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政治民主试验的反思.

台湾的民主政治试验，随着这次选举的结束，看来又朝着对它本身不利的情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我的分析而言, 我本人并不觉得这次的台湾选举, 可以巩固台湾现有的民主制度，恰恰相反，我感到这样的选举, 反而是给台湾脆弱的民主制度上多加上了一个绞索而已。

我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保持着一种 “有条件的悲观”的. 说台湾的民主制度是一个“试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意即: 这个制度好象还象一个刚刚诞生的， 体质薄弱的婴孩，她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相比于欧美那种成熟的民主制度而言, 台湾的民主制度好象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试验”，其结果的成败， 几乎完全不可预测。

这次的台湾选举，令人想起4年前美国的那场高尔和布希的对决。可以说，几乎就是一次台湾版的 “高尔－布希”故事： 双方各自的得票数几乎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处于伯仲直接。更令人惊讶的是，最后的得胜者，也同样是依靠着某种机制上的， 万分偶然的微小失误或差错， 而 “险胜”对方的。而输赢的奥妙， 几乎都和那些 “废票”有关。选后的结果也非常相似： 高尔的选举官司后来一路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而连战比则比高尔要心急的多， 选举的结果刚一宣布， 他已经指责对手没有进行 “公平”的选举. 然后又宣布这次选举“无效”. 他要高尔的后尘， 同样踏上这 “选举官司”的不归路吗?

但民主选举，看的并不是结果， 而是它的过程， 以及随后而来的那些 “后续动作”。 美国的选举，没有台湾319那诡异的 “临门两枪” 更没有向台湾那样高达百分之二点五左右的 “废票”。 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选举结果, 虽然落选的一方有极大的失望情绪， 但是却绝对没有丝毫的过激行为， 国家更没有因为这样的选举结果而出现分裂，对立和动乱。

台湾则不然，随着选举的结束，两派政党和两大不同族群之间的分歧，对立，和怨恨不是被抹去或抚平了，恰恰相反， 而是被更加地加深和强化了。分裂和动乱的可能，正对台湾的 “民主试验”本身，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一个分裂成两半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这是美国总统林肯脍炙人口的那句名言。 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后推移140年的话， 今天的这次的台湾民主选举 ，是不是和导致了美国内战的那次1860年的总统选举， 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 台湾人，或者是全世界的中国人，华人，是否也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玉石俱焚的，又一次内战（或者是战争）的火坑之中呢？我似乎有点儿不祥的预感.

欧美民主社会关系的结构， 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 “铁三角”的关系框架之内的。 在物理学上，我们通常都明白三角型关系, 具有某种天然的稳定性， 不易发生变形或倒塌。而西方社会的这种 “铁三角”的关系，我指的是希腊的民主制度与人文精神，加上希伯莱的宗教传统 -- 基督教的信仰精神，再加上及罗马的法制和法治的精神。这三者间彼此相互融合，相互弥补和促进， 奠定了欧美民主社会稳定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但基于民主和法制基础之下的, 则是基督教博爱， 宽容，饶恕，爱好和平和忏悔的精神. 它为欧美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利益团体和政党之间, 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之外, 提供了另一个可以进行信仰沟通的, 共同的精神活动空间.

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体系最深刻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为不同的政党和社团，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接纳，彼此沟通交会点。 欧美社会, 即使在发生短暂的动乱或战争的情况下，不同的政党和派系之间，也能够因着这个共同的信仰基础, 而达到迅速的和解.仇恨能很快被忘却，国家的心理创伤能很快得以抚平。

美国的内战， 东，西德的统一和重建， 波兰，罗马等东欧国家共产制度的崩溃和民主制度的恢复，俄罗斯联邦国家的形成, 无一不说明一个成熟和理性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国家从乱到治的过程, 起到何等重用的作用.

如果我将罗马, 保加利亚, 波兰,捷克等国的经济情况和台湾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些国家的外部物质条件 – 譬如国民生产总额, 国民的平均收入,等等 无论从那个层面来说都要远逊于台湾社会许多. 而且, 这样的差距至今都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审视 “富裕”的台湾, 拿台湾民主政治成熟度, 和这些所谓的“贫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相比较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在民主政治的稳定和成熟方面, 台湾其实远比不上他们.

这些国家虽然是在 “一梦之间” 就完成了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 但他们的国家却能够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理性的从容, 祥和的社会秩序. 即没有肮脏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更没有大规模流血冲突和战争. 但相反的是, 台湾具备了日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建立法律和法治遗产, 国民党施政其间, 又建立起了广泛的公民财产私有制体系,照道理来说, 有这样的优势的 “硬件基础” , 在施行民主化的过程中, 应该要比上述这些中,东欧国家更容易得多.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关键就是这些东欧和中欧的国家, 尽管比台湾更贫穷, 但他们却继承了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丰富的基督教的文化道德遗产. 这一点是台湾完全所不具备的. 博爱，宽容，饶恕，爱好和平和忏悔等等, 这些的精神文化, 使得这些前共党国家拥有了一个比台湾更良好的, 理性而自觉的公民社会. 这是一种比物质条件更为优越得多的, 社会“精神软件”设备. 注定这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 要比台湾平稳得多.

如果将台湾和南韩做对比的话, 那就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了. 这俩个国家, 无论从历史, 从文化, 从各自的经济条件上来看, 都可以说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而且他们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时间也非常地接近.

但是, 就最近十年各自的民主化成就来看, 台湾更多的, 还是集中于一种表面的,肤浅的社会改革的层面.同时还带有特别强烈的, 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特色. 但是南韩的民主化, 则不仅表现于一般的政治结构变革, 更朝着民族文化更新, 民族的心灵更新这样的 “内层深度空间”发展.

南韩基督教空前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大量的一流的优秀南韩青年投身于基督教福音工作. 基督教人口开始由40年前的3-5%, 发展到眼下占总人口40-50%的水平, 南韩, 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 向海外派遣最多基督教传教士的国家. 以至于在美国的华人中有 “中国人开饭馆, 韩国人开教堂”的感叹. 一个象美国那样的, 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的 “新教民主”国家, 已经在亚洲展露头角.

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 “非理性”色彩, 可能非常多的台湾人, 包括台湾的民主人士会不以为然. 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相反的是, 那些身处于美国和欧州华人,却有可能非常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 以美国的华人为例, 多次的统计都一边倒地表明, 这里的华人社区, 拥护以连.宋为首的 “蓝营”, 在人数的比例上, 要大大地超过以拥护扁莲为首的 “绿色政营”. 如果我们同样将这两组人马, 放到美国华人社会的环境中, 进行选举投票的话, 我毫无疑问地相信, 会出现一种一边倒支持 “蓝营”的情形.

其中的道理就在于,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多少都会受美国的那种 “平稳, 务实,理性”的文化影响, 他们评价一个候选人的好坏的时候, 更多的根据这个候选人的能力, 品德, 经验, 和以往的政绩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来决定的. 而不是仅仅依靠于这个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和他的种族意识. 但是在台湾的那个特定环境中, 情形却和美国的刚好相反的: 那里的选民其实并不关心候选人的能力, 品德, 经验, 和政绩等等这些的 “理性的因素”, 他们更关心的, 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上的好恶: 谁更能代表他们的种族, 谁更能代表他们的 “血缘认同”.

因此这一场的选举, 说是民主精神的胜利, 倒不如说是 “民粹精神”的胜利更准确些. 在台湾选民的意识中, 这就是一场 “中国人和台湾人”之间的斗争, 就是“中华民国”, 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 “台湾共和国”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因此, 我怀疑蓝绿两边的候选人无论是谁, 选举出来的结果都会是和今天一个样.

原因无他, 这只不过是再一次地证明了, 在汉文化圈内,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或者说是 “爱国主义”也好, 无论在何时, 也无论在何地, 都要比其它的任何政治观点或伦理道德, 都要具备更强大得多的号召力. 两岸的领导人, 无论是台湾的民进党, 还是大陆的共产党, 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拿这个法宝来号召跟随者.

就台湾今天的这次大选结果来说,当然是台湾的 “本土”民粹意识的一大胜利. 也是历史性的一个转折点. 它标致着 “国民党”这个“外省人”, 在台湾的统治的最后终结.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 “外来政权”, 现在也终于成为历史的名词, 被扫进故纸堆中去了.而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民粹精神.

相比于4年前, 阿扁执政初期的那40%都不到的支持率, 我们看到这次选举对他来说最大的成功, 实在不是他当选了台湾的总统, 而是他那在短短的四年中所收获到的那个决定性的10%的支持率. 这是一个临界点.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 如果他在未来的新的4年当政中, 不出什么致命的差错, 或者是不被某个突如其来的 “意外”给废掉的话, 他的这个支持率还会继续地上升.新一代的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人, 将会更多地投入到 “绿营”中去. 毕竟, 这下一代的台湾后生们, 他们血缘中的 “中国情感因素”要比他们的上一辈人更少得多.渴求独立,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人性之一, 会使得他们会宁可忍受许多的牺牲: 比如更低的收入,更加动荡的政坛, 和更不安宁的环境, 也一定要斩断和 “中国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他们的理解其实非常简单: 中国和中国人, 就是代表着邪恶与落后.

历史不会倒转, 这个 “去中国化” 的趋势也是不可逆的.

但是这种 “去中国化”的潮流本身, 就其内容来说, 说并不是一种基于现代人权和自由理念的普世的政治伦理价值. 它是以 “族群意识, 血缘意识”为中心的一种简单的 “人种的认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情绪性. 他和我们在美国社会里所看到那些多如牛毛的华人 “同乡会” “宗族会”具有相同的色彩, 在这些华人的小圈圈里, 人们结成一定的利益关系, 而联结他们之间关系的, 不是一个象基督教那样的, 共同的是非标准, 或信仰标准,而是他们的共同的地域血缘关系.而不同的社团之间, 就往往就表现出极大的排它和排外性来.

一个国家的政权或领导人, 如果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方法来号召民众的话, 通常立刻的好处就是: 这样的诉求非常简单易懂, 很容易就把民众的廉价的同情心给煽动起来. 民粹口号,和爱国口号不需要诉诸于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准. 更不需要理性的自律.老百姓可以过耳不忘. 但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 它给族群之间所造成的伤害, 对立,甚至仇恨, 却是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当这种伤害和对立情绪, 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派遣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转化成反社会的一种暴力的倾向.

在美国生活的人, 经常可以看到各个政党的不同候选人之间, 经常会进行十分严厉的口水攻击, 甚至到面红耳赤的地步. 但在美国这样成熟理智选民中, 不同派系候选人之间的这种口水战, 无一不是以对方的政见, 诚信和个人经验为材料来抨击对手的. 根本就没有那个政治家, 胆敢拿某人或某集团的地域, 或族裔背景为材料来攻击对手. 象李登辉所说的 “消灭外来政权”这样明目张胆的以种族为诉求的政治口号, 不但会立刻被绝大多数的选民所唾弃, 还非常有可能导致一场法律诉讼.但是在台湾, 这样的廉价的 “爱国口号”却是非常有效, 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当然, 我必须说, 在中国大陆, 则更甚百倍! )

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 民主政治, 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 作为一个人来说, 他生活的最终目的, 应该是追求诸如快乐, 幸福, 自由,友爱, 和平..等等具有 “终极价值” 这些心灵享受. 而所谓的民主政治, 不过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的一个 “工具”或 “手段”而已.

民主制度相对于独裁制度来说, 最大的好处在那里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这样的制度, 就目前整体人类的素质来说, 它要比独裁制度, 更能维护社会的公义与公平.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西方民主社会里经常听到的 “No Justice, No Peace”的涵义.在这里, Justice就是手段, 而“Peace” 则是目的.

但是民主制度, 有没有可能转向一个相反的方向, 变成一个跟它本身利益自相矛盾的东西呢? 套用一句老掉牙的哲学术语来说: 民主制度有可能 “异化”吗? 它有没有可能走向它自己的反面, 变成一种伤害的, 异己的力量? 不但没有促进人类之间的快乐, 幸福, 自由,友爱, 和平, 反而是限制和阻碍了我们对这些 “终极价值”的追求呢? 我的答案是: 这非常有可能 -- 在某个特定的时候, 某个特定的环境下,当民主政治的一些 “手段”, 被拿来和某种特定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样的 “民主政治”, 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对我们人类自身非常不利的力量, 反而使我们远离我们原先所要追求的那些根本目标. 举例来说, 目前在伊拉客, 如果立刻就将民主选举和伊斯兰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相信给伊拉客人民带来的, 肯定不会是幸福与和平, 反儿有可能是死亡和灾难. 但如果这种民主选举的手段, 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的话, 会产生什么? 会不会也走向民主制度的执行者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反面?

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根本问题.

再进一步说, 民主制度本身, 在绝大多数的条件下, 都是为了解决一些非常实际而具体的 “利益问题”或 “政策问题”- 譬如我们该如何挑选我们的政府官员, 如何协调我们日常生活中彼此的 “利益冲突”? 如何确定一个法律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 等等.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 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来保障程序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但是民主制度不能, 或者无法用来解决一些 “根本性”的价值观问题. 譬如说, 我们无法用民主的手段 (例如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宗教信仰, 男女平等,公民的权力等等重大的问题. 而且, 民主制度无法回答国家为什么 “是”这样, 而 “不是”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是要独立呢, 还是要统一 ? 如果有人试图用民主表决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带根本性的矛盾的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 其结果就非常有可能将一个国家推到分裂和内战的边缘. 这里的道理在于: 具体的实际的 “利益问题”, 通常都是可以通过 “妥协”的手段来解决的. 但是这些所谓的 “根本性问题”则完全无法靠 “妥协”来解决 – 譬如说, 你不可能即赞同统一, 又赞成分裂, 你不可能同时即是基督教徒, 又是伊斯兰教徒, 就算全世界都投票赞同说你必须是一个 “统派”分子, 如果你不赞成统一的话, 你也还是不可能成为 “蓝营”中的一员的.

这些民主政治的 “真空”, 就需要信仰来填补.

以几年前加拿大 “魁北克省独立公投”, 这件事情来说, 加拿大的政府就无法依靠一个全国性的公投行为, 来决定这个省份的去留问题, 而必须将这个难题交给魁北克省自己去解决. 后来当地的 “统派”虽然在公投中以51%对49%的微弱的优势战胜了 “独派”, 但魁省独立主张, 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 – 那些要求独立的 “原住民”们, 虽然表示完全遵从投票的结果, 另一方面却又声称他们并未放弃独立的主张, 只不过是 “暂时”将独立要求搁置, 留到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 会再一次将它提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统派和独派之间, 在这个 “无法妥协”的问题上, 却完全没有诉诸于武力. 盖因这两派之间, 在 “统”和 “独”的问题上, 虽然意见完全对立, 但他们之间却在一些最高的“价值原则”方面, 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象和平, 宽恕, 容忍, 和非暴力这些精神方面. 这才能使得双方能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之中, 各自保持一个高度的自我克制的态度.

西方各不同的政党之间, 基本上也只是在一些基本的政见方面有分歧, 而不会在一些影响到国家认同的重大的原则上出现势不两立的情形. 他们的分歧往往是非常具体的 – 譬如是加税还是减税, 是增加还是减少某项社会福利,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性恋结婚, 要不要放松某个行业的管制, 要不要对某个国家施行更严格的经济制裁…等等, 但是在那些和国家生死存亡有重大关系的定位问题上, 则绝对不会有南辕北辙的分歧. 譬如, 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那个西方的民主政党, 会对现有的国家宪法, 国家名字, 国旗, 国歌或国徽,提出否定或不认同.他们之间根本不会在这些基本的国家定位上有任何的重大的分歧, 相反的, 都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然而极其不幸的是, 台湾的民主试验, 却和西方的这些政治传统背道而驰. 它试图要通过投票的手段来解决 - 譬如国家的地位问题, 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 宪法地位的问题,国旗和国歌的问题.和对岸的关系问题, 等等. 试图用选票的方式, 来摆平这些根本和具体利益和程序无关的, 根本的价值观方面的对立. 简单说, 就是希望用选票来决定 “思想和信仰”.

随之而来的矛盾就是; 选票可以简单地决定 “输赢”, 但台湾两大政党之间在这些重大的原则上的矛盾, 除了随着选举的结束而变得更加激化起来之外, 看来并没有任何 “和解”的可能与迹象.实际上也不可能和解. 彼此之间仇恨的裂痕,反倒是随着大选的结束而变得更加扩大了.

一旦 “民粹”这只老虎被从笼子里放出来, 想要再收回, 就绝对是不再可能了. 无论那一方, 都会利用这个危险的武器给对方制造麻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对立仇恨情绪的增高, 台湾内部完全有可能出现某种突发的, 针对人身安全的 “意外”事件, 这样的危险今后还有可能更多地发生.

我想,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布希和他的团队一直对陈水扁的公投保持批评的态度的根本原因所在.扁阵营的人试图说服布希的华府相信公投是对民主 “深化”, 而华府对此的反应是: 这样的说法, 未免实在是太低估了华府的政治智慧了.试图用民主的手段来解决国家定位的问题, 对民主真正的目的来说, 不能不说是过于幼稚, 肤浅和不智.

3.19大选前的那 “临门一枪”其实就是一个警讯. 那就是台湾岛内的矛盾开始日渐激化的信号.. 很多人相信这一暗杀事件和某种 “阴谋”有关,但我则不这么认为. 在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之前, 我始终相信这是一起偶发的, 个人的行为. 一个人在极其痛恨其对手, 又没有机会发泄个人仇恨的情况下, 采取这样铤而走险的极端手段, 其实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 这并不需要有什么人在幕后操纵和策划. 现在的问题只是: 这样的 “偶然”的事件, 会不会再继续发生下去? 再有第二, 第三起?

当然, 到了那个时候, 对岸政权的参与其中, 混水摸鱼, 其可能性就非常之高了. 说不定那天早晨起来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台湾总统府被炸, 或是总统被卫队长刺杀掉之类的新闻 – 如果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话, 是不会感觉到太惊讶的.总的说来, 虽然目前台湾的政治情形, 大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 但是这种平静的原因,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害怕 “狼来了”的恐共心理, 而不完全是台湾居民的本身民主素质. 但是当台湾岛这种族群的对立仇恨情绪达到某个危险的临界点时, “恐共”倒有可能变成个别人士铤而走险的最大推动力也未可知. 所谓: 破罐子破摔.

或许有人会说: 代表着两大族群之间对立的台湾两大政党, 可以通过某种 “政治利益交换”的方式来达成妥协与合作, 进而消弥彼此之间的对立和仇恨.譬如说, 可不可以将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的职权, 或 “一官半职”什么的, 交给蓝营的人去做呢? 我且不说蓝营的人能否接受这样的带有屈辱色彩的安排, 单看以往四年两党恶斗的历史, 我就知道这样的天真的幻想, 实现的机会几乎是零. 再说了, 就算陈水扁真的有这样的良好的意愿, 他的党内同志也未必会同意: 好不容易保下来的江山, 凭什么要交给自己的敌人去坐享其成呢?

西方的民主政治历史, 正如我一开头所说的, 是一个由民主,法治,和基督教道德三大系统组成的一个 “铁三角”. 西方的政界历来有所谓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之说. 这里凯撒所代表政治权力, 其实是被置于 “上帝的荣耀”之下的. 一个代表地上, 一个代表天上. 一个在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中, 被焦虑和仇恨所缠绕的西方政治家或团体, 他们最后可以依靠的, 就是就是这种个人信仰的力量, 来转移自己的这种仇恨和焦虑. 依靠个人信仰来制约自己任何的非理性的行为和动机.

在中国文化中, “凯撒的荣耀”却是所有的政治家们所追求的唯一的对象. 当政治斗争失败或遭到挫折的时候, 他们内心的仇恨和焦虑除了寻求更大的机会来复仇之外, 几乎就没有其他的派遣的机会. 中国官场和政坛上的明争暗斗, 大多都要以你死我活而告终. 盖因中国的文化中不存在宽恕, 博爱,忏悔,等等依靠信仰的力量来抚平心灵创伤的因素.政坛恶斗, 只有一天天恶化下去的可能, 最终到一个不可收拾, 无法自拔的地步.

政治斗争导致内乱, 内乱导致军人干政,而军人干政的结果则多半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宣告民主政治暂停为特征的 – 这样的故事, 在世界各地各国的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了.台湾是否能够渡过这个怪圈呢? 我本人在这方面, 并不觉得太乐观.

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 台湾民主制度 “试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当然,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是民主制度本身的过错.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世的, 保证社会公义的手段, 其本身是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所可以取代的.无论批评民主制度的人提出多少的诡辩来为专制主义制度开脱, 但事实是: 最近这一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专制政权, 可以保有超过80年以上和平和繁荣的发展历史.

中国民主化的道理不可能是那么平顺的 – 这几乎就是历史的宿命. 这一点台湾也不可能避免. 从1860年开始到现在的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 几乎每进步一点, 每前进一步, 都要以战争,和动乱和流血为代价. 台湾, 也注定是要和中国的这个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想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大可能的.我可以肯定地说: 中国的历史的进程, 无论如何都会对台湾发生影响. 而现在, 中国和台湾的历史又来到了一个流血动乱的分水岭上了.

很多中国的专制主义奴才们, 是报着准备 “看好戏”的心态来看待台湾的这场大选的.他们希望看到因为施行民主政治而出现流血动乱的台湾, 然后好将里面的全部悲剧都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本身,彻底否定民主政治的价值. 但我想提醒这些奴才们注意的是: 台湾能走到今天, 基本上她已经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 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或至少是半文明之间的转化. 在时间上, 至少要比中国大陆地区早了30-50年. 换言之,台湾的今天, 不过是30-50年以后大陆的明天罢了. 不同在于, 台湾人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大陆人大概还要等30年以后, 才有可能同样遇到. 没什么好值得幸灾乐祸的.

笑得太早, 只能说明大陆中国人至今混沌未开罢了. 况且大陆中国人, 也会有更大的, 不同的灾难在前头等待着他们.他们还远未达到脱离野蛮蒙昧状态的.

历史的进步, 当然是在迂回和曲折过程当中取得的.只是对中国人来讲, 这个代价非常之大. 我们今天反思一下台湾政治民主的试验, 或许可以为为后来的中国人, 多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吧.