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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台湾大选

送交者: 安田2004/03/25 19:8:40 [独立评论]


女性与台湾大选

安田针对这次台湾大选,连写了几篇文章,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震荡。在这过程中,有幸看到了网友们的对于不同观点的争持态度。不由想起大选前看过一篇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的文章,把它形容为一个穿着职业装的中年办公室女性。当时觉得很可笑,因为实在和印象中的政治大相径庭。但在网上的争持中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又恰恰印证了台湾那份媒体的总结:似乎女网友都是偏向蓝营的。

当然,从她们的言论看,这样的偏向仅仅局限于本次大选。安田认为,这与女性的性格特点非常吻合:富于同情和公允心。这是天生的性别优势。

其实,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公正的就是一位女性:女神阿斯特莉雅。她的典型形象是:一只手拿着代表公正的天平,另一只手拿着宝剑(手起剑落,邪恶尽除。空谈不要暴力,连神都不相信)。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阿斯特莉雅的眼睛是蒙着的。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有时候,心灵的感觉比你的眼睛还要可靠?

我们肆谈民主法治,肆谈人权主权。这些谈话的主题之本意离不开期望人类社会更加公正。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大陆现在有20%的年经济增长率,我们依旧不希罕那样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决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

但公正本身,不是大饼油条,可以做出一定的形状吃下肚子。她并没有绝对有形的标准。当初希腊诸神因为对人类失望而纷纷返回天庭,只有阿斯特莉雅留了下来。她选用来衡量公正的工具是天平,一种依靠砝码衡量物质相对重量的器具。所以,阿斯特莉雅就很明白公正的相对性,因为砝码制定标准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

如果神(真希望她确实存在)都不可以给公正画一条绝对的线,如果神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眼睛所见的事实判断是非正义的标准,那么我们个人又有什么能力相信公正可以通过人为制定的某些条条框框衡量?

法律是阿斯特莉雅留给人类社会的衡量公正的砝码。由萌芽于道德宗教的原始法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以自治为最终目的的法治,说明了人类砝码的渐趋完美。但法治的自治性与具体实施间一直存在着悖论,按照韦伯的说法,就是“形式(formal)”与“实质(substantial)”的矛盾。安田的理解是:

1.法治自治是最高境界。但法律本身来源于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受到不同文化、宗教、经济结构的影响。所以,法治不是绝对的自治。

2.天平的容量,决定了称量物质的体积。现实法律中,必有触及不到的死角。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量身定做。这样的过程,必然需要寻求法律之外的标准。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动的。而法律却有相对的固定性。两者的时间差,必然暴露出法律的非自治的一面。

3.具体案件的法律矛盾性。随着法律制定的日积月累,法律本身变得冗杂。同样一件案件,可能会有矛盾的法律依据。而在具体判别时,完全是法官的人治,完全依赖具体法官的修养。这样的修养不仅与社会背景有关,与他的阶级甚至个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爱好都有关系。蝴蝶效应,影响的却是整个法律体系。

既然社会公正的武器——法治——也存在这样的缺憾,人类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又是如此的强烈,所以,道德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着法律的空白地带。但,不要忘记,后两者恰恰缺乏自治性。

当前的台湾大选,结果揭晓,却引发了世界华人的争论。何也?对公正性的怀疑也!而目前的僵局却又恰恰是司法的死角,也就是法治悖论的第二条:天平容量问题。即使民进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然何须提出了“修法”的主张?

所以,那些动辄以“法治”为最高纲领的人士,实在应该首先学学这次不公正选举的最大受益者陈水扁先生:意识到法治的死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考虑,能否让自己心里的天平稍微地公正那么一点,而不要让政党的偏见迷蒙了眼睛?

看看这个坛子里,几位女性的言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希腊神话以女性做人类的法官,因为她们富于同情和公允之心。相对于男性的理性,她们的感性更符合神对公正判断的要求。

Mar 2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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