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评论】田晓明、傅国涌、邢汶、洪哲胜、武振荣、吴中英、
　　　　　　　师涛、吕秀莲、舒崇、芦笛、谢秉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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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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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问题
　　◆要寻找地下的白骨　…………………………　（丹东）田晓明
　　◆大陆百姓致台湾人民──驳竞选“自残”说　…………　华珍
　　◆人大释法比二十三条更可怕　………………　（中国）黑眼睛
　　◆这个样子的龙应台何时下课？　……………　（杭州）傅国涌
　　◆天下大乱忧惧症　………………………………　（北京）邢汶

二、民主理论
　　◆从民进党是不是列宁式政党谈起
　　　──回应芦笛的《台湾二题》之一　…　（美国纽约）洪哲胜
　　　〔附〕台湾二题　…………………………………………　芦笛
　　◆民主制度不仅要限制权力，还要教育人民
　　　──台湾大选之三　………………………………………　虚舟
　　◆异议人士与民运人士异同辨　……　（韩国）武振荣、邓韫璧
　　◆我的社会（国家）形态分析理论
　　　──吴中英理论（之一）　…………………　（中国）吴中英

三、读史论今
　　◆清明祭拜蔡锷、黄兴墓　………………………　（太原）师涛

四、他山之石
　　◆“三．一九”中弹纪实　……………………　（台湾）吕秀莲
　　◆作为人的陈水扁——《陈水扁震撼》评介　……………　舒崇
　　◆野百合的虚幻与真实〔定稿〕
　　　──迎向诸神的黄昏（之三）　……………　（台湾）谢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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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找地下的白骨

田晓明


蒋捷连死了，他的妈妈丁子霖也被警察抓去了。王楠死了，他的妈妈
张先玲也被警察抓去了。风烛残年中的两位母亲，能抵挡得住高墙之
中的阴冷吗？能抵挡得住举目无亲的孤独吗？能抵挡得住阴森的恐怖
吗？19岁的青年撞上了子弹，这个青年所在的家庭便摇摇欲坠。这个
青年的妈妈再被投入到高墙电网之中，这个家庭就毁了。这就是家庭
灭绝在中国。如今，这两个母亲又被放出来了。是谁拯救了这两个家
庭，是现世的正义，还是碧落黄泉之下的英魂？

19岁的青年为什么会死？因为他们在1989年遇上了一场政治风波。如
果那样一场血腥的事件可以被命名为“政治风波”，那么“第二次世
界大战”就可以被更改为──“第二次世界骚动”。不要把剧痛说成
是瘙痒，不要把寒冬说成是夏天，永远放弃蹩脚的“政治风波”吧。
告诉人们，那一年你制造了一场屠杀。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杀了人？难道你相信有鬼魂吗？你害怕青灰色的
鬼魂在你的头顶轻轻飘浮吗？不要怕，你已经很高寿很高寿了。如果
有鬼，你绝对活不到这么大岁数。你快承认吧，向着世界说：“我杀
人了，时间是1989年6月4日。”金正日敢说自己拥有核武器，你为什
么就不敢承认自己杀过人？承认了之后，你就轻松了，你就再也不用
派精锐部队看着丁子霖了。让她愿上哪儿就上哪儿，愿怎么说就怎么
说。

杀人之后不敢承认，这就是暴徒的懦弱。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懦弱
的暴徒，全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男人气魄。懦弱的暴徒不是男人，
他们没有血性；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啤酒、咖啡、白开水。这个号
称拥有专政铁拳的团伙，竟然不敢面对一个19岁的青年；当19岁的王
楠负伤倒在地上之后，军人们竟然不让别人去抢救这个伤员，这就是
专政的懦弱和恐惧，他们担心负伤的青年痊愈之后会成为一个向他们
讨要血债的人，所以他们要阻挡一切能使负伤的青年痊愈的行为。

埋藏死难者的尸体，这更是一种懦弱者的行为。他们既不敢把尸体送
去火化，又不敢用军车拉着尸体到郊外去藏尸灭迹，面对着这些尸
体，他们头脑混乱、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太阳即将升起，黑夜里的
罪恶即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就地埋藏尸体就成了杀人者的唯
一选择。选择了埋藏尸体就是选择了残忍，而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正是
那些不敢面对正义的懦弱者。懦弱的人往往会做出残忍的事情，这就
是我们经历了“6．4”之后的心得。

据说，还有13位“6．4”死难者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知道，越
南人归还了曾经是他们的敌人的美军士兵的尸体。为人民服务者为什
么不交出人民的白骨？

交出人的白骨。你还要把他藏多久？你还要让他们等到千百年后再重
见天日吗？你还要让我们的后人来研究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吗？这个
问题是，为什么在不是坟茔地的北京街头会埋着一堆无名的白骨？交
出人的白骨。你家的床底下藏着两根白骨，你晚上睡觉不害怕吗？打
雷的时候你不心惊吗？月黑风高之夜你敢睡觉吗？交出人的白骨。

善良的人们啊，我们要去寻找那些白骨。也许我们会找不到，因为他
们可能变成了一簇簇鲜花，开在我们的房前屋后；他们可能变成了一
缕缕和暖的阳光，充塞在5月的田野；也许我们会永远地失去他们，
值此时刻，让我们把海子的一首诗献给他们吧，祝愿他们终于会──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提供者：（美国纽约）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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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百姓致台湾人民──驳竞选“自残”说

华珍


台湾大选前夕，正、副总统遭暗杀未遂之后，竟然出现了怀疑被刺者
是“自导自演苦肉计”的指责，这种荒谬舆论甚至还发展到鼓动风
浪、形成气候的严重地步，竟有意欲掀翻台湾民选制度的汹汹之势。

台湾人民对美国盟邦心存感佩，对美国制度心怀崇敬，对美国舆论志
在追随。何不学学美国的民心呢？设想如果在美国，现任总统同时作
为下届竞选人的布什，如果遭到暗杀，哪怕是受了再小的轻伤，抑或
躲过一劫只受到惊吓，美国人谁会想到说，那是他自己设计的“自
残”阴谋？媒体如果执此一辞，还怕不顶个涉及诽谤嫌疑的臭名？

可是非人的构陷却在台湾发生。这种卑下行为的市场之大，我不但至
今未见从道德人性角度发出的痛切驳斥，还惊异地看到，它正演变成
以暴力反对陈水扁执政的趋势。无中生有地怀疑的“权利”是剥夺他
人免受人格侮辱的“权利”。难道惟独华人总统的性命和名声就那么
不值钱？连宋鼓动的“要真相”骚乱，将会以丑陋闹剧永载史册，供
人类轻蔑和耻笑之余，感到彻骨的寒意。你要真相为何不协力调查谋
杀凶案？为何反倒与凶手合击被害的余生者？（可叹这荒谬怪异为什
么发生在台湾？是台湾的人文环境落后，人心不古，民风不淳？）难
道台湾人民能容忍蓝营率性搅局，让自己成为世人后代的笑柄？

陈水扁先生受到枪击，惊魂未定之时，即表示出不计个人安危，不畏
抛颅洒血，以一身许天下的英雄胆识。代表民意的政治家大难不死，
幽怨的不光是刺客，也许还有他的政敌？杀人原来可以从身心两方面
杀去，谣言杀人不见血，杀伤力却并不亚于刀枪。诛心更是一种伤
害，是与凶手合谋（或不谋而合）的双重杀害。怀疑不是无端猜忌，
民主没给蓝营的领军人物从精神上偷袭的权力。执意孤行的造谣、诽
谤、诬陷，是出自怎样匪夷所思的阴郁心理？该不会是暗羡大陆高官
的贪腐，想要把无辜的台湾民众也拖进对岸百姓身处的泥沼中吧？

附谚：人言可畏，三人成虎，舆论吃人。士可杀而不可辱。

〔转载自《大纪元》2004.4.6 21:01；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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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释法比二十三条更可怕

黑眼睛


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一项就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
会选举办法附件条文的解释草案，结果引来了香港民主派各界的强烈
抗议，认为人大释法破坏民主、破坏法治，架空基本法；香港法律界
指人大释法不是释法，而是修改了基本法。

人大常委一面“释”法，一面安抚香港不安的民众，但是，人大副秘
书长乔晓阳的说词就很滑稽，他前一句“人大释法不仅不会阻碍香港
的民主，恰恰是推动香港的民主”算是甜言蜜语，但后一句“香港特
区的权力是来自中央授予的”就道出了这样的“民主”本质：权力并
非民众授予。

去年香港欲立法23条，23条是一把裁剪香港人权的剪刀，刀柄基本抓
在特区政府手里。董氏政权其实是中共政府的傀儡，并非完全普选产
生的立法会基本上是受政府控制，不过23条要通过多少也要接受民众
的检验，结果去年“7．1”超过50万人大游行，抓刀的手发了抖，下
不了手！

中共政府一看这情形，明白了泡在自由社会里的傀儡也终究是软弱，
靠不住，于是，一把夺过刀柄，象理发师剪“基本发”（有个理发店
名叫“基本发”）那样剪《基本法》－－手起刀舞发（法）落地！

看看这抓刀柄的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
（杀人约100万～400万），到“反右”（约200万被迫害），到造成
饥荒（至少饿死4,000万），到“文化大革命”（整死约210万～400
万），到89年“6．4”（杀人至少几百），到“法轮功”（致死至
少1,000，被迫害无数），还有对蒙古人西藏人新疆人的屠杀（不少
于100万），看看！这双手上已看不清血迹，满是数字！（以上部分
数字来自曹长青的文章）

“人大释法”、“23条”谁更可怕？只须看看抓刀柄的手！
（2004.4.6于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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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样子的龙应台何时下课？

傅国涌


上世纪80年代初读《野火集》时的振奋与痛快至今难忘，那个挺立在
孤岛上以一支笔抵抗沧海横流的龙应台，她那些海峡对岸写下的文字
曾激动过我无数年轻的夜晚，燃烧过此岸许多青年的心，她的每一篇
文章、每一本书都曾吸引过我。然而，当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当她频繁光顾大陆、成为座上宾之后，她已经不再是过去
的那个她，尽管她有“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的自知之明，尽管
她为自己今天的无聊作着小心翼翼地辩护，但一切都掩盖不了一个铁
铸的事实，她已成为过去式的人物，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那个美丽
的龙应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夜中。

当龙应台与李敖──昔日的斗士沦落为高等华人、无聊文人，这是怎
样一种刻骨的悲哀啊。口口声声自称“中华知识分子”的龙应台，面
对大陆现实时所表现出的冷漠、无知和无情，甚至以不了解为由为自
己的“双重标准”辩护，确实让人惊讶。她可以为“二二八”写十篇
文章，但时至今日始终对“六四”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自然，这一
切只是幻想。如同有两个李敖一样，龙应台也有两个，那个光彩照
人、有笔如枪、曾参与塑造了孤岛历史的龙应台早已死去，剩下的只
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躯壳，一个最多只会批评“上海小男
人”的龙应台。这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生命。无论她如何辩解，貌
似自圆其说，都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恐惧、怯懦和无奈。是的，龙应台
生活在一个与我们隔绝已久的孤岛上，飘飞于世界各地，享受着“全
球化”带给她的一切好处，她拥有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选择象现在
一样不与苦难的民族共同体同命运，无视大陆芸芸众生们的眼泪与欢
笑。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长期以来以“社会良知”自居、也确实被
百万读者视为良知化身的《南方周末》别无选择。

虽然我们都知道《南方周末》只能以“打擦边球”、“走钢丝”苟全
性命于盛世之间，但它的存在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线温暖，它毕竟不同
于其他喉舌和工具。国人给予了这份报纸过多的敬意、过多的期望，
乃至为《南方周末》做过临时发行员的人都为此感到骄傲。它是一种
象征，在没有正义的年代里，它几乎成了正义的化身，在没有自由的
岁月里，它残存的一点自由精神给了容易满足的中国人一点类似肥皂
泡一般的希望。这样的《南方周末》已完全超越了它作为一份报纸存
在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难以容忍龙应台连篇累牍的文字占据《
南方周末》如此宝贵的版面。我以为ＣＣＴＶ、《人民日报》尽可以
将龙某当作座上宾，将她捧为高级“花瓶”，但以关注民间声音、底
层疾苦自任的《南方周末》不能，更不该接二连三地发表她那些不痛
不痒、空洞无物、与千万读者生活无关的文字。2003年12月4日《南
方周末》“文学版”几乎把整个版面献给了龙应台。2004年2月26
日，当这个版面改名为“写作”以后，又一次把差不多整版篇幅献给
了龙应台，而且开设“龙应台专栏”，把她当作了“台湾宝贝”。通
读这篇不着边际、无视现实的文字，无非是喋喋不休地讲她作为“高
等华人”的感受。我们今天面对的实际上不是甚么全球化了以后精
神、文化丧失的问题，而是连全球化的边都没有摸到，不客气地说是
连近代化的门槛都没有踏入。所谓“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根本就
是一个伪问题。我实在无法想象──难道堂堂《南方周末》无稿可
发、只能拿这样的文字来填版面？龙应台回避大陆的真问题，《南方
周末》“写作版”难道也得亦步亦趋，跟着她的屁股走吗？作为编
辑，自然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趣味、价值取向，但以《南方周末》版
面之珍贵，这样做未免太奢侈了。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
即便你个人成了“高等华人”，你也一样回避不了现实的苦痛与不
幸。

龙应台的频频亮相决不是深受千千万万读者热爱的《南方周末》之
荣，尽管近年来《南方周末》每况愈下，但在新闻自由缺席的大地上
它依然一枝独秀，每期发行过百万，而且几乎都是自费订阅、购买，
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大报，影响之大是生活在异土的人们所无法想
象的。

我知道，《南方周末》对我的批评一定会不屑一顾，编辑也根本不认
为有反躬自省的必要，但出于多年来对这份报纸的感情（每个星期四
早上买《南方周末》已成为生命中的一件事，风雨无阻），我必须说
出我的心里话。写到这里，我愈加怀念《南方周末》当年的“芳草
地”，或许就是现在“写作版”的前身。不知曾经野草芬芳、野花盛
开的“芳草地”还会回来吗？也不知龙应台何时在《南方周末》下
课？

〔转载自《大纪元》2004.4.6 21:01；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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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忧惧症

邢汶


真正的英雄是谁？是民众！是谁在为中华民族生命力的衰竭而忧伤？
是民众！是谁推动了中华民族一点一滴的进步？是民众！自从满清末
年开始，整个历史贯穿着这样的线索：民众在政权夹缝里挣扎、奋
斗，推动了民族的进步。而每一届当政者都是竭力修补这样的夹缝，
压制民众力量的崛起。

我重新提出这样一个历史观的理论问题，是因为有两个糊涂观念依然
甚嚣尘上：第一是认为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威权政治，必将天下大乱，
第二是认为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之稍富稍强，乃是拜某些人物和某些集
团之赐。这两个观念不清除，正确的历史观就不能树立，而历史的真
相也就不能澄清。

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确存在不如人意的地
方，的确贪污腐化，但是，不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天下必然大
乱，社会经济会立即崩溃，人民就要遭殃，军阀就会重新割据。有些
恶意分子，以此理由来压制民众民主愿望的增长，另一些“善意”的
人们，以此理由赞成民主缓进，甚至暂不实行，有待未来民智开启之
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政策，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质到
底是什么？其实质，就是给民众参与经济生活的更大的自由。充分的
事实证明，凡是让民众自由参与经济的时代，经济就能飞速发展，就
业就越充分，社会就越安定，凡是压制民众参与经济的时代，经济就
会出现萧条，失业就会增加，社会也就越多不安定因素。为什么？因
为民众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不是政权当局。同样
的，凡是让民众自由参与政治的时代，政治就越清明，局势就越安
定。凡是禁止民众自由参与政治的时代，政治就越黑暗，政府就越腐
败，局势就越暗藏危机。

所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你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上，一厢
情愿地揣测民智低下，还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民众的智慧、能
力、聪明充满信心？我是毫无疑问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正如民间的一
句俗话：走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村里杀猪的，不止一家，不止一
户。我非常坚定地相信，中国民众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
才智，他们在当政者需要的时候，被捧为上帝，一旦当政者不需要，
他们就被斥为“愚民”，这是谁家的道理？？

民主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千年前的雅典，就已经有过成熟的民主运
行。民主不未必一定建立在人人富裕、人人本科毕业的基础上，因为
民主仅仅是利益的均衡。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即便一个没有任
何教育背景的人，也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
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有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去尊重其他人的利益，正如在冬天的一
堆刺猬窝里，每个刺猬都需要隔开一点距离保护自己，每个刺猬都需
要相互靠拢来取暖。

所以说，天下大乱忧惧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症状，是妄想狂的症
状。别说国内的主流知识分子，即便是某些所谓坚定的海外民主分
子，也常常怀有这种杞人之忧，认为中国人民没有能力治理好他们自
己的国家，而需要知识精英的领导。甚至有些人，企图用民主精英的
统治来取代当前的政权。这是另一种迷梦，其用心，比任何明目张胆
的独裁都更可恶。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中国民众，一定有能力、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解
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办法、有策略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未
来的时代，一定是民众的时代，而不是精英的时代。民众的力量，将
使任何势力集团——无论是打着知识精英、民主精英还是共产主义精
英的势力集团——感到战栗和畏惧。只有坚定地树立对民众的信心，
对民众力量的尊重和依靠，民主的中国才有前途。这是凡是怀有民主
理想的所有人自信心的源泉，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国内东奔西窜、逃
避打击、决不轻言牺牲、一定要看到民主成功那一日的孤独者所有信
心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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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进党是不是列宁式政党谈起
──回应芦笛的《台湾二题》之一


洪哲胜


民进党尽管与美国的政党不同，它有各地常设的党部，党部也有定期
的会议。但是，把它说成是列宁式的中央领导式的政党，那就离题百
里了。

这一点可以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来看出。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有
一大部分是党主席指定的（相当多，我手上没有数字），剩下的才由
党员代表选举产生。民进党则不然，100%由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因
此，国民党的领导是由上而下的，而民进党则相当地反应了各地党员
的想法。

国民党自来全党服从中央，大家望中央，选举依赖中央的党产的支
援。民进党不同。在民进党的前身，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以
及对于人民结社的强烈镇压，大家养成各自为政、独立斗争的势态。
这样的习性，到今天仍然存在。因此，民进党没有国民党、亲民党的
表面的团结一致。它本身从里子到外表，都是一清二楚地派系林立。
没有人会无条件地听从中央的一元式的领导。正因此，民进党中央即
使要转变路线，它都需要刊发一些“说帖”，派员到处向党员解说，
展开说服工作。这时，解说者到处都会听到异议。

把“对蓝军的挑衅，民进党各地党部骨干非常气愤，反复请示中央是
否应该反击”看成一个笑话，显然没有理解民进党选民的成熟度。他
们当然可以自主地组团携械到台北市与泛蓝群众械斗，但是，他们宁
可听一听民进党总部的意见。民进党派了数百人接电话，向来电的无
数民进党群众解说，为什么不可出击，最后以“道理”说服群众，让
反制的行动消失于无形，让自己成为对手暴跳如雷前面的一个冷静文
明的群体。这就给泛蓝挖下了坟墓，叫他们从此只能走下坡路。

在中共的武力威胁之下，在泛蓝的软脚虾政策面前，民进党的组织形
式大概也只能如此。只有当这两个因素消失之后，台湾才有可能进一
步转化而采取美国式的软性政党方式。

由于台湾有械斗的历史，由于台湾的民主化是在激烈的抗争行动的冲
击之下才取得成绩的，现在，议坛的械斗还是相当地风行。现在台湾
已经有了初步的民主，应该鼓励的是：尽快走上法治的道路。法律不
好，可以修订。大家依法办事。

上次国民党选输了，把政权和平地交出，让我大为安心，我也一再公
开表扬国民党的风度。因为，我原先认为国民党不会有这么优雅的表
现。这次国民党选输了，竟然展现出它的本来面目。我当然就不能容
忍了。但是，我还是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给泛蓝火上加油。

我不认为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泛蓝的领导人在刚刚听到败讯的时候
立即鼓动支持者包围总统府示威，是一件合理的动作。至于泛蓝当晚
在马英九的警告下继续逾时示威，则已经非法。后来，泛蓝立委鼓动
群众冲击破坏中选会，也是非法。其后的一些合法集会到后来也演变
成为暴力流血时间，当然更是非法。只是完全不可容忍的。连宋看到
群众跟着他们鼓捣，也许心中自以为了不起。但是，我敢说，他们正
在吞食他们自己订制的毒药，正在终结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恐怕
也会败坏泛蓝年轻世代的前途。

我想，台湾这次总统选举的事后争议，是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个案。
很多类似的毛病，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都有可能重复发生。因此
我冷静地观察，看看有没有大陆人冷静地检视：哪些行动是合适的，
哪些行动是不合适的，看看哪些行动是合法的，哪些行动是非法的。

可是，除了少数几位以外，大多数的大陆人，不是想从中领取教益，
而是放纵自己的喜好──喜好统一、反对台独──，根据它痛骂阿
扁，没有理性地呼应泛蓝的暴行。这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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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题

芦笛


上次贴出《台湾人为何如此仇恨大陆人而不仇恨日本人》，konami，
消极，黄星（对了，力挺他开文集，不过建议他改名，咱们这儿的
“黄星”是加人和插言，嘻嘻）等网友跟贴作了指正补充，不过他们
说的我其实都知道，早就在三年半前写在《玉碎与瓦全》中，那文字
不知是否收在我这儿的文集里，但一定在《奇奇书屋－芦笛文集》
中。

其实我那文字的中心思想不是责备台湾人势利，而是抒发“我心中永
久的痛”，那意思很简单：台湾人鄙视大陆人，不认咱们作乡亲，反
认日人作同胞，正如香港人民宁愿作大英帝国皇民，也不愿意回归祖
国一般，乃是因为咱们实在不成器，不但没有“祖国”的天然亲和
力，反倒产生一种强大排斥力，其威力大到足以抵消异文异种的鬼子
引起的天然排斥力还富富有余。世上居然有这种奇怪现象，不能不让
人作三日哭。

更可痛哭者，伟大祖国到现在也悟不出这道理来，还在迷信流氓的大
拳头，信奉“强奸即是作爱”的伟大真理，死也不明白即使你就是把
那蕞尔小岛武力“解放”了，人家还是从心底看不起你，而且恐怕更
要恨你入骨。武力再强大，也无法改变人类感情的取向。强奸并非唤
起爱情的动力。

扯远了，还是来说正事吧。公共论坛的好处，是天南海北四方杂聚，
哪个国家、地区的人都有，是个增长见识的好去处。趁眼下日本帮云
集此地，又有个台独元老洪哲胜先生在此，老芦赶快来请教两个问
题，第一个是请教日本帮盗夥们的，第二个是请教洪老的，都跟台湾
沾点关系吧。

……

二、东方党人与西方党人


老芦在反对暴力革命和“扫荡”伪民运的一系列旧作中指出过，世上
有两种组织政党的方式，一种是列宁发明的布尔什特党
（bullshit），其特点是“黑社会＋军队”，是特地设计出来颠覆国
家机器的威力无穷的法宝；一种则是西方议会政党，完全是松散的大
杂烩。设计目的是通过民主程序、和平公开地争权夺利。

那天某位网友在拙作《我仍然看好台湾的民主政治》之后跟贴，提醒
我中共、国民党和民进党人都是按苏共模式建立的。在他看来，这就
是台湾实行民主的一大障碍。

中共按其洋主子的模式建党，这事实谁都知道。国民党也确实按照苏
共模式改造过，只是极不彻底，这事也是谁都清楚的。但据他说，民
进党人居然也如此建党。这对我倒确确实实是个新闻。

不难想见，如今的国民党绝对不会还是当年在大陆的那副样子。理由
很简单：它早就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不可能不被多年的执政软
化，最起码的，您若还想奉行那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的军队式纪律，根本就行不通。这就是我将海外孤臣王希哲先生比作
焦大的原因：他刻舟求剑，至今还以为国民党是那个革命党，真是脱
离现实不知到了何等地步。

当然，传统毕竟难以消除于旦夕之间。或许，今日的国民党虽然革命
斗志丧失得差不多了，但组织的严密仍非西方的议会政党可比吧。否
则他们怎么在短期内就组织起50万人来进行浩大示威？

至于民进党人按苏共方式组党，似乎也有可能，因为该党党人长期受
压制，具有秘密斗争的革命党人特点。当然，他们大概是仿效对手的
模式组党，其实是苏共的再传弟子。

台湾选举风波发生后，美国政界对此有所评论，网友曾将有关帖子转
了过来。记得老美在那上面教育台湾人民，说民主的主战场是在法院
和议会，不是在大街上，还说，台湾人民要学会建立忠于信念的习
惯，不是忠于个人，民主和忠于个人不相容，等等。

人家说那话，自然有人家的根据，而这话可以视为对那位网友的论调
的一种佐证：如果蓝绿两营普通民众都忠于个人，则两党的组建方式
颇有苏共的特点，须知忠于个人正是布尔什特党最突出的特点。

另一佐证来自于亲绿网友转到此坛来的某个帖子。记得那上面说，对
蓝军的挑衅，民进党各地党部骨干非常气愤，反复请示中央是否应该
反击，云云。

任何一个在西方文明世界长期居留过的同志，只要一看这话便能闻出
共党的气味来：倘若民进党真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政党，就决不会有这
种下级请示上级如何行动的笑话。人家的政党不过一种极度松散的利
益集团联盟，跟个俱乐部、联谊会也差不多，第一没有什么铁的纪
律，第二没有什么下级请示上级如何行动的怪事，第三不会组织群众
大规模上街，第四允许党员随便跳槽，朝象暮驴寻常事耳。

因此，看来台湾党派政治还真是承受着沉重的专制与革命的时代遗
产，这似乎也就是它为何与文革时期的两大派冲突非常相似的原因
吧。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这局外人隔洋胡猜，到底真相如何，还得请民
进党人洪老先生出来解释一番，谢谢！

倘若我所猜不错，则台湾民主政治还任重道远，成熟正未有穷期。台
湾人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山姆叔的那些教导，把主战场转移到国会和
法院去，不要忠于个人也不要忠于某个族群，更不要忠于仇恨，而应
该忠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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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不仅要限制权力，还要教育人民
──台湾大选之三

虚舟


民主制度的要义是限制权力的滥用，限制统治者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限制统治者以非法的程式获得权力。古代希腊，现在欧美民主国家，
统治者已无用手中的权力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可能。然而这些还不
够。古希腊人就是用民主的方法投票表决处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的
城邦就是因为民主而不能统一，毁于一旦的；德国人就是在皇帝下台
后用民主的选举把希特勒推上台，把世界推入灾难的深渊的；现在台
湾选民又冒着战争的危险，把分裂祖国，分裂台湾的陈水扁再次选上
台，拿台湾和祖国的命运当儿戏，都说明民主制度并不完美，充其量
是个“最不坏”的制度。显然，限制权力，限制统治者的同时，还应
该“限制”人民，而对人民的“限制”，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已有章
可循，初试民主的国家尚不知所措，前面提到的古希腊，一战后的德
国，今天的台湾，都是在初试民主的阶段。

在对人民的“限制”二字上打引号，是因为对人民的“限制”实际是
教育。让权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容
易看清，看清了，也不容易处理好，人民只有经过教育，才会有这样
的认识能力，才会有这样的处理能力。问题在于谁来教育人民？政治
领袖人物当然最有资格教育人民，华盛顿就是明证，丘吉尔，戴高
乐，曼德拉就是明证，他们为美国，英国，法国，南非的人民，为世
界人民树立了民主的榜样。然而这样的领袖人物可遇而不可求，现实
中真正懂得民主要义的政治家并不多，作得好的更少。完全寄希望于
政治领袖人物，并不稳妥。宗教字自然也有资格教育人民，英语世界
的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基督教宽容精神上的。然而二战中，尽管有德
国教会坚持对纳粹抗争，却不能阻挡德国民众追随希特勒的狂热。宗
教教育人民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寄希望于宗教，也不现实。看来由文
化教育人民最可行，开启心智，塑造精神，陶冶情操，本来就非文化
莫属。然而，德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音乐家，最伟
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文化传统保证了德国后来居上，领先世界，却没
有拦截住德国人崇拜希特勒。文化教育人民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把
希望都寄托给文化或文化传统，也不可靠。那么只有集思广益，把政
治家，宗教，文化等等的作用一齐发动起来，都做工作，由人民自己
教育自己，让人民在生活的经验中逐步领悟民主，才是教育人民的有
效途径。历史经验证明，言论出版自由，社会人文科学繁荣；集会结
社自由，群众活动形形色色，此起彼伏，就是教育人民最好的方法，
教育人民最好的课堂。在自由的环境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总之，日常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人，从各个角度观察思考，批判论证，
就会发现多元的世界有相通之处，复杂的社会有共同基础。人民就会
在这些相通之处上，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更好的限制权力，限制统治
者，确保国家权力为十分复杂的多元社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服务。
欧美国家“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由选举，到三权分立，人
权，宪法，再到公平正义的社会，一步一个脚印，一代有一代的成
果，人民也从形式上的统治者变成实际上的统治者，从盲目的统治者
变成理性的统治者。

中国毕竟落后欧美太多，2000多年来又一直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即
使台湾经济上发达了，政治上民主了，台湾同胞仍不会行使民主权
力。这次大选本是台湾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却把地
区利益当作根本利益，把个人感受当作全部真理，用独立取代发展，
闹到要四分五裂，要曲终人散的地步。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机遇，眼见
得要毁在他们手里。细究起来，台湾同胞的幼稚跟当年国民党政府只
发展经济，不搞对人民的教育有关，跟上届民进党政府一意拉拢中间
选票，存心扶植地区利益有关。看看韩国，朝鲜扬言要发展核武器，
韩国政府和人民不为所动，仍坚持和解方针，力主谈判解决问题；反
对党弹劾总统，人们纷纷抗议，但社会没有分裂，国家没有动荡。近
日，韩国正式开通京釜高速铁路，成为继日本，法国，德国，瑞典和
西班牙之后，第六个拥有高速铁路的国家。代行总统权力的总理希
望，高速铁路“成为韩国迈入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代和建设全民
富裕社会的契机”。韩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经济腾飞的同时，人民
的自我教育也齐头并进。据说，韩国每年向海外派出的传教士，仅次
于美国；以至于在美国就流传着，“中国人开餐馆，韩国人办教堂”
的俗语。盲目自大的台湾同胞，还不醒悟，还不感到危机逼人么？

同是中国人，大陆同胞对台湾大选的混乱幸灾乐祸，认为民主失败，
也是一种更盲目的幼稚病。限制权力，统治者的统治应得到被统治者
同意的民主潮流是历史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会例外。今日台湾之乱，
是因为台湾远远走在大陆前边。台湾面对的是如何限制权力的问题，
大陆面对的还是要不要限制权力的问题。大陆当前的问题严重性是防
止拉美化。拉美化的明显标志是城乡差别大，而中国大陆的城乡差别
已经成为世界之最；拉美化的根源是政府虚弱，而中国大陆政府已经
控制不了官员贪污腐败，已经控制不了地方政府任意投资，已经控制
不了基层政府暗中借债。中央政府的拳头砸下去，还能在砸到的地方
砸出个坑，但对砸不到的地方，则影响不大。城市繁荣，沿海繁荣的
中国更象个偏瘫的中风病人。病情会要求真诚希望中国繁荣发达的中
国人，限制权力，限制统治者，使大陆也走上今天台湾走过的道路。
主张民主的人急着要掌权，掌权的人反对民主害怕丢权，说明大陆同
胞对民主更不理解，跟台湾同胞害一个病，而病情却严重得多。如果
这时大陆搞大选，会比台湾更乱，乱到不可收拾，因为大陆地方更
大，人口更多，利益诉求更复杂，而对人民的自我教育更缺乏。这就
提醒我们要及时进行对人民的自我教育，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限
制权力，限制统治者，作好准备。要说台湾这次大选的意义，也许就
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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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与民运人士异同辨

武振荣、邓韫璧


§§一、

任何事物只要我们愿意对它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便会遇到分类的问
题。在分析中国民运队伍的现状时，我们也会遇到上述的问题。依据
分类的一般原则，可以说，目前中国民运队伍（本文指有形的海外民
运队伍）主要是由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两部分组成的。在这里我们声
明，分类只可能是相对的，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有待分析的问题也是相
对的，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可不必对上述两类人
士在民运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做出精确的分析。

一般说来，异议人士是一个西方式的概念，用于描述西方民主体制中
的那些非政府、非社会主流意见的人们的行为时所采用的一个词汇，
所谓“异”就是指与政府意见或主流意见相左的一翼，是从消极意义
上涉及民主体制特征的一类语式。今天，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民运
队伍中的日常用语，并且也日益多地出现在中国国内地的某些非主流
刊物中。

民运人士这个词却完全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自己的发明，虽然在这篇
小文章中，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它在何时被何人所最先使用。到目前
为止，民运人士这个词汇虽然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推敲和限制，但是它
所指的是哪一类人，却是十分清楚的，其内涵有一种不言而自明的性
质。在通常情形下，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既有一类上的区别，也有一
个类上的重合，因此对这两类人士的异同加以辨识，不是没有意义
的。

原则上可以这样认为，异议人士是独立人士，他们发表意见时所站的
立场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立场”，其言论只对个人负责，他们发表
意见时或是出于良知，或是基于义愤，或是被道德所支配，视情况而
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可言。他们是一种勇敢的人，把自己一人
的言论象箭一样的射向一个强势的更大的言论标的，而不计其后果。
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但与政府所持的意见相抗衡，而且还敢于挑战
社会的主流意见。在这样做时，他们身后也许没有群众，也许没有追
随者，于此相应的是，他们的言行就不可能顾及一般国家的利益或者
民族的福祉，当然，更不会去关涉某些政治集团或利益集团的事情。
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异议人士要用自己的言论的重敲响沉闷的大鼓，
其用意不是要以此来集合民众的队伍，而是要给民众以振聋发聩的一
击，使其能很快的耳聪目明起来。

对比的看来，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大体看来，民运人士的言论立场
在特定的情况下，则更多的关乎国家的利益或民族及社会的利益，有
时还特意的关注民运团体自身的利益，所以其言论的自由，当然会受
到许多的限制，很难达到异议人士的那个自由的程度。

在纯粹的言论情境中，如果说异议人士享有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的自由话，那么民运人士肯定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他们的言论
势必要受民主运动过程本身要求的制约并服务于民主运动的目的，仅
就这一点而言，辨别一项言论属异议人士言论或民运人士的言论，我
们便可以不费很大的力气。在异议人士那里，发射自由言论之箭，也
许有鹄的，也许没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此项言论本身就可以构成
目的。民运人士的言论不同于异议人言论士之处，还在于它不但要在
特定的环境中促成自由言论的发生，而且更要紧的是它要以言论自身
的力量去组织和发展公民及民众的言论，并不断的扩大和拓宽社会的
言论空间。

在我们中国，异议人士的一项言论，也许是一种政治言论，但是异议
人士并不由此而负有政治责任，这样的一种情形在民运人士的言论
中，就找不到相对应之处，因为民运人士的有关政治言论本身就负有
政治责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唯
其如此，民运人士的政治言论又具有历史的意义。在这里，如果我们
把造成约束民运人士言论的那些机制看成是外在的或客观的，那就不
对，它事实上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发挥作用时，民运
人士的言论事实上享有自由，看不到这一点，以为自我的内在约束对
现有言论会造成已往的那种外在的客观的禁锢的认识原本就是错误
的。从这一点认识着手分析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民运人士的言论应当
体现出明确无误的政治意向，那便是它要时刻准备着以求推进中国民
主化运动的伟大进程。

造成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言论区别的另外一点是，前者的言论也许有
其传统可寻，也许根本就无传统，但是后者却不能没有传统而可凭
借，特别是在不民主的国家中，民运人士的声音往往兼带有先知和教
师的遗韵，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清除人民中
间存在的一切多少带有先知和教师特征的人，是对民主的严重误解。
在中国的现实环之中，异议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运动最大贡献是以自己
的言行造成了一种自由言论的风气，而在此种行为当中，许多的民运
人士是以异议人士的面目出现的，以至于国外舆论把民运人士通称为
异议人士，殊不知民运人士抱有一个更加伟大的目标，那便是中国社
会的全盘民主化和自由化。

§§二、

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必须要有民主化运动，至于说这个运动到底应
该是官办的好还是民办的好，自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到今天为止，
一系列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的民运人士
才是能够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进步的主力军。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
的角色就应当有别于异议人士，他不但应当做言论的先锋，而且更应
当充当运动的健将。在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上，异议人士可以很有高
见，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这等事情上，异议人士也可以高谈阔
论，甚至在民主化运动设计的某些细节问题上他们也享有很大的发言
权，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都说明他们有意要投身到民主运动之中，
成为运动中的人。在促成发展和领导民主运动的问题上，他们不负有
责任，所以我们尽可能地视他们为“坐而论道”的人。议论至此我们
若还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对和这个问
题相关的人和事就不能不表示敬意，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无意低估异议人士对中国民主化事业所起的作用，只是要表明民
运人士对此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而已。

在中国，民运人士要做成一个民主的运动，这和异议人士的运动的区
别在于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因之它兼有说和做的功能。
仅就说一事而言，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角色也许不分伯仲，但是就
做的一方面去看，两者却有天壤之别。异议人士的行为享有任性的自
由，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全
凭个人偏好行事，可以不受约束，因为他们的做，本身就是言，只要
履行了言论的自由，他们便是做事了。民运人士就不能这样，他们要
服从于民主化运动这个大方向和大局，因而他们的言行就免不了要受
到许多的约束，与次相应的是，他们似乎命中注定的要做许多原本自
己不乐意和不想做的事情。比如他们要耐下心来研究历史，研究现
状，甚至还要研究那些早已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厌弃了的专制社会主义
的理论思想和学说，除此而外，他们一定还得处理社会现有和已有的
许多不理想的价值和半价值，整理那些与专制主义关系颇多甚至镶嵌
在专制主义之中的民主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是他们乐意要
做的事或喜欢做的事，这里有一个不可不做或非做不可的意义。就这
个意义而言，民运人士好象负重中的牛，非要把身上的货物驮到目的
地不可。

就拿如何看待中共历史这个问题来说吧，异议人士可以把它看成一部
阴谋史，与这部阴谋史相关的是他们可以提出一部又一部的中国人民
受骗史、上当史和苦难史，因此，在处理这类历史时，异议人士可以
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可以操一种历史否定主义的口气讲话，但
是这种情形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民运队伍中，那就不见得是好事。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说到底应当是一种公民的运动和人民的运动，这
个运动持续和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没有历史，也不是没有经验和教训
可以发掘，所以民运人士对之与此有关的历史的处理就不能不抛弃历
史否定主义的那一套，就不得不与在时间上和共产党历史相重合的人
民史采取承认的态度，这一态度最终有可能导致对共产党历史的承
认，而这一承认有可能使民运人士对共产党的批判、批评建立在一个
坚实的基础之上等等所可能引出的后果都不是异议人士的言论能够比
拟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下述的话很值得民运人士
思考，“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过
程”。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的有关历史的言论，就不应当混同于异
议人士。对比的看，并不是每一位异议人士都负有历史的责任，但是
民运人士却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鲁迅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最
有代表性的异议人士，在他的身上和身后我们去寻找中国　的民主化
运动，那是没有道理的，基于同样理由，我们也不可能在有的异议人
士的言行中去作同样的寻找。当年那个被某人奉之为“最具有战斗精
神的人”，没有造就哪怕最小的一场民主运动，是一个无庸值疑的事
实。但话又说回来了，鲁迅是对的，他就是他，他没有那样做，我们
也不能要求他那样作，他有他的价值和存在，换句话来说，他有他的
任务和义务。在鲁迅的作品中，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被说成是“吃人的
文明”，中国的人民被描述成阿Ｑ，中国的革命被写成是“咔嚓”的
“杀人”，自成一家之言，此处不在赘述。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在
若以为中国社会上哪许多大大小小的鲁迅继承者，负有使中国社会民
主化的责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目前这个禁锢言论的时代中，社
会需要鲁迅式的人物，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若由此而设想中国的
民运队伍应由这类人组成，那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同异议人士相
对比，民运人士应当与广意上的人民保持一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
用被中国人说滥了的“鱼水关系”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把中
国民运事业看成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
沙子、水泥、灰三者已经齐备了，只是它们各自堆放者，此间民运人
士的作用，就如同搅拌机，目前的问题是搅拌机出了故障。有鉴于
此，我们认为民运人士在处理自己同中国人民的关系的问题上，一定
要摆脱那种鲁迅式的观点、立场和情感，切不可视人民为阿Ｑ，切不
可对未来的民主运动做“暴民运动”式的想象，更不可把民主制度视
之为政治上的“窄门”，以为能够通过它的只是政治上的少数人。

在这里，我们认为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个如何尊重和相信普通中国人的
问题，这既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在18世
纪，哲学家们在谈论哪些国家、哪些民族和那种文化中的人，可以进
入民主的制度，过上民主的生活，那不失为高论。可是在今天，某些
人还做这样的谈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说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南非
人，不宜过民主的生活，说90年代的柬埔寨人、前苏联人以及东欧人
不可能在民主制度下生活，说21世纪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不配过民主
的生活，如此种种谈论不都是曾风行一时吗？执这种议论的人，也不
都是振振有辞吗？目前在中国的异议人士当中，许多人热衷于有关中
国民主条件不具备，民主基础薄弱，时机不成熟等谈论，也不是没有
价值，只是这种价值若还是没有起到和不可能起到鼓舞民运人士努力
奋斗的作用的话，就当坚决地排除之。

§§三、

促使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动机是，我们在最近几年中发现了一个
下述的现象，即当民主队伍中的人还不善于区分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
时，在中国行使专政的统治者们（我们称他们为专制社会主义者），
早已经学会和使用了这种区分，对于他们认识中的异议人士，他们多
少的学会了容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实行了“开放”──在一个总体
上的言论禁锢体制中的确划出了一个有限的个人言论之空间；在这个
有限的空间之中，异议人士不但可以讲话，还可以出书，有的还可以
住在大学当教授，领工资，但是对与他们认识中的民运人士来说，手
段就不一样了，非要把其关进监狱不可，不但如此，在其刑满出狱
后，还要把其当成政治垃圾一样地“倾倒”到“海外”，使古代的、
中世纪的流放徒刑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面对上述现象，我们虽然不能
说政治已对异议人士“开放”，对民运人士关闭，但是其间出现的差
别是不应当忽视的。进一步地分析表明，中国政治当权派们，不怕异
议人士这是一个事实，与这个事实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的确很
怕民运人士。在涉及到某一件具体问题时，一个异议人士的声音也许
很有震撼性，同样的一项民运人士的言论也许平平常常，但是由此而
引出的后果却截然不同，前者被容，后者被镇压。

1985年5月，发生在我们俩所居住地──陕西省咸阳市的一桩事，具
有典型意义，我们不妨举出来同诸位共同商榷，以探讨其间的意义。
众所周知，此时是胡耀帮、赵紫阳主政时期，可以说是比较民主的，
言论也比较宽松，身居咸阳市的我们也从不同的渠道多次听到有关的
异议人士的声音，王若望、白桦、叶文福等人的言论如雷贯耳，刘宾
雁等人的大作，也广为人知。5月中旬的一天，在地处闹市区的西北
国棉一厂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字报，全文约3
千多字。就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平平常常，没有多少新颖之
处，也没有多少新意，其中在列举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时，作者说
到诸如“兴建了南京长江大桥”、“生产了杂交水稻”、“提高了人
民的觉悟”等等，都是些过去说滥了的话，只有一点新意，那就是对
“否定文革”的做法公开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就这么一张大字报，不
但惊动了咸阳市和陕西省，而且惊动了北京，中共中央直接派出专案
组赴咸阳办案。不难料到，中国的“福而摩斯”们破这样的案犹如探
囊取物，不出20天，大字报的作者便被缉拿归案，这个被称之为“顶
风作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原来是秦都区制鞋厂的一位青年工人，
初中文化程度。他被判除了10年徒刑，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

上述的例子，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在中国不同的
遭遇。在这里，我们无意说上述的那位青年工人是一位民运人士，但
是我们要指出的是，他的言论和言论发表的方式，都与以“造反”为
其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关，此处，我们不可能涉及文化大革
命的问题，只强调一点，他的言论总是关乎着对这个特殊的政治运动
的联想，至于说造成这种联想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批评，这
是另一个问题，由此种联想所有可能引出的有关对政治大运动的回
忆，总会把上述的那位青年工人，归入到我们上述分类原则中所说的
民运人士中去。可见，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言论的水平尽管有限，发
表的方式也很普通，但是一旦它同过去或者未来的有关政治运动的联
想发生了关系，那便会产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这种影响其所以
被专制社会主义者视之为一种危险因素，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也是
这样，在同一个言论条件下，一项普通的民运人士的言论和一项“高
质量”的异议人士言论相对比，前者具有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性
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争取言论自由的事情上，上述两种人区别
不大，但在言论之于社会和政治的功能方面，两者是不同的。异议人
士的言论，是个人良心的产物，受个偏好所支配，其发表之后所取得
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它可以促使众多的人无视专制权威，而仅凭良
心讲话。在一个压制良心的社会中，这种作用当然是巨大的。对比的
看，民运人士的言论虽然也是自由言论，但是同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自
由言论却有区别，有着一个组织言论和言论的组织功能，表现着一种
社会学上的集体意义。异议人士的言论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个人意见
的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异议人士本人就是国王，他可以高高在
上地统治一切和管辖而无须任何顾忌，因此在这个王国中，他享有完
全自由。民运人士不能这样，他们的言论虽然也具有自由的种种特
征，但是它本身又全力趋向与一个更高级的自由的目标，那便是由人
民意见组成的王国。正因为这样，民运人士就应当养成一种尊重人民
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就应当虚心地向人民学习，应当熟悉和研究人民
在以往的岁月中人民的所作所为，从而力求把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对
民主的诉求拉入到民主化运动中去。

中国古代圣人在论述个人对社会之作用时，曾经做出了“立德”、
“立功”、“立言”的区分标准，依据它，我们可以说异议人士是
“立言”者；民运人士不但要“立言”，而且还要“立功”和“立
德”，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在以运动的方式要为未来的中国建立一个
民主的制度时，同时还应当建设民主制度其所以能够有效运转的道德
体系。一项个人的言论要在社会中“立”了起来，也许需要来自道德
方面的支持，也许不甚需要道德的支持，仅凭其言论自身的性质。言
论之对于人其所以显得那么的重要，在于它是构成人的自由的第一个
要件，也是建设民主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因此人们不能想象一个无异
议人士存在的民主是什么样子。就这个意义来看，上一个世纪70年代
末，发生于中国的异议人士抒发意见的运动，是中国民主化运动史上
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事件，时至今日，其意义不但不曾削减，而且更加
辉煌。相比之下，民主运动却相形见绌。探其究竟，原因固然是多方
面的，但最为主要的一点是许多民运人士在完成了由异议人士向民运
人士的转化之后，还不适应于新的角色，习惯于原来的行为。因而，
他们在成为民运队伍中的一员时，依旧没有放弃旧角色，仍然是“异
议”人士。无论是讲话，写文章或者事，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异议”
色彩，这样以来民主运动本身的组织意念和组织诉求就有可能受挫，
由而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大家都认为同专制社会主义者们的较量应当
是单枪匹马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把无组织的异议人士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
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民主化运动应当发展到有组织的
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民运队伍的口号应当是：“组织”，“组
织”，“组织”！

§§四、

写作这篇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说，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之
久的异议人士运动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化为民主运动，在这个转化过程
中，所有以民主为己任的人都应当负责任的积极的建立起一套严格的
自律机制，以约束自己的言行，也就是说每一位人都应当不失时机地
由异议人士转化为民运人士。我们认为，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实际预
设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机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对立志从事于民主化
运动的人来说，是一次伟大的挑战。如何迎接这场挑战，是当前民运
队伍中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异议人士，他们虽然托起着一个言论的王
国，但是一出这个王国，他作为生活和社会中的人，却甘愿扮演普通
的角色，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上，他们也许是一些不入流者。民运人士
不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一批政治人士和社会活动者，其志向是政治
的，其行为亦是政治的。因之，他们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有崇高
的目的。他们虽然不能自认为是伟大的人，但是他们显然从事着伟大
的事业，走在一条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就他们生活的一般条件来
看，他们也许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们同古代布衣中那许多的
志士仁人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因而，他们也有非常人所
能有之精神，象魏京生、徐文立这样的人，就是杰出的代表。

中国民主化运动是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
应该由民运人士而不应该由异议人士来宣布，自不待言，那么时至今
日，民运人士到底又说了些什么呢？国内民运人士，或者身在缧绁之
中，或者手足被捆绑，不能有所作为乃是事实，可是身在海外的民运
人士在可以自由做事的环境之中，却没有做出相应的成绩真是令人遗
憾。中国民主化运动有的是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并没有被发现；有的
是经验和教训，但是它又模糊不清、若隐若现；有的是旗帜，但是它
不明显，也没有飘扬，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的一个
最为主要的原因，可以表述为“民运”不“运”。回想起过去的年
代，在官方操纵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我们曾经接触到当时被
称之为修正主义者的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那
时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可以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去方向，最终
使它同化与资产阶级的运动。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
新评价这句话时，发现它不是没有价值。在那个产生了修正主义的条
件下，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接受民主的思潮，伯恩斯坦就是
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上述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民主运动的一种
较为粗略的描述。依据这种描述，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应当是一个不
见首尾的运动，在这里我们无心评价这种理论自身的价值，只是说它
一旦形成便为有可能为接纳新的附带着时代精神的东西准备了空间。
其实伯恩斯坦是对的，不光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应当如此，非无产阶级
的运动也当如此。在民主制度未曾建立时，民主运动对民主制度的诉
求应当是持续的不断的，直至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民主制度建立之
后，民主也只可能在于不间断的运动之中才能保存和发展。在发达的
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运动非但没有发生终止或萎缩的现象，反而它
被制度化为周期，每隔几年就得非来一次不可，也就是说，届时若没
有运动也要“造”运动。在民主国家中，我们看见的一次又一次的大
选，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运动，又是什么呢？就这个意思来看，民
运人士就是创造民主运动的人，因此，所有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外的民
主人士，就都是异议人士。

目前，许多中国异议人士对待民主运动所持之看法很值得商榷，在这
篇小文章中，我们不可能列举其例，只能简要的指出，他们中那些蔑
视运动、否定运动以及对运动充满成见的诸多观点都不可取。比如，
认为以往的人民运动一无是处，认为而后的公民运动充满缺点，由此
而断定未来的民主运动有可能演变成为暴民运动等等言论，都不应当
影响以至于动摇民运人士对民主运动应持之立场及观点。在中国这个
具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民运人士应当具有做大运动的雄心壮志，应
当具备做大事业的胸怀，亦应当表现出非凡气度，不应当甘居中游或
下游。因此我们认为在民运人士队伍中，来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
造很有必要，不然的话身为民运队伍中的人，却怀着异议人士的心，
其不矛盾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在这
里，如果有人以为我们的本意是要排挤异议人士“出局”，那一定是
误解了我们的话，我们只是说在民主运动应当怎样搞的问题上民运人
士应当有自己的独立的不受他人影响亦不为他人意见所左右的见解。
在目前的形势下，民运人士的言论应当表现为一种有组织性的存在
物，其思想和思路也不应当散乱和散漫，应当表现出相应的组织性，
不然的话，再有10年，民运队伍依然故我。依我们之拙见，影响民运
队伍趋向组织化途径的主要危险是“异议因素”，不消除它，民主运
动就不会有前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风气中，所有主张民
运队伍应当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的言论，很容易被视之为共产党的“灵
魂”在民主运动中的再现，有关政治、政党及运动的一般组织原则都
很容易被看成是共产党的“残渣余孽”在民运队伍中的泛滥，这种极
其错误的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便会对今后的民运工作造成不利
的影响。如此这般下去，组织民运的任何企图都将会以失败而告终。
时至今日，具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反
对党运动，其间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对待。

就此前许多国家的民主运动之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现象：
在运动初期或者前期，异议人士或登高一呼，或左冲右杀，简直可以
被当成是民主的旗手，到运动的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显得后劲不
足，有的逃离运动，有的停滞不前，有的甚至公然反对运动，以至于
在运动的后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竟会以“不入流者”自居。一位彻
头彻尾的异议人士，不但可以在专制的社会中是执异见者，在民主的
社会中也可能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最大量地
呼唤异见的制度，因此在民主的生活中，异议人事的角色也许丝毫不
逊色于专制体制中的同类角色。有鉴于此，民运人士在从事于民主运
动时，一定要分清楚自己同异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从而使异议言论
有效地服务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运动。

（2004年3月18日写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佳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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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会（国家）形态分析理论
──吴中英理论（之1）

吴中英


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划分，中国理论界的“权威理论”是划分
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
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西方国家也是基本认同这种划分方
法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竟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无比优
越”，那我是无论如何也是想不明白的。现代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资
本主义社会，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要优
越：经济上大多比我国繁荣，单论人均收入我国就不知要排到多少位
了；政治上的廉洁与我国的腐败是天壤之别，民主、自由、人权就更
不用说了；教育科学文化上我国连一个诺贝尔得奖的都没有，听说在
世界上我国只有清华、北大等几所名牌大学的学历文凭被人承认，可
知，我国的教育水平与世界亦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几乎在任何一
个方面都比不上别人，那中国的“更高级”、更“无比优越”体现在
哪里呢？实际到底是优越还是落后？由此，我就开始对中国理论界的
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产生了怀疑。经过一番思索和验证，我终于创作出
了一套自己的社会形态分析理论。特此，与各位分享。

众所周知，社会价值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一）是否存在
（共同的）社会价值是区分社会与非社会的标准。（二）而是否存在
社会主体价值是区分无主体价值社会（即原始社会）与主体价值社会
（其它社会形态）的标准。（三）而社会主体价值是什么，又是区分
各主体价值社会的标准。

这里的第二点，也就把原始社会划分出来了。从第三点看，我认为，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加上今后的一段时期，有两种社会主体价值：一个
是“权力”，另一个是“资本”。所以，也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权本价值社会（权本社会）和资本价值社会（资本社会）。权本社
会，就是以权力的价值为社会的主体价值的社会。资本社会，就是以
资本的价值为社会的主体价值的社会。关于“资本”及资本社会的内
容和特征，请查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资本（主义）理论》。

当然，主体价值社会中，以社会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主要特征或特别
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作为划分标准，就可以划分为更为具体的社会
形态。所以，权本价值社会又可以分为4种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公本社会和前资本社会。奴隶社会，就是以奴隶主对奴隶的
人身占有（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所有权的专权）为特征的社会。封建
社会，就是在权力的个人分封和个人专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
公本社会，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以公法人、公权力为基本、
主导的社会。公本社会又俗称“社会主义社会”（公本社会包含于社
会主义社会当中），也就是我国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那段时期
的社会形态。前资本社会，就是从权本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过渡时期的
社会，包括物产资本社会和后公本社会两种。物产资本社会，是封建
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过渡阶段；后公本社会，则是公本社会到资本社会
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国家），就是物产资本
社会。我国社会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就是属于后公本社会。前资本
社会，是属于权本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资本社会也可以划分为两个
阶段，前一阶段是一般的资本社会（后资本社会、多元资本社会），
后一阶段是“福利资本社会”。实质上，马克思所梦想的“共产主义
社会”就是属于“福利资本社会”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明确地说，共
产主义社会就是资本社会“提前”发展到福利资本社会的一个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达了福利资本社会，但是，它的这种到达是“提
前”的。而这种“提前”，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即全民共有资
产）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才会定义出“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
念。关于福利资金、福利资本和共产主义等的具体内容和定义，请查
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
的实质》。福利资本社会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质的、飞跃性的巨
变，它是一般资本社会发展到福利资本社会的变化，也是人类社会由
物质文明社会发展到精神文明社会的变化。而且，由于社会价值的多
元化，这一阶段又开始向“无主体价值社会”转化了。至于这一阶段
以后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暂时无法用理性想象得到。

原始社会向权本社会的转化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从公权力（或公法
人）的产生到国家的产生这一段时期。权本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转化也
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前资本社会”时期。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一
般划归到前一种的社会形态中。原始社会向权本社会的转化、形成和
权本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转化、形成都有其固有的标志。权本社会侧重
于其政治特征，所以，其标志以政治上的转变为主（为准）；资本社
会侧重于其经济特征，所以，其标志以经济上的转变为主（为准）。
公权力（或公法人）的产生，是原始社会在政治上开始向权本社会转
化的标志；而国家的产生、形成，则是权本社会在政治上正式形成的
标志。个人或家庭私有制的产生是原始社会在经济上开始向权本社会
转化的标志；而个人或家庭私有制的完全形成，则是权本社会在经济
上正式形成的标志。物产的资本化，是权本社会在经济上开始向资本
社会转化的标志；而劳动力的普遍资本化，则是资本社会在经济上正
式形成的标志。（中产阶级，即知识劳动力阶级的形成和知识经济的
形成，其实也是资本社会在经济上形成的标志）。对私有财产的保
护，是权本社会在政治上开始向资本社会转化的标志；而民主的形
成，则是资本社会在政治上正式形成的标志。

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另外，还有三种次要的方法。第一种是：把整
个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阶段，政治社会中又可划
分出“国家社会”阶段。公权力（或公法人）的产生，是政治社会产
生的标志；国家的产生，则是国家社会产生的标志。政治社会先于国
家社会产生。第二种是：除原始社会（无主体价值社会）外，把人类
社会分为专权社会和民主社会两种。专权社会也就是阶级社会阶段。
专权社会其实也就是权本社会，因为以权力为本，就必然会形成专
权。所以，专权社会主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公本社会和前
资本社会4个阶段。民主社会只有资本社会正式形成后，才可能形
成。第三种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物质文明社会和精神文明社会两
种。精神文明社会是达到福利资本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后，才
形成的。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公本社会
　　→前资本社会
　　→资本社会
　　→共产社会
　　→福利资本社会（开始精神文明社会），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上的各阶段。到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资本社会”阶段，具体的时期大约是
在20世纪6、7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中产阶级”的形
成，基本上表明了“劳动力的普遍资本化”。而中国共产党建国后，
中国进入了公本社会阶段。“十年文革”，其实质就是坚持“完全的
公本主义（社会）”与倡导“发展资本经济的公本主义（社会）”的
两大集团在政治上的斗争的具体表现。“文革”过后，中国就开始了
发展资本经济的道路，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了“前资本社会”阶
段（具体就是“后公本社会”阶段）。虽然，由于政治上、社会思想
上、文化教育上的大力“反资本主义”，维护“公有制”、“公本主
义”，以及经济上的“公本（经济）主体”的原因，中国进入“前资
本社会”的特征被彻底掩盖了。但是，中国社会的转变，却仍然是不
可否认的。而且，为了把“文革”后的这段时期与“文革”前的那段
时期进行区别，我就把“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后公本社会”
阶段。中国的“后公本社会”发展至今，在社会上、政治上已经出现
了“私产入宪”的呼声，这就表明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开始，
也就表明了中国在政治上也开始向资本社会转化了。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进入了“前资本社会”阶段，就是“物
产资本社会”阶段，也就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也是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开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矛盾斗争”的理论却是在1948年才算产生的。中国“文革”结束
后，也进入了“前资本社会”阶段，就是“后公本社会”阶段，也就
到了“公权阶级专政”的时期，其实，这也是无权阶级与公权阶级的
矛盾和斗争的开始。只不过，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解释和指导，再加
上共产党的竭力掩盖和政治教化，这种矛盾和斗争就显得非常隐蔽和
分散了，其具体表现为：“反腐败”、“越级上访”、“民众围聚某
某政府闹事”、“农民抗税”、“民运”、“人权”，等等。关于无
权阶级与公权阶级的矛盾斗争理论，请查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阶
级（矛盾和斗争）理论》。

我的这套理论，对于我们认清中国现在所处的人类社会的阶段，对于
我们认清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都是非常有用的。我国现在是公本
（主义）社会、是专权社会，比资本社会要落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希望大家要敢于承认这一点。正所谓“承认错误，才能改正；承
认落后，才能前进”。我们对中国的真正改革，也需要对国家的各种
状况的正确认识。虽然，我国较为落后，但是，我国的确还是有一个
隐性的“优越性”存在的，那就是现有的“国有资产”。这个优点对
于我国今后能够“提前”进入“福利资本社会”（即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是非常有利的。然而，这只是“隐性”的优点，如果不明
白这个“隐性”优点的性质，不懂得运用和利用的话，这个“优点”
就会成为缺点。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乃至现在就成
为了“腐败”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有关“国有资产”的改革和发
展的问题），我另有两篇文章《我的所有制理论》和《公有制的问题
和我对公有制的改革建议》，可以具体说明和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
查看。

（吴中英本人邮址：zhongying@gawab.com或
zhongying200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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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拜蔡锷、黄兴墓

师涛


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徒步登上长沙名胜岳麓山，祭拜革命先烈蔡锷将
军、黄兴将军的墓，以了却长久以来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小小心愿。傍
晚的岳麓山，凉风习习，山林肃穆，一派凝重庄严的气氛。我在游人
的指引下，先后来到蔡锷将军墓庐和两位将军墓前，对着两座高耸的
墓碑，恭恭敬敬地三鞠躬，遥寄历史的哀思。

蔡锷将军是讨袁护国的大功臣。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
民族英雄，正是由于他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率领护国军所到之处，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摧毁了袁世凯短暂而愚蠢的皇帝梦。而黄兴将军
在辛亥革命中坚定不渝地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路线，在推
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开天辟地的历史关头，始终冲锋
在斗争第一线，留下“孙中山理想、黄克强实现”的千古佳话。2003
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后，大陆观众对孙中山、宋教仁、
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的先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近100
年前发生在古老大地上的民主运动有了直观的感受，没想到的是，万
恶的中共党魁和一小撮反动腐朽的党棍，以及其臭无比的宣传部，竟
然倒行逆施，公然下令停止重播这部电视剧，企图阻止人民了解历史
的真相。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之光是遮掩不住的，反而更
加激发我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我是陕西人，“三秦自古多壮士”，但三秦大地上却以埋葬着几千年
来数不清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著名。我自己因公因私就多次去过
秦始皇帝秦陵、武则天乾陵、周文王周陵、汉武帝茂陵等等，大大小
小的坟丘遍布关中大地。作为历史文物，这些都是陕西人的骄傲，但
作为封建王朝的历史遗迹、皇权象征，它们又给古老的黄土地上增加
了沉重的文化包袱，潜移默化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有时候竟压抑得
人喘不过气来。在岳麓山我却全无这种历史束缚。我面对的是最具民
主思想、最有献身精神、最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神、人民公仆、平民
英雄，最积极向西方学习、心系民族灾难、挽救国家危机、带头发动
民众、唤醒全民抗争的最优秀的“海归派”精英。皇帝在世，我们不
得不向他老人家低头、下跪、称颂、赎罪，如今皇帝死了，我们再也
不必向秦陵、乾陵跪拜、鞠躬，但一定要向打倒皇帝的英雄们鞠躬，
表达心中最崇高的敬意！

在黄兴墓前，我发现一个历史上的巧合，那就是，1917年4月15日是
国葬黄兴的日子，而在几十年后，也正是在这一天，胡耀邦去世，引
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由此而造成了“6．4”屠城的
惨痛事件。历史的发生，往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蔡、黄两位将军
都在1916年相继去世，在他们之后，不论1919年“5．4”运动、
1976年“45”运动、还是1989年“6．4”屠城，都印证了民主革命是
艰难的、长期的、复杂的、自下而上的这样一条真理。不论是广州黄
花岗烈士的血、南京雨花台烈士的血、重庆红岩烈士的血、还是推翻
蒋氏王朝的烈士的血（大陆的和台湾的），以及“6．4”事件中受难
的青年学生、爱国群众的血，都警示着我们，不论民主的代价多么惨
重，民主的道路多么漫长，只要中国（大陆）一天不实现真正的人民
当家做主，即“权为民所授”，那么就一天也不能停止奋斗，一天也
不能放弃理想，一天也不能松懈对封建王权思想的警惕。南非的曼德
拉、捷克的哈维尔、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以及台湾的陈水扁等等，
他们都曾是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反抗者，又是民主政治的实践者、创
立者，并且最终品尝到了民主胜利的果实。民主思想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它是弘扬人性自由、人道主义和阻止人性丑恶
的公器，是人性向善的调节阀。他们成功的今天，就是我们奋斗的明
天，就是我们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一鼓作气就能尽快看到的现实生
活画卷。今天，当我肃立在蔡、黄两位将军墓碑面前，再一次坚定了
心中那必胜的信念。

在缅怀先烈之际，我们也不能忘却那些体制内的民主改革派，如胡耀
邦、李慎之、王若水、王若望等可敬的老人，不能忘却遇罗克、林昭
以及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赵品潞等平民英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一种历史责
任的沉重，更加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勇于揭破历史的真相，戳穿政
治集团的罪恶谎言。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发展观来树立自己的人生
信念，将民主革命的火种传承下去。

正如苏联著名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结尾中的场景一样，在这
个一切如常的傍晚，一群青年学生也来到蔡、黄墓前参观、嬉戏、游
玩。尽管喧闹的人声与墓园的气氛很不协调，但仍有不少稚气未脱、
一脸虔诚的学子恭恭敬敬地低下他们的头颅，鞠躬致敬，令我十分感
动！此时此景，正如我在一首短诗中所表达的那样：“夕阳上空，
升起无尽的黑暗；当黑夜死去，噩梦对我还有何用？”
（2004.4.4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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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九”中弹纪实

吕秀莲



┌────────────────────────────┐
│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4日发表《“三．一九”中弹纪实》，追　 │
│　忆3月19日当天遭到枪击时的情况。吕秀莲表示，追忆的各　 │
│　个情节既真实也离奇，因为绝对真实，所以陈水扁总统与她　│
│　非但未渲染伤势，反而力持镇静，强忍痛楚，为的是要安定　│
│　社会，设若一切自导自演，我们势必装腔作势，夸大伤情以　│
│　假乱真。吕秀莲的《“三．一九”中弹纪实》全文如下。　　│
└────────────────────────────┘

“3．19”枪击事件，迄今仍属案情扑朔迷离，且被诬指为自导自
演，做为第一枪挨子弹的人，自觉有必要将第一时间发生的经过向各
界说清楚、讲明白。

话说大选投票前一天的3月19日，陈总统与我的共同行程是车队游街
高雄市、县，而后台南市、县。那天下午1点半我们在高雄县与台南
市交界的南定桥搭上台南市竞选总部为我们准备的红色吉普车。吉普
车非常迷你，总统跟我上车之后根本没有太多空间，以致我们的座车
随扈只好一脚在车内，另脚在车外随车扈从。而总统侍卫长就坐在吉
普车右前座，总统的正前方，至于我的警卫队伍则全被排在第13号车
队以后。

那天我们的扫街车队经过台南市湾里转入金华路，沿途民众热情欢
迎，鞭炮声更不绝于耳。总统与我在吉普车上左顾右盼挥手答礼，既
兴奋又心怀感激。忽然间我听到“碰！碰！两声巨响，顿时烟硝与炮
屑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感觉到右膝盖遭到强大震击，奇重也奇痛无
比。我脱口大叫：“好─痛─喔！然后低头下视，发现灰黑丝绒长裤
破了一个洞，鲜血渗透裤管。上周脚伤未立即止血的教训提醒我必需
在第一时间ＤＩＹ。我于是转头要随扈卢孝民递给我随身携带的黑色
手提包，一边告诉他我受伤了，一边掏卫生纸，低头处理伤口。我卷
起丝绒裤管一看，淡褐色的棉质护膝有一片血迹，再拉开护膝，只见
右膝盖骨外侧一个大窟窿，我先用湿纸巾擦拭伤口四周再把整包卫生
纸塞进护膝里面止血。心里怵然一惊，“难道我中弹了？”

就在此时，我的手臂碰触到站在我右边的总统的夹克下摆，有点黏
湿，我抬起头：“总统，您也─？”，我不敢说中弹，因为我并不敢
确定。他的脸上泛起苦笑，一只手捂着下腹，另只手仍在向沿途热情
的民众挥舞。

待我身子坐定，随扈卢孝民手指向吉普车右前方的挡风玻璃，我看到
一片辐射状的裂痕，中央有一个明显的破洞，果真是枪击！

我倒抽一口冷气，脑子里闪出美国总统甘乃迪在德州遇刺的那一幕，
再偏头看总统，他依然全神贯注于挥手拜票。我们都还活着！我心生
感动，旋即又想，正副元首双双中弹可是未曾有过的大事，这一定出
于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万一狙击手还在现场，万一有一个暗杀集
团？万一是恐怖攻击？万一是……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我俯身向前问司机。“成大医院，还
有奇美。”司机回应。

“我们都受伤了，赶快离开现场！有一必有二。”我想到的是，狙击
手看到我们没有倒下，可能连续开枪，或者暗杀集团可能在我们已曝
光的扫街路线布下连环狙击计划，所以必须立即离开现常

或许四周太吵，我的话没人听到，吉普车继续跟在前导车之后沿街前
行，两旁民众时多时少挥手相迎。

“有一必有二！赶快离开现场，侍卫长！赶快连络医院。”我转向侍
卫长，他正在用手机讲电话。车子继续走，前后左右，没有人发现出
大事了，我想还是不要惊动地好，于是偏头跟总统说：“这是重大政
治事件，应该做政治处理。底下的选举活动不必进行了，也不用再拜
票，我们赶紧离开现场吧，有一必有二。”

总统仍在挥手拜票，但我发现他的脸色有点发黑，而且略显痛苦的表
情。“还撑得住吗？总统？我问他，他微微点头，一只手仍忙着向两
旁民众挥动。大概伤口太痛，他叫站在背后的随扈张春波组长帮他用
小护士抹肚皮。张组长绕到侍卫长椅背弯下腰掀开总统的衣服，我瞄
到总统下腹一长条绽裂开来的血红伤口，心想用面速力达姆岂不更刺
痛？于是大叫：“赶快连络医疗小组！赶快开往附近医院就诊！我们
中弹了！”

我顺手比着正前方挡风玻璃的弹孔，“原来是枪击１总统脸色大变，
“我一直以为只是被鞭炮打到。你为什么不早说？”他看了我一眼，
我发现他脸色更黑，人也更虚弱了。心里十分焦急，好在不多久，用
摩托车载来的两位医疗小组的医师跳上吉普车，一前一后帮他照料。
吉普车也在前导车引导下逐渐脱离扫街路线，几分钟之后终于停在奇
美医院门口。

总统怎么进去的，我看不见，因为他被一大群安全人员包围祝我下车
后因右脚旧创加新伤，无法走路，卢孝民立即躬身把我背进医院，然
后把我放在轮动式病床上推进急诊室。我举起左手腕看表，正好下午
二点钟，心里暗忖从中弹到现在，约略15分钟吧，后来证实枪击果真
是在一点45～46分之间在金华路12～20号之间发生的。

首先，有两件不幸中的大幸必需叙述：

由于3月13日那天，我赶完马祖、台中与台东的行程之后，又要赶到
高雄60万人的超大型晚会发表重要演说，因此甫下车就飞奔舞台，一
不留神右脚踢到大舞台斜坡的粗厚木板，只觉奇痛无比，却无暇他
顾，就上台讲话。接着总统到场又拉着我的手在超巨型的凯旋门左、
右、前方伸展台共约600公尺来回奔驰，接受民众欢呼。当时其实已
经流血不止，但我未敢吭声，直到活动结束登上飞机脱下鞋子，这才
赫然发现右脚趾头及整个脚盘、脚踝早已瘀紫肥肿有如“面龟”。下
机后，我只作简易疗伤，第二天拄着拐杖就又东奔西跑拼选举去了。
接着选战是越来越急，伤势也是越积越重，因此最后扫街拜票时根本
无法用脚站立，只好在吉普车上绑着一张高脚椅，人坐上去还得把脚
垫高，以免加重伤处压力。其实若非脚伤严重，那敢在陈总统站着拜
票时我却坐椅子？而若非我坐高椅，又垫高右脚，以致右膝盖的高度
正好挡住由挡风玻璃射进来的子弹，那天我早已一枪毙命，或至少肚
破肠流！

其次，按陈总统在吉普车所站的位置，过去几次他都没有站靠马路的
右边，出事那天，我坐的高脚椅，早先就绑好在左边，因此陈总统站
在右边。如果照过去几次那样他站左边，那第一颗威力较强的铜制子
弹必定射中总统的胸腹部，后果更不堪设想。

本文是“3．19”枪击事件发生2周之后，本人脚伤渐愈，身体大致复原
后亲撰的回忆，追忆的内容只以枪击发生到奇美就医前15分钟的亲身
经历为限。

本文至少证实以下诸事：

第一、陈总统与我确实在3月19日下午遭受枪击，绝非虚构。

第二、第一枪中弹的是我，最先发现挡风玻璃弹孔的是我的座车随
扈，因此最先认知枪击事件的是我。

第三、案发时车队绵延行驶，民众夹道而立，鞭炮烟硝四起，我中弹
后力持镇定，只催促速离现场，并未大呼小叫，因此安全人员除吉普
车随行者外，根本不知已发生意外。我曾研判若大惊小怪，非但无济
于事，恐徒增慌乱，或更予歹徒再行狙杀之机。

第四、我因一周前脚伤而坐高椅，并用两箱矿泉水纸箱垫高右脚，致
右膝盖正好挡住子弹而未伤及身体；又因当天穿上厚软的丝绒长裤并
套棉质护膝，因此穿透挡风玻璃射击过来的铜质子弹没有贯穿我的膝
盖骨头，只锉伤二公分肌肉之后反弹掉落在纸箱缝隙间，堪称一奇。

第五、击中陈总统的铅质土制子弹从他夹克的右前方穿透白衬衫和内
衣，在下腹部刮破长12公分，深2公分的伤口之后，再穿透内衣和白
衬衫，停留在夹克左边的衬底，而未穿出来打到我，也是不幸中的万
幸。

以上追忆各个情节既真实也离奇，因为绝对真实，所以陈总统跟我非
但未渲染伤势，反而力持镇静，强忍痛楚，为的是要安定社会，告慰
国人，以展现国家领导者的风范。设若一切自导自演，我们势必装腔
作势，夸大伤情以假乱真。

或许也因为枪击之后一连串“不幸中的大幸”太过不可思议，以致产
生一连串疑义，从而引爆朝野的互信危机，则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亟
需国人以更大的诚意与耐心加以修补。

〔转载自《大纪元》2004.4.6 21:01；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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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陈水扁——《陈水扁震撼》评介

舒崇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49岁的陈水扁获胜。由于在整个
选举期间，中共当局在国内封锁消息，致使大多数老百姓对大选经过
、对各主要候选人的情况都知道得很少。关于陈水扁，一般人只知道
他主张台独，别的就不知道了。有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向大陆朋友
们对陈水扁其人其事作一番介绍。

手头正好有一本陈水扁的传记，书名是《陈水扁震撼》。作者叫陶五
柳，是台湾的一位记者兼传记作家。《陈水扁震撼》由台北大村文化
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这是第一本陈水扁的传记。作者对陈水扁进
行了独家专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获得授权出版，因此比
较完整、可靠。

《陈水扁震撼》一书共380页，内容分为十章，正文前有三篇序言，
书後附录陈水扁年表。

读《陈水扁震撼》，印象深刻，这里只讲三点。

第一点，陈水扁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家境贫寒，属于三级贫民户，
母亲是文盲，父亲没有固定工作，有时作佃农，有时当长工，只有小
学程度，陈水扁少年时，家里很难有机会吃到油腥菜，经常拣附近兵
营里当兵的吃剩的饭菜充饥，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打赤脚走上6、7公里
去上学，下课後还要帮助母亲挑粪浇菜捡柴禾，全靠学习优异获得奖
学金。小时候玩的玩具都不是商店买的，是自己做的。作为这样一个
孩子，没有靠山，没有背景，今天当上台湾的总统，每一步都靠自己
的努力。

第二，陈水扁聪明勤奋，严格要求自己，做事认真执着，从小学到中
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考中学考大学，後来考律师，也
都是第一名，选上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之後，工作极为认真，中国
时报曾经对各媒体所有的专门采访立法院活动的记者进行一项问卷调
查，评定结果，陈水扁不但在几个单项是第一名，而且在整体表现上
也是第一名。所以人们说陈水扁是“永远的第一名”。陈水扁的聪明
才智无疑是相当突出的，举一个小例子，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陈水
扁报考律师，其中有一科“国际私法”是大学四年级的课程，他没上
过，他化了五天时间自己读书，一考就考出了87分的全国最高分。陈
水扁不但聪明过人，而且也勤奋过人，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经常工
作到半夜2、3点钟，为了揭发腐败，打击特权，陈水扁不但顶住巨大
压力，而且认真搜集材料数据，认真研究，充分准备，一丝不苟，工
夫做的很到家，所以才能取得突出的成效，创造出优秀的问政纪录。

第三，陈水扁从小就是乖孩子，老实听话，尊敬师长，循规蹈矩，始
终是模范生，念小学的时候学校要给学生的操行打分，他总是第一
名，有一年他的操行得了107分，比满分还多了7分。上大学的时候也
是一心读书，很少参加各种活动。陈水扁的婚姻生活很值得一提，他
和後来成为他妻子的吴淑珍是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吴
淑珍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家境相当优裕，陈水扁完全是靠着
他的聪明好学成绩优秀赢得爱情的，正应了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
玉”。吴淑珍说陈水扁象白开水，没什么趣味，但是离不了。1985
年，陈水扁竞选台南县长落败，第二天带领一批支持者到处谢票，突
然开来一辆摩托车向人群冲来，没压着陈水扁但压倒了他的妻子吴淑
珍，从此，吴淑珍半身瘫痪，终生残疾。从那时到今天，15年来，陈
水扁对妻子照料备至，抱着妻子上上下下，推着轮椅出出进进，服侍
妻子日常起居。台湾评选十大爱家人物，陈水扁名列前矛。顺便一
提，在100大台湾女性梦中情人评选活动中，陈水扁名列第七，在政
治人物中仅次于马英九，而我们都知道，陈水扁和马英九这两位台湾
女性最欣赏的梦中情人，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上始终保持良好
的名声。

还有一个故事，前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叫宋心廉，陈水扁从给被捕的
反对派人士当律师时就和他打过交道，後来当立法委员更是少不了当
面质询，那时候彼此之间称得上是对手。宋心廉卸任後，陈水扁有一
次在饭店大厅里遇见他，见他单独一人，没有随从，很关心他的安
全，陈水扁认为象宋心廉这样了解大量国家安全机密的人应该受到保
护。于是他下来就着手研究如何保护退休情治首长的问题。後来，宋
心廉病故，陈水扁在报上发表文章对他生前的功绩赞不绝口，肯定他
对政党政治的贡献。可见陈水扁对人很重情分。

以上三点，讲的不是作为反对派斗士、民主政治家的陈水扁，而是作
为人的陈水扁。

〔原载《北京之春》2003.8.20 13:58。转载自《新世纪网》
2004.4.5 13:30；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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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的虚幻与真实（定稿）
──迎向诸神的黄昏（之3）

谢秉宪


┌────────────────────────────┐
│　本通讯昨天已经刊登本文的初稿。这是本文的定稿。请以这　│
│　篇取代昨天那篇。谢谢作者的细心。　　　　　　　　　　　│
│　　　　　　　　　　　　　　　　　　　　──洪哲胜编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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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许多朋友与学生问我对学生抗议事的看法，因为这群在台北
中正纪念堂静坐与绝食的学生声称是延续野百合学运的精神，而野百
合学运的领党人之一、现任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的郑文灿都跳出来批
评了，于是他们希望我也能表示点看法。对我提出这种期望的朋友
们，政治立场上有支持阿扁也有支持连宋，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预设了
一个立场，而希望我的看法能符合他们的期待。而对我来说，郑文灿
是基于民进党党工的立场才跳出来？还是因为真的珍惜对当年学运的
记忆？我不知道，也不想问他。毕竟对于当年3月学运的“领导干
部”来说，大家唯一的共识其实只有对于民主政治的真诚信仰；而尊
重每个人的自主意志，保障每个人包括反对在内的基本权利，正是民
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理念。

说1990年台北3月野百合学运的唯一共识是对于民主政治的真诚信
仰，是毫不夸张的事实。要知道3月学运的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其实是
南辕北辙，不仅在国家认同立场上有激进的独派与主张两岸应统一
者，就连意识形态上也有左右之分。所以在当时广场上各校内部与广
场上最高决策机制的校际代表会议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争夺领导权
的斗争。虽然面对的外在政治情势是一样的，但因每个人意识形态与
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学运的诉求、操作的手法等各自有各自的想
法。在这种情况下，广场上唯一让大家都接受的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机
制：各校校际代表应得到其校内学生的多数支持，而校际代表会议则
以多数决来运作。

现今回想起来，当时广场上的民主决策机制其实也是基于现实下不得
不然的产物，毕竟当时的情势太复杂：不仅仅是学生个人之间的看
法、立场有极大的差异，改革派学生团体内部，也因过去台大诸社团
与其他学校学运团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与领党权斗争、学生自治组织与
学运社团间的改革路线的不同，而对于运动的诉求与发展有回异的主
张，更遑论在3月20日后国民党党部与救国团也开始动员学生加入。
在此情形下，只有民主的决策机制是唯一的共识，国民党党部与救国
团认为他们可经由动员学生加入而取得运动的主导权，改革派学生则
寄望于学生自治组织的动员能量与学运领袖们公开辩论的能力，希望
能在各校校内选举校际代表时取得上风。对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参与者
来说，所无法预知的，是这种基于现实而不得不然的措施竟然成了一
个伟大的民主实验。毕竟就当时台湾的校园环境来说，除了学生自治
组织的干部外，对于真正的民主选举、遵循议事规则来开会、公开而
就事论事畅所欲言的进行辩论、经表决后即服从多数的决议，都还是
陌生得很。当然，要真正让大家熟悉与遵循民主的游戏规则并不容
易。象是绝食一事，明明经过冗长的辩论后决定不绝食，却有参与开
会者一转身就宣布绝食。熟悉议事规则的学生自治组织领导人师大综
委会主席蔡菁芝，被部分学运社团诬指为国民党的“抓扒仔”（台
语：特务也。──洪哲胜编按），更显示出许多改革派学生对于民主
游戏规则的不熟悉与疑惧。而部分研究生与老师积极介入“指导”，
也显示当时许多参与的大学生仍不习惯凭自己的思考与意志来行动。
但这些问题，反而成了促使参与者必须更加依赖民主程序的动力。迄
今我仍认为，这其实是3月学运内在最伟大的成就，对当时许多的参
与者来说，这6天之间于这种内部斗争过程中进行民主程序的经验，
是前所未有的民主洗礼。经过这次洗礼，许多人回到校园后开始投入
学生自治运动，又带动了1990年代初期的校园民主化浪潮。而不同于
3月学运之前校园民主运动以体制外的抗议为主，3月学运之后的校园
民主运动重心转移到学生自治组织领导权的争夺，各大学的活动中心
或学生会领党人都改成由全体学生选举选出，改革派学生推出的候选
人与国民党党社系统推出的候选人，循着民主程序争夺“学生政府”
的控制权。换言之，在台湾的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由人民直接选出之
前，台湾的大学校园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民主模式的可行。

但是，若是以外部社会来看3月学运，恐怕一般人所认为3月学运的最
大成就，在于提出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
是会议、订定政治改革时间表）带动了台湾的民主改革，与彰显学生
坚持不受政党势力影响的理想性。然坦白说，我并不这么认为。要知
道当时参与者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思考，学运领导人也与社会上各股
政治势力有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系。要说这期间各股政治势力没有
私下运作，未免是掩耳盗铃。然而正是各股政治势力私下运作的事
实，迫使学生不能不接受民主程序，如是反而使外界有学生超然于政
治势力之外之印象。这种印象是真实的，却也是虚幻的。但正是这种
印象，使得3月学运有其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也正因为参与学生各有
各的政治思考，因而使3月学运不至于变成为李登辉一人的权位而
战，而是能提出直指体制弊病的明确改革方向。虽然就后来的历史发
展来看，李登辉是3月学运的最大受益人，但这是因为他能精确把握
到3月学运所代表的民气，巧妙地利用这个契机。在当时参与学运的
学生来说，谁能当上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进行体制的全面改
革。由当时学生对于是要求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还是“政经改革
时间表”争论不休的决策过程来看，其实已彰显学生无意为特定人的
权位做嫁。

以一个3月学运校际代表的“资历”，来看现今这些声称继承野百合
学运精神的学生，以及政府当道的反应，我的心情其实非常复杂。从
现在已经曝光的种种证据来看，几个领导学生的背后都有浓厚的泛蓝
政党色彩，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是党工。对此我并不讶异，毕竟就连3
月学运时也存在这种现象。可是3月学运所引以为傲的民主精神，那
种已经近乎被捧做神话的超越政党与体制的理想性，在今日已经异化
成对特定政党诉求的侧翼支持。而令我不解的，也正是这种明明与特
定政党诉求唱和却又声称超越政党的说辞。3月学运的可贵，在于当
时的学生领袖们都正面面对个人各有政治立场的事实，然后以一个民
主决策机制凝聚共识，提出改革体制而非为特定人争取权位的诉求。
当然，我相信这些学生中的多数正如当年的我们一样，是单纯而热血
的，也或许当参与学生越来越多后，他们也能建立一个值得他们骄傲
的民主决策机制。可是，至少在现在，他们所发起的并非那种超越党
派的学生运动，而是与党派互相唱和的由学生从事的政治运动。如果
这些学生不能跳出这个框架，那他们认知的野百合精神，绝对与许多
当年参与3月学运者所认知的不同。这也是迄今我仍无法认同这些学
生的行动之主因。

然而，纵是这样，我并不认为政府有权力将之驱离。一个真正的民主
政治，不是只有选举，还必须能保障人民有反对的权利。如果一个政
府不能容许与保障人民反对的权利，那这个政府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
府。诚然在一个宪政民主体制中，反对的权利不是漫无限制的，而是
必须依法行使之，政府对于人民行使反对权利而妨碍到他人的权利
时，亦有依法取缔的义务。但是，是否加以取缔，必须是在种种冲突
的价值中做综合考量，做符合比例原则的决定。宪法保障人民的集会
与表意自由，“除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
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我实在
看不出来这些学生的行为有什么妨碍他人自由、危害社会秩序、或会
导致紧急危难之处，将他们驱离，更不会增进公共利益。就此而言，
政府动用警力驱离这些学生，显然是“用大炮打小鸟”，是公权力的
滥用。可叹的是，当年大力赞扬3月学运的民进党，在执政后的今日
却以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唱反调的学生；而今日大力支持学运的泛蓝政
治人物中，却不乏当年极力批判3月学运者。政客，果真是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呀！

（作者谢秉宪是台湾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讲师；
a650204@ms1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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