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2004.3.30～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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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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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总统选举
　　◆从“三．二七”抗议集会
　　　联想到“六．四”事件　……………………　（广州）曾仁全
　　◆连宋的最后豪赌　………………………………　（蚌埠）张林
　　◆为“盘古乐团”喝彩　……………………　（广西）东海一枭
　　◆关于台湾大选的两个话题　…………………　（丹东）田晓明
　　◆台湾离民主巩固还有多远　……………　（美国纽约）张铁志
　　◆台湾大选，有惊无险　…………………　（美国纽约）唐元隽
　　◆阿扁不可后退　………………………………　（长沙）金海涛

二、认识问题
　　◆此岸的法律信仰　………………………………　（上海）危舟
　　◆中国中止与美国双方的人权
　　　对话与交流意味着什么？　…………………　（西安）王中陵
　　◆批判文章中竟读出“亲切感”（3之3）　……　（太原）师涛
　　◆警惕爱国贼　………………………………　（广西）东海一枭
　　◆三农调查提纲　………………………………　（重庆）杨银波
　　◆关于萨达姆在狱中报道而产生的联想　……　（成都）黄晓敏

三、探索道路
　　◆如何实现平稳过渡
　　　──从掠夺性私有化到创造性私有化（3之3）
　　　……………………………………………………　（湖南）吴辉
　　◆政府治理是胡温的首先出路　…………………　（北京）林青
　　
四、民主理论
　　◆论公平与效率　………………………………　（中国）徐建新
　　◆惩罚过度与社会成本　………………………　（河北）綦彦臣

五、文艺春秋
　　◆农家的小树　…………………………………　（北京）张晓平
　　◆一只鸟叫得真绝　………………………………　（太原）师涛
　　◆今天、明天　…………………………………　（福州）林信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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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二七”抗议集会联想到“六．四”事件

曾仁全


3月27日，在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国亲联盟号召下约50万
台湾民众的抗议示威。阿扁没有下达戒严令，没有出动军队，也没有
动用坦克，更没有使用枪杆子，而是在和平中落下帷幕。这对于幸灾
乐祸的准备看热闹的中共政客们来说真可谓大是扫兴。因为事态的发
展完全没有象他们预料的结果。

一样的场面──浩浩荡荡的人群；一样的重要场所：北京天安门──
台北总统府；一样的纪念物──都曾竖起一尊自由女神像，但动机、
目的与结局又完全不一样。

15年前的北京天安门的“6．4”事件是学生运动，是当时大学学生王
丹、吾尔开希等人发起的学运，是要求政治透明、惩治腐败、舆论自
由、尊重人权、修改宪法的政治理念，学生最初的要求是“与总理李
鹏对话”；台湾“国亲联盟”发起的抗议示威打出的口号是“要真
相，拼公道，救民主”、“不公不义”、“司法验票、国际验伤”、
“我不要不清不白再过4年……”“立即验票”、“阿扁下台、连战
加油……”

“6．4”事件过程中，学生们苦苦哀求达数日也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
回应，李鹏一直到事态发展的不可收拾了，才恼羞成怒地与绝食了多
天的学生对话；“3．27”抗议示威是党派之争，连宋阵营于集会中
提出三项诉求：“立即验票”、“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追查枪击事件
真相”、“补正军警宪人员因为国安机制启动而被剥夺投票权利”。
陈水扁于同日晚间做出回应，愿意无条件与连宋见面，同意立即验
票、驳斥枪击案自导自演说法、澄清启动国安机制的疑虑。

“6．4”民主运动时期，北京当权者反映机制缓慢，没有一个领导人
及时的、勇敢的出来说话（经过权力斗争已知“大事已去”的赵紫阳
最后才出现在学生中），“3．27”陈水扁阵营不推诿、不回避矛
盾，对蓝营拆求公开表态。

“6．4”民运中，当权者一直没有回应学生和工人们的基本要求，事
态愈演愈烈，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最后灰心意冷，民众不肯散去。
北京当权者先是实行了戒严令，接着是出动“人民军队”，坦克和机
枪架在学生的头顶上，于是，酿成震惊世界的“6．4”惨案；陈水扁
面对民众的呼声，及时地、勇敢地站出来做出回应，是民主政治下施
政者灵活而准确的反映，是积极而诚恳的态度，与中共政客们的手段
相比千差万别，最后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了。

台湾怕不怕动乱？台湾当然怕动乱！不仅是台湾领导人更怕动乱，而
且民众也不希望动乱。但“6．4”事件中，北京领导人岂只是怕动
乱？他们是怕政权不稳、独裁不保，是怕位置不稳、既得利益不保，
是怕欺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红火日子再也没有了。

从台湾这几个星期的动乱来看，要说是对执政党的考验，毋宁说是对
民主的考验。因为，已有了民主、有了舆论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台湾民
众再不会向往独裁和专制的时代。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请愿都
做到了适可而止的程度。台湾绿蓝双方的党派之争也正是恰到好处地
向世人展示了民主的威力、自由的火种，是亚细亚三月时节最和煦的
春风。

（2003年3月28日于广州）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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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宋的最后豪赌

张林


连宋在台北发动的抗议已持续多日，让人越来越不耐烦了。大家有权
怀疑枪击案，但在没有获得任何确实证据之前，显然不应该采取过激
行动。即使有了证据，在没有迹象表明司法系统不公正对待之前，也
没有必要以大规模示威方式寻求政治解决。

在关键时刻，遵守基本游戏规则，比什么都重要！

连宋已丧失理智，在孤注一掷，把国民党引向进一步衰败，令人痛
心！这样大规模劳师，久而无功，犯了兵家大忌。一旦枪击案水落石
出，连宋还有何面目见同僚？国亲联盟必然元气大伤，再次分裂！

把希望寄托在怀疑上，本身就是愚蠢的！

当陈文茜在枪击案发生后立即表示怀疑时，马英九立刻补充说这不代
表连宋的立场，总算挽回了一点不良影响。而败选后，连宋竟然歇斯
底里，持久发动群众抗议，显然已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理智。

成功与失败之间，总有一些不确定的偶然因素，不能死死抠住不放，
忘了根本大义。大家都很清楚，连民进党也不否认，这最后一枪，击
败了连宋。这就象马拉松比赛，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最终的成
绩。不能因为只差一步没得冠军，就责怪最后冲刺时踩到了路上的一
个小石子，而纠缠不休，大闹起来。

4年前，连战以国民党唯一候选人身分竞选总统，只得到23%的选民支
持。若有自尊心，他早该引咎辞去党职。由于太恋栈恋权，他死撑下
来，才致有今日之败。

宋楚瑜当年闹分裂，建立亲民党，本就是一个历史错误。如果他能迷
途知返，率领部下回归国民党，改造国民党，也不会有今日之辱。

50多年前，国民党正是由于内讧，才丢了大陆政权。2000年，又是由
于内讧，丢了台湾政权。这个百年老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可
谓不大。没想到今日，正在连宋率领下走向穷途末路！

连宋本该在败选后立刻引咎辞职，国民党能够进行彻底民主改造，或
可重新焕发青春，4年后在马英九率领下问鼎，或可重新获得政权。

而这样在街头胡闹下去，简直是自毁前程！

尽管在大选时，我内心里更希望连战当选总统。但是现在，我要大
喊：“连宋认输，体面回家吧！”

反观阿扁，倒是从容不迫。坐观对手的自毁式胡闹，他心里很舒坦。
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打败对手，更不能利用政权资源打击对手；只有
对手自己才能击败自己，他才可以坐享其利。既然全民都已动员起
来，破获枪击案、抓获凶手的日子就不会太远。阿扁已稳操胜券，而
他的老对手却只有彻底引退。

连宋已拚光输尽，若还有一点理智，就应该立刻辞去党职，停止胡
闹。看在未来的份上，国民党确实经不起这样闹腾下去了！

而台湾的民主制度，台湾人民的总体利益，更经不起这样无休止地闹
下去，给一直伺机摧毁台湾民主的中共，进行干涉的机会！

在全世界范围内，台湾是第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华人政体。所以台湾民
主的成功，对于全世界华人的政治觉醒和民主进步，有着巨大的意
义。希望台湾人能够证明，华人并不是劣等民族，也能建立健全民主
政治；台湾人有能力，给各地华人做一个楷模！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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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盘古乐团”喝彩

东海一枭


最近，大陆民间摇滚“盘古乐团”主唱敖博和低音吉他手段信军在台
湾公开为台独助兴，并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激烈批评中共，引发网
路一片哗然。

在台湾问题上，老枭属统派（我与其它统派不同的是，我的统，不是
武力统一，也不仅要和平统一，而是民主自由统一中国，即“一国良
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对于“盘古乐团”的“挺独”行径，我
深表遗憾，但我仍然要为它叫个好。好在敖博和段信军敢于特立独
行、光明正大地亮出自己的政治异见。

中共是个极端狭隘、极其专制的黑恶组织，对舆论的监控、异议的打
压一向不遗余力。而台独观点不仅大犯中共之忌，而且易激民众之
怒，作为大陆第一个公开支持台独的民间摇滚乐队，所需的勇气、所
冒的危险可想而知。

盘古核心人物敖博摇滚作品中透露的其它一些观点我也不能或不尽赞
同。他对“革命”、“暴力”、“斗争”、“战争”、“复仇清算”
等等的热衷和推崇，他“这个社会应该崩溃，这个民族应该绝种，这
个国家应该灭亡！”的宣言，都散发着极端的“毛泽东思想”的邪
味，值得警惕。同时敖博又说，“地球上当然还有一种比鲨鱼更可怕
的动物，就是那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猪头！”。可见其思想本身
也是混乱不成熟的，或曰体现在敖博作品中的只是一种愤青式的反叛
精神而已。

然而，在犬儒遍地、万马齐喑的大陆，敢于反叛、敢于旗帜鲜明地反
对共产党，已值得老枭为之擂鼓了。博敖的一些作品，唱出了民运志
士、自由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悲愤和希望。如《黑又亮》：“黑呀真黑
呀，要多黑有多黑，黑呀太黑了简直又黑又亮，比黑社会还黑，比
光明还亮，这样的黑又亮，让人无法想象，这样的黑又亮，让人心都
凉了，你的时间不长了，我听见每个人都这样讲。”

这一句“反共不一定爱国，爱国一定要反共！”更不啻至理名言，一
针见血地扎中了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死穴。中共最喜欢
举“国家”之幌子，唱爱国之高调，把爱国和爱党混为一谈，假爱国
之名行卖国、害国之实。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中国“实现了”“四
化”的最大化：官场腐化、环境恶化、道德沙化、两极分化。有了共
产党，社会就难以民主，民众就难以自由，台湾就难以和平统一（纵
使侥天之幸强行统一了，于两岸人民的福祉也是有损无益）。一党独
大的中共才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大的灾星、最大的祸害、最大的
公敌。所以，无共才有新中国，反共才是真爱国。

有人说，“盘古乐队”两人的表演背后“有私人目的”，是故意塑造
政治受难形象，是要藉此把事情搞大，以达到“滞留境外”愿望。我
认为，无论动机如何，敖博们的行为都是值得敬佩和鼓励的。愿今后
有更多的人敢于站出来、而且在大陆公开站出来说真话，以大无畏的
反专制言行来体现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2004.3.27）

〔有关资料引自杨银波文《盘古：大陆第一个公开支持台独的摇滚乐
队》。〕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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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大选的两个话题

田晓明


§§之一

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组织的“3．27”大游行已经结束了。这次游行
是在和平与理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也许，台湾的政治发展将会继续在
这种气氛中进行。

在这次大游行之前，人们担心这场游行中会出现暴力现象。3月27日
的《联合早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据凤凰卫视3月26日消息综合媒体报导，3月26日，由
　　‘3．20’大选引发的台湾‘宪政危机’已进入第6天。吕秀莲25
　　日敦促布什政府立即承认台大选结果，但截止到美东时间25日晚
　　8时，还在等待最后大选结果的白宫仍未给予回应。不过英国
　　《金融时报》预计，本周末台湾将爆发更激烈的暴力抗议活动，
　　用台湾亲民党成员的话说：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成功推翻陈水
　　扁政府。

　　“台湾反对党激进分子目前正在推动更激烈的暴力抗议活动，来
　　推翻以极其微弱优势获胜的陈水扁政府。一名亲民党立法委员告
　　诉英国《金融时报》：现在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推翻陈水扁政
　　府。《金融时报》说，这番评论是反对党内部正在积蓄斗争力
　　量，以图结束自身分裂的努力的一部分。本周末将爆发的更大规
　　模的抗议示威，预计将成为决定台湾岛政党未来前途的分水
　　岭。”

暴力现象没在游行中出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不能丧失对暴
力的警惕，因为，发动暴力的因素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我看到前面《联合早报》的那个报道之后非常惊讶。台湾已经处在民
主体制中，可是有的人为什么还会倾向于使用暴力？在民主制度不健
全的中国，许多异议人士和其他民众都表达过如下想法：做事情要遵
循和平和理性的原则。今年的人代会期间，唐山的1万名农民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递交了罢免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请愿信；这就是一次和平
的、理性的活动。这说明中国农民的民主素养是比较高的。这是中国
农民的一次非常可贵的进步。在民主的台湾，一些人试图制造暴力事
件。难道这些台湾人的民主素养还不如唐山的农民？

台湾是华人社会的民主试验田，我们希望台湾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
不要把暴力引入到政治生活中，不能让暴力活动危及到人的生命；不
能让暴力活动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使人的物质财富遭到损失。希望
台湾人民能保护好台湾这块民主试验田，让那些还没进入到民主序列
的华人从这里学习到运作民主的经验。

实际上大多数台湾人的民主素养决不会低到令人失望的程度，我们应
该相信大多数台湾人的民主素养不会低于中国农民的民主素养；因为
台湾人搞过许多次选举，并运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最高权
力的转移。如果大多数台湾人的民主素养低下，那么他们就做不成上
述事情。

大多数台湾人的民主素养高，并不等于说台湾就不会发生动乱；台湾
毕竟还有一些民主素养不高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台湾人无法控制的外
在因素；总之，台湾还没摆脱迷雾的笼罩，在这个时候，坚持和平和
理性的原则比什么都重要。

§§之二

有关部门对于轰动一时的宝马车撞人案的复查已经结束，复查的结论
是，宝马车的驾驶者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行为。

想当初，许多人对于宝马车撞人案的一审判决持怀疑态度，人们从汽
车的性能、驾驶者的身份等方面提出了一大堆怀疑的理由，舆论之喧
嚣前所未有，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宝马车的驾驶者应该去死。

人们对宝马案判决结果的怀疑刚刚过去，现在又有人怀疑陈水扁、吕
秀莲枪击案的真实性，台湾海峡两边各出一个疑案，这真是一种巧
合。

在怀疑的声浪中，怀疑者们听到了他们不愿意听到的复查结论：宝马
车的驾驶者没有杀人的动机和行为。质疑宝马车撞人案的人该怎么
办？游行、绝食、静坐、打砸公共物品？上述行为都是不妥当的，一
个人有质疑的权利，但是在你拿不出支持你的质疑的证据的情况下，
你只能接受权威部门作出的最终判断；在法治社会里，这是人们的唯
一选择，你不采取这种选择，社会就会陷入到混乱中。

现在，我们还不能知道陈水扁、吕秀莲遭枪击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是
什么，这个事件的调查结果如果认为枪击案属实，那么这个事件就将
成了一个与宝马车撞人案类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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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离民主巩固还有多远

张铁志


一个威权时代的幽灵仍然在岛屿上空徘徊。

政治学理论上，一个民主转型的体制要进入巩固时期，最基本的判准
就是所有的政治行动者，包括政治菁英与群众，都要在态度与行为上
尊重民主体制作为政治体系中唯一的游戏规则，并接受选举作为政治
权力分配的最起码规则。

而原本我们都以为台湾的民主已经逐渐巩固，虽然品质不好，但经过
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大家都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

没想到，这次大选终究暴露出旧时代统治者的真面目。他们用一切荒
谬空洞的理由拒绝接受选举的失败。在提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小
孩代投票是他们及无知的媒体最喜欢提出的“案例”），他们粗暴地
指控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当泛蓝的许多民意代表与群众高喊他要
革命时，我们知道，他们对民主的信念永远比不上对政治权力的强大
欲望。

连宋的竞选口号是二次政党轮替。他们不但为了政治利益可以滥用误
读政治学理论，他们更伟大地改写民主化理论：从此民主巩固的试炼
不只需要威权体制的执政党愿意接受一次政党轮替，而是要看他们是
否继续接受第二次失败、第三次失败，我们才能稍稍知道他们是否愿
意衷心尊重民主制度，

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最黑暗的一夜，让我们彻底知道台湾离民主巩固
还有多远。

这也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可笑的一页/夜。

历史的反动力量在负载着无数民主抗争的广场前上演着一出荒谬的讽
刺剧。她们自以为装扮起一切民主运动的道具（自由女神？民主墙？
绝食），就可以挂起民主、真相、正义的旗帜占据广场，却浑然不知
他们高尚词藻下的空洞，正显示他们已是威权幽灵的肉身体现。

这些广场上的群众是台湾民主巩固的另一个缺陷。他们有的是像蓝军
政治菁英不肯服输，有的却显示他们对选举过程，对于总统的充分不
信任。是什么样的国家，总统遭受枪击，民众不是哀伤愤慨，而是要
求总统露出肚皮？或许是出于民主信念的无知，或许是出自对于敌对
政党的仇恨，但无论如何这种不信任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虽然值得庆幸的是，绿营的菁英和支持者显现出高度的自制力，试图
抑制社会冲突扩大的可能。但他们或许应该对泛蓝的反民主提出真正
的批判，而不要让整个社会遂对台湾民主的反挫力量继续乡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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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有惊无险

唐元隽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在这次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获胜，使选前即对形势看
好的国亲二党候选人既不甘心又不服气。加上这次废票偏多，投票前
又出现陈吕二位候选人遭枪击案，疑有不公正因素影响选情，于是连
宋提起选举无效之诉。支持泛蓝的民众也群情激愤，进而发动街头运
动、游行示威，表达对选举结果的不满。3月27日，近50万台湾人在
总统府周围举行抗议，高呼“要真相！拼公道！救民主！”局面一度
混乱、游行人数众多，达到抗议的高峰。如此诸多不满，如此对立的
情绪，如此浩大的行动，不啻出现一场政治危机。台湾民主的体制面
临严峻考验。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专刊中一篇文章说，这次台湾
大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未遂的政治暗杀，然后是微弱优势的
胜选，如今则是台北街头的抗议，均对台湾新生的民主制度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

在出现选举纷争的时刻，不通过司法渠道仅靠街头激情很难解决问
题。陈水扁和民进党政治家们抱持以理性和平的愿望、宽容和解的精
神对待示威的民众。竞争的双方政治家为共同的国家利益着想而达成
妥协。“3．27”后，公开的抗争情绪逐渐平静下来，遵循法律程序
解决问题目标逐步得到实现。从昨天台湾股市上扬300点利好便可看
出，危机已经得到化解，真是有惊无险。

台湾的稳定不是依靠暴力镇压、恐怖效应、愚民政策来实现的，而是
一种在多党竞争、利益冲突、选举拉票、权力制衡等动态的制度安排
中寻求相对的稳定。它要求政治家、政党、民众在实践中培养出自觉
尊重台湾的法律、维护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的成熟文化修养和心理素
质，不偏不激。使人民能熟练掌握运用这种动态社会中的竞争规则。

这次台湾所面临的挑战如此严峻，似有危机深重之感，甚至示威者中
已经有人打出“民主已死”的标语了。不少华人疑问：台湾的民主会
失败吗？华人适合搞民主吗？的确，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有过失
败的记录，尤其是当它刚从专制制度中脱胎而出的时候。即使象美国
这样民主典范，也曾经遇到过南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不久前的布
什-戈尔选举纠纷等多次严峻的挑战。更不用说许多欠发达国家充满
了民主尝试失败、独裁制度回潮的例子。有些国家以文化差别，做为
阻止民主改革的借口。70多年前，不少德国人也相信他们的文化不适
宜于搞民主。希特勒就是利用了德国人的这种观念，建立起法西斯体
系的。

民主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它的适应性也许与种族、文化、宗教有一
定的关系，有时看上去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制度，但这决不能说明，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注定与民主制度水火不相容。至少在今天的台湾，
我们就看到令人羡慕和惊奇的、有模有样的宪政民主制度。

大选结果自然影响台湾人民的幸福。但对华人社会来说，更大的意义
在于对政治落后的中国大陆产生的示范效应。台湾的民主，衬托中共
专制的丑陋。那里的变化给迄今仍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带
来希望，也给中国大陆树立了民主法治的榜样。始终以武吓制造压力
的中共当局，最怕的就是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因为，这样一
来，当权者有可能丧失权力，或者他们手中的权力受到制约，从而使
这些大大小小的皇帝们不能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

对台湾人民来说，大选中由谁获胜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里的人
民按照法治社会的宪政精神，按民主的程序进行运作，最终让台湾所
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台湾被排斥在联合国等一切以国家名义加入的
国际组织之外，并始终处在中共武力统一的威胁之中──在这种特殊
的外部环境下，民进党认为只有顶住对岸武力威胁，坚定民主之路，
才能让台湾不在中共打压武吓中沉默死亡。陈水扁总统执政4年深化
改革，突出国家认同等政治问题的优先性，为人民争取获得国际社会
的承认，提升台湾人的尊严，进而给他们带来安全做出杰出贡献。这
显然受到年轻选民们的特别欢迎。

台湾政治家目前不缺少与支持者之间文化认同感和相互信任关系。但
未来的台湾如何提高代议制民主决策效率，使政治运作进入更为平稳
状态？为使一般的民意对立不至于影响政治运作和政权的稳定性，台
湾应加强中间选民的厚度和力量，扩大社会缓冲地带，建立以政治人
物的政见、诚信和个人经验为条件而减少地域、族裔背景条件的更加
公平的竞争，以不断弥合台湾社会的裂痕，达成全民和解。台湾的民
主一定会成功！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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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不可后退？

金海涛


输不起台湾总统大选的连宋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后，竟然以比投票前十
倍的能量与疯狂发起了新的进攻，动员蓝营盲从的民众围座总统府，
发动“抢救台湾民主，反对肮脏选举”大游行，喊出什么“选举作
票”呀、“立即、全面验票”呀、“选举无效”呀，甚至质疑枪击案
是自导自演，等等，真令全世界为之汗颜！

你们有权提出告诉，有权要求验票，但为什么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
围总统府？为什么干扰政府的行政运作？人们会问：台湾总统大选哪
些地方不民主？既然不民主，你们为何参加投票选举？难道只有你们
赢了大选，那才是民主选举？只有你们赢了选举，选举才能有效？真
乃强盗逻辑也！这种无视法律、无视民主社会制度规范的行为竟然持
续一个星期之久。这些举动令人想起了大陆当年“文化大革命”中的
闹剧来。在一个星期的胡闹中不仅连宋到现场指挥，加油、打气，连
那位曾经的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竟也为虎作伥，不知是否听从身在北
京的儿子的指挥、还是什么原因，在大庭广众注视下宣布了“绝
食”，并最后在现场宣告“连宋当选”！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谁授予
他这种权利？好象他比中选会还要威风十倍。

对于这种耸动民众扰乱社会秩序、干扰行政运作、破坏台湾民主政治
形象的行为，扁政府竟然听之任之，真有些莫名其妙！一直到27日晚
阿扁才出面宣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抗议的群众不能无视政府的容忍
与尊重为理所当然，“把我当作软脚虾”，“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足够了”。看到这些，我真不知道扁总统何以如此软弱？更有甚
者，他竟于27日晚间发表声明，认为只要国亲阵营提出选举无效或当
选无效之诉，他将马上递出同意书，国亲不必举证、不必等到法院开
庭，就可以展开全面验票。不仅如此，阿扁与民进党政府甚至压制了
绿营的怒火，压制了正当的反击。我真的不知道阿扁为何做出这种承
诺？难道你真是位“跛脚总统”？

作为一位通过民主选举而当选的总统，应该完全尊重选民的选择。选
民选择了你，就是对你赋予了总统的职权，你就应理直气壮地反对破
坏台湾民主政治、扰乱社会治安的恶行。也许阿扁是以仁者之心对待
恶行者。但恶行者不会对你的仁义之举领情，而是会得寸进尺，提出
更多无理的要求。本来对于选举中可能出现的争议，也完全应该遵循
法律的途径与程序进行处理。但是，对于无理而荒谬的要求与主张，
绝不可迁就。你怎么可以答应违反法律程序的无理要求？答应“只要
国亲阵营提出选举无效或当选无效之诉，他将马上递出同意书，国亲
不必举证，不必等到法院开庭，就可以展开全面验票”！

回想4年之前的选举，你以不到4成的支持率实现了政党轮替，而在将
近4年的任期中面对着另一阵营的反对、破坏与无理取闹，面对着对
岸的文攻武吓，为了台湾的民主与未来打拼，让台湾的民主与进步有
目共睹。而今次的“3．20”大选，水-莲配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台湾人民已经彻底厌恶了过往的黑金政治，
摒弃了那些无聊的政客，选择了民主，选择了正义，也寄望阿扁能够
领导台湾2,300万人民在台湾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飞奔。在这种情况
下，阿扁理应象本来的阿扁那样勇往直前，切不可在内、外的恫吓下
退缩，因为你的后面有2，300万台湾人民，还有对岸理性的民众以及
友好的盟邦。

我想在本文的最后喊一句：阿扁加油！阿扁不可后退！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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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岸的法律信仰

危舟


如何使法律不仅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同时蕴含价值意义，这不只是一
个理论问题，而是牵涉到法律在人世间是否行之有效的实践问题。苦
于“有法不依”现象的遍地开花，法律学者们回归中国语境，冀望于
某种普遍信仰的建立，从而达致理想的人间秩序。

法律信仰作为一种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将信
仰归诸于一种人类的心理、情感，那么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有着交叠
与重合。但法律信仰更具有此岸性，更注重预期的得以达致，对正义
的伸张和落实抱有强烈的企盼。较之法律信仰，宗教信仰则更具超验
性，是出于一种对最高存在的敬畏。面对宗教，可以说因荒谬而信
仰，可以象亚伯拉罕那样献祭以撒，但法律信仰终归必须仰赖世俗经
验，这一点极为重要。当然，如果对法律信仰继续深究下去，最终必
定要触及宗教信仰。

在我看来，法律值不值得信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对法律信或不信是
必须仰赖世俗经验的。如果普通人一次次的预期均告落空，那么无论
你怎么强调应该信仰法律，都只能是对牛弹琴。而且，信或不信是个
体长期求诸经验所逐渐形成的内心判断，只有将这种个体感觉与可操
作的法律技艺相勾连，并让问题回到法律本身，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
题。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法律值不值得信？

最近刘涌案弄得众声鼎沸，一部分法学家祭起程序正义这柄利剑，认
为民意影响司法判决、实质正义取代程序正义绝不可取。且不论他们
所谓的程序正义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单就法律信仰之艰难生长，此案
就不是强调程序正义的合适案例。在缺乏法律信仰的中国，程序正义
与实质正义相一致的案例，将更有益于法律信仰之芽的艰难破土。如
果罔顾语境，死守着程序正义，那只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教条。程序
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对立的案例，或许更合适于有着一定程度法律信仰
的国家，通过这种激烈的砥砺，法律信仰也将更加深入人心。

无疑，法学家们的立场和言语对于法律信仰的形成极其重要。如果在
多数情况下，法学家们普遍失语，如果在那些对法律信仰之形成会产
生重大影响的时刻，法学家们语无伦次，那么，我们无论仰望苍穹或
审视内心，都将找不到法律信仰的一丝印痕。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
在彼岸寻求内心的片刻安宁，在世俗中永久地受难。因此，最后一个
问题很重要：我们的法学家值不值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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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止与美国双方的人权对话与交流意味着什么？

王中陵


“反”，与“正”相对，有背叛、违反、反省诸义。半个世纪来，在
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反”是个令人厌恶、心悸、望而生畏的坏字
眼。反动派、三反分子、造反派、造反有理、反骨、肃反、反右、
……纷至沓来，勾人回顾，令人心惊肉跳，恐怖万状。这么一个坏词
儿，偏有人割舍不得，“反”不离口、帽不离手、视若身家性命、奉
为至宝。

这两天，国内大、小喉舌又聒噪起来，指责美国又在人权问题上“反
华”了。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对美国驻华大
使雷德说：“中方不得不立即中止双方的人权对话与交流。”沈国放
还指责美方“言而无信，违背承诺，”对中方搞了突然袭击。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鲍彻昨天重申了布什政府去年8月第一次提出的指控，说
中国在履行其关于正当审判程序、宗教自由和其他方面的承诺过程中
出现了倒退。中国没有兑现其在2002年12月美、中对话时的承诺，也
没有实现其2003年申明的在人权问题上扩大合作的意图，对此美国深
感失望。倒底该相信谁的话呢？是谁一贯采用愚民伎俩言而无信呢？
任尔巧舌如簧，终掩不住非法拘禁、秘密审判、强制拆迁、暴力执
法、以言治罪……等等不胜枚举的侵犯人权的记录。试问，上述各种
侵权行为所针对的是什么人呢？全部都是华人。如果要说“反华”，
那么侵犯我中华公民的人权，才是货真价实、真刀实枪的反华。不管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对侵犯中国公民人权的真反华行为提出
批评的，都是推进中国人权进步的正义行动，都应该得到一切真正爱
我中国者的支持。

中国政府从根本不承认人权、到羞羞答答地部分承认人权、继而在世
界人权公约上签了字，这次修宪又正经八百地把人权条款纳入了宪
法，确实在“进步”。中国人民记忆犹新，公民的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等“自由”，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中
就“纳入”了，但结果如何呢？中国人民已经逐渐从“听其言而信其
行”唯“马首是瞻”成熟到“听其言而观其行”了。何况这些有限的
“进步”还是由于国际社会舆论常年不懈的批评督促才取得的。既然
已郑重其事、煞有介事地把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了，就应该言行一致地
遵守，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讳疾忌医、故态复萌、又对国际社
会的正常批评乱扣“反华”帽子呢？就不怕国人指责违宪吗？！一个
“反”字，露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心态和神经极度衰
弱到己容不得一丁半点儿批评的鸡肠狗肚。

从反右到文革十年，举世唾骂。那时若肯虚心听一听国际社会的“反
华”、“干涉内政”之声，会祸国殃民到不可收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的地步吗？响应号召提意见被扣上“反党”，给毛泽东建言被扣上
“反毛泽东思想”，谈点社会现实中的弊病则被扣上“反社会主
义”。一路扣下来，反邓小平、反四项基本原则、反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直至以“动乱”为由动用坦克和荷枪实弹的野战军在天安门
广场上屠杀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学生！“颠覆国家政权”，罪同
“反革命”。端的是反“覆”无常、得心应手、弓马娴熟，穷凶极
恶。

在人权问题上，国际社会互相监督、互相“指责”，本是天经地义有
利于人权进步的大好事。看不见自己的屁股，是正常现象，属于常
识。看不见自己的屁股不等于看不见隔壁二大爷的脸蛋。看到芳邻蓬
头垢面臭气冲天却熟视无睹佯作不知或竟引为同类，肯定是心理上有
了问题。有人劝你注意卫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象被人挖了祖坟似地火冒三丈给提批
评意见者乱扣“反华”大帽子？尔何德何能，竟能代表“中华”？！
沈国放等贵嘴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嘴脸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羞辱吗？！
建议别人照照镜子之前，最好自己先照照镜子。

虚心使人进步，心虚让鬼现形！（200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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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文章中竟读出“亲切感”（3之3）

师涛


§§其五、孔捷生“卷土重来”不是幻想

于逢的文章《西方无岸》批判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青年作家孔捷
生。80年代文坛上闪耀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孔捷生的中篇小说
《大林莽》是其中一部很有影响的力作。这位于逢先生评论（当然是
嘲讽性的）孔捷生说：他原来是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却在
最起劲地宣传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最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大
林莽》，全篇使用半现实半象征的手法，作着存在主义的说教，把
“文革”当为一个普遍现象，诽谤我们整个现实社会充满种种暴力，
扼杀所有的生机。而从此他的创作生命力也就逐渐衰竭了。

看了这段话，令人疑惑这为于逢先生是不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或
许真的是痴人说梦？的确，“文革”就是一种政治，是一段人类历史
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政治，一个作家可以不关心“政治”，却无法躲
避这种罪恶政治之下作为一个“人”的悲惨生活。关注了自身的命
运，反映了自己所经历过的最真实的生活，就成了“诽谤”、“扼
杀”？那么作家孔捷生究竟“诽谤”了谁，又“扼杀”了谁？如果他
真有那么大本事“扼杀”了这架罪恶的政治机器，证明他的创作是成
功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架罪恶的政治机器时至今天仍在大肆作
孽，孔捷生的创作生命力怎么能轻易“衰竭”了呢？

其实这位于逢的文章里自己就给了自己一个否定答案，他议论说：他
（孔捷生）还声明要写一本叫做《血路1989》的书，“作一些深层检
讨”，这不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幻想卷土重来吗？

幻想“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可喜的创作生命力！于逢先生这篇文章
的本意是“批判”，看到最后竟然有了“励志”的意味，真令人好
笑，也真令人欣慰。“革命尚未成功”，捷生仍须努力啊！

§§其六、苏晓康的“遗憾”令人可敬

苏晓康因电视片《河殇》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最为人瞩目的青
年知识分子，《河殇》成为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关于
“5．4”精神的讨论，关于人权与人道，关于民主与科学，关于东西
方交融等热门话题的讨论因之而达到高潮。在此后10多年里，谈论
《河殇》成为一个禁忌（当然批判《河殇》仍然是热门）。尽管仍有
不少人顽强不息地做着与《河殇》同样重要的文化和学术工作，陆陆
续续有一些作品问世，毕竟大环境有限，没能形成80年代那种气候。
时隔多年，在一本叫做《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的诸多大批判文章
中，了解到苏晓康对《河殇》的遗憾，方才有“解铃还需系铃人”之
感慨。

文章中提到，苏晓康曾撰文说，过去，他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
而羡慕西方文化，总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未能导致自由精神而不能原
谅它，因而，《河殇》的反传统思想有偏颇之处。今后思考中国的问
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即：“不要再奢谈文
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

正如文章的评论所说，原来，苏先生的遗憾在于《河殇》错拿了民族
传统文化做靶子，透过这个靶子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直接了
当地以共产制度做靶子，并“公开表示从今以后将不加任何遮掩地反
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制度”。

苏晓康对《河殇》的这番反思，时间是1991年前后，距今已10多年，
然而反观大陆一部分学者、教授之流仍执迷不悟，左一套“主义”、
右一套“理论”，侃侃而谈，洋洋自得，自觉或不自觉地作“鸵鸟”
状，在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时，总会躲躲闪闪，洋洋洒洒不知所云，
愤世嫉俗而不知所措，张口大骂而不知为何，别人批评而不知羞耻，
做稳了“奴才”竟不知身在何处。对照苏晓康的自省，和他直面现实
的勇气及对抗强权的战斗精神，我们是否每天都该思考和探讨“暴政
为何物”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呢？苏晓康先生的可敬之处正在于让
我们每一位知识分子在审视自己的言行时，不要再有太多的“遗
憾”！（2003.12.11于“蝼蚁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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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爱国贼

东海一枭


爱国贼这个词在网上流行已久。项小吉写过一文，把该词发明权归
己。其实，“爱国贼”这个词80年前就有了。陈大悲创作过一个独幕
剧《爱国贼》，发于1922年1月出版的《戏剧》第2卷第1号（现载上
海教育出版社的《独幕剧选》第1册）。剧中这个爱国贼偷了一个大
买办的珠宝、手枪、合同等，义正辞严地教训大买办：“你们这一班
卖国的王八旦也配称‘贼’吗？你们只配称‘老爷’！称‘大人’！
你们卖了国，还配称‘贼’？我们当贼的，不能卖国！国卖给外国
人，我们到那儿偷去？当贼的从来没有卖过国！卖国的就是你们这班
老爷！大人！……慢着！你这钱当真是赌博赢来的不是？若是卖国的
钱，我还不要你的！老实给你说，我们当贼的没有不爱国的。”

在陈大悲笔下，爱国贼形象与卖国贼相对，有些滑稽但相当正面。网
上对爱国贼的定义各各不同，相同的是诸家大都从负面的角度为爱国
贼定义。有的用以指一面高喊爱国口号、一面大发国难财者，有的指
以爱国的名义行骗、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利者，有的指盲目扇动极
端民族主义情绪者，还有用以形容一心想操外国妓女来显示自己爱国
之人。易往崇认为“爱国贼就是具有无产阶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的
贼”；任不寐认为“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护口，
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等。

对于古今中外的野心家、阴谋家、专制统治者而言，爱国主义真是一
面极堂皇极趁手的旗帜、幌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
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约翰逊之言：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在现当代中国，爱国主义还是一
些市侩、学者行骗和谋利的工具。

爱国本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但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垄断了一切资
源，劫持了整个国家，国非民之国而成了君之国、党之国，民众的爱
国情感最容易被偷偷利用、暗暗转移。特权分子及其鹰犬狗腿们尝到
了甜头，动辄把爱国主义旗子高高举起。在爱国的旗子下，他们干尽
了维护党权压制民权、维护特权压制人权的坏事，干尽了剥夺民众合
法权利、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恶事，干尽了化公为私、聚敛财富的丑
事，干尽了与民为敌、逆时而退、殃我同胞、祸我中华的勾当。这些
人都属于爱国贼，他们爱的其实不是国，是横财、是特权、是他们自
己。

于是，在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城市发展”、“加强
管理”、“支援国家建设”诸如此类非常“爱国”的幌子下，市民不
断遭受强制拆迁，农民被压榨得一穷二白，国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得
一干二净。爱国主义不但造祸大陆，而且祸及香港。最近，在爱国高
调中，香港民众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民主诉求被强行压制了。

我以为，凡打着爱国的招牌祸国、卖国、殃民、害民、者，无论是主
谋主凶、还是帮凶帮闲，都是爱国贼。项小吉的话说得更简捷：“在
纳粹，共产专制时期的爱国就是我说的爱国贼”。包括卖国贼这个概
念也可以纳入爱国贼的范畴，因为，没有一个卖国贼口头上不爱国
的。只不过卖国贼唯“老爷大人”才有资格做，爱国贼则没有资格限
制，大人小人、有权无权皆可当。

在专制党国，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的标准，不在于他口号叫得多响、
调子唱得多高，而在于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民主潮流。爱
国，就要把受尽凌辱、丧尽尊严的国家，从一小撮骗子、恶棍、奸
贼、强盗、野心家、阴谋家手里夺回来，还给全体国民。在中国包括
香港，那些反腐败、反特权、反专制的斗士，那些积极宣传民主自由
理念、努力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志士，那些为国民也为自己争人格、争
权益、争尊严的勇士，才是真正的爱国者。（20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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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调查提纲

杨银波


§§一、农村结构变革

（一）经济结构变革：农业产出占全社会总产出的比例不断下降，农
　　　业就业占全社会总就业的比例不断下降。
（二）社会结构变革：农村逐渐走向非农村化，即城镇化与民工潮。
　　　事例：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该村就地发展成了城镇；江苏
　　　省江阴市的华西村，该村就地改制成了集团公司；珠江三角洲
　　　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农村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融于一
　　　个大都市连绵带之间。普遍情况是，农村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到
　　　附近的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
（三）政治结构变革：缓慢。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总体而言
　　　都是指“创造财富”（即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是分配财
　　　富（即政治）的方式却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就是基
　　　层政权的政治危机。

§§二、农业农民问题

（一）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越来越有限。
（二）非农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
（三）本来收入就微乎其微，但还要承担很重的社会负担，如农业
　　　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等。
（四）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城市居民，教育、医疗、养老等无保
　　　障。

§§三、认识民主

（一）本质：权力制衡。
（二）基础：自治。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
　　　我调节、自我服务。
（三）关键：权力产生的合法性和权力具有的实用性，程序公正、公
　　　开、公平，要求当选人具备一定的公民素养和管理能力。

§§四、基层民主选举现状

（一）实力对比。实力包括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威望、人缘关系
　　　等。值得注意的倾向是：Ａ、商人、有钱人的竞选渐渐更改了
　　　大陆基层政权的性质，及不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从长期
　　　看，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Ｂ、农民支持激进派，反
　　　对保守派，思想较为激进。
（二）由原村委会点名产生村民代表，又由村民代表来影响民主选
　　　举，即原村委会利用被收买的村民代表来控制选举，并产生有
　　　利于原村委会的新的村委会。
（三）镇级干部直接或间接操纵、控制选举，钦定新的候选人，便于
　　　“好管理”，便于对镇政府、镇党委有利。控制方法主要有
　　　二：Ａ、控制土地承包，使土地产权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不明，
　　　使村民经济地位不独立，政治地位也就无法独立；Ｂ、调整村
　　　政权的权力结构，紧紧控制住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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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萨达姆在狱中报道而产生的联想

黄晓敏


最近几天，共和国严密控制下的《环球时代》、《华西都市报》等多
家党的“喉舌”，炒作似地离奇报道：世界善良人民的公敌、美国政
府的死敌萨达姆，在美国人的监狱中不但可以给家人写谴责和反对美
国等人入侵的信，还可以鼓动自己的国民继续抗争，捍卫伊拉克的民
族独立和国家完整。该文还透露说，萨达姆认为受到了战犯待遇，美
国看守对他也很文明，自己呢也感到非常的满意。

看到这种报道，伤感的神经马上就让我联想到不久前，因为用文章和
嘴巴批评和议论了共和国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何德普朋友，连续几次在
自己国家的监狱，遭受到的非人性迫害和肉体的暴力侵犯。

难道何德普比萨达姆还公愤极大、还罪恶滔天吗？难道中国人恨何德
普比美国人恨萨达姆还利害吗？难道此时此刻的何德普比萨达姆还不
服管制、还嚣张恐怖吗？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身为是个中国人，才会有
这样的遭遇吗？难道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还没有美国人那么强烈和
分明吗？但为什么一个仅仅有良心和良知的柔弱知识分子、连一支枪
也没有握过、一把剑也没有挥过、一个人也没有伤害过的何德普竟会
沦落如此境地？为什么何德普在华族人的监狱里就会受到这样的“民
族待遇”？为什么仅仅对狱吏稍有自己情绪表达的何德普就会遭受到
暴力？为什么事件发生后许久才会有家人予以公开、而且还受到相关
执法者的冷眼？为什么自己的媒体从来没有公开地对何德普亲属抗议
的是非真假给予报道？我无言以对。我只有神情黯然而为之动情。我
只有自惭无能而无可奈何。我只有沉默沉思而空悲空切。我也只能够
如此而已了！

其实，何德普的遭遇在中国绝非是第一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和
何德普同样一个原因进入“人间地狱”的民主党成员，东有王金波、
张玉祥等，西有刘贤斌、雄鹰（李作）等，北有安均、徐永海等，南
有王有才、吴义龙等。这些勇士别门花样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类似“礼
遇”：不是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就是被不允许家人探视；不是遭
受挨打白眼，就是有病不医或者单独关闭；不是精神和尊严受到羞
辱，就是资金和援物受到扣课。

想想萨达姆的罪和民主党人的事，看看民主党人所忍受的罪和萨达姆
发言与写信的由衷。难怪萨达姆敢和民主国家对抗！难怪萨达姆失败
后没有象很多人期待的那样体面地去死！难怪萨达姆不愿让自己的国
家和国民来质询和审判？难怪萨达姆接受了身体的囚禁表现的温顺如
羔羊，但嘴巴却依然如故！这也难怪萨达姆会被自己的亲友、幕僚出
卖背叛！也难怪萨达姆会在悲愤的言语中明白了一些自己为什么会被
抛弃、象一条丧家的、没有同志的落水狗了吧！

还是我敏感的神经看到这样的报道，又产生了对政府近来倡导的“以
人为本”宣传造势的信号联想和期望。我期望这不是偶然。我期望这
是变革的开始。我更期望通过何德普这个个案，能够开启中国人的智
慧和人性，也让我们的国家文明、理性，让中国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国
家经受思想的洗涤和灵魂的颤抖！

期望何德普是最后一个受害者！（2004.3.1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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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平稳过渡
──从掠夺性私有化到创造性私有化（3之3）

吴辉


一提私有化，就会有人拿俄罗斯出来说事，说私有化会带来多么灾难
性的后果。更有朱镕基说，“国企改革不是一股就灵，职工本来就没
钱，还要拿钱出来入股”——将股份制等同于“职工拿钱入股”，一
个大国的总理竟然如此浅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说到这里，我要再一次提到张五常。这个常常口出狂言、有着一头花
白卷毛的糟老头子，其经济学智慧是让人惊叹的。他的《对中国经济
的十条建议》，估计北京的决策者对此是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人根本
就看不懂！更不用说去用心把握了。而在我看来，如果把张五常的经
济学水平比喻成大学毕业的话，那么朱镕基和温家宝就不是什么初中
水平，而是连学前班都还没有进！隔行如隔山，不懂的东西如果装
懂，其结果就是不断地闹笑话。有人将中国的股市说成是“猪市”，
朱镕基还闹不明白。这究竟是表扬、还是批评呢？而内行的人，只要
一想到中国的股市，他就会吐血！

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初期之所以造成严重后果，坏就坏在它没有选对方
法。它不是搞的“创造性私有化”，而恰恰选择了“掠夺性私有化”
这一条路。每人发个7、8美元的“私有化证券”，让大家用这些证券
去“购买”企业的产权。但接下来对于“购买”的程序、规则和操作
过程，却没有进行管理。其结果是：企业的创造问题没有解决，而这
些滥发的“私有化证券”却直接冲击了商品市场。企业活力没有，印
钞机却失控，于是导致通货膨胀。权贵们趁机浑水摸鱼，巧取豪夺，
而一些精英的专家则因为处境艰难而被国外高薪挖走，经济因此而陷
入长期的疲软。

俄罗斯的悲剧我们是可以避免的。那就是：我们不搞运动式的私有
化，不滥发“私有化证券”。我们充分发挥银行现有的11万亿元存款
的作用，通过将国企私有化的契机，让投资者理性的选择，逐步把银
行的存款引出来购买国有企业，而且让每一笔投资都产生效益，获得
回报，那么通货膨胀就可以避免。

银行的私有化应该放在企业的私有化之后进行。企业私有化的时候，
一定要缩紧银根，绝不能滥发贷款，因为银行存款11万亿，购买中国
全部的国有资产，都绰绰有余。如果你再滥发贷款，那无疑又是权贵
们巧取豪夺的良机，通货膨胀因此而爆发，局势将不可收拾。

“挤提”有可能在局部发生，但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挤提”不会
对金融构成冲击，因为储户“挤提”存款以后，他又用这些钱来购买
企业的产权，企业得到这笔钱以后又会将其存入银行。所以在很多情
况下，不会发生挤提，储户只是把自己的存款转帐而已。相反，如果
真正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回流，贪官们存在
国外的钱都会跑回国内来投资。

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胡、温公开宣布私有化的政策，将所有的国营
企业一家一家地拍卖，然后让这些银行的存款理性地跑出来投资，不
用任何勉强。那么这些国企就能够卖一家活一家，私有化的过程也能
够逐步地平稳完成。

卖完企业再卖银行，一家一家全部卖光，那政府岂不完蛋了？不会，
政府控制着印钞机和纳税权，还有军队；税源增长，政府的自由度只
会更大。人家美国的企业和银行都不是国家的，也没看见美国政府完
蛋，道理很简单。

企业的私有化没有农民的事，但对于农民，我们可以将土地私有化。
农民得到土地以后，还可以将其抵押或转让，农村经济一样的可以搞
活。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企业活了以后，农民的负担自然也就减轻
了，建议给所有的农民免税3年。

朱镕基上台的那几年，总是给公务员加薪，给农民加负担，玩的是
“劫贫济富”的把戏。基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应
该“劫富济贫”。我看这也是大谬。任何不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财富
的想法都是不当的、而且也是非法的。

不过，我们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却可以达到一种“贫富双赢”的结
局。富人们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投资，他们获得了实体财富，获得了光
明正大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同时获得了尊严。而穷人们呢？穷人们即
算是有钱，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就业机会。他们宁愿把这笔钱
拿出去买一份工作——而现在富人们投资了，大把的就业机会有的
是，穷人们即算没钱，但得到了免费的工作机会，这不就是钱吗？我
们没有“劫”富人们一分钱，却达到了富人和穷人共同富裕的双赢结
局，何乐而不为呢？

“创造性私有化”一旦推行，经济增长就有了原动力。这时候政府机
构的改革就会轻松得多。那些政府机关里的有钱人，会自动放弃铁饭
碗，出来玩企业。到那时候，即使将公务员的人数减掉2/3，我看也
是举手之劳。

如何在中国大张旗鼓地推行私有化，关键要看温总的勇气和用人的谋
略。温总如果只是在萨斯面前露一点小勇气，顶多流芳3、5年，人们
就会将他忘记；而如果他真能在中国推动一场彻底的私有化，那么中
国的“胡、温新政”将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会在世界上流传
1千年。

私有化完成之日，政改也已经水到渠成了。国体已变，剩下来只是修
改符号的问题。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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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是胡温的首先出路

林青


胡温政府为了减缓加剧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稳固中共政府的合法性，
对政府自身进行系列小动作改革，仅在政府管理内容、管理手段上进
行小幅度转变。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没有改变，
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上还是扭曲状态，温家宝几次开会强
调行政程序法，可以看出其对政府治理有所追求的心态，但行动上仍
然没有触及关键地方。

政府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的治理。公共权力我国通常理解为行政权
力。怎样治理行政权力？当务之急是通过调整行政主体与公民社会关
系，追求现政府的善治。

政府治理是指基于一系列制度创新，对政府机构的组织设计及政府工
作绩效进行分析，促成中共政府善治目标的达成。

今天，中共政府面对着财政压力、传统官僚体制的低效以及对公众的
回应能力低下等一系列内部问题，同时也面对着全球化、新技术冲
击、公众需求的多样化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挑战，

中共面对这种危机，只有改变中共建政后几十年所形成的职能活动范
围和运行机制，在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求更为有效地提高公民普遍
福利及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现代制度和创新性民间组织。不断
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权利与利益结构，才是
中共政府治理的正确取向。

首先，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信息时代，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应由政
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自组织等共同承担，重构政府与公民社会
或民间社会的关系。

传统的中共政府统治者始终强调，政府组织是行使国家事务管理与社
会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政府组织依靠其强制力和权威，集中掌
握与控制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各种资源，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不断地
扩大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管理职能；行政管理权集
中，中共政府各级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决策、管理与服务的责
任；中共政府组织自身的规模不断地扩张，常任职业公务员数量迅速
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日益庞大。但政府绩效却越来于越小。制度性腐
败带来社会不公的加剧，公共财产的流失，都造成了民间离心力度的
加大。政府公权的威信丧失殆尽。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决定重大的
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力、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遭到
国人的严重质疑。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中共
政府权力被迫严重离散和衰减。

与此相对，民间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组织等
私营机构不断诞生，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信
力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力来于社会和公民的自然认可。政府控
制的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市民社会和民间的自组织将成为一种主要
的发展潮流。公民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对自己决定承担的后果，将上
升为社会选择过程中的主要法则（孙志刚、孙大午事件）。社会事务
的管理则更多地由社会自组织承担起来。

中共政府统治，基于传统经济模式，造成垄断、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
的不平等及其贫富差距扩大与无势群体增加等恶果，在向市场经济转
型过程中，又出现严重市场缺陷。一直到今天，中共政府找不到管理
市场和社会的合理界限，成为众矢之的，民怨所在。

因此，通过多元化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安排，承认民间社会组织的公信
力，并首先由民间社会组织来完成相关的公共责任，减轻中共政府不
承之重，是胡温新政的最佳出路。

过去，中共政府自认为是具有全知全能、一贯正确的实体。即使面对
着日益变化的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民间不断产生多样的需求偏好
状况，中共政府组织也依然自认为能够控制完全的信息，即掌握各种
问题的性质，知晓问题发生的原因（非典之痛），明了公民的各种偏
好选择（房产汽车股票泡沫）。这就等于假定中共政府组织完全能够
代表公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社会管理权，权威地分配各种社会资
源，由此确立了中共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作为唯一权力中心
的地位。

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共政府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同样面对着
人类都必须面对的“理性无知”和“信息悖论”等问题。换句话说，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中共政府也只能了解和获得某些特定的知识与信
息，而对另外一些信息处于无知的状态（民众的多元需求）。

因此，中共政府全知的条件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共政府组
织本身、还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
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了获取效用最大
化，政府机关往往追求预算的最大化，并不断扩张组织规模。所以，
中共政府能否不折不扣地代表公共利益，是一个巨大疑问（三个代
表），而将所有期望系于唯一的权力中心（中央），则是危险的（多
年来的政治、经济危机）。

打破中共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话，倡导发展多元化的、以公
民社会为中心的、分权与参与的政府管理模式，是胡温一代实现政府
良治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下这几个原则不能背离。

（一）最小政府的原则──中共政府组织应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职
　　　能范围和活动空间全面的收缩，缩小政府的组织、人力与公共
　　　开支的规模，中共自我进行权力减肥，增加权力效益

（二）责任政府原则──建立全新的政府行为评价标准，以新的控制
　　　手段改造政府机关及行政官员的日常行为方式，以目标、产出
　　　成果和绩效的评估来衡量政府组织和官员行为，代替传统的投
　　　入和程序控制。这种结果与绩效的行动导向，是以政府组织提
　　　供服务的实际成果、业绩和公众的满意度，来界定政府组织存
　　　在的价值、规模和预算数量。由此，对政府实行绩效评估、全
　　　面品质管理，是中共政府组织的的一道生命线。

　　　为了实现组织的品质绩效要求，在政府组织内部不断创建新型
　　　的行政文化和官员行为规范。将“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
　　　的思想内化到官员的观念和实际行动中，使官员在组织目标上
　　　达成理解与共识；倡导“公众导向”与积极回应公众多样化服
　　　务需求的理念，发展官员必须承担行政责任的意识。

（三）竞争原则──通过政府对外透明化竞争制度的设计，引入竞争
　　　机制，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与国有公司外包和民营化趋势
　　　相配合（公司治理），通过允许社会自主组织管理，以多种多
　　　样的组织形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使公民组织、民营机构与政
　　　府组织共同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自组织
　　　在诸多社会工作领域的作用，逐渐形成公民资格和公民责任观
　　　念。

　　　这样不仅降低了政府和公营部门的支出规模，节省了纳税人的
　　　金钱。更是释放了民间活力，形成公民自主服务与政府服务相
　　　结合的、多中心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
　　
（四）分权原则──分解行政权力，大幅度改革与调整政府内部的工
　　　作程序，建立更加简洁、便利的行政工作流程，科学管理政府
　　　工作。

　　　这个过程既涉及到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授权与分权，也包含着
　　　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的授权和分权。

总之，改变中共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的格局，通过授权和分
权，将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和公民自主组织等多中心的组织制
度化，使这些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中共
政府组织将更有效地履行那些它应该履行的职责，以更经济的和正确
的方式实现其“掌舵”、“引导”、“监控”的管理职能。

10年前，笔者曾加入的一个民间祖织，被中共政府定为反革命集团，
那时，中共垄断一切社会权力，中共政府权威不容置疑，因为还没有
政府治理这一理念。遗憾的是这几年里，江棋生、新青年四君子，杜
导斌，刘晓波、余杰等身上体现出强烈的、对社会公信力执着追求的
优秀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依然遭到的无情打击。这进一步露出
中共政府集权思维的体制硬伤，让人们对胡温进行政府治理的决心产
生了很大怀疑，使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信誉降至冰点，社会活力压抑
消失，使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悲观景象。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全员心理
衰败。（2004.3.24于北京理工大学思维所）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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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平与效率

徐建新


在一个组织成员中，总是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有权力的管理
者（所有者兼管理者或是代理管理者），另一类是无权的被管理者。
本文只讨论代理管理者和无权的被管理者这种相互关系的情况。

在一个组织中，如果管理者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原则公正地对待被
管理者，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代理管理者的权利要求
得到满足，权力行使因为公生威，能够良好行使而得到激励，无权的
被管理者权利也因为被公正对待而得到良好行使与激励的满足，出了
问题也各自得到恰如其份的处罚，一个组织上下都得到恰当的（激
励、处罚）反馈，则这个组织的成员理性自利的活动（竞争）就使得
整个组织的运行当中既公平又有效率，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当然，
拥有权力的管理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存在信息公开化、通过
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制
约途径。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制约，例如，假若没有信息公开化的制约，
事情的处理都在黑箱中操作，由于在公平的情况下，代理管理者所获
得的利益总是组织获利中的一小部分，（除非管理者道德高尚，否
则）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将使得代理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
扩大自己的获益份额（包括利用非法手段获得腐败利益），追求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但组织中无权的成员获益份
额减少，自然也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等优势，利用规则漏洞或信息、才
能优势等进行“磨洋工”之类的对抗，也同样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这样的结果就是管理者、被管理者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整个组织内部的公平与外在表现出的效率都受到了损害。总之，在
一定的精密度范围内，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对一个政府组织来说，缺乏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会导致的恶果，早就
被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里面阐述过了，许多国家包括中
国的情况也早就验证了孟德斯鸠的预见，本人就不赘述了，企业中的
情况也是类似的。

如果管理者的权力不是由权利拥有者授予，即使情况有权力之间的相
互制约和信息公开化的制约，也还是不够的。管理者（官员）们必定
会逐步减少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和适用范围，而且管理者之间虽然有相
互制约，但管理者（官吏）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与被管
理者（民众）的利益并不相同，时间或长或短，就会形成“潜规则”
（官官相护等），损害被被管理者（民众）的利益，时间足够长后，
公平与效率的损失大到突破某个极限，就会导致机构甚至国家政府的
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明代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权力被分割，权力之
间的相互制约相当完备，但最终都会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唯有增加
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即民主的制约，才能够打破“潜规
则”，保护权利拥有者（民众）的权益，产生新的公正规则，摆脱盛
衰兴亡的周期律。

当然，要实现公平，所需要的那些制约条件必定会提高新增人员的成
本和交易费用（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如果这些人员成本和交易费
用高于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对效率的损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公平与
效率是有冲突的。但我国的情况是人口众多导致新增人员的成本低，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国际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导致信息公开
化的成本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太少，而腐败行为等导致的损失很
大，加上我国汉民族是绝对主体，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文化、意识形
态等造就人们的共识，形成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环境，所以，我国的情
况必定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是罕见的。

很明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思路都是有错误的，
把“公平”和“分配平均”混为一谈并否定，把“管理者命令执行效
率”和“整个组织的效率”混为一谈并大力加强。公平一般是指处理
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分配平均”、
干好干坏一个样根本不是一回事；“管理者命令执行的高效率”缺少
了必要的制约，管理者的腐败行为也会是高效能的。这样就根本不能
够得到“整个组织运行的高效率”结果。当然，所谓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改革，没有尽可能地做好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
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加强制约途径
的改革，就变成了管理者命令执行效能优先并被加强，破除公平，让
管理者们坐着铁交椅，端着铁饭碗，挥着铁权杖去砸工人、教师等人
员的铁饭碗，结果只会是管理者的权力进一步失去必要的制约，失去
必要的制约的管理者当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腐败盛行，
贫富分化太大。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是正常的。中国的改革情
况已经验证了这一切。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源于落实曾经被剥夺个
人的权利：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给个人和集体自主创业权，还有就是
给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等导致农业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合资企
业的发展的成功。

（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特大的组织，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
样应该是保障言论自由和逐步落实舆论自由，以保证信息公开化，逐
步落实民众的结社自由权利。民众组织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保障人
民的权利不会被官员太容易地侵犯。政府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
权、监察权、考核权五权分立，实行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实行总统
制，由民选产生立法人员和总统，以及人民监察委员、考核长，权力
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修改宪法并实行合宪的司法审查，保证宪
法作为被实行的最高的公正规则，并加快立法，制订符合宪法的公正
规则的法律和规则，废除实际上是剥夺民众个人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法
律。中国要改革的太多了。）

总之：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核心的政治问题甚至许多问题的关
键就是自由与权威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权利与权力如何协
调、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原则以及信息公开化、
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
等途径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公
平与效率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子问题。公平导致
效率，效率的提高能够进一步促进公平。中国旧体制的问题是既不公
平（但分配平均），也缺乏效率，唯一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
候能够减少交易费用。自由来自执行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拥有权力者
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开化、以及
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没有这一切，竞争带来不了自由，
只会是“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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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过度与社会成本

綦彦臣


余杰先生以昝爱宗行政诉讼败诉为例，因小事，说大道理（见《当代
中国研究》2003冬季号），我完全赞同。但是在此，我不想细论所谓
“严打”的现实意义如何。只是想说：（一）严刑峻法，并不等于依
法治国；（二）惩罚过度的成本，必由全社会分摊。

盲目崇拜法条的作用，是不可能达到法治化的。且不说形成现代法治
国家，就是复现古代的“承平之世”，亦是虚妄。秦、隋两朝，法条
深密，但何以在短暂的强大后，迅速灭亡了？对法条的盲目崇拜，必
然地导致惩罚过度。中国历史上的酷吏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

简单地说：惩罚过度的理论依据是法条崇拜，法条崇拜的现代政治理
念是国家全能主义！

所以，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及学者，我主张：要想改造中国，使她
走上真正的现代国家之路，首先要改造国家理论。放弃国家万能主
义，反省国家暴力学说，构建契约论国家主义基础。

好在，这方面已有人在努力。康晓光先生率先从侧面上否定了国家暴
力论的学说。他的合作主义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性进步。有人
说康是“新左”。依我这样不折不扣的“新右”（自由主义）是不会
认同他的。但无论如何，他的理论的提出证明暴力主义国家理论已失
去了现实依据！

再也不能按着惩罚过度的历史习惯走下去了。现实中，社会为此负担
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有人（我建议体制内的学者）去调查一下监狱里
二次犯罪以及社会重大恶性事件，与惩罚过度的内在联系，那他们就
会明白无误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惩罚过度的成本，最终要由社会来
承担。

国内报刊为了炒作，有的登出了靳如超在监狱里写的日记片断。日记
上记到某个人如何欺服他（包括他违了规，如何惩罚他），他打算报
复。总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他制造震惊国内、外的石家庄
爆炸案。在这个意义上，包含了法条的惩罚过度的各种惩罚过度如亲
情的疏离性加重惩罚（故意侵犯他的财产权）、法外加虐的所谓“矫
正”型过度惩罚，都是构成过度惩罚的内容。

特别是服刑犯人为了换取减刑的机会，不敢对过度惩罚（如遭狱警殴
打、罚跪）做出维护权益的反应，形成压抑型报复心态。

举个“特小的例子”，让众人更明了此中道理。2003年4月份，有石
家庄本地刑侦人员到监狱里让我辨认一个刚刚释放的人的字迹。原因
是这个刚出狱人有可能是一连串报复社会型凶杀案的凶手。此人因故
意伤害被判了5年，勉强减了4个月的刑。按他自己的说法：案发时，
家里要是有1万块钱，可以不判刑；现在，要是有钱，可减1年的刑。
他并扬言：出去后学靳如超搞爆炸，先炸某市中级法院……。其实，
他的伤害案完全可以用双方和解的方式来处理，只是因为没钱，招致
了轻罪重判。

他太穷了，出狱时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从狱警那里给他央求一
身旧运动衫，还给了他20块钱及一些吃用的东西。（旧衣服的补偿由
我来承担；坦率地说，私藏现金是违规的，但没办法，为能吃饱，只
有冒险！）

还好，后来报纸上报道破了案。凶手不是我曾帮助过的那个人。我也
松了一口气。但报道也令人震惊：杀人凶手也是刚刚刑释不久的人。

这是为什么？虽然不是我帮过的那个人，但事件本身却让我陷入沉思
……

现在回到主题上，说现实问题。我认为昝爱宗针对“严打”的言论主
旨上没错。除非案外还有什么没法拿到明面上的“特殊原因”，以及
他在技术性细节上的失误──比如“有的警察”说到刑讯逼供的好处
之类的说法，会出现举证不力的窘境！“有的”是谁？人家的利益一
致性，肯定不会给你做有利证明的！

别的“严打”，我不太了解，仅就在监狱服刑时听老犯人们所讲，
1983年“严打”后有相当一批犯人被改判（已枪决的除外），如原判
10年的，服了4、5年刑以后，放回家；原判了无期的，一下子改成了
10年；原判案15年的，一下子改成了8年，而且是集中从轻改判了一
大批。那种改判，也是对“严打”政策的一个修正。这从一个侧面上
说明，“严打”确为非常之法。法无非常，法贵平常；既为非常，就
有讨论的余地！

负责任地说，昝爱宗被处罚金，本身就是一个“惩罚过度”的例子。
余杰已举了美国惠特尼案例为反衬，我不再多说什么了。好在，昝爱
宗从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变成报复社会的“连环凶杀主凶”或“爆炸
大案主凶”的可能非常之小，几不可能。但从社会角度看昝案，其结
果确实是对我们刚有健康之象的社会机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不可否认，胡温新政以来，适度宽松頗有，也为国内不少自由派知识
分子所认同──我与茅于轼先生便在其中。这是中国的事情往好的方
向发展的兆头。昝爱宗未被以刑名入罪，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以
昝案为例，进行文化批判、法治反思，还远未开始。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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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的小树

张晓平


　　（谨以此诗纪念“6．4”15周年。）

　　在一处僻壤的农家小院
　　主人欢喜地种下了两株幼小的树苗
　　是为了庆祝两个宝宝的出生
　　愿幼苗与幼儿一同成长

　　这农家宝宝是一对儿男娃女娃
　　他们在小树下学会了走路说话
　　听着鸟儿落在树间的鸣叫
　　他们的心幻想着长大后飞翔

　　终于　他们努力学习都考取了城里的学校
　　要去实现那人生的梦想
　　全村的人们都前来为他们送行
　　交口称赞他们是一对儿天之骄子

　　然而　多年过去的一天
　　男娃独自回到了家中的树下
　　他仰望着那小树的绿色葱茏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他慢慢地向亲人们诉说
　　女娃去参加向政府和平请愿的游行
　　不想　被凶恶的子弹射穿了胸膛
　　生命结束在了即将开放的季节

　　全村的人们都为女娃而悲伤
　　星星也暗淡无光
　　那两株同龄的小树也流下痛苦的泪水
　　还有树间的小鸟也在呜咽

　　于是　在伤感异常的农家的小院里
　　不久又栽下了一株新的树苗
　　是为纪念女娃去了那遥远的天国
　　如今这树苗已有了十五年的生涯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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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鸟叫得真绝

师涛


　　一只鸟叫得真绝
　　而噩梦并没有死去

　　清晨还能看见
　　天空星光灿烂
　　而恐惧和饥荒正在
　　来临
　　我不曾讴歌“穷人”的盲目乐观
　　但我的浪漫思想却
　　一天比一天沉重
　　我不能让所有的鸟儿
　　都沦为我的美食
　　那将失去我最后的朋友
　　没有孤独时刻的“鸟儿问答”
　　怎能再听到远方亲人的问候？

　　一只鸟叫得真绝
　　是绝望的“绝”、
　　“绝唱”的绝
　　当它闭上嘴、飞走的时候
　　就是我们满怀“鸟”的心事
　　却说些言不由衷的“人话”的时候
　　是“美丽从欣赏自己开始”
　　张口却赞美别人的时候

　　（2004.2.16）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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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明天

林信舒


　　由于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
　　成年后从来不敢写诗。
　　看了台湾的选举，
　　激起了写几句的“野心”。

　　海峡两岸、世界各地，
　　议论纷纷，群情激昂。
　　我这关在家中的病树老躯，
　　却以茶代酒，窃窃私喜。

　　因为我知道，
　　不论是生长在绿色的土地，
　　还是漂游在蓝色的大海，
　　宝岛的天之宠儿总是幸福的。

　　虽然有过对五十万示威的担忧，
　　祈祷上主不要让亲者痛仇者快。
　　但总不相信沐浴着民主春风的人民，
　　会不珍惜这一片自由清新的天空。

　　请不要只为胜利欢笑，为落选生气，
　　二千多万神州早已经有了最好的选择。
　　海的那边尚没有气笑的权利，
　　胸怀再放大些吧我的同胞。

　　本是同根生，千里共婵娟，
　　十三亿的生灵何日能与你们共享。
　　写到这里热汨纵横、难以自已，
　　祝愿明天的大陆会象今天的宝岛。

　　（2004年4月2日）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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