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不能原谅的“原罪”

中国大陆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私有财
产的合法性问题。2003年1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草案）》，这次修正案的内容除了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另一
项重要的修正就是明确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概念，增加了“保护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写有“保
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可是中国在“私有财产”前加了一个限
定词“合法的”，这就显示出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新中国，个人发财致富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事，大批的富翁款爷钻
了中国在转轨时期制度不健全的空子，非法捞到了“第一桶金”。对于这样的
私有财产是不是也应该保护呢？这成了现在中国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今年河
北省自行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
决定》，其中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
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河北省的这个决议为空谈的话题增加了现实的
成分。


当然学者们也不甘落后，很多人纷纷为新富们的财富作合理性辩护。有人提出
“零点方案”，不再追溯纠缠历史问题，认为新富们只要将拖欠国家的税款付
清之后，就可以“既往不咎”……，在各种辩解中，最具“说服力”的是资本
家的“原罪说”。


有人说：资本家的原始资本积累都有不光彩的历史，在原始财富积累过程中都
有“原罪”。他们说：美国曾经无情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曾经残酷榨取黑奴
的血汗；英国发生过剥夺农民土地的“羊吃人”圈地运动，英国更靠武力侵占
殖民地，强迫弱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等大发横财，甚至还向中国非法出售鸦
片……，总而言之，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期的“第一桶金”都是脏的。


这些辩解人有意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些例举的外国资本家的“原
罪”事例，都是二战以前的旧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二战
后发迹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战败国日本和德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等，都不是靠
侵略、掠夺等“原罪”发迹的。美国的微软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从几个人的
小公司开始，做到世界巨型公司，比尔盖茨成为美国首富，他的“第一桶金”
是乾净的，没有官商勾结、不法黑钱的问题；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
幸之助成为日本的巨富，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乾净的。


由于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起来，不需要通过非法手段的“原罪”来牟取
“第一桶金”，同时非法牟利的“原罪”已经不再被当今世界的道德观所接
受。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尽早建立一个公开、平等和效率的法制体系，给人们
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合法的企业经营者能够乾乾净净地赚钱，让中国
的比尔盖茨、中国的松下幸之助早日脱颖而出。可是现在有人执意回避“非法
资本原始积累已经不再被今天的道德标准所接受”这个问题，刻意为中国新富
的财富合法性辩解，这恐怕并非偶然。

有人说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仇富”心理，说中国老百姓多有红眼病，见不得
别人发财。这个话根本没有什么道理，比如打篮球的姚明，拍电影的李连杰都
是当今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很少听说有人仇恨他们，因为人们知道他们合
法的赚钱渠道，他们赚的钱让人心服。而大部分的中国新富，似乎在一夜之间
暴富起来，可是人们却搞不清他们是靠干什么赚到这样多的钱。如果他们发现
了大金矿、大油田，或者他们创建了中国的微软，中国的松下这样的驰名大企
业，人们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赚的钱，知道他们财产的合法性，不应该会有
人仇视他们。


中国的新富是怎样发家的呢？中国从来没有公开过这样的情报，不过《福布斯
中国大陆100名富豪排行榜》中泻露出了一些情报。根据《2002年度福布斯中
国大陆100名富豪排行榜》，前10名富翁中，有6名涉及房地产业，而且这
100名富豪中有半数以上所从事的行业都涉及到房地产业，可见房地产生意是
现在中国大陆最容易赚钱的暴利行业。


可是我们也知道，大陆一直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不允许私人拥有土地，而且
土地也不能作为商品买卖。开发房地产所需要的土地，开发商们不可能通过市
场的渠道买到土地，只能通过政府官员的批准获得土地使用权。显然政府官员
把土地批给谁开发，谁就能发财，这就是中国富豪大半来自做房地产生意的原
因，原来他们是靠倒卖国有土地发财的。有人形容中国新富的发家过程：“一
不留神认识了某个大人物，拿一个批文，一下子捧回来第一桶金”。


中国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大款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官，大官的背后都有一个大
款”。中国的新富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商勾结，不法侵吞国有财产变为自己的私
产。他们这样搞来的不干不净的钱，要想让人们不仇恨仇视他们，要想让人们
承认他们财产的合法性，谈何容易？有人说：没有问题的富翁从来没有主动要
求政府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最积极呼吁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都是一些
“问题富翁”。


有人说“中国的大款99％都有问题”，这个说法可能言过其词，但大多数中国
新富的财富来路不正，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新富的暴富过程中，隐含着对国家
财产的非法侵吞，隐含着对客户和雇员的极端剥夺，隐含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对这样非法致富的富翁，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容忍他们把非法所得的
财富，挂上“私人财产”的新招牌，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


也有人提出：中国现阶段是“发展”压倒一切，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公
平的问题，我们可以把社会公平问题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搞发展。这个观点触
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是发展优先，还是社会公平优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频繁
发生革命和战乱，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社会不公平所引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本
身就是起因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把“社会公平”放到最优先地位，基本解决好
了“社会公平”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了社会公平问题后，使这些国家
摆脱了革命、内乱等困扰社会正常发展的内因，这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得以长期平稳发展的基本保证。


中国应当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把社会公平放到第一位，其次才
是发展。如果只讲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只可能获得一时的短暂发展，二战前
资本主义国家内频繁发生的革命和内乱，很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国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