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五十九


贱卖中国


有读者来信问：“你一会儿说中国即将崩溃，一会儿又鼓励老百姓控告政府，别说是发展中的中国，就是美国也被你这帮惟恐天下不乱的坏分子搞坏了”。也有读者来信说：“你讲了很多事情，我也承认你说的对，预测的也很准确，可是你说的很多都是感觉，并不符合经济学理论，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不通”。

作为一个小商人，我并没有读过多少经济学理论，我一直自认为是个经济学爱好者，而不是经济学家。我对经济的看法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很多经济学者判断一个行业是走向发展还是走向衰败往往需要很多数据和理论，但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却很简单也很实用。举个例子，当你看到一个行业中的ＣＥＯ的年龄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的就会判断出这个行业竞争力小，有发展余地，如果你发现这个行业的ＣＥＯ年龄日趋上升，我就会知道这个行业越来越稳定，正走向成熟。如果这个行业的ＣＥＯ年龄越来越年轻，我就会判断这个行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我的实用理论，而不是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判断的。但我知道这不仅是我判断社会的秘诀，而且是个屡试成功的秘诀。这个道理在那里呢？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企业的ＣＥＯ年龄都趋向年长的时候，这个行业就说明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个行业是保守的，竞争激烈或者是利润低下的。而行业中ＣＥＯ年龄普遍年轻，则说明这个行业是个新兴产业，入门容易，资本投资不大，但技术投资量大，竞争程度不大。如果这个行业的ＣＥＯ年龄日趋下降，这说明这个企业的投资难度下降，短期竞争程度也下降，但也有可能是行业泡沫即将产生，而这个行业ＣＥＯ年龄日趋增长，则说明这个行业已经从技术创新转型到了管理型，正日趋走向成熟，更说明市场也日趋成熟。很多事情看似复杂，但实际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对每个事物都用数学模型来分析，但我们在生活中确实需要对每分钟发生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当然，我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在德州中美关系会议中，有个小型经济会议。在会议中，王一江，田国强两位教授提出了“开放中国金融，将金融管理放手交给海外金融管理者，鼓励将中国金融机构让海外金融机构吞并…”。当时我听到这个理论之后很不以为然，我一直鼓动中共开放私人银行，一直痛骂中共不开放私人银行业而对海外金融机构无限制开放。并错过了发展中国本土金融业的时机。我在对此辩论中曾对中国学者说：“田国强先生的观点与刘晓波先生的“殖民论”没有区别，但问题是，思想上的殖民我赞同，但经济上的殖民我反对”。尽管我强烈反对中共的共产主义和独裁，但我也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产业，特别是需要发展自己的私人产业。而不能全部出让给海外企业。

后来，在一次晚会上，田国强先生对我解释了他的原因和理由，回到加州后，我又仔细地阅读田先生的文章，查找资料，做些分析和比较。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认王一江先生和田国强两位先生的论述是正确的。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如何保证私人的金融企业能遵纪守法，有信用。连政府的金融企业都没有法律和制度来约束，我们又如何保证私人金融企业能遵守法纪。如何能保障百姓的利益，如果我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制约的，合理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任何经济上的变革都会因为制度和法律上的原因而走向我们不期待的错误，私人的金融机构就会成为某些权利和金钱结合的最好的圈钱机构，成为一个更严重的贪污腐败天地。从这件事情上，我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思考是否合理以及脱离了社会和制度上的建议要求是否会实现的问题。事实上，做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我从来不称赞任何人，但我通过自己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田国强先生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他研究经济问题不是仅仅就经济现象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现象之外的根本上研究。

有些问题确实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根本并不是问题本身，往往是从其他的地方去解决。而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我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另一个秘诀。当年朱穃基先生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解困问题，他的方法是给钱，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是给钱，是应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在当时，如果能用解困的三千亿人民币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今天的中国现状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三千亿人民币不多，但国有企业职工因为有了社会保障，他就会放心地去创业，即使是国有企业倒闭了，但他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创业。这样一来，私人企业建立了，财富创造了，社会财富也流通了，社会内需也建立了，靠解决国有企业困境而想解决的国有企业职工问题也同样解决了，不仅如此，在同时，一个新的社会私人企业形式也可能就建立了起来。而今天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明知道财政入不敷出但却大力减少税收也是如上的理论。同样，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是如此。我曾对国内的经济官员写过专题文章并请他们送交当局主管，我也曾这样说过：“不要阻挡农民进城，也不要强制农民回到农村，百姓追求幸福的目标不是政府管制所能阻挡的，尽管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政府绝对无权干涉农民的选择。政府面对农村的日益贫困，不能再搞什么技术扶贫，资金扶贫，而是应该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完善进入城市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让农民先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和福利，然后让他们自己将享受到的工业化成果转移到农村”。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要把三农问题简单的看作农村问题，要将他看作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问题，制度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按照中共的传统观点和传统的扶贫，救助方法去处理，而应该是从福利和制度上去解决，进城的农民安心了，农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进城的农民自己稳定了，他自然会去自己解决农村的问题，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他的童年和梦幻，是他最后的退身之地，他怎么能不去处理解决呢？他一定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解决好问题，政府何必去操这个心呢？所以，政府只要不加重农村负担，解决一些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多做任何事情”。

解决问题之途往往在事情本身之外，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真做起来却很不容易。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解决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大家提出的无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这个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政治制度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不在其本身而是在于中共的政治制度，政治改革。

胡温政府上台后，中国多少有了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还很少，但毕竟是有。特别是在我关注的中国金融方面有很多新的法律和政策在逐步出台，中国金融界一直没有一个主导的政策方针，金融白皮书一直在难产。但就在去年十一月，一位国内官员告诉我说，这个白皮书将在明年初，最晚不超过二月就会公布。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这份白皮书，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一周后，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将正式公布这份文件。这将是中国金融界第一份有着明确方向的政策性文件，也将是标志着争论多年的中国金融产业政策的最后终结。

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正在悄悄地变化，这种变化是低调的，毫不引人注意地进行着，这不仅反映在金融上，也反映在贸易上，而引起众多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是不久前中国政府公布的动用４５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充中国两家国有银行的资本。这件事情出现后，很快就有朋友来信询问我的看法，其实，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早就表明了我的意见，我曾说：解决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做法是，一是去采购，增加进口。二是用外汇储备填补企业亏损，补充企业投资，特别是国有金融企业。现在中国政府用４５０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增加国有银行资本，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应该说是好事情，是政府经济政策的一种标志性转型，尽管他的这种转型有着很深的目的和功利性，但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确实是好的现象。有很多人对政府的这种方式有着法律上的质疑，如果按照国际上看，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确实是不合乎惯例，更是对民众利益的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但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想到过百姓的利益，什么时候有过考虑民意的时候，他的法律政策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政府能够在事后将事实公布出来就已经是进步了。当然，另有一种忧虑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这就是有相当一部份人在质疑：当年中共宣布对中国金融界剥离坏帐是最后的免费午餐，大量的国有资本进入之后的数年，坏帐继续增加，势头比以往更猛。说银行是政府改革的隐形承担者不错，但是否前几年的政策全部失败了呢？今后这４５０亿美元投进去是否也会象以前的数万亿人民币一样是有去无回？特别是在中国金融界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和结构上的改革，什么人可以保证这４５０亿美元不会损失，又有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来保证？

我在数月前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在２００８年经济崩溃，结果有很多人骂我，其实中共高层自己对金融界的危机是十分清楚的，否则也不会冒险做出这样一个非常的举动，跟更不会轻易将４５０亿美元转投资到两家国有银行。或许有人会问：中共官员难道不知道不改变体制和结构，这投资的４５０亿美元也会象以往的数万亿人民币一样流失吗？中共的官员们真的那么愚蠢吗》当然不是，中共的高层官员怎么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呢？但是，他们既然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是什么原因让中共这样做？

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产生作用了，赌博也是中共官员们最后的一招棋。中共在宣布４５０亿美元外汇储备转投资到两家国有银行之后毫不掩饰地说：这钱就是补充资本用的，目标是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２００５年让这两家银行在海外上市，讲白了，补充的这４５０亿美元不是为了中国百姓，而是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更有信心，用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安抚并稳定海外投资者，用中共官员自己私下的话讲：我们要钓鱼，不下鱼饵怎么能行。银行上市，大量的坏帐就会被冲淡，原来自己需要承担的损失就可以让全世界来承担了。这对中国是个好事情。

事情真的这样好吗？海外的投资者真的愿意投资并担中国的渐进改革成本和损失吗？海外投资者真的那么愚蠢吗？按照一般的观念看，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可行的，即使可行，也是风险极大。海外的投资者怎么看目前中共投出的鱼饵呢？海外的投资者会投资中国的金融界吗？根据我的经验和了解，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说：海外投资者都急切地盼望着投资中国的金融界，而且都十分原因，迫切地想“承担”中国二十多年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

奇怪吗？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海外的资本家都成了慈善家？都有这么好的心肠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了吗？

谈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谈一些经济学和货币学上的一些理论问题。很多学者批评我说：“你在写文章中加入更多的理论根据就会有更好的说服力。”我在听到这个忠告之后总是不以为然，我对他们说：我的这些文章不过是抒发我自己的观点，给百姓看，为的是能让百姓看懂，而不是为专业人士去看，我更不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什么学术上的地位，我自己既没有这个想法，更没有这个时间。而另一个原因是，在我数年的经商生涯中，我得出一个真理，这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简便的方式让你的客户明白你要向他们传达的讯息是什么，要先让他们明白利益和根本的目的，只有先让他们明白，在此之后你才能有时间去用理论来解释。如果你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先讲一些非专业人士听不懂的理论，然后你再传达你要表达的讯息，我相信没有几个客户会安心听。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当一位化学家先用理论向你解释什么是氢，什么是氧，什么是分子式，然后在其讲述了三个小时理论后再告诉你，他们是水厂，正准备向你出售一种纯净水时，你会有耐心吗？但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向大家解释我所谈的经济问题中的理论问题，而这个理论不仅仅牵涉到了宏观经济学，也牵涉到了微观经济学，不仅是经济，而且又有货币学。

或许我只能这样举个不是十分恰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了：当你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你想出卖你的一间房屋去挽救你自己，你花掉了自己的储蓄的４５０元整修了房子，然后你想，或许这样可以找来另一个投资人，卖一个好价钱给他，我就可以赚回来了。事实上，外面有几个人听到了这个好消息都很高兴，非常兴奋地举着钱要买。你私下一算帐，这边些人的钱一进来，自己凭空将原来的坏帐让别人承担了，又有数倍的钱进来。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你可能会很高兴，也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在房间外面等待的买主也很兴奋，反而认为你是个天下最大的傻瓜，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傻瓜。竟然将一个房间里埋着一块价值一万元的黄金的房子用八百元就出售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是那里出现了问题，竟然会有买卖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傻瓜，自己捡到天大便宜的事情呢？

各位读者奇怪了吗？或许更多的是迷惑：草庵居士讲了半天在讲什么问题？难道这就中国政府国有银行上市的结果？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不成了世界上第一傻瓜了吗？不成了真正的卖国贼了吗？难道中国政府不知道房间里还有一块可以变钱的黄金吗？说起来真是让我头痛，这就要让笔者必须要从经济发展史和货币学上给各位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实行的金本位制度，也就是说，你拥有多少黄金，就可以发行多少货币。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随着经济复兴的成功。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引起黄金短缺。无论是国库的黄金还是银行的黄金都无法支付财富的货币需求。导致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建立起国家本位的法定纸币体系。这一转变更深刻的结果是拥有黄金的银行不再是发钞行，购买力的产出不再是银行，而是国家。美国由财政部发行国债，美国银行以等量联邦储备券认购。美国进入了双轨货币制度。在本质上，银行退化为货币的经营机构。货币主权掌握是在美国政府手中的国债。美国的银行成了纯粹的商业机构，并且只有一半的货币经营职能——联邦银行储备券。另一半货币——联邦公债，经营在美国政府手中。这样一来，银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换句百姓易懂的话就是专门买卖钞票的公司。银行的倒闭和赢利与国家利益及财政已经没有了任何实质上的利益关系。仅仅是一个与买卖木材或钢铁商业贸易公司没有任何区别的钞票贸易公司。

反过来，我们再看看中国，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公有制，一切财产是公有，土地，矿山都是公有，不允许私自买卖，虽然表面上有价值，但在中国确是没有计算到货币流通体系中的没有具体价值的产品。中国国有银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集团而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中国人持有，管理和经营。因此中国银行不能在任何双方之间买卖交易，更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倒闭或赢利的商业机构。另一方面，国有资源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一直是以计划调拨来完成流通，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流通的价值，更没有升值问题。中国国库虽然存有黄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币虽然是法定纸币，但不是国家本位。中共改革至今，由于一直坚持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改革一直是绕开私有化这个最基本问题，尽管在经济上已经是资本主义，但从某种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货币根本就没有改革，中国货币定位问题也就从来没有人触动过，换句话说，中国货币定位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是金本位还是国本位，根本也没有人考虑。原来实行的实物交换经济和公有制一下就转换到了西方货币制度时，大量的有价物质仍然因为制度和理论上的原因被忽视，最直观的就是中国的土地和矿山资源被忽视了。成为一个游离在中国货币体系之外的“无价物质”，尽管目前中共政府在出卖土地和矿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矿山仍是没有“价值的黄金”。

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在中共建立政权的时候，中共总共发行了约八万亿人民币。而目前中国货币流通是二十万亿人民币。五十多年中国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足三倍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计算方式来指责中共，恐怕中共早就要气死了。事实上，在这五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地增长，如果按照中共公布的增长数据，平均每年高达7.8%。那么，目前的中国的货币流通总量就应该是１５０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国外保守估计，中国货币流通总量也应该高达８０万亿人民币，但因为中共以往实行的是计划调拨经济，大量的财富并没有计算到货币流通领域之中，而目前仍然仅仅是２０万亿人民币，这就造成了流通货币短缺，更使得中国经济运行更加离奇，也是造成外界人士迷惑的原因。大家明白了这点，或许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量的资金外流，但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因为，贪官们在私下出售的土地和矿山并不在中国的货币流通体系之中，贪官们只是让他在海外的美元货币流通体系中让这些“黄金”体现了价值。而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上的巨大差异，又使得贪官们每年流失的４０００亿人民币在总体上并不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我们通过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国货币流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差距。而中国政府官员及经济学家在脱离了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空谈“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就显得是多么的可笑和无知。

我曾对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建议：连续五年实行温和的，不超过20%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是解决中国金融问题，其实从根本上也是解决中共建立政权以来长期忽视的货币流通问题，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根本方式。以平均数计算，货币短缺是１００万亿的劳动价值和20万亿的人民币对比产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发，也要５年以上时间才能补齐。如果劳动价值是0，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膨胀；如果劳动价值是2分，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紧缩。

中国国有银行的自有资金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拉动1００万亿的经济体需要多少银行货币？换句话说这个1００万亿将产生的银行货币量必须有等量的存底来调动。这就需要银行在发行1００万货币后再发行1００万来对流通的财富货币进行资本调动，从而产生资本货币。此时的银行资本货币与社会的财富货币是1：1。这个资本货币也不是银行的，而是属于全中国的。银行的经营就是保证资本货币的安全和随着财富货币的增长而适度增长。四大国有银行平均配置则一个银行资本为2５万亿。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执行的是相当于美国财政部的职能——发钞行，四大国有银行私有化，商业化，成为真正的商业实体。只有这样，中国的银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体制，中国金融机制才能真正地转型。否则，在没有真正地实行私有化之前任何“改革”方案或“推倒重来”方案都将是空谈，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或许有人会问：苏联也是共产主义国家，在解体前也实行和中国一样的制度，但他们为什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当苏联解体的时候，解体的各国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在一瞬间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俄国模式的私有化道路。当时俄国采取的是全面私有化，国有财产，无论土地，矿山还是企业都以一纸私有化债券分发给每个国民，这种略显不周密的办法实际上也是扩大了整个国家的货币流通总量，尽管是短期的通货膨胀，但他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从而避免了中国目前“渐进改革”所遇到的巨大问题，更避免了巨大的贪污腐化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和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使俄国经济真正地走向了资本主义方式。

经常有国内的学者指责我贬低中国经济学家的智商，藐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但我一直想问的是，中国既然在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但这些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学，从基础上学习？为什么不能搞清楚什么是“资本”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搞清楚了“资本”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将中国“私有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真正的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调控中国的经济，否则只能是继续将中国搞垮，将中国引入一个万复不劫的深渊。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指责中共政府是“Monkey business”的原因了。

中国政府用４５０亿美元补充两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目的是上市募集资本，四大行同时发行最多也不过１０万亿人民币。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总量也不过是４万亿人民币，即使是这样的价格，也不过是中国货币流通总量１００万亿的零头。这样一个以１０万亿换回80万亿的大买卖，别说是美国的投资人愿意买，就是发动战争他们都愿意干，各位可以看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中国这样的好买卖吗？还有什么生意可以有八倍的利润？连国际上赢利最大的贩毒集团都没有这样好的利润率，更何况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还有更巨大的市场。

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一切都是空谈。无论是银行，还是更广泛的金融问题，其牵涉的都是最根本的制度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已经走到了“质变”的终点。中国国有银行问题已经是制度问题的最终体现，现在的银行不是破产问题，不是缺少资本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过资本，因为从他诞生之日起，他就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商业银行，更不是独立的“钞票贸易商”，他不过是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部的混合体。目前全国的货币才20万亿。仅仅是流通的财富货币尚短缺80万亿。银行那里还会有钱？如果中国50余年的建设才有20万亿的劳动价值，按照海外的统计，中国每年流失的资金已经连续数年达到了每天一亿美元的数量，中共改革二十年连续流失的资金超过了５万亿人民币，那么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冲击早已垮台了。没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国实际上有1００万亿的财富，贪污腐败流失的５万亿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的损失，并不能冲击另外的1００万亿隐形财富。

中共在真正实行私有化之前，在没有真正建立货币的“国本位”制度之前，银行体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之前，中国经济学家在没有真正解决“资本”问题之前，国有银行上市就等于是拿全国人民从中共建政以来保存在国家的“血汗资本”当作银行自己的资本。银行本来就应该是空的，拿什么上市？现在的坏帐、呆帐不过是属于流通的货币，不是资本货币，因此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学货币学上真正意义的呆帐、坏帐。中国的货币是单一货币，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双轨货币。一旦以目前的方式上市，然后被西方金融企业资本控制，中国整个民族就是血本无归，这是真正的血本无归！货币主权将完全受制于人。在国家本位时代，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国有银行上市等于国家主权拱手相让。这与中共经济官员和经济学者所理解的“金本位”时代完全不同，这是真正的卖国。这与早年中共总理朱榕基阻止国有企业海外上市，而更愿意被海外资本集团合资后任由海外公司上市赚钱有着极大的不同，以往是个别企业的损失，损失的数量是以千万计算。但这次中国国有银行上市则不同，他的损失则是以万亿计算，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不仅是海外专家的共识，也是中共内部高层领导人的共识。中共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二是多年，目前已经走到了临界点，已经不能不触及最根本的实质上的政治问题了。这就是中国彻底实行“私有化”，全面实行“私有化”。中共的经济改革不触动着这个底线，中国的金融改革就会停止不前，任何小的失误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民族灾难。只有施行彻底的，公平的私有化，土地，矿山，公有财富全面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未来的中国走向真正的发展。我曾反复强调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假设和限定。包括社会制度理论都是如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大公无私的基础上。既然中共已经在经济上承认社会主义的失败，而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施行改革。那么，中共的官员们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了解并切实研究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首先要明白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什么？西方的经济理论的最基本要点是建立在私有化制度这一立场上，如果脱离了这个条件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共产主义经济理论还有什么区别？西方经济理论岂不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妓”。同样，中共在金融上改革，实行西方金融制度，而在金融这个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领域中进行改革却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最基本的问题――“资本”定义还没有搞清楚，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进行？难道中国就真的要断送在这些为一己之私不懂装懂，不愿意变革的利益集团手中吗？难道中国百姓就愿意这样被贱卖吗？

彻底私有化，这才是保证中国不被贱卖的最好办法。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