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的比例恐怕比现在高多了（据说很多地方甚至超过半数），不找其它借口而仅以文字论罪判刑，在那时几乎都不可能。老古曾提到过的老友白君的案子据说还是老共中央交办的，外面没闹也被当地检察院退回公安局了（当然可能只是指令破案而未定是否要判刑，因此虽然公安局不敢作主放人，但检察院却敢找借口不受理。现在要再碰到这类案子，很难想象还会有那么大胆的检察院。）而且，在白君在国外与人权组织联手一闹后不到两个月，当局就放人了，比刘荻获释快多了。

其实，说穿了，这种闹大了的案子，决定权根本不在任何地方公检法机关，他们不过是当局权衡利弊后结案的工具而已，更没有任何自主权可言。这里的真正经验是：一但被抓了，就应该闹到国外，而且要闹大，其结果基本都是有利无害，比不闹或等审判后再大闹有机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