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要求焦国标顾全大局


　　　　　　　　　　　　　　　　亚洲周刊：林强

公开批判中宣部后，焦国标仍如常在北大教学，但校方已找他「恳谈」，要求他「顾全大局」，有人建议他出国进修暂避风头。他已做好心理准备，若丢了教职就回河南老家种庄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博士《讨伐中宣部》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一片惊叹之声。其振聋发聩的壮举，被誉为知识份子社会良知的表现。自从该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之后，替焦国标捏一把冷汗的大有人在，他泰然处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说已做好心理准备，丢了教职，还可以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他自嘲的说：「现在不是取消农业税了吗？乡下日子该好过些了。」他在上大学和念研究所时，农忙的月份都回到村子里干活，自信自己那双翻书本、摇笔杆、打电脑键盘的手，还能种庄稼。

初春的北大，表面上一切很平静。未名湖畔的杨柳发出了新芽，校园多处的花树也都绽开。焦国标照样上课，去图书馆看书，整理即将要出版的两个文集。一是《良知龙骧》，是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另一文集，暂定名为《乡土回望》收集了他早在三农成为热门话题之前，就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农民疾苦，待遇不公的杂文。他认为中国农民在村子里受地方干部的欺负，进城务工，又遭到拖欠薪资，上访又投诉无门，到处委屈而没有代言人。企图掀起一个话语革命，建立一个广大农民的「第三话语中心」（前两个指的是五七年的右派与文革时的老干部）。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波涛暗涌，学校势必不能不闻不问，教育与党务领导人召他去「恳谈」，和他研究如何将这件事平静解决，要「顾全大局」，不要造成风波，否则弄到中宣部非得介入来处理的地步就麻烦了。有校方人士建议，出国考察进修不失为避风头之策。焦国标自称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

焦国标生于一九六三年，是河南杞县人。他本人彬彬有礼，皮肤黝黑，戴着一副银丝眼镜，讲话不急不徐，略有河南口音。他已出版的文集和在在网上的杂文独树一职，在去年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时，他是挺美派，受到不少人攻击。

不信胡锦涛管那么细

去年十二月当他的河南老乡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一口气叫出二十五个不准报的时候，他就火大了。尤其在这一届主管意识型态的新领导去年一年中，由刚上台时在非典时期略改以往捂盖子的作风，过后故态复萌，气氛是越来越不对劲，口径越来越小。他认为胡锦涛不会管得那么细，中宣部这个二十五个「不许」是官迷心窍，过分揣摩上面意旨的结果。导致不许报道社会上许多突出的问题，民工讨不到工资，上访者讨不到公道，而媒体噤声，是他无法容忍的。

《讨伐中宣部》写了四个月，焦国标认为中国改革文明，具体落实要从部门做起。收敛中宣部所作所为，精神世界的口径可开大一点，必能释放出更多创造力，造福国人。

焦氏誓欲将「讨伐中宣部」一文与弥尔敦(John Milton)的「言论出版自由论」同列经典。作为讲授传媒理论的专家，他的对弥尔敦抗议英国十七世纪出版前审查制度的理解，参照中国中宣部发号施令，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环境背景有可比之处。他要打倒中宣部的「冷血智弱」，终极的用意是释放社会良知，关注弱势群体，替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做人的尊严，言论自由是显示真理的手段，这也与弥尔敦把良心的自由放在最高的地位一致。

弥尔敦捍卫言论出版自由，是本着他清教徒的信念，认为上帝旨意必能在人世间由公理战胜邪恶的斗争中体现出来，所以他主张给与所有的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劣质理论摆在优质见解之旁，高下自能见出。任何被压抑的异端邪说，不会因压制而消失，反而在转入地下之后，会继续发酵滋生，若是公开明辨，可能早已被人唾弃淘汰。弥尔敦对十八世纪美国宪法言论自由有深远的的影响。他的那篇文章，细密严谨的思路，崇高的宗教情操，优美的文字，几百年后还是有很大的说服力。

如果焦国标把弥尔敦的理论本土化，在新领导鼓励从事各学科理论建设的引导下用传播学的语言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他可能顺利的晋升正教授，在学院的位子坐的更稳一些。但是他选择了一项向中宣部开战的方式，英勇誓师，孤注一掷的「讨伐」，争取到了大众的注意力，可是誓为「中国的弥尔敦」这一条却被多半的读者忽略掉了。

他这种选择明智吗？如果他选择了纯学术一途，有朝一日，中国报禁开放，言论自由，有人再写新闻史论文时，何尝不会推崇焦国标的远见，尊其为「中国的弥尔敦」？

但是焦国标等不及了。言论对他而说是必需起作用，要有立即社会反应的。他渴望中国目前能摆脱自我设限的桎梏，鄙视时下一般文人的软骨，自称在精神上师承章太炎、梁启超、鲁迅与胡适，坚持自己的看法，立志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他认为中宣部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中宣部的权威来自非理性的传统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纸老虎，不值得畏惧。

《讨伐中宣部》列举了中宣部患了十四种大病，愚昧、枉法、冷血智弱、权钱交易、为无数的罪恶捂盖子、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中宣部如果不撤销，至少该绳之以法，要有监督的环节。　

中宣部的稳定压倒一切论是焦文迎头痛击的对象，中国人怕乱、怕动汤，尤其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只要能稳定下来，什么都愿意承受。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转变；当年极左时代，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同一个中宣部又深怕有一点风吹草动，社会必得像一潭死水才好。昔日享有政治上的免责权，至今如此。「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地位却一成不变。　　

当今的中宣部高高在上，巩固权力的力量早已远离了当初意识形态的权威，而是腐败的权钱结合。宣传系统上下以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转换为寻租的工具。权愈大，钱就愈多。钱愈多，也就愈能巩固权力。新的堡垒就是建筑在种种利益的交换之上，多少新闻被封杀是为了庇护有钱有势的腐败份子！这种系统必然是封闭的，只有在暗箱操作下，才能避开对它行动合法性的质疑。保密的方式包括连中宣部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不能显示于公众。

他引用新闻圈里经常和中宣部打交道的人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这回被他一捅，中宣部的权威很难再回到原先装神弄鬼神秘不可测的地位，其他的人胆子也就大了。中国文化养成了很多的犬儒与乡愿，然而文化基因中，类似章太炎之辈的也大有人在。他认为文明史的创造者是要能吃硬的，而且胃是能锻练出来的。

《讨伐中宣部》的全文在大陆网上已经绝迹，但是网友交流的论坛上，仍有零星的讨论。一年前此时非典期间对资讯开放的呼吁现已沉寂，然而焦国标会不会唤醒这个诉求？尤其老一辈不乏有开明的支持者，如何防止老中青的串连，显然是中宣部费脑筋的事。

□ 《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