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月革命初探

张三一言


还没有见人讨论过“香港7月革命”。

香港今年7月，发生了具有革命内涵的事件。这方面没有人提过、没有相关的评论。本文就这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提到革命，人们就直觉地以为是一个新制度、政权急速地取代旧制度、政权的外在表现。其实革命更多的是指实质，指某种固有的关系、思想、风俗习惯等被新的所取代；甚表现形式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缓和的。

香港7月革命事件，是指71大游行在香港人民中间出现了否定了权由皇出、皇帝定钦差统治香港臣民、官代表民的固有的关系（意识）；代之以权由民出、统治者必须得到被统治者同意才合法执政的文化。即是说，71大游行，使到香港民间意识形态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在探讨一下香港7月产生革命对这一革命后续发展的影响及其前景估测。

英殖民地统治，本质上和现在由中共委官统治没有差别。因为殖民统治给香港人自由和经济繁荣的补偿，所以香港人都安于顺民地位而变革之求不大。港人现在之所以一反前态，不安于顺民地位，有两个本质性的原因。一个是香港人视为价同生命的自由权利受到威胁；23条立法是对香港人自由权利的赤裸裸侵害，为避害而奋起抗争。一个是政权移交至今，香港人的权利和民主意识高涨；加上“港人治港”、香港人当家作主思想的刺激下，权利民主意识步步高，中共的钦差董建华及香港土共对主流意识敌对，因压制而生反抗。

71大游行是香港民间主流与官方主流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

香港7月革命只是民间主流意识的革命，而不是统治阶层的革命，更不是权力制度的革命。现在民间主流意识革命要求促进权力制度革命。民间革命带出很特殊的后果。

其一、在官民交锋的施政第一线，是官退的妥协。

最直接和现实的影响是董建华政府变成了跛脚鸭政府。撤23条是显例，就最近事件而言，律政司与四五行动的雷玉莲和解、维港填海、撤回更改投票时间的官议等，无不是在官方让（退）妥协之下解决的。这与前律政司刘淑仪恶形恶相、对民选议员摆鄙视脸时代比，真有天渊之别。在民意面前节节退步。因为这退让营造出一个暂时的祥和局面。最重要的是这个退让形成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共识和协调动作。在中央方面也没有硬干，而是接受港府董政权受挫的事实，只在循旧例团结香港少众孤立香港大众；最近上京面圣潮就是其中的大动作。这实际上还是港民京官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将对香港和大陆起重大的垂范作用。

其二、藏在深层的、潜在的民间与统治集团的矛盾深化和尖锐了。

这种深刻矛盾在香港表现为官民对立，这个对立因民要还权于民，官则要永保既得权力。矛盾是制度性结构性的，这个制度和权力结构注定官民必然对立。所以，这对立不因上面所说的政府施政让步妥协而改善。

这种深刻矛盾也必然反映到香港人与中央方面去。因为不肯退让，不准政改加快的主意来自北京中央。在经济帮助香港的掩护下，中央要员不断干涉香港内部事务，。连公务员中立问题都要直接指手划脚。最近中央对香港的直接干预空前增大，四大护法金刚公开反对香港人决定香港政改，是一个直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和破坏一个两制的表现。所以，71大游行不反中央的现象或有可能成为为港京直接对抗冲突所代替。这种直接对抗的形势发展，很值得人们关注。

香港制度及权力的主要诉求是代表给权者独霸政治权力，而民间的诉求是权归民有。就国际和香港形势看，民间有理、有德、有势，也有力，就整体形势来说是进取性的。现在香港和大陆死守这一权力底线，所以官民矛盾难解。其次，因为这个权力是由皇给的，所以它必然没有民意基础、不能获得民意回馈、与民的意愿脱节。董建华当官以来“不做不错，一做就错”原因就在此。最近连颁个勋章给艺员也受到全港艺术工作者、委任一位官员（平机会的王见秋）、调整一下医疗机构（中大港大治肝机构的合并）等等小事都受到强烈的批评和抵制。这矛盾也因制度所限而无解决之道。

因此，香港人的政治及权力诉求就是加快政制改革：权由民出，全民普选全部立法议员和特首。但这是皇官方面不肯退让的底线，所以看来随时间推进，矛盾将深化和激化。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要说明：由今年71大游行为启端的香港革命，将会以香港政制改革的攻防战为主要内容发展下去。这个攻防战正在进行中。

这个革命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若香港人民争取政制改革有成，将开创一个在一个极权利度下被公认为不可能的“民主政改”成为可能。在极权专制体制内培养出一棵民主之曲；它既然可以在香港“无中生有”，当然更可以在中国“由少变多”和“由小变大”。其意义是人们在今天无法想象的。

由上面所述，我们会发现：“良好互动的现实”和“潜在的严重冲突危机”又如何互动？

妥恊？一方压倒一方？

这是今后观察局势的重点。

200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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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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