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案——从完全黑箱到有限公开

刘晓波



２月１７日，新华网以《我国进一步审理杜导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为题，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就杜导斌案作出的说明。

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后，第一个感觉是有些半信半疑，上网证实了之后，仍然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中共司法部门在处理此类政治性案件时，从来不会在案件还未审结时就公开案情。以前，官方媒体披露此类信息时，一般是在案件已经审结后做极为简单的报道，且是极少数国际知名度已经很高的良心犯。而对绝大多数此类案件，从抓人到起诉再到判决，官方媒体一律只字不提。在杜案之前，就有新青年学会案、刘荻案、罗永忠案、何德普案等，即便刘荻等人被无罪释放这样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消息，人们也无法在大陆官方媒体见到一个字。

对于杜案，湖北警方在去年10月底拘留杜导斌时、在11月中旬把逮捕令送给杜的妻子夏春蓉时，官方都没有任何报道。警方还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向外界透露案情。而在孝感地区检察院于2月9日把杜案退回公安局的一周后，新华网突然发布湖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对杜案的说明，无论这背后的原因多么复杂，起码可以说明三点：

由国内民间发起的两次网络签名活动，在互联网上和国际舆论上皆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显然对湖北警方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迫使其出面作出某些公开说明。

在要求最高法院和全国人大对“煽动颠覆罪”作出司法解释的最近一次签名信发出后不久，孝感地区检察院又以“证据不足”的理由把杜案退回公安局，要求其补充证据。所以，湖北警方才出面澄清以“煽动颠覆罪”逮捕杜导斌的理由：除了此前向杜的律师出示的28篇文章外，又提出杜导斌与境外勾结并接受其资助的理由。这也说明，尽管中国的公、检、法在重大案件的处理上，最终都要听命于体现党管司法的“政法委”，但这三部门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对同一案件的看法也可以有所不同，开始具有了相互之间的某种制衡关系。


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由官方权威媒体公开杜导斌案情，绝非湖北当局和新华社所能作主，必定有更高层的同意。所以，破例披露杜案的信息，无论如何，也是官方对民间诉求和国际舆论的某种回应。这或许说明，在处理政治性案件上，中共政权企图改变封锁信息的一贯做法，开始在官方媒体上进行有限的公开化尝试。就此次披露的内容而言，尽管警方还坚持“煽动颠覆罪”的定性、提供的信息还很简单笼统，澄清的理由也很勉强，但公开回应与封锁信息、干脆不理相比，毕竟是一种进步。

如果湖北司法机关能够更详细公布杜案的一切证据和司法过程，公布被指控的28篇文章，以事实向公众交代杜导斌如何“恶意”，如何“造谣诽谤”，如何“与境外勾联”……无论将来的结果是起诉、审判，还是象刘荻那样免于起诉，都能做到程序上的公开化，让国内外看到案件的真相，并以此次披露敏感案情为突破口，推动中国司法的公开化，无疑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因为，公开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之一，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

2004年2月17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