题自顾不暇，美方的态度因此
难免受到中国的影响，进而说出一些顺应中方的话，从而使公投导致
台独的说法成为主轴。

翁松燃说，公投在这种情况下被蒙上异样色彩，但事实上，公投会导
致台独的说法这种想当然尔式的简化或联想并不正确。

翁松燃指出，公投是民主的机制，机制的本身是中性的，如何运作才
是重点，只要外界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公投自然会被接受，但可惜
的是，一般讨论的焦点并未著重于此。

翁松燃表示，既然公投是民主的机制，台湾对于公投当然应该要坚
持。尤其是在公投的题目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更应该把公投有利于台
海安全的作用说清楚。

他指出，公投第一个题目的意义，就是要维持台海和平，而这与美国
的利益是相符的。至于是否赞成两岸协商的第二个题目，中共如果细
思，也会了解这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正面性。所以，台湾举办公投，长
期而言会有好的影响。

所以，翁松燃表示，台湾必须坚持公投，公投不但有助于两岸和平，
对台湾的民主政治长远发展而言，也是一件有益的事，而台湾坚毅的
走民主之路，一定会赢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更加尊重。

〔转载自《大纪元》2004.2.20 21:14；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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