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评论】黑眼睛、唐柏桥、李斌、田晓明、康成、张晓平、
　　　　　　　陈君恺、苏瑞锵、曾建元、谢秉宪、陈礼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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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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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呐喊呼吁
　　◆举办《一九八九，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有奖征文活动
　　　…………………………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
　　◆魏京生出席美国工会劳联产联记者会，
　　　强调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　……………………　魏京生基金会

二、认识问题
　　◆新唐人首次社区论坛：天安门母亲被捕
　　　──首场畅谈中国人权　…………………………　《大纪元》
　　◆我有罪！是我拘捕了天安门母亲！　………　（中国）黑眼睛
　　◆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
　　　──闻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获释有感　　（美国纽约）唐柏桥
　　◆台湾的总统选举和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体制　……………　李斌
　　◆再评国内房产业是全世界最黑暗的　……………………　晨海
　　◆止步于中国的监狱门前　……………………　（丹东）田晓明
　　◆美“人权报告”引出的笔墨官司　……………　（湖南）子日
　　◆佛徒　……………………………………………　（贵州）康成
　　◆闲言先生们的难题　……………………………　（四川）笑蜀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
　　　　──答笑蜀先生　………………………………………　闲言
　　　◇自由缓行民主缓行之论调可以休矣
　　　　──再与闲言先生商榷…………………………………　笑蜀

三、探索道路
　　◆只有唤起民众．才能争取民主　…………　（中国）江东枭雄

四、他山之石
　　◆学运的故事──野百合？！　………………　（台湾）陈增芝
　　◆重现谁的野百合？　…　（台湾）陈君恺、苏瑞锵、曾建元等
　　◆野百合的虚幻与真实
　　　──迎向诸神的黄昏（之三）　………　（台湾台北）谢秉宪
　　◆揭穿“三．二七”示威者的身分　……　（法国巴黎）陈礼江

五、文艺春秋
　　◆读友人寄北京街头“桃花盛开”照片有感口占，
　　　时天安门母亲哭儿罹祸系狱。　…　（西班牙马德里）黄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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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一九八九，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有奖征文活动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6．4”大屠杀的15周年。为了使今年的纪念活动
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中共当局形成更强大的压力，以告慰
“6．4”英烈的在天之灵，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全球各
地50余位历年来积极参与举办“6．4”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通过电话
会议及电邮的方式反复讨论，决定成立全球“6．4”15周年纪念筹委
会，以便为各地的纪念活动提供必要的服务及联合举办一系列全球性
活动（筹委会成员名单附后，此名单仍在增加中）。筹委会并于日前
决定举办主题为《一九八九，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全球“6．4”纪
念有奖征文活动，做为“6．4”1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序幕。为此，
筹委会成立了征文小组，具体负责征文活动。

这次征文活动的宗旨是：勾起人们对89民运的回忆，使人们接受一次
心灵的洗礼，并重新焕发出关怀社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无私忘我的精
神。本次活动自即日起至6月中旬结束。筹委会征文小组自即日起开
始接受投稿，投稿截止日期为6月4日。征文体裁不限，除记述性文章
外，也欢迎其他形式的体裁如散文、小说、诗歌、短剧等。作品以两
至3千字为佳。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和接受稿酬方式（投稿人
个人资料将严格保密）。来稿请用以下方式寄送：电邮：

6415@rock.com（唐柏桥）
64-15@hotpop.com（周锋锁）
6415@runbox.com（封从德）
传真：917-591-5026（美国纽约）
邮寄：P.O.Box. 527216, Flushing, NY 11352-7216
（请注明“全球征文”。）

自4月15日至6月15日两个月时间，我们每天将精选一到两篇优秀作品
发表在《大纪元时报》和《大纪元网站》上。所有获得刊登的文章均
略付稿酬，评委会并将从发表的作品中评选出部分优秀作品，给予奖
励，设特等奖（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团体赞助）、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我们热切希望全球各地朋友，尤其是亲身经历过89民运
的朋友踊跃投稿，将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下来，作为历史的
见证。考虑到有些朋友身处的环境不便公开姓名，我们也欢迎匿名投
稿。

此外，筹委会还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今年“6．4”期间于全球各
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悼念“6．4”死难同胞，谴责
“6．4”屠杀暴行，以及声援历年来受迫害的人权民主人士。除征文
活动外，筹委会还将在全世界近20个城市举办图片展及烛光晚会等。
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请就近与筹委会以下联络人联系∶

唐柏桥（718-651-0340，美国）
薛伟（718-6619977，美国）
费良勇（49-911-223-820，德国）

或致电

中国人权（212-239-4495）
北京之春（718-6619977）

查询。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
召集人：刘青

（注：我们将陆续发布有关全球各地纪念“6．4”活动的消息，敬请
垂注！）

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全体成员

美国：刘青、倪育贤、薛伟、唐柏桥、张菁、胡平、吕京花、
　　　唐元隽、周锋锁、莫逢杰、谢中之、徐水良、程真、赵成恩、
　　　邢铮
加拿大：盛雪、杜智富、张晓军
日本：李松、王进忠
新西兰：陈维明，潘晴
德国：费良勇、齐墨、钱跃君、彭小明、潘永忠
英国：金晓炎、税力
法国：蔡崇国、吴江、王龙蒙、封从德、张健、马丽.侯芷明
荷兰：王均、王国兴
比利时：朱家烈
丹麦：刘刚、袁佐政
澳洲：梁永灿、秦晋
瑞典：张钰、陈迈平
挪威：廖然
西班牙：王策
芬兰：张国亭、王永刚
香港：韩东方、梁汉华

〔排名不分先后。此名单仍在增补中。各地区有意参加者可就近与
唐柏桥（718-651-0340）、薛伟（718-661-9977）或德国费良勇
（49-911-223-820）联系。〕

（2004年3月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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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罪！是我拘捕了天安门母亲！

黑眼睛


前两天，我寻找一些新的网友，之后告诉他们访问海外被封中文网的
办法，国内的很多网民真是被蒙蔽天真得可爱，好象不知道有封网这
回事，当我说这段时间封网封得很紧，上这些网不是很顺畅时，有个
人问我“是谁封的网？”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我回答，类似“网特”的简单答案本该随口说
出，但我想了一下。我说，封网的是我自己，也是你自己，因为我们
纳税养了那帮网特！突然，我觉得我（人民中的一员）罪大恶极！

丧尽天理道德的事最近发生了：15年前杀了几百善良学生市民，15年
来不理他们的母亲难属们申冤，前几天竟然又把几个申冤的老太太关
起来，正如有评论说“邓小平杀死了她们的儿子，胡温还不许‘天安
门母亲’们哭泣！”。

那时我还假惺惺地愤怒和悲痛。今天，我向大家坦白了：我有罪！是
我在89年杀了他们的儿女、亲人，15年来又不让他们哭泣，前不久又
拘捕了他们！因为我是主人（中共政府这么说，实际也应该是），我
是主子，是我不吃不喝不活也要大缴苛官杂税养着这恶狗政府、“人
民”军队、“人民”警察！他们是我的仆人──公仆（中共政府这么
说，实际也应该是）,虽然是他们下的毒手，他们是操作者、执行
者，但我是主谋！

谁家的狗咬伤了人，你保准去找其主人论理，仆人干了坏事，当然主
子要负主责，所以我真是罪大恶极！我今天大声地讲，其实我很痛
苦，我的罪大啊！大声地讲出来，是为更好地赎罪！噢，天啊，我还
在供养着这干尽坏事、还在犯罪的残暴专裁的政权──政府、邪教
党、公检法等，我的罪大啊！

我要坦白，我的罪还有很多：是我建的牢房、劳教所，我是养的“人
民”警察、狱典害死、摧残了成千上万个法轮功的修炼者，我是主
谋，是我纳税掏的钱。

是我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以言治罪，封锁网络，是我关押迫害杜
导斌、杨建利、清水君等言论犯，“人民”公检法都是我纳税出钱养
的，这些事都是我纳税出钱干的！是我强行拆迁逼人自焚，干这些事
的人都是我养的，这些事都是我纳税出钱干的！

49年后的30年，是我害死了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因为是我养着这个
政府，死也纳税出钱让他们做要死很多人的“共产主义”试验！……
我的罪罄竹难书！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有那么大的罪恶，竟还悠然自得。这些罪我
不能再犯了，“6．4”几百个冤魂、各种各样的冤魂都不会原谅我的
啊。我还算是有良知的人，炎黄五千年文明的光环在我头上闪耀，我
得对得起这光环。我意识到我的罪了，我决定从此开始赎罪！

怎么赎呢？我要开除、解雇我这个恶仆人！──这罪恶的政权！──
这恶狗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公检法！一切我养的那些干坏
事的人和组织！我不想冤魂不断地来向我告状、讨债。

向朋友、网友宣扬人权与民主，我原来觉得那是在做一件好事，现
在，我觉得那是赎罪！我就要通过这办法开除、解雇我这个恶仆人！

以前，当我遇到“事不关己”的人时，就会算了，觉得不应该去打搅
人家，但现在我觉得我有必要向他坦白我的罪，我觉得这样才能有效
地赎我的罪。

总之，我要努力让更多的人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尽快开除解雇这个
恶仆人。我要换一个对我唯命是从的仆人。他只要一干点坏事，我就
能马上把他解职，再换一个！

各位看官、读者，别笑，你的罪不一定比我轻。你如果比我年长，你
养这恶政权的日子比我长；如果你比我年轻，你养这恶政权是不是比
我积极？！

广大读者朋友，每一个普通公民，我承认你是善良的，但我今天斗胆
问你一句：你还默默、甚至是积极地供养着这样的恶政权，你的罪还
要犯到几时？！（2004.4.4　于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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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出席美国工会劳联产联记者会，强调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

魏京生基金会


3月16日，全美工会劳联产联（ＡＦＬ-ＣＩＤ）向布什政府提交了指
控中国违反工人权利而造成不公平交易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是基于
美国1974年设立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而制定的，它敦促布什政府给
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

当天，美国劳联产联在其华盛顿总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魏京生出席
了会议，并对记者扼要叙述了中国政府违反工人权益的事实。劳联产
联主席约翰斯韦利（John J. Sweeney），劳联产联财务书记杜文嘉
（Richard L. Trumka），劳联产联总经济师泰利（Thea Lee）以及
负责起草请愿书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马克巴瑞博格（Mark
Barenberg）等人也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魏京生先生说，中国工人的状况比劳联产联请愿书中描述的还要糟。
“中国工人的生活非常悲惨。中国政府剥夺了工人的基本权利，使得
他们常常在最低工资下长时间劳动。中国政府从工人们身上压榨赚得
的钱，不是用来改善工人的状况，而是用来向各国购买武器。”魏京
生提议美国政府应该用法律行动来阻止这种行为。

魏先生还说：“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工人没有他们
自己的权利。”他说底层工人常常在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环境下工
作，这种恶劣环境不仅在美国是非法的，而且在中国也是非法的，
“工人们因为有害物质中毒而死亡的情形时有发生。”魏先生用来源
可靠的细节告诉记者，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履行国际公认的工人权利标
准，这些基本权利在1974年的美国贸易法里有详尽论述，其中包括加
入非政府控制的工会，禁止强迫劳动，禁止使用童工，制定最低工资
及最多劳动时间，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等等。有些情形远远超过美
国人民可以想象的，比如毒害和肮脏的工作环境，世界最高工人死亡
率，以及下岗工人缺乏基本权利，包括没有医疗保险、退休金以及必
要的遣散费，因此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魏先生还提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使得中国贸易更加不公
平。中国的商品可以自由进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商品不可以自由
地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

按照法律，布什政府要在45天做出回应，决定是否接受请愿书。如果
接受，政府有60天的听证期，并有一年的时间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美
国劳联产联希望布什政府采取及时地措施，改变和中国贸易的关系，
比如实行经济制裁，和中国政府谈判，制定出改善中国工人权益的具
体措施。

我们支持劳联产联的提诉，因为我们相信这不仅对美国工人有利，而
且保障了成千上万中国工人的基本利益，包括组织自己的工会为自己
争利益的权利。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走向国际化，造就公平
和民主社会的重大行动。

〔原载《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20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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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首次社区论坛：天安门母亲被捕
──首场畅谈中国人权

《大纪元》


〔《大纪元》纽约报导/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4月4日周日下
午在纽约法拉盛华侨文教中心举办首次社区论坛，探讨天安门母亲被
捕事件。

新唐人是由北美定居的华人联合创办的第一家全球独立非营利华语公
共电视台，于2002年2月在美国开播，全天24小时以普通话和粤语播
出，总部设在纽约。经过2年的时间，新唐人在全球已经拥有50多个
记者站，在第一时间报导全球重大新闻和热点事件。4月2日起，新唐
人通过W5卫星开始对亚洲播出无锁码的全天新唐人节目。

主持人安娜介绍说：“热点互动节目是全角度最新视角解读新闻，也
是新唐人新闻的延伸，它能够让观众了解事件来龙去脉。社区论坛首
次出台，是想让互动有更大的角度，能让所有人发表见解，从不同角
度看问题。”

另一位主持人金然介绍：“目前快要到“6．4”15周年祭的时候了。
天安门母亲被捕又在舆论的呼声下被释放，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
国的人权问题。这次论坛与华侨文教中心协办，邀请了刘青、严家祺
和李天笑三位嘉宾到场。”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发言，他介绍说：“丁子霖是3月28日早上11点，
被无锡国安3个警察带走，然后又抄家。这个问题按以往的经验，要
关较长的时间。国安的警察对她们的措施是严厉的，对她们是刑事拘
留。按中国刑法规定，可判有期以上罪行的，但又需要核实审查，可
以现行刑事拘留。以前的例子是只要拘留，90％以上是判刑。中国人
权感到事情的严重，马上和国内联系，核实之后，作了两件事，第一
是把所有情况了解清楚后，把新闻稿发出。第二是开始了紧急的国际
救援，派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面见人权
高官。也和美国政府的大使进行了磋商。美国政府很快表态后，她们
很快被放出。

“我很了解她的性格，让丁来悔过，是不可能的。因为她认为自己的
行为正大光明，合理合法，绝对不会悔过。这样看来，放人是一个不
成熟的草率决定，是中央作出的，而且是高层负责人的决定，经过政
治局的决定。所以开始抓人的决定不是共同的决定，如果是共同的决
定，他们会维护的，不会这么快改变。是国际呼吁救援把声音带到了
最高层，他们知道了，于是政治局里不同的声音才可以起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严家祺表示：“现在江从总书
记和国家主席下来，胡温有重要职务，表现亲民作风。可是肯定胡温
亲民的举动的决定权在难属。亲民说多少没用，最重要的是行为。即
使一下子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翻案，有没有想到3位失去儿子，一位
失去丈夫的妇女15年如何过来？想悼念亲人还要被抓起来，实在是天
理难容。

我记忆中有3件事与清场有关，比较起来区别非常大。第一件是28年
前的“4．5”事件，发生在晚上9点20分，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抄诗
词。后来我们代表人民出版社去采访北京公安局得到了第一手的材
料，28年前的事件和“6．4”屠杀是不可比较的。当时在天安门只有
200～300人，花圈11个，北京调动了641个警察，加上工人民兵，用的
器材是棒子和皮带，殴打聚集的2～300人，最后逮捕200人，可是没人
死掉。1989年，邓小平调动了解放军11个军，18万军人到北京，出动
了坦克，装甲车，军人警察，天安门长安街，目前可以证实的是241
人死亡，7000人受伤。

邓小平传达过内部意见：6月3日“要明天天亮之前解决问题”；“万
不得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台北这次清场出动了1290警察，驱散1500个民众，是和平驱散。89民
运，邓和李鹏政府出动18万军人，用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抗议民众，
结果死伤几百人，受伤7000人。呼吁胡温政府，第一步要善待天安门
难属，不要拘捕他们，否则天理不容啊。

“6．4”主要是江泽民和李鹏造成的。根据目前资料，“6．4”以
前，5月30日，江已经到北京，江本人签署文件、办公、代理总书记
的职责。屠杀的时候江在中央工作，现在的常委和一般人员与屠杀事
件没有关系。”

哥大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表示：政治在中共的宣传下在中国人头脑里形
成不好的印象，动不动就是搞政治，其实政治可以研究，同时参与政
治，如果参与合法的途径，比如投票和选举是合法的，是宪法规定的
公民权利，不是搞政治。

中共政权残暴又愚蠢，第一个是残暴，抓天安门母亲，打死你的儿
子，你不能哭，不能同情，不然就判你、抓你，这不光是强盗逻辑，
而且是杀人犯的逻辑。

“6．4”闯过来，还怕你，杀人犯的逻辑，虚弱，在海内外的声援
声浪中，对他造成了压力，还有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的努力啊，余杰
的声明啊，结果他内部就分化了。愚蠢的地方是他们自己找下台阶，
说罪状是报假货名，这是虚伪的，因为中国法律里没有禁止接受海外
捐赠，也不需要申报。这完全是假的，是愚蠢的作法。

谈到民间维权，李天笑表示：“民间维权是一个重大的力量消长问
题，在这个新阶段发生了国内的“6．4”正名运动，国外组成了审
江大联盟，很快对执政集团形成了压力。

维权力量的增长是因为有道义支援，第一个：人权是人的最低限度的
要求，西方是选举，这个没有明确的道德规定，道义资源难以调动。
可是大陆的维权是从不公正入手，比如“6．4”正名，孙志刚，法
轮功要求炼功权利的角度，这些是完全在宪法允许范围之内的最低限
度要求，也可以最大限度调动良知效应。

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格言：“好人做好事才成为好人”。基督教说，有
一个人接受主给他的钱，他把钱埋在地下，原封不动的交给主，主
说：这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资源作好人应该作得事，所
以他不是好人。如果好人不做任何事，邪恶就会产生。做好事也不单
单是个人作好事，是要争取鲍正、公平创造更广范的社会稳定。胡适
曾经说过：“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正自由，为自己的人格奋
斗，也是为国家争人格。”。

最近为“6．4”正名的签名已经达到5814个，唐柏桥和刘青推动了
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另一个就是是罢免江泽民的签名运动，因为阻
碍“6．4”正名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江泽民。”

权第三个道德资源，揭示政府失职，有研究，独立宣言，政府是保障
人民不可让与的权力而建立。政府应该尽的义务，中国人民没有必要
出来威权。没有尽到自己责任，不是本意，没有做好这件事情，要回
来，看到第一这件事情是政府的责任，最近看到中国把保障人权写进
宪法，宣扬中国的人权有进步，为什么美国提出人权提案？羞辱自
己，现在才认识到责任，又在抓人，胡佳被抓，花招。起来维权，蒋
医生。

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倪育贤在发言部分谈到，现在种种活动还局限
在诉苦，讲不幸，希望党给我们评价，平反，老是停留在诉苦层面，
老是诉苦，希望得到同情。目前还是集权统治，练功被屠杀，这非常
非常不公平，其实来源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今天抓，明天放。说明
了统治阶级是完全的人治，没有法律解释，放了一句话，认错了就
放，那刑事犯罪我也认错就可以放人了？人治的社会是中国最最不合
理的制度，希望学者科学家说话来开始废除一党专制。

李天笑博士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为何台湾处理民众集会没有造成
大规模流血和屠杀事件，而“6．4”酿成惨剧？两岸同文同种，为
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时说，台湾的领导人有民主素养，比如
连宋的基本理念框架是从民主出发，他们是两个政治学博士，有很高
素养，陈是律师出身。而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官僚体制出来，首先想到
的都是稳定统治。

旅美吉它演奏家何震东先生就公民权利发言，他说：我一生中最开心
的是粉碎四人帮的一天，因为我把共产党看作法西斯，以前我看电影
瓦而特保卫萨拉热窝，很多年轻人被法西斯打死，他们父母叫他们不
要去。在“6．4”里也是一样你认共产党做母亲，它就打你。美国办
签证和移民要填表，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法西斯，我开始很奇
怪，认为美国人有问题，现在我知道，共产党就是法西斯。我在大陆
是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因为开会时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结果江
泽民把我们的党领导，一位老先生骂了一顿。江说，你有本事就拿出
治国方案来，没方案就不要提意见。

我的知识产权在中国被政府侵占以后，我回上海通过法律诉讼。结果
知道了一位房子被强迫拆迁的女孩，她被打，被劳教，后来因为上访
被打，民警到家里来把她打得一塌糊涂，怕邻居看到，又把她抓起
来。就在共产党的报纸，民主与法制，写了要改变劳动教养制度的重
大改革的同一天，她被抓起来劳教。

金然就天安门母亲被提名诺贝尔人权奖征求严家祺意见，严家祺表示
天安门母亲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代表，希望大家能够推进这件事情。

唐柏桥提醒大家可以通过http://www.89-4.org/6415/Signature.asp
这个“6．4”正名网站支持天安门母亲和“6．4”正名运动。

主持人安娜提问到在中国发生“6．4”事件的前后，东欧、包括前苏
联也有大的变革，学生和市民上街请愿，没有遭到屠杀，相反还结束
了共产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制度维持几十年到底是什么样的
原因。

刘青回答说：“社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人权和民主体制，这是符合绝
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一定会建立。从79年开始，民主化开始公开的
进行，经历这么多年下来，有一定的成就。表现在一般人对人权民主
的理解从共产党的宣传中摆脱。以前是讲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
主，你听了服从了党就是民主，表示不满和意见，不是民主，会被镇
压，打成反革命，危害国家安全。现在发展到共产党从完全反对、振
振有词反对到被逼迫承认，那么社会就有根据跟你要民主和权利。民
主能够完成需要机遇，有时甚至是巧合，也可能需要维持很长时间，
一个转变一般是突然发生，并且很快实现，但是在它之前需要逐渐往
前推进，不可能一下完成。尤其象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基础，反对力
量相对弱小，需要社会合力向前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人出来，比如法
轮功维护自己的权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法轮功，同意不同意他们的
原则，同意与否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维护这个权利，当别人权力受侵
犯，没人维护，就等于你的利益没人维护，你维护他就是维护你自
己。

象香港23条立法，老百姓起来反对，导致无限期的推置。可是中共没
完，不会甘心，不会看着几十万人上街推翻我的统治形式，于是搞一
系列动作，比如，港人治港首先要爱国，爱国与否由我定。结果党说
爱国的那些人手里都是好几国的护照，现在共产党的高官和子女也是
狡兔三窟，做好逃跑的准备，他们的爱国定义是支持维护我的政权，
这样是爱国，不这样就不是爱国。”

严家祺总结说：“要经过时间，逐步地争取民主。中国在古代是很强
大的国家，在抵抗自由贸易后，闭关自守，鸦片战争后，有了危机
感。毛泽东提出一种办法，用共产主义抵挡殖民化，造成了中国几十
年的很大灾难，这个专制制度存在，不一定是毛泽东的原因。而消除
专制却需要长期的过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我们看到民主的希
望还在前头。”

李天笑最后表示：“全民反迫害是政治发展的形势，在中国的环境和
特殊的形势下，目前是继续用全民最关心的方式推进全民的维权运
动。没有民主时，签名就是投票，比如罢免江泽民的签名是一种不用
脚的，用鼠标的民主，是培养民主素质的浅显的方式。目前阻碍中国
民主最大的障碍是江泽民，对他卖国的充分揭露，可以让全民认识到
民主的必要性。大家如果从自己做起，不参与迫害成为工具。中国全
民反迫害会使民主有更大进步。”

据一位资深传媒界人士表示，此次丁子霖等的获释，是由于海外良知
媒体的及时报导和人权组织的奔走呼吁，导致全世界正义人士齐声谴
责中国政府的不良做法，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不得不略事收敛，
大事化小，将人一放了之。这证明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还是能够做
成一些事，促使中国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社区论坛在掌声中结束，
很多听众在论坛后继续热烈讨论。


〔转载自《大纪元》2004.4.5 21:01；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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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闻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获释有感

唐柏桥


3月27日，中国政府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了丁子霖、张先
玲、黄金平等3位天安门母亲代表，举世哗然。人们纷纷对当局的这
一卑劣举动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与愤慨。正当我们准备全力以赴展开更
大规模的营救行动的时候，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于
日前被迫释放了这3位天安门母亲。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令人既感
到悲哀，又感到欣慰。悲哀的是中国政府竟如此愚蠢和短视，抓捕倍
受世人尊敬与同情的天安门母亲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欣慰的
是中国的民间声音已越来越强大，迫使当局不得不正视。我们完全可
以说，丁子霖教授的获释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

丁子霖被捕的消息最早是由刘晓波先生通过网络发出来的。刘晓波发
出这一消息的同时，也对当局的这一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全球纪念
“6．4”15周年筹委会在核实这一消息后也迅即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
明，对于筹委会名誉召集人等的被捕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
球所有正义之士关注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此后，中国人权、中国独立
作家笔会、香港支联会、全球审江大联盟、全美学自联、民主中国阵
线等组织也先后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抗议声明。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发起
了营救天安门母亲的签名运动，得到了各界的热烈反应和支持。与此
同时，中国人权展开了一系列营救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其中包括约见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与美国主管人权的助理国务卿，要求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和美国政府关注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被捕一案等。香港
支联会等团体了抗议集会，要求立即释放这些被捕的天安门母亲。其
他人权民运组织也开始展开全力动员，准备发出强大的抗议声浪，迫
使当局正视来自民间的声音。筹委会除了将天安门母亲被捕的消息通
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电子报等方式广为传播外，同时准备
与其他反人权迫害的组织展开一系列大规模的集会抗议活动，包括4
月6日和8日分别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抗议，谴责中国
人权状况和抓捕天安门母亲等。筹委会内部更有人提议采取回国闯关
运动，并得到了热烈响应。

在海内外民间组织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的同时，全球各地的民间人士
也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国内一批敢言的作家、记者和独立知识分子
纷纷撰文怒斥当局的卑劣行径。刘晓波、任不寐、余杰、王怡、郑贻
春、师涛、刘路、孙文广、杨银波、李建强等敢言之士均以最强烈的
措辞来谴责当局的这一伤天害理的行径。与此同时，数十位天安门母
亲集体联名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她们的三位代表，“6．4”伤残者齐志
勇等也通过媒体表达了他们要求释放天安门母亲的强烈愿望。在海
外，70余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及历史系教
授麦克法夸尔、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亚洲中
心主任柯恩、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研究员米勒、波士顿大学历史系退
休教授葛德曼、南加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夏伟、迈阿密大学教授、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
员会理事金德芳、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谭慎格、普
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黎安友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汉学
家潘鸣啸等，亦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表示高度关注天安门母亲的
命运，并要求当局立即纠正这一违反天理的错误之举。普林斯顿大学
林培瑞教授还发表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公开信，要求将今年的和
平奖授予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以表彰她们弘扬正义与
良知的英勇行为。除此之外，许多居住海外的中国学者也纷纷参与到
谴责当局的行列，司徒华、刘青、胡平、严家祺、洪哲胜、吴弘达、
陈奎德、曹长青、张健、封从德、王超华、徐文立、郑义、盛雪、廖
天祺、宋永毅、安魂曲、刘水、朱学渊、蒋品超、伍凡等都以撰文等
方式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抗议。还有很多的文章和抗议还在撰写当
中。

由于民间力量的推动，国际社会对于天安门母亲的被捕此表示了强烈
的关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关机构和美国国务院等均对此表达了关
切之意，并希望当局尽快释放她们。世界各地的媒体也对这一事件给
予了大幅度报道。钮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NBC、
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中央社、世界日报、大纪元时报、新唐人
电视台、美国之音、BBC、法广、希望之声、中广、苹果日报等中外
媒体均连续报道了天安门母亲被捕一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媒体
在这次舆论宣传中功不可抹。新世纪、民主通讯、民主论坛、观察、
公民议政、大纪元网、博讯网、看中国、罕见论谈、“6．4”档案、
为“6．4”正名签名网站、荧火虫网等每天跟踪报道被捕的天安门母
亲的最新消息和外界的反应，将民间抗议的声浪推向了高潮。

我们知道，中共当局是以刑事拘留的名义抓捕这3位天安门母亲的，
也就是说当局曾准备对她们展开刑事调查和起诉。但是，几天之后，
当局却不得不迫于国内外强大的压力而改变原来的主意，将这3位天
安门母亲予以释放。这显然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民众已经在逐级觉醒和不再选择唯唯诺诺做人。而且，通过这一
戏剧性的捉放事件可以看出，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其实虚弱的很。只
要我们拿出背水一战的勇气，他们就只好向人民力量举手投降。

今天，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一天，就如同去年举行50万人反23条大
游行那一天是香港人感到自豪的一天一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纽约

〔转载自《观察》2004.4.5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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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总统选举和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体制

李斌


台湾举行了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更
受到了大陆人民的高度重视。我平常很少看电视，但为了能直接了解
台湾的总统大选，我却天天看香港的“本港台”和“翡翠台”的新闻
报道。

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不但让全世界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大开了眼界，
也让我本人大开了眼界。在专制主义传统如此深厚的中国能出现如此
波澜壮阔的民主选举，确实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也确实是一
件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在它掌握的舆论工具上，整天
整月整年地，连篇累牍地高歌赞颂他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世界上最
民主的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着充分的“民主”，但是自我18
岁成年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却从未参加过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连最基
层的领导人的选举都没有参加过。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家
领导人都是内定的，任命的，因此怎么会让普通的老百姓来选举呢？
这难道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民主吗？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文明古国，可以说从大禹死后
由他的儿子夏启“篡夺”了王位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专制政体的管
理模式之下，虽然有过民主主义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实
行了短暂的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但也被后来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给
断送了。虽然蒋介石让他的儿子蒋经国接替了他的位子，但是在全世
界自由与民主的大潮流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美国的民主政体的影响
下，蒋经国明智地在他临终前把他的位子传给了李登辉。

我们都知道李登辉是在美国留的学，美国的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在他
的脑海里是非常地深刻的，是他把台湾的民主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是他首先打破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的传统，第一次在
中国的土地上实行了国家元首由普通老百姓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第一
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与当权的国家元首政治见解不同的在野
党。

陈水扁于4年前通过民选当上了台湾国民政府的总统，成了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个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今年台湾的总统选举比
4年前的更为活跃，参加的民众占了台湾人口的80%以上，民进党的候
选人与国亲两党的候选人得票率仅差几万张票。陈水扁和吕秀莲仅以
微弱的多数当选。

我认为，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这就是真正的民主，这就是中国
大陆应该走的民主之路。共产党高喊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就是专制独
裁制，就是专制政体的管理模式。台湾实行了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
领导人，落选的候选人有所不服这是很正常的，他们组织他们的支持
者要求重新验票，也是有他们的理由的，无论是作为现任总统还是作
为当选总统，我认为都应该支持落选者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
自由与民主的真谛，这样才能体现出一个当权者的开明与大度，就是
在重新验票后确实发现有不公正的地方，或者自己确实没有得到多数
票，也应该坦荡地接受事实。既然实行的民主选举，就决不允许有不
正当的行为和不公正的地方，否则就没有必要实行民主选举。

台湾人民在大选后举行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当政的民进党并没有采
取高压政策，更没有动用国家机器来驱赶他们，屠杀他们，这就更充
分说明了台湾实行的是什么政治体制，这在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
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谁是真正的民主，谁是真正的专
制。

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发生的枪击总统候选人的事件，很有可能是大陆
共产党指使人干的，因为从国亲两党的态度可以看出，此事件不会是
他们所为。民进党也决不会拿着陈水扁的生命去冒险，因为他们也没
有冒这种风险的必要。只有大陆上的共产党不希望，也不情愿让陈水
扁当选，所以想通过这种手段或者让他们的敌人从地球上消失，或者
恐吓一下他让他自己退出选举，退出政治舞台。共产党对付他们的敌
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党内斗争，毛泽东
在中国大陆27年的专制独裁统治，邓小平血腥镇压89年“6．4”学生
运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台湾的总统选举是一次成功的民主，虽然在选举过程中和选举过后出
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任何新生事物在它的发展初期都所不可避免的，
但它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举，也是中国大陆今后的必走
之路。

为什么台湾就能实行民主选举而中国大陆就不能实行呢，为什么南朝
鲜就能走自由与民主的道路而北朝鲜就仍然走家天下的老路呢，为什
么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实行的是专制政体的管理模式而在二次大战后就
能实施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呢，为什么香港持续了几十年的自由与民
主就要受到争议，就要被夭折呢？我认为，这是民主与专制在这几个
国家或者地区不断斗争的结果。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无论是台湾还
是香港，他们与中国大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次大战以后他们
与美国又产生了利益方面的瓜葛，中国大陆上的专制政体的管理模式
直接影响着北朝鲜的政治体制，现在它又想来影响回归不久的香港，
香港最近出现的“爱国”方面的争论，人大常委会即将对基本法的最
新解释，就是中国大陆企图影响香港的自由与民主的具体表现。而美
国为了它的切身利益，也为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极力
用它的民主政体来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因素的
话，台湾不可能有今天的总统选举，南朝鲜也不可能走上自由与民主
的道路，日本也就实行不了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

从这些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尤其是象
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要想走上自由与民主的道路，除了
内在的因素外，外部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台
湾，南朝鲜，日本就是在美国这个外部的作用下走上自由与民主之路
的。由此我就想到了中国大陆，如果光靠中国的民主势力，光靠中国
内部的变化来改变中国大陆上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我估计是不可
能的，我认为，必须依靠国际上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也应该借助台
湾的民主势力。所以说美国不仅是自由与民主的“老大哥”，也是中
国大陆在未来实行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的坚强后盾，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那么怯唬美国可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吧。中国的民主人士早就看到
了这一点，我希望美国的政治家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中国大陆早日实行了民主政体的管理模式，世界就会早一天得到安
宁，现在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土地和掠夺财富而进行战争了，
而是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之间的战争了，恐怖主义对付的不是专制主
义的国家，而是对着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和人民而来的。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仍然顽固坚持专制政体的管理模式的超级大国，它的存在，
直接影响到那些仍然实行着专制政体的管理模式的少数国家，也间接
地支持了恐怖主义的势力。所以只有尽快地让中国走上自由与民主的
道路，才能完全避免在世界上屡次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这一点应该
引起全世界所有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的高度重视。

（李斌:社会主义民主论坛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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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国内房产业是全世界最黑暗的

晨海


研究一下国内房产业，肯定头昏，因为它太黑了！

首先，是有关房产的名词之多，世界之最！又混乱不堪：例如房改
房、单位直管住房、已购公房、周转房、经济适用房、安居房、安置
房、商品房等等。

名堂之多之乱，不用说洋人看不懂，国内百姓也莫名其妙，连房管局
的官员也稀里糊涂。

例如一套以前还没有交过“土地使用费”的二手房，在转手过户时，
应补交多少“土地使用费”？一个律师亲笔作答：“按房款总额百分
之一补交”、即几千元；一个房管局问讯处的接待员打了电话问了以
后，又算出“应补交1万多元”；后来市房管局“批地处”先算出“
土地使用费应补交5万多元”，最后又改成“4万多元”。

一小套住房仅“土地使用费”就得交4万多元之巨？还有市政府的文
件为依据：按楼层的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600多元！

这就是说，一块地价标为每平方600元的地，如盖20层楼，每层楼的
每套房的土地使用费均按该房的建筑面积乘以600元，即这块地的土
地使用费被重复收了20遍！

请问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如此黑暗：一块地要剥20层皮！

原来全国各地收“土地使用费”一次性预收70年已经够黑够狠了，现
在又以楼层重复征收“土地使用费”，不是黑暗到无以复加吗？

查国内法规，毫无如此规定。所以这两种乱收费均是各地政府为榨干
百姓血汗钱而自定的违法行为。

而中共官吏编造出房产的各种名堂，是为了实施不同的政策、不同的
收费标准：例如房改房上市，补交的土地使用费仅需房款的百分之
一，不过几千元而已。而房改房就是这些官吏自己占了公房自己“改
革”了，上市套现又可少交土地使用费，以便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

所以国内一宣布“房改”不久，各地政府就忙着推动房改房上市交
易。不到1年，各地均宣布放开了房改房上市交易。

而“货币化分房”给无房的职工补贴区区2、3万元（不够买一个卫
生间），却“研究研究”了4、5年，在绝大部分地区均没有落实。

如此，有利于官吏的“房改”，就快抓狠抓；而有关百姓的房改，却
慢慢来？

所以国内98年开始房改，实际上己走入最黑暗的胡同。

早些年，已有《远华走私案内幕》一书作者：“给广州市长林树森算
过一笔帐：按照货币分房的补贴，市级干部每人每月辅助933元，林
树森夫妇两人的收入加起来，要买他们符合职务标准的130平方米的
房子，起码要存五十年的薪水。所以，在朱?基出台房改政策后，大
陆各地贪污的官员数量有所增加，大陆的官员发牢骚说，朱?基此举
是‘逼官贪污’”

请看，如此房改是怎样地脱离实际？

近年来随着房价暴涨，吹涨了中国官方的ＧＤＰ数字，也乐坏了各地
的官商奸商，只是害苦了中国的百姓！

例如上海市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全市2003年房价上涨20%以上，
部分楼盘上涨了50%至60%。一套房子的价格，已比一个职工一辈子的
工资总收入还高！

我要问胡温两人：如此房价猛如虎在吃人，是否要逼民反？你们还想
不想当官了？

我还要问：现在的政府把70年的土地使用费都提早收完了，叫后届的
政府靠什么收费？吃什么饭？是否要逼以后的政府公开抢劫？

我还要问：人权最主要是生存权吗？人的生存一是吃二是住，你们是
怎样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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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步于中国的监狱门前

田晓明


有报道说，联合国酷刑报告员范博文先生今年六月将访问中国并参观
监狱。笔者以为，这样的参观还是不搞为好。中国的各级官员历来有
一套对付参观、检查的办法，几十年来屡试不爽，别说是联合国酷刑
报告员，就连中国的前任总理朱镕基都被底下的小官骗得一愣一愣
的；所以联合国的报告员到中国的监狱里将很难得到他想知道的情
况。

笔者1994年在凌源第二监狱就见过监狱是如何欺骗美国的人权观察
团的。为了迎接美国人的到来，监狱首先把监狱的环境好好地收拾了
一下，能刷油的地方都刷上了油，就差没把院子里的道路也刷上油
了。

美国人到来之后，安排他们和监狱教育科的犯人教师进行了交谈。美
国人问：“你们的伙食怎么样？”犯人答：“很好，我们还能经常吃
到细粮。”美国人问：“细粮，细粮是什么？”在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里大概没有粗粮、细粮之分，所以他听到细粮这个词之后有点儿不明
白。

那个回答问题的犯人显然在撒谎，因为1990年之后，犯人伙食的质量
就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发霉的粮、变质的油、甚至
臭肉我们都遇到过。就在那个时候，监狱的上级领导机关派人到监狱
去考察监狱里的实际情况，以决定是否对监狱进行必要的补助。凌源
二监的领导马上命令伙房制造假象，以骗得更多的补助。伙房把仓库
里的大部分粮食都送到严管队的小号（面积不到两平方米的小牢房）
里。考察团到来的当天，以往供应的食物也被质量更为低劣的食物所
代替。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对付美国人的考察的。美国人到来
的那天中午，伙房供应的食物是包子，而以往中午的食物绝大多数都
是馒头和菜汤。在这种菜汤里，蔬菜的重量占总重量的三分之一以
下，一眼望去，你的菜盆里好象盛得都是水。为了不让美国人看到这
种“水”，监狱才想起来用包子来代替馒头和菜汤。一旦美国人问起
包子是什么？中国人可以告诉他们，这种食物类似于你们的汉堡包。

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目的就是想看看中国的犯人们生活得如
何，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就会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这就是中国的监狱，一会儿装阔，一会儿装穷。跟这些翻云覆雨的人
打交道，外国人能获得什么信息？所以外国人不要到中国的监狱里去
参观。要想了解到中国监狱里的真实的情况，联合国的有关组织可以
直接和刑满释放人员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监狱的情况。一旦中
国政府事先对刑满释放人员有所暗示，调查者还是得不到有关消息。
实在不行只能动用密探了，让他们在监狱门口等候刑满释放人员出
来，然后上前跟他了解情况；开个玩笑，联合国是不会这样做的。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要想了解中国监狱里的真实的情况比登天还难；
所以我建议范博文先生不要到中国的监狱去。联合国如果真的关心监
狱里的犯人，就把因范博文先生不去中国而节省下来的差旅费，送给
某一位饥寒交迫或贫病交加的犯人吧。

〔提供者：（美国纽约）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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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权报告”引出的笔墨官司

子日


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报告，在《2003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包括中国、朝鲜、缅甸、古巴、津巴布韦
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报
告称，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有了巨大改善，美军对伊拉克的解放结束了
萨达姆政权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报告没有提及美国自己的人权状
况。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对美国的“人权报告”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希望美方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3月1日，中国发表《2003年美国的
人权纪录》，以“补充”美国“人权报告”中“遗漏”的美国不良人
权问题。这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针对美国一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
告连续第五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

此外，朝鲜、印度、泰国等多个美国“人权报告”的“受害国”都对
美国表示了抗议。其中朝鲜的抗议和反驳最强烈，称“美国才是绞杀
民主的凶手和蹂躏人权的罪魁祸首”。朝鲜的人权状况世人早已羞于
启口；说明美国的“人权报告”正好戳到了朝鲜的痛处。

这挺逗人的。有点象打贸易战，你搞关税壁垒，我就征收报复性关
税。又有点象小孩子骂架，你骂我是胖猪，我就说你是瘦猴。总之，
你揭我的短处，令我出丑，我就想方设法找你的不是，让你也难堪。
原来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差不多。

朝鲜、缅甸、古巴、津巴布韦的人权状况一直恶劣，残暴的塔利班政
权、萨达姆政权严重侵犯本国人民的人权，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塔
利班政权、萨达姆政权垮台后，阿富汗、伊拉克的人权总体状况大为
改善（遗憾的是伊拉克的恐怖袭击较多）。美国的“人权报告”还是
基本符合事实的。

美国对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而不是仅
仅针对中国。这些国家有不少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例如以色列、泰国
等。特别是以色列，堪称美国的铁杆兄弟，我们以前称其为美帝国主
义的“走狗”；在美“人权报告”发表前，以色列要求美方推迟发
表，因报告发表预定日期和海牙国际法庭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举行听
证会日期挨近，以色列担心美国“人权报告”于己不利，可美“人权
报告”如期发表。体现了作为“世界警察”的美老大有其公正性、公
平性的一面，并不是在特意反华。我们不必“自作多情”。说起来美
老大还真有点蠢，为了别国的人权，和这么多国家结怨，把自己孤立
起来，难怪有一年因票数不足被赶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而《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就不同了，后发制人，只对准美国，几
乎是报复性的，或者说是防御性的；如果没有“人权报告”，大概是
不会有“人权记录”的。打个比方吧，某班同学，张三指出包括李四
在内的多位同学常有迟到行为，李四立即反驳张三：你也迟到过。对
这个比方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张三虽有迟到行为，但肯定轻微一些，
不然是没有底气对多人说三道四的；李四反驳张三也对，肯定也有一
定依据，但迟到行为肯定比张三严重，否则早就先发制人，抢先批评
张三了，并且敢于指出其他人的迟到行为。

“人权报告”未提及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这就不对了，美国的人权
状况绝没有好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是否这个“报告”只针对世界，另
还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是说本国的？就象教科书中“世界历史”
“本国历史”是分开的一样。有一点可以预测，在“人权记录”发表
后，美方不大可能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再发一个只针对
中国的“报告”。

按理说本国的人权状况本国政府和人民尤其要给予关注，被他国提出
来是有些不光彩，但只要有利于改善人权，完全可以本着“有则改
之，无则加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付之一笑，用不着大
动肝火。即使是在人权问题上动机不纯（“干涉别国内政”），各国
利用人权问题互相攻击对方，无意中也起到了一种国际监督作用，有
利于全球人权的共同提高。

若干年前，“人权”一词在中国鲜为人知。现在，“人权”在媒体上
比比皆是，一般民众心目中也有了人权的模糊概念，并尝试着利用法
律等武器维护自己的人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人权终于入宪了：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主要归功于民众人权意识的提高，政府在渐渐顺
应人权世界潮流，而来自外界的人权批评，如美国的“人权报告”也
起了旁敲侧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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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徒

康成


如今大概人是信不过的了、所以信佛的人是愈发的多，连独僧坐寺的
小庙，时逢初一、十五也有3、4百香客，可谓是信徒广众。

现代社会中，精神信仰也演变成了一种消费方式，除了须有一颗虔诚
的善心之外，香火钱、功德钱、车马食宿费当然自理，如果是身无分
文的情况、怕是连庙门也进不去，只怨现在的大多寺庙都弄成了旅游
景点、让佛家的善愿都奈何不得。但不管怎么说“信佛”还算是件好
事，那怕你是一字不识的村姑、半世茫然的老奶，能够崇尚一种“信
戒”来鞭策自己、也不失为对“人性本善”的精神追求。当今社会坏
人坏事太多、就是明此事理的人太少，人无信仰必然会舞马掳盗，无
善心善举不说、更无从谈教养品行，全然是一幅莫名其妙的孽障象，
这到头来不是杀人越货、就是吸毒成性。这样的人生方式不是每个人
都理解得到的，但你如果真要向这种人问个明白的话，他便会送你一
副看破红尘的腔调：“不吸海洛因、人世看不清！”，自我陶醉在吸
毒的满足感之中。

倒是要称道信仰坚定的人，污泥浊水之中冰清玉洁，那怕是为此焚身
烈火都能抿笑九泉，这就在昨天的电视新闻中，真认识了这样四位不
知名的老奶，属于那种几十年如一日必往佛堂上香的忠实信徒，恰巧
在某个香火极旺的日子被连天的大火葬身庙门、可谓是信仰坚贞。想
来那佛门之中天天吃斋念经的僧人都能苟且逃脱，而这4位老人却随
佛同登了瑶池、也算佛缘造化，连专业僧人都难以享此殊荣、真应该
作为佛史中“身修”的精典，不知那些佛门中的僧人、佛门外的香客
是不是有几分渐愧……

这些让我至今想来有太多的困惑,一种莫名的哀怨捂在心头,于是便用
无言的沉默为致哀,向那些活着的死人、死去的活人一并叩去，唯愿
有良知和品行的人节哀顺便！

（作于1997.5.28）

〔提供者（美国纽约）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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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唤起民众．才能争取民主

（中国）江东枭雄


§§一，唤起民众与非暴力革命

我们知道，人类用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归根结底有两种：一种是改
良，另一种是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是暴力革命，如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而我们今天为推动
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中国民主运动则属于非暴力革命。

有史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人生斗争都是力量的抗衡，那种没有力量
而能进行斗争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需要力量
才能完成。所谓改良，是有进步要求的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用来缓和
社会矛盾的办法，它通过利用其统治权力的力量来达到改良的目的。
所谓革命，是统治者没有进步要求，顽固坚持其反动统治，残酷镇压
社会的进步势力，阻碍社会向前发展，这样就将导致社会革命。革命
需要力量，革命力量从哪里来？在民众之中！暴力革命是要唤起民众
的，那么非暴力革命是不是也要唤起民众呢？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
民主运动要不要唤起民众呢？要的！因为，中产阶级在中国远没有形
成，现在中国社会的主体仍然是农工，要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是需要力量的，这个力量只能在民众之中。不唤起民众，就没有力量
去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只有唤起民众，才能争取民
主！

§§二，唤起民众与中国民主运动

自79年北京民主墙至今，中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发展已经25年了，但
是中国社会的民主没有发展，人权没有进步，究其原因，中国的民主
运动是孤立的，说她孤立，是因为她没有同中国民众结合起来，具体
地说，一部分民运力量散落在中国大陆的各省市地区，没有凝聚起来
且没有同中国民众结合，另一部分远在海外一隅，强调国际进步力量
的声援，而没有把精力放到中国社会内部，没有放到中国民众中来。
当然，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必须的，但是争取中国民主的根本力量在中
国社会内部，在中国亿万民众之中！

有人会说，“89‘6．4’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唤起了民众，不是没
有成功吗？我们所说的唤起民众是把民主理念和追求民主的方法积极
主动的带到民众中去，把他们有力地组织到中国民主运动的阵营里去
争取民主。这与那种民众自发的声援“89‘6．4’爱国民主运动”是
有质的不同的。

还有人说，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希望在中共党内民主改革派那里，
不用唤起民众，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目前中共党内保守派的力量很
强大，其不仅保守且有反动的一面，“89‘6．4’”的镇压行动就证
明了这一点，改革派的力量还很弱小且没有形成气候，无法与保守势
力抗衡。我们完全把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是
非常不现实的。我们只有唤起民众，为中共党内民主改革派创造一个
要求民主的社会基础，为其伺机起动政改创造一个外部条件才是正
途。

总之，中国民主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最高形式，她需要
力量才能达到，她的力量的源泉在民众之中。

§§三，唤起民众与组建政党

目前中国社会处在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三步骤的军政
时期，所谓军政时期，是指专制统治集团同社会进步势力矛盾尖锐化
的社会转形时期。

前面说过，现在中国社会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只是中共官
僚和官商的附庸，中国社会的主体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工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民工、下岗工人和部分知识分子等广大弱
势群体的民众，他们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宪政在军政时期中国民主运
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决定了欧洲式的政党是
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现状的，在现时中国只有严密组织体系的列宁式政
党才能完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宪政三步骤的军政时期，因此，深
入到民众中去，组织并指导他们来完成军政期是现时期中国民运组织
或政党的任务。

“89‘6．4’爱国民主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以推动中国社会民主
进步为奋斗目标的民运组织，这其中以中国民主党的规模较大，且具
有较广泛的影响力。中国民主党内不乏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如徐文
立、王有才、何德普等，但是，几年来中国民主党在推动中国社会民
主化进程中成效甚小，除反民主的专制势力强大外，我们认为应该还
有三个原因：

（一）中国民主党没有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没有制定严格的纪律保
　　　密制度；
（二）中国民主党没有把自己根植于民众之中；
（三）中国民主党没有肩负起指导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

因此，唤起民众，建立有严密组织体系的政党以指导中国民主运动等
问题在争取民主的军政时期，应当引起一切执着于中国社会民主进步
的先进分子的重视和认真思考。

只有唤起民众，创建有严密组织体系的政党以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
争取民主才有希望，才能让中国亿万民众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眼睛看
到东方黎明前的曙光！

〔提供者：party57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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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先生们的难题

笑蜀


闲言先生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是我的朋友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
为闲言先生富有人性，普天之下，但凡有人性之人都可以做我的朋
友，而无论他持何种主义，只有丧失人性之人才是我的敌人。第二则
是因为闲言先生本来也把我当作他的朋友，实在说，春节接到闲言先
生的贺卡，我颇意外。闲言先生能够记住一个素未谋面、连书信交往
也不多的普通网民，这是粗心如我者所难做到的。跟这样一个富有人
性的、温文尔雅的名士做朋友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我当然不愿意错
过。

但仅管如此，我仍然要忍不住地大声批评闲言先生。套用一句先哲名
言，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眼看着闲言先生离真理越来越远、越来越
走火入魔，作为闲言先生的朋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网上沉默
已久，但我认为现在我再不能沉默下去，我有站出来提醒闲言先生的
义务。

我断言闲言先生离真理越来越远、越来越走火入魔，是有我的依据
的。近来闲言先生对自由、自由主义颇多抨击，给人的印象是，他似
乎已经以炮打自由、炮打自由主义为职业了。我这么说不是否定闲言
先生抨击自由和自由主义这一举动本身。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批评
的，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自由和自由主义亦不例外，这是自由主义
者的基本立场。仅管一千个自由主义者可能有一千种自由主义，但这
个基本立场在自由主义者中则是没有争议的。我自命为不可救药的自
由主义者，那么在闲言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城府地说出自己对
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异见时，对这一举动本身，我当然只有赞赏、只有
支持。

但是，我赞赏的、支持的毕竟只是说出异见这一举动本身，而不是异
见的具体内容。闲言先生抨击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我是决难
苟同的。不能不承认，非理性地、无限上纲地叱责自由和自由主义，
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如果说在思想界，这样的领军人物主要是康晓
光；那么闲言先生以及素来以“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命的强国论坛
网民数学，则有试图做网上领军人物的迹象。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把
自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公正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
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自由在他们的笔下便成了万恶之源，
成了中国人民全部苦难的总根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非
要用逻辑来命名它的话。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尤其几千万人的非
正常死亡到底是权威主义还是自由和自由主义造成的？即便就当下而
言，难道麻旦旦之囚、姜勤荣之囚、郑恩宠之囚、孙大午之囚、俞华
峰之囚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难道范李之死、孙志刚之死、李思怡
之死、程树良之死、张斌之死、刘忠霞之死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
难道洛阳大火、南昌大火、芳村爆炸、石家庄爆炸、烟台海难、合川
沉船、武汉空难、河南爱滋病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难道北京城中
几十万草民风霜凛凛的上访之旅，道如《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
农民调查》所揭示的几亿农民的悲惨生活，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
如果忠于良知，忠于常识，忠于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无论就历史还
是就现实而言，中国人民从来不是苦于自由和自由主义，而从来只苦
于专制！从来只苦于特权！从来只苦于暴政！

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如果把专制、特权和
暴政比作病毒，自由和自由主义则是对抗这类病毒的最好的消解剂。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自由和自由主义。从这个角
度来考察，说中国人民苦于专制、苦于特权、苦于暴政，毋宁说是苦
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正是由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
乏，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所向披靡，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
暴政的长盛不衰，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苦难。专制、特权和暴政
早已构成中国社会最大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它四周一切有益的物
质，中华民族因此负荷最大，代价最大，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跋涉最为
艰难。几千年优秀文化的滋养，使中华民族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之一，只要当权者稍稍放松管制，环境稍稍平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
智就会如火山一样地迸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
财富，这已为历史所反复印证。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长期肆虐，却
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裹头布，桎梏着炎黄子孙的大脑。炎黄子孙被捆
着手、绑着脚、堵着耳、封着嘴、裹着头，以这样的状态与一个又一
个自由的民族展开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世界上最浩瀚、最具活力
的脑库忽而处于休克之中，忽而处催眠之中，几乎完全浪费，这无疑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浪费、最具悲剧意味的浪费。因为这种浪费，中
华民族只能靠着寥寥几个所谓精英与全世界所有自由的民族相抗衡，
胜败不言而喻。由此不难断言，中国之积弱积贫，主要导源于专制、
特权和暴政；更进一步说，主要导源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
自由和自由主义之于中国，犹如钙之于人体，犹如盐之于人体。人而
缺钙何谈强壮，人而无盐何谈强壮；如果自由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
匮乏，而欲中国之强大，而欲中国之崛起，岂非欺世之谈！

一方面追求国家强大，一方面视自由和自由主义为天敌，这正是闲言
先生们的内在矛盾。导致这种内在矛盾的主要原因，则是目中无人。
闲言先生们对人的理性缺乏信心，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缺乏信心，
于是只能偏爱所谓国家力量，认为只有所谓国家力量才最可信赖。除
了以国家力量推动现代化，中国别无它途。而要以国家力量推动现代
化，则必须赋予国家力量以充分自由。国家自由与公民自由往往此消
彼长，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深刻认识。早在1875年3月，
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已尖锐指出：“自由国家就是可以
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一切关
于国家的废话。”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几乎是重复了这一
结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
识的工人的目的。”他认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锯于社会
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
形式比较自由和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
由’限制到什么程度。”闲言先生们既然迷恋于所谓国家力量，既然
要赋予国家力量以充分自由，那么公民自由、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
等字眼，在他们当然就是杂音，以公民自由、公民权利、民主宪政为
关键主张的自由主义，岂能见容于闲言先生们！闲言先生们对自由主
义之深仇大恨，惟有从这个层面才能得到终极解释。

为了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闲言先生们真个是殚精竭虑。他们把自
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而根本就罔顾自由与合群如硬币之两面
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的历史事实。章太炎早就说得很清楚：“大独，大
群之母也。”胡适也这样忠告北大学生：你们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
国家争自由。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著名论断，则更是精辟地
阐释了自由与合群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自由不是使人成为散沙，自
由是使人成为粘土；自由不是使人们走向分裂，自由是使人们走向联
合。一盘散沙决不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过，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
义是对专制的惩罚，一盘散沙从根本上说只是专制统治的苦果。将之
诿过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用这种张冠李戴的逻辑
完全无从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始终有那
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但凡遭遇国难，譬如珍珠港事件，譬如
“9．11”事件，美国人民总要义无返顾地为国家挺身而出。而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在国家权威至上、个人自由缺乏基本保障的蒋介石时
代的中国，兵员的补充却不得不用拉壮丁的方式来进行。

为专制开脱而嫁祸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手法，同样体现于闲言先生们对
自由与公正的关系的论述、对自由与安全的关系的论述。自由与公正
本来是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崇奉自由的克鲁泡特金才写就深刻影响人
类历史的巨著《互助论》，因此崇奉自由的千千万万基督教徒和同样
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其他教派的教徒才最讲博爱，因此那些公民自由
最充分的国度，其社会福利的供给也才最充分，民间互助、社区互助
体系也才最发达，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也才最活跃。自由与安全之正
相关，则更一目了然。自由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的手里，到底
是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里最安全，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外
力最安全呢？所谓人事无常天威难测，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这些古言
早就为我们做了解答。不公正是专制的专利，不安全是暴政的专利，
闲言先生们却无视这个历史铁律，这个以无数生命和鲜血所印证了的
铁律，而一口咬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中国人一旦享有自由必争必
乱，必致国家分裂、生灵涂炭。从这样的逻辑中，不难看出闲言先生
们的高傲甚至是狂妄！不难看出他们对理性的轻蔑，对人的轻蔑，对
自己同胞的轻蔑。

闲言先生们的高傲甚至是狂妄，当然十足荒诞。学在民间，智在民
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25年的所谓改革，其秘诀说穿了不过
一点，即国家对民间的些许让步。仅仅因为些许让步，民间就涌现了
那么多的创造，就释放出那么巨大的生产力。25年的光辉历史，主要
是13亿草民写就的，国家力量并无多少作为，不过默许而已，追认而
已。可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决非虚言，而是有着强大的实
证依据。国家力量犹如乌龟，民间力量则犹如兔子，乌龟胜过兔子不
过是一种传说，兔子胜过乌龟却到处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国家
力量犹如《猫和老鼠》中那只自命不凡但实际上迟钝愚笨的猫，民间
力量则犹如千千万万只聪明伶俐、天真可爱的老鼠。到底是国家力量
更可信赖，还是民间力量更可信赖？到底应该国家力量做历史发展的
主体，还是民间力量做历史发展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付出了那
么惨痛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开始回到常识，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进
步，难道我们可以毫不珍惜，弃若敝屐，而放任闲言先生们的高傲甚
至是狂妄，放任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带回权威主义的迷谷吗？

于此不妨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之崇奉自由和自由主义，大体从两个角
度着眼。一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着眼。海阔才能任鱼跃，天高才能任
鸟飞。跳跃是鱼的生命属性，飞翔是鸟的生命属性；不自由鱼不成其
为鱼，不自由鸟不成其为鸟。不自由，万类的生命皆无意义，所以才
需要“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类如此，况乎万类之首的人类！不自
由，人将不成其为人！再就是从国家强大的角度着眼。只有在自由的
状态下，生命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现，才能写就最壮观的生命华章，个
人对于国家的贡献才最多。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国是个
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如果只跟人家拼自然资源，拼硬件，我们
永远拼不过人家。我们只有一种资源可以跟人家拼，那就是软件，那
就是人力资源，那就是智慧资源。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几千年的
灿烂文化，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13亿同胞的大脑，我们中华民族
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不难以人力资源、
智慧资源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四两拨千金，低成本扩张、超常规发
展，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而如果仍然视13亿中国人的大脑如无物，一
如既往的束缚之、摧折之，那么中华民族唯一的优势即人力资源、智
慧资源上的优势将损失殆尽，华民族就不可能扬长避短，而只好以己
之短击人之长。无论就个体生命的角度而言还是就国家强大的角度而
言，自由和自由主义都是最关键的必需品，而且是极紧缺的必需品，
正需要拓展空间，提高供给，如果不图此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无疑
是对国家和人民极端的不负责！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大的犯罪！

诚然，自由和自由主义不是没有问题。正如闲言先生所云，即便在美
国，不也有过政治腐败的插曲吗？但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只有在
自由的进程中解决，通过自由的机制来解决，而不能以中断自由的方
式来解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问题，至多是一种错误，一种基于人的
限性而必然派生的错误，一种只可能无限趋小却不可能消灭的错误。
中断自由则不是错误，中断自由压根就是一种邪恶，一种最可怕的邪
恶。显然不能以消灭错误为理由来制造邪恶。

闲言先生渴望国家强大的心情，是真诚的，是令人感动的。但闲言先
生因为渴望国家强大而向自由和自由主义宣战，以种种不实之词对自
由和自由主义妄加指责，为专制刻意开脱，在我看来则是一种断难容
忍的糊涂。自由主义与爱国何尝对立过？国民政府时代诸如张东荪、
诸如章乃器、诸如罗隆基、诸如王造时，乃至胡适、傅斯年、雷震，
难道不都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最坚定的爱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代，民间社会一片死寂，再无群星璀璨历历可数，但有限的几个巨
星如顾准、如马寅初，难道不也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最坚定的爱
国者？爱国不是闲言先生们的专利，这点上自由主义者和闲言先生们
咸与之。自由主义者跟闲言先生们一样渴望国家强大，只不过他们设
想的国家强大之途，与闲言先生们设想的国家强大之途不同罢了。他
们更希望主要借助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主要借助人民的力量，通过
人民的强大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在我看来，这才是国家强大的正道。
闲言先生们则实在说不上高明。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妄加指责，虽然是一种时尚，
但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新鲜。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半个多世纪前以
“褐色布尔什维克”自命的戈培尔们和以“红色布尔什维克”自命的
斯大林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当时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今天的
闲言先生们望尘莫及的。闲言先生们已经很难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创
造了。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纵然竭尽全力，但实在是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由和自由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取得
胜利，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呢？却早已灰飞烟灭！这正是闲言
先生们的困境所在：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抨击如果采用他们现在这种
还有一些底线、还算比较斯文的方略，则对自由和自由主义不具备任
何实质性的杀伤力，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抨击大可一笑置之，懒得理
会。但如果不加节制而实行所谓“超限战”，则又无异于把自己混同
于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无异于自我妖魔化、自我放逐，我相信这也
绝对是闲言先生们难以接受的。

那么，闲言先生们何去何从呢？看来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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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答笑蜀先生

闲言


笑蜀先生是我尊敬的人，尊敬源于那本《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固然
使我了解到一些前所未知的历史情节，使我产生敬意的，更是编者、
出版者当时的勇气。从此，心中一直保持了这份敬意。

但尊敬归尊敬，套用笑蜀先生的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关
于真理的不同见解，仍然要借此机会说清楚。

笑蜀先生的真理是“自由和自由主义”，理由“大体从两个角度着
眼”。一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着眼”：“不自由，万类的生命皆无
意义”，“不自由，人将不成其为人”。对此，我基本可以赞成，只
是要指出，这种说法不全面。自由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人除自由
外，还有其它需求。当自由与其它需求发生矛盾时，就有个取舍问
题。对于中国现状来说，自由或许还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生存、温饱、安全、稳定，或许比自由更重要；当二者
不可得兼时，大多数人可能宁愿选择生存、温饱、安全、稳定。如果
上述对现状的判断成立，那么关心民众和社会前途命运的人，是不是
应该将生命的存在置于“生命的意义”之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
案，是不是应该将对生存、温饱、安全、稳定的关注，置于对自由的
关注之上？

笑蜀先生不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已包含在他“崇奉自由和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理由之中：“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生命的活力
才能充分展现”，“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才最多，而这正是中国现代
化的突破口”。这种个人自由与个人福利、国家富强的三位一体，是
自由主义的标准答式。据我了解，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肯正面回答个人
生存、温饱、安全、稳定与个人自由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恕
我直言，这与一种流行的做法类似：自称党永远、时时代表了人民，
尤其是代表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拒绝回答当二者发生
矛盾时，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笑蜀先生说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如果能
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13亿
同胞的大脑，我们中华民族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就不难以人力资源、智慧资源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四两拨千
金，低成本扩张、超常规发展，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如果真有这
样的好事，纵然要为之肝脑涂地，又有何惜！谁如果反对、阻碍这样
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高傲、狂妄”，而是可恶之极、无耻之尤！问
题是，世上真有这样的东西吗？

笑蜀先生所说的“一种制度”，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
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按它纸面上的设计，倒是很符合笑蜀先生的设
想。但是共产主义在纸面上的设计看起来也很好，要不怎么会有那么
多仁人志士为之甘抛头颅、甘洒热血？因此，判断制度的有效性，不
能光看纸上怎么写，更重要的是看实践效果。

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效果如何呢？这可能正是自由主义者引以为自
豪、自以为有理由蔑视各个对手的地方：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都是宪政民主制度国家，这似乎足以证明这种制度的有效性。

正是了解到这种现实，从形成个人思想观念始，我即和许多人一样，
在相当长时间内接受、信奉了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制度。但近几年的进
一步了解，使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宪政民
主制度实践，可粗分为三类：一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初期的宪政民主
制度，二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三是现在发展中国家
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第一类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宪政制度中，为限制多数无产者对少数
资产阶级的反抗能力，普遍按财产拥有数量等条件对民主制作了限
制，将民主权利严格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民
主权利范围才逐步得到扩展。

在这种制度下，贫富分化明显、底层反抗频繁，政治腐败、社会不
公，都是普遍现象；自由民主，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但资本主义经
济获得政治的有力支撑，发展较快；对外的侵夺、殖民，既加速了经
济发展，也缓和了内部紧张关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顺利走
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在第二类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中，由于经济发展和股份
制经济形式的扩展，社会贫富分化缩小，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进
入“纺锤型”社会结构，普及民主权利不再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各
国普遍扩大和普及了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并且蔚然成为潮流。在经
济发达和权利普及双重效应下，政治清明、福利优裕，社会形成良性
循环。

在第三类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中，由于受现代“普世价
值”约束，不可能再实行西方早期类似等级制、类种族主义的小范围
民主制（我称之为等级民主制），而只能一开始就照搬现代西方、施
行全面的自由民主权利普及。于是，占人口多数的穷人通过民主制度
获得了对抗、甚至战胜少数富人的可能；富人们、既得利益者为避免
这种“胜负定局”，只能拼命扭曲制度、以潜规则取而代之。各种压
抑能量被释放出来，社会冲突剧烈，不是陷入所谓民粹主义与精英主
义的拉锯动荡之中（拉美式），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被高度扭曲变形
（东南亚式），社会权利实质上被少数人把持，分化严重、普遍不
公、政治腐败，大多数国家动荡频仍、经济效率低落。由于在经济不
发达条件下，除非实行公有制，否则民众占据主导局面的形式不可能
持久，因此，拉美模式也在逐渐向着东南亚模式靠拢。

由上可见，宪政民主制度要使自由民主权利普及，真正做到“激活民
众的大脑”，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其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达此阶段之前，无论是西方
早期的“等级民主制”，还是现代发展中国家被扭曲的宪政民主制，
都不可能实现笑蜀先生们所设想的效果。

不难推断，中国如果在今天搞“宪政民主”，将归属于上述三者中的
哪一类。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被扭曲的宪政民主制度中，民众不但没有
“激活大脑”，反而彼此冲突不断，社会动荡和经济低效成为常态。
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相比，中国人口更多、人均资源更单薄、国情更
复杂、历史积淀更浓厚，因此，中国要避免制度被扭曲更难，一旦被
扭曲后果更严重；何况，中国还背负着沉重的体制包袱、积蓄了太多
的负面能量，转型之路将比东欧、俄罗斯更为艰险。明知前面是一堵
墙，却偏偏主张一头撞过去，这究竟是造福于民、还是残民，究竟是
利国、还是害国？

我的主张很简单：先搭梯子，后过墙。首先，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
持发展和稳定；在经济发达足以构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
型。南韩、台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它们政治转型顺利；其它发
展中国家迫不及待，结果不见其利、反遭其弊。

当然，当今权威主义体制存在多种弊端，需要改进。由于对现阶段中
国来说，别的制度框架只会导致“更差”，因此，现在只宜在权威主
义框架内进行改进；目前最成熟的改进方案，当属康晓光先生的“合
作主义国家”方案。需要说明的是，“合作主义国家”方案拒绝自由
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但并不反对逐步扩大公民自由；实际上，“合
作主义国家”方案本身就设计了公民权利扩展和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
安排。当然，具体实施需要逐步推进，需要根据情况逐步展开。我的
判断是，这是一个具备相当可行性的中期性政治问题解决方案。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至今仍然认为，就已知方案而言，宪政民主是最
佳的长期性（即中国达到中产阶级社会水平后）政治制度安排。

笑蜀先生关于自由主义可致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另一论据是：
“正是由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
的所向披靡，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长盛不衰，才导致了中国
人民的普遍苦难”。这话我可以接受，但是它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
为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或其它什么政治理想的“极度
匮乏”，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苦难”。显然，不只是自由主
义，只要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或其它某种政治理想（如儒家的大同，西
方的乌托邦），中国人民也不会受这些苦难。但正象共产主义的实现
需要一定条件一样（马克思说是物质极大丰富），自由主义和其它政
治理想的实现也无一不需要自己的必要条件。没有条件而强行为之，
搞出来的东西，必然不伦不类，就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
自由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在，缺的都主要不是理想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现
实条件。缺乏现实的必要条件，政治理论就沦为空想。相对于现实来
说，几乎所有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境界都是理想的。决定政治理论优劣
高下的，不是理想性和必要性，而是可行性和有效性。社会主义理论
在20世纪末的失败，不是失败在不够理想，而是失败在无效、失灵、
不可行。如果时间再往后1000年，客观条件变化了，说不定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又会成为比自由主义更优越的制度形式。

自由主义在今天中国也同样面临“条件不具备”的困境，这似乎是中
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因此，自由主义方案至今在中
国民间还占据舆论主流，至今还是许多人头脑中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
妙药、“对抗现实病毒的最好消解剂”。一种不现实的理想占据了大
脑、左右了视线，必然会使人难以看到脚下真正可行的路，难以从现
实可能性出发判断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优劣取舍；必然导致社会结构更
加刚性，本来难行的路更加难走。这就是我近来“对自由、自由主义
主义颇多抨击”的原因。

笑蜀先生说“自由在他们的笔下便成了万恶之源，成了中国人民全部
苦难的总根源”，这至少对我是一种误解。我不知道“他们”笔下怎
样，但我本人“笔下”从来不曾这么说。我说过，自由主义在中国从
来不曾真正得到过实践机会、无须为任何现实问题负责、没有任何历
史包袱，这是自由主义能够赢得民众的重要原因。我批评自由主义不
是因为它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因为它可能带来什么。笑蜀先生问“中
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尤其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是权威主义还
是自由和自由主义造成的”？答案当然是前者，但这一答案并不是可
以减少对自由主义批判的理由。历史证明，尽管德国纳粹主义在掌握
政权之前也是现实的尖锐批评者，但如果人们在其劣迹未昭时就能够
对它保持足够警惕和进行足够批判的话，这对于全人类将是一种幸
运。原因很简单：现实固然糟糕，但它会带来更遭，尽管它许诺的是
最好。

笑蜀先生认为我思想偏离自由主义预设立场的“主要原因是目中无
人”，“对人的理性缺乏信心，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缺乏信心”。
我不知道笑蜀先生口中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我只
知道，如果我们将出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的信心”上，似乎我们应
该选择的是共产主义；而且，既然对“人的理性”有“信心”，什么
制度又不可以呢？人若具有足够“理性”，权威主义也是天堂。离
开现实空谈信心，这种话我们在公有化、大跃进、文革时都听过。如
果人类理性足够，希特勒不可能上台，历史上各种人为浩劫不可能上
演。顺便说一句，笑蜀先生这一说法，违背了自由主义“人性恶”的
基本假定，虽然他“自命为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

笑蜀先生论证说：“25年的所谓改革，其秘诀说穿了不过一点，即国
家对民间的些许让步。仅仅因为些许让步，民间就涌现了那么多的创
造，就释放出那么巨大的生产力”，言下之意，如果国家再多让步一
点，那就不得了；彻底放手，“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笑蜀先生这种富于激情的文字和想象，中国人并不陌
生。当年正是这种想象和激情，刺激着中国农村经济由合作化走向公
社化、城市经济由公私合营走向全面公有、经济形势由1950年代初的
稳定高速增长走向了大跃进的挫折、文革的停滞和衰退。

在这种论证逻辑后面，是单向度的简单机械思维。什么东西都是过犹
不及，当它极度匮乏时，它的价值最高；随着逐渐增多，价值渐减，
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直至得不偿失。即使是纳粹
法西斯，在其初上台时也政绩斐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结果
却自掘坟墓。纵然是好东西，服用也要适“度”。“度”即上述可行
性和有效性，它由客观条件决定。

行文至此，基本表达了我与笑蜀先生们的主要分歧。笑蜀先生谈到的
其它一些方面，已属次要。例如，笑蜀先生说：“他们惯用的手法，
是把自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公正割裂乃至对立起
来，把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知笑蜀先生何所见而云？
至少我自己从来没有将“自由”和什么东西抽象地“割裂乃至对立起
来”；我说的都是在具体情境下，自由主义方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
果。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自由主义方案不可能导出
“公正”；而且在其转型期，有极大可能会致中国于激烈冲突和动荡
之中，这是我的基本判断。笑蜀先生举章太炎、胡适、马列等人论述
作为依据，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历史的先声》编者所为。难道共产党
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还不够美好吗？在自我表述层面，任何理论都
是尽善尽美的，这是理性自洽的基本要求。怎么说是一回事，能不能
做到是另一回事。笑蜀先生举美国的例子，更表露了中国许多自由主
义者的一种通病：在他们眼中，好制度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好制度，根
本就没有适用范围的限制；他们脑中似乎根本没有“客观条件”这样
的概念。

笑蜀先生说我，“有试图做网上领军人物的迹象”，我不知笑蜀先生
据何而言说。据我所知，网上持我这种观点立场者，不说绝无仅有，
也是寥寥无几。从对这篇文章的回应，就能看出我“冒天下之大不
韪”是如何的“不得人心”，所谓“领军”，恐怕也只能领着自己的
影子吧？而且，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发言多就是“试图做领军人
物”？自由主义阵营中也有发言多寡之别，难道发言多的，都是“试
图做领军人物”？

再次感谢笑蜀先生赐教。我相信一点：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
“走火入魔”，什么是“高傲、狂妄、荒诞”、“糊涂”，正大光明
匾后面并没有藏着答案，这是一个需要辩论才有望澄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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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缓行民主缓行之论调可以休矣
──再与闲言先生商榷

笑蜀


拙作《闲言先生们的难题》出笼后，马上引来闲言先生的抱怨。这抱
怨也对，也不对。但无论对不对，作为始作俑者，我都有解释的义
务。因此需要再罗嗦几句。

我对闲言先生的批评，既针对闲言先生，又不单限于闲言先生。这从
标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于是一方面既有精确打击，另一方面也确有
“误伤”，确有冤枉闲言先生之处。比如，闲言先生说，他没有把自
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我以为这个
申辩无效。因为闲言先生曾经言之凿凿地说“个人自由”无非“自
私”；“天赋人权”则无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把自由
仅仅归结为唯我中心，由此必然推断出自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
由与安全的对立。所以我才特别强调自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由
与安全的相辅相成，强调这种相辅相成并非如闲言先生断言的那样仅
仅是自由主义者的“精雕细琢、精心包装”，“改头换面”，而是客
观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点上闲言先生确有妖魔
化自由和自由主义之嫌，我不认为在这点上委屈了闲言先生。但是，
某些方面，比如把中国的苦难归结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确不是闲言
先生所为。我因名说事，不免有地毯式轰炸的做派，连带提及闲言先
生，也是不得已然。所以谈到这种情况时，我只以“闲言先生们”而
非闲言先生个人为对象。如果闲言先生认为他跟我说的“们”并无干
系，他并不认可“们”的那些判断，那么在这点上我便不幸真的委屈
了闲言先生，当然需要就此向闲言先生道歉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出乎我的意料，闲言先生在答辩状中承认，就已知方案而言，宪政民
主是最佳的长期性政治制度安排。这么说来，闲言先生其实也是一定
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小多了，我们的分歧似
乎只是急行缓行而已，终极目标则似乎一样。闲言先生的这个形象当
然要比我前段时从闲言先生笔下读到的专职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的
形象可爱得多。如果这个新的判断没错，我便不幸真的从根本上误解
了闲言先生，因此更需要从根本上向闲言先生道歉。

既然终极目标并无太大歧异，现在姑且撇开终极目标不论，只从操作
层面再跟闲言先生谈谈心。

在推行政治自由主义这点上，坦白地说，我是一个急性子。为什么急
呢？主要导源于我的一个基本逻辑：自由主义秩序是一个生态，环环
相扣、缺一不可的生态。任何将其中一环剥离出来单独嫁接的做法，
都不可能成功。上个世纪的3、40年代，中国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曾经
幻想对自由主义秩序“取长弃短”，即取政治自由主义之长而弃经济
自由主义之短，将政治自由主义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嫁接。这个
幻想没能在中国实践，但印度独立之后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事实证
明这条路走不通，印度几十年来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只是在改弦易
辙，摈弃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交融之
后，印度经济才走上正道而迅猛发展，以致中国人不得不发出“印度
终结中国独舞”的惊呼。只要政治自由主义不要经济自由主义是死胡
同，只要经济自由主义而不要政治自由主义则更是死胡同，中国90年
代以来的种种实践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走得太
远，政治自由主义却还没有启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跛脚鸭，无法保
持平衡，无平衡当然无稳定。这种情况下，补政治自由主义之课，不
能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不能不急的第二个缘由，则如闲言先生所说，当下中国累积的矛盾太
多，内外部压力太大。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压力很大程
度上是等出来的，拖出来的。有一种民间游戏叫“击鼓传花”，这种
游戏为庙堂所套用，正就是闲言先生所主张的自由缓行论、民主缓行
论──90年代以来，庙堂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政治
问题上、社会问题上却一直“击鼓传火”，每一任都不敢对政治问
题社会问题动真格，每一任都捂火一样地死捂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
题，离任时再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传给下任。各种政治问题社会问
题因此找不到突破口，无从释放，只能不断累加，不断增长，不断趋
近临界点，积重难返，越到后来解决问题的难度和风险越大，越不敢
动真格。再这么等下去、拖下去，必致无可救药，到综合症猝发之
时，一切都已太晚。

不能不急的第三个缘由，则取决于中国政治幅员的特殊性──中国是
当今世界最庞大的政治复合体。在现代社会，要用威权体制有效管治
这么庞大的政治复合体，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种传
统观点认为小国适合搞民主而大国适合搞专制。这种传统观点在今天
已经落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部分小国或许适合搞专制，但大国一
般只适合搞民主。因为小国的政治变量小，配合以现代统治技术，小
国政治是比较容易操纵的。威权体制因此在部分小国或许行得通；大
国不然，大国的政治变量大，多民族的大国、社会分层复杂的大国，
其政治变量尤其大，非个别精英所能操纵。威权体制因此往往不适合
大国。在大国搞威权体制，是集万千利害于一身，集万千爱恨于一
身，集万千祸福于一身。任何精英都是凡胎肉身，都不可能承受如此
巨大的负荷，都终究要被这样巨大的负荷所压垮。中国正好是多民族
的大国、社会分层复杂的大国，加以历史累积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巨
大的内外部压力，中国之政治幅员堪称当今世界各类政治体之魁首，
变量之大无出其右者。这么大的变量，完全超出了统计学的范畴，除
了全智全能的神，任何个别的凡胎肉身都不可能驾驭。惟有以宪政民
主实现分权制衡，通过分权制衡以解矛盾，分解压力。犹如重战车之
于崎岖地面，必须以多幅履带相对平均地分配重量，而决无重战车于
崎岖地面以摩托行进之理。

基于以上三点，政治自由主义之施行于当下中国，实在不能再等，实
在不能再拖。癌症原本不可怕，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希望越大，可怕的
只是等、只是拖。一味等一味拖，拖到晚期，纵遇神医又能奈之何？
斗胆说句实话，中国已久患政治之癌。如今还不化疗，更待何时？！
闲言先生只看到就治的风险而根本无视拖的风险，这正是闲言先生的
自由缓行论、民主缓行论的最大误区。

自由缓行民主缓行而权威先行，即所谓“先搭梯子后过墙”，真的行
得通吗？姑且不论权威是否靠得住、是否值得信托，这其实只是第二
步的问题；第一步的问题闲言先生就无法解决，即以今日中国之情
境，权威何来？第一第、二代的权威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第三代得第
一、第二代之余荫，多少也有点权威，但第四、第五、第六代怎么
办？就这个角度而言，闲言先生所举的南韩、台湾的例子，其实正好
构成对闲言先生的反驳。因为南韩、台湾的威权时代，恰恰是最早几
代人靠军功立威、靠枪杆子治天下的时代，但这样的威权体制根本没
有可持续性，因为后来的统治者无法复制前辈的统治模式，威权时代
是英雄政治时代，民主时代是常人政治时代。后来的统治者既然做不
成英雄，照搬前辈的威权体制则无异东施效颦，只好接受自己是常人
的现实，向人民让步，通过分权于民间，通过宪政民主来提取新的政
治资源，赋予自己新的合法性，从而以新的统治形式实现政治稳定社
会稳定。古称富不过三代，在社会变革的节奏急剧提速之今日，权威
政治的延续同样困难，权威政治一代不如一代，已成历史的铁律。这
样的铁律在当下中国其实已经发挥着巨大作用。只要不是太迟钝，都
能从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这一铁律。种情况下反而要重建权
威，无疑是以人力与天演对抗，用闲言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明知
前面是一堵墙，却偏偏主张一头撞过去。”其结局难道还用得着我们
去掐算吗？

所以，政治自由主义之不可缓行，并非只是我等书生的痴人说梦，而
是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政治家成败的关键环节，就在是否善于借
势、善于用势。势的客观存在于政治家是绝好机会，势在而不借，势
在而不用，反而与势对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那不是绝顶弱智
吗？天下苦秦久矣，人心思变若大旱之望甘霖，民气可用。趁此契机
赶紧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以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协调，才有出路。
所谓“胡温新政”，虽然姿态大于行动，象征多于实际，但于躁动的
人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慰籍，已经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相当
作用。这便是最好的例证。不要再等，不要再拖，不要让社会感到总
是遥遥无期，总是感到遥遥无期则终有信心崩盘的一天、耐心崩盘的
一天。但凡到了那一天，就是神仙也百计莫出了。辛亥革命不就是这
样爆发的吗？千呼万唤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等到终于拖出一个武昌
起义，这时才立宪提速又有何益？真是早知今日，何不当初！！！当
下中国之社会心理，与晚清何其相似乃尔！这种情况下而主张自由缓
行民主缓行，而主张所谓“搭梯过墙”式的威权统治，不是感冒偏送
雪枕头吗？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举动吗？

当然，如闲言先生所云，推行政治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系统工程，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个工程更形复杂。它需要周密的
考量，精细的部署。但无论如何复杂，都不是缓行的理由。固然需要
充分的准备，但无论准备如何充分，都不可能先验地推演出一个万无
一失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只有神才做得出来，任何凡人都做不出来
的。如果非要等到万无一失的方案出台再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天
知道是猴年马月。就目前社会矛盾的累积情况而言，就目前政治变量
的演化情况而言，就算有万无一失的方案出台的那一天，但等得到那
一天吗？到了那一天才做出来的方案，还有任何现实意义吗？生活是
最好的老师，只有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只有在社会各种力
量博弈的过程中，才会一点一滴地搭建起政治自由主义蓝图的具体框
架。最重要的只是博弈，而不是主观设计。当今中国的任何社会进
步，都是各个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设计的结果；没有博
弈就没有一切。将来中国的社会进步，同样端赖博弈！离开博弈而谈
政治发展，离开博弈而谈社会进步，不过是欺世之谈。

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一旦启动，真正的博弈一旦展开，风险就如影随形
了。对此无须讳言。世界上没有毫无副作用的药物，社会变革不可能
是无痛过程。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风险，但人为地拖延变革，人为地
扭转社会发展的曲线，则风险更大。这种情况下必须两害相权取其
轻；这种情况下必须早下决心。不要让社会心理走到绝望的地步。要
用实际行动昭示自己的诚意，从而给人民以希望、给人民以信心，而
且是可持续的希望、可持续的信心。人民是通情达理的。现在民间对
于所谓“胡温新政”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不就是人民通情达理的具体
体现吗？只要希望可以持续、只要信心可以持续，人民是愿意继续期
待、继续配合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不会有根本问题的，社会变革
的空间因此会继续拓展。

要求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不等于激进盲动；不是只要最好，不要
次优，不是要一步登天。关键要真正跨出去，至于能走多快，能走多
远，那是另一个问题，那取决于具体的博弈，要真的跨出去之后才会
知道，决不可以强求。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称做实验主义，最
讲求实证依据，最尊重客观规律。激进盲动从来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者的气质。一旦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相信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反倒
是冷静的一族，稳健的一族。要求启动因此决不意味着要求乱搞，最
擅长乱搞的不是自由主义者，最擅长乱搞的往往是痞子，历次革命都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把要求启动看做要求乱搞、看做不稳定因素，是
一种必须消除的愚不可及的偏见。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基本观点，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闲言先生开
出的恰恰是当断不断的药方，所以很遗憾，如果把政治批评家比做医
生的话，我不得不把闲言先生称做庸医。所幸闲言先生并未当权，虽
为庸医尚不至误民误国，不过多给了我一次展示自己高明的机会，一
乐也！

〔提供者：（北京）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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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的故事──野百合？！今昔比一比，诉求、待遇大不同

陈增芝


随着国亲支持群众抗争的被迫退场，中正纪念堂标举“野百合精神重
现”的绝食学生，让国亲群众的抗议温度获得延续，但是，却引发14
年前参与“野百合学运”的行政院发言人林佳龙、民进党文宣部副主
任郑文灿的点名批判。

台湾的学运故事，除了台北市长马英九也曾参与过的1960年代保钓运
动之外，1990年的“野百合”与2004年也称“野合百”的学生运动，
引发部分媒体的类比讨论，其间可以发现，随着政治、社会、经济的
变化，两者也呈现迥异的面貌。

第一，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同诉求层次。1990年的台湾，戒严初
解，党禁、报禁初开，台湾反对运动藉着“言论自由”与“集会自
由”等自由化的推进，狂飙街头，诉求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等民
主化运动。

14年前的野百合，在国民大会扩权演出“山中传奇”的导火线下，延
续这股民主化诉求，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
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14年后的“野百合”，在“3．20”总统选举结果引发泛蓝抗议不公
之后，提出“要真相、反歧视、争未来”等诉求。前者是具体宪政制
度的改革要求，后者则是相对主观抽象的抗议诉求。

例如，所谓的“枪击真相”，依目前情势来看，如果在刑鉴专家李昌
钰博士的3位先行助理的认定，仍不被接受，甚至李昌钰博士4月10日
抵台后，如果仍然排除“自导自演”，这些学生是否能放弃既定的真
相？

再例如，族群问题延伸的“反歧视”诉求，在选票证明“非台生”的
连宋配，除了获得“压倒多数”的外省选票（占人口15%），同时至
少仍获3成5以上的“本省”选票之下，所谓“反歧视”对象究竟指那
个族群？

第二，在组织成员部分，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基本上，并不是一个
单一时点的抗议运动，而是有其长年理念的行动酝酿与思想准备。

因此，90年的野百合学运，不但之前数年，已经积极参与校园自治
（学生会普选）、争取言论自由要求废除审稿制度运动、大学法改革
等，其他还有热心校外社运或反对运动，如工运、农运、环保、女性
运动。

而在90年后的数年，学运团体也积极参与宪政改革运动、反核四、公
投、加入联合国、以及为声援“独台会案”的反政治迫害、“一百联
盟”的废除刑法第100条、甚至总统直选等。

因此，14年前参与发起野百合的学生，在成员方面，有长期性组织的
校园社团参与，但是，今年4月在中正堂的学生，显然缺乏组织性的
基础，此外，成员在过去也许有“一起助选”的情谊，但可能缺乏长
期“抗议运动”的革命感情。

第三，与政党的关系，90年的野百合，其实是学运圈“统独左中右”
的大集合，其中不乏反对民进党独派立场者，而属于独派或左派的学
生，在毕业后或留学归国后，基于理念加入民进党，例如林佳龙直到
去年才加入。

但是，今年的野百合的学生成员，不乏4月之前即为国亲联盟总统选
战的“青年军”，关系是先党友而后“学运”。而运动后续的未来
性，也不若90年野百合的组成。

第四、在待遇方面，90年前后数年的学运，可以说备受校园动辄祭出
记过、退学的处分。在那媒体仍是三台垄断的时代，除了90年中正堂
一役，还曾获得肯定、同情，全员平安，其他诸多抗议活动，不但媒
体封杀、抹黑，还要防范“疾风”团体的夜袭，更经常被镇暴警察强
制驱离，过程中，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经验，更是所在多有。

如今，电子媒体开放，百家争鸣，中正堂的群众抗议活动，获得各大
媒体日以继夜的聚焦之外，警方行动的温柔程度，更是让当年曾被喷
水或被打得头破流的学运学生欣羡不已。

第五、在亲情方面，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学运分子，天不
怕、地不怕，就怕教官找父母到现场“哭哭啼啼”。突显过去学运分
子家庭，承续白色恐怖的惊惶。

不过，今年的“学运”反而大获父母亲的支持。甚至还是父母比学生
本身更积极，以致不乏被父母要求前来静坐的学生。显示时代的进
步，不但丝毫不必担心大学的秋后算帐，甚至也不必担心受到警方的
伤害。

（2004.4.6 15:53）

〔提供者：（台北市议员）江盖世；ksc3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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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谁的野百合？

陈君恺、苏瑞锵、曾建元、杨翠、王昭文


2004年总统大选后，长年打压民主的反民主人士，居然打起“捍卫民
主”的旗号，在凯达格兰大道上与中正纪念堂广场前，上演一出出荒
谬剧。不料，现在竟然连“野百合学运”的名号，也公然登场。4月
2日晚间，一群大学生开始在大中至正门下静坐绝食，宣称要“重现
野百合”。不仅郑丽文、吾尔开希到场声援，宋楚瑜夫人陈万水，更
与静坐学生握手，并为他们加油打气。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虽不愿
质疑这群学生的动机，但因其行为与所处的场所，却让我们不禁要
问：这群静坐学生的正当性基础，究竟在哪里？

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历史定位，是很清楚的。上万名大学生集结在中
正纪念堂广场，希望解散既不具代表性、又终身不必改选的“万年国
会”，以及要求废止动员戡乱等等诉求，都是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的对
抗，其正当性毋庸置疑。反观今日，在民主与反民主、以及是非曲直
尚待澄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信赖宪法，静待事实真相水落石出，
而非贸然跳入某个政党的场子，接受该政党群众的欢呼。

我们是一群野百合学运参与者，亲身参与了那场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
学生示威运动。“学生运动”4个字，牵系着我们曾经深深热爱这块
土地的美好回忆，至今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因此，台湾的学生如
果关心社会，并愿意为此而付诸行动，我们当然乐观其成。然而，热
情应有理智的支持，而理智则应来自对历史是非与整体政局的正确判
断。

在国亲两党人士指控“选举不公”、并声称要“捍卫民主”的同时，
我们想问的是：是谁长年在各级选举中舞弊？是谁长年终结宪法、实
施戒严达38年？是谁长年侵害人权、非法逮捕拘禁残杀人民？是谁长
年以政治干预司法、让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是谁长年打压本土文
化、造成族群对立？这些问题既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且，由于长年
来的积非成是，以致造成今日积重难返的局面。因此，台湾今日的乱
象，难道其始作俑者，不是国亲两党口口声声要继承的、那个以蒋氏
父子为首的旧国民党吗？如果民进党是个“烂党”，它能烂得过国亲
两党吗？而将一个不曾做过前述恶行的民进党，拿来与旧国民党余孽
的国亲两党等同并观，难道是公平的吗？

我们同意：学生运动是应该要超越党派利益的。但那需要明辨时局的
能力，以及深具前瞻性的眼光，才有可能达成；否则，将会被政党利
用而不自知。展望台湾未来的民主之路，我们深信：只有更能照顾到
公平正义、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左翼政党，才能弥补今日资产阶
级代议民主的不足。而就政党的光谱看，民进党是中间偏左政党，国
亲两党则是右翼政党。两害相权取其轻，难道我们不该策略性、阶段
性的支持民进党，以扫除国亲这两个曾经严重戕害民主的旧势力吗？
况且，归根究柢，今天台湾资本主义体系的骄横与社会主义力量的薄
弱，难道不是国民党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对社会主义者的肃清所
造成的？支持相对进步的力量，把主、次要敌人分清楚，这种带有进
步性并盱衡全局的学生运动，才有可能引领台湾走向未来！

在民主时代里，若有任何人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都是不足为
取的。因此，我们不敢、也无意代表“全体野百合学运参与者”发
言。不过，以上的想法，虽然未必能代表所有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
但我们敢自豪的说：直到今天，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加入过任
何一个政党！而且，我们仍然秉持着当年的理想与热情，在各个能够
发挥一己微薄力量的场域，继续为推动台湾民主而贡献心力！野百合
学运的精神，在我们身上既从未消逝，又何需重现？在坚持野百合学
运精神这一点上，我们不仅问心无愧，更是当仁不让！

最后，欢迎所有愿意继承野百合学运精神的同学们，加入到民主的阵
营里来！

连署人：

陈君恺（时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现为辅仁大学历史学
　　　　系副教授）
苏瑞锵（时为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学生，现为彰化高中教师）
曾建元（时为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生，现为中华大学行政管
　　　　理学系助理教授）
杨　翠（时为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现为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
　　　　副教授）
王昭文（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现为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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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的虚幻与真实
──迎向诸神的黄昏（之3）

谢秉宪


这两天有许多朋友与学生问我对学生抗议事的看法，因为“郑文灿都
跳出来批评了”。是基于民进党党工的立场才跳出来？还是因为真的
珍惜对当年学运记忆？我不知道文灿心里怎么想，也不想问他。毕竟
对于当年3月学运的“领导干部”来说，大家唯一的共识其实只有对
于民主政治的真诚信仰；而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意志，保障每个人包括
反对在内的基本权利，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理念。

说3月学运的唯一共识是对于民主政治的真诚信仰，是毫不夸张的事
实。要知道3月学运的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其实是南辕北辙，不仅在国
家认同立场上有激进的独派与主张两岸应统一者，就连政治思想上也
有左右之分。所以在当时广场上各校内部与广场上最高决策机制的校
际代表会议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虽然面对的外
在政治情势是一样的，但因每个人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
学运的诉求、操作的手法等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广场
上唯一让大家都接受的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机制：各校校际代表应得到
其校内学生的多数支持，而校际代表会议则以多数决来运作。

现今回想起来，当时广场上的民主决策机制其实也是基于现实下不得
不然的产物，毕竟当时的情势太复杂：不仅仅是学生个人之间的看
法、立场有极大的差异，改革派学生团体内部，也因过去台大诸社团
与其他学校学运团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与领党权斗争、学生自治组织与
学运社团间的改革路线的不同，而对于运动的诉求与发展有回异的看
法，更遑论在3月20日后国民党党部与救国团也开始动员学生加入。
在此情形下，只有民主的决策机制是唯一的共识，国民党党部与救国
团认为他们可经由动员学生加入而取得运动的主导权，改革派学生则
寄望于学生自治组织的动员能量与学运领袖们公开辩论的能力，希望
能在各校校内改选校际代表时取得上风。对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参与者
来说，所无法预知的，是这种基于现实而不得不然的措施竟然成了一
个伟大的民主实验。毕竟就当时的校园环境来说，除了学生自治组织
的干部外，对于遵循议事规则来开会、公开而就事论事畅所欲言的进
行辩论、经表决后即服从多数的决议，都还是陌生得很。当然，要真
正让大家熟悉与遵循民主的游戏规则并不容易。像是绝食一事，明明
经过冗长的辩论后决定不绝食，却有参与开会者一转身就宣布绝食。
熟悉议事规则的学生自治组织领导人施大综委会主席蔡菁芝，被部分
学运社团诬指为国民党的“抓扒仔”，更显示出许多改革派学生对于
民主游戏规则的不熟悉与疑惧。而部分研究生与老师积极介入“指
导”，也显示当时许多参与的大学生仍不习惯凭自己的思考与意志来
行动。但这些问题，反而成了促使参与者必须更加依赖民主程序的动
力。迄今我回想起来，这其实是3月学运内在最伟大的成就，对当时
许多的参与者来说，这六天之间于这种内部斗争过程中进行民主程序
的经验，是前所未有的民主洗礼。经过这次喜哩，许多人回到校园后
开始投入学生自治运动，又带动了1990年代初期的校园民主化浪潮。

但是，若是以外部社会来看3月学运，恐怕一般人所认为3月学运的最
大成就在于提出4大诉求带动了台湾的宪政改革，与彰显学生坚持不
受政党势力影响的理想性。坦白说，我并不这么认为。要知道当时参
与者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思考，学运领导人也与社会上各股政治势力
有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系。要说这期间各股政治势力没有私下运
作，未免是掩耳盗铃。然而正是各股政治势力私下运作的事实，迫使
学生不能不接受民主程序，如是反而使外界有学生超然于政治势力之
外之印象。这种印象是真实的，却也是虚幻的。但正是这种印象，使
得3月学运有其道德上的正当性。

以一个3月学运校际代表的“资历”，来看现今这些声称继承野百合
学运精神的学生，以及政府当道的反应，我的心情其实非常复杂。从
现在已经曝光的种种证据来看，几个领导学生的背后都有浓厚的泛蓝
政党色彩，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是党工。对此我并不讶异，毕竟就连3
月学运时也存在这种现象。可是3月学运所引以为傲的民主精神，那
种已经近乎被捧做神话的超越政党与体制的理想性，在今日已经异化
成对特定政党诉求的侧翼支持。我相信这些学生中的多数正如当年的
我们一样，是单纯而热血的，也或许当参与学生越来越多后，他们也
能建立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民主决策机制。可是，至少在现在，他们
所发起的并非那种超越党派的学生运动，而是与党派互相唱和的由学
生从事的政治运动。如果这些学生不能跳出这个框架，那他们认知的
野百合精神，绝对与许多当年参与3月学运者所认知的不同。这也是
迄今我仍无法认同这些学生的行动之主因。

然而，纵是这样，政府是否有将之驱离的权力？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
的宪政学者都会说没有！宪法保障人民的集会与表意自由，“除为防
止妨碍他人之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些学生的行为
有什么妨碍他人自由、危害社会秩序、或会导致紧急危难之处，将他
们区哩，也不会增进公共利益。顶多，就是违反集会游行法。可是，
别忘了公权力的使用还必须遵守比例原则。而政府动用警力驱离这些
学生，却显然是“用大炮打小鸟”，是公权力的滥用。

（谢秉宪：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讲师；
a650204@ms1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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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三．二七”示威者的身分

陈礼江


3月30日我哥哥告诉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位我们认识的人，被记者在
中山纪念堂前访问。这位示威者是来至法国。他姓黄名Ｘ康，是越南
华人，父亲是旧国民党的广西军人。

黄氏在巴黎时当过侍应生，后来被国民党请去管理学生中心，一份清
闲的工作。自从台湾被李登辉逼走上民主之路党政分家之后，国民党
党营的开支大大收缩，殃及了这位黄氏，让他失业。黄太太告诉我，
他曾经醉倒在路上被警察车送回家。有一次在酒醉的情况下，他还拿
刀要砍孩子。最后黄太太只有与他离婚把他赶出门。他唯有回台寄人
篱下住在他父母亲家里。

“3．27”的示威者有些就是象黄氏这种国民党的党棍，不用工作天
天闲着无事做，企图继续把台湾米、台湾水占为一党之私，在连宋与
中国勾结之下，计画策动暴乱寻回威权旧体制的复辟。自从民主改革
后，这些人失去了很多优惠，把恨转向热爱民主的台湾人。连宋煽动
军队包围总统府的政变未得逞，但连宋导演“3．27”的一出阳谋
戏，已达到误导世界台湾这次的总统选举是不公平的目的。随后，他
们又让其党棍子女搅绝食抗争，总之，台湾不乱不罢休。

法国地方选举在上星期天刚结束。22个地方给社会党的左派联盟拿了
20个，有些地方险胜的结果和这次台湾阿扁的胜利结果恨接近，就是
没听到有验票的要求。法国政界人士对官位看得很开，因为媒体每天
对他们和有钱人很不客气地批评。一天不做官就一天少被人骂。

法国无论是什么政治选举，法律规定军人和警察是无投票的资格，为
了国家安全，台湾是该考虑效妨法国的投票资格法，以求军政分开避
免军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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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友人寄北京街头“桃花盛开”照片有感口占，
时天安门母亲哭儿罹祸系狱。

黄河清


年年鲜艳是桃花，
妆点长安血色华。
蒋捷尸灰王楠骨，
哪株花下春泥沙？

甲申年清明日
于地中海畔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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