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神话，接下来谈谈为什么美国的左派传统比欧日加澳都要弱小。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有一个经典的问法：如果说美国不同于拉美是由于后者“强盗资本主义”的特殊劣势，美国不同于欧陆是由于英语民族的经验理性思维方式，美国不同于英国是由于移民国家的特殊历史，那么美国不同于加拿大又是为何呢？李普塞特的回答可以简化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激烈，反抗也就越激烈。英国由来已久的贵族-平民对立，在没有经历独立战争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样可以看到。正因为英、加、澳在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保留了权贵对平民的种种无形歧视，平民才会在普选时代以其压倒多数的选票把这些国家往左带动。而在美国，正因为一场独立战争摧毁了不列颠老爷们仗势欺人的基础，大多数平民才会觉得不必要使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反击武器，只要有一个温和的左翼政党制衡即可。李普塞特的模型可以描述成一个政治钟摆：一个往右甩得太高的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向左大回摆的过程，而美国之“没有社会主义”，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没有那样一个高高右摆的过程（国内的网友可以参考秦晖的《问题与主义 他山之石》（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秦晖在那一部分对里普塞特的解释做了详尽的介绍。）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另一解释，是说美国的低薪移民潮不断削弱美国工人提高待遇的诉求，致使美国工人的政治地位不如他们的欧洲同行。然而正如李普塞特所问，这个视角并不能解释加、澳、新等英语移民国家远比美国左倾的事实。并且，这个解释在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作为低薪阶层的新移民并不能投票，即使他们终于获得了投票权，他们投右翼政党的概率也很低。

相比之下，还不如解释为：在美国格外强大的宗教保守势力一向有右倾传统，导致大批美国穷人不计利益投共和党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穷州阿拉巴马一向保守色彩最浓，而经济最强的加州和纽约反而是民主党的铁票州。

说白了，经济强势必然带来政治左倾也没什么希奇：经济发达必然大中企业众多，而大中企业众多的地方，来自雇员的选票必然占压倒优势。相反，在经济落后只有农场主和小业主的地方，来自雇主的选票占比例就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企业主非但不是左派的敌人，反而是左派的最好朋友。一个州每去一个大企业，都是在给当地的左派增加政治优势。将其雇员数额减去一，再减去其高级雇员的数目，就是当地左翼党派的受惠票数了。这并不是在说笑话。

现在，可以谈谈“瑞典道路”的适用问题了。“瑞典太小，不适于中国”的强辩当然没有任何说服力，但是，北欧各国相对于中国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起点，那就是：按人口平均的自然资源来算，中国人恐怕不及北欧人的百分之一！单就瑞典而言，区区几百万瑞典人拥有的森林资源、水力资源、水产资源和金属矿产资源，其总量为大多数人口大国都望尘莫及。有了这样雄厚的家底，加上靠近欧陆市场，输出原材料和输入新知识都远比亚非国家容易，瑞典才可以一帆风顺走到今天。许多人羡慕美国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相对公正的经济起点和远离欧战战场的地理位置，认为美国是神额外遴选和赐福的国家，殊不知世界上这类国家其实不少，瑞典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幸运儿。比起来英美来，这个国家幸运到甚至不需要一场革命来结束王权，甚至挪威公投分裂出去都没有引发任何战争！

如果人多地少、资源贫瘠的中国大陆采取当今瑞典高于50%的个人所得税率，政府开支占GDP80%以上的财政用度，慢说“瑞典道路”，就连至今挣扎在债务泥潭中的“巴西道路”都恐怕走不到！

诚然，中国大陆的工人力量不是强弱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靠“零工会状态”吸引外资换取增长的时候早该结束了。劳工权利必须得到独立工会的保障，为此哪怕牺牲一部分投资都是应该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瑞典道路”的口号实在过于超前。政治上，中国没有瑞典那样一个众望所归的王室，在转型时期起一个精神核心的作用；财政上，中国在现阶段根本无力做到瑞典式的福利社会，就连美国水平的福利都提供不了；管理上，中国的公有制企业由一群权贵把持，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最后在股份化的时候一脚踢开工人，和西方员工持股的ESOP完全反其道而行；反而是国内的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主在不断提供新就业机会，并把资本公积金再次投入国内的生产中去......这中间一切的一切，我都看不到学习社会主义瑞典的任何可能性，不知道雅可夫大尉的“瑞典道路”，具体到现阶段中国语境里会是个什么模式？！

这一点，雅可夫同志可能也看到了，所以才会说“现阶段的中国不是瑞典和美国道路之争，但美国这个国家在中国人当中缺乏号召力”云云。我同意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确在专制国家的人民当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灯塔效应”，然而如果提出来的替代品比美国更加远离中国现实，莫非就有号召力了？

那么是否真的不存在一个可供学习的、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发展模式？我认为，有。如果说以色列在沙漠战火中崛起的例子太特殊，我们至少可以好好学习台湾同胞创造的“台湾道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台湾的兴起归结为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大把金元和美国的扶助，而忘记了台湾的国防开支远远高于同等大小的新兴工业体，而美援其实早在60年代就中止了。台湾的发展道路吸取了欧洲的教训，避免了高速发展中的过度不平等现象（可参考《思想评论》网站收录的蒋硕杰文献和台湾土改资料），兼顾了公平和效率问题，并实现了美国至今没能做到的全民健康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台湾民主化也是亚洲罕见的不流血转型，经过几轮易手，也初步奠定了两党分立、相互制衡的基础。当然，由于“省籍问题”，台湾的民主面临的挑战要比韩国的大得多。但因为大陆本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学习台湾不太可能会引发台湾特有的这类问题。

由于国共两党的列宁主义共同点，我觉得学习台湾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这也是一种直觉而已，还是先等雅科夫同志解释一番如何操作“瑞典道路”之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